士大夫集团尽管已经成为专制王朝的组织基础，但是他们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载体，社会文化秩序的维持者，依然保持了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党锢之祸”便是这种独立性的体现。桓帝、灵帝时期，寄生于皇权的宦者侯集团早已成为一股腐朽的政治势力，在他们的淫威之下，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渐激化，“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⑥。宦者侯势力急剧膨胀，“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⑦。专制皇权被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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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1125页。
② 范晔 《后汉书》，第947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947页。
④ 范晔 《后汉书》，第2239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2135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2522页。
⑦ 范晔《后汉书》，第2520页。
化，宦者侯掌控朝政，控制选举，“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①；“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②。宦者侯集团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赏罚由己、贪赃枉法，严重破坏了封建统治秩序，削弱了封建国家政权的统治效能，使政治更加黑暗，吏治更加腐败。政权中一个集团的力量变得相对强大，另一个集团的力量就会相应削弱，士大夫集团垄断政权的格局被打破，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日趋严重。
士大夫遂以各种方式展开对宦者侯的斗争，打击宦者侯势力。太尉杨秉与司空周景上书劾奏“牧守以下……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并奏免高乡侯中常侍侯览、东武阳侯中常侍具瑗。③司隶校尉李膺诛杀宦者侯中常侍张让之弟张朔，《后汉书•党锢列传》载：“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④ 司隶校尉韩演弹劾上蔡侯左忙及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二侯皆自杀。司隶校尉阳球处死冠军侯王甫及其子弟。北海相杜密，“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⑤。东海相黄浮诛杀武原侯中常侍徐璜之弟下邳令徐宣及其家属，“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栗”@。州从事朱震，上书揭发新丰侯中常侍单超之弟济阴太守单匡，并将其逮捕下狱。⑦东部督邮张俭上书揭发高乡侯侯览及其母罪恶，“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言罪状”⑧。
士大夫集团在与宦者侯势力激烈争斗的过程中，士之群体自觉意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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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2521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2526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1772～1774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2194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2198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2522页。
⑦ 范晔《后汉书》，第2171页。
⑧ 范晔《后汉书》，第2523页。
趋明确。清流士大夫与太学生，“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①。“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② 他们互相标榜，相互推重，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清流”政治势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舆论，并且联合郡国生徒，声势更为浩大。“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③，对宦者侯等“浊流”势力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士大夫集团对宦者侯势力的打击，导致了宦者侯势力的血腥报复。他们以皇帝最忌讳的“图危社稷”与“结党”诬陷并血腥镇压士大夫，导致两次党锢之祸的发生。第一次党锢之祸，始于延熹九年（166），宦官党羽河内张成“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④，河南尹李膺将其逮捕后，不顾赦令，将其处死，宦官侯遂教唆张成弟子牢修上书桓帝，“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⑤。桓帝下诏逮捕“党人”，李膺等二百人被下狱，后于永康元年（167）赦免，“禁锢终身”。第二次党锢之祸，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东部督邮张俭上书弹劾高乡侯侯览及其母罪恶，并毁掉侯家坟茔，没收其财产。高乡侯侯览授意张俭同乡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祗、宣靖、公绪恭为‘八顾’，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为‘八及’，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⑥。灵帝下诏急捕党人，“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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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2185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2186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2186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2187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2187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2188页。
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㝢、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①。“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桀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② 熹平五年（176），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之冤，灵帝大怒，将打击禁锢范围拓展至“党人”的五属。③士大夫集团受到沉重的打击，经学已无法挽救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士人的个体精神也随之衰落，士风日渐消沉。直至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方才赦免党人，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共同镇压黄巾起义。
表面上，两次“党锢之祸”是宦者侯集团与士大夫集团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本质上，是皇帝利用宦者侯集团对势力日益膨胀的士大夫集团进行打击与削弱，以加强风雨飘摇中的皇权。当然，宦者侯集团为打击行动提供了导火线，他们挟私报复，推波助澜，使“党锢之祸”不断升级。
宦者侯与士大夫集团由于政治利益之争而相互打击对方，但是总体来看，列侯与士人的融合为二者关系之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