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商业资本流入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贸易的数量较少”①，同后代相比，两汉的对外贸易还处于起步阶段。两汉对外贸易以西北陆路贸易为主，西南陆路及海上贸易为辅。从贸易形式上来说，可以分为朝贡贸易、互市贸易、走私贸易三种形式。朝贡制度起源于朝聘往来的对外交往模式，它是在外交这一最高层次上的基本活动模式。少数民族政权进贡的礼品与汉政权回赐的礼物是朝贡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是用经济的方式表达了汉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外国‘朝贡’以及朝廷相应的‘回赐’，显然是一种官方贸易。”② 作为朝贡制度下的一种官方贸易形式，朝贡贸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两汉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对于汉朝统治者而言，朝贡的道德价值是最重要的；对于少数民族政权来说，朝贡的物质价值是最重要的。朝贡贸易，从表面上看是互利共惠的，但对于两汉王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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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408页。
② [日] 松田寿男《绢马交易研究札记》，刘俊文主编，辛德勇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16页。
说，实质上是一种蚀本生意，对外贸易入超，致使汉王朝的黄金、铜币大量外流，“府库之藏，流于外国”①。两汉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甚至有时使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公元前3年，朝廷专为此事召开会议，大部分朝臣反对继续同匈奴保持这种朝贡关系，但扬雄激烈反对，认为汉从匈奴单于朝觐中所获得的政治利益要远远大于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②，通过给予匈奴经济上的好处可加强汉匈之间的君臣关系。朝贡对于少数民族政权来说则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从汉朝获取大量的财物赏赐，并且借着朝贡的名义，进入汉腹地进行贸易。
互市贸易是汉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一种重要的官方贸易形式。西北、北部关市确立于汉文帝时，“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③。汉朝经营的重心在西北、北部地区，关市多集中于此。汉武帝在征服西南夷后，“除边关，边关益斥”④，说明西南地区有关市。元鼎四年（前113），“（南越太后）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壹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⑤，说明亦存在南越关市。至东汉，匈奴西遁后，鲜卑、乌桓与汉朝的关市贸易逐渐频繁，光武帝“始复置校尉于上谷窜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⑥。两汉设立了严密的关津制度，对交易物品、交易场所、开放时间、互市人员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关市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经济层面，它还体现在更深层面的政治领域。用经济绳索羁縻控制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为西汉所首创。它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汉朝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攘攘），皆为利往。”⑦由于对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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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209页。
② 班固《汉书》，第3814页。
③ 班固《汉书》，第3831页。
④ 班固《汉书》，第2581页。
⑤ 班固《汉书》，第3854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2982页。
⑦ 司马迁《史记》，第3256页。
易之大利，“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①。同时，西北少数民族多为游牧民族，迁徙不定，逐水草而居，皆贵汉财物，视汉朝的铁器、丝绸、黄金、絮、米、酒为珍品，而汉朝也将蛮夷的特产视为“宝货”，“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圜，充于内府，而壁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②。这无疑刺激了走私贸易的发展。走私贸易时有发生，相关的限制条款越多，走私贸易越猖獗，商贾为逐利而“阑出边关”的事情屡见不鲜。至武帝时，仍然是“边塞未正，阑出不禁”③的局面，但是这种走私贸易亦为汉朝对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
列侯作为二十等爵中唯一的贵族爵，在汉代有自己的地域分布特点。全祖望在对《汉书》各侯表进行了认真梳理后，发现西汉存在边郡不封侯国的特征，《功臣侯表外戚恩泽侯表补正》“肥如侯”条曰：“案汉人分土，凡边郡及巴、蜀险恶之地皆不以封。”④《王子侯表封国考异补正》“羹颉侯”条曰：“案汉人分土，西不过西河、上郡，北不过涿郡、中山，其极边之地不以封。”⑤ 西汉不在边郡分封侯国是有现实原因的。根据西汉规制，列侯必须回到封国，还要定期至长安朝见皇帝，以及参加皇室的一些活动，只有得到皇帝的特许，他们才能留在长安。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留在长安的列侯，他们在封国的租税需转运至长安，以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如果侯国处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边郡，无论是列侯朝见皇帝，还是侯国转运租税，都是非常不方便的。同时，边郡地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开发程度低，且时常受到少数民族的侵扰，若将封国置于边郡地区，列侯本人也很难接受，不符合列侯爵奖功酬劳的本质属性。西汉不置侯国于边郡便很容易理解了。东汉亦奉行此制。侯国虽然地处内郡，与少数民族政权相距千里万里，但他们与对外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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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28页。
②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28页。
③ 班固《汉书》，第3914页。
④ 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5页。
⑤ 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2567页。
武帝北击匈奴，南灭南越，东击朝鲜，西通西域，平定西南夷，将更多的政权纳入朝贡体系中，以满足自己对外域奢侈品的欲望。同时，这些外域贡献的珍宝能够给皇帝带来荣誉，皇帝所拥有的外域珍宝越多，表示外域人对皇帝的统治越认可，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一些汉赋中会因珍贵的贡物而颂扬汉朝的统治。如每有外域政权贡献异物时，和帝便命班昭作赋颂扬，以满足自己的荣誉感。①
《汉书•西域传》赞曰：
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官，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壁，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②
外域贡献大量珍奇之物，皇帝为了笼络朝臣之心，团结统治阶级内部，亦赐予列侯群臣。如光武帝，“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③。
根据史料记载，列侯拥有大量的域外奢侈品。如乘氏侯梁冀府中，“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④。《后汉书•王符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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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2785页。
② 班固《汉书》，第3928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785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1182页。
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耕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古者必有命然后乃得衣缯丝而乘车马，今虽不能复古，宜令细民略用孝文之制。①
葛布为南越特产。虎魄，即琥珀，为圆宾及大秦国的特产。玳瑁为南海特产。这是王符对列侯贵戚之家奢侈生活的具体描述，足见列侯家里普遍拥有大量的外域珍奇之物。列侯死后，藏敛所用的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以及其他一些随葬玉器需要大量的玉石原材料。这些玉料一部分采自侯国境内，另一部分则从国外引进，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其中和阗玉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亦可见列侯对于外域奢侈品有着极大的需求。
皇帝对外域珍宝的赏赐，并不能够满足列侯们对于外域奢侈品的需求，列侯遂采取各种方式搜求外域奢侈品。列侯通过使者贸易、贾胡贸易、走私贸易、请托贸易、贿赂馈赠等方式，获得来源稳定的大量外域珍奇。使者贸易其实是朝贡贸易下的一种贸易形式。汉代官方的对外交往经常是通过民间的商贾来实现的。出使外域虽然有大利，但路途险恶。武帝时，宛“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②。宣帝时，“莎车王万年杀汉使者”③。汉廷的高官很少自愿出使，富有冒险精神的商贾便成为出使的首要人选，被赋予官方的使命。西汉所派出的外交使团中包含许多商贾，他们名为使节，实则为商队首领，与外域进行贸易，求得私利。《汉书•张骞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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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1635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3174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1282页。
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无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其使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①
外域朝贡国的进献使团亦包含大量商贾，《汉书•西域传》载：
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娇嫚，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惬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也。今县度之院，非圜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刀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丐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坑谷尽靡；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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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2695页。
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壹至云。①
罽宾商贾不惜冒生命危险，历尽艰险，辗转万里，借朝贡名义来到汉朝以获得大量的回赐，同时借以在汉地展开贸易。敦煌汉简第六二〇号简载：“□缯已毕即当复留以斗率随乌孙归十三匹即有物故官不出愿知匹卖家见在者高缯匹八百廿三匹立即更□受也□五。”② 简中有买卖缯的记载，“随乌孙归十三匹”，极有可能就是乌孙使团中的“行贾贱人人”买卖丝绸的活动。对于这些使者商人，汉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在西域通往汉地的沿途，“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③，“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④。至京师后大鸿胪总领其事，其属下行人、译官等具体负责接待工作。返回汉地的使节商贾与到达汉地的使团胡商带来了大量的外域奢侈品，如大宛的良马，康居、奄蔡的毛皮，月氏的毛毯、琥珀、珍珠、琉璃、珊瑚、海西布、大雀、狮子、大象、犀牛、夜光璧、骆驼、青金石、明月珠等，列侯集团便成为这些奢侈品的重要消费者。
在两汉，大量的胡人商贾进入中原腹地，西汉都城长安与东汉都城洛阳都有蛮夷邸，蛮夷邸成为胡商在长安、洛阳的寄居之所。东汉初年，长安城内就聚集了大量的“贾胡”，《东观汉记•杨正传》：“杨正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尹车过帐，胡牵车令拜。”⑤ 可见“西域贾胡”在长安数量众多，甚至有了自己的组织，以从事群体性的政治、经济活动。梁冀家有菟苑，“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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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3886～3887页。
② 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3页。
③ 班固《汉书》，第3873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2931页。
⑤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第379页。
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①。梁冀因一兔就在洛阳斩杀十几位胡商，亦从侧面反映了此时来洛阳贸易的胡商之多。《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傅子》曰：“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② 反映了东汉末洛阳及附近地区贾胡群集的情景。贾胡销售的一般是域外昂贵奢侈品，所以京师之列侯贵戚必然成为他们的主要贸易对象。
列侯直接派人进入少数民族政权境内进行走私贸易。孝景中二年（前148），宋子侯许九因为派人去匈奴境内购买禁物而被免侯。③五凤四年（前54），湘成侯益昌派人到境外购买价值数百万的奴婢、犀牛而被诛。④乘氏侯梁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⑤。
列侯通过请托边郡长官购买各种外域奢侈品。班固写信给远在西域为官的弟弟班超，为冠军侯窦宪请托购买地毯、月氏马、苏合香、羊毛纺织品等奢侈品。⑥护匈奴中郎将陈泰镇抚边境，“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⑦。
列侯通过贿赂馈赠获得大量的外域珍品。列侯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镶八枚”⑧。羌族豪强赠送张奂大量的马匹与金银器，尽管张奂廉洁律己，将金银器与马匹一概送回，但这种贿赂在边境已为惯例。《后汉书•宦者列传》注引《三辅决录注》曰：“（孟）伦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遗让，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⑨孟佗即通过赠送列侯张让西域葡萄酒而获得凉州刺史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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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1182页。
② 陈寿《三国志》，第624页。
③ 班固《汉书》，第588页。
④ 班固《汉书》，第656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1181页。
⑥ 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7页。
⑦ 陈寿《三国志》，第638页。
⑧ 范晔《后汉书》，第2138页。
⑨ 范晔《后汉书》，第2534页。
列侯在汉代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所需要的贵重货物和奢侈品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内容，他们是两汉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动力。客观上，他们促进了汉朝与外域政权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列侯在民族间的和平贸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民族间的战争与对抗中，列侯也颇具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