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宴饮秩序结构的动摇与破坏
皇权虽以宴饮构筑起了一个礼俗意义上的国家秩序结构，并尽最大可能地将宴饮控制在一元皇权之下，但即使是强大的皇权也不可能完全控制臣民的宴饮，“宫室舆马，衣服器械，丧祭食饮，声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②。统治阶级“在酒禁的过程中往往又用舍由情”③，皇帝自己也经常突破这个限制，"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赏赐累巨万。文帝常燕饮通家，其宠如是”④。在宴饮中，醇酎醪醴，金鼎玉杯，珍馐玉馔，精彩的歌舞百戏表演，极大地满足了统治阶级的奢侈欲望。另外，宴饮对于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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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2237页。
②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349页。
③ 刘军、莫福山、吴雅芝《中国古代的酒与饮酒》，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16页。
④ 班固《汉书》，第2100～2101页。
级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媒介，所以这些带有私权性质的宴饮承载了更多的功用。正是这些私权意义下的宴饮，不断地动摇、破坏着公权宴饮中的国家秩序，皇权对宴饮的支配权大为削弱。
1. 宴饮与势力集团
“礼者，所以节义而没不逻。故飨饮之礼，先爵于卑贱，而后贵者始羞，殽膳下浃而乐人始奏。觞不下遍，君不尝羞；殽不下浃，上不举乐。故礼者，所以恤下也。”① 宴饮之礼的本质特点在于体恤下情，聚拢人心。御史大夫张汤经常宴饮宗族宾客，以聚其心，《汉书•张汤传》载：“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交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② 元帝傅昭仪为人颇有才略，善于利用宴饮交结皇帝左右，形成自己的宫廷势力集团，“下至宫人左右，饮酒酹地，皆祝延之”③。河内太守周景为拓展自己的政治人脉，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每年都宴请新举之孝廉，“子弟中外，过历职署，逾于所望”④。官僚贵族们利用宴饮构筑并且维系了自己的势力集团，在每个势力集团内部，形成了“二重君臣”的关系。这种私权性质的势力集团与公权意义上的国家秩序产生了对立，不自觉地成了国家秩序的离心力量。
2. 宴饮中的密谋
官僚贵族们多利用宴饮进行密谋，直接或间接破坏了国家秩序结构，甚至威胁这一结构的中心——皇权。《汉书•刘屈氂传》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诺。”师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设宴饮焉。”⑤ 贰师将军李广利联姻丞相刘屈氂，李广利出征，刘屈氂渭桥设宴，二人密谋相约，拥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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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5页。
② 班固《汉书》，第2639页。
③ 班固《汉书》，第4000页。
④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235页。
⑤ 班固《汉书》，第2883页。
3. 宴饮中的行刺
在宴饮中，觥筹交错，男女杂座，六博投壶，罗襦长袖，此时的人最容易被麻痹，警戒性比较差，便于行刺。这是宴饮在政治权力斗争中的妙用，是铲除异己最直接的手段，所以宴会刺杀在两汉屡试不爽，成为两汉宴饮的一大特色。
吕后在宴饮中试图除掉“王七十余城”的刘邦长子齐王刘肥，以解除其对惠帝皇位的威胁，《史记•吕太后本纪》载：“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皆来朝。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太后怒，乃令酌两卮鸩，置前，令齐王起为寿。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详醉去。”① 上官桀、上官安、盖长公主、桑弘羊等人为打破霍光独大的权力格局，“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②。
4. 宴饮与中央权力格局之转变
宦官专权的源头亦可以追溯到宴饮。“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③武帝时专制皇权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作为皇权附庸的宦官势力开始抬头。因为武帝经常在后宫举行宴饮，活跃于内廷的宦官势力受到重用。武帝设置中书谒者令，以宦官充任，出纳诏令及掌管机要。中书令的设置，从制度上来说，开创了宦官典领中枢的先河，这是两汉宦官制度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为后代宦官专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模式。
5. 宴饮加剧了阶级矛盾
两汉时期豪门贵族以奢侈为荣，竞事奢靡，公私宴饮，莫不“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以追求异味奇珍为乐事，崇尚口腹之欲，山珍海味，无不餍饱。早在西汉初年，尽管“齐民无盖藏”，依然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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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迁《史记》，第398页。
② 班固《汉书》第2936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2508页。
住统治阶级奢靡宴饮的脚步。陈平为了报答陆贾的谋划之功，“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①。伴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土地兼并的盛行，统治阶级所掌握的社会财富极度膨胀，奢靡之风日甚一日。武帝的姑姑馆陶长公主宴请汉武帝，武帝因为担心自己的从官众多，若在府中宴请，自己的姑姑无法负担宴请的费用，于是先行赏赐一千万，宴饮完毕之后，馆陶长公主又赐给列侯从官大量的金钱杂缯。东汉和、桓帝时期，皇帝和后宫的宴饮开支每年达两万钱②，相当于东汉两万户中等民户的家产。
“夫酒以成礼，过则败德”③，豪门权贵“饮酒沉湎，以夜继昼”④，而且他们奢靡的宴饮生活不因饥荒而有所收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⑤，而“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纻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⑥。朱门之外，则发生了“岁恶饥饿”的惨剧。据统计，秦汉四百年间共发生了419次自然灾害，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饥荒。⑦“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皇室及贵族的侈糜饮食，完全是建筑在人民的血肉之躯上的"⑧。早在昭帝时期，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建议将宴饮的规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缓和阶级矛盾，以图长治久安：
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淫，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嬴，止则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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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迁《史记》，第2701页。
② 范晔 《后汉书》，第422页。
③ 陈寿《三国志》，第1406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1779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1648页
⑥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351页。
⑦ 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⑧ 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史》，第315页。
不华，养生适而不奢，大臣正而无欲，执政宽而不苛故黎民宁其姓，百吏保其官。①
在统治阶级所举行的私权宴饮中蕴含了诸多动摇国家秩序的因素，宴饮中势力集团的形成，宴饮中的政治密谋，宴饮中的暗杀行刺，宴饮所导致的中央权力格局之变化，宴饮导致的阶级矛盾等，无不腐蚀、动摇、破坏了国家秩序。这种国家秩序首先是由于皇帝的主观原因而遭到破坏，助长了离心势力的发展，典型者如汉成帝，“乌集醉饱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溷肴亡别，闵勉遁乐，昼夜在路”②。
四 余论
由于宴饮中的礼仪所具有的这种秩序结构性，皇权试图将宴饮限制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以赐酺、赐牛酒、朝贺宴饮、封爵宴饮等公权宴饮为媒介建立了公权性质的国家秩序，但是这个礼俗意义上的秩序结构是不稳定的，它并不是严密的政治等级制，宴饮本身就具有破坏这一秩序的因素。两汉初年，皇权强盛，皇帝举行的公权宴饮不断增多，国家秩序得到了强化；两汉末年，皇权衰微，统治阶级举行的公权宴饮逐渐减少，私权宴饮则逐渐增多，最终导致这一国家秩序分崩离析。汉代宴饮陷入二律背反定律之中，它既塑造了公权意义下的国家秩序，同时它又腐蚀、动摇、破坏这一秩序。皇权最终陷入了一种矛盾的状态，它要维护这一国家秩序，却又不自觉地破坏了这一秩序。事实表明，汉统治者无力靠自身力量克服上述矛盾，只有凭借外力，即改朝换代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东汉一朝，自和帝之后，史籍之中再也没有出现赐酺、朝贺宴饮、封爵宴饮的记载了。东汉灭亡之后，经过三国分立，西晋完成了全国的统一，统治者又通过宴饮着手构建礼俗意义上的国家秩序了。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月“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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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334页。
② 班固《汉书》，第1368页。
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恤孤老困穷”①。晋武帝又综合各代的朝贺礼仪，制定了新的朝贺宴饮礼仪，即“元会仪”，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② 新的国家秩序结构因此得以重建。由于其秩序结构性，宴饮为历朝历代所重视，统治者通过宴饮不断地重建与维护礼俗意义上的国家秩序结构，一直到清代，依然举行赐酺宴饮。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癸丑，上还驻杭州。阅骑射，赐将军以及官兵大酺”③。由封建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任何典章制度都必须符合皇权的利益，而宴饮所创立的国家秩序结构与封建的政治经济结构并无重大相悖之处，故能延续二千年之久。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年之王朝循环，专制皇权体制之长存，与宴饮秩序结构有着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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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房玄龄等《晋书》，第71页。
② 房玄龄等《晋书》，第649页。
③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7页。
参考文献
一 典籍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汉〕蔡邕《独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汉〕崔建著，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汉〕贾谊著，〔清〕卢文昭校《贾谊新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汉〕刘向编订，明洁辑评《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汉〕刘向撰，赵仲邑注《新序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汉〕徐干撰，黄素标点《中论》，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年。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汉〕袁康、吴平辑录，俞纪东译注《越绝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晋〕常骤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晋〕葛洪《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唐〕房玄龄注，刘绩补注《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唐〕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唐〕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宋〕程颐、程颢《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宋〕洪迈《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宋〕洪适《隶释 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宋〕熊方等《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宋〕徐天麟《西汉会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明〕董说《七国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明〕宋应星著，管巧灵、谭属春整理注释《天工开物》，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清〕梁玉绳等撰，吴树平等点校《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清〕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清〕俞正燮撰，涂小马等校点《癸巳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清〕赵翼撰，曹光甫校点《廿二史鹤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
[日]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苏凤捷、程梅花注说《墨子》，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薛安勤、王连生注译《国语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姚小鸥《诗经译注》，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
曾振宇、傅永聚注《春秋繁露新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张双棣等译注《吕氏春秋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
郑文《扬雄文集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四部备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二 论著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
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3年。
董平均《出土秦律汉律所见封君食邑制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
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冯尔康、阎爱民《中国宗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编，东北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译《战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动态》，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
何介钧、张维明《马王堆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年。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
劳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廖伯源《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7年。
廖伯源《秦汉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
刘俊文主编，辛德勇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罗庆康《长沙国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北京：中国书店，2002年。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孟祥才《秦汉人物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
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萨孟武《中国社会政治史》（一），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
史云贵《外朝化、边缘化与平民化——帝制中国“近官”嬗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台湾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杨师群《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于振波《简牍与秦汉社会》，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张维华《汉史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
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集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日] 富永健一著，董兴华译《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日] 守屋美都雄著，钱杭、杨晓芬译《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日] 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译《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日]泽田勋著，王庆宪、丛晓明译《匈奴——古代游牧国家的兴亡》，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
[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杨品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美]F.J.古德诺著，王元、杨百朋译《政治与行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法] 阿尔弗雷•索维《人口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德] 卡尔•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年。
[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三 论文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巴新生《汉初郡国并行政体试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6期。
曹旅宁《从张家山汉律说汉初列侯的政治经济权益》，《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陈苏镇《东汉的豪族与吏治》，《文史哲》2010年第6期。
陈苏镇《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董平均《汉武帝下推恩令非元朔二年考》，《首都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董平均《文景时期的分国与削藩探微》，《天中学刊》2003年第1期。冯辉《汉代封国食邑制度的性质》，《求是学刊》1983年第6期。
冯佳《西汉外戚与西汉政治》，《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嘎尔迪《匈奴文化与蒙古文化的共性述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古永继《“文、景分国为削藩”辨》，《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2期。
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文史哲》1956年第7期。
韩连琪《论两汉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二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考古》1980年第5期。
何浩《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柯志强《贾谊、晁错、主父偃削藩主张之比较》，《滁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库晓慧《从汉初郡国并行制的演变看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沈阳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劳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冷鹏飞《西汉前期的郡国并行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求索》1988年第5期。
李军《论东汉士人阶层的政治权力基础》，《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李俊方《汉代诸侯朝请考述》，《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刘敏《西汉食邑贵族的不同身分和邑入内容》，《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
刘敏《承袭与变异：秦汉封爵的原则和作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刘敏《秦汉时期编户民对皇权的崇拜与依赖》，《历史教学》2008年第16期。
刘敏《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刘敏《重释“高帝五年诏”中的爵制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刘鸣《“白马之盟”真伪辨》，《秦汉研究》2012年第6辑。
刘修明《东汉宦官集团的社会基础》，《史林》1986年第1期。
刘修明、曹莉芳《东汉外戚集团和皇权土地所有制》，《史林》1987年第1期。
隆尧县文物保管所《河北隆尧县出土刻花贴金玉片》，《文物》1992年第4期。
栾保群《由西汉外戚专政谈外戚与皇权的关系》，《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秦学颀《汉武帝与外戚政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秦学颀《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唐德荣《论郡国并行体制的特点》，《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唐德荣《郡国并行体制积极作用的阶段论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唐赞功《一代功臣侯的荣辱兴衰——对“高祖功臣侯者”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汪高鑫《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王彦辉《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魏良弢《西汉三十税一和献费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夏增民《刘邦与其功臣集团关系析论》，《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谢忠樑《两汉的食封制度》，《文史哲》1958年第3期。
谢忠樑《关于两汉食封制度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3期。
阎盛国《再论“击匈奴降者赏令”及其颁布时间》，《宁夏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杨曾文《试论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文史哲》1978年第3期。
尹建东《汉代“抑豪”政策的变迁与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第8期。
岳庆平《主父偃献策推恩与汉武帝下推恩令应为元朔二年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岳庆平《西汉景武时期的削藩及其后果》，《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
岳庆平《主父偃献策推恩后“王子毕侯”质疑》，《齐鲁学刊》1985 年第5期。
张森年《“白马之盟”盟词辨说》，《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赵沛《试论“白马之盟”与汉初政治模式的建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赵玉洁《我看西汉削藩三部曲》，《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郑洪春《陕西新安机砖厂汉初积炭墓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0 年第4期。
周振鹤、周翔鹤《西汉献费考》，《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
[日] 高村武幸撰，杨振红编译《2006年日本的战国秦汉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
[日] 栗原朋信《关于两汉时代的官民爵》，《史观》二•二三册、二六•二七册，早稻田大学史学会，1930、1931年。
四 学位论文
陈虹君《东汉皇后及其家族之研究》，台湾嘉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冯和林《西汉列侯的性质与法律地位》，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韩亚男《东汉列侯的等级、绍封及传袭特征探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苏俊林《西汉列侯的社会史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张欣《汉代豪族入仕问题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赵亮《论卫霍外戚集团与西汉中期政治》，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周思佟《刘邦集团军功爵制考论》，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后 记
本书是我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2011年，我进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刘敏教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2012年春天，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开始围绕汉代列侯课题搜集资料，2014年春撰成学位论文初稿，并于夏天顺利通过答辩。参加工作后，在老师、同事们的建议下，我又对博士论文进行了一些局部性的修改，完成了这部书稿。这部书稿是师长、家人支持、鼓励的成果，也是对自己多年求学生涯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在这部书出版之际，首先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刘敏教授。在刘门问学的三年时间里，老师在学业、生活上给了我母亲般的关怀。老师学识渊博、为人宽宏、治学严谨，她时常告诫我，博士三年如白驹过隙，千万不能将学业荒废。在南开学习期间，我丝毫不敢懈怠，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研究能力，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上。
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于2012年初与老师的一次交谈。老师说到，汉代诸侯王、列侯有很大的不同，学术界主要关注诸侯王，而对列侯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将列侯阶层作为一个课题加以研究很有必要，建议我选这个题目。在我的写作过程中，老师多次对论文的结构、内容、观点等提出具体的建议，并时常提醒我关注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初稿完成之后，老师又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大到文章的观点，小到错别字、标点符号的使用，令我十分感动。此外，老师在为人处世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老师经常说，史学研究的大忌就是故步自封，让我多向别的老师请教，多跟同学们交流。同时，老师在生活上也对我关怀备至。可以说，我在南开点滴的进步，都是与老师分不开的。
山东师范大学的安作璋先生是我的学术启蒙老师。还记得刚读研一的时候，安先生不弃我愚钝，收我于门下，又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要求我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重要典籍。三年中，我分类抄录了大量的卡片，打下一定的基础。在学术上，先生要求我做学问首先要调查研究，了解行情，对所要研究领域的学术史及发展趋向应有充分的了解，并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加以补充，及时掌握国内外学术界的动态，这样才能将主要力量放在前人还没有涉及或没有解决的问题上，从而将这个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读书看文章，除了了解书和文章的内容，还应琢磨作者的思路，比如，他们是怎样提出问题，又是怎样解决问题的？怎样布局谋篇？层次如何安排？又是怎样表述的？因此，要多读一些经典著作或范文，认真研究史学大家们都是怎样写书、写文章，怎样研究问题的。先生还时常教导我，凡是真正做学问的人，都主张三勤，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读博之后，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在博士论文选题和撰写中，先生也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可以说，是先生将我领入史学研究的殿堂。此外，还要感谢陈有今师母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
读博期间，南开大学常建华、姜胜利、阎爱民、李治安、夏炎等诸位教授也给予我诸多关爱。在2014年5月底的博士论文答辩中，答辩委员会的秦进才先生、牛润珍先生对拙文提出了一些精到的修改意见，使文章增色不少，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此外，山东师范大学的朱亚非教授、秦永洲教授，张仁玺教授，齐鲁师范学院的刘德增教授，南京大学的张晋教授，多年来一直对我多有帮助、提携，在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