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三条记载可知，孙程等人于崇德殿集合，然后进入章台门，至“省门下”，杀江京、刘安、陈达，胁迫李闰出宜秋门，至德阳殿，于西钟下立顺帝。刘安是黄门令，“主省中诸宦者”。〔2〕而东汉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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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249、2515—2517页。
〔2〕《续汉书•百官志三》，《后汉书》，第3594页。
令所主之“省”，是皇帝生活起居和日常办公之处，在北宫便是以章德殿为主的一个建筑群。〔1〕因此，刘安等人被杀之处应是章德殿前外院门内。北宫有章台殿，但孙程等所入“章台门”显然不是章台殿之门，而是介于崇德、德阳二殿与章德殿之间的一道宫墙的门。孙程等由章台门入，由宜秋门出，可见宜秋门是这道墙的另一座门。苗光知道事发当在“今暮”，但不知具体时间，也未在崇德殿与孙程等会合。汉代制度昼漏尽，夜漏起，“省中用火”，〔2〕即点灯。苗光于“漏尽”时入章台门，正是履行“直事通灯”的职责入省点“灯”。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入门前“留剑置外”，见孙程等携刃而来，才返回取剑。这一细节表明，章台、宜秋等门禁卫等级甚高，正常情况下连“给事禁中”的中黄门也不能带剑进入。苗光“得剑，欲还入，门已闭”，只得到宜秋门外等候。章台、宜秋等门被关闭，可能是孙程等人为封锁消息、控制局面而采取的措施。事后顺帝论功行赏，人没入章台门也是条件之一。可见这道门的重要性非同一般。由此推测，章台、宜秋等门可能是“禁门”，其内便是“禁中”。南宫的情形无从考证，依情理推之，在云台、嘉德二殿和玉堂殿之间，应该也有一道“禁门”。
《太平御览》卷二四一引《东观汉记》曰：“明德太后姊子夏寿等，私呼虎贲张鸣与敖戏争斗。上特诏曰：‘尔虎贲将军，蒙国厚恩，位在中臣，宿卫禁门……今者反于殿中交通轻薄。虎贲，兰内所使，至命欲相杀于殿下，不避门内……此皆生于不学之门所致也。’”〔3〕“夏”应为“贾”之讹。虎贲将军即虎贲中郎将。〔4〕马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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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本书《东汉的“东宫”和“西宫”》。
〔2〕《文选》卷五六陆佐公《新漏刻铭》李善注引卫宏《汉旧仪》曰：“昼夜漏起，省中用火。”“昼”下脱“漏尽”二字。《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851页上栏。〔3〕《太平御览》，第1141页下栏。
〔4〕《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载伦上疏曰：“虎贲中郎将窦贤，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闼。”（第1400页）《后汉纪》卷一一《章帝纪上》载此疏作“虎贲将军窦宪”。（第215页）
为明帝贵人时，其“前母姊女贾氏亦以选入，生肃宗”。〔1〕贾寿应是章帝生母贾氏的兄弟，以外戚任虎贲中郎将。章帝称其“位在中臣，宿卫禁门”，又斥其欲使虎贲“相杀于殿下”。这透露出虎责不仅在朝会时负责“殿中”陛卫，还要“宿卫禁门”。《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延熹五年（162年）四月戊辰，“虎贲掖门火”。〔2〕所谓“虎贲掖门”，应指由虎贲守卫的门，可能也是一座“禁门”。不过，虎贲守卫“禁门”应限于门外，门内的宿卫当由宦官负责。《续汉书•百官志三》少府条“中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冗从，居则宿卫，直守门户。”〔3〕中黄门冗从所“直守”的便是“禁中”门户，应包括“禁门”。
东汉史籍中还常见“省中”概念。综合相关记载，“省”似指以“某某殿”为中心构成的院落。此类院落通常有内外两个庭院，外院大门多称“省门”“省户”，内院小门则称“省閤”“省闼”。〔4〕南北宫“禁中”区域内供皇帝、后妃、太后等居住的院落都称“省”。前引《续汉志》所言黄门令“主省中诸宦者”，即指皇帝之“省”。《后汉书》卷三四《梁统传附梁冀传》桓帝谋诛冀，冀“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卷五五《清河王庆传》和帝“特亲爱庆”，帝居北宫章德殿，“庆得入省宿止”。〔5〕张恽、刘庆入宿的都是皇帝之“省”。同书卷六九《何进传》：“进入长乐白太后”，宦官疑其“歘入省，此意何为”。卷七八《宦者孙程传》程等发动政变，拥立顺帝，“阎显时在禁中”，欲“以太后诏召越骑校尉冯诗”，于是“诱诗入省”，阎景则“遽从省中还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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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上》，第409页。
〔2〕 同上书，第309页。
〔3〕 同上书，第3594页。
〔4〕参本书《说“殿”》。
〔5〕《后汉书》，第1186、1800页。
收兵”。〔1〕何进、冯诗所入，阎景所出，都是太后之“省”。同书卷一〇《皇后纪上》邓贵人有疾，和帝令其“母兄弟入视医药，不限以日数”，邓氏推辞曰：“宫禁至重”，不宜“使外舍久在内省”。〔2〕贵人所居当然是后妃之“省”。
此外，南北两宫的德阳、崇德、嘉德诸殿位于“禁外”，但也称“省”。《何进传》宦官“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坐省闼……斩进于嘉德殿前”。《续汉书•五行志一》：“何进谋尽诛中官，中官觉，于省中杀进。”〔3〕张衡《东京赋》：“九龙之内，寔曰嘉德。”〔4〕是嘉德殿所在院落为“省”，殿前的九龙门称“省闼”。〔5〕同书《五行志五》刘昭注引干宝《搜神记》：“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洛阳市令淳于冀曰：‘蛇有麟，甲兵之象也。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诛也。’”〔6〕是德阳殿在“省中”。《后汉书》卷三六《张霸传附张陵传》：“官至尚书。元嘉中，岁首朝贺，大将军梁冀带剑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贲夺冀剑。”〔7〕桓帝此时居北宫，岁首朝贺当在德阳前殿。是梁冀所入之“省”乃德阳前殿。《后汉书》卷六《顺帝纪》顺帝即位后，“遣使者入省，夺得玺绶……收阎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耀、执金吾晏，并下狱诛。”〔8〕《后汉纪》载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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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2251、2515页。
〔2〕同上书，第419页。
〔3〕同上书，第2251、3260页。
〔4〕《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57页下栏。
〔5〕《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袁）术烧南宫九龙门”（第2252页）。袁宏《后汉纪》载此事作“袁术烧南宫青琐门。”（第496页）《三国志》卷六《袁绍传》作“术将虎贲烧南宫嘉德殿青琐门。”（第189页）据此，九龙门就是青琐门。《汉书》卷九八《元后传》：“曲阳侯根骄奢僭上，赤墀青琐。”注引孟康曰：“以青画户边镂中，天子制也。”又引如淳曰：“门楣格再重，如人衣领再重，里者青，名曰青琐，天子门制也。”师古曰：“孟说是。青琐者，刻为连环文，而青涂之也。”（第4026页）既是天子门制，当不限于九龙门，大概天子殿前内院正门都是青琐门。
〔6〕《后汉书》，第3344页。
〔7〕 同上书，第1243页。
〔8〕 同上书，第250页。
作“使御史诣崇德殿，收显等亲族下狱诛。”〔1〕是崇德殿所在院落亦称“省”。云台殿应当也在“省”中，唯未见其例。《续汉书•礼仪志中》载“大傩”逐疫之仪曰：“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啧陛卫。乘舆御前殿……因作方相与十二兽。灌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2〕仪式所及区域包括“禁中”和“前殿”，则“前、后省”当分指禁外、禁中之“省”。
值得注意的是，“省”中事务皆由宦官负责。《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载何太后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同卷《窦武传》载武曰：“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典门户，主近署财物耳。”同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秉传》载秉奏曰：“臣案国旧典，宦竖之官，本在给使省闼，司昏守夜。”〔3〕故东汉人有时以“省内”指称宦官。《何进传》进谋诛宦官，其弟何苗劝阻曰：“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富贵……宜深思之，且与省内和也。”卷七四上《袁绍传》绍“爱士养名……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不知此儿终欲何作。”〔4〕文中“省内”皆指宦官。
六 上述布局对政治的影响
东汉的尚书台，与西汉相比，人员更多，权力更大，已成为皇帝与公卿百官及天下吏民之间的信息中枢。上传皇帝的信息大多要通过尚书的审查、筛选和处理。皇帝的命令或意旨向下贯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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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宏：《后汉纪》，第337页。
〔2〕《后汉书》，第3127、3128页。
〔3〕同上书，第2249、2242、1774页。
〔4〕同上书，第2250、2373页。
例也要通过尚书。对皇帝而言，尚书是他行使权力的工具；〔1〕而在臣民眼中，尚书是皇帝的“喉舌”，发出的都是“王命”。〔2〕东汉的“殿中”，以尚书台为中心，加上朝堂、侍中寺、兰台、谒者台等机构，使中央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于皇帝手中。但皇帝生活起居和日常办公都在“禁中”，与尚书台等“殿中”机构相距较远，中间还隔着一道“禁门”。这又为皇帝同“殿中”官员及公卿大臣的沟通带来不便，而为宦官介入其间创造了条件。
东汉初年，皇帝身边便常见宦官的身影，但光武、明帝勤于政事，其弊端尚未暴露出来。史载光武“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明帝亦“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公卿数朝会，每辄延谋政事，判折狱讼”。〔3〕二帝对尚书的掌控也很严。光武甚至直接干预尚书台内部的工作安排。如尚书郎冯勤“以图议军粮，在事精勤，遂见亲识”，又“使典诸侯封事……莫不厌服”，光武“益以为能，尚书众事，皆令总录之”。〔4〕明帝则常常亲至尚书，甚至“夜入台”。 〔5〕尚书令宋均“尝删剪疑事”，明帝“以为有奸，大怒，收郎缚格之。诸尚书惶恐，皆叩头谢罪”。〔6〕皇帝每日“视朝”，经常“朝会”，与尚书等殿中官员和公卿大臣共同处理政务，宦官便无从插手。章帝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不仅侍中、黄门侍郎“出禁外”，朝会也减少了。蔡邕问胡广“群臣朝见之仪”，广曰：“旧仪，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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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96—99页。
〔2〕《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尚书亦为陛下喉舌……出纳王命，赋政四海。”第2076页。
〔3〕《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5页卷二《明帝纪》，第124页卷二六
《牟融传》，第916页。
〔4〕《后汉书》卷二六《冯勤传》，第909—910页。
〔5〕同上书，卷四一《钟离意传》，第1411页。
〔6〕同上书，卷四一《宋均传》，第1413页。
以其频，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后复以六月朔盛暑，省之。”〔1〕蔡邕曾“师事太傅胡广”，胡广“为太傅”则在灵帝初，〔2〕故胡广说这番话的时间应在灵帝时。然胡广于安帝时入仕，“历事六帝”，〔3〕所称“先帝”难以确定指谁。“少博学”的蔡邕向胡广问及此事，说明上述变化发生较早，只有胡广这样的老人才知道。
事实上，自和帝以降，连续出现少帝即位、太后临朝的局面。太后常与外戚在“禁中”制定决策。如和帝初，窦太后临朝，窦宪“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和帝崩后，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常居禁中”安帝崩后，阎太后临朝，“与（阎）显等定策禁中”，立少帝桓帝崩，窦太后临朝，“拜（窦）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4〕同时，太后“以女主临政”，不便与殿中官员和公卿大臣同堂议事，又“不得不委用刑人”。〔5〕于是，能在禁中“顾问应对”和“关通中外”的中常侍、小黄门便派上了用场。桓帝时，尚书朱穆说“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6〕久而久之，形成禁中决策机制。《后汉书》卷六《顺帝纪》永建元年（126年）九月，“初令三公、尚书入奏事”。〔7〕卷三七《桓荣传附桓焉传》：“顺帝即位，拜太傅……入授经禁中，因燕见，建言宜引三公、尚书入省事，帝从之。”〔8〕尚书本在殿中，“入奏事”或“入省事”当然是入“禁中”。顺帝一朝无当权外戚，但禁中决策机制已成，故令三公、尚书入禁中参预决策。顺帝崩后，外戚、宦官当政，此令肯定废止了。故桓帝时，太尉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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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蔡邕曰，《后汉书》，第3131页。
〔2〕《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第1980页卷八《灵帝纪》，第329页。
〔3〕同上书，卷四四《胡广传》，第1510页。
〔4〕同上书，卷二三《窦融传附窦宪传》，第813页；卷一六《邓禹传附邓骘传》，第612页卷六九《窦武传》，第2241页。
〔5〕《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序》，第2509页。
〔6〕同上书，卷四三《朱晖传附朱穆传》，第1472页。
〔7〕同上书，第251页。〔8〕同上书，第1257页。
蕃上疏曰：“陛下深宜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1〕袁宏《后汉纪》载此事，亦有“引纳尚书朝省之事”一句，〔2〕其意似指像顺帝那样引尚书入禁中处理政务。
少帝与宦官的关系更加紧密，所谓“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3〕在和、顺、桓诸帝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的政变中，宦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进一步增加了皇帝对宦官的依赖，使宦官在禁中决策中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和帝亲政后，宦官郑众“常与议事”。史称“中官用权，自众始焉。”顺帝、桓帝时，曹腾“为小黄门，迁中常侍”，“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及单超等人助桓帝诛外戚梁氏后，宦官权势更盛。史称“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4〕灵帝初年，宦官打败了外戚窦氏。其后，宦官与外戚何氏角力时也占据上风。可见，宦官已成为影响皇帝和禁中决策的主要势力。其中“给事省闼”的中常侍、小黄门尤为重要。《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附冯豹传》：“拜尚书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报，常俯伏省阁，或从昏至明。肃宗闻而嘉之，使黄门持被覆豹，敕令勿惊。”〔5〕《太平御览》卷一八五引《汉官典职》曰：“阁下大屏称曰丹屏，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6〕“阁”应作“閤”。是尚书郎向皇帝奏事只能到“省閤”下。省閤之内，则由小黄门负责传递，中常侍协助处理。《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曰：“黄门、常侍权重日久”“中官在省闼者或数十年，封侯贵宠，胶固内外”〔7〕。中常侍、小黄门正是因为“给事省闼”，介于尚书和皇帝之间，所以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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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第2165页。
〔2〕袁宏《后汉纪》，第426页。
〔3〕《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序》，第2509页。
〔4〕同上书，卷七八《宦者传》，第2512、2513、2519、2520页。
〔5〕同上书，第1004页。
〔6〕《太平御览》，第900页下栏。
〔7〕《后汉书》，第2248、2249页。
有鉴于此，何进、袁绍谋诛宦官时，打算“尽诛诸常侍以下，选三署郎入守宦官庐”，〔1〕并令虎贲中郎将袁术“选温厚虎贲二百人，当入禁中，代持兵黄门陛守门户”。〔2〕其后，宦官被诛，献帝即位，果然用郎官取代了宦官。《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初令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以补宦官所领诸署。”《献帝起居注》所载更详“诸奄人官，悉以议郎、郎中称，秩如故”，又“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侍中、给事黄门侍郎一度接替了原来中常待、小黄门的职掌。不久，由于“侍中、侍郎出入禁闱，机事颇露”，司徒王允“乃奏比尚书，不得出入，不通宾客”。〔3〕但这只是暂时的反复，不久便出现了士人出任的散骑之职。《三国志》卷二《文帝纪》延康元年（220年），曹丕即魏王位后立刻下令“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4〕此令专门针对宦官问题，且异常郑重其事。《晋书》卷二四《职官志》：“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魏、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5〕《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所载同。“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一句，提供了重要信息，表明新设的散骑常侍、散骑侍郎，是用来取代中常侍、小黄门的。故任散骑者可能仍值宿禁中，职掌也仍与侍中、黄门侍郎有所重叠。〔6〕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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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第2251页。
〔2〕《三国志》卷六《袁绍传》，第189页。
〔3〕《续汉书•百官志三》注引《献帝起居注》，《后汉书》，第3594页。
〔4〕《三国志》，第58页。
〔5〕《晋书》，第733页。
〔6〕参本书《魏晋洛阳宫主要行政机构的分布》。
中篇小结
东汉的皇宫有南北二宫，分别位于洛阳城南部和北部。皇帝或居南宫，或居北宫。二宫整体皆呈“巨”形，南、东、北三面，外有宫墙，内有殿墙。宫门共有八座。南宫有南门、东门、北门和玄武门。北宫有北门、东门、南掖门和南阙门。玄武门和南阙门是两宫的正门。皇帝所居之宫的正门设有公车机构，由公车司马令掌管。其余七门皆由宫门司马守卫。南宫南屯司马除南宫南门外还兼掌洛阳平城门。二宫西面的宫墙和殿墙是一道墙，无宫门，由殿门出入。北宫的殿门有南面的端门，西面的神虎门，东面的云龙门。南宫殿中的南门亦称端门，西门称白虎门，东门失载，应为青（苍）龙门。殿门由五官并左、右中郎将所领三署郎守卫。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领虎贲郎、羽林郎负责殿中宿卫和陛戟。
南北二宫的殿中，各有“东宫”和“西宫”。北宫的“东宫”以德阳殿为前殿，殿前有崇贤门。“西宫”以崇德殿为前殿，殿前有金商门。由此构成两个独立的内院，其外是由端门、神虎门、云龙门构成的外院。南宫的“东宫”以云台殿为前殿，殿前之门失载。“西宫”以嘉德殿为前殿，殿前有九龙门。也构成两个独立的内院，其外是由端门、白虎门和名称失载的东门构成的外院。朝堂、尚书台、侍中寺、兰台、符节台、谒者台等殿中机构及光禄勋所属诸郎署皆在外院。北宫德阳殿后有章德殿等建筑，南宫云台殿后有玉堂殿等建筑，北宫崇德殿后和南宫嘉德殿后也有其他建筑。章德、玉堂等殿与前殿之间有墙相隔，墙内是“禁中”，由章台门、宜秋门等“禁门”出入。
东汉皇帝例居“东宫”，皇太后皆居“西宫”。东汉前期，光武、明、章三帝年富力强，大权独揽，太后不曾临朝，外戚也无由干政。但和帝即位时，年仅十岁，不能亲理朝政，遂由窦太后临朝称制，代和帝行使权力。窦氏居“西宫”，与和帝所居“东宫”比肩相邻，可十分方便地实现最高权力的切换，继续通过殿中的尚书、侍中等机构管理朝廷政务。其后，东汉不断有小皇帝即位，太后居“西宫”临朝称制之事遂反复出现。太后依靠父兄处理政务，并大量任用子弟亲属担任要职，由此形成外戚专权局面。当权外戚大多张狂跋扈，并干预朝廷选举，四处安插宾客党羽，对朝政和吏治造成破坏。“东宫”近在咫尺，外戚很容易对小皇帝严加看管，使之处于软禁状态。当小皇帝成年应当亲政之时，外戚又不肯主动退出，致使皇权每次向“东宫”回归，都会发生流血政变。
太后不便与士人接触，常深居“禁中”，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中常侍和小黄门处理政务和传递信息，致使宦官权力逐渐膨胀。小皇帝更加依赖宦官。他们在“禁中”长大，又受到外戚的严密控制，很少接触外面的官员，可以依靠和信任者只有身边的宦官。因此，在推翻当权外戚的政变中，宦官总是主要角色。皇帝靠宦官夺回权力，自然要论功行赏。于是，宦官得以封侯，并参与政事。随着此类事件反复发生，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势力。桓、灵二帝时，宦官牢牢控制了两位成年皇帝，先后击败了窦氏、何氏两家外戚，又两次发动党锢之狱，沉重打击了反对他们的官僚士大夫集团。宦官滥用权力，更甚于外戚。他们大多出身微贱，当权后大肆搜刮财富，到处安插亲旧党羽，“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推财利，侵掠百姓”，终于使东汉王朝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
下篇
魏晋的洛阳宫
魏晋洛阳宫的形制与格局
魏晋的洛阳宫是在东汉北宫的废墟上重建的，其形制和格局与东汉有同也有异。学界对此有所研究，但许多环节还没弄清，整体认识仍较模糊。笔者基于之前对两汉宫禁制度的研究，顺藤摸瓜，又仔细搜集和梳理了与魏晋洛阳宫有关的各种文献史料，也认真研究了近年公布的一系列考古勘探发掘成果，〔1〕从而对魏晋洛阳宫的形成过程，宫门、殿门、中华门、上閤等门禁设施的位置及其所构成的宫内格局，皇帝办公和居住的场所及其变迁等问题，形成一些新的看法。现详述于下，供大家参考。
一 洛阳宫的重建
洛阳原有南、北宫，汉末毁于战火。《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载宦官杀何进于南宫，袁术领兵攻之，“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2〕南宫主体建筑因此遭到破坏。同书卷九《献帝纪》载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并“焚洛阳宫庙及人家”。南北两宫及整个洛阳城都被烧毁。建安元年（196年）七月，献帝返回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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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年5月，笔者和几位同事及研究生前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参观，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徐龙国等先生的热情接待。现场摆放的沙盘、示意图和钱先生的详细讲解，使大家获益良多，也为笔者的研究和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特此致谢!
〔2〕《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52页。
阳，先“幸故中常侍赵忠宅”，又移“幸南宫杨安殿”。〔1〕同书卷七二《董卓传》载此事曰张杨命董承“先缮修洛宫。七月，帝还至洛阳，幸杨安殿。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名殿”。〔2〕此殿原名无考，可能是毁坏程度相对较轻的一座南宫建筑，故先行修复。董承的缮修工程规模很小，大概只修了杨安殿等少数建筑，供献帝及其妃嫔居住。官员们仍风餐露宿。《献帝纪》曰：“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程，或饥死墙壁间。”〔3〕不久，曹操便将献帝迁到许县去了。
曹魏的大本营原在邺城。曹操晚年可能有了迁都洛阳的打算，遂开始重建洛阳宫。〔4〕《续汉书•五行志二》刘昭注引《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5〕《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曰：“太祖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6〕《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魏武帝在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亦血出。帝恶之，遂寝疾，是月崩。”〔7〕“濯龙”是东汉一座园林的名称，位于北宫内西北部。〔8〕明帝马皇后曾“置织室，蚕于濯龙中，数往观视，以为娱乐”，桓帝则在其中“祠浮图、老子”。〔9〕曹操所伐“濯龙祠”当即桓帝为“浮图、老子”所立之祠。案《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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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卷九《献帝纪》，第369、370、379页。
〔2〕同上书，第2341页。袁宏《后汉纪》亦载此事“张阳自野王迎乘舆，赈给百官。丙辰，行至洛阳，幸故常待赵忠宅。张阳治缮宫殿……八月辛丑，天子入南宫阳安殿。阳以为己功，故因以名。”（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52页）
〔3〕《后汉书》卷九《献帝纪》，第379页。
〔4〕 安田二郎认为定都洛阳是曹操的既定方针。见氏著《曹魏明帝の「宮室修治」をめぐつて》，《東方学》第111辑，2006年，第5页。
〔5〕《后汉书》，第3300页。
〔6〕《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3页。
〔7〕《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8页。〔8〕 参本书《东汉的南宫和北宫》。
〔9〕《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第413页卷七《桓帝纪》，第320页。
志•武帝纪》，曹操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自汉中“引军还长安”，十月“军还洛阳”，次年正月“至洛阳”，当月庚子“崩于洛阳”。〔1〕建始殿工程是曹操“至洛阳”后才开始的，在他死前当然不可能完成。同书卷一七《张辽传》：“黄初二年，辽朝洛阳宫，文帝引辽会建始殿。”〔2〕但月份不详。同书卷二《文帝纪》黄初二年（221年）“六月庚子，初祀五岳四渎，咸秩群祀”。注引《魏书》：“甲辰，以京师宗庙未成，帝亲祠武皇帝于建始殿。”〔3〕案《二十史朔闰表》，黄初二年六月庚子朔，甲辰为初五。是该殿完工最晚在黄初二年六月前，工程耗时仅一年半左右，可见此殿规模不大。
史家记述皇宫始建，通常只提用于朝会的标志性建筑“前殿”。如《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4〕宫内建筑只提到“前殿”。《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十四年（38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5〕宫内其他建筑也未提及。工程可能是从“前殿”开始的，但规划中一定还有其他配套建筑。上引《魏志》亦如此。所谓“起建始殿”意味着洛阳宫重建工程开始了。《三国志•文帝纪》黄初七年（226年）五月，“帝崩于嘉福殿”。注引《魏书》曰：“殡于崇华前殿。”〔6〕崇华、嘉福二殿始建于何时，不见记载。作为重要性仅次于建始殿的两座建筑，应当也是曹操时着手或计划兴建的。二殿建成后，嘉福殿成为文帝的寝殿，故其最终崩于此殿。崇华殿是文帝日常理事之所，故临终见司马懿、曹真、陈群等“于崇华殿之南堂”，命其“辅政”，〔7〕死后则殡于此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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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第52、53页。
〔2〕同上书，第520页。
〔3〕同上书，第78页。
〔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5页。
〔5〕《后汉书》，第63页。
〔6〕《三国志》，第86页。
〔7〕《晋书》卷一《宣帝纪》，第4页。
《三国志•文帝纪》黄初元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裴松之案“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至明帝时，始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1〕裴氏此注提供了重要信息，但也存在明显错误，并曾误导一些学者。魏晋洛阳宫确实也有南、北宫之分。郦道元《水经•穀水注》：“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2〕《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魏书》曹芳宠幸张美人，“皇太后还北宫，杀张美人”。〔3〕《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王弥、呼延晏攻入洛阳，“入于南宫，升太极前殿”。〔4〕有学者根据此类记载，特别是裴松之和郦道元之说，认为魏晋沿用了东汉的南宫和北宫，而魏明帝所建太极、昭阳诸殿皆在南宫。〔5〕但东汉史籍中有确凿证据表明，崇德殿在北宫，不在南宫。〔6〕近年，考古工作者对汉魏洛阳城中的太极殿遗址进行了发掘，证明“其始建年代可上溯至曹魏初年，历经西晋、北魏等时期的修补、沿用”，〔7〕而其位置正在“汉代北宫故地”。〔8〕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裴氏所言“汉南宫”有误，实为魏南宫或汉北宫。也可能“汉南宫崇德殿”原作“南宫汉崇德殿”，传抄者误倒。郦氏所言“洛阳南宫”则应理解为魏洛阳南宫，而不能理解为汉洛阳南宫。如今，学界已基本达成以下共识魏晋洛阳宫建于东汉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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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第76页。
〔2〕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1408—1409页。
〔3〕《三国志》，第130页。
〔4〕《晋书》，第2659页。
〔5〕见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第509页；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8、139页佐川英治《中国古代都城の设计と思想》，東京、勉诚出版（株），2016年，第126页。
〔6〕参外村中：《魏晋洛隅都城制度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报》第99号，2010年，第7页本书《东汉的“东宫”和“西宫”》。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四号建筑遗址》，《考古》2014年第8期，第6页；《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太极东堂遗址》，《考古》2015年第10期，第5页。
〔8〕 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第60页。
旧址之上，魏晋史籍所谓“南宫”和“北宫”指其南半部和北半部。〔1〕魏文帝“营洛阳宫”，除了继续完成曹操启动的建始殿等工程外，还兴建了陵云台、灵芝池、天渊池、九华台等建筑。据《三国志•文帝纪》载：黄初二年“筑陵云台”，三年“穿灵芝池”，五年“穿天渊池”，七年三月“筑九华台”。〔2〕建始殿、崇华殿、嘉福殿、陵云台、灵芝池在北宫，天渊池、九华台则在北宫后面的芳林园中。〔3〕
明帝即位后，仍居嘉福殿，在崇华殿办公，以建始殿朝群臣。青龙三年（235年）七月，“崇华殿灾”，明帝“命有司复崇华，改名九龙殿”。最后，他也和文帝一样，“崩于嘉福殿”，“殡于九龙前殿”。〔4〕此外，明帝又大兴土木，加快了洛阳宫的建造进程。《三国志》卷三《明帝纪》青龙三年三月条“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注引《魏略》曰：“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通引穀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筑阊闺诸门阙外罘嚣。”〔5〕同书卷二五《高堂隆传》：“帝愈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6〕除才人所居八坊和九龙殿前的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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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第57页；向井佑介：《曹魏洛洛陽の宮城をめぐる近年の議論》，《史林》第95巻第1号，2012年，第254―256页；田中一輝：《西晉時代の都城と政治》，京都，朋友書店，2017年，第27页；佐川英治：《中国古代都城の設計と思想》，東京，勉誠出版（株），2016年，第127页。
〔2〕《三国志》，第78、82、84页。
〔3〕《洛阳伽蓝记》卷一“瑶光寺”条载“千秋门内道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即是魏文帝所筑者……台东有宣慈观……观东有灵芝钓台……钓台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龙殿。”（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6页）参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第57页。
〔4〕《三国志》卷三《明帝纪》，第106、114页。
〔5〕同上书，第104、105页。
〔6〕同上书，第712页。
外，明帝所兴工程主要在南宫和芳林园中。其中，以太极殿、昭阳殿为中心的南宫建筑群，工程量最大。同书卷一三《王朗传》载朗谏明帝曰：“且先成阊阖之象魏，使足用列远人之朝贡者，修城池，使足用绝逾越，成国险。其余一切，且须丰年。”〔1〕《晋书》卷四〇《杨骏传》贾后谋诛骏，或劝骏“烧云龙门以示威”，骏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烧之!”〔2〕阊阖门是宫城正门，云龙门是殿墙东门（详下）。可见，修复宫墙、殿墙及诸门阙也是明帝时的一项重大工程。
综上，魏晋洛阳宫的重建是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展开的。先在北宫兴建建始、嘉福、崇华诸殿．以满足皇帝居住、办公、朝会等基本需要。至明帝晚年，天下局势相对安定，曹魏国力有所增强，才大兴土木，完成太极殿、昭阳殿、阊阖门、云龙门等建筑。曹植《毁鄄城故殿令》称“大魏龙兴……夷朱雀而树阊阖，平德阳而建泰极。”〔3〕此令主旨是要拆掉鄄城内一座汉武帝时所建旧殿，应是曹植为鄄城侯或鄄城王期间所作。据《三国志》卷一九《陈思王植传》，曹植于黄初二年（221年）“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4〕赵幼文认为，曹植为鄄城王比明帝兴建太极殿早十三年，故“令文所述之泰极，是指曹丕建修洛阳宫之正殿，与曹睿扩建洛阳宫当属两事。”〔5〕安田二郎则认为，“黄初三、四年间，在后汉洛阳宫城的北宫基础上建设曹魏宫城的全部计划，包括建立宫殿、门阙的名称和配置等内容的基本蓝图可能已经决定了。” 笔者以为安田说是。整个洛阳宫的重建规划应在文帝甚至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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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第413页。
〔2〕《晋书》，第1179页。
〔3〕罗国威整理：《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25页。〔4〕《三国志》，第561、562页。
〔5〕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0页。
〔6〕安田二郎：《曹魏明帝の「宮室修治」をめぐって》，《東方学》第111辑，第7页。
操时就已形成并逐步落实，明帝只是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
太极、昭阳诸殿何时落成也不见记载。〔1〕明帝崩于嘉福殿，殡于九龙殿，说明太极、昭阳诸殿在他生前尚未投入使用。从青龙三年（235年）三月开工，到景初三年（239年）正月明帝崩，其间不足四年。《三国志》卷一三《王朗传附王肃传》载“景初间，宫室盛兴，民失农业”，肃上疏谏曰：“今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显阳之殿，又向将毕，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疚或作。诚愿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深愍役夫之疲劳。”〔2〕“显阳”即“昭阳”，晋避司马昭讳改。明帝于景初元年（237年）三月改元，三年正月崩，故王肃于“方向盛寒”之时上疏，只能是景初元年冬或二年冬。此时，昭阳殿“将毕”，而“泰极已前，功夫尚大”，不能在景初三年正月前完工。《晋书》卷一《宣帝纪》正始元年（240年），“初，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帝自辽东还，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3〕案司马懿从辽东回到洛阳的日子是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明帝同日崩〔4〕。此时尚有万余人在施工，可见工程尚未完成。正始元年，司马懿“奏罢”民工，应在农忙季节，以示“节用务农”。工程不会就此停止，但会拖延更长时间。《三国志》卷二五《高堂隆传》：“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明帝问隆，对曰：“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5〕无论是高堂隆的先见之明，还是史家的后见之明，明帝“大治殿舍”却“身不得居”，确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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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田二郎认为，二殿于景初元年五月前后竣工，并无实据。见氏著《曹魏明帝の「宮室修治」をめぐって》，《東方学》第111辑，2006年，第10页。
〔2〕《三国志》，第416页。
〔3〕《晋书》，第13、14页。
〔4〕《三国志》卷三《明帝纪》，第114页。
〔5〕同上书，第710页。
《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嘉平六年（254年）九月条注引《魏略》曰：曹芳被废，“与太后别，垂涕，始从太极殿南出，群臣送者数十人”。〔1〕这是目前所见太极殿投入使用的最早记载。太极殿没在明帝生前完工，但也不至拖到嘉平年间。《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下》：“魏齐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风数十日，发屋折树。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动太极东閤。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风，发屋折树木，昏尘蔽天……后逾旬而爽等诛灭。”〔2〕《艺文类聚》卷四“元正”条引《魏略》亦载此事“正始元年，商风大起数十日，发屋折树，动太极殿东阁，正旦大会又甚，倾床案。曹休将诛之征也。”〔3〕案曹休于太和二年（228年）九月因“痈发背薨”，〔4〕与正始年间的这场风灾无关，而曹爽被诛确在嘉平元年正月风灾后不久。〔5〕故《魏略》之“曹休”乃“曹爽”之误，〔6〕“元年”乃“九年”之误。但“东閤”应从《魏略》作“东阁”（说详下）。史家记录此事特别提及“太极殿东阁”，透露出此次“正旦大会”可能是在太极殿举行的。太极殿在正始年间投入使用，也合乎情理。
曹芳以后，直至魏亡，洛阳宫内未见兴动新的工程。西晋一代，则基本沿用曹魏的洛阳宫。永嘉五年（311年），刘曜、王弥攻人洛阳，“纵兵大掠”“焚烧而去”，〔7〕洛阳又一次被毁。后来，北魏孝文帝“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叹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8〕从曹芳正始年间（240—248）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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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第130页。
〔2〕《晋书》，第885页。
〔3〕《艺文类聚》，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