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见《三国志》卷三《明帝纪》，第94页卷九《曹休传》，280页。
〔5〕见《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第123页。
〔6〕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引《魏略》此文作“曹爽”。见《二十五史三编》，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4分册，第612页下栏。
〔7〕《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第2611页。
〔8〕《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3页。
帝永嘉五年只有六七十年，故相关历史记载中涉及洛阳宫的信息不多。好在还有北魏洛阳宫、北齐邺宫和东晋南朝建康宫的材料可作旁证。西晋灭亡一百七十多年后，模仿魏晋洛阳宫建造北魏皇宫，成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于平城“坏太华殿，经始太极”，〔1〕将原来的太华殿改建为太极殿，为此还特地派人“诣洛，量准魏晋基址”。〔2〕太和十七年，孝文帝决意迁都洛阳，遂“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3〕开始了重建洛阳宫的工程。当时，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曰：“今洛阳基址，魏明帝所营，取讥前代。伏愿陛下损之又损。”〔4〕他劝孝文帝不要完全恢复魏晋洛阳宫的规模，以免奢侈之讥。这透露出孝文帝是打算按魏晋基址重建洛阳宫的。事实上，北魏洛阳宫主要建筑的规模、位置、名称等都和魏晋洛阳宫一样。〔5〕此外，东晋南朝的建康宫也是模仿魏晋洛阳宫建造的。北齐邺宫则如陈寅恪所言，“即将洛阳全部移徙于邺是也”。〔6〕故建康宫和邺宫的许多制度也和洛阳宫相似。这些间接史料都可为我们认识魏晋洛阳宫提供参考。
二 宫门和殿门
魏晋史籍对洛阳宫城的门没有系统记载，有关信息散见各处。如：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略》：“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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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69页。
〔2〕同上书，卷九一《术艺蒋少游传》，第1971页。
〔3〕同上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73页。
〔4〕同上书，卷六〇《韩麒麟传附弟显宗传》，第1338页。
〔5〕参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第54页。
〔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2页。
同书卷四《三少帝纪》：“高贵乡公……入于洛阳，群臣迎拜西掖门南，公……答拜，至止车门下舆。”〔1〕
《晋书》卷三九《荀勖传》：“高贵乡公欲为变，时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阊阖门。帝弟安阳侯斡闻难欲入，佑谓斡曰：‘未有入者，可从东掖门。’”
同书卷五《怀帝纪》：“帝步出西掖门，至铜驼街、为盗所掠，不得进而还。”
同书卷三三《石苞传》：“泰始八年薨……车驾临送于东掖门外。”同书卷五九《齐王冏传》：“长沙王义……放火烧诸观阁及千秋、神武门。”〔2〕
文中提到的阊阖门、司马门、西掖门、东掖门、神武门、〔3〕千秋门，都是洛阳宫城的门。郦道元在《水经•穀水注》中提到北魏洛阳宫西、南两面的门。其文如下
渠水又东，历故金市南，直千秋门，古宫门也〔4〕……其一水自千秋门南流，径神虎门下……又南，径通门、掖门西。又南流，东转，径阊阖门南……渠水自铜驼街东，径司马门南。魏明帝始筑阙，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故无阙。门南屏中旧有置铜翁仲处，金狄既沦，故处亦褫，惟坏石存焉。〔5〕
据此，北魏洛阳宫南面有阊阖门和司马门，西面有千秋门、神虎门、通门和掖门，而这些门大多是魏晋就有的。
阊阖门是魏晋洛阳宫正门。考古工作者在北魏宫城南墙中部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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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第110、131页。
〔2〕《晋书》，第1152、123、1003、1610页。
〔3〕“武”，原文应作“虎”，唐人避李虎讳改。
〔4〕“古”，或作“右”，亦通。
〔5〕《水经注疏》，第1406—1416页。
西处发现一座城门遗址，并进行了布方发掘，证明此门就是北魏宫城的阊阖门，而且“是在曹魏初期建造的洛阳宫阊阖门基础上修补沿用的”。〔1〕此门两侧有高耸的双阙，故又称“南阙”。〔2〕据前引曹植“夷朱雀而树阊阖”之语判断，其前身应是东汉北宫的朱雀阙门。〔3〕宫城正门又称“大司马门”。《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祜丧既引，帝于大司马门南临送。”卷五九《汝南王亮传》晋武帝崩，杨骏辅政，居太极殿，“亮惧骏疑己，辞疾不入，于大司马门外叙哀而已”。〔4〕文中“大司马门”皆指阊阖门。〔5〕
上引《魏略》所谓“司马门”，前身是东汉北宫朱爵司马所主“南掖门”，也称“南司马门”或“朱雀掖门”。〔6〕考古勘探发现，在洛阳宫内约略东西居中位置，“有一条贯穿宫城南半部的南北向道路，其南端接近宫城南墙而中断”。钱国祥推测这里可能就是“司马门”的位置。”新近发布的《北魏洛阳宫城宫门位置图》（图一八）标出了该门址，显然已有勘探结果。据上引《水经注》，魏明帝曾在此门“筑阙”，后因失败而放弃。陈桥驿著《水经注校释》将有关文字点作“渠水自铜驼街东径司马门南，魏明帝始筑，阙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故无阙门。”〔8〕照此理解，明帝筑阙失败后便放弃了这座门。这与史实不符。《魏略》所载明帝铸铜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证明他放弃的只是“阙”，而不是“门”。《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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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考古》2003年第7期，第40页。
〔2〕《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第144页）
〔3〕参本书《东汉的南宫和北宫》。
〔4〕《晋书》，第1021、1592页。
〔5〕《资治通鉴》卷八二胡三省注曰：“亮……不敢入宫临丧，而哭于大司马府门外。”
（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600页）将“大司马门”理解为“大司马府门”，误。
〔6〕参本书《东汉的南宫和北宫》。
〔7〕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第59页。
〔8〕 陈桥驿：《水经注校释》，第294页。
书》卷一《宣帝纪》嘉平元年（249年）所载司马师“为中护军，将兵屯司马门”，〔1〕也可证明该门的存在。《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将军王舆“率营兵七百余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各守卫诸门”。〔2〕既称“南掖门”，当在洛阳宫南面，相对于正门而称掖门，显然亦指“司马门”。可见，魏晋此门仍有“南掖门”之称。
考古工作者尚未对洛阳宫西面的几座门进行全面发掘，但对宫城西墙以探沟方式进行了解剖。根据考古报告，魏晋时期的宫墙“由东、西相连的两块夯土构成”，东面一块宽4.6米，西面一块宽3.4—3.7米，则该墙厚8米左右。墙西有一条“河渠遗迹”，上口宽29米，底宽20.4米，距宫墙约4米。北魏时期的宫墙建于魏晋宫墙西侧，相距1.7—2米，墙厚5.8米。〔3〕北魏宫城的西墙未沿用魏晋原有的墙，但只是稍稍西移。北魏西墙之门应大致还在魏晋各门的位置上。
西墙四门中，位置最明确的是千秋门。据《水经•穀水注》，阳渠水从洛阳城西的阊阖门“入城”，东至千秋门，转而“南流”，但有一条“枝流”由此“入石逗，伏流注灵芝、九龙池”。逗，通窦，意为穴，〔4〕石逗就是石砌的暗渠。这条暗渠是魏晋就有的，从千秋门入宫，通向灵芝池和九龙池。北魏重建洛阳宫时，对这条暗渠进行了检查，“发石视之，曾无毁坏，又石工细密，非今之拟，亦可为精至也，遂因用之”。〔5〕由此可知，魏晋和北魏的千秋门基本在同一位置。考古勘探证明，北魏洛阳城的“建春门和阊阖门之间”，有一条“横贯全城的东西向大街”，“从宫城的东门和西门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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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第17页。
〔2〕同上书，第1604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魏晋时期宫城西墙与河渠遗迹》，《考古》2013年第5期，第4—6页。
〔4〕《水经注疏•淇水》：“又东南流，历土军东北，得旧石洹，故五水分流，世号五穴口。”杨守敬《疏》引赵一清曰：“洹，与逗同……义与石窦通。”（第859页）〔5〕《水经注疏》，第1407页。
过，将宫城分隔为南北两半”。〔1〕魏晋的“南宫”和“北宫”便以此为界。这条大道与宫城西墙相交之处，就是千秋门的位置。〔2〕
据上引《水经注》，西墙四门中距南墙最近的是“掖门”。杨守敬认为此门就是“西掖门”，〔3〕其说是。据考古勘探，在阊阊门北，二号建筑遗址南，有一条东西向道路。“该道路在勘察区内东西残长约180米，并向东、西延伸，路面宽约10米，属宫城内东西向主干道。经解剖确认，该道路残存上、下两层路面，时代均不晚于北魏时期”。钱国祥曾推测，西掖门应在这条道路西端的宫城西墙上，〔4〕其近年刊布的《北魏洛阳宫城宫门位置图》〔5〕则标出了该门的位置。而这条道路的“下层路面”有可能是魏晋时期通往西掖门的路。
神虎门位于千秋门南。2017年，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这座门。据钱国祥披露，该门面阔5间，进深2间，有三个门道，门前两侧有“曲尺形双向子母阙”。〔6〕《北魏洛阳宫城宫门位置图》也标出了该门的位置。
通门不见于其他文献，故赵一清曰：“通门疑。”〔7〕据《水经注》，该门位于神虎门和西掖门之间。《发掘报告》称二号遗址北侧也有一条东西向道路，“南距门址夯土台基北边缘约40米。据钻探，该道路东西残长120米，路面宽约10米。”通门若存在，应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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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第510页。
〔2〕参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图三《魏晋、北魏洛阳宫城平面布局勘探复原示意图》，《考古》2003年第7期，第59页。
〔3〕《水经注疏》，第1408页。
〔4〕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第59页《汉魏洛阳城城门与宫院门的考察研究》，第11页。
〔5〕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城门与宫院门的考察研究》，《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第11页。
〔6〕同上书，第12页。
〔7〕《水经注疏》：“通门”句下《疏》曰：“全（祖望）本引赵（一清）曰，通门疑。”（第1408页）
道路西端与宫城西墙相交处，但考古勘探未在此处发现缺口。钱国祥将“通门掖门”连读，认为“应是指该西掖门与东掖门直通”。〔1〕其说可参。
东掖门不见于上引《水经注》，应在洛阳宫东面。钱国祥认为，东掖门应与西掖门相对，位于阊阖门北那条东西大道东端的宫城东墙上。〔2〕其说可参。上文提到的洛阳城建春门和阊阖门之间那条东西向大道，与宫城西墙相交处有千秋门，与宫城东墙相交处应另有一门。《文选》卷二四陆士衡《赠冯文罴迁斥丘令一首》李善注引陆机《洛阳记》曰：“太子宫在太宫东薄室门外。”〔3〕太宫，即大宫，指皇宫。钱国祥推测“这座宫门可能就是魏晋时的薄室门”。〔4〕其说亦可参。
东汉北宫北面有“朔平司马”负责守卫的“北门”，也称“朔平门”。〔5〕魏晋洛阳宫北面与华林园相连，其间似无宫城门。《南齐书》卷一九《五行志》：“永元二年八月，宫内火，烧西斋璇仪殿及昭阳、显阳等殿，北至华林墙。”〔6〕《晋书》卷八三《王雅传》东晋孝武帝“起清暑殿于后宫，开北上閤，出华林园，与美人张氏同游止”。〔7〕是建康宫城北有“华林墙”与华林园相隔，由“北上閤”出入。上閤是禁中区域之门，“北上閤”则是禁中区域的北门。洛阳宫当亦如此。《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赵王伦篡位，入居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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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国祥：《北魏洛阳宫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三》，《华夏考古》2020年第5期，第89页。
〔2〕 钱国祥：《由闾闺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第59页。
〔3〕《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70页上栏。〔4〕 钱国祥《北魏洛阳宫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三》，第89页。
〔5〕 见《续汉书•百官志二》，《后汉书》，第3580页；《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第2515页。
〔6〕《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75页。
〔7〕《晋书》，第2179页。
阳宫，后兵败退位，“自华林东门出……还汶阳里第”。〔1〕同书卷五《怀帝纪》：“刘曜、王弥入京师，帝开华林园门，出河阴藕池，欲幸长安。”〔2〕赵王伦和怀帝皆从华林园门离开皇宫，可见此园是皇宫的一部分，其门也是出入皇宫的门。〔3〕
东汉南、北宫都有内外两道墙，整体呈“囙”形。〔4〕魏晋洛阳宫与之相似，南面和东面宫墙之内还有一道墙，其内为“殿中”和“禁中”，由“殿门”或“禁门”出入，整体似呈“ ”形。端门是“殿中”区域的正门，神虎门和云龙门分别是该区域的西门和东门。《水经•縠水注》阳渠水“径神虎门下，东对云龙门”。〔5〕前已述及，神虎门在太极殿前西侧。云龙门既与之相对，应在太极殿前东东侧。钱国祥称“神虎门发现以后，根据文献与勘探资料，与神虎门相对的太极殿宫院东面的云龙门也可基本确认。”〔6〕（参图一八）看来已有勘探数据。
端门肯定位于阊阖门和太极殿之间。而据考古报告，太极殿和阊阖门之间有两座建筑遗址，都是大型门址。其中二号遗址“位于阊阖门址以北95米处”，“是宫城内主要建筑轴线上的第二道宫门”，〔7〕三号遗址在二号遗址北，“距二号建筑遗址的夯土台基约80 米”。〔8〕这两座门址，哪一座是端门《水经•穀水注》：“案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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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第1604页。
〔2〕 同上书，第123页。
〔3〕 参外村中：《魏晋洛隅都城制度致》，第10—11页。
〔4〕 参本书《东汉的南宫和北宫》。
〔5〕《水经注疏》，第1407页。
〔6〕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城门与宫院门的考察研究》，《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第12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新发现北魏宫城二号建筑遗址》，《考古》2009年第5期，第3、6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三号建筑遗址》，《考古》2010年第6 期，第3页。
有五门，谓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改雉门为阊阖门。”〔1〕所谓“王有五门”，是儒家礼书的说法，而非东汉的制度。郦道元所谓“改雉门为阊阖门”、应理解为阊阖门相当于礼书之雉门。张衡《东京赋》：“启南端之特闱，立应门之将将”，〔2〕则将端门比作应门。天子五门中，应门在雉门内。既然阊阖门相当于雉门，端门相当于应门，端门的位置便应在阊阖门内。因此，二号遗址应是端门。
端门是殿中正门，其规模当仅次于阊阖门。《洛阳伽蓝记•永宁寺》：“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3〕据研究，北魏中期一尺合今27.974厘米，北魏后期一尺合今29.591厘米，〔4〕二十丈则分别合今55.948米、59.182米。由此可知，端门的确是座高大建筑。而二号遗址的夯土台基，“东西长约44.5、南北宽约24米”，有三个门道，“均面阔一间，东西宽约4米”，门与门之间的夯土墩台“宽约7——7.4米”，“其布局结构、规模大小均与阊阖门址相似”。〔5〕这些数据也可支持二号遗址是端门的结论。
据勘探，洛阳宫内正对南墙司马门的南北向大道西侧有一道墙，其南端与二号遗址（端门）东墙相接，北端延至太极殿一线以北。此墙应是殿中区域的东墙，云龙门则是这道墙上的殿门。和云龙门情况相似的还有万春门。《晋书》卷三五《裴秀传附裴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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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经注疏》，第1408、1409页。
〔2〕《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57页上栏。
〔3〕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第3页。
〔4〕参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83页。郭正忠认为，这些推算出来的数字是否准确，尚有疑问。见氏著《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34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新发现北魏宫城二号建筑遗址》，《考古》2009年第5期，第4页。
“杨骏将诛也，骏党左军将军刘豫陈兵在门……寻而诏頠代豫领左军将军，屯万春门。”頠代豫后屯万春门，豫之前所屯应该也是万春门。同书卷四〇《杨骏传》贾后谋诛骏，骏主簿朱振说骏“宜烧云龙门以示威，索造事者首，开万春门，引东宫及外营兵，公自拥翼皇太子，入宫取奸人。殿内震惧，必斩送之。”〔1〕刘豫、裴頠先后屯守之万春门应在宫内。朱振劝杨骏“烧云龙门”“开万春门”，都是为了向“殿内”的惠帝施加压力，表明二者都是出入“殿内”之门。从名称看，万春门应与千秋门东西相对，类似云龙门同神虎门的关系。千秋门既在神虎门北，万春门亦应在云龙门北。《隋书》卷八《礼仪志三》载北齐讲武之礼曰：“二军兵马，右入千秋门，左入万岁门，并至永巷南下，至昭阳殿北，二军交。”〔2〕北齐万岁门相当于魏晋万春门。门内是昭阳殿北之永巷，属禁中区域。因此，万春门和千秋门都是禁中之门。前引《北魏洛阳宫城宫门位置图》，在宫城东墙中段以西二百余米处绘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墙，该墙与千秋门内大道相交处则标有“万岁门”字样。笔者赞同这一推测。（140页图一八）
和“殿门”有关的还有所谓“止车门”。《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载高贵乡公即位事曰：从西掖门入宫，“至止车门下舆。左右曰：‘旧乘舆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征，未知所为。’遂步至太极东堂，见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3〕可见止车门在宫城之内、太极殿前，是群臣不得乘车进入的门。有材料显示曹魏邺城宫的止车门在端门之外，但不确凿。李善注本《文选魏都赋》注：“文昌殿前值端门，端门之前，南当南止车门，又有东西止车门。”〔4〕据《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魏都赋》，此非李善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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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第1042、1179页。
〔2〕《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5页。
〔3〕《三国志》，第131、132页。
〔4〕《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9页上栏。
是五臣之刘良注。其文也有所不同，作“文昌殿前值端门，之前南当南上东门，又有东西上东门。”〔1〕今本李善注是从六臣注中辑录出来的。〔2〕因此，李善注本之“止车门”有可能是“上东门”之讹。又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一二《邺下》邺都南城“止车门”条“《邺中记》云止车门内，次至端门，端门之内，次至阊阖门。”〔3〕《邺中记》早佚，部分条目散见于各种类书古注，清人有辑本。但顾氏所引此条，笔者遍找不得，不知从何而来。所言闾闾门在端门之内，明显不合魏晋南朝及北魏之制。《太平御览》卷八七一“庭燎”条引《石虎邺中记》曰：“石虎正会，殿庭中、端门外及阊阖门前，设庭燎各二，合六处。”〔4〕此条言石虎设庭燎的三个场所，显然是由内及外的。据此，后赵邺城宫的阊阖门也在端门外。顾氏所引《邺中记》的这条材料看来也不足采信。
洛阳宫和建康宫的“止车门”，材料稍多，但仍很模糊。笔者仔细研读，感觉它们和“殿门”是一码事，故史籍或称殿门或称止车门。《晋书》卷三五《陈骞传》：“转大司马……给乘舆辇，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汉萧何故事。”〔5〕陈骞可乘舆辇“出入殿中”，是一种特殊待遇。可见魏晋同东汉一样，大臣非经特许不得乘车“出入殿中”。《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附宋意传》：“肃宗性宽仁，而亲亲之恩笃，故叔父济南、中山二王每数入朝，特加恩宠……车入殿门，即席不拜。”〔6〕《魏书》卷九四《刘腾传》：“为司空公…受诏乘步挽出入殿门。”〔7〕步挽也是一种车。〔8〕这表明“殿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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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103页下栏。
〔2〕参《文选•出版说明》，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页。
〔3〕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2页。
〔4〕《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859页上栏。
〔5〕《晋书》，第1036页。
〔6〕《后汉书》，第1414页。
〔7〕《魏书》，第2028页。
〔8〕同上书，卷一〇八《礼志四》：“步挽天子小驾游宴所乘，亦为副乘。”（第2812页）
非经特许不得乘车进入的门。若止车门是殿门外的另一道门，车辆已被挡在止车门外，殿门便不应有此功能。《续汉书•礼仪志下》载“大丧”礼柩车出宫前，“太尉……乘高车，诣殿止车门外”，受诏诣南郊奉谥策，“还诣殿端门”。〔1〕所谓“殿止车门”，透露出它是殿中区域的门，从礼仪过程看，应当就是“殿端门”。〔2〕《晋书》卷三七《彭城王权传附曾孙纮传》：“乘车突入端门，至太极殿前”，遭御史中丞弹劾。〔3〕端门就是南止车门，所以群臣不得乘车进入。《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载太后述高贵乡公被杀事曰：“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注引《汉晋春秋》载此事曰：“帝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伯入，遇帝于东止车门。”〔4〕两书所记是同一件事。其中“东止车门”当即“云龙门”。《南史》卷三五《刘湛传》：“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每入云龙门，御者便解驾，左右及羽仪随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为常。”〔5〕刘湛入云龙门，其车不得入，故御者在门外解驾等候。此亦可证云龙门即止车门。《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伦入宫废贾后时，“坐端门，屯兵北向”。卷四《惠帝纪》长沙王又攻齐王冏时，“奉乘舆屯南止车门”。〔6〕此南止车门当即端门。同书卷七七《何充传》成帝时诏“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车门”，穆帝时诏“可以甲杖百人入殿”。〔7〕在这样的语境中，止车门和殿门似可互换。同书卷八一《毛宝传附毛安之传》：“孝武即位，妖贼卢悚突入殿廷。安之闻难，率众直入云龙门，手自奋击。既而左卫将军殷康、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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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页3145。
〔2〕 参本书《东汉的“殿中”和“禁中”》。
〔3〕《晋书》，第1093页。
〔4〕《三国志》，第144、145页。
〔5〕《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09页。
〔6〕《晋书》，第1599、100页。
〔7〕同上书，第2029、2030页。
军将军桓秘等至，与安之并力，悚因剿灭。”〔1〕《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载此事更详“徐州小吏卢悚与其妖众男女二百……由万春、〔2〕云龙门入殿……游击将军毛安之先入云龙门讨悚，中领军桓秘、将军殷康止车门入，会兵攻之，斩五十六级，捕获余党，死者数百人。”〔3〕是卢悚等人突入殿中后，毛安之从云龙门人，桓秘、殷康从止车门入，共同将其剿灭。此处的“止车门”和云龙门一样，也是出入殿中的门。皇帝和群臣出入殿中主要经由端门和云龙门，故“南止车门”和“东止车门”每每见诸史传。
三 中华门和上閤
太极、昭阳诸殿投入使用后，形成洛阳宫中新的核心区域，与之有关的门禁设施则有“东西中华门”和“东西上閤”。
前已述及，据考古发掘，二号遗址（端门）北、太极殿遗址南还有一处三号遗址。按“天子五门”之说，太极殿相当于“路寝”，此门则相当于“路门”。《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魏略》载曹芳被废，“从太极殿南出”，就西宫。既曰：“南出”，必然经过此门。《三少帝纪》载高贵乡公经西掖门入宫，“至止车门下舆……步至太极东堂，见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4〕既是入宫即位，应入端门，即南止车门，再入此门，至太极东堂。《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载“伦从兵五千人，入自端门，登太极殿……僭即帝位。”〔5〕从端门到太极殿，也应经过此门。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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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第2128页。
〔2〕《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年正月，“于台城东西开万春、千秋二门”。（第90页）据此，东晋台城尚无万春门。卢悚所入应是台城东面的东掖门。
〔3〕《魏书》，第2103页。
〔4〕《三国志》，第130、132页。
〔5〕《晋书》，第1601页。
是，此类记载都略去了这一环节，致使该门在魏晋史籍中竟未留下名称。
《酉阳杂俎》前集卷一《礼异》载北朝使臣参加梁朝元会之事，有如下内容
梁正旦，使北使乘车至阙下，入端门，其门上层题曰：“朱明观”。次曰：“应门”，门下有一大画鼓。次曰：“太阳门”，左有高楼，悬一大钟，门右有朝堂。〔1〕
案梁朝将宫城南掖门改称端门，故梁之端门是宫城南面东侧门。〔2〕《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七年（508年）正月，“作神龙、仁虎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3〕是梁端门和大司马门外都有阙。《南史》卷九《陈本纪上》绍泰二年（556）五月，陈霸先“率宗室王侯及朝臣，于大司马门外白虎阙下，刑牲告天”。〔4〕《建康实录》卷一七《梁上》载此事作“霸先自率宗室王侯朝臣等，立坛于司马门外仁虎阙下，刑牲告天。”〔5〕虎阙既在大司马门外，神龙阙当在端门外。这与前者在西、后者在东正相符合。使臣“乘车至阙下，入端门”，当指至神龙阙下车，由端门入宫。“次曰应门”则指端门之内殿中正门为“应门”。如前述，汉晋以来的端门相当于“天子五门”中的应门。梁既将南掖门改称为端门，原端门不能仍称端门，因而改称为“应门”。“次曰太阳门”一句，则指应门之内、太极殿前有一座太阳门。《梁书》卷五五《武陵王纪传》：“初，天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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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逸民：《酉阳杂俎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0页。本文标点与原书略有不同。
〔2〕参本书《东晋南朝建康宫“第三重宫墙”考》。
〔3〕《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6页。
〔4〕《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3页。
〔5〕许嵩：《建康实录》，张忱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5—696页。
中，震太阳门，成字曰：‘绍宗梁位唯武王’。”〔1〕是梁朝确有太阳门。又同书卷二九《邵陵王纶传附子坚传》载“侯景围城，坚屯太阳门，终日蒲饮，不抚军政……书佐董勋华、白昙朗等以绳引贼登楼，城遂陷，坚遇害。”〔2〕案同书卷五六《侯景传》：“景于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烧大司马、东西华诸门。”〔3〕侯景围攻的是建康宫城，所烧诸门都是宫城门，则萧坚所屯应当也是宫城门。但《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载梁朝侍卫之制曰：“东西掖、端、大司马、东西华、承明、大通等门，又各二队，及防殿三队，虽行幸不从。”〔4〕此文详举梁宫城四面各门而未及太阳门，则萧坚所屯应非太阳门，疑史家误记。梁太阳门应如《酉阳杂俎》所载，在太极殿前。
除太阳门外，与三号遗址有关的还有中华门。《晋书》卷二一《礼志下》载西晋元会仪曰：“群臣……从云龙、东中华门入。”〔5〕元旦朝会在太极殿举行，群臣人云龙门后，再入“东中华门”，才能到太极殿前。与“东中华门”相对的是“西中华门”。《隋书》卷一三《音乐志上》载萧梁朝会用乐之制曰：“皇太子发西中华门，奏《胤雅》。”〔6〕东、西中华门当位于太极殿前东、西两侧，在云龙门和神虎门之内，而三号遗址在太极殿正南，不可能是东、西中华门。《宋书》卷一四《礼志一》载皇帝临轩仪曰：“漏上二刻……虎贲中郎将、羽林监分陛端门内。侍御史、谒者各一人监端门。廷尉监、平分陛东、西中华门。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奏开殿之殿门、南止车门、宣阳城门。”〔7〕此文提到端门之内有中华门，但似只有东、西两座门。宣阳门是建康城南面正门，南止车门则是端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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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书》，第826页。
〔2〕同上书，第436页。
〔3〕同上书，第845页。
〔4〕《隋书》，第280页。
〔5〕《晋书》，第649页。
〔6〕《隋书》，第302页。
〔7〕《宋书》，第341页。
二者和太极殿在一条中轴线上。在此语境下，所谓“殿之殿门”应当也在同一中轴线上，且在端门之内。可惜，“殿之殿门”四字费解、疑有讹误。《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载萧梁之制曰：“廷尉……有正、监、平三人。元会，廷尉三官与建康三官，皆法冠玄衣朝服，以监东、西、中华门。”〔1〕两相比较，上引《宋志》所载较略，可能还脱了“正”字。《隋志》所载较详，可信度也较高。“东西中华门”既由廷尉三官和建康三官分“监”，便可解为三门，故中华书局校点本断为“东、西、中华门”。据此，中华门似有三座，即东中华门、西中华门、中华门，正南一座应是“中华门”。《南齐书》卷三七《刘俊传》：“初，苍梧废，太祖集议中华门。”〔2〕此“中华门”不冠“东”“西”，有可能指太极殿前正南之门。〔3〕前述梁朝的太阳门或由此门改名而来。清人史学海《六朝故城图考》曰：“中华门亦有东、西、南之别。史有但称中华门者，盖南中华门，梁时所称太阳门者是也。”〔4〕其说可从。
三座中华门的存在，意味着太极殿前有个经此三门出入的庭院。《晋书》卷二一《礼志下》载元会仪曰群臣在朝会开始前，先“从云龙、东中华门入，诣东閤下便座”等候。〔5〕从字面上看，“东阁”应是一座门。据考古发掘，太极前殿和东堂之间也确有一座门。但此门宽4.2米，两侧的廊道各长3.6米，〔6〕这么小的空间容不下足够的“便座”供群臣等候。故此处“胥”字应为“阁”之误。当时皇宫内的墙垣有建成“阁”式者。《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榆树大十围，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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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书》，第725页。
〔2〕《南齐书》，第650页。
〔3〕参本书《东晋南朝建康宫“第三重宫墙”考》。
〔4〕见《金陵全书》乙编，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481—482页。
〔5〕《晋书》，第649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四号建筑遗址》，《考古》2014年第8期，第5页。
书卷六六《杨敞传附杨恽传》：“恽上观西阁上画人，指桀纣画谓乐昌侯王武曰：‘天子过此，一二闻其过，可以得师矣。’”〔1〕文中“东阁”“西阁”都是宫中的墙。《太平御览》卷五六八引《石虎邺中记》曰：“虎大会，礼乐既陈，虎缴两阁上窗幌，宫人数千陪列看坐……又于阁上作女妓数百。”〔2〕石虎大会应在太武前殿，“两阁”便是殿前两侧的墙。这种墙通常分上下两层。上层是阁道，可通行或坐人，壁上有绘画供人观赏。下层则是廊或庑，可设“便座”。前面提到，《晋书•五行志下》载魏正始九年十二月，西北风“动太极东胥”，而《魏略》作“太极殿东阁”。同太极前殿与东堂之间的门相比，太极殿前东侧的墙受风面积大得多，更易被西北风所“动”。故此处亦以作“阁”为是。“太极东阁”是太极殿前东侧的墙，东中华门则是出入该墙的门。朝会前，群臣进入此门后，便在“东阁下便座”等候。既有“东阁”，当然也有“西阁”。“西中华门”便是出入“西阁”的门。
中华门是出入太极殿前庭院的门，上閤则是出入“禁中”的门。“上閤”之名始见于东汉。《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蹇硕疑不自安，与中常侍赵忠等书曰：‘……今宜共闭上閤，急捕诛之。’”〔3〕此“上閤”应指由宦官掌管的“禁中”之门。〔4〕魏晋以后，“上閤”常见诸史传。《隋书》卷八《礼仪志三》载北齐大傩之仪“傩者鼓噪……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閤，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5〕傩者先于“禁内”鼓噪驱鬼，再“出二上閤”于殿中驱鬼，然后“出殿南门”。同书卷九《礼仪志四》载北齐皇帝纳后之礼皇帝坐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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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159、2891页。
〔2〕《太平御览》，第2569页下栏。
〔3〕《后汉书》，第2248页。
〔4〕参本书《东汉的“殿中”和“禁中”》。
〔5〕《隋书》，第169页。
昭阳殿，“皇后入门，大卤簿在门外，小卤簿入。到东上閤，施步障，降车，席道以入昭阳殿。”〔1〕此证“上閤”内便是禁中。《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伦“迎帝幸东堂，遂废贾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明日，伦坐端门，屯兵北向，遣尚书和郁持节送贾庶人于金墉。”同书卷三一《后妃传上》贾后出宫途中“至上閤，遥呼帝曰：‘陛下有妇，使人废之，亦行自废。’”〔2〕此时惠帝应在太极殿中。同书卷七七《褚冕传》成帝时爆发苏峻之乱，“司徒王导谓翼曰：‘至尊当御正殿，君可启令速出。’癸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极前殿”。〔3〕可见魏晋时的“上閤”在太极殿附近。《宋书》卷六《孝武帝纪》：“初置殿门及上閤屯兵。”卷一五《礼志二》载宋元嘉十七年（440年）元皇后丧礼“神虎门设凶门柏历至西上閤。”〔4〕《唐律疏议》卷七《禁卫律》：“诸阑入宫门，徒二年。殿门，徒二年半。持杖者，各加二等。入上閤内者，绞若持杖及至御所在者，斩。”〔5〕此类记载则显示，“上閤”是宫门、殿门之内的第三道重要门禁。
上閤在太极殿附近，但具体位置不明。如前述，考古工作者在太极前殿与东堂之间发现一座门，并推测前殿和西堂之间也有一座门。〔6〕南宋周应合所纂《景定建康志》卷二一古宫殿条引《旧志》曰：“太极殿，建康宫内正殿也。晋初造，以十二间象十二月…次东有太极东堂七间，次西有太极西堂七间……更有东西二上閤，在堂殿之间。”〔7〕据此，这两座门应是“东西二上閤”了。但如果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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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书》，第178页。
〔2〕《晋书》，第966、1600页。
〔3〕 同上书，第2032页。
〔4〕《宋书》，第111、394—395页。
〔5〕《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0、151页。
〔6〕 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第66页。
〔7〕《宋元方志丛刊》之《景定建康志》，北京，中华书局，190年，影印清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第1638页下栏。
样，群臣日常出入禁中便须穿过太极殿前庭院，当太极前殿有礼仪活动或皇帝在东堂听政时，出入东、西上閤势必受到影响。这显然不合情理。而且，现存魏晋南北朝史籍中，也没有材料能证明东、西上閤在太极前殿和东、西堂之间。
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深入查考了《景定建康志》所谓“东西二上閤”的确切含义。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下文《考证》引北宋庞元英所撰《文昌杂录》云“东晋太极殿东西阁，天子间以听政。”又引北宋张洎奏曰：“今之崇德即唐之紫宸也，在周为内朝，在汉为宣室，在唐曰上閤，即只日常朝之殿也。东晋太极殿有东西阁，唐制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伊丽言“东晋太极殿东西閤”，都是天子“听政”之所，而非出入禁中之门。《文昌杂录》原文说得更清楚
文德殿东西有上閤门而无上閤。按大唐宣政殿，周之中朝也，是谓正衙。紫宸殿直其北，是谓上閤。盖自晋太极殿有东西閤，天子坐以听政，閤之名起于此……文德殿东西但有上闷二门，未审以何殿为上閤。谓宜参详典故，正上閤之名，以复有唐盛事焉。〔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