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张洎奏，除上引文外，还有
只日御紫宸上閤之时，先于宣政殿前立黄麾金吾仗，俟契勘毕，唤仗即自东、西閤门入，故谓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权宜为上閤，甚非宪度……窃见长春殿正与文德殿南北相对，伏请改创此殿，以为上閤，作只日立仗视朝之所。〔3〕
——————————
〔1〕《宋元方志丛刊》之《景定建康志》，第1639页上、下栏。
〔2〕《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62册，庞元英撰《文昌杂录》，第701页下栏—702页上栏。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太宗淳化二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25—726页。
显然，宋人所谓“上閤”是皇帝单日听政的殿，“上閤门”则是出入该殿的门，而东晋太极殿之“东西閤”便是上閤殿的前身。在此语境下，《旧志》所谓“东西二上閤”也应指殿，而非门。
还可注意的是，上引《景定建康志》是清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而在《四库全书》本中，“閤”皆作“阁”。〔1〕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四库本为“两淮马裕家藏本”。〔2〕《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景定建康志”条有“明影宋抄本，二十四册”，并注明“此书系《四库全书》底本。”〔3〕笔者前往上海图书馆查阅该本，上引文中的“閤”字确实皆作“阁”。〔4〕日本静嘉堂文库还有一部王鸣盛旧藏影宋抄本《景定建康志》，陆心源《丽宋楼书目》有著录。〔5〕该本“语涉宋帝皆提行，系摹写宋刊本”，〔6〕而上引“閤”字亦皆作“阁”。〔7〕此外，南宋陈均撰《九朝编年备要》淳化二年（991）十二月条载张洎此奏，皆作“阁”。同书卷一、卷一〇、卷一八提到“东西上閤门”“东西阁门”“入阁仪”等，亦皆作“阁”。〔8〕因此，《景定建康志》中的“东西二上閤”“东西閤”，在宋
————————
〔1〕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9册，第130页上、下栏，131页下栏：《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88册，第359页上、下栏，第360页上、下栏。
〔2〕《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00页中栏。
〔3〕《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上海图书馆，1979年，第176页。
〔4〕《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著录此书藏书号为“463727—50”，但书库工作人员查无此书。该馆另有一部抄本《景定建康志》，前有咸丰年间所作的跋，故被著录为清抄本，且已制作电子版。经古籍部专家反复查验，最终确认此书就是“明影宋抄本”，清人的跋是后加的。该书《序》首页有翰林院典籍厅印，书中还有四库馆臣的勾画及写给抄手的“此页在后”“顶格”等提示语，证明确是《四库全书》本的底本。此事颇费周折，承蒙该馆张晓翔女士多方联系，方得以解决。特此致谢!
〔5〕关于该本的版本价值，可参阅郑利锋：《<景定建康志>版本流传考略》，《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年第3期，第88、89页。
〔6〕严绍重：《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70页。
〔7〕 承桥本秀美教授亲至静嘉堂文库查阅，特此致谢!
〔8〕陈均：《九朝编年备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8册，第110页下栏-111页下栏；21页上栏、下栏；261页上栏；476页上栏。
本原文中很可能是“东西二上閤”“东西阁”。“阁”“阁”二字极易相混。但此处既指听政之殿，则以作“阁”为是。不过，魏晋史籍中常见天子于东堂听政的例子，却未见于“东西二上閤”或“东西阁”听政的记载。宋人此说不知从何而来。
唐长安太极宫也有太极殿，两侧各有一座上閤门。《唐六典》：“工部郎中员外郎”条注：“武德元年（618）改曰太极殿，有东上、西上二閤门。”〔1〕《太平御览》引韦述《西京新记》：“太极殿旁，东上、西上閤门。”〔2〕《唐律疏议•禁卫律》：“入上閤内者，绞。”疏议曰：“上閤之内，谓太极殿东为左上閤，殿西为右上閤。”但唐太极殿无东、西堂，④不能据此逆推魏晋南北朝之制。
前引《隋书•礼仪志三》载北齐讲武礼二军兵马从千秋门和万岁门入禁中后，“一军从西上閤，一军从东上閤，并从端门南出阊阖门。”〔5〕这条材料详细记载了二军经过的四道门，而未提及中华门。可见，从东、西上閤至端门，其间不经东、西中华门。前引《宋书•礼志二》所载“神虎门设凶门柏历至西上閤”，⑥也未提及西中华门。又《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载其禅位之事曰：“与夫人妃嫔已下诀……直长赵德以故犊车一乘候于东上閤，帝上车……出云龙门，王公百僚衣冠拜辞。”〔7〕孝静帝从东上閤到云龙门，其间未经东中华门。《北齐书》卷六《孝昭帝纪》载孝昭帝夺
——————————
〔1〕《唐六典》卷七，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7页。
〔2〕《太平御览》卷一七五，第890页下栏。
〔3〕《唐律疏议》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1页。
〔4〕参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04、105页妹尾逵彦：《从太极宫到大明宫唐代宫城空间的变迁与都城社会构造的转型》图3《唐长安城的宫城与皇城——7世纪～8世纪》，黄海静翻译，《跨越想象的边界族群礼法社会——中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404页。
〔5〕《隋书》，第165页。
〔6〕《宋书》，第394—395页。
〔7〕《魏书》，第314页。
废帝之权事曰：“帝戎服……入自云龙门，于中书省前遇散骑常侍郑子默，又执之，同斩于御府之内。帝至东閤门，都督成休宁抽刃呵帝。帝令高归彦喻之……帝人至昭阳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并出临御坐。”〔1〕文中“东閤门”应即“东上閤”。孝昭帝先入云龙门，又入“东閤门”，其间亦未经东中华门。《南史》卷五《齐本纪下》载萧衍杀废帝东昏侯事曰：“（王）珍国、张稷惧祸，乃谋应萧衍……密令游荡主崔叔智夜开云龙门，稷及珍国勒兵入殿，分军又从西上閤入后宫。”〔2〕王珍国、张稷率军由云龙门入殿中，又分军从西上閤入禁中，同样未提及中华门。从这些事例看，东、西上閤应不在太极殿前庭院内，往来殿门和东、西上閤之间，不须通过中华门。上述事例都发生在东魏、北齐邺城宫和南朝建康宫。二宫皆仿洛阳宫，故洛阳宫当亦如此。笔者推测，在云龙门和东中华门、神虎门和西中华门之间，应各有一条南北向通道，东、西上閤应在这两条通道的北端。考古勘探在“太极东堂和西堂外侧”，发现“略呈方形的殿堂，殿前设一个踏道”。〔3〕笔者怀疑它们是东、西上閤的遗迹。
四 太极殿等核心建筑
所谓太极殿是一组建筑，主要由前殿、东堂、西堂组成。前殿在文献记载中有时称“太极前殿”，有时称“太极殿”，主要用于朝会、皇帝即位、读时令、拜皇后、拜三公、冠皇太子、拜蕃王等重大礼仪场合。《宋书》卷一四《礼志一》：“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帝皆……服衮冕之服，升太极殿，临轩南
————————————
〔1〕《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1页。
〔2〕《南史》，第157页。
〔3〕钱国祥《北魏洛阳宫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三》，《华夏考古》2020年第5期，第91页。
面。”〔1〕此处“太极殿”无疑指太极前殿。《晋书》卷二一《礼志下》载晋武帝所定元会仪，曰：“其陛卫者如临轩仪”，“太常导皇帝升御坐”，群臣在谒者、掌礼郎等引导下，或“上殿”，或“下殿”，〔2〕其场所肯定也是太极前殿。《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高贵乡公“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3〕《晋书》卷三《武帝纪》武帝即位，先于南郊“柴燎告类于上帝”，然后“即洛阳宫幸太极前殿”，宣布大赦、改元。〔4〕同书卷五《怀帝纪》怀帝即位后，“遵旧制，临太极殿，使尚书郎读时令，又于东堂听政”。〔5〕文中“太极殿”无疑亦指前殿。
西堂不见于曹魏和西晋时期的记载，故用途不明。东堂则是皇帝日常听政之所。《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赵王伦篡位，有鹑入太极殿，雉集东堂。天戒若曰，太极、东堂皆朝享、听政之所，而鹑、雉同日集之者，赵王伦不当居此位也。”〔6〕意指太极前殿用于朝享，东堂用于听政。同书卷五《怀帝纪》：“及即位，始遵旧制……于东堂听政。”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7〕同书卷四〇《贾充传》：“（武）帝闻充当诣阙，豫幸东堂以待之。”〔8〕同见这确是西晋一代的制度。西晋此制又沿自曹魏。《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曰：高贵乡公“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侍中荀觊、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又引傅畅《晋诸公赞》曰：高贵乡公“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讲宴
——————
〔1〕《宋书》，第341页。
〔2〕《晋书》，第650页。
〔3〕《三国志》，第132页。
〔4〕《晋书》，第50—51页。
〔5〕同上书，第125页。
〔6〕同上书，第863页。
〔7〕同上书，第125页。
〔8〕同上书，第1170页。
于东堂，并属文论”。〔1〕《晋书》卷三九《王沈传》：“魏高贵乡公好学有文才，召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燕属文。”〔2〕三少帝中，高贵乡公最为勤政，且“好书疏文章”，〔3〕故其在东堂的活动屡屡见诸史传。案本《纪》载其入宫即位事曰：“至止车门下舆……步至太极东堂，见于太后。”〔4〕此时曹芳已被废黜，太后临时主持政务，故于东堂召见高贵乡公。由此推测，东堂应在曹芳时便是皇帝听政之所了。
据发掘报告，东堂的北侧还有两个东西并列的院落。西侧的院落较小，“东西宽约20、南北残长13米。主要由北面中间的正房和东、西、南三面的廊庑围合着中间的天井院落”，“北面正房宽约9米”。东侧的院落较大，“发掘区域内东西宽40、南北长15米。已发现西侧连廊三间、南侧连廊9间”，北侧发掘区外是否有正房，不得而知。报告称二院落与东堂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御道”，“路面铺砖残损严重，局部以垫土补平，系利用早期（曹魏时期）铺砖道路继续修补沿用”。又称“在上述院落的相关遗迹下还发现多处早期（曹魏时期）修建的柱础、铺砖、拦边条石等。”〔5〕证明这两个院落在曹魏西晋时已经存在了。这处建筑紧邻东堂，应是太极殿的一部分。西堂尚未发掘，其北侧可能也有类似的院落。《晋书》卷四〇《杨骏传》：晋武帝临终命骏辅政，可“止宿殿中”，及武帝崩，“骏遂当寄托之重，居太极殿”。 〔6〕杨骏所居不大可能是前殿和东、西堂，倒有可能是东堂或西堂后的院落。《魏书》卷九《肃宗纪》：“诏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决庶政。”同书卷二一上
————————————
〔1〕《三国志》，第134、138页。
〔2〕《晋书》，第1143页。
〔3〕《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第143页。
〔4〕同上书，第131、132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太极东堂遗址》，《考古》2015年第10期，第5—6页。
〔6〕《晋书》，第1177—1178页。
《高阳王雍传》：“肃宗初，诏雍入居太极西柏堂，谐决大政。”〔1〕既称“太极西柏堂”，应是太极殿的附属建筑。《北齐书》卷三《文襄纪》孝静帝时，高澄“居北城东柏堂莅政”。〔2〕元雍和高澄皆居“柏堂”辅政，情形与杨骏居太极殿辅政相似。或许东、西堂北侧的院落就是东、西柏堂。
太极殿前有“马道”。《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伦又矫诏开门夜入，陈兵道南……召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八坐皆夜入殿，执张华、裴頠、解结、杜斌等，于殿前杀之。”〔3〕同书卷三六《张华传》载此事曰：“害之于前殿马道南。”〔4〕据此，赵王伦陈兵之处应该也是马道南。既曰：“道南”，则该“马道”应是东西向，很可能在东、西中华门之间，横贯太极殿前庭院。赵王伦于此道之南陈兵并杀张华等，说明殿前庭院的这一空间相当宽阔。殿前西侧还有“钟”。《晋书》卷四〇《贾充传附贾谧传》：“及赵王伦废后，以诏召谧于殿前，将戮之。走入西钟下……乃就斩之。”〔5〕同书卷五九《赵王伦传》：“时有雉入殿中，自太极东阶上殿，驱之，更飞西钟下。”〔6〕
《酉阳杂俎•礼异》也提到太极殿前的“马道”和“钟”：
次日太阳门……北使入门，击钟磬，至马道北，悬钟内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数人后入，击磬，道东北面立。其钟悬外东西厢，皆有陛臣。马道南，近道东有茹茹、昆嵛客，道西近道有高句丽、百济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许人。位定，梁
——————————
〔1〕《魏书》，第221、554页。
〔2〕《北齐书》，第37页。
〔3〕《晋书》，第1599页。
〔4〕同上书，第1074页。
〔5〕同上书，第1074页。
〔6〕同上书，第1602页。
主从东堂中出，云斋在外宿，故不由上閤来。击磬鼓，乘舆警跸，侍从升东阶，南面幄内坐……坐定，梁诸臣从西门入……初入，二人在前导引，次二人并行，次一人擎牙箱班剑箱，别二十人具省服，从者百余人。至宣城王前数步，北面有重席为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献玉，梁主不为兴。〔1〕
文中“道西北立”，参考下文“道东北面立”，应为“道西北面立”。意指“北使”和宣城王等进入太阳门后，来到马道北侧，分别于“道西”和“道东”北向而立。既曰：“道西”“道东”，则马道和太极前殿之间还有南北向的“道”。参考汉长安城桂宫二号建筑遗址（图六）和汉墓画像石“谒见图”（图三），此道应有两条，分别自殿前东、西二阶向南延伸至马道。“北使”在西道之西，宣城王等在东道之东，“夹陛”而立，将两阶之间的场地空出。前殿两侧的东、西堂也各有东、西阶，阶前应亦有“道”延伸至“马道”。“马道南”的场地容纳了更多的人。“近道东”有茹茹、昆酱客，“道西近道”有高句丽、百济客。所谓“近道”应指紧邻马道。“升殿之官三千许人”也立于马道南，可能在茹茹、高句丽等藩客后面。“位定”之后，“梁主”从东堂出，应是从东侧的阵阶下殿，“乘舆”从阶前之“道”至马道，再转入前殿“东阶”之前的“道”，由“东阶”上殿坐于幄中。朝会开始后，“梁诸臣”先从“西门”即西中华门入，至前殿两阶之间“宣城王前数步”的位置，依次北面再拜而出。然后诸王公登殿献玉，其余“升殿之官”当亦依次上殿行礼。“悬钟内”云云则透露出，殿前的“西钟”悬于马道北、前殿西阶前“道”西。〔2〕由此，我们大致看出了太极殿前庭
——————
〔1〕许逸民：《酉阳杂俎校笺》，第60——61页。
〔2〕《景定建康志》卷二一《考证》引《宫苑记》曰：“太极殿前东西有二大钟，宋武帝平洛所获，并汉魏旧器。”（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05—506页）据此，太极殿前东侧也有一钟。但史传中未见“东钟”之例。
院的格局。
昭阳殿在太极前殿北。《三国志》卷二五《高堂隆传》载魏明帝“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1〕据勘探发掘，太极前殿北确有一较大的夯土基址，〔2〕《北魏洛阳宫城宫门位置图》将其标为“二号宫殿”。（图一八）从位置看，这应是昭阳殿。《太平御览》卷一七五《居处部三》引《舆地志》云“洛阳昭阳殿，魏明帝所治，在太极之北，铸黄龙高四丈、凤皇二丈置殿前。”〔3〕《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景初元年注引《魏略》曰：“是岁……铸黄龙、凤皇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4〕两处记载略有出入，但所言显然是一件事。由此可知，昭阳殿为“内殿”。《晋书》卷五九《八王传序》曰：八王之乱“使昭阳兴废有甚弈棋，乘舆幽禁更同美里”。〔5〕文中“昭阳”“乘舆”皆指惠帝。称惠帝为“昭阳”，当是因其居于昭阳殿。同书卷四《惠帝纪》：“帝崩于显（昭）阳殿。”〔6〕依曹魏皇帝崩于寝殿之例，昭阳殿应是惠帝的寝殿。
昭阳殿近旁，还有含章、徽音二殿。《初学记》卷二四“含章”条引《洛阳宫殿簿》曰：“太极殿近含章殿。”又曰有“徽音殿”。〔7〕《晋书》卷三《武帝纪》太康十年十一月，“含章殿鞠室火”。〔8〕这是现存史料中关于含章殿的最早记载。此殿建于何时，史无明文，应是魏明帝“起昭阳、太极殿”工程的一部分。
——————————
〔1〕《三国志》，第712页。
〔2〕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第64页。
〔3〕《太平御览》，第856页上栏。
〔4〕《三国志》，第110页。
〔5〕《晋书》，第1590页。
〔6〕同上书，第107页。
〔7〕《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71页。
〔8〕《晋书》，第79页。
《武帝纪》又载太熙元年四月，“帝崩于含章殿”。〔1〕此证，含章殿也是皇帝寝殿。同书卷二八《五行志中》：“魏时起安世殿，武帝后居之。安世，武帝字也。”〔2〕《宋书》卷三一《五行志二》所载同。由此推测，含章殿可能原名安世殿，入晋后改名。《艺文类聚》卷八一“芸香”条引《洛阳宫殿簿》曰：“显阳殿前芸香一株，徽音殿前芸香二株，含章殿前芸香二株。”〔3〕其意似谓徽音殿与显阳、含章二殿相邻。山谦之《丹阳记》载建康之制曰：“皇后正殿曰显阳，东曰含章，西曰徽音，又洛宫之旧也。”《4）既曰：“洛宫之旧”，曹魏、西晋当同。但东晋南朝的徽音、昭阳、含章等殿在后宫，是后妃之殿。《晋书》卷三二《后妃传下》东晋安帝王皇后，“义熙八年崩于徽音殿”。〔5〕是其证。北魏的徽音殿则是皇帝寝殿。《魏书》卷一六《元叉传》：“肃宗徙御徽音殿，又亦入居殿右。”〔6〕曹魏、西晋之制当与北魏同，徽音殿和昭阳、含章二殿一样，也是皇帝寝殿。
又《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齐王曹芳嘉平六年注引《魏书》曰：“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讲学。”〔7〕《晋书》卷三六《张华传》：“帝会群臣于式乾殿”，议废太子。同书卷三一《后妃传上》：“武元杨皇后……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绝于帝膝。”〔8〕《艺文类聚》卷八七《菓部下》：“杏”条引《晋宫关（阁）记》曰：“明
——————————
〔1〕《晋书》，第80页。
〔2〕 同上书，第835页。
〔3〕《艺文类聚》，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95页。
〔4〕《太平御览》卷一七五《居处部三》引，第855页上栏。
〔5〕《晋书》，第983页。
〔6〕《魏书》，第404页。
〔7〕《三国志》，第130页。
〔8〕《晋书》，第1073、953页。《太平御览》卷一三八引《晋书》作“光明殿”（第672页上栏）。其文与唐修《晋书》不同，疑为王隐《晋书》。参汤球辑，杨朝明校补：《九家旧晋书辑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0页。
光殿，杏八株。”〔1〕是曹魏、西晋还有式乾殿和明光殿。式乾殿亦见于北魏。《魏书》卷八《世宗纪》：正始三年（506年）十一月，“帝为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汝南王悦讲《孝经》于式乾殿”。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帝不豫……崩于式乾殿”。同书卷七九《冯元兴传》：“尚书贾思伯为侍讲，授肃宗杜氏《春秋》于式乾殿。”〔2〕可见此殿也是皇帝寝殿，并常用于讲学和会见群臣。明光殿，据上引《晋书•后妃传》不易判断所在位置。但《魏书》卷一〇《孝庄帝纪》曰：“九月辛卯，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上党王天穆自晋阳来朝。戊戌，帝杀荣、天穆于明光殿。”同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载其事曰：“帝伏兵于明光殿东廊，引荣及荣长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刃之。”〔3〕明光殿既可用于接见大臣，当与式乾殿相似，也在昭阳殿附近。北魏如此，曹魏、西晋当同。《太平御览》卷九八二《香部二》引《晋宫阁名》曰：“太极殿前芸香四畦，式乾殿前芸香八畦，徽音殿前芸香杂花十一畦，明光殿前芸香杂花八畦，显阳殿前芸香二畦。”〔4〕这条材料记录的是太极、昭阳诸殿前栽种芸香的情况。式乾殿和明光殿既在其中，很可能与昭阳、徽音、含章殿同属一个建筑群，也在太极殿后。儒家礼书有天子六寝之说。《周礼•天官•宫人》：“掌王之六寝之脩。”郑玄注：“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路寝以治事，小寝以时燕息焉。”〔5〕魏晋太极殿相当于“路寝”，昭阳、含章、徽音、式乾、明光五殿应相当于“小寝”。汉末魏初“郑玄之学独盛”，〔6〕洛阳宫的重建方案有可能受到此说影响。
——————————
〔1〕《艺文类聚》，第1487页。
〔2〕《魏书》，第203、215页。
〔3〕同上书，第265、1655页。
〔4〕《太平御览》，第4350页上栏。
〔5〕《十三经注疏》，第3册，第91页下栏。
〔6〕马宗霍语。见马宗霍、马巨著：《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4页。
据最新勘探发掘结果，昭阳殿所在的区域“有东、中、西三组院落，院落之间以两条南北向廊道分隔”。昭阳殿位于中间院落，东、西院落“皆南北长170米，东西宽94米，自南向北各发现有三组宫院，院中各有一座大型殿基”。〔1〕含章、徽音、式乾、明光四殿应该就在其中，具体位置尚难确定。
太极、昭阳诸殿落成并启用后，宫中格局发生了变化。《三国志》卷三《明帝纪》青龙三年条注引《魏略》曰：“是年起太极诸殿……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其秩石拟百官之数。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2〕文中“列殿”应指皇帝所居九龙、嘉福诸殿，后妃所居在其北。曹魏兴建太极、昭阳等殿时，又在原后妃居住区兴建八坊。工程完成后，皇帝移居昭阳等殿，诸才人入住“八坊”，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应是移居九龙、嘉福诸殿。《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魏书》曰：少帝曹芳“耽淫内宠，沉漫女色……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使与保林、女尚等为乱，亲将后宫瞻观”。〔3〕是曹芳时建始殿已属后宫。《魏书》卷一○八《礼志四》：“太后更无别宫，所居嘉福，去太极不为大远。”卷八三《外戚传下》灵太后父胡国珍“寝疾，灵太后亲侍药膳”，国珍薨，“太后还宫，成服于九龙殿，遂居九龙寝室”。〔4〕可见北魏嘉福、九龙二殿皆属太后宫。同书卷一六《元叉传》载元叉、刘腾杀清河王元怿事曰：“灵太后时在嘉福，未御前殿”，滕诬怿谋反，“肃宗闻而信之，乃御显
——————————
〔1〕 钱国祥：《北魏洛阳宫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三》，《华夏考古》2020年第5期，第91页。
〔2〕《三国志》，第104、105页。
〔3〕同上书，第129页。
〔4〕《魏书》，第2809、1834页。
阳殿。腾闭永巷门，灵太后不得出”，怿入，被擒。〔1〕此证，嘉福殿在后宫永巷门内。曹魏、西晋很可能也是这样。观上引《魏略》语气，所言种种变化似乎发生在魏明帝时。但明帝生前太极、昭阳诸殿尚未完工，这些变化应是曹芳以后的事。
原载《考古学报》2021年第3期
————————
〔1〕《魏书》，第404页。
魏晋洛阳宫禁军制度的变迁
和东汉相比，魏晋的宫中禁军制度有很大变化。学人对此已有相当全面深入的研究，〔1〕但仍有进一步挖掘和解释的空间。东汉的宫中宿卫，由少府、卫尉和光禄勋等分掌。进入魏晋后，少府的许多职掌归了光禄勋，原由光禄勋负责的殿中宿卫和由卫尉负责的宫中宿卫，逐步改由新的“中军”系统承担。学人对这一环节似未充分留意。魏晋的“中军”又分“殿中兵”和“宫中兵”两部分。《晋书》卷四〇《杨骏传》惠帝“遣使奉诏废骏……东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随其后以讨骏……寻而殿中兵出，烧骏府”。〔2〕司马繇所率“殿中四百人”就是“殿中兵”。同书卷五九《赵王伦传》将军王舆率兵入宫后，“敕宫中兵各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 〔3〕三部司马属于“殿中兵”，“为应于内”就是响应王舆于殿中。“宫中兵”则是宿卫宫中的兵，只能“守卫诸门”，不能进入殿中。前人研究这一问题，因对“殿中”和“禁中”概念认识模糊，只能笼统地视宫中禁军为“中军”。本文基于对魏晋洛阳宫内部格局的最新研究，〔4〕重新审视相关史料并详加考证，尝试对宫内禁军制度及其变迁做出更具体的描述。不当之处，尚望指正。
——————————
〔1〕 参何兹全：《魏晋的中军》，《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2—268页；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有关章节。
〔2〕《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79页。
〔3〕同上书，第1604页。
〔4〕参本书《魏晋洛阳宫的形制与格局》。
一 少府和光禄勋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载晋少府职掌曰：“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准、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1〕与《续汉书•百官志》所载东汉之制相较，“中左右三尚方”当由原“尚方”发展而来。“中黄左右藏”“邺中黄左右藏”当由原“中藏府”发展而来。二者原皆属少府。平准令原属大司农。左校原属将作大匠。可见，魏晋少府所掌已非宫中事务，而是各种工程、作坊等。少府寺也不在宫中了。《文选》卷六《魏都赋》刘良注：“当司马门南出，道西最北东向相国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2〕这是魏国邺都之制，少府在宫外。洛都之制当与此同。《三国志》卷一三《王朗传附王肃传》明帝青龙年间（233—236年），“以常侍领秘书监”。〔3〕当时秘书省属少府，《太平御览》卷二三引王肃《论秘书不应属少府表》曰：“今欲使臣编名于驺隶，言事于外府，不亦隳朝章而辱国典乎!”〔4〕王肃称少府为“外府”，其寺应在宫外。《三国志》卷二三《常林传》：“文帝践阼，迁少府。”注引《魏略》曰：“少府寺与鸿胪对门。”〔5〕大鸿胪掌管外交和园林，〔6〕其寺肯定在宫外。《资治通鉴》卷八一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十二月齐王攸之国，侍中王济、甄德反对，武帝怒，“出济为国子祭酒，德为大鸿胪”。胡三省注曰：“自侍中出为外朝官。”〔7〕其说是。少府寺
——————————
〔1〕《晋书》，第737页。
〔2〕《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06页下栏。〔3〕《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6页。
〔4〕《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07页上栏。
〔5〕《三国志》，第659、660页。
〔6〕《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大鸿胪，统大行、典客、园池、华林园、钩盾等令，又有青宫列丞、鄄玄武苑丞。”（第737页）
〔7〕《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582页。
与鸿胪寺对门，应亦在宫外。
《晋书•职官志》又载晋光禄勋职掌曰：“统武贲中郎将、山羽林郎将、冗从仆射、羽林左监、五官左右中郎将、东园匠、太官、御府、守宫、黄门、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2〕这条材料提供了重要信息，但不准确。今略做考证如下。
首先，虎贲中郎将、羽林郎将、羽林左监、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都是东汉光禄勋原有部署。《续汉书•百官志二》光禄勋条“职属光禄者，自五官将至羽林右监，凡七署。”〔3〕“七署”包括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监、羽林右监。两相对比，《晋志》无羽林右监，羽林中郎将作“羽林郎将”。《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羽林监”条曰：“汉……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谓之羽林中郎将。汉东京又置羽林左监、羽林右监，至魏世不改。晋罢羽林中郎将，又省一监，置一监而已。”〔4〕今案《晋书》纪传，不见任“羽林中郎将”或“羽林郎将”者，《晋书•舆服志》所载“中朝大驾卤簿”亦无此职。疑《职官志》言晋有“羽林郎将”不确，而《宋志》所言“晋罢羽林中郎将”较可信。又魏晋“羽林左监”见诸史传。如《三国志》卷九《曹真传》注引《魏略》曰：“桓范……延康中，为羽林左监……明帝时为中领军、尚书。”〔5〕曹丕即魏王位，改年号为延康，同年称帝，又改年号为黄初。从上文语气看，桓范在曹丕称帝后应仍为羽林左监。《晋书》卷四五《刘毅传》：“太康六年……羽林左监北海王宫上疏。”〔6〕是西晋仍有左监。“羽林
———————————
〔1〕“武”原应作“虎”，唐人避李虎讳改。
〔2〕《晋书》，第736页。
〔3〕《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78页。
〔4〕《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49页。
〔5〕《三国志》，第290页。〔6〕《晋书》，第1279页。
右监”仅一见。《晋书》卷七五《荀崧传》：“父頵，羽林右监……泰始中，诏以崧代兄袭父爵。”〔1〕《三国志》卷一〇《荀彧传》注引《荀氏家传》曰：“颓字温伯，为羽林右监，早卒。”〔2〕此例似在魏末晋初。《晋书》卷四〇《贾充传》载“武帝践阵”初，帝舅王虔为“羽林监”，不言左右。〔3〕根据这些材料，晋初似仍有羽林左、右监，后废右监，仅置左监，或称羽林监。《晋志》无羽林右监和《宋志》：“晋……省一监”之说大致可信。这样一来，“七署”变成了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署。及至泰始九年（273年）七月，又“罢五官、左、右中郎将”，〔4〕此后也的确不见有人任此三职。于是，五署只剩了虎贲、羽林二署。
其次，冗从仆射、东园匠、太官、御府、守宫、黄门、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东汉时皆属少府。据《续汉书•百官志三》少府条中本注，中黄门冗从仆射、御府令、黄门令、掖庭令、暴室丞皆用“宦者”，太官令、守宫令本注不言“宦者”，应由士人担任。少府条末本注又曰：“章、和以下，中官稍广，加尝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别作监，皆六百石，宦者为之，转为兼副，或省，故录本官。”〔5〕是少府下属机构除“本官”外，又逐渐增置了六百石的尝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别作“监”，也由“宦者”担任。《后汉书》卷七《桓帝纪》永寿二年（156年）六月，“初以小黄门为守宫令”。〔6〕小黄门皆为宦者。这条记录意味着守宫令此后也改用宦者。同书卷八《灵帝纪》熹平四年（175年）十月，“改平准为中准，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
————————————
〔1〕《晋书》，第1975—1976页。
〔2〕《三国志》，第320页。
〔3〕《晋书》，第1171—1172页。
〔4〕同上书，卷三《武帝纪》，第63页。
〔5〕《后汉书》，第3592—3601页。
〔6〕同上书，第303页。
自是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1〕平准令原属大司农，用士人，改为中准令后当属少府，也用宦者。所谓“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当指上述少府各机构原由士人担任的“本官”都改用宦者了。灵帝死后，何进、袁绍谋诛宦官，打算“选三署郎入守宦官庐”，〔2〕并令虎贲中郎将袁术“选温厚虎贲二百人，当入禁中，代持兵黄门陛守门户”。〔3〕后来，宦官被诛，献帝即位，果然用郎官取代了宦官。《后汉书》卷九《献帝纪》：“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以补宦官所领诸署。”〔4〕《续汉书•百官志三》黄门侍郎条注引《献帝起居注》载此事曰：“诛黄门后……诸奄人官，悉以议郎、郎中称，秩如故。”〔5〕汉末既以郎官接替“宦官所领诸署”，且仍“以郎、郎中称”，这些机构由少府转属光禄勋便顺理成章。
魏晋继承了上述变化，负责宫中事务的各机构仍属光禄勋。但“三署郎入守宦官庐”的做法并未延续下来。《三国志》卷二《文帝纪》延康元年（220年），曹丕下令“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6〕所谓“不得过诸署令”，意味着宦者仍可在宫中任职，且最高可至诸署之令。其中最重要的职位是黄门令。东汉黄门令掌皇帝所居之“省”，〔7〕魏晋当同。案《三国志》卷九《曹真传附曹爽传》魏明帝临终召见司马懿时，有“黄门令董箕”在场司马懿奏曹爽之罪，有“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一条张当还曾“私以所择才人张、何等与爽”。〔8〕
————————————
〔1〕《后汉书》，第337页。
〔2〕同上书，卷六九《何进传》，第2251页。
〔3〕《三国志》卷六《袁绍传》，第189页。
〔4〕《后汉书》，第367页。
〔5〕同上书，第3594页。
〔6〕《三国志》，第58页。
〔7〕参本书《东汉的“东宫”和“西宫”》。
〔8〕《三国志》，第286、288页。《晋书》卷一《宣帝纪》载此事作“黄门张当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与曹爽为伎人。”（第16页）
《晋书》卷四《惠帝纪》惠帝自邺城返洛阳，“仓卒上下无赍，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用”，又“御中黄门布被”。后张方“劫帝幸长安……左右中黄门鼓吹十二人步从。”同书卷五九《赵王伦传》：伦称帝不久兵败退位，“黄门将伦自华林东门出……还汶阳里第”。〔1〕是魏晋皇帝身边仍有“黄门”之官。《晋书》卷六〇《牵秀传》载成都王颖身边有“黄门孟玖”、同书卷五四《陆机传》称之为“宦人孟玖”。〔2〕王国“黄门”用宦者，皇帝宫中当同。《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中书令李丰谋诛司马师，“密语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铄等皆许以从命”。黄门监是宦者，永宁署令掌太后宫，肯定也是宦者，〔3〕故事后朝廷给李丰定下的罪名有“交关阉竖，授以奸计”一条。〔4〕又《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魏书》载司马师废齐王曹芳之事，称曹芳“耽淫内宠”，“日游后园”，“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使与保林、女尚等为乱，亲将后宫瞻观”。清商令令狐景、清商丞庞熙谏之。曹芳怒，以弹弹之，“不避首目”。“景、熙等畏恐，不敢复止，更共谄媚”。清商署掌乐舞，多有女性，故曹芳“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5〕清商令、丞掌管这样的机构，皇帝在“后园”游戏时又随从在旁，应当也是宦者。魏晋华林园、掖庭、暴室等令，史传未见其例，但所掌既为后园、嫔妃、宫女之事，其令、丞等官当亦为宦者。
东汉有三署郎“宿卫诸殿门”，又有虎贲郎、羽林郎“侍
——————————
〔1〕《晋书》，第103、1604、1605页。
〔2〕同上书，第1635、1480页。
〔3〕《三国志》卷五《后妃传》：“明元郭皇后……齐王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称永宁宫。”（第168页）
〔4〕《三国志》，第299页。
〔5〕 同上书，第129、130页。
从”“陛戟”，〔1〕构成“殿中”区域的宿卫力量。〔2〕及至魏晋，三署郎不再宿卫殿门，中郎、郎中近乎散官，主要用作士人起家之选。〔3〕故《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曰：“魏晋以来……无复三署郎。”但光禄勋仍掌殿门，“（尚书、御史）二台奏劾，则符光禄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身不得入殿省，光禄主殿门故也”。 〔4〕殿门须案“籍”出入。〔5〕魏晋此事仍属光禄勋，可能由“门吏仆射”等具体掌管。〔6〕虎贲、羽林则仍在“殿中”侍从、陛戟。如魏文帝时，大将张辽“屯雍丘，得疾。帝遣……太医视疾，虎贲问消息，道路相属”。明帝时，中山王衮“得疾病，诏遣太医视疾，殿中虎贲赍手诏、赐珍膳相属”。〔7〕遣虎贲探问大臣病情，是因其在皇帝身边侍从。又如魏明帝时，太尉钟繇、司徒华歆年高有疾，“朝见皆使载舆车，虎贲舁上殿就坐”。〔8〕令虎贲舁老臣上殿，当是因其在殿前陛戟。西晋殿中仍有虎贲宿卫。如武帝崩，外戚杨骏辅政，“居太极殿……以武贲百人自卫”。〔9〕
东汉“中黄门冗从”宿卫“禁中”，由“冗从仆射”统领，皆用宦者。〔10〕魏晋改用士人。《三国志》卷二五《辛毗传》有“冗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