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骑曾是亲近之职。《三国志》卷二四《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文帝诏曰：“（王）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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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第732—733页。
〔2〕同上书，第1082页。
〔3〕同上书，第1156页。
〔4〕《三国志》，第300页。
〔5〕《晋书》，第1604页。
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1〕文帝此语颇有视散骑为门生之意。通过平尚书事，可熟悉朝廷政务，也能了解皇帝的思路。文帝所谓“知指归”盖谓此也。同书卷一六《杜畿传附杜恕传》注引《魏略》曰：“孟康……黄初中，以于郭后有外属，并受九亲赐拜，遂转为散骑侍郎。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康独缘妃嫱杂在其间，故于时皆共轻之，号为阿九。”〔2〕可见散骑用人标准颇高。散骑参与平尚书事，也是事实。《三国志》卷一三《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曰华表“年二十余为散骑侍郎。时同僚诸郎共平尚书事，年少，并兼厉锋气，要召名誉。尚书事至，或有不便，故遗漏不视，及传书者去，即入深文论驳。惟表不然，事来有不便，辄与尚书共论尽其意，主者固执，不得已，然后共奏议。司空陈群等以此称之”。〔3〕案同书卷二二《陈群传》：“明帝即位……为司空，故录尚书事……青龙四年薨。”〔4〕则华表为散骑侍郎在明帝时。看来，魏文、明二帝时，散骑确实很重要。这可能也与其在禁中、离皇帝较近有关。但这种局面未能维持下去。
曹魏侍中寺、西晋门下省始终是协助皇帝处理尚书事务的最重要的机构。《三国志》卷一六《杜畿传附杜恕传》：太和中为黄门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5〕《晋书》卷三《山涛传附山简传》载简上疏曰：“时黄门侍郎王恂、庾纯……评尚书奏事，多论刑狱，不论选举。”这说明，文帝增设散骑后，侍中寺仍负责审核尚书奏事。《晋书》卷三九《荀勖传》：“门下启通事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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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第680页。
〔2〕同上书，第506页。
〔3〕同上书，第406页。
〔4〕同上书，第635、638页。
〔5〕同上书，第498页。
〔6〕《晋书》，第1229页。原文作“黄门侍郎王恂、庾纯始于太极东堂听政，评尚书奏事。”太极东堂是皇帝听政之所，黄门侍郎不可能在此评尚书奏事。通览上下文，“始于太极东堂听政”八字应在“泰始之初，躬亲万机”之下，系手民误抄于此。
伊羡、赵咸为舍人，对掌文法。诏以问勖，勖曰：‘……增置文法之职，适恐更耗扰台阁，臣窃谓不可。’”〔1〕荀勖的意见不知是否被晋武帝采纳，但要求增置“文法之职”，说明门下省对尚书事的干预有加强的趋势。《三国志》卷一四《程昱传》：“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2〕卷二八《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曰：“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何晏“议用弼”，丁谧“与晏争衡”，推荐王黎，曹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黎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门下，晏为之叹恨”。弼初与王黎善，“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3〕《晋书》卷四五《任恺传》晋初为侍中，“有经国之干，万机大小多管综之”，“总门下枢要，得与上亲接”。贾充“执朝政”，恺恶其为人，“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为”。〔4〕可见，在时人眼中，侍中寺、门下省在中央权力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
散骑则不同，除了“评尚书事”外，还承担其他任务。《三国志》卷二一《刘劭传》：“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明帝时，迁散骑常侍，“受诏作《都官考课》”。〔5〕作《皇览》和《都官考课》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不大可能同时评尚书事。《晋书》卷四四《华表传附华峤传》：“拜散骑常侍，典中书著作，领国子博士。”〔6〕即“典中书著作”，又“领国子博士”，恐亦无暇平尚书事。谏诤也是散骑的重要职责。《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略》曰：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谏……书通，上顾左右曰：‘张茂恃乡里故也。’以事付散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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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第1156—1157页。
〔2〕《三国志》，第430页。
〔3〕同上书，第795、796页。
〔4〕《晋书》，第1285—1286页。
〔5〕《三国志》，第618—619页。
〔6〕《晋书》，第1264页。
而已”。张茂书中还提道“臣昔上《要言》，散骑奏臣书，以《听谏篇》为善，诏曰：‘是也’。”〔1〕大概谏书是由散骑负责审查、上奏和收藏的。西晋又有进一步变化。《晋书》卷三《武帝纪》：晋武帝服丧，“虽从汉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丧者……散骑常侍黄甫陶、傅玄领谏官，上书谏诤”。〔2〕卷四七《傅玄传》：“玄及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玄复上疏，称“陶之所上，义合古制”。书奏，晋武帝下诏曰：“二常侍所论，或举其大较而未备其条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后主者八坐广共研精。”〔3〕从“领谏官”“掌谏职”等用语看，谏诤似乎已是散骑省的一项本职。故《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曰：“散骑常待……掌规谏。”〔4〕西晋以后，散骑常侍特别是通直、员外散骑常侍，还常被用来安置年老有病的大臣。《初学记》卷一二散骑常侍条注引《晋起居注》载太康七年（286年）诏曰：“尚书冯翊忠亮在公，历职内外，勤恪匪懈而疾未差，屡求放退，其以卿为散骑常侍，赐钱二十万，床帐一具。”〔5〕《晋书》卷四七《傅玄传附傅祗传》：“迁卫尉，以风疾逊位，就拜常侍，食卿禄秩，赐钱及床帐等。”《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散骑常侍条“其通直、员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渐替。”〔7〕东晋以后，散骑省便逐渐脱离政务系统，发展成为“东省”散官了。
散骑取代了中常侍、小黄门的位置，一度也颇受皇帝重视，但并未获得很大权势，反而渐渐退出了权力系统。其原因主要是“禁中”制度发生了变化。魏晋的“禁门”不像汉代那样森严。士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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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第105—106页。
〔2〕《晋书》第54页。
〔3〕同上书，第1317—1320页。
〔4〕同上书，第733页。
〔5〕《初学记》，第286页。
〔6〕《晋书》，第1331—1332页。
〔7〕《南齐书》，第323页。
别是中书、门下官员入禁中见皇帝没有明显的障碍。太极殿启用后，皇帝也常至禁外的太极东堂听政，直接与中书、门下、尚书等官员一起处理政务。在这种情况下，散骑虽然亲近，却没有机会对皇帝的决策施加更多影响。曹魏文、明二帝主要靠侍中、尚书处理政务，最信任的则是中书监、令。三少帝时，曹爽、司马懿等辅政大臣皆“直殿中”，录尚书事，〔1〕散骑更无优势可言。西晋以后，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共同掌管朝廷政务的机制渐趋成熟，散骑终于成为多余的机构而向散官方向发展。
四 尚书
东汉尚书台在殿中，尚书官员的宿舍在殿外。〔2〕《后汉书》卷四一《药崧传》：“太官赐尚书以下朝夕餐，给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注引《汉官仪》曰：“尚书郎入直台中……伯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者。伯使从至止车门还，女侍史……从入台中。”〔3〕止车门应即殿门。〔4〕尚书郎入值时，需从宿舍经殿门至尚书台。魏晋的尚书省和官员宿舍在哪儿，史无明文。祝总斌先生认为魏晋和东汉一样，尚书省在殿中，官员宿舍在殿外至南朝，称尚书省为“尚书上省”，官员宿舍为“尚书下舍”，其间有“阁道”相通，并将“尚书诸曹”迁至下舍办公，故又称“尚书下省”或径称“尚书省”。〔5〕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现尝试论证如下。
《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永兴二年七月甲午，尚书诸曹火起，延崇礼闼及阁道。”卷五五《潘岳传》：“时尚书仆射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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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卷一《宣帝纪》，第13页。
〔2〕参本书《东汉的“殿中”和“禁中”》。
〔3〕《后汉书》，第1411页。
〔4〕说见本书《东汉的“殿中”和“禁中”》。
〔5〕 详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213—219页。
领吏部王济、裴楷等，并为帝所亲遇。岳内非之，乃题阁道为谣曰：‘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鞍，裴楷鞧，和峤刺促不得休。’”〔1〕这两条材料显示，西晋尚书省有崇礼门和阁道。这一信息十分重要，但不完整。好在还有东晋南北朝的材料可加以补充。
《文选》李善注引《十州记》曰：“崇礼闱，即尚书上省门。崇礼东，建礼门，即尚书下舍门。”〔2〕是尚书省有两个院落，上省在西院崇礼门内，下舍在东院建礼门内。《初学记》卷一一引《十洲记》曰：“崇礼门在东掖门内路西，即尚书上省。崇礼门东建礼门，即尚书令下舍之门。”〔3〕这条材料比李善所引多了“东掖门”的信息。《十州记》又作《十洲记》《海内十洲记》，《四库全书总目》曰：“旧本题汉东方朔撰……盖六朝词人所依托。”〔4〕六朝人记六朝事，当大致可信。南朝的东掖门在建康宫城南面。 由此可知，尚书省在宫城东掖门内一条南北向道路的两侧，上省在路西，下舍在路东。（参图二〇）
《十洲记》说“崇礼门在东掖门内”，而未说在端门或云龙门内，意味着尚书上省在宫门之内、殿门之外。以下材料可印证这一点。《南史》卷五六《张弘策传》：“东昏余党……作乱，帅数百人，因运获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门，至夜烧神兽门、总章观……又进烧尚书省及阁道、云龙门，前军司马吕僧珍……命打五鼓。贼谓已晓，乃散。”〔6〕作乱者进了宫城南、北掖门，攻打神兽（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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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第805、1502页。
〔2〕见《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卷四六任彦异《王文宪集序》：“出入礼闱”句，第721页上栏。
〔3〕《初学记》，第259页。《太平御览》卷二一〇引《世说》：“崇礼闼在东掖门内路西，即尚书省，崇礼门东建礼门内，即是尚书令下舍之门。”（第1009页下栏）内容大致相同。
〔4〕《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6页上栏。
〔5〕参本书《东晋南朝建康宫第三重宫墙考》，第300页。
〔6〕《南史》，第1383页。
云龙两座殿门，未成而退。被烧的“尚书省”应是作为行政中枢的上省，显然在殿门之外。《南齐书》卷四《郁林王纪》萧鸾“为尚书令”，发动政变废黜郁林王，“率兵自尚书入云龙门”。〔1〕尚书令发动和组织政变，当在上省，其位置则在云龙门外。《北齐书》卷三四《杨愔传》为尚书令，长广、常山二王录尚书事，“于尚书省大会百僚”，捉杨倍等，“唐突入云龙门……送惰等于御前”。同书卷四一《鲜于世荣传》：“除领军将军……以本官判尚书右仆射事……寻有敕令与吏部尚书袁聿修在尚书省检试举人。为乘马至云龙门外入省北门，为宪司举奏免官。”〔2〕录尚书事在尚书省“大会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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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齐书》，第74页。
〔2〕《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58—459、539页。
僚”，尚书仆射和吏部尚书“检试举人”，肯定都在上省。这两条材料更明显地透露出，尚书上省在云龙门外。据鲜于世荣“至云龙门外入省北门”一事判断，其具体方位应在云龙门外东南部。
《陈书》卷二六《徐陵传附弟孝克传》：“自晋以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于朝堂。”〔1〕 案东汉殿中有朝堂，是公卿百官议事的场所。〔2〕《三国志》卷一九《陈思王植传》曹植上疏：“陈审举之义”，末尾称“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纠臣表之不合义者。”〔3〕《晋书》卷八《海西公纪》桓温“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4〕可见，魏晋亦有功能相同的朝堂。《酉阳杂俎》前集卷一《礼异》：“梁正旦，使北使乘车至阙下，入……应门，门下有一大画鼓。次曰太阳门……门右有朝堂。”〔5〕萧梁将殿中正南门端门改称为“应门”，将太极殿前的中华门改称为“太阳门”。〔6〕由此可知，南朝殿中仍有朝堂。魏晋当同。但尚书下舍在殿外，其“阁道”不大可能通向殿中的朝堂。《徐孝克传》明言阁道“东西跨路”，则所通应是东掖门内路西尚书上省的朝堂。《陈书》卷八《侯安都传》：“世祖引安都醮于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将帅会于尚书朝堂。”〔7〕此证尚书确有朝堂。《梁书》卷三《武帝纪》大同六年（540年）八月诏“自今尚书中有疑事，前于朝堂参议，然后启闻。”〔8〕此朝堂好像也是尚书之朝堂。尚书朝堂又称“都坐”“都堂”。《宋书》卷三九《百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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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38页。
〔2〕参本书《东汉的“殿中”和“禁中”》。
〔3〕《三国志》，第574页。
〔4〕《晋书》，第214页。
〔5〕许逸民《酉阳杂俎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0页。本文标点与原书略有不同。
〔6〕 说见本书《东晋南朝建康宫“第三重宫墙”考》。
〔7〕《陈书》，第148页。
〔8〕《梁书》，第84页。
上》：“晋西朝八坐丞郎，朝、晡诣都坐朝，江左唯旦朝而已。八坐丞郎初拜，并集都坐交礼。”〔1〕《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兖州刺史李子贞在州贪暴……文襄怒，于尚书都堂集百僚，扑杀子贞。”〔2〕其位置显然在尚书上省中。
据上引《晋书•五行志》，“尚书诸曹”在崇礼门内。同书卷三〇《刑法志》载裴頠上表，称尚书为“崇礼大臣”。卷五九《赵王伦传》：“义阳王威劝（孙）秀至尚书省与八坐议征战之备，秀从之”，当时“内外诸军悉欲劫杀秀，威惧，自崇礼闼走还下舍”。〔3〕这些材料表明，西晋崇礼门内的上省，除尚书朝堂外，还有尚书“八坐”及“诸曹”办公的场所。南北朝仍然如此。《通典》卷三《食货三》载梁尚书令沈约上言“尚书上省库籍，唯有宋元嘉中以来，以为宜检之日，即事所须故也。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人曹，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既不系寻检，主者不复经怀，狗牵鼠啮，雨湿沾烂，解散于地。”〔4〕“下省”就是下舍。尚书诸曹在上省办公，故年代较近的户籍资料收藏在上省库中，以便随时查找利用。时代较远的“旧籍”与尚书日常事务关系不大，故存放下省库中，且因保管不善而损毁严重。《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为尚书左中兵郎中，遭尚书令临淮王或谴责，遂上书曰：“或乃召臣于尚书都堂……丑骂溢口，不顾朝章，右仆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珮已下百余人并皆闻见。”〔5〕尚书官员都在上省办公，故尚书令在都堂训斥尚书郎，仆射以下百余人都能听见。
没有证据显示东晋以后尚书上省的位置发生过重大变化，故西晋崇礼门内的尚书机构应该也和东晋南北朝一样，位于宫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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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书》，第1237页。
〔2〕《北齐书》，第65页。
〔3〕《晋书》，第935、1604页。
〔4〕《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9页。
〔5〕《北齐书》，第652页。
内、殿门之外。《晋书》卷二五《舆服志》：西晋太康八年（287 年）诏“诸尚书、军、校加侍中、常侍者……得入殿、省中，与侍臣升降相随。”〔1〕其意指尚书、军、校加侍中、常侍者才能随时进入殿中、省中。军、校当即四军、五校。他们宿卫宫中，〔2〕不加侍中、常侍，便不得随时进入殿中、省中。尚书与军、校同，当亦在宫中。同书卷四五《任恺传》为侍中，“总门下枢要，得与上亲接”。贾充排挤任恺，谋曰：“宜启令典选，便得渐疏。”恺迁吏部尚书，于是“侍觐转希”，后遭弹劾“免官”。〔3〕门下省在殿中，故与皇帝较亲近。尚书相对疏远，应是在殿外办公，见皇帝的机会较少的缘故。
关于尚书下舍或下省，还有几条史料需加辨析。一是上引《陈书•徐孝克传》言“都官尚书”之省在“台城内下舍”。二是上引《通典》所载沈约上言，提到“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人曹”。〔4〕三是《梁书》卷二七《到洽传》迁御史中丞，“旧制，中丞不得入尚书下舍，洽兄溉为左民尚书……左丞萧子云议许入溉省”〔5〕。这几条材料，从字面上看，似可理解为尚书左民、都官等曹都在下省。〔6〕然而尚书诸曹每日处理大量军政文书，保密等级很高，怎么可能和家属宿舍混在一起？细读上下文，方知不然。《徐孝克传》：
入为都官尚书。自晋以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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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第762页。
〔2〕参本书《魏晋洛阳宫禁军制度的变迁》。
〔3〕《晋书》，第1286页。
〔4〕“人”当作“民”，唐人避李世民讳改。
〔5〕《梁书》，第404页。
〔6〕祝总斌先生便由此提出，南朝“尚书省在台城内原尚书下舍处”，“尚书省（下舍）中办理具体政务，故尚书各曹包括都官曹（省）俱设在这里”。见氏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218页。
都官之省，西抵阁道，年代久远，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际，无故有声光，或见人着衣冠从井中出，须臾复没，或门閤自然开闭。居省者多死亡，尚书周确卒于此省，孝克代确，便即居之，经涉两载，妖变皆息，时人咸以为贞正所致。〔1〕
孝克拜都官尚书，入住尚书下舍。文中多次出现的“省”，都是下舍中尚书各曹官员及其家属的宿舍区，而非办公区。其中位列“第一”的“都官之省”是都官曹的宿舍区，此外还应有其他各曹的宿舍区。“都官之省”维护不佳，年久失修，以至半夜闹鬼。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政务繁忙、警卫森严的办公区。另外两条材料，也应这样理解。“下省左人曹”指左民曹在下省的宿舍区。其中除住宅外，还有两座仓库，用于收藏“晋代旧籍”，同样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到溉为左民尚书，居于“下舍”中的左民曹之“省”。尚书左丞议许到洽“入溉省”，不是允许他进入左民尚书的办公室，而是允许兄弟俩在左民曹的宿舍中相聚。
西晋尚书省未见“上省”“下舍”之称，但类似的制度是存在的。《晋书》卷四三《山涛传》除尚书仆射，领吏部，“固辞以老疾……辄还外舍”，晋武帝诏“以舆车舆还寺舍”。〔2〕“外舍”是山涛在宫外的住所，“寺舍”则是尚书官员在宫内的住所，也就是东晋南朝所谓“下舍”。“下舍”概念出现较早。《晋书》卷四四《华表传》：“迁侍中。正元初……惧祸作，频称疾归下舍，故免于大难。”〔3〕文中“下舍”可能是侍中寺下舍。“频称疾归下舍”就是经常托病回下舍休息，不在侍中寺理事。同书卷五九《赵王伦传》：“义阳王威……自崇礼闼走还下舍。”〔4〕威时任中书令，所还下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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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书》，第338页。
〔2〕《晋书》，第1225页。
〔3〕同上书，第1260页。
〔4〕同上书，第935、1604页。
是中书省下舍。若侍中寺、中书省都有“下舍”，尚书省当亦有。晋武帝所谓“寺舍”，或许是“尚书下舍”的简称。其院落之门可能也叫建礼门。《初学记》卷二四引《洛阳故宫名》曰：“洛阳……有建礼门。”〔1〕
根据以上考证，反观前引《晋书•五行志》和《潘岳传》之文，可知西晋尚书省也有东西两个院落，西院有崇礼门，朝堂和诸曹在其中，东院有建礼门，官员及家属宿舍在其中，两院之间有阁道相连。潘岳所谓“阁道东，有大牛”，便指山涛、王济、裴楷等尚书省官员都在东院宿值。其位置在云龙门外，即洛阳宫内东南部。这意味着魏晋时期尚书机构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从殿中移到了殿外。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尚书机构的扩大，二是殿中区域的缩小。
东汉尚书有令、仆射各一人，尚书六人，左右丞各一人，侍郎三十六人，令史二十一人，共六十七名官员。〔2〕曹魏、西晋有变化。《晋书》卷二四《职官志》：除八座二丞外，魏初设尚书郎二十三人，明帝青龙二年（234年）增二人，“合凡二十五郎”。西晋尚书设三十五曹，但仅“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统摄”。〔3〕是曹魏、西晋尚书郎人数比东汉少。《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郎以下则有都令史、令史、书令史、书吏干……晋初正令史百二十人，书令史百三十人。自晋至今，或减或益，难以定言。”〔4〕曹魏尚书也有令史，〔5〕但员额不明。西晋仅正令史和书令史就有二百五十人，加上都令史和书吏干当更多。
尚书机构扩大了，殿中区域却缩小了。东汉北宫的前殿是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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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学记》，第582页。
〔2〕见《续汉书•百官志三》，《后汉书》，第3596—3597页。
〔3〕《晋书》，第732页。
〔4〕同上书，第1237页。
〔5〕同上书，卷三〇《刑法志》魏末司马昭“令贾充定法律”，参与者有“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第927页）
殿，殿前有崇贤门。德阳殿西是崇德殿，殿前有金商门。崇贤门和金商门外是一个更大的庭院，南有端门，西有神虎门，东有云龙门。尚书台及侍中、御史、谒者等机构都在这个庭院中。〔1〕班固《东都赋》描述朝会场面，有“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一句。〔2〕既曰：“云龙之庭”，则云龙门内应是宽敞的庭院，云龙、神虎二门相对，其间有道路相通，崇贤、金商二门应在道北。（参图一六）魏晋洛阳宫是在东汉北宫旧址上兴建的。太极殿位于原崇德殿处，阊阖门位于原朱雀阙门处。据考古报告，在一号阊阖门遗址和四号太极殿遗址之间还有二号、三号两座遗址。笔者认为，二号遗址应是端门，三号遗址应是中华门。〔3〕三号遗址在二号遗址北，二者相距约80米。这个空间应是安置殿中各机构的重要区域。奇怪的是，神虎门遗址不在这一庭院的西侧，而在三号遗址西北，太极殿遗址西南（参图一八），门内正对的应是西中华门，即太极殿前庭院的西门。笔者推测，东汉德阳殿和崇德殿皆无东、西堂，殿前庭院东西较窄，南北进深也较浅，故崇贤门和金商门可置于神虎门、云龙门内道路的北侧，二门之外的庭院因而较大。曹魏兴建太极殿时，因前殿两侧增加了东、西堂，殿前庭院东西宽度大增，南北进深必然相应扩大，遂将殿前之门移至神虎门、云龙门内道路之南，这条道路成了横贯太极殿前庭院的“马道”。〔4〕这样一来，太极殿前之中华门与端门之间的空间大大缩小了，只能容纳人员较少的机构。人员较多的尚书省，特别是人员大增后的西晋尚书省，便被移至云龙门外了。
原载《文史》2019年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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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本书《东汉的“殿中”和“禁中”》。
〔2〕《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卷一，第34页下栏。
〔3〕参本书《魏晋洛阳宫的形制与格局》。
〔4〕同上。
下篇小结
曹魏和西晋的皇宫位于洛阳城北部，是曹魏在东汉北宫的废墟上重建的。中间一条东西向大道，将其分为南、北两部分，时称“南宫”“北宫”。重建工程从北宫开始，兴建了建始、崇华、嘉福等殿，供皇帝举行朝会、办公理政和生活起居之用。明帝时大兴土木，在南宫兴建了太极、昭阳等殿，阊阖、云龙等门。曹芳即位后，迁入南宫，北宫成为后妃宫。
和东汉北宫相似，魏晋洛阳宫整体呈“曰”形，东、南两面外有宫墙，内有殿墙，西侧宫墙与殿墙也是一道墙。西墙自北而南有千秋门、神虎门、西掖门。南墙自西而东有阊门、司马门。东墙应有东掖门，可能位于与西掖门相对之处。东掖门北、万春门东还有一门，可能为薄室门。北面与华林园相接，可能由北上閤出入。殿中区域以太极殿为中心，西面有神虎门，东面有云龙门，南面有端门。殿墙之内还有一道墙，构成太极殿前的庭院。其东侧有东中华门，西侧有西中华门，南门名称失载，应是“中华门”。太极殿由一组建筑构成，正中是太极前殿，两侧有太极东堂和太极西堂，其后可能还有太极东柏堂和太极西柏堂。太极殿之后，是禁中的皇帝寝宫，除昭阳殿外，还有含章、徽音、式乾、光明等殿。连接殿中和禁中的门有东上閤和西上閤。东上閤应在云龙门内、东中华门外的南北通道北端。西上閤应在神虎门内、西中华门外的南北通道北端。皇帝寝宫之后有横贯禁中的大道，其西端是千秋门，东端有万春门。
曹魏和西晋的皇帝，自曹芳以后居于上閤内的昭阳、含章等殿，在上閤外的太极东堂听政。协助皇帝理政、照料皇帝生活的机构和殿中、禁中的宿卫力量，皆以此为中心加以安排，和东汉相比，有很多变化。特别是禁中事务，不再由少府负责，而转归光禄勋。黄门、掖庭、暴室、清商等职仍用宦官，但另设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取代中常侍、小黄门。负责禁中宿卫的冗从仆射也改用士人。这是为防止宦官干政历史重演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殿中宿卫也有很大变化。光禄勋属下的三署郎成为散官，虎贲中郎将、羽林监等仍宿卫殿中。此外，曹魏新设领军、武卫、中坚、中垒、骁骑、游击等将军，各领营兵宿卫殿中。西晋保留领军、虎贲、羽林、骁骑、游击等营，另设左、右卫将军领三部司马等营，宿卫殿中。曹魏宫门守卫和宫中徼巡，仍由卫尉负责，原驻宫外的五营校尉移驻宫中，与左军将军营共同负责宫中宿卫。西晋又增右军、前军、后军将军和翊军校尉，各领营兵，宿卫宫中。和东汉相比，魏晋殿中和宫中宿卫力量进一步加强。
宫中行政机构主要有尚书、中书、门下、秘书、散骑五省。尚书省负责处理全国政务，有令、仆射、尚书、丞、郎、都令史、令史、书令史、书吏干等数百人。机构明显扩大，遂从殿中迁至殿外，位于云龙门外东南。中书省和门下省都在殿中。门下负责审核尚书奏事。中书掌起草诏令。二者介于皇帝和尚书省之间，协助皇帝基于尚书奏事制定决策。三省分工合作，大大提高了宰相机构处理政务的效率和专业化程度，是宰相制度的重大进步。秘书省掌管图书，在禁中皇帝寝宫西侧，十分亲近，但不直接参与政务。散骑省负责评尚书事和谏诤，可能也在禁中。由于皇帝在太极东堂听政，经常与尚书、门下、中书官员共同处理政务，散骑省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始终不如门下省，东晋以后逐渐演变为散官。
附 录
东晋南朝建康宫“第三重宫墙”考
秦汉以来，皇宫主要有两道墙。外面一道是宫墙，由宫门出入。里面一道是殿墙，由殿门出入。贾谊《新书•等齐篇》：“天子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诸侯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殿门俱为殿门，阑入之罪亦俱弃市。”〔1〕《唐律疏议•禁卫律》：“诸阑入宫门，徒二年殿门，徒二年半。”又曰：“诸向宫、殿内射，宫垣，徒二年殿垣，加一等。”〔2〕宫门、殿门皆有禁卫，阑入有罪，而殿门禁卫等级更高，阑入之罪更重。魏晋南北朝之制与此同。但唐宋人又有东晋南朝建康宫存在“第三重宫墙”的说法。
宋人周应合所撰《景定建康志》卷二〇《城阙志一》：“门阙”条曰：
案《宫苑记》：“晋成帝修新宫，南面开四门。最西曰西掖门……正中曰大司马门……次东曰南掖门，宋改阊阖门，陈改端门……最东曰东掖门……东面正中曰东华门……晋本名东掖门，宋改万春门，梁改东华门。北面最东曰承明门……本晋平昌门……最西曰大通门……西面正中曰西华门，晋本名西掖门，宋改千秋门，梁改西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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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7页。
〔2〕《唐律疏议》卷七《禁卫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0、151、162页。
这是第一重宫墙。下文又曰：
案《宫苑记》：“建康宫城内有两重宫墙。南面开二门，西曰衙门，隐不见南西掖门。东日应门，晋改名止车门，南直对端门，即晋南掖门也。东面正中曰云龙门。北面正中曰凤妆门。近西曰鸾掖门。西面正中曰神武门。凡六门。第三重宫墙，东直对墙。南面正门曰太阳，晋本名端门，宋改为南中华门。东面正中曰万春门，直东对云龙门，西对千秋门。西南（《至正金陵新志》作面，是）正中曰千秋门，西对神武门，东对万春门。凡三门。”《建康实录》皆不载。以宫殿证之，云龙门是二重宫墙东面门，对第三重宫墙万春门，神武门是第二重宫墙西面门，对第三重宫墙千秋门，东面（《至正金陵新志》作西，是）相望。〔1〕
这是第二和第三重宫墙。元人张铉所撰《至正金陵新志》照抄此文，并绘制了《台城古迹图》，将建康宫城画作“回”形。
周氏所引《宫苑记》不见于《隋志》及两《唐志》。北宋官修《崇文总目》卷四《地理类》、南宋郑樵《通志》卷六六《艺文略四》，都有“《南朝宫苑记》二卷”，2）不载作者。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亦有此书，注曰：“不知何人作。记六朝故都事迹颇详。”〔3〕元朝所修《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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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495—496页。参阅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96册，第137—138页。
〔2〕 王尧臣等撰，钱东垣等辑释《崇文总目》，见《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上，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年，第62页。《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577页。
〔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9页。
“许嵩《六朝宫苑记》二卷”，〔1〕恐亦指此书，作者为许嵩不可信。从其文避唐讳改“虎”为“武”看，应是唐人所作。从内容看，应是据相关史料编撰而成。许嵩《建康实录》注曾引《宫苑记》或《修宫苑记》，不见著录。《南朝宫苑记》有冒充此书之嫌。元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皆无《南朝宫苑记》。疑南宋后亡佚。据此，《景定建康志》所引《宫苑记》并非一手史料，可以参考，但不能尽信。
今人研究六朝建康宫，主要依据唐人许嵩所撰《建康实录》及正史中的记载。但正史中的相关信息很少，《建康实录》及许嵩注则多有讹脱之处。学人因此产生了一些误解，需加辨析。
《建康实录》卷一七《梁武帝》载天监十年（511年），“初作宫城门三重及开二道”。〔2〕朱偰《金陵古迹图考》据此认为“可见台城初不过二重，梁改为三重。”〔3〕所绘台城示意图，在《东晋都建康图》《宋都建康图》和《齐都建康图》（图二一a）中为“回”形，在《梁都建康图》（图二一b）和《陈都建康图》中为“回”形。朱氏此说对今天的研究者影响甚大。研究东晋南朝史特别是制度史的学者，往往根据这一说法理解相关史料，解读相关史实。然而《建康实录》的这条材料是有问题的。《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十年，“初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4〕《南史》卷六《梁武帝纪上》所载同。〔5〕所谓“三重楼”含义甚明，指宫城门上的门楼有三重。《建康实录》之文显然由此而来，但少一“楼”字。朱偰解释说“楼’系衍字，否则当作三层楼。”〔6〕朱偰之父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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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154页。
〔2〕许嵩《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76页。
〔3〕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7页。
〔4〕《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1页。
〔5〕《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3页。
〔6〕朱偰《金陵古迹图考》，第115页。
希祖在为《金陵古迹图考》所作《序》中，已对“梁之宫城三重”说提出疑问，并在注中引《梁书》《南史》之文，指出“《建康实录》脱一‘楼’字，遂有误为三重门以及三重宫墙者。或谓以高下言当称层，以前后言乃称重。以此言之，《梁书》《南史》乃各衍‘楼'字。不悟古称九重天，正指高下言也。”〔1〕朱希祖所言甚是。今案《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条“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2〕此处“三重”显然指门楼。朱偰的上述解释的确不能成立。
《建康实录》卷七《晋成帝》咸和七年（332年）十一月，“新宫成，署曰建康宫，亦名显阳宫，开五门，南面二门，东、西、北各一门。”许嵩注：
案《图经》，即今之所谓台城也。今在县城东北五里，周八里，有两重墙。案《修宫苑记》，建康宫五门，南面正中大司马门……南面近东阊阖门，后改为南掖门……正东面东掖门，正南平昌门……第三重宫墙南面端门……其东、西门不见名。
这里出现的“第三重宫墙南面端门”一句，成为建康宫存在第三重宫墙的重要依据。上引《景定建康志》便是一例。清人史学海亦据此认为，东晋建康宫已有第三重宫墙。〔3〕然而此文亦有脱误之处。首先，所述第一重宫墙之五门，脱“正西面西掖门”一条。其次，“正南平昌门”一句，“南”显然应为“北”。”第三，“第三重宫墙南面端门”一句，“三”应为“二”之讹。因为前文既明言建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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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朱偰《金陵古迹图考》，第1、2页。原文标点似不妥，本文有所改动。
〔2〕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页。
〔3〕见史学海：《六朝故城图考》，《金陵全书》乙编，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517—535页。
〔4〕 参张忱石《校勘记》，《建康实录》，第203页。
“有两重墙”，下文便不应有“第三重宫墙”前文既详述第一重宫墙之门，其下便应介绍第二重宫墙之门。而且，秦汉以来所谓“端门”都是宫内第二道围墙即殿墙的门。〔1〕此文提到的“端门”及“其东、西门”也应是殿墙的门。其中端门是南门，东门和西门分别是云龙门和神虎门。〔2〕“不见名”者，《修宫苑记》不载云龙、神虎之名也。
不过，在当时的皇宫中，殿墙之内确实还有一道墙。《晋书》卷二一《礼志下》载西晋元会仪曰：“群臣……从云龙、东中华门入。”〔3〕元旦朝会在太极殿举行，群臣入云龙门后，再入“东中华门”，才能到太极殿前。与“东中华门”相对的是“西中华门”。《隋书》卷一三《音乐志上》载萧梁朝会用乐之制曰：“皇太子发西中华门，奏《胤雅》。”〔4〕第3东、西中华门位于太极殿前东、西两侧，在云龙门和神虎门之内。这道墙既有东、西门、应当也有南门。《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载萧梁之制曰：
廷尉……有正、监、平三人。元会，廷尉三官与建康三官，皆法冠玄衣朝服，以监东、西、中华门。〔5〕
“东西中华门”既由廷尉三官和建康三官分“监”，便可理解为三门，故中华书局校点本断为“东、西、中华门”。据此，中华门似有三座，即东中华门、西中华门、中华门，正南一座应是“中华门”。《南齐书》卷三七《刘俊传》：“初，苍梧废，太祖集议中华门。”〔6〕此“中华门”不冠“东”、“西”，有可能是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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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本书《未央宫“殿中”考》《东汉的“殿中”和“禁中”》《魏晋洛阳宫的形制与格局》。
〔2〕关于“第二重宫墙”的门，朱偰认为东门是云龙门，西门是神虎门，但未提及南门。
〔3〕《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49页。
〔4〕《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02页。
〔5〕同上书，第725页。
〔6〕《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50页。
《酉阳杂俎•礼异》还有一条可供分析的材料：
梁正旦，使北使乘车至阙下，入端门，其门上层题曰：“朱明观”。次曰：“应门”，门下有一大画鼓。次曰：“太阳门”，左有高楼，悬一大钟，门右有朝堂。〔1〕
案梁朝将宫城南掖门改称端门，故梁之端门是宫城南面的门。〔2〕《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七年正月，“作神龙、仁虎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3〕是梁端门和大司马门外都有阙。故上引文中，使臣“乘车至阙下，入端门”当指由端门入宫城。“次曰应门”指端门之内为“应门”。儒家礼书有“天子五门”之说。汉晋以来的端门相当于五门中的“应门”。梁既将南掖门改称为端门，原端门不能仍称端门，因而改称为“应门”。“次曰太阳门”则指应门之内、太极殿前有一座太阳门。这座“太阳门”应是由原“中华门”改名而来。上引《景定建康志》称“第三重宫墙……南面正门曰太阳，晋本名端门，宋改为南中华门。”所谓“南面正门曰太阳”是梁朝制度。“晋本名端门”一说应是承许嵩注：“第三重宫墙南面端门”之误而来。实则魏晋宋齐的端门都是“第二重宫墙”的门，“南中华门”才是所谓“第三重宫墙”的门。史学海《六朝故城图考》曰：“中华门亦有东、西、南之别。史有但称‘中华门’者，盖南中华门，梁时所称太阳门者是也。”〔4〕其说可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