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中华门的存在，意味着太极殿前有个经此三门出入的庭院。但这个庭院仍是“殿中”的一部分，其门不是宫中第三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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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逸民《酉阳杂俎校笺》前集卷一《礼异》，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0页。
〔2〕参史学海《六朝故城图考》，第427—430页。
〔3〕《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6页。
〔4〕史学海：《六朝故城图考》，第481—482页。但史氏又说：“内宫端门，梁天监中已改名太阳门。”（见同书第430页）自相矛盾。
要门禁。魏晋以来，宫内第三道重要门禁都称“上閤”。《唐律疏议•禁卫律》于“阑入宫门，徒二年殿门，徒二年半”后曰：“入上閤内者，绞若持杖及至御所在者，斩。”〔1〕上閤是出入“禁中”的门，故阑入上閤，处罚最重。但“禁中”区域在“殿中”区域的北部，不在“殿中”区域之中。二者的空间布局为“日”形、而非“回”形。建康宫内有东上閤、西上閤，其位置应在云龙门和东中华门、神虎门和西中华门之间的两条道路北端，即太极东堂之东和太极西堂之西。〔2〕中华门不是“禁中”之门，其围墙严格说来不能算作“第三重宫墙”。
《建康实录》卷二〇《陈宣帝》还有一条材料太建七年（576 年）六月乙酉，“改作云龙、神虎二门。”许嵩注：
案《宫殿簿》，云龙是二重宫墙东面门，晋本名东华门，东出东掖门，梁改之，西对第三重墙万春门。神虎门是第二重宫墙西面门，晋本名中华门，西出西华门，晋本西掖门，宋改名西华门，东入对第三重宫墙千秋门。〔3〕
《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引此文作：
案《宫殿簿》曰：云龙门，第二重宫墙东西（当作面）门，晋本名中东华门，本晋东掖门也，梁改之，西对第三重墙万春门。神虎门，第二重宫墙西门，晋本名中西华门（此处空五格），本晋西掖门，宋改名西华，东入对第三重墙千秋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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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律疏议》，第150、151页。
〔2〕参本书《魏晋洛阳宫的形制与格局》。
〔3〕唐许嵩《建康实录》，第788页。
〔4〕《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87页上栏。
两处文字略有出入，且皆错乱严重。所言“云龙门是第二重宫墙东面门……东出东掖门”，“神虎门是第二重宫墙西面门”，都是正确的。但说云龙门“晋本名东华门”或“中东华门”，神虎门“晋本名中华门”或“中西华门”，皆误。两晋宋齐有“东中华门”和“西中华门”，而无“中东华门”和“中西华门”。〔1〕云龙门和神虎门亦非由“东中华门”和“西中华门”改名而来。“晋本西掖门，宋改名西华门”一句有脱文，应是晋本名西掖门，宋改名千秋门，梁改名西华门。“东出东掖门，梁改之”一句亦有脱文，本意应指晋本名东掖门，宋改为万春门，梁改为东华门。朱偰据此错乱之文，将宋、齐“第一重宫墙”东、西两面的门分别定为“东华门”和“西华门”，亦误。
这条材料中和“第三重宫墙”直接相关的是万春门和千秋门，须做进一步说明。《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年春正月，于台城东西开万春、千秋二门。”〔2〕史学海认为，《建康实录》载此事作“开万春、千秋等门”，而无“于台城”三字，故“万春、千秋二门实在第三重宫墙东、西”，《宋书》系之于台城是因为“第三重宫城亦得统言台城也”。〔3〕此说用《建康实录》否定《宋书》，难以令人信服。朱偰认为，台城本无万春、千秋二门，至宋元嘉二十年（443年）“始于台城东西”开此二门。〔4〕《晋书》的确未见东晋有万春门和千秋门的记载，故朱偰的判断应是正确的。〔5〕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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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齐书》卷九《礼志上》史臣曰：“案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第150页）“东华门”显系“东中华门”之误。
〔2〕《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0页。
〔3〕史学海《六朝故城图考》，第518页。
〔4〕朱偰：《金陵古迹图考》，第112页。
〔5〕唯《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载东晋孝武帝时，“徐州小吏卢悚与其妖众男女二百……诈言海西公还，由万春、云龙门入殿”。（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3页）只此一条材料，不足以推翻《宋书》的记载。此“万春”应为“东掖”，可能是魏收搞错了。
未对二门的位置加以说明，所作表格则以刘宋的万春、千秋二门为“第二重宫墙门”，取代了原来的云龙、神虎二门。〔1〕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宋书》卷九九《元凶劭传》载劭弑文帝之事曰：“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画轮车……卫从如常入朝之仪，守门开，从万春门入”，然后遣“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东中华门。”〔2〕此证宋文帝“开”万春门后，云龙门还在，前者并未取代后者。云龙、神虎二门都是“第二重宫墙”的门，即殿门。宋文帝所开万春、千秋二门则是“第一重宫墙”的门，即宫门。千秋门在宫城西面，万春门在宫城东面。因此，刘劭从宫城东面进入殿中，要先进万春门，再进云龙门。
南齐之制与刘宋同。《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帝……渐出游走，所经道路，屏逐居民，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于郊外，数十百里，皆空家尽室。”〔3〕《南史》卷五《废帝东昏侯纪》载此事曰：“渐出游走，不欲令人见之，驱斥百姓，唯置空宅而已。”〔4〕东昏侯出宫游玩，不想被人看见，遂将万春门至东郊沿途民居中的百姓赶走。由此可见，南齐的万春门也不是宫中的殿门，而是台城东面的宫门。《南齐书》卷三八《萧赤斧传附颖胄传》：“时军旅之际，人情未安，颖胄府长史张炽从绛衫左右三十余人，入千秋门，城内惊恐，疑有同异。”〔5〕此千秋门显然也是宫门。
那么，宋文帝新开的万春、千秋二门，是取代了原来的东、西掖门，还是在东、西掖门之外又增加了两座门答案是前者。《宋书》卷四《少帝纪》徐羡之等入宫弑帝，“因东掖门开，入自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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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偰《金陵古迹图考》，第108页。
〔2〕《宋书》，第2426—2427页。
〔3〕《南齐书》，第103页。
〔4〕《南史》，第152页。
〔5〕《南齐书》，第672页。
门。”〔1〕同书卷四三《徐羡之传》亦曰：徐羡之等“由东掖门、云龙门入”。〔2〕同书卷三《武帝纪下》：“上……好出神虎门逍遥，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时徐羡之住西州，尝幸羡之，便步出西掖门，羽仪络驿追随，已出西明门矣。”〔3〕这些记载表明，刘宋初年，东掖门、西掖门仍是建康宫城东、西两侧的门。元嘉二十年后，东、西掖门还在，但位置移到了建康宫城南面。《宋书》卷九九《元凶劭传》载“劭闻义师大起，悉聚诸王及大臣于城内，移江夏王义恭住尚书下舍……义恭单马南奔，自东掖门出。”〔4〕刘义恭“自东掖门出”，称“南奔”，可见东掖门在宫城南面。《元凶劭传》又载：“东阳主第在西掖门外，故云‘南第’。”〔5〕东阳公主的府第“在西掖门外”，却称“南第”，可见西掖门也在台城南面。〔6〕郭湖生认为刘宋台城“南面增加至四门，自西向东为西掖门、大司马门、南掖门、东掖门。原东面的东掖门改为万春门，原西掖门改为千秋门。”〔7〕（见图二○）其说是。
郭湖生又说宋万春门，“梁又改名东华门”，宋千秋门，“梁改西华门”。〔8〕其说亦是。《梁书》卷五六《侯景传》：“景于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烧大司马、东西华诸门……景自岁首以来乞和，朝廷未之许，至是事急乃听焉……遂于西华门外设坛……左卫将军柳津出西华门，景出其栅门，与津遥相对，刑牲敌血。”〔9〕是梁朝宫城确有东、西华门。《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梁武受禅于齐，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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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书》，第66页。
〔2〕同上书，第1331—1332页。
〔3〕同上书，第60页。
〔4〕同上书，第2428、2433页。
〔5〕同上书，第2425页。
〔6〕参史学海《六朝故城图考》，第439—440、447页。
〔7〕郭湖生《台城辩》，《文物》1999年第5期，第62页。
〔8〕同上注。
〔9〕《梁书》，第845页。
卫多循其制……东西掖、端、大司马、东西华、承明、大通等门，又各二队。”〔1〕 此文详举梁朝宫城四面各门，有“东西华”而无万春和千秋。可见梁朝确实将万春、千秋门改称为东、西华门了。
上引许嵩注据《宫殿簿》说，云龙门“西对第三重墙万春门”，神虎门“东入对第三重宫墙千秋门”。这条材料在可靠史料中得不到印证。《隋志》及两《唐志》皆著录《洛阳宫殿簿》一书，〔2〕内容应是关于洛阳宫的，与建康宫无关。《太平预览》卷一七五引《建康宫殿簿》之文十条，〔3〕《玉海》卷一五九“吴神龙殿”条引《建康宫殿簿》之文一条，〔4〕《说郛》卷五九上引《建康宫殿簿》之文五条，注曰：“张著”，不知所指何人。〔5〕其中皆无许嵩所引之文。故许嵩所引《宫殿簿》究竟是一部什么书，不得而知。此外，《梁书》不见关于万春门和千秋门的记载，亦不见关于中华门的记载。我们无法判定梁朝是否确实将东、西中华门改称万春、千秋门。即使确有其事，这也是梁朝将原有的东、西中华门改称万春、千秋门的结果，而不是在第二重宫墙内又增修第三重宫墙的结果。
朱偰认为，陈朝继承了梁朝的制度，仍称第三重宫墙东、西两侧的门为万春、千秋门。〔6〕此说亦无确证。《陈书》不见万春门和东、西中华门之例，只有卷五《宣帝纪》太建十年（579年）六月条载“震……千秋门内槐树。”〔7〕但无法判断此门是第几重宫墙的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陈朝宫城有“南掖门”和“北掖门”。《陈书》卷六《后主纪》祯明三年（589年）正月，“韩擒虎……经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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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书》，第280页。
〔2〕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982页《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14页《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第1502页。
〔3〕《太平御览》，第855页下栏。
〔4〕王应麟撰：《玉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册第162页下栏。
〔5〕陶宗仪等编：《说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35页下栏—2736页上栏。
〔6〕见朱偰：《金陵古迹图考》，第108页。
〔7〕《陈书》，第92页。
航趣宫城，自南掖门而入。”〔1〕卷二八《皇太子深传》：“祯明……三年，隋师济江，六军败绩，隋将韩擒虎自南掖门入。”〔2〕卷三一《任忠传》：“及隋兵济江，忠……引擒虎军共入南掖门。”〔3〕由此看来，陈朝似乎又将宫城南面的“端门”改回原来的名称“南掖门”了。《后主纪》又载“贺若弼……进攻宫城，烧北掖门。”案《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四月，“新作阊阖、广莫二门，改先广莫门曰承明”。〔4〕是宋文帝曾将广莫门改为承明门。《南齐书》卷九《礼志上》：“其有人名地名犯……帝后讳者皆改。宣帝讳同。二名不偏讳，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以榜有‘之’字与‘承’并。”〔5〕“宣帝”指萧道成的父亲萧承之。南齐避其讳，改“承明之门”为北掖门。《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元年（502年）“五月乙亥夜，盗入南、北掖”。〔6〕是梁初仍有北掖门。但前引《隋书•礼仪志》载梁宫城之门有“承明”而无“北掖”，这意味着梁朝又将北掖改称“承明”了。而陈朝的“北掖门”应该是由承明门改回来的。看来，就宫城各门的名称而言，陈朝并未继承梁朝的制度。由此推测，即使梁朝曾改东、西中华门为万春、千秋门，陈朝也未必沿用。不能排除陈朝的万春、千秋门仍是宫城东、西门的可能。
原载《祝总斌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
中华书局，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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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书》，第117页。
〔2〕同上书，第376页。
〔3〕同上书，第414页。
〔4〕《宋书》，第96页。
〔5〕《南齐书》，第148页。
〔6〕《梁书》，第38页。
北魏、北齐的门下省
《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后魏……尤重门下官，多以侍中辅政，则侍中为枢密之任。北齐……为宰相秉持朝政者，亦多为侍中。”伊侍中是不是宰相，取决于如何定义宰相概念。杜佑认为“自魏晋以来，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无有常官”，而“侍中职任机务之司，不必他名，亦多为宰相”。20祝总斌先生则认为，宰相必须拥有“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而侍中虽可参与议政，却无“监督百官执行权”，所以不是宰相。”侍中算不算宰相，姑且不论。和魏晋南朝相比，北魏、北齐的门下官员和皇帝更为亲近，因而权力较大，确是事实。《魏书》卷一五《常山王遵传附晖传》世宗时，“迁侍中，领右卫将军，虽无补益，深被亲宠。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晖别奉旨藏之于柜，唯晖入乃开，其余侍中、黄门莫有知者。侍中卢昶亦蒙恩眄，故时人号曰：‘饿虎将军，饥鹰侍中’”。“同书卷三八《王慧龙传附王遵业传》：“时政归门下，世谓侍中、黄门为小宰相。”〔5〕同书卷三一《于栗弹传附于忠传》：“迁侍中、领军将军……既居门下，又总禁卫，遂秉朝政，权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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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典》，第539、540页。
〔2〕同上书，第538、539页。
〔3〕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1998年，第4、301——305页。〔4〕《魏书》，第379页。
〔5〕同上书，第879页。
时。”〔1〕同书卷八〇《斛斯椿传》：“出帝拜椿侍中，仪同开府……军谋朝政，一决于椿。”〔2〕《北齐书》卷一八《刘腾传》：“为侍中……入居门下，与斛斯椿同掌机密。”〔3〕类似记载，不一而足。
此事或可从门下省在宫中所处位置的变化加以解释。《续汉书•百官志三》侍中条注引蔡质《汉仪》曰：“侍中旧与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上，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4〕同书黄门侍郎条注引《献帝起居注》：“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后因“机事颇露”，司徒王允“乃奏比尚书，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自此始也”。〔5〕根据这两条史料，汉代侍中最初“止禁中”，武帝时“出禁外”，王莽时“复入”，章帝时“复出”，献帝时一度“出入禁中”，不久又“不得出入”。
曹魏以后的情况如何呢史籍未作明确记载。《晋书职官志》对此只字不提，可能是因为未再发生重要变化。《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侍中条则曰：“汉世，与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事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御，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不主数。” 这段文字基本照抄蔡质之说，详述汉代侍中或“止禁中”或“出禁外”的变化，对献帝朝的变化则未提及，至于“魏晋以来”的情形，只及员额，未说在禁中还是禁外。这似乎是在暗示，魏晋及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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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书》，第742、743页。
〔2〕同上书，第1774页。
〔3〕《北齐书》，第234页。
〔4〕《后汉书》，第3593页。
〔5〕同上书，第3594页。
〔6〕《宋书》，第1239页。
宋的门下省都和汉章帝以后的情形一样，仍在“禁外”。南朝史籍不见门下省复入禁中的记载，则齐、梁、陈的门下省应该也在“禁外”。
北魏则不同。《魏书》卷一《序纪》昭成帝建国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同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载此事曰：“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1〕可见拓跋部很早就设置了类似侍中、散骑常侍的近侍之职，并“侍直禁中”。《官氏志》又载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置“外朝大人官”，“自待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统之外朝大人，无常员。主受诏命，外使，出入禁中”。2）所谓“出入禁中”，当与汉代一样，指侍中居止禁中，并可随时出入禁门。下文又载道武帝天赐二年（405 年），“置内官员二十人，比侍中、常侍，迭直左右”。明元帝永兴元年（409年），“置麒麟官四十人，宿直殿省，比常侍、侍郎”。〔3〕是北魏初道武帝、明元帝时，仍有侍中、常侍等官员在“禁中”宿直。北魏早期的侍中、常侍等职，显然是模仿魏晋南朝而设，但受其传统的内外官制度影响，皆宿直“禁中”，在皇帝左右。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决意迁都洛阳，遂“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4〕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曰：“今洛阳基址，魏明帝所营，取讥前代。伏愿陛下损之又损。”〔5〕劝孝文帝不要完全恢复魏晋洛阳宫的规模，以免奢侈之讥。可见孝文帝是打算按魏晋基址重建洛阳宫的。据考古勘探和发掘，北魏洛阳宫主要建筑的规模、位置都和魏晋洛阳宫一样。 从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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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书》，第12、2971页。
〔2〕同上书，第2972页。
〔3〕同上书，第2974页。
〔4〕同上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73页。
〔5〕同上书，卷六〇《韩麒麟传附弟显宗传》，第1338页。
〔6〕参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第54页；《汉魏洛阳故城居中宫城制度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3日。
记载看，宫中主要建筑的名称也和魏晋一样。但门下省的位置，仍沿北魏之旧，设于禁中。
北魏洛阳宫的“禁中”在“上閤”之内，以显阳殿为中心，又有含章、徽音等殿。《北史》卷一三《后妃传上》载领军元叉杀清河王怿之事曰：“时太后逼幸清河王怿，淫乱肆情，为天下所恶。领军元叉、长秋卿刘腾等奉明帝于显阳殿，幽太后于北宫，于禁中杀怿。”〔1〕明言怿被杀于“禁中”。同书卷一九《清河王怿传》载此事曰：“怿才长从政……孝明熙平初，迁太尉，侍中如故。诏怿裁门下之事。”“灵太后……委以朝政，事拟周、霍……正光元年七月，叉与刘腾逼孝明于显阳殿，闭灵太后于后宫，囚怿于门下省，怿罪伏，遂害之。”〔2〕是怿当时以侍中辅政，“裁门下之事”，元叉发动政变，将其囚杀于门下省。此证门下省在禁中。《魏书》卷一六《京兆王黎传附元叉传》亦载此事“叉……与侍中刘腾密谋”，诬告怿欲“以毒药置御食中以害帝”，“肃宗闻而信之，乃御显阳殿。腾闭永巷门，灵太后不得出。怿入，遇叉于含章殿后，欲入徽章东閤，叉厉声不听……命宗士及直斋等三十人执怿衣袂，将入含章东省，使数十人防守之……夜中杀怿”。〔3〕文中“徽章”显系“微音”之讹。“含章东省”应指含章殿。《太平御览》引山谦之《丹阳记》载东晋南朝之制曰：“皇后正殿曰显阳，东曰含章，西曰徽音，又洛宫之旧也。”〔4〕此“洛宫之旧”指曹魏、西晋之制，北魏洛阳宫当同。禁中诸殿以显阳为中心，含章在其东，故称“东省”。由此可知，清河王怿被囚杀的门下省在含章殿中。
《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后齐制官，多循后魏。”〔5〕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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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史》，第504页。
〔2〕同上书，第716、717页。
〔3〕《魏书》，第404页。
〔4〕《太平御览》卷一七五《居处部三》引，第855页上栏。
〔5〕《隋书》，第751页。
的门下省也大致沿用北魏之制。《隋书•百官志中》载北齐制曰：“门下省，掌献纳谏正，及司进御之职。侍中、黄门侍郎各六人，录事四人，通事令史、主事令史八人。统局六领左右局……尚食局……上药局……主衣局……斋帅局……殿中局。”其中，领左右局，“掌知朱华阁内诸事”尚食局，“总知御膳事”尚药局，“总知御药事”主衣局，“掌御衣服玩弄事”斋帅局，“掌铺设洒扫事”殿中局，“掌驾前奏引行事，制请修补”。〔1〕这些职掌，汉代大多属少府，魏晋转归光禄勋，〔2〕北魏、北齐则归了门下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领左右局，“掌知朱华阁内诸事”一条。《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陈纪二》文帝天嘉元年“（长山王）演入，至昭阳殿，（长广王）湛及（平秦王）归彦在朱华门外。”胡三省注：“后齐禁中有朱华閤。”〔3〕是《隋志》所谓“朱华阁”应作“朱华阁”，即“朱华门”，乃禁中昭阳殿前之门。顾炎武《历代宅京记•邺下》：“朱华门”条引《邺中记》云“太极殿后三十步，至朱华门，门内即昭阳殿。”〔4〕北魏、北齐的皇帝或太后常在该殿处理政务，故“朱华阁内”是当时最高权力所在。“领左右局”掌“诸华閤内诸事”，大致相当于两汉魏晋的“黄门令”。领左右局属门下省，则意味着皇帝身边的日常事务都归门下掌管。侍中、黄门侍郎常在皇帝左右，不仅负责“献纳谏正”，还兼掌“进御之职”。其权力“尤重”，在皇帝年幼时甚至可以专权，便不难理解了。
原载《吴荣曾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
中华书局，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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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书》，第753页。
〔2〕参本书《魏晋洛阳宫禁军制度的变迁》。
〔3〕《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199页。
〔4〕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