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同上书，第2889页。
〔8〕《十三经注疏》，第4册，第332页。
堂。”郑玄注：“西堂，西夹室之前，近南耳……东堂，东夹之前，近南。” 东西箱即东西堂，在东西夹之前。又《礼记•杂记》：“夫人至，入自闱门，升自侧阶。”郑玄注：“侧阶，亦旁阶也。”同书《奔丧》：“妇人奔丧，升自东阶。”郑玄注：“东阶，东面阶也。”〔2〕《仪礼•燕礼》贾公彦疏：“东面阶、西面阶，妇人之阶，非男子之所升。”〔3〕由此可知，东、西箱分别由东面阶、西面阶升降。未央宫第2号遗址正殿台基“东西各有一条登殿踏道”，“东踏道东西长10.5米，南北宽4米”，“西踏道东西长9.8米，南北宽7.1—8.3 米”，应是东面阶和西面阶的遗迹。〔4〕（参图二）箱与堂之间亦相通。故吕后、杨敞夫人可在东箱听到殿堂上的谈话，晁错可从殿上趋避东箱。莽何罗行刺时，应是登东面阶入东箱，又至殿上，然后走趋卧内。
关于庭，《仪礼•释宫》曰：“堂下至门谓之庭。”〔5〕《仪礼》中屡见“中庭”一词，特指庭之中部，在不同礼仪场合又有不同含义，“有以东西之中言之者”，“有以南北之中言之者”。”但史籍所见“中庭”似无此特定含义。《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翟宣“教授诸生满堂，有狗从外入，啮其中庭群鴈数十，比惊救之，已断其头，狗走出门，求不知处”〔7〕。此处“鴈”应指家禽鹅。”〔8〕《说文》：“鴈，鹅也。”〔8〕《庄子•山木》：“竖子杀雁而烹之。”王先谦案“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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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三经注疏》，第4册，第522、548页。
〔2〕同上书，第5册，第750、942页。
〔3〕同上书，第4册，第161页。
〔4〕《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93页。
〔5〕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1499册，第10页。
〔6〕乾隆钦定《仪礼义疏》卷首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6册，第52页。
〔7〕《汉书》，第3438页。
〔8〕参王光汉：《辞书编纂与食古泥古》，《安徽大学学报》190年第1期。
〔9〕《说文解字》，第81页。
即鹅。”〔1〕这数十只被狗咬死的鹅显然不在笼中，而是散养的，故此“中庭”应泛指堂前之庭院。《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下》描述掖庭昭阳舍之豪华，有“中庭彤朱，而殿上躲漆”之语班婕妤描述增成舍之凄凉，有“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一句。〔2〕这些“中庭”显然也泛指殿下之庭院。秦蕙田《五礼通考》曰：“中庭，门之内、堂之下也。”〔3〕汉代实际生活中的“中庭”正是这样。
《仪礼•释宫》又曰：“寝庙皆有堂有门，其外有大门。”〔4〕《尔雅•释宫》：“宫中之门谓之闱，其小者谓之闺，小闺谓之閤。”〔5〕就史籍所见，贵族官员府第通常有内外两个庭院。《春秋公羊传》宣公六年春晋灵公遣勇士刺杀赵盾，而赵盾府中无人守卫，“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窥其户，方食鱼飧。”〔6〕文中“大门”即外院之门，“闺”则为内院之门。刺客先入“大门”，再入“闺”，然后登“堂”入“户”。汉代官府外院之门亦称“门”，内院之门则多称“閤”。《汉书》卷九三《佞幸传》大司马董贤拜访丞相孔光，“光警戒衣冠出门待，望见贤车乃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阁，即下车，乃出拜谒”。文中“门”是丞相府大门，“閤”是内院之门。同书卷八三《朱博传》载博任太守期间，曾“斥罢诸病吏”，令其“白巾走出府门”又载属县有事“书言府”，掾史提出处理建议交给朱博，不见答复，“于是府丞诣阁，博乃见丞掾”又载“功曹受赂”，博召功曹，“闭閤数责”。〔7〕由此可见，内院外院有不同功能，长官在内院办公，僚属在外院理事。汉人称内院为“中庭”，或许是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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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7页。
〔2〕《汉书》，第3987、3989页。
〔3〕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六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册，第385页。
〔4〕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1499册，第1页。
〔5〕《十三经注疏》，第8册，第74页。
〔6〕同上书，第7册，第192页。
〔7〕《汉书》，第3400、3401、3402页。
外院而言。
上引《汉书•外戚传》说昭阳舍和增成舍皆有“中庭”。由此推测，当亦有外院。班婕妤描写增成舍，还提到“应门”和“禁闼”。师古注：“正门谓之应门。”〔1〕其说引自《尔雅•释宫》。〔2〕《周礼•冬官•匠人》：“应门二徹参个。”郑玄注：“正门谓之应门，谓朝门也。”贾公彦疏：“以其应门内、路门外有正朝，臣入应门至朝处，君臣正治之所，故谓此门为应门，是以郑云谓朝门也。”〔3〕可见，“应门”在“路门”之外，是露寝前的第二道门。班婕妤可能是用“应门”比喻增成舍外院大门。《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师古注：“宫中小门谓之闼。”〔4〕同卷《金日䃅传附金安上传》：“霍氏反，安上传禁门闼，无内霍氏亲属。”师古注：“门、闼，宫中大、小之门也。”〔5〕据此，“禁闼”当指禁中小门。“闼”当包括供妃妾、宦官、奴婢等出入的侧门，但内院正门也称“闼”。《汉书》卷四一《樊楼传》：“高帝尝病，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群臣随之。”〔6〕樊哙带头闯入的“闼”，肯定是群臣日常出入的内院正门。《霍光传》班固赞语曰：“霍光以结发内侍，起于阶闼之间。”〔7〕班固用“阶闼之间”形容皇帝身边的内侍官员常由“阶”“闼”出入。此处的“闼”无疑指殿前内院正门。班婕妤所谓“禁闼”，与“应门”并提，当亦指增成舍大门内的“中庭”正门。
“中庭”门内还有屏、帷、帘等用于遮挡视线的设施。《仪礼•觐礼》贾公彦疏引《礼纬》云“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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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第3987页。
〔2〕《十三经注疏》，第8册，第74页。
〔3〕同上书，第3册，第644页。
〔4〕《汉书》，第2931、2932页。
〔5〕同上书，第2963页。
〔6〕同上书，第2072页。
〔7〕 同上书，第2967页。
以帘，士以帷。”〔1〕《尔雅•释宫》：“屏谓之树。”郭璞注：“小墙当门中。”〔2〕《荀子•大略》：“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外屏，不欲见外也。内屏，不欲见内也。”王先谦《集解》：“郝懿行曰：‘《释宫》但云屏谓之树，不言内外。’郭璞注谓‘小墙当门中’，此说是也。盖屏之制如今之照壁……但令门必有屏，天子、诸侯似不必琐琐分别外内也。荀书每援礼文，此云‘外屏’‘内屏’，而云'礼也'，必是礼家旧说……近浙人全鹗氏著论……以为'天子外屏’，此言出于礼纬，郑注《礼记》引其说，未可信也。”〔3〕根据这些清代学者的说法，天子之屏也树于门内。还有迹象显示，汉代天子门内未必只树屏，可能也有设帘的。《汉书》卷四八《贾谊传》：“古者大臣有……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4〕《后汉书》卷一〇《皇后纪上》：“高祖帷薄不修。”李贤注：“谓周昌入奏事，高帝拥戚姬，是不修也。”〔5〕案《礼记曲礼》：“帷薄之外不趋，堂上不趋。”郑玄注：“堂下则趋。”陆德明《释文》：“薄……帘也。”〔6〕所谓“帷薄”就是堂前门内的遮挡设施，其内便是“堂下”，按礼当趋，其外则不趋。〔7〕前引《汉书》载成帝杀小皇子事提到“饰室帘”，师古注曰：“户帘也。”帘（簾）也写作㡘。《释名释床帐》：“户㡘，施之于户外也。”王先谦曰：“此则今之门帘。”〔8〕师古之意，“饰室帘”是饰室殿上室户之外悬挂的帘。但《汉书》不曰：“户帘”，而曰：“饰室帘”，不曰：“帘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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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三经注疏》，第4册，第326页。
〔2〕同上书，第8册，第73页。
〔3〕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85页。
〔4〕《汉书》，第2257页。
〔5〕《后汉书》，第399页。
〔6〕《十三经注疏》，第5册，第33页。
〔7〕趋即快走。贾谊《新书•容经》形容“趋容”曰：“趋以微磬之容，飘然翼然，肩状若流，足如射箭。”（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第228页）
〔8〕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第292页。
曰：“帘南”，又载成帝命靳严曰：“美人当有以予女，受来，置饰室中帘南。”〔1〕从语气上看，当指饰室殿前门内的帘。此事高度保密，参与者各有分工，互不接触，还特意强调“勿令人知”，而靳严将箧置于“帘南”便离去。成帝如此安排，应是不想让饰室中其他人员知道是谁送来的。若靳严将箧一直送到殿上室户之外，殿上殿下之人都会看见，似不合情理。汉长安城桂宫二号建筑遗址正殿南面东西两阶之间，“有一片‘凹’字形地面”，其“南沿中部凹入部分，东西7.5米，南北1.2米”。〔2〕（图六）杨鸿勋认为“由两陛向南延伸的甬路，推测至宫门附近即行内折，相互连接而形成一条东西向的甬路，再于中轴线上‘丁’字相交、向南铺装至宫门。”〔3〕若杨说不错，凹入的部分正对“中庭”之门，应是树立屏、帷、帘的位置。
秦汉殿式建筑中，殿或堂是最重要的空间。皇家建筑多称“某某殿”，应该就是这一缘故。室、房、夹、箱及殿前之内外庭院，也各有其功能。了解此类建筑的大致格局，有助于认识与之相关的各种制度，也有助于理解那些发生在皇宫深处的历史情节。
原题《秦汉殿式建筑的布局》，
载《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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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下》，第3993、3994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中日联合考古队：《汉长安城桂宫二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期，第2页。
〔3〕杨鸿勋：《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第249页。
上篇
西汉的未央宫
“公车司马”考
贾谊《新书•等齐篇》曰：“天子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1〕《汉书》卷九《元帝纪》：“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应劭曰：“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县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颜师古注曰：“司马门者，宫之外门也。”〔2〕是西汉皇宫之门称“司马门”，本无疑义。但今本《三辅黄图》卷二《汉宫》有如下一段文字：
汉未央、长乐、甘泉宫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凡言司马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司马主武事，故谓宫之外门为司马门。按汉《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王莽改公车司马门曰王路四门，分命谏大夫四人，受章疏以通下情。
“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一句，“公车”下有注，曰：“公车，主受章疏之处”。不同版本的《三辅黄图》对此句有两种处理方式。如涵芬楼影印元刊本、〔3〕明万历吴管校本、〔4〕今人何清谷著《三辅黄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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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7页。
〔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6页。
〔3〕《四部丛刊》三编《三辅黄图》卷二，第6页A面。
〔4〕《古今逸史•三辅黄图》卷二，第7页A面。
释》，〔1〕“司马门”提行，只能点作“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凡……”而毕沅《经训堂丛书》本，〔2〕“司马门”紧接上文，不提行，可以点作“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凡……”其他著作引用这段文字，或从前者，或从后者。如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四“公车”条“汉未央、长乐、甘泉宫四面皆有公车。”其后紧接“司马门”条“师古曰凡言司马门者……”〔3〕明确将“公车司马门”一分为二。清《历代职官表》卷二一《通政使司》引此文，“司马门”虽不提行，但有“〇”号与上文分开，显然也在“公车”下断句。④而《陕西通志》卷七二、〔5〕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九、〔6〕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四引《三辅黄图》，〔7〕“司马门”皆不提行。笔者以为，在《史记》《汉书》等较可靠的西汉史籍中，只见未央宫北门有公车机构，未见其他宫门设公车的例子，故以“四面皆有公车”为句，缺乏证据支持。从其下文“王莽改公车司马门曰王路四门”一句可知，在今本《三辅黄图》作者的意识中是有“公车司马门”这一概念的。因此，以“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为句，语气更为顺畅，也不违背作者本意。
所谓“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意指西汉宫城四面的司马门都称“公车司马门”。今天的学者多接受这一说法。〔8〕然而《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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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6页。
〔2〕《经训堂丛书•三辅黄图》，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卷二，第6页B面。
〔3〕《历代宅京记》，于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3页。
〔4〕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第851册，第563页。
〔5〕《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55册，第331页下栏。
〔6〕同上书，第947册，第382页上栏。
〔7〕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张沛校点，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7页引《三辅黄图》此文便作“汉未央、长乐、甘泉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第264页注释引此文将“公车”和“司马门”断开，但第263页正文说“未央宫四面各辟一宫门……亦称司马门或公车司马门”。第264页正文说“至于‘公车司马门’也不只限于北宫门，其他各宫门也都设置。”又见廖伯源：《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7年，第5 页杨鸿勋《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238页。
《汉书》等文献中没有可靠例证能支持此说。前述于“公车”下断句者，可能意识到这一问题，故刻意回避“公车司马门”这一概念。宋薛季宣著《未央宫记》称“四面设公车司马，典受四方章奏。”〔1〕此说显然也来自《黄图》，但无“门”字。《历代宅京记》清抄本、〔2〕嘉庆十三年刊来贤堂本、〔3〕宣统元年刊碧琳琅馆丛书本“司马门”条，〔4〕”“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下”和“改公车司马门曰王路四门”两句，皆与《三辅黄图》之文同。而《四库全书》本，前一句无后“门”字，后一句无前“门”字，作“出入殿门公车司马者皆下”，“改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皆如此。〔5〕纪昀等《提要》称：“此书写本不一……盖旧无刊板，辗转传抄，讹缺异同，所不能免。此为湖北采进本，首尾悉备，较为完足。”〔6〕则《四库》本应是较早较好的本子。或许薛季宣和顾炎武都意识到西汉并无“公车司马门”，故删去“门”字。但“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一句，显然不可删去门字。薛氏、顾氏的处理不妥。
据学人考证，《三辅黄图》原书大约成于汉末魏初，其书早佚。今本《三辅黄图》成于唐代中期前后，系唐人据《三辅黄图》原书佚文和《史记》《汉书》、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及六朝人的有关著述编撰而成。〔7〕古人编撰此类书籍很少凭空臆造，通常是以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各种资料为依据。故其内容大多是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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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薛季宣《浪语集》卷三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9册，第497页上栏。参阅辛德勇校《未央宫记》，见氏著《薛季宣《未央宫记》与汉长安城未央宫》，《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1期。
〔2〕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卷四，第8页A面。
〔3〕来贤堂本，卷四，第9页A面。
〔4〕碧琳琅馆丛书本，卷四，第9页A面。
〔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2册，第622页下栏《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72册，第767页下栏。
〔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2册，第571页下栏。
〔7〕参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前言》，页1—4辛德勇《《三辅黄图校释》后述》，见氏著《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考价值的，但又不可尽信。宋人程大昌指出“今世所传《三辅黄图》……盖唐人增续成之，初非亲生汉时，目击汉事者也。故随事必当立辨，不可谓其名古而不敢置议也。”〔1〕上引《黄图》之文正是这样，须查找出处，核对原文，而不可轻信。
其中，“王莽改公车司马门曰王路四门”一事，出自《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但原文是“改……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2〕今本《黄图》的作者将这条材料中的“公车司马”和“王路四门”理解为未央宫四面的宫门。但《王莽传》：“公车司马”之下并无“门”字，而结合上下文看，“公车司马”和“王路四门”不是门名，而是官名。兹节引其文如下：
更名大司农曰羲和……更名光禄勋曰司中……改郡太守日大尹……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长乐宫曰常乐室，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长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车服徽冕，各有差品。〔3〕
这段文字，自“御史曰执法”以上，改的都是官名。“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以下，改的是官吏秩级的名称。只有“长乐宫曰常乐室”以下四句，表面看，改的是宫名、殿名和地名，其实也和官名有关。《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卫尉条“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詹事条“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长乐少府”太仆条“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内史条“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左冯翊……左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同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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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大昌《雍录》，黄永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页。
〔2〕《汉书》，第4103页。
〔3〕同上。
“男子王褒……上前殿……前殿署长业等……收缚考问。”〔1〕是西汉原有长乐卫尉、长乐少府、未央令、未央尉、长安市令、长安市长、长安市丞、前殿署长等职。王莽改名后，这些官职应改称“常乐卫尉”“常乐少府”“寿成令”“寿成尉”“常安市令”“常安市长”“常安市丞”“王路堂署长”等。这样看来，《王莽传》这一大段文字所说的都是改官名。在这样的上下文中，“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一句，应当也是指官名而言。
“公车司马”一词不见于《史记》正文，《汉书》中也只出现过三次。除上引《王莽传》外，还有《百官公卿表上》正文和注释。正文曰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尉士、旅贲三令丞”。师古注引《汉官仪》云“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徽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2〕正文中的“公车司马”显然是官名，指公车司马令和公车司马丞，注文所引《汉官仪》中的“公车司马”则是公车司马令的简称。上引《黄图》之文所引《宫卫令》也有“公车司马门”字样。该《令》出自南朝宋人裴驱《史记集解》所引如淳注，原文是“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乘轺传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3〕何清谷将“殿门公车司马门”点作“殿门、公车司马门”，〔4〕于杰则点作“殿门、公车、司马门”。”笔者以为后者是。
西汉史籍中未见“公车司马门”，只有“司马门”和“公车门”。司马门的例子很多，不赘举。公车门的例子仅见于《汉书》卷六〇《杜周传》：“丞相……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6〕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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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第728、729、734、736、1475页。
〔2〕同上书，第728、729页。
〔3〕《史记》，第2753页。
〔4〕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147页。
〔5〕《历代宅京记》，第64页。
〔6〕《汉书》，第2662页。
汉的“公车”，是负责接收章奏上书的机构。《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注引《前书音义》曰：“公车，署名也。公车所在，故以名焉。”〔1〕《汉书》卷七一《隽不疑传》：“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师古曰：“公车，主受章奏者。”〔2〕未央宫北司马门外有双阙，故该门又称“北阙”，公车机构便设于此。《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注引如淳曰：“北阙，公车所在。”〔3〕据此，西汉“公车门”只是未央宫北司马门或北阙的又一称呼，是因公车机构设于该门而得名。故吏民上书，称上书公车，也称上书北阙。《汉书》卷七六《张敞传》：“随使者诣公车上书。”〔4〕《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博成侯条“张章，父故颍川人，为长安亭长，失官，之北阙上书。”〔5〕《汉书》卷五一《枚乘传附枚皋传》：“亡至长安……上书北阙。”〔6〕《隽不疑传》所言一男子“诣北阙”，就是“诣公车”，所以“公车以闻”。如此看来，上引《汉官仪》将公车司马令的职掌，分为“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和“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两项，是更为准确的历史记录。
公车还负责接待“待诏”者，不提供食宿，只给微薄的俸禄。《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博成侯条“张章……之北阙上书，寄宿霍氏第舍，卧马枥间。”〔7〕《汉书》卷六四《朱买臣传》：“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籍守邸者寄居饭食。”〔8〕同书卷六五《东方朔传》：朔至长安上书，“待诏公车，俸禄薄，未得省见”，又自称待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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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9页。
〔2〕《汉书》，第3037页。
〔3〕同上书，第1941页。
〔4〕同上书，第3224页。
〔5〕《史记》，第1066页。
〔6〕《汉书》，第2366页。
〔7〕《史记》，第1066页。
〔8〕《汉书》，第2792页。
间，“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1〕故久待诏者常常衣食无着。《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履不完。”〔2〕《汉书•朱买臣传》：“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丐之。”〔3〕但公车机构有供上书和待诏者等候诏报的处所，而该处所似在北军垒门内。《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载刘向上书成帝曰：“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4〕北军营在北司马门外。该门外有东西向的直城门大街，北军营正门南向，〔5〕应在直城门大街北侧。（参图七）《刘向传》注引如淳曰《汉仪注》中垒校尉主北军垒门内，尉一人主上书者狱。上章于公车，有不如法者，以付北军尉，北军尉以法治之。”〔6〕言下之意，“人满北军”是因为上书不如法者多，以致北军狱中人满为患。西汉常于“北阙”“公车”囚人、行刑。如大臣杨恽曾因事下狱，自称“身幽北阙，妻子满狱”。〔7〕卫太子死后，燕王旦派人上书，觊觎太子之位，“武帝怒，立斩其使者于北阙。”〔8〕宦官石显诬谮张猛，“令自杀于公车”。〔9〕所谓“身幽北阙”“斩于北阙”“自杀于公车”，大概都指北军狱中。然而据《东方朔传》，武帝时，“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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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第2842、2843页。
〔2〕《史记》，第3208页。
〔3〕《汉书》，第2791页。
〔4〕同上书，第1941页。
〔5〕《史记》卷一〇四《田叔列传》褚先生曰巫蛊之祸爆发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据此，“北军南门”应是北军营正门，与未央宫北阙相去不远。
〔6〕《汉书》，第1942页。
〔7〕同上书，卷六六《杨散传附杨恽传》，第2895页。
〔8〕《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1985页。
〔9〕《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第1948页。
报闻罢”，朝廷对上书言事者是很宽容的。况且刘向书中明言，成帝对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不会将大量上书“不如法”者投入北军之狱。从上下文看，“章交公车，人满北军”，以理解为众多上书者皆于北军待诏为顺。
《王莽传》提到的“公车司马”既是官名，由其改名而来的“王路四门”当然也是官名，是“王路四门令”“王路四门丞”等官职的省称。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王莽下令“举吏民有德性、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者，诣王路四门。”〔1〕王莽改制前，朝廷征召各种人才至京，都称“诣公车”。如《汉书》卷一○《成帝纪》建始三年十二月，“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二年秋，“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2〕此处之“公车”，应理解为兼掌“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的公车司马令。西汉“公车司马令”可简称“公车令”，也可简称“公车”。”上面提到的张释之所任“公车令”，显然就是“公车司马令”。《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载东方朔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4〕文中“令”字是动词，“公车”是官名，应指公车令。上引《汉书•东方朔传》：“待诏公车”句师古注曰：“公车令属卫尉，上书者所诣也。”〔5〕其说是。据此，“诣公车”就是“诣公车令”，即向公车司马令报到。王莽所谓“诣王路四门”则应理解为向王路四门令报到。
《三辅黄图》所言“王莽改公车司马门曰王路四门，分命谏大夫四人，受章疏以通下情”，意指未央宫原有四座公车司马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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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卷九中《王莽传中》，第4125页。
〔2〕同上书，第307、354页。
〔3〕汉人称“某某令”，常省略“令”字。如《张家山汉墓竹简•秩律》所载二百余县道令长，皆无“令”“长”字样。
〔4〕《史记》，第3205页。
〔5〕《汉书》，第2842页。
莽将其改称为王路门，并命四位谏大夫分驻四门受章疏。案《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王莽改“前殿曰王路堂”，又“令王路设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敢谏之鼓，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受言事者”。〔1〕《黄图》之说显然由此而来。但其作者因将“王路四门”理解为未央宫门而进一步产生误解。案《周礼夏官太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郑玄注：“大寝，路寝也。”郑司农云“穷谓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2〕王莽所设“敢谏之鼓”当与《周礼》：“路鼓”之制同，位于路寝门外。结合这一背景，细读《王莽传》原文，可以做出如下分析和解读王莽既将前殿改称“王路堂”，必定也将殿前的门改称“王路门”，故全文大意应是，在王路门前设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敢谏之鼓，又命谏大夫四人值守王路门，专门接待“进善”“非谤”“敢谏”等“言事者”。然则此事应与司马门无关。
王莽改制时是否改了宫门名称，不见确切记载。《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集解》引《关中记》曰：“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玄武所谓北阙。”《索隐》曰：“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3〕《关中记》系晋人所作，其说不知有何依据。刘庆柱指出“未央宫北阙和东阙西汉时代恐不称苍龙阙（或青龙阙）与玄武阙，此或后人附会之说。”〔4〕苍龙、玄武、朱雀、白虎代表四方。王莽改制，好用此类名目，但未见“苍龙阙”“玄武阙”等名称。而《王莽传中》载天凤元年七月，“大风拔树，飞北阙、直城门屋瓦。”〔5〕《王莽传下》载地皇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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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第4103、4104页。
〔2〕《十三经注疏》，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3册，第476页上栏。
〔3〕《史记》，第385、386页。
〔4〕刘庆柱：《关中记辑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5〕《汉书》，第4136页。
汉兵攻入长安城，王莽大将王邑等“分将兵距击北阙下”。〔1〕《王莽传中》又载天凤元年（公元14年）三月，“公卿入宫，吏有常数。太傅平晏从吏过例，掖门仆射苛问不逊，戊曹士收系仆射。”〔2〕根据这些材料，新莽年间，北宫门仍称“北阙”，宫掖门也仍称“掖门”，似乎并未改名。当然，《汉书》提及新莽制度，有时用新名，有时用旧名，故此事尚难确定。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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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第4190页。
〔2〕 同上书，第4135页。
未央宫四殿考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1〕《汉书》卷一《高帝纪下》系此事于七年（前200年）二月。〔2〕文中提到的武库、太仓不在未央宫中，东阙、北阙在宫门之外，宫中建筑只有前殿。这当然是约略言之。既曰：“营作未央宫”，又曰：“无令后世有以加”，宫中必定具备了可供皇帝生活和办公的主要设施。《史记•高祖本纪》又载“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3〕《汉书•高帝纪》系此事于九年十月。〔4〕此时，萧何主持的未央宫工程当已全部完成。自惠帝以后，未央宫便成为西汉皇帝居住和办公的主要场所。
最初的未央宫除前殿外还有哪些建筑？《汉书》卷二《惠帝纪》四年（前191年）“七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5〕是惠帝时已有凌室、织室。《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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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5—386页。
〔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4页。
〔3〕《史记》，第386页。
〔4〕《汉书》，第66页。
〔5〕 同上书，第90页。
四年，吕后恐少帝为乱，“乃幽之永巷中”。〔1〕是吕后时已有永巷。除上述零散资料外，《汉书》卷七五《翼奉传》载，奉上疏元帝，提供了重要信息：
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徭役。其时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官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台，度用百金，重民之财，废而不为，其积土基，至今犹存。〔2〕
翼奉所举“又无”诸殿中，只有凤皇殿在后宫，〔3〕其余应都在皇帝生活区和办公区。由此可知，文帝时未央宫中供皇帝生活和办公用的建筑，只有曲、渐两台和前殿、宣室、温室、承明四殿。文帝欲作一台，中途而废，可见这些建筑都是文帝之前就有的。惠帝、吕后时，除修筑长安城外，不见大规模兴建宫殿的记载。故两台四殿应当都是萧何“营作未央宫”的产物。
渐台位于未央宫西南部的沧池一带，其事甚明。曲台，《汉书》数见，宋程大昌推测曰：“其地必当行路冲要，不在宫中深邃之地矣。”〔4〕其说可参。两台多用于宴飨之类，不是重要设施，本文不论。前殿、宣室、温室、承明四殿则是未央宫中的核心建筑。它们最早落成，必然承担着最基本的功能。史籍记载显示，西汉中、后期，四殿仍是皇帝日常生活起居、办公议政和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这意味着文帝之后未央宫中虽陆续增修了许多建筑，但四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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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第403页。
〔2〕《汉书》卷七五《翼奉传》，第3175页。
〔3〕张衡《西京赋》：“后宫则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皇、鸳鸯。”
（《文选》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39页下栏）
〔4〕程大昌《雍录》卷二《曲台》，黄永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2页。
功能依旧，基本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笔者基于这一事实，搜集相关史籍中零散的记载，结合经学文献和考古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四殿的位置和用途做了进一步考证和分析，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现详述于下，供大家参考。
一 “前殿”“宣室”考
“前殿”是未央宫的标志性建筑，相传建于龙首山上。《水经注》：“高祖在关东，令萧何成未央宫。何斩龙首山而营之。”〔1〕《西京杂记》：“萧相国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2〕这一说法已被考古勘探所证实。今西安市西北郊未央宫遗址中有一座宽大的高台建筑基址，前殿遗址就在其上。《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将这座高台基址定名为“未央宫第1号遗址”。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其上有三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图八）就面积而言，中部基址最大，南部基址较小，北部基址最小。《报告结语》称“前殿之上有南北排列的三大殿……中间的宫殿建筑很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宣室’或‘宣室殿’，宣室（或宣室殿）是未央宫前殿的'正室'，亦谓'正处'，即未央宫的正殿。”〔3〕意指“前殿”不是一座建筑，而是由三座建筑组成的，其中“宣室殿”是主体建筑。刘庆柱、李毓芳在《汉长安城》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未央宫前殿应包括南、中、北三座宫殿”，南部宫殿“当为举行大朝、婚丧、即位等大典之用，或为‘外朝’之地”，中部宫殿推测“为‘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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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一九《渭水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95页。
〔2〕葛洪：《西京杂记》，周天游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5、266页。
之故址”，北部宫殿“可能为皇帝之‘后寝’”。〔1〕杨鸿勋则认为，南部宫殿是“前殿”，中部宫殿是“宣室殿（路寝）”，北部宫殿是“后殿”。〔2〕
笔者认为，勘探数据只能证明“第1号遗址”上有三座大型建筑，不能证明“前殿”包括三大殿。前引《汉书•翼奉传》称未央宫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其中“前殿”和“宣室”明明是分开的。如果“前殿”包括了“宣室”，翼奉不应如此表述。同书卷九九《王莽传下》载：叛军“烧作室门……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3〕文中“宣室”二字出现在“前殿”之前，也很难解释为“前殿”包含“宣室”。《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4〕此“未央殿”无疑指“未央前殿”。根据上引《王莽传》之文，大火从未央宫北部向南蔓延，经掖庭、承明、宣室而至前殿，证明宣室殿确实位于前殿北。
汉人视前殿为“路寝”。《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载：有男子王褒“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组结佩之”，下文称其“径上前殿路寝，入室取组而佩之”。〔5〕《报告》称“秦汉之前殿即周之路寝。”〔6〕其说是。《礼记•玉藻》：“朝服以日视朝于内朝……退适路寝听政。”郑玄注：“此内朝，路寝门外之正朝也。”〔7〕按礼学家的说法，路寝是人君“听政”之所，路寝门外的“正朝”是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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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2〕杨鸿勋：《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241页。
〔3〕《汉书》，第4190页。
〔4〕《史记》卷八四《贾生列传》，第2503页。
〔5〕《汉书》，第1475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