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影印本，第5册，第545页下栏。
理事之处。未央前殿既称路寝，理应承担同样功能。但实际上前殿主要用于皇帝即位、立皇后、朝贺、大丧、拜大臣等重大礼仪活动。如刘邦“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文帝即位，“坐前殿”，下诏“赦天下，赐民爵”；武帝崩，“入殡于未央宫前殿”‘朱博拜丞相，赵玄拜御史大夫，“并拜于前殿，延登受策”；王莽女立为平帝皇后，“入未央宫前殿，群臣就位行礼”。〔1〕有时皇帝也会在前殿与大臣议事。如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秋，“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成帝乃“亲御前殿，召公卿议”。〔2〕这是一次突发的严重事件，成帝异常重视，故亲至前殿，召公卿大臣商议。“亲御”二字凸显了成帝的重视程度，也透露出成帝不常御前殿。据史实判断，未央前殿并非西汉皇帝日常听政之处。
《周礼•天官•宫人》：“王之六寝”句郑玄注：“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路寝以治事，小寝以时燕息焉。”〔3〕小寝即寝殿，位于路寝之后。根据这一观念，宣室殿在前殿后，应是皇帝寝殿。但史籍记载中也未见西汉皇帝居于宣室殿的证据。《史记》卷八四《贾生列传》：“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鳌，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4〕细味此文语气，文帝在宣室殿召见贾谊并谈话至夜半，不是因为文帝住在宣室殿，而是因为他“方受釐”，刚好在宣室殿。《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亦载此事，师古注引应劭曰：“釐，祭余肉也。《汉仪注》祭天地五畤，皇帝不自行，祠还至福。”〔5〕则文帝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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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86页《汉书》卷四《文帝纪》、卷六《武帝纪》、卷八三《朱博传》、卷九七《外戚传下》，第108、212、3409、4010页。
〔2〕《汉书》卷八二《王商传》，第3370页。
〔3〕《十三经注疏》，第3册，第91页下栏。
〔4〕《史记》，第2502—2503页。
〔5〕《汉书》，第2230页。
日“坐宣室”，是因参加祭祀活动。《汉书》卷二三《刑法志》载宣帝重刑狱，“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刑狱号为平矣”。〔1〕宣帝“常幸宣室”，是为了“斋居而决事”，且限于“季秋后请谳时”。此外，西汉皇帝也于宣室殿召见士伍及察举之士。《汉书》卷七〇《陈汤传》汤因罪“夺爵为士伍”，后西域都护为乌孙兵所困，群臣“议数日不决”，成帝乃“召汤见宣室”。〔2〕同书卷八六《何武传》：“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召见武等于宣室。”〔3〕同卷《王嘉传》：“察廉为长陵尉。鸿嘉中，举敦朴能直言，召见宣室，对政事得失，超迁太中大夫。”〔4〕由上述史实可见，宣室殿不是皇帝寝殿，也不是皇帝日常听政之处，因而未见附近有照料皇帝生活或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和人员。从功能上看，它只是前殿的附属建筑，主要用于皇帝亲自处理较重大的事务和规模较小的召见，也具有一定礼仪和象征意义。因此，宣室殿被时人视作“正处”或“正室”。《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武帝欲为其姑馆陶公主“置酒宣室”，并引纳公主所幸董偃参加。东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武帝乃“更置酒北宫”。〔5〕东方朔所谓“正处”应理解为正式庄重的场所，后世史家所谓“宣室，布政教之室也”，〔6〕“宣室，未央前正室也”，〔7〕“宣室殿，未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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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第1102页。
〔2〕同上书，第3022页。
〔3〕同上书，第3481页。
〔4〕同上书，第3488页。
〔5〕同上书，第2855、2856页。
〔6〕同上书，卷二三《刑法志》注引如淳曰，第1102页。
〔7〕同上书，卷四八《贾谊传》注引苏林曰，第2230页。
殿正室也”〔1〕等说法，当皆由此而来。
至于前殿在第1号遗址上的具体位置，我以为从三座夯土基址的面积和形状看，中部基址显然是主体建筑，应是前殿故址。理由很简单，秦汉所谓“前殿”都是宫中最宽大、最壮丽的建筑。《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2〕司马迁特意标明该殿的尺寸，意在强调这是阿房宫中最大的建筑。同书卷二八《封禅书》：武帝“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3〕所谓“前殿度高未央”，是要求建章宫前殿的高度不亚于未央宫前殿。言下之意，二者都是各自宫中的标志性建筑。《汉书》卷八七《扬雄传》载雄《甘泉赋》有“前殿崔巍”之辞，师古注曰：“崔巍，高貌。”〔4〕可见甘泉宫的前殿也很高大。今本《三辅黄图》载有未央宫前殿的尺寸“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5〕高度似嫌夸张，宽度和深度大致合理。以今尺折算，可以前殿东西宽115.5米，南北深34.65米。而1号遗址上的北部基址东西宽118米，南北深47米，宽度略大于前殿，但其南侧边沿凹凸不平，南北最窄处仅20余米，容不下前殿。中部基址东西121米，南北72米。其西边以西有约20米空间，虽无夯土，但为生土，仍可作建筑基址。〔7〕加上这一数字，该基址东西宽便有141米。南部基址南北深44 米，东西宽79米。其西北部连接一东西向、刀把形夯土基址，其东西长56米，南北宽15米。若其南侧也是生土，可作建筑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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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3页。
〔2〕《史记》，第256页。
〔3〕同上书，第1402页。
〔4〕《汉书》，第3528、3529页。
〔5〕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114页。
〔6〕西汉一尺合今23.1厘米。参见本书15页注〔2〕。
〔7〕此事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告知，特此致谢。
则南部基址东西宽便有135米。中部和南部基址都可容下前殿，但中部基址更为宽大，应是前殿遗址。
中部基址若是前殿遗址，北部基址就应是宣室殿遗址了。那么南部基址是何建筑我认为很可能是一座门。根据《报告》的描述，该基址北部“辟有一门，门道向北有一条南北向路土，宽约6 米”，而且位于中轴线上，“约处于前殿台基东西居中位置”。”这条门道应是穿过南部建筑通向前殿的主要道路。这座门，除宽阔的门道外，应当还有“塾”。汉代宫殿、官府及闾里之门通常都有“塾”，即门道两侧的堂。《尔雅》：“门侧之堂谓之塾。”郭璞注：“夹门堂也。”〔2〕《后汉书•齐武王缤传》：刘伯升起兵后，王莽“大震惧……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注引《字林》：“塾，门侧堂也。”〔3〕堂是敞开式建筑，故可将伯升像画于塾中，从塾外射之。东汉卫宏所撰《汉旧仪》曰：“丞相门无塾。”又曰：“御史大夫寺……门无塾。”〔4〕特别说明“门无塾”，正因为一般官府之门是有“塾”的。《续汉书•礼仪志中》载冬至之礼曰：“太史令与八能之士即坐于端门左塾。”〔5〕是宫中之门也有塾。
今西安西郊新莽所建明堂遗址，提供了“塾”的实例。（图九）据唐金裕撰《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该遗址四周有一米厚的围墙，每面有一门，门洞宽4.5米。门洞两侧的围墙内外各有一残高22厘米的夯土台，形成四个空间，每个空间的另外三边都有墙。最外侧的“两边是夯土墙，宽0.9米。余两边为土坯墙，宽0.2米。土坯与土台之间有一道小槽，宽8厘米，内有木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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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6页。
〔2〕《十三经注疏》，第8册，第74页上栏。
〔3〕《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縯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50、551页。〔4〕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6、41页。
〔5〕《后汉书》志第五《礼仪中》，第3125页。
原有木板设置”。〔1〕杨鸿勋认为，门洞两边的建筑是“左、右塾”，塾内有墙分隔，又形成“内、外塾”。〔2〕其说是。但唐金裕和杨鸿勋都认为这四个空间是四面有墙的，杨鸿勋所绘复原图还为每个空间画了门窗，似不妥。笔者以为，这四个空间除了中间宽一米的围墙外，只有两边宽0.9米的夯土墙是墙，其余两边宽0.2米的土坯墙和8厘米厚的木板应是轩栏一类设施，因而是敞开式建筑。这正符合“塾，门侧堂”的定义。该门遗址将门道、塾、墙、轩栏和四周的散水加在一起，宽27.76米，深15.71米。未央宫1号遗址南部基址的宽度和深度比明堂门大得多。但未央前殿之门地位特殊，门道比明堂门宽，两侧的塾肯定也比明堂门大，可能还有其他房间供管理、守卫前殿的机构、人员办公和值宿，〔3〕故其面积较大也是合乎情理的。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载：王莽改“前殿曰王路堂”，又“令王路设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敢谏之鼓，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受言事者”。〔4〕王路门就是前殿大门。谏大夫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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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2〕杨鸿勋《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第273页。
〔3〕《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男子王褒）上前殿……召前殿署长业等曰：‘天帝令我居此。’业等收缚考问。”（第1475页）可证有前殿署负责管理前殿事务。〔4〕《汉书》，第4103、4104页。
所坐之处当是大门两侧的办公场所。
《报告》称：“南部与中部宫殿遗址之间有一东西向夯土基址遗迹，其距南部和中部宫殿遗址分别为33米与47米。此夯土基址东西长134米，南北宽12——15米，似为廊之类建筑夯土基址。”〔1〕笔者以为，该建筑可能是廊道也可能是阁道，但中央一定有门，起墙垣的作用，将南部和中部遗址之间的空间分成内外两个庭院。宋李如圭《仪礼释宫》曰：“宫必南向，庙在寝东，寝庙皆有堂有门，其外有大门。”〔2〕《春秋公羊传》宣公六年春晋灵公遣勇士刺杀赵盾，而赵盾府中无人守卫，“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3〕文中的“闺”显然是堂前之门，在“大门”之内。是当时贵族官员府第，堂前通常有两道门。〔4〕未央前殿亦如此，南部基址为大门，该遗址则为堂前之门。
《报告》又称：“在前殿台基遗址南边，基本东西居中位置有一门址，东西宽46米，现存南北进深约26米，其北距南部宫殿建筑遗址50米，门址东西两边各有一南北向夯土墙，其长16—26米，宽3—4米。东西夯土墙北端分别与前殿南墙东段和西段夯土墙相连。”〔5〕刘庆柱、李毓芳推测：“此门或即文献记载之端门。”〔6〕如前述，端门两侧是有塾的。《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载袁绍诛灭宦官事曰：“绍因进兵排宫，或上端门屋。”〔7〕是其上还有“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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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7页。
〔2〕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1499册，第1页。
〔3〕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192页下栏。〔4〕参见本书《说“殿”》。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7页。
〔6〕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第60页。
〔7〕《后汉书》，第2252页。
从《报告》的描述看，上述“门址”仅东西两侧有南北向夯土墙，因未进行全面发掘，两墙之间是否有门、塾、屋等建筑遗迹不得而知。故此处尚不能断定是门址，也有可能是一处宽阔的踏道或慢道。《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载：“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门。”从前殿南下，必经此处。若此处为端门，白虎门应在其内西侧。但考古勘探在该处并未发现门址。至于“椒除”，师古注曰：“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1〕班固《西都赋》描述前殿陛阶，有“左城右平，重轩三阶”之辞，张衡《西京赋》则有“三阶重轩，镂槛文榴，右平左城”之辞，〔2〕都未提到“椒除”。故“椒除”可能不是前殿之阶，而是前殿大门之外的这处踏道或慢道。
二“温室”考
西汉皇帝在未央宫中居于何处，史无明文。就现有材料看，“温室”应是皇帝的寝殿。《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昌邑王刘贺即帝位后，“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又载霍光废刘贺之事“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3〕根据这些记载，刘贺做皇帝期间居于温室殿，其位置在中黄门宦者守卫的“禁门”之内。刘贺在温室殿的生活起居，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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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第4191页。
〔2〕《文选》卷一，第25页上栏、38页下栏。
〔3〕《汉书》，第2940—2944、2938—2939页。
“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照料。霍光将他们“驱出”后，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霍光如此安排，当是由于昭帝原来也居于温室殿，其侍中、中臣有侍奉皇帝的经验，也熟悉温室殿的环境和设施。
《汉书》卷八一《孔光传》：“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1〕由此可知，温室殿所在的院落称“省”。同书卷九九《王莽传下》：卫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国师刘歆等欲发动政变，劫持王莽。王莽得知后，“遣使者分召忠等”，三人“会省户下”，王莽派人“责问，皆服”，于是“中黄门皆拔刃将忠等送庐”。〔2〕王莽称帝后应居温室殿，在“省户”内，故董忠等奉召见王莽，在“省户”下会合，既而被守卫省户的“中黄门”逮捕羁押。这个“省户”就是上文提到的“禁门”，其内是“省中”或“禁中”。〔3〕同书卷九九《王莽传上》载王莽居摄践阵后，礼遇比照皇帝，“庐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4〕这条材料透露出，西汉皇宫中除了“宫”和“殿”之外，还有称作“省”的区域。西汉官员在殿中的值宿之所称“庐”。《汉书》卷六八《金日䃅传》：“日䃅小疾卧庐。”师古曰：“殿中所止曰庐。”〔5〕同书卷七二《鲍宣传》：“苍头庐儿”句注引孟康曰：“诸给殿中者所居为庐。”〔6〕同书卷六四《严助传》：“承明之庐”句注引张晏曰：“直宿所止曰庐。”〔7〕王莽的“庐”是他作为辅政大臣在殿中的居止之所。所谓“庐为摄省”，就是将王莽所居之“庐”改称为“摄省”。而这一举动的制度背景是皇帝居住的区域称为“省”。温室殿是寝殿，在“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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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第3354页。
〔2〕同上书，第4185页。
〔3〕参见本书《未央宫“殿中”考》。
〔4〕《汉书》，第4086页。
〔5〕同上书，第2961页。
〔6〕同上书，第3090页。
〔7〕同上书，第2790页。
故又可称“温室省”。
《三辅黄图》：“宣室、温室、清凉，皆在未央宫殿北。”〔1〕文中的“殿”显然指前殿。未央宫第1号遗址北330米处，还有一座汉代宫殿遗址，编号为“未央宫第2号建筑遗址”。《报告》说“从目前勘探了解的情况来看，该遗址与前殿遗址之间，没有大于前者的建筑遗址”进而推测说“椒房殿是皇后的宫殿，为后宫之首殿，应距前殿最近，规模最大。此建筑遗址从地望、规模等方面来看，应系椒房遗址。”〔2〕文中“前殿遗址”指“第1号建筑遗址”。此说的前提是皇帝居于第1号遗址上的“北部宫殿”，即《报告》所谓“后寝”。但如前所述，“北部宫殿”应是宣室殿，而西汉皇帝居于温室殿。由此推测，温室殿才应是距第1号遗址最近、规模最大的建筑。因此，“第2号建筑遗址”应是温室殿，椒房殿和掖庭尚在其后。
据《报告》描述，该遗址包括正殿、配殿和附属房屋三个部分。（见图二）正殿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54.7米，南北29—32米”，北部有一庭院。台基“东西各有一条登殿踏道”，“东踏道东西长10.5米，南北宽4米”，“西踏道东西长9.8米，南北宽4米”，“西踏道东西长9.8米，南北宽7.1-8.3米”。台基南边还有两个东西并列的“夯土台址”，“大小、形制相同，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米，东西宽3.6米”，“其北距正殿南壁1.4米”。《报告》认为“正殿南边的二台址应为古代建筑中的‘阙’址”。’杨鸿勋则认为，它们不是“阙”，而是“登台木构飞陛的支座”。〔4〕刘庆柱又更正了《报告》的说法，认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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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152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19页。
〔3〕同上书，第186、192页。
〔4〕杨鸿勋：《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第244页。
是“进出正殿的‘阶’”。〔1〕笔者认为，这两座夯土台址和台基东西两侧的“踏道”都是登殿的“阶”。李如圭《仪礼释宫》曰：“升堂两阶，其东阶曰阵阶。”又曰：“堂之东西墙谓之序，序之外为夹室，夹室之前曰厢，亦曰东堂西堂……此东西堂，堂各有阶。”〔2〕厢即箱，古通用。东、西箱或东、西堂也是敞厅，其阶又称“东面阶”“西面阶”。《礼记•奔丧》：“妇人奔丧，升自东阶。”郑玄注：“东阶，东面阶也。”〔3〕《仪礼燕礼》贾公彦疏：“东面阶、西面阶，妇人之阶，非男子之所升。”〔4〕以此为背景，上述两座夯土台址应为殿前的阶，两条“踏道”则是东、西箱的阶。
“阶”有踏道、慢道之分。宋李诫《营造法式》卷一五《踏道》：“每阶基高一尺，底长二尺五寸。”是踏道长高比为2.5：1。同书《慢道》：“厅堂等慢道，每阶基高一尺，拽脚斜长四尺。”梁思成释曰：“斜角的最长边（弦）就是拽角斜长。”〔5〕阶高1尺，斜边长4尺，底边长便约为3.87尺。则慢道长高比约为3.87：1。《礼记•礼器》曰：“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6〕《文选西京赋》薛综注亦曰：“天子殿高九尺。”〔7〕汉九尺约合今2.079米。《报告》称西踏道基址长9.8米，“西端的斜坡道尚存，有两排铺地砖，由东向西坡13度”。〔8〕用三角形公式计算，台基的高度应为2.26米，排除可能的误差，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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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74页。
〔2〕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1499册，第8、9、10页。
〔3〕《十三经注疏》，第5册，第942页上栏。
〔4〕《十三经注疏》，第4册，第161页上栏。
〔5〕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17、318页。
〔6〕《礼记注疏》，《十三经注疏》，第5册，第455页上栏。
〔7〕《文选》卷二，第38页下栏、39页上栏。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93页。
计高度应为“九尺”。殿前两阶的夯土台址长5米，北边与正殿南壁的距离1.4米。其南边包砖，残高0.5米，则阶的南边还应向南延伸。以延伸1.4米计，则总长为7.8米。若殿高2.079米，长高比约为3.7：1，坡度大于慢道，若中间有过渡平台，则坡度更陡，应为踏道。《报告》所谓“西踏道”和“东踏道”以殿高2.079米计，长高比分别约为4.7：1和5：1，显然是慢道。这些数据表明，此殿符合“高九尺”之说，应是“天子殿”。
前引《周礼》郑玄注说，王有“小寝五”。未央宫中的皇帝寝殿当也不止一处。班固《西都赋》描写前殿附近的“离宫别寝”，首列“清凉、宣、温”。李善注引《三辅黄图》曰：“未央宫有清凉殿、宣室殿、中温室殿。”〔1〕前引今本《三辅黄图》说三殿都在前殿北，又说“温室殿……冬处之温暖也”，“清凉殿，夏居之则清凉也”。22清凉殿很可能是温室殿附近的皇帝别寝。又《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下》载：“许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馆，数召入饰室中若舍，一岁再三召，留数月或半岁御幸。元延二年怀子，其十一月乳。”〔3〕《资治通鉴》亦载此事，胡三省注曰：“饰室，室之以金玉为饰者，昭阳舍是也。”〔4〕昭阳舍乃赵昭仪所居，成帝不可能在赵昭仪的住处御幸许美人，胡说误。“饰室”应该也是皇帝别寝。西汉皇帝有时在中宫、掖庭过夜，但多数情况下是召后妃诸姬至寝殿留宿。《汉旧仪》曰：“皇后五日一上食，食赐上左右酒肉，留宿，明日平旦归中宫。”又曰：“掖庭令昼漏未尽八刻，庐监以茵次上婕妤以下至后庭，访白录所录。所推当御见，刻尽，去簪珥，蒙被入禁中。”〔5〕是制度如此。实例则有《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景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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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选》卷一，第25页下栏。
〔2〕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154、156页。
〔3〕《汉书》，第3993页。
〔4〕《资治通鉴》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073页。
〔5〕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第45页。
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1〕成帝许美人则是从上林涿沐馆奉召至饰室，相距较远，往返不便，故有时留居数月至半年。
三“承明”考
如前述，前殿、宣室殿、温室殿自南向北排列。王莽末，叛军“烧作室门……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2〕一事证明，承明殿位于掖庭和宣室殿之间。这段记载没提到温室殿，但温室殿也在掖庭和宣室殿之间，距承明殿不远，王莽“避火宣室”则说明其所居之温室殿也被大火烧及。因此，当时的情形应是大火从未央宫北面的作室门向南蔓延，先烧了掖庭、温室殿和承明殿，又烧了宣室殿和前殿。据此推测，承明殿应位于宣室殿以北、温室殿以南。据《报告》，未央宫第2号建筑遗址南距第1号建筑遗址330米，〔3〕有容纳承明殿的空间。但二者之间未发现大型建筑遗址，故其具体位置尚不能确定。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赵高“说二世曰：‘……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4〕这条材料表明，秦朝皇帝居于“禁中”，和大臣们一起处理政务则在“朝廷”。汉承秦制，大致也是如此。《汉书》卷四二《申屠嘉传》：嘉为丞相，“上朝”，文帝宠臣邓通“居上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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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第2100页。
〔2〕《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第4190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8页。
〔4〕《史记》，第2558页。
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罢朝后又召邓通至丞相府，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1〕申屠嘉所谓“朝廷”亦指皇帝“见大臣”之处，而惠帝以下西汉皇帝的日常办公和议政之处很可能是承明殿。
前引《汉书•霍光传》说，霍光率群臣奏请皇太后废刘贺，“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主持了废旧帝立新帝的仪式。此事表明，承明殿是一处重要的政治设施，是处理政治事务的重要场所。《汉书》卷一○《成帝纪》鸿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饮酒礼，有雉蜚集于庭，历阶升堂而雏，后集诸府，又集承明殿”。〔2〕同书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下》亦载此事，而后半段更详“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车骑将军之府，又集未央宫承明殿屋上。”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等人上言，认为这是上天对成帝的“谴告”。其中提道：
今雉以博士行礼之日大众聚会，飞集于庭，历阶登堂，万众睢睢，惊怪连日。径历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庙骨肉之官，然后入宫。其宿留告晓人，具备深切……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觉寤，惧大祸且至身，深责臣下，绳以圣法……今即位十五年，继嗣不立，日日驾车而出，洗行流闻，海内传之，甚于京师。〔3〕
在王音等人看来，上天让这群雉先后出现于上述场所，是有特定原因的。首先集于博士行礼之处，是要制造轰动效应，引起普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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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第2101页。
〔2〕同上书，第316页。
〔3〕同上书，第1417、1418页。
视。然后集于“太常、宗正典宗庙骨肉之官”，是因为成帝“即位十五年，继嗣不立”。集于“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车骑将军之府”，是因为成帝不能“深责臣下，绳以圣法”，致使“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肯正言”。最后集于承明殿，则是因为成帝“日驾车而出”，不留心政事。此事涉及的宫中建筑是承明殿，而不是其他建筑，当是由于该殿乃皇帝日常办公场所。〔1〕
《汉书》卷六四《严助传》说，严助曾为中大夫，与吾丘寿王等“并在左右”，后经主动要求，出为会稽太守。其间，武帝赐严助书，有“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一句。注引张晏曰：“承明庐在石渠阁外。”〔2〕后人由此产生一种误解，谓承明殿又称承明庐，位于石渠阁附近。如前述，官员在殿中的值宿之所称“庐”。所谓“承明之庐”应指严助任中大夫时的值宿之所。这意味着武帝通常在承明殿处理政务，严助等左右近臣也在承明殿侍从，其夜间住宿之处则称“承明庐”。同书卷六五《东方朔传》：武帝妹隆虑公主之子“醉杀主簿”，廷尉论其死罪并“上请”。武帝与侍臣议，“左右人人为言”，主张免其死罪。武帝最终批准了死刑，但“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唯东方朔“前上寿”，盛赞武帝大义灭亲。武帝不快，“乃起，入省中，夕时召让朔”。〔3〕武帝“入省中”，应是返回寝殿，而其与左右议事之处很可能是承明殿。因为东方朔当时“待诏宦者署”，而“待诏宦者署”又可称“待诏承明之庭”。《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褚先生曰：“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4〕故“待诏宦者署”与“待诏金马门”实为一事。《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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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引《汉书•王莽传下》：“火及掖庭、承明”下有“黄皇室主所居也”一句，意指王莽之女、原平帝皇后当时住在承明殿中。这可能是叛军攻破长安城时王莽所做的临时安排。
〔2〕《汉书》，第2775、2789、2790页。
〔3〕同上书，第2851、2852页。
〔4〕《史记》，第3205页。
书》卷五四《苏武传》宣帝时，“武待诏宦者署，数进见。”师古注曰：“以其署亲近，故令于此待诏也。”〔1〕宦者署与承明殿相距不远，确可谓“亲近”。最晚自元帝以后，金马门内又有了玉堂殿。《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下》载元帝时童谣曰：“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2〕待诏金马门或宦者署的人员皆在该殿听候召见。故哀帝时李寻自称“随众贤待诏，食太官，衣御府，久污玉堂之署”。〔3〕成帝时扬雄自称“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显然也曾待诏宦者署，而《汉书》本传称其“待诏承明之庭”。〔4〕这又透露出，在宦者署待诏的主要任务是备皇帝承明殿议事时随时召见。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霍光废黜刘贺后，“坐庭中，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群臣推举武帝曾孙病已，“皇太后诏曰可”。〔5〕“庭中”即“廷中”，常见诸史传。如《汉书》卷八二《王商传》：“单于来朝，引见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单于前，拜谒商。”〔6〕同书卷七五《夏侯胜传》宣帝令群臣议武帝庙乐，“于是群臣大议廷中”。〔7〕同书卷七八《萧望之传》载丞相司直弹劾御史大夫萧望之曰：“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辄问病朝奏事，会庭中，差居丞相后，丞相谢，大夫少进，揖。今丞相数病，望之不问病会庭中，与丞相均礼。”〔8〕王先谦《补注》引宋祁曰：“南本庭作廷。”〔9〕《霍光传》和《夏侯胜传》的例子表明，“庭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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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第2468页。
〔2〕同上书，第1395页。
〔3〕同上书，卷七五《李寻传》，第3183页。
〔4〕同上书，卷八七《扬雄传》，第3566、3522页。
〔5〕同上书，第2947页。
〔6〕同上书，第3370页。
〔7〕同上书，第3156页。
〔8〕同上书，第3280、3281页。
〔9〕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1983年，第1413页下栏。
“廷中”是大臣议政之处。霍光废刘贺时，太后、群臣皆在承明殿，光与群臣“议定所立”之“庭中”应亦在承明殿。
《史记》卷九九《叔孙通列传》：“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夹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向）。”〔1〕这次朝会是在长乐宫前殿举行的。文中提到的“殿门”是前殿外院之门，门内便是“廷中”。文中未出现内院之门，但从“传言趋”这一情节可推知该门的存在。“趋”即快走。〔2〕《礼记•曲礼上》：“帷薄之外不趋，堂上不趋。”郑玄注：“堂下则趋。”陆德明《释文》：“薄……帘也。”〔3〕《仪礼•觐礼》贾公彦疏引《礼纬》云“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以帘，士以帷。”〔4〕屏、帷、帘是设于堂前门内用于遮挡视线的设施。〔5〕其外和堂上都“不趋”，只有其内之“堂下”当趋。汉代制度则规定群臣入朝当“趋”，只有个别德高望重的老臣经皇帝特许方可“入朝不趋”。如《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6〕所谓“入朝不趋”，《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作“入殿不趋”，〔7〕《后汉书》卷二○《祭尊传》作“入门不趋”，卷七九《儒林包咸传》作“入屏不趋”，〔8〕《史记》卷九八《蒯成列传》作“入殿门不趋”，〔9〕皆指殿前内院之门而言。群臣进入此门，走出屏、帷、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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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第2723页。
〔2〕贾谊《新书•容经》形容“趋容”曰：“趋以微磬之容，飘然翼然，肩状若流，足如射箭。”（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28页）
〔3〕《十三经注疏》，第5册，第33页下栏。
〔4〕《十三经注疏》，第4册，第326页下栏。
〔5〕参见本书《说“殿”》。
〔6〕《史记》，第2016页。
〔7〕《汉书》，第4061页。
〔8〕《后汉书》，第741、2570页。
〔9〕《史记》，第2712页。
遮挡之外，便须“趋”以示敬，而入朝前他们要在此门之外的“廷中”集中等候。明乎此，对上引朝会仪便可这样解读天亮前，谒者先“治礼”，引群臣人前殿外院之门至“廷中”列队等候，并在“廷中”陈列车骑步卒及兵器旗帜朝会开始时，谒者传言“趋”，群臣依次快步进入内院，郎中数百人“夹陛”而立，文武百官则分立“殿下”东西两侧。参考汉画像石“谒见图”，〔1〕（见图三）郎中应持戟列队分立于东阶之东和西阶之西，文武群臣则分立于郎中之后，皆面向中央。刘邦居长乐宫，故“廷中”在长乐前殿外院。惠帝以后诸帝居未央宫，且于承明殿办公，则“廷中”当在承明殿外院。《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列传》：“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2〕这个王生廷辱张释之的故事，应是发生在群臣于承明殿“廷中”等候入朝的场合。前引《汉书•萧望之传》所云“朝奏事，会庭中”，御史大夫萧望之不肯礼让丞相，应当也发生在这一场合。
班固《西都赋》描述未央宫，有“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萧曹魏邴，谋谟乎其上”之文。〔3〕是“廷中”有“朝堂”。群臣“议廷中”，应是坐在“朝堂”中议事。《汉书》卷一○《成帝纪》建始元年（前32年）六月，“有青蝇无万数，集未央宫殿中朝者座”。注引服虔曰：“公卿以下朝会座也。”又引晋灼曰：“内朝臣之朝座也。”师古曰：“朝臣座之在宫殿中者也。”〔4〕笔者认为，此“朝者座”应是承明殿廷中朝堂内群臣的座位。“廷中”分左右，是较大的院落，除朝堂外，应当还有许多房舍。《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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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日新《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文物》1981年第10期。
〔2〕《史记》，第2756页。
〔3〕《文选》卷一，第26页上栏。
〔4〕《汉书》，第304页。
《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1〕这是汉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议。同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五年（公元5年）载此事，称“至者数千人”。〔2〕这么多人不大可能同时“记说廷中”。案同书卷二一《律历志上》：“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3〕同书卷三〇《艺文志》：“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4〕《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所言“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5〕当亦元始年间事。看来这次会议是按不同专业分别举行的。从《王莽传》所言“前后千数”一句看，各分会又可能是先后举行的。即使如此，“百余人”或“数百人”临时集中于“廷中”，也需要不少房舍才能满足需要。
综上所述，前殿、宣室、承明、温室四殿自南向北依次排列，坐落于未央宫中心位置。其中，前殿和宣室殿矗立于高大台基之上，地位最为显赫，但主要承担礼仪功能。隐身其后的温室殿和承明殿，才是皇帝日常生活起居和办公理政的场所。尤其是承明殿，乃“朝廷”所在，是西汉国家机器的中枢。
原载《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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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第4069页。
〔2〕同上书，第359页。
〔3〕同上书，第955页。
〔4〕同上书，第1721页。
〔5〕《后汉书》，第5页。
未央宫“殿中”考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载：王莽居摄践阵后，礼遇比照皇帝，“庐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1〕此事透露出西汉皇宫中有被称作“宫”“殿”“省”的三个区域。“宫”和“省”含义明确，前者指整个皇宫，后者指宫中皇帝的生活区。“殿”则比较模糊，有时指称作“某某殿”的单体建筑，有时指皇宫中的一个区域。西汉史籍常见“殿中”一词，所指多为后者。如《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2〕《汉书》卷六六《杨恽传》：“为诸吏光禄勋……居殿中，廉洁无私，郎官称公平。”〔3〕
汉代皇宫中称作“某某殿”的建筑，通常都有内外两个庭院，〔4〕其门可称殿门。如《史记》卷九九《叔孙通列传》载汉七年十月朝会仪“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5〕此处“殿门”即指长乐宫前殿外院之门。〔6〕但更常见的是，“殿门”指出入“殿中”区域的门。《太平御览》卷三五四引《汉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曰：“汉兴以来……司马、殿、省门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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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86页。
〔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