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墙之内称“殿中”，由“殿门”出入。殿门之正门称“端门”，西门称“白虎门”，东门名称失载，可能是“青龙门”或“苍龙门”。“小苑东门”和“小苑西门”也是“殿中”的门，应在东西两侧，具体位置不详。殿中南部有一高大台基，上有前殿、宣室殿，是举行朝会等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殿中区域内又有“金马门”和“千秋门”，将该区域分为内外两部分。其内是皇帝和殿中官员的办公区，其外是生活服务区。办公区由光禄勋属下的中郎负责宿卫，承明、高门、玉堂等殿在其中。承明殿是皇帝日常办公理政的场所，其外院称“廷中”，设有尚书、侍中、谒者、侍御史、朝堂等机构。兰台可能在其附近。生活服务区由光禄勋属下的郎中负责宿卫，光禄寺、少府寺、太仆寺、石渠阁等机构及殿中官员的“宿庐”在其中。
殿中办公区之后还有一个区域，称“省中”或“禁中”，是皇帝和后妃的生活区，门称“省户”或“禁门”。皇帝的主要寝殿温室殿及清凉、饰室等殿在其中。皇后的中宫及其他嫔妃所居掖庭在皇帝寝殿之后。禁中由宦官负责宿卫，其他事务也由宦官承担，士人进入受到严格限制。
未央宫是西汉帝国的权力中心。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在其中。明了未央宫的上述格局和制度，特别是“殿中”区域的存在及其与“禁中”的区别，对理解这些事件有一定帮助。
西汉前期，丞相权重，日常政务主要由丞相府处理。皇帝相对清闲，身边办事人员不多。诏令由侍御史起草，通过御史大夫发布。武帝即位后大事更张，内改制度，外讨四夷，皇帝直接过问和处理的事务大量增加。为应付这一局面，武帝以尚书为中心设置了“殿中”决策机构。尚书负责“出纳章奏”，大夫、侍中、左右曹、诸吏等殿中官员协助处理“尚书奏事”，出谋划策，参与大政。皇帝还可指定光禄勋、太仆、诸将军、大夫、博士等殿中官员若干人为“中朝臣”，在朝堂商议重大或疑难事务。皇帝在他们的协助下做出决策，通过尚书发布执行。
侍中原可同宦官一样居止禁中。武帝时，因侍中莽何罗夜入寝殿行刺，遂命侍中出外，和其他官员一样，有事可入，事毕即出。武帝晚年经常“游宴后庭”，侍中、尚书等殿中官员不便进入，遂以宦官为“中尚书”，简称“中书”，负责在“禁中”传递文书。武帝死后，霍光长期辅政，以“录尚书事”名义控制朝廷大权。霍光死后，霍氏子弟继续掌控尚书。宣帝为夺回朝政主导权，故意绕过尚书，通过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在“禁中”处理政务。二人“明习法令故事”，受到宣帝信任，致使中书宦官的权力有所扩大。元帝即位后，重用萧望之、周堪等殿中官员主持改革。弘恭、石显极力阻挠，引起“禁中”宦官与“殿中”官员间的激烈党争。
成帝以后，“罢中书宦官”，外戚王氏、丁氏、傅氏先后以大司马“领尚书事”，控制朝权。王氏更是权倾朝野，先后五人出任大司马，其他“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又拔擢安插宾客党羽，“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最后，王莽任大司马、领尚书事，迎合士大夫托古改制的强烈愿望，以周公自居，将元帝时发起的改制运动推向高潮，并在群臣百姓普遍拥戴下，代汉称帝。
中篇
东汉的南北宫
东汉的南宫和北宫
读东汉史，常会遇到与宫城制度有关的问题，若不了解宫城制度，相关史实便模糊不清。而史籍中涉及东汉宫城制度的材料零散稀少，且有错讹混乱之处，不经细致梳理和深入考证便无法利用。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对汉魏洛阳故城进行了一系列勘探发掘，〔1〕所得数据大多是魏晋以后的，但对东汉宫城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有学者将考古数据同传统文献史料结合起来，对东汉南北宫的形制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使我们的认识比以往清晰了许多。但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史料中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也待进一步发掘。笔者在前人基础上，更细致地梳理了相关史料，对南北两宫的形成和主从关系的变换，以及平城门、公车门、殿门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希望能对此项研究有所推进。
一 南北两宫的形成和改建
现存西汉史籍中未见洛阳北宫，而屡见洛阳“南宫”。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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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洛阳之“洛”，东汉曾改为“雒”。《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魏略》曰：“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变‘雒’为‘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6页）但史家用字并不一致，班固《汉书》或作“洛”或作“雒”，范晔《后汉书》多作“洛”，司马彪《续汉志》多作“雒”。为避免混乱，本文引用史籍皆从原文，或作“洛”或作“雒”，行文则用“洛”字。
记》卷八《高祖本纪》：“高祖置酒雒阳南宫。”〔1〕《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上居南宫，从复道上见诸将往往耦语。”〔2〕同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雒阳，填南宫。”〔3〕但“南宫”之称显然与“北宫”相对，故洛阳应亦有北宫。《史记正义》引《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4〕盖秦代已然。据考古勘探发掘，汉代洛阳城“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早晚有异的古城叠压在一起”。其中，时代最早的城址位于中部，“为西周时期所筑”时代稍晚的城址位于中部和北部，“约为春秋晚期筑造”时代最晚的城址“系沿用西周、东周城址并向南扩大而成”，“当即秦代所筑”。〔5〕（图一二）北宫位于春秋晚期所筑城中，应是较早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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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0页。
〔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1页。
〔3〕同上书，第4178页。
〔4〕《史记》，第381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第382、383、385页。
的。南宫则占用了秦代扩建的部分，应是秦代新建的。由此推测，西汉时的洛阳已有南宫和北宫，而南宫建筑较新，可能也更宏伟。故刘邦在洛阳时“居南宫”，光武帝刘秀“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1〕亦居南宫。郦道元《水经•穀水注》《洛阳故宫名》有……北阙，南宫阙也。《东观汉记》曰：‘更始发洛阳，李松奉引车，马奔，触北阙铁柱门，三马皆死。’即斯阙也。”〔2〕据此，更始帝刘玄都洛阳时可能也居南宫。
至于南宫和北宫在洛阳城中的位置，王仲殊曾在《中国古代都城概说》一文中根据洛阳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情形推测南宫应“在雒阳城的南部，中东门大街之南，秏门——广阳门大街之北，开阳门大街之西，小苑门大街之东”，北宫应“在雒阳城的北部，中东门大街之北，津门大街之东，谷门大街之西”。〔3〕此说影响甚大，文中所附《东汉雒阳城平面图》也常被引用。（图一三）近年，张鸣华发表《东汉南宫考》一文，将东汉史料与魏、晋、北魏史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论证，认为“东汉宫城的范围与北魏宫城一样，都在西阳门一东阳门一线的北边”，西阳门一东阳门一线即中东门内大道，因而东汉皇宫的布局与魏、晋、北魏大致相同。〔4〕（图一四）此说忽略了一些不利证据，难以成立。例如按张先生的复原，“北宫位于2号大道（即上西门一上东门大道）的北侧”，其北墙在1 号大道（即承明门内大道）南侧，“而南宫位于2号大道与3号大道（即中东门内大道）之间”。〔5〕如果是这样的话，南宫和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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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页。
〔2〕《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11页。《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续汉书•五行志五》载此事皆作“北宫铁柱门”。（第470、3345页）《后汉书》和《续汉书》皆本于《东观汉记》，似应以后者为是。
〔3〕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第508页。
〔4〕张鸣华：《东汉南宫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27页。
〔5〕同上书，第31页。
之间便仅隔一条大道。据考古勘探，该道“宽约35—51米”，则两宫之间的距离当比这一数字略宽。但《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注引蔡质《汉典职仪》曰：“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两宫相去七里。”〔2〕蔡质此书已佚，但六朝隋唐时尚存。《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和《后汉书》李贤注多次引用其文。《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著录“《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二卷”，注曰：“汉卫尉蔡质撰。”〔3〕蔡质是东汉人，又曾任卫尉，主管宫城宿卫。他对东汉南、北宫及其间复道的描述应是可信的。唯“七里”一数，容或传抄致误。王仲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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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2页。
〔2〕《后汉书》，第25页。
〔3〕《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8页。
指出“雒阳城南北全长不过九里，两宫之间的距离不可能是七里。从遗迹的情形看来，应是一里。汉代‘七’字与‘一’字近似，易致误。”〔1〕此说尚非定论，〔2〕但即便如此，两宫相距也在四百米以上，〔3〕因而有必要也有条件在其间“作大屋”。根据这条材料，南北两宫不可能仅相距数十米。而据考古勘探，张鸣华所谓1号大道和3号大道之间约1470米。 若减去四百多米， 再分置两宫， 每宫南北只有五百米左右，纵深太小了，可能性不大。相比之下，王仲殊说较合理。但王先生所说南宫南墙的位置与文献记载不合，北宫西墙的位置可能也与最新考古发现不合。此事涉及南宫平城门和北宫神虎门的考证，容后文详述。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元年（25年）十月“入洛阳，幸南宫”。此后，光武帝以南宫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扩建工程。二年正月“立郊兆于城南”五年十月“起太学”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中元元年（56年）“起明堂、灵台、辟雍”。李贤注引《汉官仪》曰：“明堂去平城门二里所，天子出，从平城门，先历明堂，乃至郊祀。”〔5〕《续汉书•百官志二》：“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句刘昭注引《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九月，初开此门。”〔6〕是光武帝入居南宫后，在宫中兴建了前殿等建筑，在洛阳南郊兴建了郊兆、太学、明堂等设施，还在洛阳城南墙上开辟了平城门，为从南宫前往南郊提供专用通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程多是对长安城同类设施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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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注52，第514页。
〔2〕参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第57页。
〔3〕汉制六尺为一步，三百步为一里。一尺为今23.1厘米，一里则为415.8米。〔4〕3号门距4号门约820米，4号门距5号门约650米，两者相加约1470米。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0页。
〔5〕《后汉书》，第22、25、27、40、63、84页。
〔6〕同上书，第3580页。
平城门的例子尤为典型。未央宫南门外有长安城西安门，据考古勘查，两门“南北相对”，“相距50米”，〔1〕西安门外大道通向南郊的明堂、宗庙、社稷等礼制建筑群。洛阳平城门的位置和功能正与长安西安门相同。《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诸将欲劫更始东归，嚣亦与通谋”，更始遣军围捕，嚣“溃围，与数十骑夜斩平城门关，亡归天水”。李贤注引《三辅黄图》曰：“长安城南面西头门。”〔2〕今本《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长安城南出第三门曰西安门，北对未央宫，一曰便门，即平门也。古者‘平’‘便’皆同字。”〔3〕是长安西安门亦称“平城门”或“平门”。洛阳平城门的名称显然由此而来。《汉书》卷六《武帝纪》：“初作便门桥。”师古曰：“便门，长安城北面西头门，即平门也。古者平、便皆同字。于此道作桥，跨渡渭水以趋茂陵，其道易直。”〔4〕《尔雅•释诂下》平，“易也”。郭璞注：“谓易直。”邢吴疏：“易者，不难也。”〔5〕据此，“平”“便”为通假字，有“易直”之意，所谓“便门”或“平门”就是直通某处的便捷之门。洛阳平城门正是为便于从南宫前往洛阳南郊而开辟的，并且也称平门。《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6〕李尤《平城门铭》：“平门督司，午位处中。”〔7〕文中“平门”皆指平城门。
明帝即位后又大兴土木，对北宫及其他官府进行了修缮和扩建。《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三年（60年），“起北宫及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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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8页。
〔2〕《后汉书》，第521页。
〔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2页。
〔4〕《汉书》，第158页。
〔5〕《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8册，第24页下栏b面。
〔6〕《后汉书》，第2537页。
〔7〕《太平御览》卷一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91页下栏a面。
官府”。〔1〕此事工程浩大，劳民伤财。《续汉书百官志一》太尉条注引《汉官仪》载张衡云太尉西曹掾郑均“以为朝廷新造北宫，整饬官寺，旱慰为虐，民不堪命”。〔2〕《后汉书》卷四一《钟离意传》：“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意上疏曰：“窃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宜且罢止，以应天心。”明帝报曰：“朕戚然惭惧，思获嘉应……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3〕但停工只是一时，旱灾过后，工程又恢复了。《明帝纪》永平八年十月，“北宫成”。〔4〕《钟离意传》：“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5〕明帝大约在此前后移居北宫，十年后崩于北宫。同书卷七九下《儒林杨仁传》：“补北宫卫士令……及帝崩，时诸马贵盛，各争欲入宫。仁被甲持戟，严勒门卫，莫敢轻进者。”〔6〕北宫卫士令掌管的当然是北宫“门卫”。外戚马氏争入北宫，是因明帝灵柩在其中。
二 南北两宫主从关系的转换
光武帝和明帝对南宫和北宫进行改扩建之后，两宫的规模和形制基本确定，但二者的地位和功能并未固定下来。东汉初，光武帝居南宫，故两宫以南宫为主，北宫是附属设施。明帝移居北宫后，北宫又成为政治中心，南宫降为附属设施。其后的东汉皇帝或居南宫或居北宫，致使两宫的地位和功能又多次发生变化。此事未见前贤深究，今试考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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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107页。
〔2〕同上书，第3558页。
〔3〕同上书，第1408页。
〔4〕同上书，第111页。
〔5〕同上书，第1410页。
〔6〕同上书，第2574页。
章帝一生居于北宫。《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上》章帝窦皇后，建初二年（77年）“入掖庭，见于北宫章德殿”。卷三《章帝纪》章和二年（88年）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1〕皆其证。
和帝初居南宫，后徙北宫。《后汉书》卷四《和帝纪》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2〕章帝崩于北宫，和帝当然于北宫即位。但《和帝纪》后文载永元四年（93年）六月“庚申，幸北宫”。〔3〕似乎此前不居北宫。同书卷二三《窦融传附窦宪传》：“四年……帝乃幸北宫。”〔4〕“卷五五《清河王庆传》：“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宫章德殿。”〔5〕所谓“乃幸”“移幸”，语气更强，足证和帝是从别处迁入北宫的。《北堂书钞》卷六〇引《东观汉记》：“黄香，字文强，拜尚书郎，数陈得失，赏赐常增异同位。时车驾居南宫，尚书新成，诏赐演什物。以香父在，赐卧几、灵寿杖。”〔6〕案《后汉书》卷八〇《文苑黄香传》：“召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书郎，数陈得失，赏赉增加。常独止宿台上，昼夜不离省闼，帝闻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满当迁，和帝留，增秩。”〔7〕据张衡《东京赋》，安福殿在南宫。〔8〕章帝不曾居南宫，《东观汉记》所载“时车驾居南宫”显然指和帝而言。由此可知，和帝即位后居南宫，至永元四年六月才“移幸北宫”，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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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415、159页。
〔2〕同上书，第165页。
〔3〕同上书，第173页。
〔4〕同上书，第819页。
〔5〕同上书，第1800页。
〔6〕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12册，第289页上栏a面。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38页）引此文，“尚书”二字加书名号，似不妥。黄香虽“博学经典，究精道术”，号称“天下无双”，但非《尚书》学家，此事亦与《尚书》无关。“尚书新成”当指和帝即位后居南宫，尚书台随之由北宫迁至南宫。
〔7〕《后汉书》，第2614页。
〔8〕《东京赋》：“于南则前殿云台，和欢、安福。”见《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7页下栏b面。
至元兴元年（105年）十二月“崩于章德前殿”。〔1〕
安帝一生亦居北宫。《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孔僖传》：“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倩，乃召（孔）季彦见于德阳殿，帝亲问其故。”〔2〕德阳殿是明帝所建北宫正殿。安帝于此召见孔季彦，说明他居于北宫。《续汉书•天文志中》：“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载入北宫，庚午夕发丧。”〔3〕生前居北宫，故死后入北宫发丧。
顺帝原为安帝太子，废为济阴王。安帝崩，外戚阎氏立北乡侯懿，数月而薨。宦官孙程等发动政变，立顺帝。《后汉书》卷六《顺帝纪》载其事曰：“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钟下即皇帝位……近臣尚书以下从辇到南宫，登云台，召百官……使虎贲、羽林士屯南、北宫诸门。阎显兄弟闻帝立，率兵入北宫，尚书郭镇与交锋刃，遂斩显弟卫尉景。”〔4〕德阳殿在北宫，云台殿在南宫。由此推测，顺帝即位后应居南宫。同书卷六一《周举传》：“阳嘉三年……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因召见举及尚书令成翊世、仆射黄琼，问以得失。”同卷《黄琼传》：“三年，大旱，琼复上疏……书奏，引见德阳殿，使中常侍以琼奏书属主者施行。”〔5〕据此，顺帝于阳嘉年间一度居北宫。案《顺帝纪》：阳嘉元年（132年）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同书卷一○下《皇后纪下》载此事曰：“阳嘉元年春……于寿安殿立贵人为皇后。”李贤注：“寿安是德阳宫内殿名。”《续汉书•五行志二》刘昭注引《古今注》曰：“北宫火，烧寿安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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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194页。
〔2〕同上书，第2563页。
〔3〕同上书，第3242页。
〔4〕同上书，第249、250页。
〔5〕同上书，第2025、2026、2034页。
〔6〕同上书，第259、439、3293页。
此证顺帝阳嘉元年正月已在北宫。《顺帝纪》阳嘉元年条末又载：“是岁，起西苑，修饰宫殿。”〔1〕同书卷三○《郎觊传》载于阳嘉二年诣阙拜章曰：“自顷缮理西苑，修复太学，宫殿官府，多所构饰。”又对尚书曰：“寻宫殿官府，近始永平，岁时未积，便更修造。”〔2〕《续汉书•五行志二》：“阳嘉元年……东西莫府火。太尉李固以为……上欲更造宫室，益台观，故火起莫府，烧材木。”〔3〕是顺帝曾于阳嘉年间大兴土木，其中“修饰宫殿”的工程主要在南宫，玉堂殿的兴建便是成果之一。此殿不见于顺帝以前，〔4〕顺帝以后则屡见不鲜。《顺帝纪》永和元年（136年）十月，“承福殿火，帝避御云台”。建康元年（144年）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5〕同书卷六一《周举传》载“永和元年，灾异数见，省内恶之，诏召公、卿、中二千石、尚书诣显亲殿。”又载“时连有灾异……召举于显亲殿，问以变告。”〔6〕云台、承福、显亲、玉堂等殿都在南宫。这表明，顺帝在阳嘉三年（134年）至永和元年（136年）间，又迁回南宫。顺帝回南宫后，应居于新建的玉堂殿。承福殿可能在玉堂殿附近。故顺帝因“承福殿火”一度“避御云台”，又移居显亲殿，待承福殿修缮完成后返回玉堂殿，直至崩。
顺帝死后，冲帝即位，数月后“崩于玉堂前殿”质帝即位，一年半后亦“崩于玉堂前殿”。〔7〕是冲、质二帝皆居南宫。
桓帝一生大部分时间居北宫。《后汉书》卷七《桓帝纪》：“会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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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262页。
〔2〕同上书，第1054、1058页。
〔3〕同上书，第3294页。
〔4〕同上书，卷四八《翟酺传》载安帝时酺上疏，有“捐玉堂之盛”句（第1605页）其中“玉堂”二字并非指玉堂殿，只是对华丽殿堂的形容。同书卷八二《方术费长房传》所记长房与老翁“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第2743 页），亦为此类。
〔5〕《后汉书》，第265、274页。
〔6〕同上书，第2027、2029页。
〔7〕同上书，第276、282页。
帝崩，太后……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是桓帝即位于南宫。但约两年后，即建和二年（148年）五月，“北宫掖廷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车驾移幸南宫。”这表明桓帝即位后居北宫。此次因北宫火灾而“移幸南宫”也只有一年零十个月。和平元年（150年）三月，“车驾徙幸北宫”，直至“崩于德阳前殿”。〔1〕
灵帝初居北宫，后徙南宫。《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窦武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2〕桓帝崩于北宫，灵帝即位肯定也在北宫。《灵帝纪》又载建宁元年（168年）九月，“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3〕同书卷六九《窦武传》载此事有如下情节：“曹节闻之，惊起，白帝曰：‘外间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4〕这表明灵帝即位后确实居北宫。而《灵帝纪》末载：“帝崩于南宫嘉德殿。”〔5〕同书卷六九《何进传》称：“大行在前殿”，应指嘉德前殿。是灵帝晚年居南宫。灵帝何时由北宫移居南宫，史无明文。《后汉书》卷五四《杨赐传》提供了以下信息：
（光和）五年冬，复拜太尉。中平元年，黄巾贼起，赐被召会议诣省閤，切谏忤旨，因以寇贼免……后帝徙南宫，阅录故事，得赐所上张角奏及前侍讲注籍，乃感悟，下诏封赐临晋侯，邑千五百户。初，赐与太尉刘宽、司空张济并入侍讲，自以不宜独受封赏，上书愿分户邑于宽、济。帝嘉叹，复封宽及济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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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287、292、320页。
〔2〕同上书，第328页。
〔3〕同上书，第329页。
〔4〕同上书，第2243页。
〔5〕同上书，第328、357页。
〔6〕同上书，第2249页。
〔7〕同上书，第1784、1785页。
袁宏《后汉纪》载此事，亦有“后帝徙南宫”之文。由此可知，灵帝“徙南宫”一事发生在太尉杨赐被免职之后，杨赐、刘宽、张济子封侯之前。案《灵帝纪》中平元年（184年）四月，“太尉杨赐免”。〔2〕同书卷二五《刘宽传》宽“以先策黄巾逆谋，以事上闻，封逯乡侯，六百户。中平二年卒，时年六十六”。〔3〕《隶释》卷一一《太尉刘宽碑》：“年六十有六，中平二年二月丁卯薨。”〔4〕则灵帝“徙南宫”当在中平元年四月至二年二月间。
灵帝死后，少帝刘辩即位，居南宫。光熹元年（189年）八月，宦官张让、段珪等杀外戚何进“于嘉德殿前”。〔5〕“虎贲中郎将袁术乃烧南宫，欲讨宦官”。”张让等“因将太后、天子及陈留王，又劫省内官属，从复道走北宫”。袁绍“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张让、段珪等困迫，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谷门，奔小平津”。尚书卢植等追至河上，“斩数人，余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还宫”。〔7〕后董卓“集群僚于崇德前殿”，废少帝、立献帝。’崇德殿在北宫，可知袁术“烧南宫”后，少帝、献帝皆居北宫。
两宫之中，皇帝所居便是朝廷所在，协助皇帝理事和照料皇帝生活的各种机构都在其中。另一宫作为附属设施，主要用来安置被废黜的或已故皇帝的后妃及其子女。如《后汉书》卷四二《广陵王荆传》：“太后失职，别守北宫。”卷八三《井丹传》：“建武末，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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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宏：《后汉纪》，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85页。
〔2〕《后汉书》，第348页。
〔3〕同上书，第888页。
〔4〕洪适：《隶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4页下栏b面。案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38页），中平二年二月庚子朔，丁卯为二十八。
〔5〕《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第2251页。
〔6〕同上书，卷七二《董卓传》，第2323页。
〔7〕同上书，卷六九《何进传》，第2252页。
〔8〕同上书，卷七二《董卓传》，第2324页。
王辅等五王居北宫。”〔1〕说的是光武帝郭皇后被废黜后，与其所生五皇子皆居北宫。同书卷一〇上《皇后纪上》：“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2〕说的是章帝即位后，与马太后居北宫，明帝诸贵人皆徙居南宫。同书卷三三《周章传》邓太后立安帝，“章以众心不附，遂密谋闭宫门，诛车骑将军邓骘兄弟……废太后于南宫”。〔3〕邓太后和安帝皆居北宫，周章打算政变后将邓太后废黜，并迁至南宫。同书卷八《灵帝纪》：“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皇太后迁于南宫。”《4）灵帝和窦太后亦居北宫，宦官推翻窦氏后迁太后于南宫，时人称之为“幽隔空宫”。〔5〕
三 “平城门”和“北宫门”
《续汉书•百官志二》卫尉条有一段文字，中华书局校点本作：
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北）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北屯司马，主北门；北宫朱爵司马，主南掖门；东明司马，主东门；朔平司马，主北门；凡七门。〔6〕
其中，“平城门”由卫尉属官南宫南屯司马负责守卫，似为南宫南面的宫门。但同书《百官志四》城门校尉条本注也提到平城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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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1446、2765页。
〔2〕同上书，第410页。
〔3〕同上书，第1158页。
〔4〕同上书，第329页。
〔5〕同上书，卷五七《谢弼传》，第1859页。
〔6〕同上书，第3580页。
华书局校点本作
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雍门，广阳门，津门，小苑门，开阳门，秏门，中东门，上东门，谷门，夏门，凡十二门。〔1〕
数上西门以下，共十一门，平城门无疑在“雒阳城十二门”中。据此，平城门又是洛阳城南面的城门。平城门既是南宫宫门又是洛阳城门，似乎南宫和洛阳城在这一段共享一道墙。这不合情理。两段文字中紧接“平城门”后又都有“北宫门”三字，其含义及其与平城门的关系也有待解释。
后人引用这两段文字，大多照抄原文，不加考辨，但也有改动原文以通其意的。如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九引《续汉志》卫尉条作“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苍龙司马，主东门”，删去了“北宫门”三字。〔2〕郦道元《水经•穀水注》：“池东，旧平城门所在矣，今塞，北对洛阳南宫。”〔3〕王仲殊据此将城门校尉条之文点作“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北（对）宫门，属卫尉”。〔4〕加了一个“对”字。以上两种处理方式虽可疏通文意，但都没有版本依据。上引中华校点本《续汉志》卫尉条，则据汲古阁本和黄山《校补》删了“北宫门”的“北”字，〔5〕“宫门”二字下属，作“宫门苍龙司马”。中华校点本以南宋绍兴本为底本，以明汲古阁本和清武英殿本为校本。仅据汲古阁本删“北”字，版本依据并不充分。王先谦《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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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3610、3611页。
〔2〕《玉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2年，第389页下栏b面。
〔3〕《水经注疏》，第1422页。
〔4〕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注51，第514页。
〔5〕《后汉书》，第3586页。
书集解》以汲古阁本为主，故此条无“北”字，而所附黄山《校补》云“官本‘宫’上有‘北’字。今案北宫三门另列在后，此皆南宫门，不应有‘北’字。”〔1〕然而“北宫门”三字除了北宫之门外，还可作其他理解。且城门校尉条亦有“北宫门”三字，汲古阁本同，黄氏《校补》却无说。因此，对卫尉条的“北”字不应简单地视为衍文一删了之。将“宫门”二字下属也不妥。上文已明言“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下面提到的“司马”当然都是宫门司马，没必要冠以“宫门”二字。其他各门司马都未冠以“宫门”二字，唯独苍龙司马冠此二字亦显突兀。
与上述诸例不同，张鸣华《东汉南宫考》一文在不改动原文的前提下，对两条材料提出新的解释。张文将卫尉条之文点作“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北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并指出“'平城门北宫门’，意思就是平城门北边的宫门，那个宫门与平城门相对而在北边。”〔2〕又将城门校尉条之文点作“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凡十二门。”并认为“‘北宫门属卫尉’是一个补充性的插入，表示‘平城门北宫门’与城门不一样，它由卫尉管，而平城门等十二座城门由城门校尉管辖。”〔3〕按照这一说法，所谓“北宫门”和洛阳城“平城门”是南北相对的两座门。此说使《续汉志》中两次出现的“北宫门”有了着落，和平城门的关系也清楚了。李尤《平城门铭》曰：“外临僚侍，内达帝宫。”〔4〕《续汉书•五行志一》载蔡邕曰：“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5〕李尤和蔡邕都是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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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第1319页上栏b面。
〔2〕钱国祥也这样断句。见氏撰：《由阊阖门谈汉魏雒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第55页。
〔3〕张鸣华《东汉南宫考》，第31、32页。
〔4〕《太平御览》卷一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91页。
〔5〕《后汉书》，第3274页。
人，所言“达帝宫”“与宫连”，意在强调平城门与南宫的特殊关系，“达”“与”二字又透露出两者之间存在距离。上引《水经•穀水注》所谓“平城门……北对洛阳南宫”也是这个意思。
关于洛阳城南墙和南宫南墙之间的距离，学人有不同看法。据王仲殊判断，南宫南墙在“秏门—广阳门大街之北”。〔1〕根据他提供的《东汉雒阳城平面图》，南宫南墙距洛阳城南墙约六百米。（参图一三）但此说的依据主要是考古勘探数据，未充分考虑文献史料中的有关信息。张鸣华则认为“东汉的南宫位于洛阳城的北部，远离洛阳城的南墙”，二者的距离有“一二千米”。〔2〕（参图一四）此说难以成立，已见前述。钱国祥也撰文指出王仲殊的说法“显然与文献记载有不符之处”，但其观点与张鸣华相反。他注意到，洛阳城门“各设候一人掌管，秩六百石惟有平城门不置候，而设南屯司马，秩千石，就因为它是宫门”。进而分析说“如此看来，平城门是一座位置和地位都十分特殊的城门，其作为大城（即洛阳城）正门也称为宫门，无疑与南宫关系密切。即使它与南宫正门不是同一座城门，至少也应靠近南宫。”〔3〕新近出版的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便采纳钱说，将南宫南墙“复原至靠近大城南墙位置”。〔4〕（图一五） 图一五 东汉洛阳城示意图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第322页
本文前已论及，平城门与南宫南门应非同一座门，但平城门“靠近南宫”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洛阳平城门是对长安平城门的复制，而长安平城门距未央宫南门仅50米。更重要的是，洛阳平城门又常被称作“南宫平城门”。《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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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第508页。
〔2〕张鸣华《东汉南宫考》，第27页。
〔3〕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雒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第55页。
〔4〕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22、323页。
平六年（177年）二月，“南宫平城门及武库东垣屋自坏”。〔1〕《续汉书•五行志一》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南宫平城门内屋自坏”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南宫平城门内屋……顿坏”。〔2〕这几条材料都是对事件的客观描述，应来自《东观汉记》等更原始的记录。“南宫平城门”这一概念反复出现，证明此门确“与南宫关系密切”。《续汉书•百官志四》刘昭注引应劭《汉官秩》曰：“平城门为宫门，不置候，置屯司马，秩千石。”〔3〕应劭是东汉末年人，且对东汉制度十分熟悉，曾“删定律令为《汉仪》”，又“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献帝朝“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4〕。仔细推敲应劭之意，可以这样解读平城门作为洛阳城门本应“置候”，归城门校尉管，但实际上该门享受宫门待遇，“置屯司马”，归卫尉管。〔5〕据《续汉志》卫尉条，南宫南屯司马既主“平城门”，又主“北宫门”。刘昭注引《汉官》载，南宫的苍龙司马有“员吏六人，卫士四十人”，玄武司马和北屯司马各有“员吏二人，卫士三十八人”，而南屯司马有“员吏九人，卫士百二人”。”南屯司马属下的人员比其他司马多一倍半，除了平城门地位“最尊”之外，他们要同时守卫南宫南门和洛阳平城门，应当也是一个原因。守卫南宫南门，应是南屯司马的本职。洛阳平城门的位置和功能都与南宫南门相近，皇帝法驾通过时，须同时开启并设置警卫，故亦由南屯司马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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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339页。
〔2〕同上书，第3274页。
〔3〕同上书，第3611页。
〔4〕同上书，卷四八《应奉传附应劭传》，第1612—1614页。
〔5〕张鸣华认为“《汉官秩》讲的平城门是宫门”，因为“平城门北边的宫门”有时也被省称为“平城门”进而主张，南宫南门归卫尉管，洛阳城平城门则归城门校尉管。（见《东汉南宫考》，第32页）其说也难以成立。“平城门”若是南宫南门，本来就应“不置候，置屯司马”，没必要特别说明。应劭要说明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平城门”不是一般的宫门，而是洛阳十二城门中唯一归卫尉管的门。
〔6〕《后汉书》，第3580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南宫南门和洛阳平城门不是一座门，而是两座门，二者相距不远，都由南宫南屯司马守卫。据此，前述《续汉志》卫尉条之文似可点作“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北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其中“平城门、北宫门”指洛阳平城门和其北面的南宫南门。但城门校尉条之文，无论如何标点，语气都不通顺。疑其文中原有“平城门平城门北宫门”或“平=城=门=北宫门”字样，全句应作“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平城门、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凡十二门。”后在辗转传抄中脱去“平城门”三字或其重文符号“=”，遂致费解。
四 北宫南阙门
前引《续汉书•百官志二》：“宫掖门”条所谓“凡七门”，只是宫门司马所主之门，而非全部宫门。“七门”之外，南北两宫还有几座门。其中最重要的是北宫南阙门。《续汉志》：“卫尉”条载：
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选晓讳，掌知非法。尉主阙门兵禁，戒非常。〔1〕
文中提到的“宫南阙门”，又称“朱爵阙”“朱雀阙”。《续汉书•五行志二》注引《古今注》：“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烧北宫朱爵西阙。”〔2〕《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袁绍……引兵屯朱雀阙下。”〔3〕《水经•穀水注》引蔡质《汉官典职》：“偃师去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