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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3579页。
〔2〕同上书，第3293页。
〔3〕同上书，第2252页。
四十五里，望朱雀阙，其上郁然与天连。”〔1〕所指皆为北宫南阙门。该门是北宫正门，门前有双阙，故称“阙门”，因公车机构设于此，故归公车司马令管。所谓“尉主阙门兵禁”，意味着公车署自有“兵”，由尉统领，负责守卫该门。
此“南阙门”和朱爵司马所主“南掖门”显然不是一座门。《汉书》卷三《高后纪》：“朱虚侯章……入未央宫掖门。”师古曰：“非正门而在两旁，若人之臂掖也。”同书卷一○《成帝纪》：“小女陈持弓……阑入尚方掖门。”应劭曰：“掖门者，正门之旁小门也。”〔2〕“南阙门”是北宫正门，不大可能又称“掖门”。《说文解字•序》：“召上书者汝南许冲诣左掖门……中黄门饶喜以诏书赐召陵公乘许冲布四十匹，即日受诏朱雀掖门。”〔3〕文中提到的“左掖门”和“朱雀掖门”应是一座门，即北宫南掖门，其位置在正门南阙门东，故又称“左掖门”。《后汉书》卷七九《窦武传》注引《汉官仪》曰：“凡居宫中，皆施籍于掖门，案姓名当入者，本官为封柴传，审印信，然后受之。”〔4〕是“掖门”乃值宿宫中者出入之门，“南掖门”当亦然，与“南阙门”功能不同。
《续汉书•百官志二》：“北宫朱爵司马，主南掖门。”刘昭注引《古今注》曰：“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宫朱爵南司马门。”〔5〕刘昭之意，《古今注》所谓“朱爵南司马门”就是《续汉志》所言“朱爵司马”所主“南掖门”。从名称看，“北宫朱爵南司马门”应指北宫南面由“朱爵司马”所主之门。因此，这座明帝时新开的“南司马门”应是“南掖门”，而非“南阙门”。笔者推测，明帝开辟此门前，北宫南墙只有一座“朱爵阙门”，由“朱爵司马”守卫，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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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经注疏》，第1410页。
〔2〕《汉书》，第103、307页。
〔3〕《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20页上栏b面。
〔4〕《后汉书》，第2244页。
〔5〕同上书，第3580页。
开辟此门并迁居北宫后，朱爵阙门转由公车司马令掌管，朱爵司马改掌南掖门。
曹魏、西晋和北魏的宫城，是在东汉北宫的基础上建立的。〔1〕《水经•穀水注》阳渠水沿洛阳宫城西侧“南流”，至宫城西南角“东转，径阊阖门南”，继续向东，“径司马门南”。〔2〕是北魏宫城南面也有两座门，一称“阊阖门”，一称“司马门”。郦道元解释“阊阖门”的来历说“案礼王有五门，谓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改雉门为阊阖门。”又解释“司马门”的来历说：“魏明帝始筑阙，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故无阙。”〔3〕是两门皆为魏明帝所建，西晋、北魏沿用。至于它们是否建于东汉北宫原有门址上，郦氏未明言。所谓“王有五门”，是儒家礼书中的说法，而非汉代的制度。所谓“改雉门为阊阖门”，只能理解为曹魏以后的阊阖门相当于礼书中的雉门。考古工作者近年对阊阖门遗址进行了发掘，证明北魏的阊阖门“是在曹魏初期建造的洛阳宫阊阖门基础上修补沿用的”，而未发现更早的建筑遗迹。但通过“在东阙东侧的宫城南墙上开挖解剖”，发现该墙“由三块夯土组成”，其中夯1及夯2从“包含遗物、地层关系及夯窝特征等判断，应属魏晋时期。叠压在夯1与夯2基槽之下的夯3是早期夯土遗迹……这块夯土的建筑时代至少不晚于汉代”。〔4〕根据这一结论，魏晋宫城南墙很可能是在东汉北宫南墙旧址上修建的，因而东汉北宫的南阙门和南掖门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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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一点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参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第57页向井佑介《曹魏洛陽の宮城をめぐる近年の議論》，《史林》第95卷第1号，2012年，第254—256页田中一辉《西晉時代の都城と政治》，京都，朋友书店，2017年，第27页。
〔2〕《水经注疏》，第1408、1415页。
〔3〕 同上书，第1408、1409、1415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考古》2003年第7期，第28、29页。
也在这一线。
唐许敬宗编《文馆词林》所收曹植《毁鄄城故殿令》曰：“大魏龙兴……夷朱雀而树阊阖。”〔1〕《说文》：“夷，平也。”〔2〕曹植之意，可理解为平了朱雀门改建阊阖门。东汉的南阙门可称“朱雀阙门”，南掖门也可称“朱雀掖门”，而曹植所指应是南阙门。《三国志》卷二《文帝纪》黄初元年（220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裴松之案“至明帝时，始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3〕郦道元也说魏明帝“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裴氏所言“汉南宫”有误，应作“汉北宫”或“魏南宫”。”考古工作者近年也对汉魏洛阳故城中的太极殿遗址进行了发掘，证明“其始建年代可上溯至曹魏初年”，其“南面正对宫城阊阖门”。〔5〕《后汉书》卷四一《钟离意传》：“德阳殿成，百官大会。”〔6〕显然，德阳殿是汉明帝新建的北宫正殿。而张衡《东京赋》曰：“逮至显宗，六合殷昌，既新崇德，遂作德阳。”〔7〕崇德殿是北宫中仅次于德阳殿的重要建筑。德阳殿是明帝新建的，故曰：“作”。崇德殿是原有的，可能进行了翻新或重建，故曰：“新”。然则在明帝“作德阳”之前，崇德殿应是北宫正殿，而北宫原有的正门南阙门应正对崇德殿。曹魏的太极殿既建于崇德殿故处，其阊阖门便应在南阙门故处。
以北宫南阙门为公车司马门，肯定是明帝移居北宫后的制度。明帝移居北宫前，公车门应在南宫。《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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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辞林校证》卷六九五《魏曹植毁鄄城故殿令一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25页。
〔2〕《说文解字》，第213页下栏b面。
〔3〕《三国志》，第76页。
〔4〕 参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第60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四号建筑遗址》，《考古》2014年第8期，第3、6页。
〔6〕《后汉书》，第1410页。
〔7〕《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57页上栏a面。
下》建武七年（31年）四月诏“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1〕同书卷二六《赵惠传》：光武帝破邓奉后，“征惠，引见，赐鞍马，待诏公车”。〔2〕光武帝在南宫居住和办公，协助皇帝理事的尚书、侍御史等机构也在南宫。公车负责接收“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和征诣公车者”，当然也在南宫。《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拜会稽太守，“永平五年，坐法征……及诣廷尉，吏民上书守阙者千余人。是时显宗方案梁松事，亦多为松讼者。帝患之，诏公车诸为梁氏及会稽太守上书者勿复受。”〔3〕永平五年（62年），北宫尚未建成，明帝仍居南宫。千余吏民通过公车向明帝上书，史称“守阙”，证明公车所在之门有阙。南宫只有苍龙门和玄武门有阙，称苍龙阙、玄武阙或东阙、北阙。其中，玄武门即北阙可能是公车门。
我们知道，西汉的公车机构设于未央宫北司马门即北阙，其外有北军营，营内有供上书和待诏者等候诏报的处所。〔4〕东汉的北军营也是公车待诏之处。《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诏征……赐御衣及绶，禀食公车。”李贤注：“公车，署名……诸待诏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给食焉。”同书卷八三《逸民严光传》光武帝“遣使聘之……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5〕北军有供待诏者食宿的设施。“禀食公车”和“舍于北军”是一码事。光武帝营建洛阳南宫时，可能也模仿未央宫将公车机构设于北阙，并将北军营设于北阙之外。《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纪》建武七年正月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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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52页。
〔2〕同上书，第913页。
〔3〕同上书，第1397页。
〔4〕参本书《“公车司马”考》。
〔5〕《后汉书》，第1264、2763页。
旧制上书，以青布囊素裹封书，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诣北军待报，前后相尘，连岁月乃决。上躬亲万机，急于下情，乃令上书启封则用……奏诣阙，平旦上，其有当见及冤结者，常以日出时，驺骑驰出召入，其余以俟中使者出报，即罢去。所见如神，远近不偏。〔1〕
诣阙上书者须“诣北军待报”，等候“驺骑驰出召入”，或“中使者出报”后罢去。依情理推测，其地应在公车门附近，既称“北军”，当在南宫的北面。
据《续汉书•百官志四》北军中候条注引《汉官》，五营校尉各有“员吏”百余人，“领士”七百余人，总共当有四千余人。〔2〕《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明帝永平十一年，“兼屯骑校尉。时五校官显职闲，府寺宽敞”。〔3〕北军营中驻扎着五校四千多人，仍然“府寺宽敞”，可见是个很大的院落。《北堂书钞》卷六一《五校尉》：“宿卫两宫”条引《东观汉记》：“马光，字叔山，监越骑校尉。时五校尉令在北军营中。光以为五校尉所以宿卫两宫，不宜在一处，表请二校尉附北宫。诏书许越骑、射声等治北宫。”〔4〕文中“令”字费解，疑为“并”字之讹。马光任越骑校尉在章帝建初年间，〔5〕而章帝居北宫。所言五校尉“不宜在一处”，意指“北军营”在南宫附近，不便于对北宫的宿卫，故“表请二校尉附北宫”。章帝批准了这一建议，越骑、射声二校尉被迁至北宫附近。《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宦官孙程等发动政变，拥顺帝“幸南宫云台”。外戚阎氏“以太后诏召越骑校尉冯诗……屯朔平门”，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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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第9页。
〔2〕《后汉书》，第3612、3613页。
〔3〕同上书，第1304页。
〔4〕《续修四库全书》，第1212册，第293页下栏a面。
〔5〕见《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856页。
诗所将众少”，令其与小黄门樊登“迎吏士于左掖门外”，“诗因格杀登，归营屯守”。〔1〕朔平门和左掖门都是北宫门，可见越骑校尉营确实担负着宿卫北宫的责任，其驻地可能在左掖门即南司马门附近。马光的建议透露出，明帝徙居北宫后，公车机构移至北宫南阙门，但“北军营”及公车“待报”之处仍在原地。《续汉书•天文志下》载袁绍诛灭宦官时，曾“对战南、北宫阙下”。〔2〕可见南宫北阙和北宫南阙相距不远。北军营位于两宫之间，离南宫更近，但去北宫也不远，故未因公车门的改变而移动其位置。
公车机构设于南宫还是北宫，取决于皇帝居于何宫，则和、顺、桓、灵诸帝居南宫时，公车当随之迁回南宫。惜相关史料中未见具体信息，此事已无从详考。
五 南北两宫西面的门
据前引《续汉志》卫尉条载，两宫七门中只有南、东、北三面的门，而没有西面的门。其实两宫都有西门。
张衡《东京赋》描述北宫，有“屯神虎于秋方”一句。薛综曰：“神虎，金兽也。秋方，西方也。”李善注引《宫殿簿》：“北宫有神虎门。”〔3〕《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德阳殿西阁、黄门北寺火，延及广义、神虎门，烧杀人。”李贤注：“广义、神虎，洛阳宫西门也。”〔4〕失火的德阳殿在北宫，被大火延及的广义门和神虎门当然都是北宫的门。广义门仅此一见，具体位置不详。而神虎门确是北宫西面的门。
《水经•穀水注》阳渠水自洛阳城西“入城，径瑶光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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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2515页。
〔2〕 同上书，第3259页。
〔3〕《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7页上栏b面。
〔4〕《后汉书》，第316页。
东，历故金市南，直千秋门，古宫门也。又枝流入石逗，伏流注灵芝九龙池……其一水自千秋门南流，径神虎门下……又南流，东转，径阊阖门南”。〔1〕逗，通窦，意为穴，〔2〕石窦就是石砌的暗渠。考古发掘证明，阳渠自千秋门南流的一段也是暗渠。考古报告称“在北魏宫墙西侧约2.7米处的北魏时期路面之下，解剖发现有北魏时期砖砌暗渠遗迹……该渠为宫城西墙外侧自北向南流水的一条大型排水暗渠。”〔3〕郦氏提到的千秋门和神虎门都是北魏宫城西墙的门。（参图一八）魏晋也有千秋门和神虎门。《晋书》卷五九《齐王冏传》：“长沙王又径入宫，发兵攻冏府。罔遣董艾陈兵宫西。又又遣宋洪等放火烧诸观阁及千秋、神武门。”〔4〕卿武门即神虎门，唐人避李虎讳改。齐王陈兵“宫西”千秋、神虎门外，故长沙王烧之。此证魏晋宫城西墙亦有千秋、神虎二门。考古发掘还在北魏宫城西墙东侧1.7—2米处，发现了魏晋时期的宫城墙垣。该墙“由东、西相连的两块夯土构成，均在生土中夯筑”。此墙与东汉北宫西墙有无关系，不得而知，但其西侧的“大型河渠遗迹”可能与东汉有关。该河渠距魏晋宫墙4.2米，上口宽29米，底宽20.4米，“河渠底部为夹杂大量河卵石和碎瓦片的黄褐色土夯筑的硬面，河渠内有厚3米的灰黑色淤积土，为多个时期淤积而成”。西晋以后废弃，故“在河渠淤积土层之上，还叠压有多层魏晋以后至北朝时期的建筑瓦砾堆积、淤积土和路土面等遗迹，北魏时期的宫城西墙和排水暗渠均在此河渠淤积土层中开挖基槽修筑而成”。发掘者据此推测，该河渠在废弃前“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使用”，因而称之为“汉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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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经注疏》，第1406—1408、1415页。
〔2〕《水经注疏•淇水》：“又东南流，历土军东北，得旧石浢，故五水分流，世号五穴口。”杨守敬《疏》引赵一清曰：“浢，与逗同……义与石窦通。”（第859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魏晋时期宫城西墙与河渠遗迹》，《考古》2013年第5期，第6页。
〔4〕《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10页。
期的大型河渠”。〔1〕如果此渠东汉时已经存在，东汉北宫的西墙便很可能也在渠东一线。如果这一推测不错，东汉神虎门的位置也应与魏晋神虎门大致相同。
神虎门是东汉北宫的西门，却不在《续汉志》卫尉条所载“宫掖门”内。这是因为神虎门在制度上不是“宫门”，而是“殿门”，不归卫尉管，而归光禄勋管。《续汉书•百官志二》光禄勋条本注曰：“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又曰：“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2〕汉代皇帝和诸侯王的宫城都有两道围墙，外墙为宫墙，门称“司马门”内墙为殿墙，门称“殿门”，其内就是所谓“殿中”。西汉未央宫的“殿中”以“前殿”为中心，南面有端门，东面有名称失载的“殿东门”，西面有“白虎门”。〔3〕东汉北宫与之类似。张衡《东京赋》描述北宫德阳殿前的建筑，有“启南端之特闱……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三句。薛综注曰：“端门，南方正门。”又曰：“德阳殿东门称云龙门，德阳殿西门称神虎门。”〔4〕《续汉书•礼仪志下》载“大丧”礼曰：“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将，各将所部，执虎贲戟，屯殿端门，陛左右厢。”又曰：“太尉奉谥策，还诣殿端门。”〔5〕“殿端门”之称，明指端门为“殿门”中的正门。大丧时，五官中郎将等率所部执戟“屯殿端门”，证明“殿门”确由郎官宿卫。端门如此，神虎、云龙等门当亦如此。
魏晋宫城西墙的门，除神虎门外，还有千秋门。《水经•縠水注》：阳渠水从洛阳城西侧的阊阖门“入城……直千秋门，古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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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魏晋时期宫城西墙与河渠遗迹》，《考古》2013年第5期，第5页。
〔2〕《后汉书》，第3574、3575页。
〔3〕参本书《未央宫“殿中”考》。
〔4〕《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57页上栏a、b面。
〔5〕《后汉书》，第3142、3145页。
也”。〔1〕所谓“古”至少指魏晋，也可能包括东汉。现存东汉史籍中未见有关“千秋门”的明确记载，但以下信息隐约显示，东汉北宫相当于魏晋千秋门之处是有一座门的。《后汉书》卷一○《皇后纪上》载马太后居北宫，不好游乐，唯“置织室，蚕于濯龙中，数往观视，以为娱乐”，其间曾“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2〕案《礼记•文王世子》：“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3〕这就是“问起居”。汉魏亦有此制。《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汉世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仆及中允旦入请问起居。”〔4〕《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略》曰：“帝……敬事郭后，旦夕因长御问起居。”〔5〕马氏于濯龙门上所见，应是至北宫向太后御者问起居的外戚。“濯龙”是一座园林。《续汉书•百官志三》：“濯龙监”条本注曰：“濯龙亦园名，近北宫。”〔6〕《初学记》卷二四《园圃》：“濯龙”条引司马彪《续汉书》曰：“濯龙园在洛阳西北角。”〔7〕据此，其位置似在北宫外。〔8〕但《太平御览》卷五二六引《东观汉记》曰：“桓帝初立黄老祠北宫濯龙中。”〔9〕既曰：“北宫濯龙”，则濯龙园应在北宫中。案《续汉书•五行志二》刘昭注引《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10〕《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曰：“太祖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卷二《文帝纪》裴松之案“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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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经注疏》，第1405—1407页。
〔2〕《后汉书》，第410、411页。
〔3〕《十三经注疏》，第5册，第391页上栏b面。
〔4〕《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53页。
〔5〕《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页。
〔6〕《后汉书》，第3596页。
〔7〕《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87页。
〔8〕 参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图二。
〔9〕《太平御览》，第2387页下栏b面。
〔10〕《后汉书》，第3300页。
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1〕曹操为起建始殿而伐濯龙之树，说明该殿建于濯龙园中。而曹魏建始殿在“北宫”，即东汉北宫的北半部。参考上引司马彪之说，东汉濯龙园应在北宫内西北角。〔2〕马太后在濯龙门上看到入北宫“问起居者”，其所经北宫之门必在濯龙园附近，很可能就是郦氏所说的那座“古宫门”。此门之内是皇帝、后妃及太后的居住区，应属“禁中”。《续汉书•百官志三》中黄门条“宦者……掌给事禁中。”中黄门冗从仆射条“宦者，主中黄门冗从，居则宿卫，直守门户。”〔3〕故此门可能由宦官守卫。
关于南宫的殿门，史籍所见痕迹更少。《续汉书•五行志二》：“南宫云台灾……延及白虎、威兴门。”〔4〕此“白虎门”无疑在南宫。《北堂书钞》卷一〇八“灵帝铸千斛”条引《汉记》云“灵帝铸黄钟二千斛，四悬于嘉德端门内，二在云台殿前也。”〔5〕此文有误。原文应为“灵帝铸黄钟二千斛四，二在玉堂殿前，二在云台殿前也”。“悬于嘉德端门内”一句当系手民误抄于此，却保留了关于南宫端门的唯一信息。”嘉德殿在南宫，故此“端门”必定也在南宫。南宫既有端门、白虎门，应当也有苍龙门。参考北宫制度，它们应是南宫的“殿门”，也由光禄勋属下的郎官负责守卫。端门是南宫殿中的正门。苍龙门若存在，便是殿中的东门，与苍龙司马所主宫城东门无干。白虎门则与北宫神虎门一样，也是宫城西墙之门，因不归卫尉管，故亦不见于《续汉志》：“宫掖门”条。
根据以上分析，南北两宫皆呈“回”形，南、东、北三面，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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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第53、76页。
〔2〕 参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图一，《考古》2003年第7期。
〔3〕《后汉书》，第3594页。
〔4〕同上书，第3297页。
〔5〕《续修四库全书》，第1212册，第500页下栏a面。
〔6〕说见本书《东汉的“东宫”和“西宫”》。
墙之内还有殿墙，西面则宫墙和殿墙为一道墙，整体重心及南北中轴线偏西。（图一六、图一七）魏、晋、北魏的宫城是在东汉北宫的基础上重建的，故呈同样格局。（图一八）
原载《文史》2018年第1辑
东汉的“东宫”和“西宫”
学人皆知东汉有南、北宫，但很少有人留意南、北宫中还各有“东、西宫”。《后汉书》卷八《灵帝纪》：“中常待张让、段珪等杀大将军何进，于是虎贲中郎将袁术烧东、西宫，攻诸宦者。”〔1〕卷六九《何进传》：“宫閤闭，袁术与匡共研攻之，中黄门持兵守閤。会日暮，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让等。”〔2〕文中提到的“东、西宫”显然在南宫中。同书卷二《明帝纪》：“帝崩于东宫前殿。”〔3〕卷七九下《儒林•杨仁传》：“显宗特诏补北宫卫士令……及帝崩，时诸马贵盛，各争欲入宫。仁被甲持戟，严勒门卫，莫敢轻进者。”〔4〕北宫卫士令所守当然是北宫。外戚马氏争入北宫，是因为明帝灵柩在其中。可见《明帝纪》所谓“东宫”在北宫中。北宫中的“西宫”不见记载，但“东”与“西”对称，既有“东宫”，应当也有“西宫”。此事对东汉宫禁制度和宫廷政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今试考证如下。
一 北宫的“东宫”和“西宫”
中国古代通常称太子宫为“东宫”，东汉亦然。如《后汉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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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8页。
〔2〕同上书，第2252页。
〔3〕同上书，第123页。
〔4〕同上书，第2574页。
二九《申屠刚传》：“数言皇太子宜时就东宫。”卷三二《阴识传》：“及显宗立为皇太子，以识守执金吾，辅导东宫。”〔1〕此类语境下的“东宫”皆指太子宫。但明帝即位后不可能仍居太子宫，更不会崩于太子宫，故上引《明帝纪》所言之“东宫”肯定不是太子宫。古人有国君及夫人当“薨于路寝”之说。《礼记•丧大记》：“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妇人不死于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寝。”郑玄注：“言死者必皆于正处也。”〔2〕《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经“公薨于路寝。”杜预注：“路寝，正寝也。”孔颖达疏：“薨于路寝，得其正也。”僖公三十三年传“公……薨于小寝，即安也。”杜预注：“小寝，夫人寝也。讥公就所安，不终于路寝。”〔3〕汉人则视“前殿”为路寝。《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载：有男子王褒“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组结佩之”，下文则称其“径上前殿路寝，入室取组而佩之”。〔4〕西汉皇帝自惠帝以下皆居未央宫，除武帝外也都“崩于未央宫”。〔5〕武帝虽“崩于五柞宫”，但“入殡于未央宫前殿”。”昭帝的灵柩也停在前殿，故称“大行在前殿”。〔7〕其他皇帝死后灵柩停于何处，不见记载，以武帝、昭帝之例推之，应当都在未央前殿。看来西汉是遵行“薨于路寝”之制的。东汉亦受此说影响，皇帝皆崩于“前殿”。《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建武十四年（38年）正月，“起南宫前殿”中元二年（57年）二月，“帝崩于南宫前殿”。〔8〕明帝即位后，移居北宫，当薨于北宫前殿。《后汉书》卷四一《钟离意传》载明帝“大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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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1017、1130页。
〔2〕《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5册，第761页上栏、下栏。〔3〕同上书，第6册，第180页下栏a面、第291页下栏。
〔4〕《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5页。
〔5〕同上书，第92、131、153、232、274、298、330、344、360页。
〔6〕同上书，卷六《武帝纪》，第211、212页。
〔7〕同上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0页。
〔8〕《后汉书》，第63、85页。
宫”，尚书钟离意加以谏阻，“及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1〕《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蔡质《汉仪》载东汉岁首朝贺仪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2〕根据这些记载，德阳殿无疑是明帝新建的北宫前殿。因此，明帝临终所居之“东宫前殿”应该就是德阳殿。
德阳殿是北宫前殿，为何又称“东宫前殿”这个问题可从张衡《东京赋》及薛综注中索解。《东京赋》述明帝营建北宫之事曰：
逮至显宗，六合殷昌既新崇德，遂作德阳。启南端之特闹，立应门之将将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
这段文字大致勾画出北宫核心区域的建筑布局。其中，崇德、德阳都是殿名。“既新崇德，遂作德阳”两句，特别是“新”“作”二字，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崇德殿是原有的，德阳殿是新建的明帝先对崇德殿加以翻新或改建，故曰：“既新”，然后兴建德阳殿，故曰：“遂作”。薛综注逐句释曰：
崇德在东，德阳在西，相去五十步。
端门，南方正门。应门，中门也。
崇贤，东门名也金商，西门名也。谓东方为木，主仁，如春以生万物，昭天子仁惠之德，故立崇贤门于东也西为金，主义，音为商，若秋气之杀万物，抗天子德义之声，故立金商门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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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1410页。
〔2〕同上书，第3131页。
德阳殿东门称云龙门，德阳殿西门称神虎门。神虎，金兽也。秋方，西方也。飞，飞龙也……为木兽。春路，东方道也。
象魏，阙也，一名观也。旌，表也。言所以立两观者，欲表明六典旧章之法。〔1〕
薛综，三国时人，仕于孙权，去汉未远，著有《二京解》，〔2〕对东汉宫城制度应相当了解。故上引注文可信度很高，唯“崇德在东，德阳在西”一句有误。日本学者外村中已发现此事，指出崇贤门是东门，德阳殿在其内金商门是西门，崇德殿在其内，因而“崇德殿不在东，而在西”。〔3〕其说是。案《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下》：“时妖异数见，人相惊扰……诏召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䃅、议郎张华、太史令单扬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同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赐传》载此事作“赐及议郎蔡邕等入金商门崇德署。”〔4〕此证金商门是崇德殿前之门，负责崇德殿事务的崇德署在此门内。同书卷六《顺帝纪》：“德阳殿西钟下”句李贤注引《汉官仪》曰：“崇贤门内德阳殿。”〔5〕《汉官仪》乃东汉应劭所作，可信度也很高。〔6〕因此，崇贤门可以确定是德阳殿前之门。上引薛综注明言崇贤门是东门，金商门是西门，且以“东方为木，主仁，如春”，“西为金，主义，音为商，若秋”等说辞进行论证，因而不会有误。既然如此，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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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7页上栏。〔2〕《三国志》卷五三《薛综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54页。
〔3〕外村中《魏晋洛隅都城制度改》，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报》，第99号，第7页。
〔4〕《后汉书》，第1998、1779页。
〔5〕同上书，第250页。
〔6〕同上书，卷四八《应奉传附应劭传》：“著《汉官礼仪故事》。”（第1614页）当即此书。参周天游《汉官六种校点说明》，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页。
门内的崇德殿必然在西，崇贤门内的德阳殿必然在东。“崇德在东，德阳在西”应作“德阳在东，崇德在西”，可能是后人传抄致误。
纠正了这一讹误，《东京赋》和薛综注所提供的信息就大致清楚了。德阳殿和崇德殿东西并列，相距五十步。〔1〕两殿前的崇贤门和金商门亦东西并列。两门之外有宽阔的庭院和三座门，南有端门，东有云龙门，西有神虎门。端门之外则是双阙高耸的北宫南阙门。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端门即正门，应正对前殿，但北宫端门并不正对德阳殿。《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彪传附班固传下》：“乃盛礼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李贤注引戴延之《记》曰：“端门东有崇贤门，次外有云龙门。”〔2〕戴延之是东晋末年人，著有《西征记》，李贤数引之。此注所引《记》，当亦《西征记》。《新唐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戴延之《洛阳记》一卷”，〔3〕姚振宗推测其内容亦在《西征记》中。〔4〕根据这条材料，崇贤门和其内的德阳殿不在端门正北，而在“端门东”，端门正对的可能是金商门和崇德殿。这一格局大概是明帝“大起北宫”时形成的。崇德殿是原有的，在明帝新建德阳殿前，它应是北宫前殿。金商门和端门也是原有的，故与崇德殿南北相对，在一条中轴线上。崇贤门和德阳殿是明帝在金商门和崇德殿以东新建的，故斜对端门。秦汉殿式建筑通常有内外两个庭院，〔5〕而德阳殿和崇德殿共同拥有一个由端门、云龙门、神虎门构成的外院，又各自拥有一个由崇贤门和金商门构成的内院。（图一六）《明帝纪》所谓“东宫”既指德阳殿所在的东院，崇德殿所在的西院应当就是“西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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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六尺为一步，一尺约合今23.1厘米，五十步约为69.3米。
〔2〕《后汉书》，第1367页。
〔3〕《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03页。
〔4〕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4册，第351页。
〔5〕参本书《说“殿”》。
二 南宫的“东宫”和“西宫”
前引《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提到南宫的“东、西宫”，细读上下文，便可大致判断其位置。为分析方便，先摘录有关文字于下：
进入长乐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以下……张让等使人潜听，具闻其语，乃率常侍段珪、毕岚等数十人，持兵窃自侧闼入，伏省中。及进出，因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坐省闼……尚方监渠穆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进部曲将吴匡、张璋素所亲幸，在外闻进被害，欲将兵入宫。宫閤闭，袁术与匡共研攻之，中黄门持兵守閤。会日暮，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让等。”〔1〕
此事发生于南宫嘉德殿。张衡《东京赋》：“九龙之内，建曰嘉德。”〔2〕是嘉德殿前有九龙门。在上引文中，此门又称“省闼”，门内即是“省中”。宦官将何进骗入九龙门杀死，并关闭“宫冏”，持兵固守。袁术等攻之不克，遂火烧“九龙门及东、西宫”。由此看来，南宫的“东、西宫”就在九龙门一线。
和北宫的金商门、崇贤门相似，南宫的九龙门也在端门、白虎等门内。《北堂书钞》卷一〇八“灵帝铸千斛”条引《东观汉记》之文，提到灵帝铸黄钟一事。〔3〕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将其点作“灵帝铸黄钟二千斛，四悬于嘉德端门内，二在云台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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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2251、2252页。
〔2〕《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57页下栏。
〔3〕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12册，第500页下栏。
也。”〔1〕此事又见于《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和卷七八《宦者传》，前者作“铸……黄钟四”，后者作“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2〕《艺文类聚》卷八四《宝玉部下》：“铜”字条引华峤《汉书》亦有此文，作“铸四钟，皆受二千斛，悬于堂及云台殿殿前”，〔3〕与《宦者传》略同，唯“于”后脱“玉”字。吴树平指出“诸书所载皆云铸四钟，据《书钞》所引则铸六钟，恐有讹误。”〔4〕笔者以为应是《书钞》所引有误。〔5〕《东观汉记》原文“四”应上属，作“铸黄钟二千斛四”，其下应有“二在玉堂殿前”一句。可能是手民将上文或下文中“悬于嘉德端门内”一句误抄于此。虽系误抄，却保留了重要信息，因为这是现今所见涉及南宫端门的唯一记载。所谓“嘉德端门”，意味着南宫端门在嘉德殿前。参照前述北宫崇德殿之例，嘉德殿、九龙门、端门应南北相对，在一条中轴线上。嘉德殿建于何时，不见记载，很可能和北宫崇德殿一样，也是南宫原有的建筑。在刘秀“起南宫前殿”之前，它应是南宫前殿。《灵帝纪》又载中平二年（185年）二月己酉，“南宫大灾，火半月乃灭”。《续汉书•五行志二》载此事曰：“己酉，南宫云台灾。庚戌，乐成门灾，延及北阙，度道西，烧嘉德、和欢殿。案云台之灾自上起，榱题数百，同时并然，若就县华镫，其日烧尽，延及白虎、威兴门。”〔6〕这场大火从云台殿燃起，向北延及乐成门、北阙，又“度道西”，延及嘉德、和欢等殿及白虎、威兴等门。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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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2〕《后汉书》，第353、2537页。
〔3〕《艺文类聚》，汪绍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43页。
〔4〕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第140页。
〔5〕陈禹谟本作：“灵帝铸黄钟二千斛于嘉德端门内。”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89册，第531页上栏。孔本案语“陈本删‘四’字及‘二在’以下。”陈本虽是最早的刻本，但臆增、臆删、臆改之处甚多，此亦一例。参阅王铿《山简乡品考——以<北堂书钞》版本异文为线索》，《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3期。
〔6〕《后汉书》，第351、3297页。
可知，云台殿在嘉德殿东，其间有“道”相隔。“白虎门”仅此一见，应是嘉德殿前西面的门。与白虎门对称的是青龙门或苍龙门，虽不见记载，但应该是存在的。 这样看来，南宫端门、白虎门、青（苍）龙门之内，也有东西并列的两大建筑，西为嘉德殿，东为云台殿。嘉德殿前有九龙门，云台殿前肯定也有一门，从而构成两个院落。（图一七）袁术所烧“东、西宫”应该就是这两个院落。
说到这儿，就要讨论一下云台殿和刘秀所建“南宫前殿”的关系了。南宫“前殿”在《后汉书》中仅三见，〔2〕且都在光武时期，其后便不见踪影。这不合情理。如前述，明帝所建北宫“前殿”又名“德阳”。循例而推，刘秀所建南宫“前殿”应当也有一个名称。张衡《东京赋》描述南宫有“于南则前殿云台和欢安福”〔3〕一句。“和欢安福”无疑是两个殿名，中间应断开。“前殿云台”则有可能是一个殿名，意味着“前殿”名“云台”。张铣注此句曰：“三者皆殿名。”〔4〕似乎是以“和欢”“安福”为两殿，而以“前殿云台”为一殿。李尤《东观赋》：“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前望云台，后匝德阳。”〔5〕东观位于南宫北部，是座多层阁式建筑，站在上面可俯瞰洛阳全城及南北两宫。李尤曾被和帝“召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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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续汉书•百官志二》宫掖门条“南宫……苍龙司马，主东门。”刘昭注：“案《洛阳宫门名》为苍龙阙门。”（《后汉书》，第3580页）此为“宫门”，而与白虎门相对的青龙门或苍龙门是“殿门”，二者不同。参本书《东汉的“殿中”和“禁中”》。〔2〕《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中元二年二月，
“帝崩于南宫前殿”。同书卷四二《广陵王荆传》：“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第63、85、1446页）
〔3〕“云台”，李善注本作“灵台”。灵台位于洛阳城南郊，不在南宫中，应以“云台”为是。李善注本盖因云（雲）、灵（霓）型近至讹。类似情形常见。如上引《续汉书•五行志二》：“南宫云台灾”，《太平御览》卷八三五引作“南宫灵台灾”。（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729页下栏）《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周党传》博士范升奏毁党曰：“臣愿与坐云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第2762页）《太平御览》卷四九八引《东观汉记》载此事作“臣愿与并论灵台之下”。（第2276页上栏）
〔4〕《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57页下栏。
〔5〕《艺文类聚》卷六三《居处部三》，第1135页。
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1〕所言当即所见。由“前望云台，后匝德阳”一句可知，云台殿和德阳殿分别是南北两宫最高大的建筑。而秦汉皇宫中最高大的建筑通常都是“前殿”，阿房宫、未央宫、建章宫、甘泉宫皆然。〔2〕《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蔡质《汉仪》曰：“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3〕可见，德阳殿作为北宫前殿也是宫中最高大的建筑。李尤将云台与德阳并提，证明云台殿是南宫最高大的建筑，与“南宫前殿”的地位相符。《后汉书》卷六《顺帝纪》载顺帝即位事曰顺帝“于德阳殿西钟下”即位，既而率“近臣尚书以下，从辇到南宫，登云台，召百官”，下令收捕外戚阎氏。〔4〕这表明云台殿是南宫最重要的政治设施，也符合“前殿”身份。《后汉书》卷三二《阴兴传》：“拜卫尉，亦辅导皇太子。明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受顾命于云台广室。”李贤引《尚书》孔安国注云“临终之命曰顾命。”〔5〕此事虚惊一场，刘秀不久便“疾瘳”了，但他病重时以为不久于人世，故移居“云台广室”，并委任了顾命大臣。从其后刘秀“崩于南宫前殿”的事实看，“云台”应当就是“南宫前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