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刘秀“起南宫前殿”在建武十四年。而同书卷三三《冯鲅传》：“建武三年，征诣行在所，见于云台。”李贤注：“即南宫云台也。”卷三六《范升传》：“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卷七七《酷吏樊晔传》：“建武初，征为侍御史，迁河东都尉，引见云台。”〔6〕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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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卷八〇上《文苑李尤传》，第2616页。
〔2〕参本书《未央宫四殿考》。
〔3〕《后汉书》，第3131页。“五”字疑衍。
〔4〕同上书，第249、250页。
〔5〕 同上书，第1131页。
〔6〕同上书，第1148、1228、2491页。
见“云台”在刘秀“起南宫前殿”之前已经存在，而且是刘秀经常使用的重要政治设施。看来，刘秀是将原有的“云台”改建为“南宫前殿”，并保留了原来的名称。
西汉殿式建筑似流行一正殿在前、二配殿在后的格局，〔1〕但未见称之为前、后殿的例子，故未央、长乐等宫的“前殿”都是专有名称。东汉则不同，常见“某某前殿”“某某后殿”之称。如“崇德前殿”“崇德后殿”“玉堂前殿”“玉堂后殿”。又有“德阳前殿”“章德前殿”等，当亦有同名后殿。在这种情况下，“前殿”已非专有名称，若不系殿名便亦致混淆。南北两宫的“前殿”往往直称云台殿和德阳殿，当与此有关。
三 北宫章德殿和南宫玉堂殿
南、北宫中各有东、西宫，形成四个相对独立的院落。崇德、德阳、嘉德、云台四殿是各院落的标志性建筑，其后还有其他建筑，构成四个宫殿群。德阳殿被称作“东宫前殿”，便透露出“东宫”有许多殿，而德阳是其中的“前殿”。《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附桓郁传》明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李贤注：“宣明殿在德阳殿后。”卷一○《皇后纪下》顺帝“于寿安殿立贵人为皇后”。李贤注：“寿安是德阳宫内殿名。”〔2〕东汉史籍中未见“德阳宫”之称，但寿安、宣明等殿亦属德阳殿所在之“东宫”是不错的。崇德殿、嘉德殿、云台殿所在的院落当亦如是。由于洛阳以前不是帝都，以原有建筑为主的“西宫”不如东汉新建的“东宫”来得宏伟，故东汉皇帝皆居“东宫”。《蔡邕集》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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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74、286页。
〔2〕《后汉书》，第1254、1255、439页。
前述奉诏入崇德殿之事曰邕等“入崇德殿署门内南辟帷中为都座”，曹节、王甫“从东省出，就都座”。〔1〕曹节和王甫都是灵帝身边的宦官，奉灵帝之命而来，故曰：“从东省出”。“东省”即皇帝之省，在“东宫”。〔2〕
北宫之“东宫”，除德阳殿外，最重要的建筑是章德殿。德阳殿主要用于重大礼仪活动，章德殿则是皇帝日常办公和居住的场所。《后汉书》卷一〇《皇后纪上》章帝窦皇后“入掖庭，见于北宫章德殿”。卷三《章帝纪》：“帝崩于章德前殿。”卷五五《清河王庆传》：“永元四年，（和）帝移幸北宫章德殿。”卷四《和帝纪》：“帝崩于章德前殿。”〔3〕根据这些记载，章帝、和帝皆居章德殿。安帝、少帝亦居北宫，居于何殿不见记载，应当也是章德殿。除“薨于路寝”外，汉人还有路寝用于“治事”、小寝用于“燕息”之说。《周礼•天官•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郑玄注：“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路寝以治事，小寝以时燕息焉。”〔4〕章帝、和帝崩于“章德前殿”，意味着此殿便是“路寝”，即其“治事”之处，而章德后殿当属“小寝”，即其“燕息”之处。《后汉书》卷三五《张纯传附张奋传》，永平十七年（74年），“来朝上寿，引见宣平殿，应对合旨”。（ 此时明帝已居北宫，故宣平殿应在北宫。明帝既在此引见臣下，当是其日常“治事”之处。宣平殿仅见于明帝时，而章德殿却不见于明帝时。笔者由此怀疑，章德殿可能就是原来的宣平殿，章帝时改了殿名。
南宫之“东宫”，除云台殿外，最重要的建筑是玉堂殿。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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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八《汉蔡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4年，第441页下栏。
〔2〕参本书《东汉的“殿中”和“禁中”》。
〔3〕《后汉书》，第415、159、1800、194页。
〔4〕《十三经注疏》，第3册，第91页下栏。
〔5〕《后汉书》，第1198页。
灵帝“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便可证明这一点。《后汉书》卷六《顺冲质帝纪》顺帝、冲帝、质帝皆“崩于玉堂前殿”。〔1〕这意味着三帝皆居玉堂殿，前殿是“治事”之“路寝”，后殿是“燕息”之“小寝”。此殿自顺帝以后才见于记载。《后汉书》卷六《顺帝纪》阳嘉元年（132年），“起西苑，修饰宫殿”。〔2〕同书卷三○《郎觊传》载颔批评此事曰：“寻宫殿官府，近始永平，岁时未积，便更修造。”〔3〕是顺帝曾继明帝之后又一次大规模修造宫殿，玉堂殿便是成果之一。但该殿可能也有前身。《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建武年间，隗嚣派马援奉书至洛阳，“援至，引见于宣德殿”。注引《东观记》曰：“援初到，敕令中黄门引入，时上在宣德殿南庑下，但帻坐。”后援“于交址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有诏置于宣德殿下”。〔4〕袁宏《后汉纪》载此事曰马援“初到，召诣尚书。有顷，中黄门一人引入，时在宣德殿”。〔5〕从这几条材料看，宣德殿似为刘秀日常办公的场所。但刘秀之后，不见皇帝于宣德殿办公的记载，却出现了地位和功能与之相似的安福殿。张衡《东京赋》描述南宫诸殿，只有“前殿云台，和欢、安福”和“九龙之内，宴曰嘉德”两句，可见安福殿是南宫重要建筑。而由前引《续汉志》所载云台之火“度道西，烧嘉德、和欢殿”可知，和欢殿在“西宫”，那么安福殿便很有可能在“东宫”。《后汉书》卷八〇《文苑黄香传》：“召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书郎……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满当迁，和帝留，增秩。”〔6〕和帝当时居南宫，〔7〕召臣下“诣安福殿言政事”，表明该殿是他日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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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274、276、282页。
〔2〕同上书，第262页。
〔3〕同上书，第1054、1058页。
〔4〕同上书，第830、840、841页。
〔5〕袁宏《后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9页。
〔6〕《后汉书》，第2614页。
〔7〕参本书《东汉的南宫和北宫》。
公的场所。或许和帝以后的安福殿就是原来的宣德殿，顺帝又将其改建为玉堂殿。
《续汉书•百官志三》：“黄门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诸宦者。丞、从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从丞主出入从。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丙署长七人，皆四百石，黄绶。本注曰：宦者。”〔1〕东汉黄门令所主之“省”是皇帝生活起居和办公理政之所，黄门署长等应是黄门令属官。〔2〕从黄门署、画室署、玉堂署、丙署等机构的名称中，可大致看出该“省”的结构和布局。玉堂署显然是管理玉堂殿的机构，而玉堂殿无疑是“省”中主体建筑。此殿也有内外两个庭院，黄门署所掌“黄门”显然是其外院大门，画室署所掌“画室”则是其内院之门。西汉未央宫也有画室门。《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昭帝时，大将军霍光与左将军上官桀辅政。桀令人以燕王名义诬告霍光谋反，“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人。上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谢。”〔3〕此事发生的场所可能是西汉皇帝日常办公的承明殿，〔4〕“画室”则是殿前内院之门。〔5〕霍光作为辅政大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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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3594页。
〔2〕 据《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西汉少府有“黄门”等“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第731页）东汉之制应与之同，黄门令属下有若干“署长”。
〔3〕《汉书》，第2935、2936页。
〔4〕 参本书《未央宫四殿考》。
〔5〕 注家对“画室”有各种解释。如纯曰：“近臣所止计划之室也，或曰雕画之室。”师古曰：“雕画是也。”王先谦《补注》引何焯曰：“画室，即武帝画周公负成（原文误作武）王朝诸侯以赐光，光奉之于室中也。”又引沈钦韩曰：“时盖已移光禄勋禁止也。《续志》少府属有‘画室署长’，然则被告劾者待罪之所。”又引周寿昌曰：“画室当是殿前西阁之室……时昭帝御殿内，光止西阁之室中以待命。‘不入’，言不入殿也。”王先谦以为“周说是”。（《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03 页下栏、1304上栏）周说的根据主要是《汉书》卷六六《杨敞传附杨恽传》中的一段文字“恽上观西阁上画人，指桀纣画谓乐昌侯王武曰：‘天子过此，（转下页）
殿见昭帝，本应直入此门而上殿，“止画室中不入”是因自己被弹劾，故以待罪姿态等候皇帝召见。东汉玉堂殿前的“画室”门，应是沿用西汉之名。据上引《续汉志》，“画室署长”在“黄门署长”和“玉堂署长”之间。这也意味着画室门在黄门和玉堂殿之间，与殿前内院之门的位置相符。所谓“丙署”应是管理“丙舍”的机构。《后汉书》卷五五《清河王庆传》章帝废太子庆，将其母梁贵人“置丙舍，使小黄门蔡伦考实之”，和帝即位后，庆亦曾“别居丙舍”。〔1〕丙署长既有七人，丙舍当有七处。丙署既归黄门令掌管，丙舍的功能当与玉堂后殿相似，也是皇帝“小寝”。七处“丙舍”可能还各有殿名。同书卷六《顺帝纪》永和元年（136年）十月，“承福殿火，帝避御云台。”〔2〕卷六一《周举传》：“永和元年，灾异数见，省内恶之，诏召公、卿、二千石、尚书诣显亲殿。”永和六年，“时连有灾异，帝……召举于显亲殿，问以变眚”。”承福殿当在玉堂殿附近，故永和年间顺帝因“承福殿火”一度“避御云台”，又移居显亲殿若干年。承福、显亲等殿可能都是“丙舍”。
玉堂殿是顺帝以后才有的，《续汉志》黄门令条所载当然是顺帝以后南宫的制度。四库全书本《东观汉记》卷四《百官表》四库馆臣校语曰：“司马彪之《志》本之胡广所注王隆《汉官篇》，多顺帝以后所更改。”〔4〕其说是。但这条材料所反映的基本制度，应是南北两宫通用的。所以，当皇帝居北宫时，黄门令所掌管的应是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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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一二闻其过，可以得师矣。’画人有尧舜禹汤，不称而举桀纣。”（第2891 页）此“西阁”在宫中何处，无从考证。周说在“殿前”，并无证据。《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榆树大十围，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第4159页）是未央宫中的墙垣有建成阁道形式者。杨恽“上观西阁”，又云“天子过此”，则“西阁”应是宫中某处西垣上的阁道，道侧壁上画有历史人物，与霍光所止“画室”无关。笔者以为，从上下文看，“画室”即非阁道，亦非殿前一室，而是殿前之门。
〔1〕《后汉书》，第1800页。
〔2〕同上书，第265页。
〔3〕同上书，第2027、2029页。
〔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0册，第93页上栏。
德殿为中心的一个建筑群。张衡《东京赋》描述崇德、德阳以北的建筑说“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飞阁神行，莫我能形。”〔1〕此八殿有“飞阁”相连，显然是一组建筑。张衡《东京赋》作于安帝时，故对宫中建筑的描述以北宫为主。奇怪的是，章德殿此时已存在，张衡却未提及。八殿中除章台、宣明、寿安外皆不见于史传，〔2〕这本不足为怪，但“含德”居八殿之首，应是重要建筑，也不见于史传便不合情理。因此，笔者怀疑“含德”或为“章德”之误。在北宫由黄门令掌管的“省中”，章德殿是主体建筑，此外还应有相当于南宫“丙舍”的建筑。《东京赋》提到的“章台”以下七殿有可能就是北宫的“丙舍”。
章德殿可能还与著名的“鸿都门”有关。《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章帝“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3〕章帝在章德前殿理事，此黄门署所掌“黄门”就是殿前外院之门。贾逵所选弟子及门生在此受业，如同天子门生，故令人羡慕。灵帝也有类似举动。同书卷八《灵帝纪》光和元年（178年），“始置鸿都门学生”。卷六〇下《蔡邕传》详载其事曰：“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执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薏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4〕灵帝显然在鸿都门内理事，鸿都门学生“待制鸿都门下”，故得以用“方俗闾里小事”哄灵帝开心。同书卷一五《来历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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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57页上栏、下栏。
〔2〕《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附马防传》：“子距……当冠，特拜为黄门侍郎，肃宗亲御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卷三二《樊修传》：“广陵王荆有罪……奏请诛荆，引见宣明殿。”《续汉书•五行志二》刘昭注引《古今注》：“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宫火，烧寿安殿。”（第856、1123、3293页）
〔3〕《后汉书》，第1239页。
〔4〕 同上书，第340、1991、1992页。
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历要结大臣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帝与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诏胁群臣”，群臣“乃各稍自引起”。〔1〕此例证明，鸿都门是安帝日常“治事”之“路寝”外大门，很可能就是章德殿前外院之“黄门”。
东汉皇帝只有灵帝曾居“西宫”。《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蔡质所记灵帝立宋皇后仪曰：“皇后初即位于章德殿。”〔2〕灵帝立宋皇后的仪式在章德殿举行，证明灵帝即位后居北宫章德殿。约在中平元年（184年）四月至二年二月间，灵帝“徙南宫”，〔3〕六年四月“崩于南宫嘉德殿”。〔4〕灵帝徙南宫，照例应居玉堂殿，居嘉德殿当有特殊原因。案《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前述“南宫大灾”发生在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应在灵帝“徙南宫”后不久。大火烧了“东宫”的云台、玉堂等殿，也延及“西宫”的嘉德、和欢等殿。于是宦官“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又营私舞弊，从中渔利，致使“宫室连年不成”。〔5〕在这场火灾中，“东宫”建筑确实损毁严重，故有“复修玉堂殿”及铸四黄钟“悬于玉堂及云台殿前”之事“西宫”建筑未见大规模修复，可能损失不大。灵帝遂暂时移居嘉德殿，四年后因“东宫”修复工程拖延，未及迁回便死在了嘉德殿。
四 太后与“西宫”
东汉之制，皇帝死后，新帝即位，先帝的后妃都要迁出中宫和掖庭。其中，贵人以下须移居别宫或帝陵，只有皇后被尊为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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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591页。
〔2〕同上书，第122页。
〔3〕文见《后汉书》卷五四《杨赐传》，第1784页。详细考证见本书《东汉的南宫和北宫》
〔4〕《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第357页。
〔5〕同上书，卷七八《宦者张让传》，第2535页。
后，从“中宫”迁入“长乐宫”，〔1〕继续与皇帝同居一宫。东汉初的阴氏、马氏两位皇太后都是这样。刘秀居南宫，阴氏作为皇后当然居南宫之“中宫”。明帝即位之初仍居南宫，永平八年（65年）移居北宫。阴氏为皇太后，永平七年崩，没赶上搬家，始终居于南宫。《后汉书》卷四二《东平王苍传》载章帝“飨卫士于南宫，因从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阁，乃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2〕东汉“飨遣故卫士”的仪式例于前殿举行。〔3〕章帝在南宫前殿完成仪式后，随马太后至掖庭周行怀旧，既而又至阴太后故居阅其“旧时器服”。明帝居南宫时，马氏为皇后居“中宫”，阴氏为太后居“长乐宫”。明帝移居北宫后，阴太后在南宫的故居长期空置，保留着“旧时器服”。明帝居北宫时，马皇后当然居北宫之“中宫”。明帝崩，章帝即位，马氏被尊为皇太后。《后汉书》卷一○上《明帝马皇后纪》载“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明帝诸贵人都要徙居南宫，只有马太后留居北宫，故有“析别之怀”。马太后不曾“临朝”，因与章帝同居北宫，故“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诸小王，论议经书”。〔4〕
皇太后身份贵重，长乐宫又有少府、卫尉、太仆、谒者、尚书、私府令、永巷令、黄门冗从仆射等官员和机构分掌各种事务，〔5〕故需较大院落才能安置。南北两宫之中，除皇帝所居“东宫”和皇后所居“中宫”外，大约只有“西宫”能满足需要。史籍对东汉太后所居何殿多无明确记载，但有迹象显示，她们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北宫崇德殿和南宫嘉德殿，都在“西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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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妃所居后宫在皇帝寝殿之后。其中皇后之宫称“中宫”，当是相对于其他嫔妃所居之东、西掖庭而言，与本文所论东、西宫无关。
〔2〕《后汉书》，第1438页。
〔3〕 参《续汉书•礼仪志中》，见《后汉书》，第3129页。
〔4〕《后汉书》，第410、413页。
〔5〕见《续汉书•百官志四》：“大长秋”条，《后汉书》，第3606—3608页。
证据较明显的是邓太后和阎太后。和帝崩后，邓太后“临朝”，立“诞育百余日”的殇帝。数月后，殇帝崩，“殡于崇德前殿”。〔1〕邓氏又立安帝。《后汉书》卷五《安帝纪》载其事曰：“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群臣陪位……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2〕章帝、和帝皆居章德殿，崩于章德前殿。殇帝即位应在章德前殿，即位后照理也应居章德殿，崩后则应殡于章德前殿。但实际上殇帝的殡礼和安帝的即位礼都在崇德前殿举行。这应是由于邓太后居于崇德殿所在之西宫，而殇帝即位时不满一岁，在太后宫中抚养，故其殡礼和安帝即位礼都在崇德前殿举行。安帝崩后，阎太后“临朝”，立少帝。史称“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少帝年幼，政务当然全由阎太后主持。少帝在位二百余日而崩，宦官孙程等发动政变，立顺帝，并“召尚书令、仆射以下，从辇幸南宫云台”。顺帝控制局面后，“令侍御史收显等送狱”。③袁宏《后汉纪》载此事作“使御史诣崇德殿，收显等亲族下狱诛。”〔4〕这条材料证明，阎太后亦居西宫，阎显等人则在崇德殿协助太后处理政务。〔5〕
顺帝崩后，皇太后梁氏“临朝”，先后立冲帝、质帝，皆崩，又立桓帝。《后汉书》卷七《桓帝纪》梁冀“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政”。顺、冲、质帝皆居玉堂殿，桓帝即位之初当亦居玉堂殿，但不久便移居北宫，最终“崩于德阳前殿”。”其间，桓帝曾因北宫发生火灾回南宫住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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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195、199页。〔2〕 同上书，第203页。
〔3〕同上书，卷七八《宦者孙程传》，第2515页。
〔4〕袁宏：《后汉纪》，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7页。
〔5〕《后汉书》卷六《顺帝纪》载此事曰：“戊午，遣使者入省，夺得玺绶，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节收阎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耀、执金吾晏，并下狱诛。”（第250页）文中“幸嘉德殿”一句费解。阎太后当时在北宫，顺帝在南宫云台，南宫嘉德殿不是重要政治设施，顺帝派侍御史去北宫收捕阎显等人，没必要特意前往嘉德殿。今从《后汉纪》。
〔6〕《后汉书》，第287、320页。
两年。《桓帝纪》载其事曰建和二年（148年）五月，“北宫掖廷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车驾移幸南宫”和平元年（150年）三月，“车驾徙幸北宫”。〔1〕梁太后自当随桓帝先后居于南、北两宫之“西宫”。上引《桓帝纪》：“太后犹临朝政”句李贤注引《东观记》曰：“太后御却非殿。”〔2〕案《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刘秀初“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3〕当时尚未兴建“东宫”，却非殿肯定是南宫原有建筑，在“西宫”的可能性较大。《后汉书》卷一〇下《顺帝梁皇后纪》载其临终之事曰：“和平元年春，归政于帝，太后寝疾遂笃，乃御辇幸宣德殿，见宫省官属及诸梁兄弟”，发遗诏，“后二日而崩”。〔4〕《桓帝纪》系此事于和平元年二月甲寅，在桓帝迁回北宫前。由此可知梁太后崩于南宫。但如前所考，南宫宣德殿曾是刘秀日常办公的场所，后来改称安福殿，又改称玉堂殿，故桓帝时应无宣德殿。疑此处“宣德”乃“嘉德”之误，梁太后居“西宫”，其“宫省官属及诸梁兄弟”在嘉德殿协助处理政务，临终则遵“薨于路寝”之制移居嘉德前殿。
灵帝在位时，还曾建立“永乐宫”。《后汉书》卷一〇下《孝仁董皇后纪》建宁二年（169年）三月，灵帝迎其生母至洛阳，“上尊号曰孝仁皇后，居南宫嘉德殿，宫称永乐”〔5〕，史称“永乐太后”。《后汉书》卷八《灵帝纪》载光和五年五月，“永乐宫署灾”。《续汉书•五行志二》载此事作：“德阳前殿西北入门内永乐太后宫署火。”〔6〕德阳殿在崇德殿东，“德阳前殿西北”就是崇德前殿之后，应是崇德后殿。是永乐太后先居南宫嘉德殿，后迁北宫崇德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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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292、296页。
〔2〕同上书，第287、288页。
〔3〕同上书，第25页。
〔4〕同上书，第440页。
〔5〕同上书，第446页。
〔6〕同上书，第347、3296页。
殿都在“西宫”。《孝仁董皇后纪》又载“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恽、永乐太仆封谓等交通州郡，辜较在所珍宝货赂，悉入西省。”〔1〕永乐太后之省在“西宫”中，故称“西省”。
灵帝死后，少帝刘辩即位，年十七，已成人，应居“东宫”。皇后何氏被尊为皇太后，“临朝”，居于“西宫”。数月后，便发生了宦官杀何进，袁术火烧东、西宫的事件。《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载“进入长乐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以下”，宦官张让、段珪等决意除掉何进，遂“及进出，因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坐省闼……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何进奉太后之召入“省闼”至“嘉德殿前”，足证何太后居“西宫”。其后，宦官在袁术、袁绍等人的攻势下，“将太后、天子及陈留王，又劫省内官属，从复道走北宫”。〔2〕袁宏《后汉纪》载此事曰宦官“持太后、天子、陈留王幸北宫崇德殿。”〔3〕《何进传》又载宦官挟少帝、陈留王逃出洛阳，“奔小平津”，“投河而死”。少帝返回北宫后，董卓执政，“遂废帝”。同书卷七二《董卓传》载其事曰：“集群僚于崇德前殿，遂胁太后，策废少帝。”〔4〕可见何太后入北宫后仍居“西宫”，重大活动在崇德殿举行。
五 “东西宫”格局对东汉政治的影响
刘秀、明帝营建南、北宫时，保留了宫中原有的主要建筑，在其东侧大兴土木，由此形成“东西宫”布局。皇帝皆居“东宫”，“西宫”自明帝以后便用来安置太后。这一做法与西汉不同，但也有其缘由。西汉长安有未央宫和长乐宫，皇帝居未央宫，太后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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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第447页。
〔2〕同上书，第2251、2252页。
〔3〕袁宏《后汉纪》，第496页。
〔4〕《后汉书》，第2324页。
乐宫。东汉洛阳有南北两宫，本来也可分别用作帝宫和太后宫，但刘秀废黜郭皇后而改立阴皇后时，将郭氏迁至北宫，使之成为冷宫，致有“太后失职，别守北宫”的抱怨。〔1〕南北两宫的这种关系从此确定下来。若皇帝居北宫，南宫便是冷宫。如灵帝时窦太后原居北宫，失势后被迁于南宫，时人谓之“幽隔空宫”。〔2〕明帝即位后，尊其母阴氏为皇太后，当由中宫迁至长乐宫。明帝对阴氏感情甚深，自然不愿将其安置到冷宫，且明帝即位后不久便“大起北宫”，也不便以北宫为长乐宫。于是，南宫中空置的“西宫”便成了长乐宫。章帝即位后，继承明帝的做法，自居“东宫”，而以“西宫”为长乐宫，安置马太后。从此，皇帝与太后分居“东西宫”的格局确定下来，并对外戚宦官干政局面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蔡邕《独断》言太后临朝之制曰：“秦汉以来，少帝即位，后代而摄政，称皇太后……后摄政，则后临前殿，朝群臣，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太后，一诣少帝。”〔3〕在秦汉帝国体制下，皇帝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其“治事”之处则是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太后“临朝”“摄政”，须亲临皇帝“治事”之处替皇帝处理政务。西汉皇帝居未央宫，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尚书、御史、朝堂等机构和设施都在未央宫。太后“临朝”，似须移居未央宫。惠帝时吕太后居长乐宫，惠帝为“东朝长乐宫”方便，还在两宫之间建了一条“复道”。〔4〕及“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吕氏应于此时便入居未央宫，故八年后“崩于未央宫”〔5〕。昭帝崩后，霍光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后又废贺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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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卷四二《广陵王荆传》，第1446页。
〔2〕同上书，卷五七《谢弼传》，第1859页。
〔3〕蔡邕：《独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0年，第13页上栏、下栏。
〔4〕《汉书》卷四三《叔孙通传》，第2129页。
〔5〕同上书，卷三《高后纪》，第95、100页。
立武帝曾孙病已。史载其事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主持了废黜刘贺的仪式。〔1〕既而“曾孙……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十一月，“皇太后归长乐宫”。〔2〕这位皇太后无“临朝”之名，但有“临朝”之实，故“幸未央承明殿”后便住在未央宫，事情结束后才“归长乐宫”。平帝即位，太皇太后王氏“临朝”。〔3〕《汉纪•平帝纪》元始五年（公元5年）冬十月乙亥“高原庙殿门灾。”荀悦释曰：“初，惠帝为出游长乐宫，方筑复道在高庙道上……太后导而临朝，任莽非正之象也。”〔4〕其意似指王氏从长乐宫经复道至未央宫临朝。其间，王氏可能也居于未央宫。平帝死后，王莽居摄践阵，“改元称制”，王氏才回到长乐宫。〔5〕在皇帝、太后分居未央、长乐两宫的情况下，权力重心始终在未央宫。太后只有“临朝”时才入居未央宫，掌控最高权力。西汉很少出现“少帝”，故太后“临朝”也不多见。外戚参政多以“宰相”“辅政”“领尚书事”等名义介入未央宫权力中心，在皇帝之下发挥作用。
东汉则不同，太后皆居“西宫”，与皇帝所居“东宫”比肩相邻。太后“临朝”和皇帝“亲政”两种状态的转换，表现为最高权力在“东宫”和“西宫”之间的切换。太后一旦“临朝”，可利用当皇后时在宫中形成的影响力迅速控制局面，并依靠长乐宫官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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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8页。
〔2〕同上书，卷八《宣帝纪》，第238、239页。
〔3〕同上书，卷一二《平帝纪》，第348页。
〔4〕荀悦：《汉纪》，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27页。“太后”之前有缺文，语句不完整。
〔5〕《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载汉有传国玺，“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第4032页）又载“莽疏属王谏欲谄莽，上书言‘皇天废去汉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当随汉废，以奉天命。’莽乃车驾至东宫，亲以其书白太后。”（第4033页）东宫即长乐宫。可见王太后此时居长乐宫。
外戚在“西宫”处理政务。这有助于在“少帝”即位后使整个国家机器维持正常运转，但也有严重的负面效应。
长乐宫门禁更为森严，士人出入不便，故太后理政离不开外戚和宦官。如和帝窦太后临朝，“兄宪，弟笃、景，并显贵，擅威权”。〔1〕 邓太后临朝，兄弟骘、悝、弘、闾“常居禁中”，参与政事。〔2〕阎太后临朝，“兄弟权要，威福自由”。〔3〕梁太后临朝，兄冀“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咨决之”。〔4〕灵帝窦太后临朝，父武“常居禁中”，“辅朝政”。〔5〕宦官的职责“本在给使省闼，司昏守夜”，但自安帝以后却“猥受过宠，执政操权”。〔6〕大臣朱穆释其缘由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7〕太后并非绝对“不接公卿”，但主要依靠宦官处理政务和传递信息确是事实。外戚、宦官不是东汉正规官僚体制内的成员，未经察举、征辟、考课等程序的筛选。其中，部分人缺乏道德和政治素养，滥用权力，干预选举，搜刮财富，胡作非为，对东汉政治和社会造成破坏。此其一。
太后和外戚、宦官在“西宫”理政，会迅速形成强大的宫中势力。这种势力不仅控制着长乐宫，还会渗透、影响宫中各个角落，包括“东宫”的官员和宦者，从而使皇帝处于被看管甚至被软禁的境地。《后汉书》卷七八《宦者郑众传》载窦宪当政时，“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8〕此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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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上》，第416页。
〔2〕同上书，卷一六《邓禹传附邓骘传》，第613页。
〔3〕同上书，卷一〇上《皇后纪上》，第437页。
〔4〕同上书，卷三四《梁统传附梁冀传》，第1183页。
〔5〕同上书，卷六九《窦武传》，第2241页。
〔6〕同上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秉传》，第1774页。
〔7〕同上书，卷四三《朱晖传附朱穆传》，第1472页。
〔8〕同上书，第2512页。
气不免夸张，但朝中官员包括和帝身边的宦者大多依附窦氏当是事实。同书卷三四《梁统传附梁冀传》载梁冀当政时，“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质帝“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将质帝毒死。〔1〕可见连质帝身边的人都唯梁冀之命是从。难怪和帝对窦氏下手前，先从南宫“幸北宫章德殿”顺帝对阎氏下手前，先从北宫“到南宫，登云台”，都是为了跳出外戚的控制范围。太后“临朝”不可能持久，“少帝”成年便应亲政。但当权的外戚总想“久专国政”，不肯主动退出，致使最高权力每次从“西宫”回归“东宫”，都会发生流血政变，都会使一个外戚家族及众多依附于该家族的宦官、大臣、亲信、宾客等受到诛杀、流放、禁锢，从而使东汉统治集团一再从内部遭到削弱。此其二。
“少帝”在外戚的控制下，“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2〕要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也得依靠宦官。这为宦官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更重要的推力。宦官郑众参与了和帝推翻窦氏的政变，因此得到和帝信任，“常与议事”，史称“中官用权，自众始焉”。〔3〕顺帝被废为济阴王后，几无还手之力，全靠孙程等十九名宦官发动政变才得以即位。事后顺帝封程等为列侯，使宦官向宫中政治势力的演变又进了一大步。桓帝诛梁冀时已即位十二年，梁太后早就死了，但他仍小心谨慎。史称“帝逼畏久，恒怀不平，恐言泄，不敢谋之。”后“因如厕”，独与宦官唐衡商议，又吸收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并“齿超臂出血为盟”。事后五人皆封列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4〕自梁氏覆灭后，宦官的势力已强大到足以掌控桓、灵两代成年皇帝，也足以压制窦氏、何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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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卷三四《梁统传附梁冀传》，第1183、1179页。
〔2〕同上书，卷七八《宦者传序》，第2509页。
〔3〕同上书，卷七八《宦者郑众传》，第2512页。
〔4〕同上书，卷七八《宦者单超传》，第2520页。
家外戚，遂使东汉政治进入最黑暗时期。此其三。
东汉外戚、宦官干政局面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东西宫”格局的存在是其中之一。何进被杀后，外戚和宦官同归于尽，董卓又放火烧了洛阳城，南北两宫皆毁。曹魏建立后，在东汉北宫旧址上重建洛阳宫。《三国志》卷三《明帝纪》青龙三年（235年）条“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1〕同书卷二《文帝纪》裴松之案“明帝时，始于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2〕曹植《毁鄄城故殿令》称“大魏龙兴……平德阳而建泰极。”〔3〕综合这些记载可知，曹魏“平”了德阳殿，在崇德殿故处兴建太极殿和昭阳殿，东、西宫并立的格局被彻底改变。曹魏吸取东汉的教训，对外戚、宦官控制极严，对宫室格局的改造或许也与此有关。
原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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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第104页。
〔2〕同上书，第76页。
〔3〕罗国威整理：《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25页。曹植于黄初二年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此令主旨是要拆掉鄄城内一座汉武帝时所建旧殿，应是曹植为鄄城侯和鄄城王期间所作。曹植死于太和六年，比明帝“大治洛阳宫”早三四年。安田二郎据此认为，“黄初三、四年间，在后汉洛阳宫城的北宫基础上建设曹魏宫城的全部计划，包括建立宫殿、门阙的名称和配置等内容的基本蓝图可能已经决定了。”其说可参。见氏撰《曹魏明帝の“宮室修治”をめぐつて》，《東方学》，第111辑，2006年，第7页。
东汉的“殿中”和“禁中”
西汉皇宫中，有称作“宫”“殿”“省”的三个区域。“宫”指整个皇宫，“殿”指皇帝及其辅助官员的办公区，“省”指皇帝的生活区。〔1〕东汉皇宫也有类似的区域划分，但与西汉不尽相同。东汉史籍常见“宫中”“殿中”“禁中”“省中”等概念，所指显然是皇宫中的不同区域。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机构，人员进出也有不同权限。此事对研究东汉宫禁制度和宫廷政治有重要意义，但资料稀少，记载模糊，有关研究成果不多，也不够深入。笔者近年对西汉未央宫和东汉南、北宫的宫禁制度进行研究，认识上有所推进。本文以此为基础，再对南、北宫中“殿中”的范围和主要机构以及“禁中”“省中”概念试做考证，并就其对东汉政治的影响略做分析。
一 “殿中”的门
贾谊《新书•等齐篇》：“天子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诸侯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殿门俱为殿门，阑入之罪亦俱弃市。”〔2〕西汉的未央宫就是这样，最外有宫墙，门称“司马门”，宫墙之内有殿墙，门称“殿门”，宫城整体呈“回”形。东汉的南、北宫与之类似，外有司马门，内有殿门。《续汉书•百官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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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本书《未央宫“殿中”考》。
〔2〕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7页。
“卫尉，卿一人。”本注曰：“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左右都候各一人。”本注曰：“主剑戟士，徼循宫。”“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本注曰：“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于门之所属，宫名两字为铁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1〕是“宫中”区域由卫尉负责，宫门司马领卫士守宫门，左右都候领剑戟士在宫中徼循。同书又载“光禄勋，卿一人。”本注曰：“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典谒署郎”一句恐有脱误，“宫殿门户”也语义模糊。宫门守卫既由卫尉负责，光禄勋所掌“宫殿门户”应理解为宫内殿中区域的门户。“五官中郎将”条说得较明白“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1〕是“殿门”由“郎官”负责守卫。此处“郎官”指三署郎，即五官、左、右中郎将统领的中郎、侍郎和郎中。但南北两宫整体呈“回”形，西侧宫墙和殿墙是一道墙，（参图一六、图一七）故两宫西侧无“司马门”，直接由“殿门”出入。〔3〕
北宫最显赫的建筑是明帝所建德阳殿，殿前有崇贤门。德阳殿西有崇德殿，可能是北宫原来的前殿，殿前有金商门。德阳殿和崇德殿东西并列。以德阳殿为“前殿”的建筑群被称为“东宫”。与之对应，以崇德殿为前殿的建筑群应是“西宫”。崇贤门和金商门外还有所谓“殿门”，见于记载的有端门、云龙门和神虎门。张衡《东京赋》及薛综注对此有清晰的描述。《赋》曰：“既新崇德，遂作德阳。启南端之特闱，立应门之将将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注曰：“端门，南方正门……德阳殿东门称云龙门，德阳殿西门称神虎门。”〔4〕又，《后汉书》卷四〇《班彪传附班固传下》注引戴延之《西征记》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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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79、3580页。
〔2〕同上书，第3574、3575页。
〔3〕参本书《东汉的南宫和北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