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耕地带和农耕的扩散
北方的非农耕地带
紧邻北方非农耕地带的粟黍农耕社会的特质
以旧石器文化的两个文化系统为基础，各自与邻近的区域发展出粟黍农耕社会与稻作农耕社会后，社会由此继续向前发展。而这些区域的外围地区，是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的狩猎采集社会。本章要叙述的，就是这些区域。不过，这里无意强调，这些区域的历史发展比农耕社会来得慢。就像前面已经反复叙述的那样，农耕开始时，农耕地带与非农耕地带的粮食生产效率并无差距，甚至可以说是非农耕地带的生产效率可能更高一点，尤其是华南一带，那是不需要靠长期的农耕，只靠狩猎采集，也能形成安定社会的区域。本章首先要说的，是非农耕地带的特质。
一般认为农耕这种技术，或包含农耕在内的生活形态，是从农耕地带传到非农耕地带的。这里要讨论的区域虽然有时间差的问题，但是确实是接受了农耕扩散的区域。这些区域在接受了农耕的活动后，有一部分当然还继续着狩猎采集的活动，对农耕的依赖程度比以农耕为中心的地区低，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对农耕的依赖程度会逐渐提高。在同一个时代里，对农耕的依赖程度，则是愈靠近农耕中心的区域愈高，离农耕中心远的区域相对较低。本章也会讨论到农耕的扩展过程，并藉由区域的农耕化，来看非农耕地带的社会变迁。
从制陶技术这方面来看，辽西到远东基本上是中国考古学里，平底深钵的筒形罐陶器区，其技术系统扩及华北地区。东京大学的大贯静夫教授称这种筒形罐为远东平底陶器，本书使用大贯教授的称呼。远东平底陶器分布圈的南端——或者说是南边的交界地区是黄河中游流域和黄河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时，这里就诞生了粟黍农耕；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明过了。从远东平底陶器分布圈来看，粟黍初期农耕地带是外围区域，但这个外围区域的粟黍初期农耕地带，却逐渐往远东平底陶器的分布圈扩散。而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的主体区域，是从中国东北部到远东滨海边疆区的地带。
从中国东北部到远东的主要遗址。
在地理上，从中国东北到远东滨海边疆区，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简单的说，就是水流注入渤海弯的河川流域区，和嫩江、第二松花江、松花江等河水流入阿穆尔河（黑龙江）的河川流域区。
水流注入渤海湾的河川流域区，相当于现在的辽宁省，并以辽河为界，辽河以西称为辽西，以东称为辽东。辽西的西端在燕山山脉，北方包括了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一带，远到西拉木伦河流域。本书第二章曾经提过，因二次大战前东亚考古学会的调查而有名的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就位于西拉木伦河流域，但西拉木伦河在与辽河交会后，在渤海湾入海。所谓的辽东，就是从这条辽河到东侧的鸭绿江流域及清川江流域的地区。
远东的陶器样式分布图（大贯1998年绘制）。
相对于上述面对渤海湾，注入渤海湾的河流，一旦跨越辽宁省北部的铁岭一带的分水岭，河川就属松花江流域，最终与阿穆尔河汇合，流入库页岛附近的咸海。松花江流域也区分为黑龙江省西部的嫩江流域与松花江流域，和第二松花江流域。第二松花江流域是指隔着分水岭与辽东接触，与吉林市和长春市为中心的区域。另外，还有图们江流域那样，从朝鲜半岛东部到滨海边疆南部，直接注入日本海的河川流域区域。
如前面所述，这些区域在新石器时代时，基本上都是远东平底陶器的区域。不过，如果从陶器纹样的系统来区分的话，可以分为三个区域。
以新石器时代前期为例来做叙述，首先是包括辽西和辽东的兴隆洼文化或新乐下层文化，甚至是越过分水岭的第二松花江流域所能看到的连续弧线纹陶器区域。
其二，是分布于从平原地带的嫩江流域到阿穆尔河中游流域的堆纹陶器文化群区域。
第三，是扩展于松花江或阿穆尔河下游流域，或者说是其支流乌苏里江流域的阿穆尔编织纹陶器区域。
第二松花江流域是连续弧线纹陶器地带，但是此一地区也看得到堆纹陶器，显示这里是两种纹样陶器的接触地带。
另外，阿穆尔编织纹陶器文化圈之南，存在着从图们江流域到滨海边疆南部的博伊斯曼文化，而这个文化的陶器纹样特征，就是连续刺突纹。这个文化也可以说是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区域文化。连续刺突纹陶器出土于朝鲜半岛东北部的西浦项遗址第一、第二期，可以归为博伊斯曼文化。
说到远东地区的区分，朝鲜半岛的西海岸、靠近辽东地区，朝鲜半岛的东海岸与图们江到滨海边疆南部的地区，有着经常性的接触关系，所以，可以概括地说：朝鲜半岛是深受辽东与滨海边疆南部影响的区域。
本章想大概地叙述一下最靠近华北的辽东、辽西地区。关于辽西，曾于第四章中指出，辽西的兴隆洼红山文化系统，是一个独立的区域文化系统。
辽西地区
住居范围内有先人坟地的兴隆洼文化
这个区域最古老的陶器文化，是被称为千斤营子类型的筒形罐陶器，那是罐身无纹，只有罐口的缘部有画线纹，是纹样不发达的平底深钵形陶器。不过，关于这一类型的陶器，由于数据并不足够，实际型态还不是很清楚。近年来，有些研究者以小河西文化或新井文化来称呼这个类型。因为在华北、远东发现了一万三千年前～一万年前的陶器，可见这个区域可能存在着初现期的陶器；然而，关于初现期的陶器，今后还有很多有待研究的课题。
有关小河西文化的石器的器类数据不多，所以实际情况到底如何还不明确，只能从已知的材料上，知道有磨棒、杵、臼形器器具，而磨盘、石铲等华北型农耕石器却还不够完整。目前知道的是：这个区域的新石器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兴隆洼文化阶段，已经有磨盘、磨棒、石铲等华北型农耕石器，农耕初期的可能性很高。从兴隆洼文化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粟黍等栽培谷物，可以证明初期农耕的扩散状况。
华北型农耕石器．红顶碗 1.磨棒 2.磨盘 3.石铲（1、2、3兴隆洼遗址） 4.红顶碗（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
公元前六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气候温暖湿润的全新世气候最暖期，诞生于华北的粟黍农耕开始逐步向外扩散。新石器时代前期（公元前六千年左右），粟黍农耕也逐渐扩散到辽西、辽东等狩猎采集的社会，例如公元前五千年左右，位在辽东的辽宁省沈阳市新乐遗址出土了黍的化石，就是一个例证。而且，在新乐下层发现的陶器文化，也被认定受到了辽西兴隆洼文化陶器样式的影响。也就是说，上述的现象可以理解为：陶器样式与华北型农耕石器，自辽西开始扩散到原本是狩猎采集社会的细石器文化区域，以包含初期农耕在内的文化复合体形态，在全新世气候最暖期的温暖湿润化中，一边被推着往前发展，一边从南往北进行文化的扩散。
辽西的环壕聚落（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Ａ区环濠聚落） 在环壕内部，出入口朝向同一方向的住屋呈南北两行排列。
另外，新石器时代前期在华北诞生的特殊陶器红顶碗，扩散到了辽西，并且被接受。这表示不仅农耕技术或华北型农耕石器进入到辽西地区，也显示特定的陶器器种从南往北扩散。
前面已经说过，细石器文化这种具有远东特征性的石器文化，可以表示当地的地域性，此外，整个远东地区也都有在兴隆洼发现玉玦或匕形玉制品的痕迹。这样的现象应该可以理解为：辽西地区与远东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有共同的文化样貌或精神世界。
远东地区的采集食物以栎树、橡树的坚果为基本，并在这样的生产活动背景下，展现区域的共通文化表象或精神世界。日本绳文前期的福井县桑野遗址中也看得到玉玦、匕形玉制品，一般认为这些东西是从隔着海洋的远东而来，然而会有这些交流物品的存在，是因为双方也有采集栎树、橡树等坚果的共通文化现象吧！
辽西区域也是以采集坚果类为基本生产活动的社会，但也接受了从华北传来的粟黍农耕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出现环壕聚落了。在华北，仰韶文化的环壕聚落有广场做为聚落的中心，住屋的入口均面向广场，这是一种向心性的住屋结构。但兴隆洼文化的环壕聚落与此不同。兴隆洼文化聚落的住屋呈排列状，入口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而且有数列的排列。每一列的住屋与住屋间的关系或列与列之间的社会性关系如何，目前还不明确，但可以知道的是每一列中并不存在大型的住屋。从相同规模的住屋排列在一起的这一点，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在居住这一点上，是一个没有差距性的等质性社会。
但这个等质性的社会让人注意到的事，就是墓地位于住屋内。西亚以黎凡特地区为中心的初期农耕文化——纳吐斐文化（Natufian Culture），也有在住屋内设立墓葬区的现象。纳吐斐文化把第一代的祖先埋葬在住屋之内，被理解为凝聚共同祖先，让家族团结之意。兴隆洼文化的住屋内有坟墓，很可能和纳吐斐文化将第一代祖先埋在住屋内具有相同的意义。
例如兴隆洼遗址一八〇号住屋，位于屋内最深处，正对着住屋出入口的，就是一一八号墓。一一八号墓的被葬者是一名成年男性，他被仰躺而葬，并且有两头野猪类的动物陪葬。野猪代表的是死者的财物，还是另有宗教的意义，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墓的上面已经变成坚硬的地板。由于住屋的入口处有贮藏洞，所以大贯静夫先生认为：住屋的深处是神圣的空间，靠出入口的门前是世俗的空间。
兴隆洼遗址180号住屋 住屋最内侧的靠墙处附设有118号墓。
此外，从出入口往内看时，可以看到磨盘、炊事用的罐子等烹煮用具集中在右侧，石铲、石斧等土木工具集中在左侧，这表示当时的劳动已有男女分工之别，烹煮食物是女性的工作，男性是使用土木工具的劳动者。这也显示住屋的左手边是男性的空间，右手边是女性的空间。而第一代祖先被供奉在住屋的神圣空间中，成为代代家族的枢纽。
兴隆洼文化之后，是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赵宝沟文化。华北型农耕石器之一的石铲，在进入赵宝沟文化时期后，加工的情形比兴隆洼文化期更细腻，而且定型化了。
另外，这个时期的人们会在被称为尊形器的特殊陶器上描绘几何纹样或鸟、猪、鹿等动物图纹，这个现象被认为是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变化。如同在赵宝沟遗址看到的那样，在此一阶段，人们的住屋是沿着斜面的等高线而建，而且会排成长长的一列，聚落的住屋构造与之前的兴隆洼文化相同，是数列并排的多列式结构。聚落内存在着以两、三间住屋为一个单位，这有可能是相当于家族上层组织的氏族单位。
赵宝沟文化的尊形器 1、2皆为赵宝沟遗址出土的尊形器。
聚落中存在着比较大的住屋，但是比较大的住屋可以解释为是统率群体者的住屋吗？还是应该解读为是聚落群体们的集会场所呢？不同的解读会导致对这个阶段的社会构造有不同的认知。而我个人对这一点的解读倾向于后者，因为我认为这个阶段的社会，是由没有身分差距的等质性共同体组成的。
又，关于住屋内的情形，此一阶段和前一阶段一样，有分入口部分的世俗空间与屋内深处的神圣空间的区别。另外，由于住屋内煮饭用的陶器或石器，与石斧等木工用具的出土地点明显不一样，许多学者认为这表示男性与女性在住屋内各有各的空间。
在第五章已经叙述过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是有花瓣纹的彩陶盆、杯，这个类型陶器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扩散到各地的农耕社会；但这类型的陶器也在同一时期，对内蒙古中南部区域甚至辽西地区，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红山文化有着非常优秀的彩陶，这是受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一定程度的影响所致。不过，红山文化也出现了独有的龙鳞纹彩陶纹样，这被认为是拥有独立性的区域文化，在融合了新文化后的表现。
红山文化的积石冢 上图是牛河梁第2地点积石冢，下图是牛河梁第5地点的1号积石冢中心大墓（1号墓）。
成为牛河梁遗址特征的「女神庙」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红山文化时期农耕，是该区域农耕特别发达的阶段。此时的农耕工具除了旧有的华北型农耕石器外，还多了采穗用的石刀。
红山文化以农耕的发展为背景，出现了该区域固有、而且可以表示出阶级化的墓葬模式——积石冢。积石冢是指在地面上堆积石头，筑成圆丘状，而地面下有挖堀的墓圹，可以放入箱型石棺坟墓。为了标示这样的坟墓范围，会在圆丘的边缘按一定的间隔距离，埋下底部中空的筒形彩陶罐。这样的陶罐让人误以为是看到日本列岛古坟时代的「埴轮」（译注：日本古坟顶部和坟丘四周排列的素陶器的总称）的错觉。
红山文化除了有如此慎重的墓葬构造，还会用特有的玉器做为陪葬品。陪葬的玉器有璧、环，或勾云形佩饰、箍形器等装饰品，还有象征龟、鸟、猫头鹰等动物，或被称为猪龙或龙的想象动物的玉器。这些玉器是威信的象征，应该也有宗教上的意义。
红山文化玉器 1.猪龙 2.璧 3.箍形器 4.鸟形器 5.龟形器 6.三连环璧 7.勾云形佩饰
拥有玉器做为陪葬品的积石冢，其被葬者是这个社会的统领者，由此可知红山文化处于阶层分化明确的阶段。
到现在为止，从积石冢的内部挖掘出来的墓葬有六十一座，其中三十一座墓里有陪葬品。有陪葬品的墓里有箱型石棺，没有陪葬品的墓只有土圹，所以可以从墓的构造，看出被葬者的阶层差别。另外，在有陪葬品的墓中，只有二十六座有玉器陪葬，大约占有陪葬品墓的百分之八十四。这表示玉器是特殊的陪葬物，这是被付予宗教意义的社会领导者，才能拥有的。与其说玉器陪葬象征经济上的优越，倒不如说是显示被葬者的宗教性权威。
牛河梁第二地点密集了六座积石冢，可以想象这里是陆续埋葬了多位社会首长的墓地区。遗憾的是目前缺少被葬者的性别或年龄资料，无法推测这些人之间的关联性。
牛河梁遗址群中，目前已挖掘了有四个位于丘陵顶部的积石冢群，若把未挖掘的部分包括进去，已知牛河梁遗址群有十三处存在着积石冢。
牛河梁遗址群中，在积石冢分布范围内的北部中央附近山坡斜面，发现了被称为「女神庙」的祭祀用建筑物。在这里的大型竖穴住居中，与墙体一起被发现的，是动物或人物的塑像，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巨大的女性塑像。这是「女神庙」名称的由来。「女神庙」与多处积石冢组合而成的牛河梁遗址群，是红山文化社会的中心聚落群。
也就是说，牛河梁遗址群不仅出现许多具有宗教性力量、并且拥有社会地位的个人，在聚落的构造上也有中心性的地点。宗教性权威者的坟墓与「女神庙」，是牛河梁遗址群的祭祀中心，这里的聚落和其它聚落之间有阶层差距。
左：辽宁省沈阳市新乐下层聚落 复原的半地穴式住屋呈列状排列。
右：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出土的人头塑像。
不过，这个阶段的社会构造，绝对还没有到达首长世袭制社会的程度，应该还处于拥有宗教性权威者管理社会的阶段吧！
此时的聚落规模等级，已变得更明确，但以中心聚落为中心的区域单位逐渐确立，则要等到这个区域的青铜器时代，也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与二里头文化并行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是出现用石垒或土垒围成的城址遗址阶段。
辽东地区
气候温暖化促成农耕活动往北扩散
辽河以西是辽西，以东叫辽东；而鸭绿江是辽东与朝鲜半岛的界线。与辽西相比，辽东多山，没有广阔的平原，而且山势靠近海岸线，仅能在河川的出口，看到比较平坦的冲积地，在景观上，这里的地形环境类似朝鲜半岛或日本列岛的地区。辽东也属于远东平底陶器文化，从特征上看来，其文化领域可以说也包含了清川江以北的西北朝鲜。意思就是：这里是与朝鲜半岛接触的地域，在了解华北的粟黍农耕文化是如何传播到朝鲜半岛时，这个区域的位置非常重要。
这个区域已知的最古老陶器文化，是受到辽西的兴隆洼陶器文化的强烈影响才出现的。不仅以深钵为主体的陶器器型与辽西一样，连纹样或纹样的构思组成，都与辽西类似，完全可以看出受到兴隆洼陶器文化影响的痕迹。另外，在聚落的构造上，辽东地区也类似辽西的兴隆洼文化，住屋的入口处也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并且呈一直线，排成好几列。辽宁省沈阳市新乐遗址就是典型的这种聚落。
从新乐遗址的二号住屋出土的黍，可以确认此时华北型农耕石器已经进入这个区域，并且也已经开始一定程度的农耕活动。受到来自辽西的陶器，与华北型农耕石器流入的影响，粟黍农耕理所当然地也从辽西传入辽东，这是明显可见的事实。此外，新乐下层遗址也发现了细石器的存在，就像辽西和内蒙古中南部一样，这里的人与远东的狩猎采集民，在石器或石器技术上相互交流。或许也可以说这些交错地带呈现在考古学上的事实，反过来说明了农耕活动扩散到狩猎采集社会的过程。
这样的农耕扩散期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到中期，而前面说过的公元前六千到公元前三千年的气候温暖湿润期，就是造成农耕扩散的导因。也就是说：在已经开始农耕的地区，其生态系往北移动时，农耕也跟着往北扩散了。于是，农耕活动往异于华北文化的地带——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扩散了。不过，虽然已经开始有农耕的活动，和同时期的华北区域相比，这个区域的农耕程度相对较低，采集坚果类食物的活动，还是比较重要的经济活动。另外，这个区域也还不见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那样的阶层化社会，这说明了辽东地区虽然接受了农耕活动，但还没有达到发达的程度。
辽东南端的辽东半岛，也可以见到和新乐下层一样的，有着连续弧线纹的远东平底陶器。我把这里的陶器归类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初的小珠山下层陶器。辽东、辽西地区是华北型农耕地带与远东地区的交错地带，华北型农耕石器与细石器这两种系统的石器技术在此交错，但辽东半岛并没有发现磨盘、磨棒等农耕用的粉食器具，也不见细石器之类的器具。也就是说：辽东半岛并不属于华北与远东的交错地带，这里没有华北与远东的特有文化要素，显示出来的文化特征是更边缘性的。
辽东半岛的陶器样式虽然被纳入辽东地区，但因为石器样式不一样，生计产业也随之不同。辽东半岛的生计产业可以说更类似山东半岛顶端，被称为胶东半岛的地方。
胶东半岛在全新世前半期的绳文海进时期，因为海水由南进入青岛附近的胶东湾，又由北进入现在的胶莱河一带，使得胶东半岛变成岛状的景观。绳文海进期结束后，海水后退的陆地形成冲积平原，并与山东半岛连接在一起。所以说，新石器时代中期初的胶东半岛，其实是一座岛。
胶东半岛新石器时代后期的石器群 1.石斧 2.柱状片刃石斧 3、4.扁平片刃石斧 5、.6、7.磨制石镞 8、9.垂钓具 10、11、12.石刀（杨家圈遗址出土） 这些石器是后来朝鲜半岛无纹陶器文化或弥生文化石器的原型。
不管是辽东半岛还是胶东半岛，都没有发现石器的磨盘、磨棒，不过却发现了近似绳文时代的石盘或磨石之类的石器。此外，这个地区也发现了被称为矢柄研磨器的骨角器制作工具，这说明了当时是处于狩猎采集社会阶段，以渔捞为生，而夹在这两个半岛中间的渤海湾，则是这两个半岛的共同渔场。不过，胶东半岛在这个阶段时，受到山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初的北辛文化的影响，在陶器文化的来源上与辽东半岛有所不同。
胶东半岛后来又受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陶器的样式逐渐改变，与山东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与此改变的同时，不仅出现了磨盘、磨棒等石器，还出现了石刀等新的农耕石器或扁平片刃石斧、柱状片刃石斧等新的磨制石器。另外，根据植硅体的分析，胶东半岛此时也已经开始栽种粟。
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胶东半岛也正式进入农耕社会，几乎看不到之前代表渔捞社会的贝冢了。贝冢消灭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二八六〇年左右。随着粟、黍的农耕化，农耕石器也发生变革的地方不只有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辽东半岛也在这个阶段出现新的农耕石器，陶器样式的构造也产生了变化。我个人觉得这个变化，与日本九州岛北部绳文时代进入弥生时代时的变化，实际上是类似的。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前——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农耕的活动已经从辽西扩展到辽东了。要掌握这个时期辽东地区的文化要素很难，因此，要想了解农耕传播至此的途径，也很不容易。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与东北亚农耕化有关的各阶段扩散情形，及其扩散的系统性变化。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区域农耕扩散的途径吧！
华北型农耕活动的扩散
往东扩散的华北型农耕活动
华北型农耕从辽西到辽东，继而再向东扩散，华北型农耕石器也从辽东往东，向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大同江下游流域扩散。朝鲜半岛西海岸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前期阶段样态，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因为在与新石器时代中期并行的智塔里遗址等处发现了粟，足见农耕活动与华北型农耕石器是一起扩散的。我在这里所说的华北型农耕石器，指的就是石铲、磨盘或磨棒等华北早期、前期粟黍农耕社会中常见的基本石器。石铲是用于播种或耕地翻土用的工具，也可以称为耕田具，而磨盘、磨棒是研磨粟、黍成粉末的器具；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与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期可见的一般性石器一起流传到朝鲜半岛的，还有辽东的柳叶形磨制石镞。而与这样的石器群一起从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北部往南或往东南扩散的，还有在大同江下游流域形成，以尖底钵为特征的栉木纹陶器。也就是说包括陶器样式、石器样式，及粟黍农耕这样的生计活动都在扩散中。这样的扩散是整体性的、复合性的文化传播，而不是一部分文化属性的文化传播。
在此，我想以文化复合体这个字眼，来形容这个有复合性属性的文化。但是，作为一个文化复合体，它也传播了农耕的活动。当然，被传播的区域在接受文化复合体的时候，也仍保有改变这个文化复合体，让文化复合体变得更能被区域接受的主体性。
由于这样的粟黍农耕的传播，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下游流域的釜山市三洞贝冢一号住屋遗址，也发现了粟、黍的存在。从出土的粟谷的放射性碳年代分析，得知那是公元前三三六〇年的粟。当然，接受了粟黍农耕的扩散，并不意谓味着，该地区在同一个时期里有着与华北的农耕社会相同的生产量。就像华北地区农耕社会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农耕只是狩猎采集之余的补充性存在，从狩猎采集社会走向农耕社会，并非一日可成的快速之事。
朝鲜半岛初期农耕化的第一阶段。
粟黍农耕通过辽东、辽西，以朝鲜半岛西海岸为中心地扩散，是最近才确认的事，这与以前的想法并不相同。我称这种现象为朝鲜半岛初期农耕化的第一阶段。
另一方面，一直以来远东都被认为是农耕化较晚开始的地区。也就是说；在铁器时代之前，远东地区并没有栽培粟、黍等具体性的农耕活动的证据。不过，从滨海边疆区南部的石器组合看来，极东地区的农耕活动，可能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扎伊桑诺夫卡（Zaisanovka）文化阶段。近年来这个可能性一直被议论著。新石器时代晚期，扎伊桑诺夫卡文化阶段的诺伯塞里谢Ⅳ遗址里，就发现了四八二颗的黍粒。
与河川都注入渤海湾的辽东、辽西地区相比，现在的吉林省与黑龙江省位于河流都流入黑龙江的松花江流域，就地形区分上来说，属于远东地区。而辽东、辽西地区与远东地区的文化交流出入口，则是以第二松花江上游流域的吉林和长春为中心的吉长地区。在华北，由南到北的文化影响力向量线，可以看到辽西的陶器扩散到这个地区，应是新石器时代前期的事。因为华北型农耕石器，也在这个阶段流入这里，所以粟、黍的农耕技术，很有可能也在这个时候扩散到这个地区的某些地方。
不过，越过这个区域的嫩江流域是堆纹陶器文化，从滨海边疆南部到图们江流域是点刺纹陶器或阿穆尔编织纹陶器文化圈，它们不属于华北型农耕的文化样式区域，而是长久以来维持着渔捞或狩猎采集社会的区域。
然而，公元二〇〇二年与公元二〇〇三年，根据日俄在滨海边疆南部乌苏里斯克郊外的克罗乌诺卡夫Ⅰ遗址的共同挖掘调查，在与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并行的哈恩什文化期的住屋遗址二栋中，发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十颗粟、黍粒。根据住屋遗址炉中的木炭放射性碳素年代分析，其年代为公元前三六二〇年前～公元前三四八〇之间，与朝鲜半岛南海岸的东三洞贝冢一号住屋遗址几乎是相同的年代。
这个调查是以日本熊本大学的甲元真之教授，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部的渥斯托雷周夫先生为代表，而我也参与了这个调查。在那段调查的日子里，蚊子多到让人烦恼，我的脸上也因为被叮咬、抓痒，而留下像青春痘那样的痕迹。因为自然条件严苛，那真的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挖掘调查行动。我还记得住在简易的帐棚里、在冰冷的河水里洗澡，夜里围着篝火与俄罗斯研究人员谈话的情景，真的是除了挖掘行动外，其它事情也留下深刻记忆的一次调查。还有，最后发现了十颗粟、黍粒，更让我们喜出望外，让这次的调查活动余味无穷。
粟、黍的发现诞生了一个可能性，那就是；通过辽东、辽西传播到远东、朝鲜半岛的华北型农耕，也可能远播到了滨海边疆南部地区。
稻作农耕文化的扩散
山东半岛是稻作农耕的传播据点
水稻的栽培化，可以说始于距今一万年前的长江中游流域，其栽培化的过程，已于前面叙述过了。水稻栽培的初现期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接下来的稻作农耕则从长江中游流域往长江下游流域或淮河流域扩散。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河南省买湖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是粟、黍与水稻农耕并存的地方。华北的农耕作物基本上是粟、黍，但是，华北与华中的接触地带因为栽培稻的扩散，而成为复合性的农耕作物栽培区域。开发稻作的华中地区其基本作物是水稻，但是采集菱角，圈养猪只、鹿、獐，或渔捞淡水鱼贝类等，也是生计的重要活动。这样的稻作农耕随着时代的推移，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扩散到周边。
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前、中期的全新世气候最暖期，不仅让水稻这种植物进化了，还是水稻往北方扩散的重要因素。
新石器时代中期，水稻的栽培沿着汉水北上，扩散到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同一时期里稻作的栽培也上溯到淮河支流流域，扩散到黄河中游流域。不过，这样的稻作扩散过程，绝非像前面所说的粟黍农耕的扩散那样，在辽西、辽东或朝鲜半岛显现出来的粟黍农耕的扩散，是包含石器组成在内，以文化复合体的形式来扩散；栽培水稻的扩散，是单独扩散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现象解释为：粟黍农耕社会在顺应水稻生态系统向北延伸时，在新的栽培谷物中，引进、选择了水稻这个作物。
栽培稻作的传播 以长江中游流域为起源地，逐渐往外围扩散的栽培稻作（■新石器时代前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后期）。
水稻扩散到山东半岛的时间比较晚。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期龙山文化的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或山东半岛沿海地方的日照市尧王城遗址，出土了水稻。另外，在山东半岛东部，位于青岛之东的栖霞县杨圈遗址的红烧土中，也发现了水稻，由此可见龙山文化时期时，水稻农耕已经扩散到山东半岛的东端了。尤其是在也出土了黍的庄里西遗址里，出土了大量的水稻；就庄里西遗址面向沼泽地的地理条件来说，确实在这里栽种水稻比栽种黍更适合。
不过，从出土的谷物可以了解到，同一时期的枣庄县建新遗址的位置虽然就在庄里西遗址附近，但农耕作物的主体却是粟、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期的农耕作物，以在旱田里栽种的粟为基本。从龙山文化期开始，杂粮农耕中出现了水稻这样的作物，并且由于沼泽地的地理条件适合水稻的种植，稻作农耕于是变成了这里的主体。
近年来致力于遗址出土物用、水洗浮选法鉴别的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志军先生，针对同样属于龙山文化期的山东半岛黄河下游流域的荏平县教场铺遗址，与位于黄海海滨的日照县两城镇遗址进行比较，分析从两处遗址出土的碳化植物，发现前者以粟为主，占百分之九十二，后者水稻占百分之四十九，粟占百分之三十六。从遗址出土的碳化种子，明显可知后者是以水稻农耕为主的地方。
山东半岛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主要遗址与栽培作物。
如前面所说，黄河流域基本上是粟、黍杂粮农耕的地方，但有部分地方也会加入水稻的栽种。不过，山东半岛面对黄海的滨海地方，很可能会受到长江下游流域或淮河流域的稻作农耕北上的影响。
另外，江苏省连云港市藤花落遗址里，发现了龙山文化期的水田遗址，由此可以推测：与水田相伴的正规水稻农耕在龙山文化期时，从山东半岛南岸传播到东端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弥生文化与朝鲜半岛农耕化的第三阶段内容
关于水稻，在公元前二千左右，水稻就已经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汉江下游以南的半岛南部，如在渭河流域或黄河中游流域所见的那样，在旱田农耕之中，也有水稻的耕作。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朝鲜半岛初期农耕化的第二阶段。
而朝鲜半岛南部的旱地农耕与水田并行的正式水稻农耕，开始于公元前二千年代末期。水稻农耕的水田技术，很可能是沿着山东半岛南部的黄海沿岸北上，然后从山东半岛东端经过辽东半岛，扩散到朝鲜半岛的。我把朝鲜半岛正式开始水稻农耕的阶段，称之为朝鲜半岛初期农耕化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农耕化内容，可以说是日本列岛弥生社会的母胎。
朝鲜半岛农耕化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的传播路径 第一阶段是粟、黍农耕的扩散；第二阶段是水稻的扩散；第三阶段是水稻农耕的扩散。
就这样，朝鲜半岛初期农耕化第二阶段及第三阶段的萌芽，都是从山东半岛东端的胶东半岛，扩散到朝鲜半岛的汉江下游，是从胶东半岛迂回流传到朝鲜半岛的。就像先前叙述过的，辽东地区农耕扩散的区域性发展那样，借着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之后的大汶口文化，胶东半岛的粟黍农耕化与后来从黄海沿岸北上扩散到山东半岛南端的水稻，在胶东半岛相遇了，这也关系着朝鲜半岛初期农耕化的发展。
也就是说，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华北粟黍农耕，与华中的稻作农耕，在胶东半岛邂逅了，因此可以视胶东半岛为从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列岛的水稻农耕文化的直接起源地。
南方的非农耕地带
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与稻作农耕
开始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稻作农耕在往北、东扩散的同时，也开始上溯长江，往四川盆地传播。在长江中游流域发达成长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对长江上游流域有着相当的影响，稻作农耕应该就在其影响过程中，扩散到了四川盆地。而四川盆地宝墩文化的诞生，可以认为是受到大溪文化系统的重庆地区棚嘴文化的影响。宝墩文化是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长江中游流域的石家河文化并行的阶段性地域文化。
看宝墩文化的石器，除了石斧、扁平片刃石斧等工具发达外，也有石杵、石刀等农耕工具。此外，还包括磨制石镞等，其石器形态与组成，类似长江中游流域的石器。从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宝墩文化的生活样式，是以稻作农耕为基盘。就像在长江中游流域能看到的，在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也有被认为是城址遗址中有城墙的聚落。现在的岷江流域，就发现了以宝墩遗址为首的六座城址遗址。宝墩遗址的城墙长有一千公尺，宽有六百公尺，是规模相当大的城墙。从规模来看，类似长江中游流域的城墙。
以宝墩文化为基础，这个地区独特的青铜器文化——即三星堆文化，在商周并行期出现了。三星堆文化第一期基本上就是继承了宝墩文化系统的新石器终末期文化。不过，三星堆文化第二期的陶器样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内容被认为是受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会在第十章再做讨论。
四川盆地的城址遗址 四川盆地中的六个已知城址遗址（左图是做了部分改变的2000版《宝墩遗址》），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宝墩遗址。
另外，长江中、下游开始水稻的稻作农耕后，稻作农耕并没有越过南岭山脉继续传播。南岭山脉是划分华中与华南的地理界线。就像华南现在也属于亚热带地区一样，一直以来都有茂密的野生植物，是感觉不到有农耕必要性的丰饶区域，所以能够一直持续着狩猎采集的社会。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个区域约一万年前就有陶器了，但是却迟迟没有开始农耕的必然性。即使是现在，广东省中部清远以南的区域，仍然有野生稻的生长。或许栽培稻出现以前的野生稻，现在仍然是人们采集活动的重要目标。
杨式挺先生认为华南的新石器时代编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是青塘类型，新石器时代前期是陈桥类型。华南丘陵地带的洞窟遗址被认为是青塘类型，出土物以砾石器为中心，其中也有陶器。近年在这个区域的广东省英德牛栏洞洞穴所发现的，最古老宝墩文化的石器——绳席纹陶器与无纹陶器，也属于青塘类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甑皮岩遗址第一期至第四期，也相当于这个时期。从被认为最古老的甑皮岩遗址第一期出土的手捏陶器，根据AMS年代测定法的分析，显示那是公元前一万零五百年到公元前九千四百年的东西。
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陈桥类型以滨海地方的贝冢遗址为中心，但其中有一部分的年代或许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此一时期的石器进入出现定型性的磨制石斧或片刃石斧的阶段，也有以绳席纹圆底釜主的陶器。曾经被张光直先生称为大岔坑文化的台湾绳席纹釜陶器，也是这个时期的文化。这些从中国东南沿岸到华南地区，以绳席纹釜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有共通性，但也各自拥有自己的区域个性和差异性，可以说是以狩猎采集经济为基础，共有缓慢信息区的区域。
华南新石器时代中期是西樵山文化（金兰寺文化），新石器时代后期是石峡文化。从珠江三角洲到其附近的岛屿一带，是西樵山文化的分布地区。和现在比起来，当时的海面更加深入珠江三角洲，所以面向海滨的遗址或生计活动，有其特征。这里所说的特征，就是磨制石斧中出现了新型的有肩石斧，和以绳席纹釜为中心的陶器组成中，出现了彩陶。因为有肩石斧是在石器制作场那样的地方发现的，所以被认为当时社会已经进化到有专业性生产地的社会。不过，西樵山遗址同时也出土了细石器的对象，关于这里的细石器技术性系统与机能，目前尚有许多不明之处。
有肩石斧（1、2）与彩陶（3、4） 1.金兰寺遗址 2.高要下江遗址 3.小梅沙遗址 4.春坎湾遗址
华南地方的彩陶多为有支脚的钵，也就是所谓的圈足盘。这里的彩陶，是以红彩在白色系的沿唇部，绘出几何形的图案。此外，还有用高岭土制作圈足盘的白陶。这样的彩陶和白陶，是如何出现在华南地区的呢？这是目前被广泛讨论的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在香港地区发现，同一时期的西樵山文化之一的大湾文化的彩陶与白陶，与湖南省洞庭湖附近的、大溪文化或汤家岗文化中所见的彩陶与白陶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圈足盘这种器形或彩陶技术，是在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或屈家岭文化交流中出现的。当时的生计活动还处于狩猎采集阶段，但已有石器的生产地，显示出有和其它地区交流的迹象，应该已经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了。另外，台湾的彩陶虽然发展得比较晚，但也发展出圆山文化。
华南的大改变，石峡文化与稻作的出现
华南的稻作农耕出现得比较晚。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一直持续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并由小规模群体组成共同体社会。虽然广西壮族自治区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第四期显示，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华南地区可能已经开始稻作农耕了，但是，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可能性。那个阶段因为没有文化上或社会性的大变化，缺少已经开始稻作农耕的积极性。
能够看到有飞跃性社会进展的，是公元前三千年以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石峡文化。石峡文化分布于华南北部，被认为在文化上和以前有很大的转变。其中之一的转变是绳席纹釜这个传统性陶器的组成上，出现了鼎、鬹、觚形器、高柄杯等新器种。另外，长江中、下游普遍出现了存在于定居型聚落的立墙式地面建筑住屋。
和以前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出现了栽培稻。在聚落墓的墓中，发现了栽培稻被当做葬仪的供品，放在被葬者的身旁。这被视为是狩猎采集社会迈入农耕社会的一种转变证据。足以证明社会发生转换的，不只发现了栽培稻，还有有段石斧的出现，这是发生在石器组合上的变化。可见此时的社会，确实已经从狩猎采集社会，转换到稻作农耕社会了。
发生在华南北部的社会性转换，很明显地是受到了分布在江西省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的影响。樊城堆文化也影响了同时期出现在福建省闽江流域的昙石山文化，让那里出现水稻农耕社会。支撑樊城堆文化的，就是长江下游流域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强大的思想体系借着樊城堆文化，传到了华南的石峡文化与昙石山文化。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就是石峡文化里也可以见到良渚文化的特征——玉琮。不过，石峡文化中的玉琮在纹样或形态上，和良渚文化的玉琮有几分不同，很可能是在地生产的玉琮。也就是说，这样的水稻农耕文化的扩散，并非只带来陶器组成或石器技术上的影响，也影响了与精神生活有关的玉琮的传播。而且，玉琮的传播不只是物品的流入，而是制作玉琮的意识。我觉得这可以看到农耕文化扩散的一定法则。然而，农耕社会为何会在这个阶段扩散到华南地区呢？
农耕地带与非农耕地带
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农耕民与狩猎采集民的分别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于两个文化圈接触的地带，诞生了粟黍农耕地带与稻作农耕，也就是说这两种新的生计体系，都起源于长久以来的狩猎采集社会。前面已经反复说过好几次，农耕地带的形成，并不表示非农耕地带的生产效率不够好，反而是非农耕地带有更丰富的狩猎采集活动的关系。或者说，在农耕地带里，农耕或许是狩猎采集经济的补助性活动。不过，农耕地带在社会群体的组织化过程中，很可能逐渐转变成集体式农耕，再加上气候温暖化，栽培作物适应了生态环境，生产量因此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