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型农耕社会的出现
农耕社会与畜牧型农耕社会
动物考古学解析了气候变化与家畜化动物的种类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开始的新石器时代后期，温暖潮湿的全新世气候最暖期结束，地球进入气候寒冷干燥化的时代。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时期的生态系往南侧移动，农耕活动越过南岭山脉，往南方扩散。那么，在这个阶段以前，农耕已经扩散了的北方地区，是什么情况呢？
在生态环境恶化的阶段，从农耕已经扩散的西北到北侧周边区域一带，有一些引人注意的倾向。首先是文化方面的，这个区域开始出现以前所没有的文化信息。战国时代以后，这些区域修筑起长城，成为与北方游牧民族对峙的接触地带。我把这样的区域称为长城地带。
这些区域以河川流域等小地域单位为核心，并与邻近的小地域之间互通信息，并因这种连结，逐渐筑起文化上的信息网。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与辽西地区，就能见到其中之一。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区域以前一直存在于华北的文化系统与远东文化系统的交错地带；也就是说，这些区域是南北交流的地带。在这样的区域里，出现了陶器或石器的交流，或农耕向北扩散的情形。
长城地带遗址分布图。
不过，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地域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出现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与辽西这种东西方向的交流。也就是说，以前的南北方向交流，到了这个时期转变成东西方向的交流。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还是陶器的交流。
例如：辽西的典型陶器筒形罐开始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的同时，内蒙古中南部传统的绳席纹也出现辽西的筒形罐上。还有，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与辽西的小河沿文化的彩陶纹样，也被认为相当类似。
至于位于中国西北的甘肃省或青海省等甘青地区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的彩陶从渭河上游流域传播到甘青地区，产生了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之后，被称为甘肃彩陶文化的马家窑文化——在地化的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等，便一一出现了。而马家窑文化又在龙山文化并行期时，往齐家文化做改变。在这样的甘肃彩陶文化或齐家文化中，可以见到这个地区独特的、有把手的陶器器型，例如小口双耳罐或双身罐、单耳罐等等。这些器型的陶器在甘青地区与内蒙古中南部的并行时期普遍可见，因此被认为是这两个区域相互交流的证据。也就是说，这是长城地带形成共通文化信息带的阶段。与此同时的，长城地带也逐渐出现异于黄河中游流域、或渭河流域文化的地域文化样貌。
人们的生计活动也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变化。试着比较一下渭河流域、黄河中游流域、黄河下游流域与长城地带。这里所说的长城地带，是指被称为甘青地区的中国西北部与内蒙古中南部。甘青地区也可以称为黄河上游流域。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靠着农耕生产的谷物吸收碳水化合物，同时借着狩猎活动或蓄养家畜摄取蛋白质。从遗址出土的动物骨头种类与数量，可以理解当时人类消耗动物的情形。在考古学中，这属于所谓的动物考古学领域，而在鉴定动物骨头时，精准正确鉴定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在涉及动物的个体数问题时，因为一只动物有多种骨头，只数动物骨头的数量，是无法推定动物的个体数，所以要先鉴定动物的骨头，即使只是一种动物，也要鉴别出骨头的部位，再依骨头的部位别统计个体数，然后依部位别的个体数最多的数值，推算该动物的个体数。这称为最少个体数。藉由这样的计算方法，能够推算出遗址中，被消耗的动物种类的比例。
参与比较动物骨骼量比的，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城地带的遗址。
我也参与了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石虎山遗址的挖掘调查，那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环壕聚落遗址，在这个遗址的环壕内部或土坑中，出土的动物骨头数量颇多。华北或长城地带的大地属于碱性土壤，与日本的酸性土壤不同，骨骸比较容易留存下来。这个环壕内的大量动物骨头，是环壕被废弃时一起被埋在环壕中的，可以反映出遗址中居民消耗动物的实态。又或者，这些动物骨头可能是当时的人们在废弃这个聚落时，举行盛大的祭典所消耗掉的动物的骨头。可惜这个环壕聚落内的住屋遗存状况不好，只能辨识地面的情况，无法掌握到聚落的结构。不过，在环壕内发现了大量动物骨头的我认为，这些动物骨头，正好能成为我们理解当时的古环境与人们饮食内容的好线索。
北京大学的黄蕴平教授详细地分析了石虎山遗址的动物骨头，并且得出动物骨的最少个体数。目前动物考古学在中国的考古学界中逐渐盛行，带领这个风潮的人，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袁靖先生。在这个风潮的带动下，新石器时代的出土动物骨头的最少个体数，能够让后世了解的例子增加了。我想依照前面的地域别，沿着时间轴，试着比较这样的出土动物骨头的最少个体数，藉此了解当时人们的狩猎或蓄养家畜的实态，并从捕获来的动物种类，了解当时的环境变化。
渭河流域和黄河中游流域有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陕西省临潼县白家村遗址，还有已得出新石器时代中期到后期各时期最少个体数的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在黄河下游流域中，已经知道动物骨头最少个体数的是山东省泗水县尹家城遗址。甘青地区（黄河上游流域）拥有良好资料的是甘肃省武山县傅家门遗址、永靖县大何庄遗址、永靖县秦家遗址，内蒙古中南部是新石器时代前期末～中期初的石虎山遗址、新石器时代后期终了期到二里头二里岗时代的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下文将把这些地区按时代别进行比较。另外，为了让时代别的比较更清楚，也要把二里头时期的一般聚落，即河南省洛阳市皂角树遗址，和黄河下游流域的尹家城遗址的商周时期最少个体数也一并加以比较。
动物骨骼量比的比较 可以看出黄河中、下游有稳定数量的鹿，而长城地带畜牧动物的比例比较高。
在黄河中游流域前期的白家村遗址中，蓄养的猪与狩猎来的鹿的比例，各占了近四成。白家村遗址的数据因为没有显示最少个体数，所以是根据头骨的数量算出个体数，不过，和新石器时代中期初的姜寨一期的比例做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个数字很接近最少个体数了。姜寨一期与白家村遗址所显示的，几乎是相同的倾向，在全体中猪与鹿的比例是较高的。相当于同一此时期，将内蒙古中南部的石虎山遗址和黄河中游流域相比较时，石虎山遗址的家畜猪的比例较低，鹿的比例则相对较高。内蒙古中南部的鹿种，有大型的马鹿，也有中、小型的梅花鹿或獐。这些鹿都栖息在森林地带，但当时的内蒙古中南部和现在已经草原化的内蒙古中南部，生态环境上有很大的不同。而家畜猪的比例比较低的这一点，与同时期的黄河中游流域相比，正好反映出内蒙古中南部的农耕发展速度，或对农耕的依赖程度比较低。
黄河中、下游流域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遗址别动物骨头的种类与数量比。
另外，从遗址出土的动物组成，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这个时期的气候条件。来看白家村遗址和姜寨一期、姜寨二期、姜寨四期的鹿种，白家村遗址的鹿种有马鹿，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姜寨一期到姜寨四期的鹿种普遍是梅花鹿，其它种类也只有牙獐而已。而内蒙古中南部的石虎山遗址的鹿类，以獐或梅花鹿为主，在种类上和前者有很大的差别。
必须注意到的是：从姜寨一期到姜寨四期，牙獐的比例占全体动物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牙獐目前还栖息在淮河以南的沼泽地附近，其生态领域与其它鹿类不同。不同于现在的华北，接近常绿阔叶林带的生态环境，正好可以说明当时黄河中游流域的生态情况，也反映出全新世气候最暖期的温暖湿润。
另外，白家村遗址、姜寨一期到四期，还发现了栖息在竹林里的中华竹鼠的骨头。现在的华北已经没有竹林了，读者们都知道竹林是江南以南的风景。现在最有名的竹林在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四川的竹林因为是熊猫的故乡而闻名，但就像竹林与熊猫，有着怎么切割也切割不了的关系般，竹林代表的就是常绿阔叶林带。当时的渭河流域与现在的环境不同，是接近常绿阔叶林带的环境。竹鼠的存在，也是从动物骨头以证明，温暖湿润的全新世气候最暖期存在的事例。
但是，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庙底沟二期并行期的姜寨五期，牙獐比例急遽降低到只剩下百分之三．五，而且中华竹鼠也消失了。这种动物生态的变化，恰恰清楚地反映了全新世气候最暖期结束，气候由温暖湿润转变成寒冷干燥。
寒冷干燥的气候推动了畜牧动物的家畜化
以公元前三千年为界，气候变得寒冷干燥的现象，清清楚楚地在黄河上游流域表现出来。黄河上游流域的傅家门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末的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和同一时期的黄河中游流域相比，傅家门遗址的鹿比例比较低，相对的猪的比例就高了，另外，牛或羊等畜牧动物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是因为气候寒冷干燥化，让森林变成草原，夺走了鹿的生态系统。随着鹿的生息数量减少，这个地区对家畜猪的依赖度提高了，取代了鹿，出现了畜牧动物开始家畜化的现象。
同样在傅家门遗址，这样的现象，持续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前半的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齐家文化，就像大何庄遗址或秦魏家遗址那样，狩猎非常的稀少，甚至可以说几近于没有的状态。另外一方面，与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或马家窑类型相比，齐家文化对猪的依赖度更高，和绵羊或牛等畜牧动物合起来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因为几乎没有狩猎活动了，蛋白质的来源依靠的便是畜牧的猪或绵羊、牛。这个区域比同一时期的内蒙古中南部，对家畜的依赖度更高，而这样的状况，值得深入去探讨。
另外，岳石文化或商周时代黄河下游流域的、尹家城遗址的状况，与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流域几乎没有差别，显现出鹿的比例比较高。这反映出即使在气候寒冷干燥化的公元前三千年代（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公元前二〇〇一年）之后，黄河下游流域比黄河中游流域有更稳定的森林地带。
还有，黄河中游流域二里头文化期的一般聚落——河南省洛阳市皂角树遗址的猪、牛家畜动物比例，比同时期的黄河下游流域高，而其中牛的比例，又有变高的倾向。但和龙山时代相比的话，尽管鹿的比例变低了，和同时期的黄河上游流域或内蒙古中南部比，鹿的比例还是高的，约占全体的百分之二十，这是一定程度的比例。
黄河中游流域在新石器时代结束的二里头文化期时，猪、牛等家畜的比例提高了，但没有绵羊，却有一定程度的鹿等的野生动物，与同时期的黄河上游流域或内蒙古中南部的生计经济有很大的不同。
黄河上游流域（甘青地区）的遗址别动物骨头的种类与数量比。
就像这样，以公元前三千年为界，随着气候的寒冷干燥化，以前的野生动物的狩猎活动减少了，尤其狩猎鹿，取而代之的是猪或绵羊、牛等畜牧动物增加了；黄河上游流域或内蒙古中南部，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出现得尤其明显的，是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的齐家文化或新石器时代终末期的朱开沟遗址。
关于猪的家畜化。从猪的牙齿形态或猪的死亡年龄，可以知道猪的家畜化过程十分迅速。和新石器时代中期渭河流域的北首岭遗址所发现的猪齿比较，新石器时代终末期朱开沟遗址所发现的猪齿，明显比较小。猪的牙齿变小的原因，是因为在家畜化的过程中，猪的食物发生了变化。再比较同样位于渭河流域的姜寨遗址与朱开沟遗址的猪的死亡年龄，朱开沟遗址屠杀的大多是幼猪与青年猪。因为不是狩猎的野生猪，是有计划性地饲养，供人类食用的猪，所以有一定的被屠杀年龄。
不过，比起猪的家畜化发展更令人应该注意的是，绵羊或牛等畜牧动物的饲养情形明显增加了。这是森林地带草原化，和鹿的生息领域减少成反比的现象。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黄河中游流域也出现了牛或绵羊的畜牧动物，不过二里头文化期的一般遗址，例如皂角树遗址等地，畜牧动物的比例并不高，也几乎没有绵羊。光看畜牧化这一点来看，还是黄河上游流域或内蒙古中南部，对畜牧的依赖度比较高。
类似的动物变化，也出现在辽西地区。只是这种变化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期以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才变得比较明显，时间上比黄河上游流域或内蒙古中南部稍微晚了一些。
另外，黄河上游流域或内蒙古中南部，即使在畜牧发达的阶段，就像仍然存在着农耕石器一样，可以看到一直以来的农耕要素，农耕活动也还在进行着。我把这种依赖畜牧的农耕社会，称之为畜牧型农耕社会，以此和黄河中游流域或黄河下游流域的粟黍农耕社会做区别。
因为交流与接受，陶器的样式有了重大的变化
新石器时代后期，与生态系的变化相呼应，生计形态或者说是经济社会出现了新的分支。生态系的变化不仅造成社会经济性的分支，在文化现象上，也改变了地域间交流的方向。从其意义上来说，内蒙古中南部和辽西地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新石器时代后期之前，内蒙古中南部和辽西这两个地区，是以绳席纹罐为中心的粟黍农耕社会与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的交接点，是两种相对文化的邂逅地区。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虽然都是粟黍农耕扩散的中途站，但在陶器文化等信息带上，却隶属不同的地域，也就是所谓文化系统不同的区域。
然而，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与辽西的小河沿文化中皆可看出相互间的关联。小河沿文化属于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该文化圈的特征就是筒形罐的存在。而内蒙古中南部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是没有筒形罐的地区。
但是到了海生不浪文化阶段，内蒙古中南部也出现筒形罐了。因为在系统上这个区域以前没有筒形罐，所以筒形罐这个陶器，被认为是从邻接的辽西地区传来的。另一方面，辽西也在这个阶段发生变化，辽西的筒形罐上，出现了以前所没有的绳席纹。绳席纹是内蒙古中南部，从石虎山文化后半期以后常见的纹样，利用绳席拍印的技法制作陶器。辽西并不存在会制作出绳席纹的必然性，所以绳席纹想当然是与邻接的内蒙古中南部接触后传入的。
内蒙古中南部与辽西的陶器比较 1～8是小河沿文化（辽西地区），9～15是海生不浪文化（内蒙古中南部）。
换言之，筒形罐和绳席纹在辽西和内蒙古中南部这两个紧邻的地区里，相互接触互相影响，表现出文化融和的现象。这意味着这个时期在这两个地区出现的彩陶纹样是类似的，代表这两个地区有相互接触的可能性。这是令人瞩目的。因此，在这个阶段之前所不存在的新文化交流或信息交换的信息带，被认为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和辽西地区了。
这种在陶器样式上的文化交流，也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和黄河上游流域（甘青地区），例如在陶器的器种构成上，小口双耳罐或双耳罐、单耳罐，都是这些地区很普遍的东西。如此看来，黄河上游流域、内蒙古中南部、辽西地区等区域，与邻接地区相互交流连系，逐渐形成信息带。
而这一点关系到前面说过的生计形态，意味着在被认为是畜牧型农耕社会的地方，已经形成共通信息带了。可以说这些地区不仅社会经济类似，而且处于拥有相同信息带的文化交流圈。这些地区自战国时代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的汉民族对峙的地方，因为这些地区也是修筑起长城的地方，所以我把这些地区称为长城地带。而这样的长城地带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后，不管是社会经济还是文化，都逐渐与长城以南的人们走向不同的方向。
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水平方向社会分支过程。
前面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粟黍农耕是在全新世开始时，诞生于细石器文化这个共通生态领域周围，是一种新社会经济活动。这个新形成的粟黍农耕，在温暖潮湿的全新世气候最暖期得到发展，并且适合农耕的地域在往北延伸的过程中扩散。但是，这样的农耕扩散在全新世气候最暖期结束时，为了适应开始变得寒冷干燥的新生态系，转变成长城地带的畜牧型农耕社会。
农耕社会形成时，其周围地区，仍旧持续着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的狩猎采集社会。不过，在农耕往北扩散的地域中，又诞生了畜牧型农耕社会。畜牧型农耕社会在西周之后，气候开始出现寒冷干燥化中，专门化了畜牧的活动，产生新的社会经济体系，开始了游牧社会。东亚的水平化社会分支就此逐步完成。从农耕社会分支出畜牧型农耕社会，而畜牧型农耕社会再发展出游牧社会，在其周边的则是从西伯利亚到极北，和在热带地区的狩猎采集社会。（本书二二〇页图）
读者们如果能够了解，包括无文字社会民族在内的地理性社会分支，从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就已经开始，就能够更了解研究史前时代的重要性吧！
长城地区文化带的形成与青铜器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始于何时？
十九世纪的丹麦考古学者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认为：古代的遗物可以依照素材的变化，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这就是有名的三时代法。之后，英国的约翰．卢伯克（Sir John Lubbock）又将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之后，就是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就是中国的考古学所指的，二里头文化期以后的商周时代。
长城地带出现明确的文化性统一现象，是青铜器时代以后的事，也就是二里头文化期之后的事。不过，青铜器是从什么时候起，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呢？
新石器时代青铜器的扩散（佐野制图2004年） 中国的青铜器始于西北地区，之后也出现于黄河中游流域。二里头文化期时，长城地带与黄河中游流域也都出现了青铜器，但两地的内容不同。
其实，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发现有完完整的青铜器存在。为了区别新石器时代，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将社会进化后，农耕地带进入首长制社会，并且已经出现青铜器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称为金石并用期。不过，这个阶段的青铜器，还没有出现后来二里头文化期以后的那种青铜容器，而只出现了刀子或锥子那种简单的工具或坠饰一类的装饰品，或一些形态不明的断片。此时离真正的青铜器时代还很久，是青铜器还不具有实用性社会性价值的阶段。况且，这时出现的，除了铜锡合金而成的青铜外，还有用钝铜敲打成形的纯铜器。另外，西北地区的中亚则可以见到许多用混合了砷的铜器，技术上还未达到发展期的阶段。
但在西亚或欧洲，青铜器的技术却比东亚更早就进入了发展期。公元前六千年前，西亚就已经开始使用铜了；而巴尔干地方在公元前四千年前，就有用双笵合铸的铜制斧。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到后期前半的仰韶文化期（甘肃彩陶）里，中国大陆有青铜器存在的资料。在渭河流域的姜寨遗址里，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青铜管子和碎片。这是仰韶文化半坡期的数据，如果这个数据确实无误，那么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事例。但是，由于材料是黄铜，而黄铜的技术是到了后世才出现的，所以很多研究者对这个资料的真实性有所疑惑。
如果那是确实可信的事例，那么比起黄河中游流域，黄河上游流域发现的资料就更多了。例如：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林家遗址，出土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阶段的青铜制刀。其它的例子还有：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了垂吊饰或环等装饰身体用的器具，被称宗日文化，相当于马家窑文化的阶段。黄河上游流域中，能够发现仰韶文化期类例的遗址，在五个以上。
在西亚与紧邻的中亚地方，很早就有制作青铜的技术了，看了东亚的黄河上游流域和西北地区古老阶段的资料，我觉得青铜器或纯铜的技术，有可能是西方经欧亚大陆传到东亚的文化交流的结果。
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黄河上游流域出现了刀子或锥子这种简单的工具，以及装饰身体用的器具。不过，黄河中游流域或黄河下游流域，也有铜片出土，可见当时简单的青铜器，已经分布到整个黄河流域了。
长城地带与黄河中游流域的青铜器比较 （1～12是甘肃省火烧沟遗址，13～21是二里头遗址）1、2、13是刀子，3、16是斧，12、14锥，15是凿，4、5、6、17是镞，7是戒子，8、9是耳环，10是泡，11是手镯，18铖，19戈，20是斝，21是爵。
这种状况的大转变，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结束的二里头文化并行期。在这个时期里，不仅黄河流域出现了青铜器，内蒙古中南部、辽西也有青铜器了。而且，此时青铜器的器种增加了，除了刀子、锥子外，黄河上游流域的甘青塘与新疆，都出现了斧、凿、矛等器物。除了上述的工具或武器外，黄河上游流域、内蒙古中南部、辽西等地，还出现了手镯、耳环、泡等装饰身体用的器具，可见在这个阶段时，长城地带的这些区域，应该是一个大连结区域吧！
不过，长城地带虽然出现了以装饰身体用的器具为主的共通性，这些装饰用的青铜器具，却与社会的阶层制无关。
从墓葬分析来看，墓地内墓圹或陪葬品的多寡，关系着社会阶层的高低，但这些青铜器不仅被上位阶层者拥有，下位阶层的被葬者也拥有装饰身体用的器具。
例如辽西的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墓，这是属于与二里头文化期并行的夏家店下层的墓地，从墓地的配置与陪葬品看，可以发现这里的群体有明确的阶层关系，但若只看青铜器的陪葬品，却看不到有阶层构造的对应关系。虽然女性的被葬者多有铜制耳环、戒子的陪葬品，但这只是反映了性别的差异，并没有威信的象征意义。长城地带关于青铜器的生产或与青铜器有关的信息是共通的，会生产出相同的青铜器，但并没有把青铜器拿来当做威信物。
相对于长城地带，黄河中游流域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直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只有黄河中游流域被确认有青铜片，但到了二里头文化期，除了出现了刀子、锥子等工具，或铃那样的乐器外，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后，还出现了戈或镞等武器，并且生产出斝、爵等青铜礼器。尤其是青铜礼器，用一般的双笵无法生产，须要技术性的进化青铜器，是长城地带完全看不到的东西。
以这样的青铜礼器为中心的青铜器，被发现于上位者阶层坟墓中的现象，出现在黄河中游流域。也就是说，在黄河中游流域，青铜器陪葬品与阶层构造有关，是阶层的标识，青铜礼器被当做威信财来使用。这一点与长城地带的青铜器不同。以青铜礼器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流域其位阶系统成立，展开了和长城地带不一样的青铜器文化。
就这样，以青铜短剑或装饰品为中心的长城地带，逐渐形成一个文化性的个体，迈向畜牧农耕社会后，接着往游牧社会发展。
相对于长城地带，以青铜礼器为中心，形成祭仪系统的黄河中游流域以商周社会为母体，步上农耕社会之路。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后，从农耕社会分离出畜牧型农耕社会，长城地带不管在社会性还是文化性，都与黄河中、下游走向不同方向，这在青铜器的发展与融合上，也可以看得到。
鬲社会与非鬲社会
从鬲的传播了解来历与接受的秘密
在农耕社会与畜牧型农耕社会分离的新石器时代后期，还可以看到别的现象。那就是鬲这种有三只脚的煮沸器具，在农耕社会与畜牧型农耕社会的接触地带出现了。鬲和同样有三只脚的鼎不一样，它的特征是三只脚的部分是中空的。在鬲出现前，这种中空的脚还有斝，斝也是三足器。
关于鬲的出现，有人认为鬲的起源是斝，或是出现在渭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尖底器。目前种种起源论都还不见结果，不过，从鬲的形式看来，可以看到鬲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从渭河流域到内蒙古中南部，一个系统从内蒙古中南部到山西省中部（晋中）、北部（晋北），分别是单把鬲与低颈鬲。
如字面上的意思，单把鬲的特征就是有一只把手的鬲。低颈鬲在商代时非常普遍，可以说是鬲的元祖型。单把鬲出现于从渭河流域到内蒙古中南部的地区，低颈鬲出现于从内蒙古中南部到山西省北部的地区，鬲的诞生地点可说是农耕社会与畜牧型农耕社会接触地带。单把鬲扩散到黄河中游流域的齐家文化，低颈鬲则越过太行山，扩散到太行山东麓，也扩散到山西省南部。
鬲在殷商时代是基本的器种，尤其是基本的墓葬陪葬陶器，所以殷商王朝的政治扩展和殷商样式的鬲的扩展被视同一体。也就是说从陶器的角度，把鬲视为商周社会范围的标签。因此，鬲这个器种，有被过度重视之嫌。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将鬲视为中华文明核心的看法，更是强化了人们对鬲的重视。
斝与鬲 1.斝 2.单把鬲（山西省杏花村遗址） 3.低颈鬲（杏花村遗址）
然而，如果抛开上述的想法，来看鬲的生成与扩散，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呢？新石器时代结束后，黄河中游流域也就是在中原的文化样式，逐渐转变成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样式。其中二里头文化是以鼎为主体的文化样式，基本上没有鬲，是后来与北方地带的交流，才融入了鬲这个器种。
但鬲却是二里岗文化的基本器种。二里岗文化是以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先商文化为母体的文化。如前面所说，低颈鬲出现于内蒙古中南部到山西省北部（晋北），这是先商文化的所在地。也就是说，以鬲为基本陶器组成的先商文化，发展之后，变成了二里岗文化。因为二里岗文化相当于商王朝前期文化，所以鬲被理解为象征殷商文化范围的标识。
前面已经说明了鬲的来历，知道鬲刚开始出现时，并不是显示政治领域的物品，而是畜牧农耕社会与农耕社会接触地带为了适应新的生活样式，所发展出来的。意思就是：鬲在之后扩散到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嫩江流域的白金宝文化、第二松花江上游流域的西团山文化等中国东北部，这绝对不能理解为是殷商文化扩散的结果。而是应该理解为长城地带在文化上或信息交流上一体化时，接受了鬲这种新的器种。
另外，在山东黄河下游流域的山东龙山文化后期，或之后的岳石文化阶段，也都接受了鬲这个器种。鬲扩散到太行山麓后，接着又进一步地扩散到山东地区。
从渭河流域到内蒙古中南部、山西省中部（晋中），是鬲出现的地区，也是畜牧型农耕社会与农耕社会接触的区域。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后，为了适应干冷的气候，这个区域的住屋结构发生变化，住屋变成在地面上挖洞的窑洞式住屋。从黄河上游流域到出现鬲的渭河流域、内蒙古中南部、山西省中部，都可以见到这种窑洞式住屋。还有，这种住屋的分布地点，甚至可到山西省南部或河南省北部，或者是从太行山脉东麓到辽西。窑洞式住屋的扩散与鬲的扩散路径，是相同的。
窑洞式住屋 山西省石楼县岔沟遗址3号住屋遗址（左图），与其复原图（右图）。
还有一个东西的扩散与鬲、窑洞式住屋相同，那就是卜骨。第九章将会详细叙述卜骨。卜骨也出现在鬲出现的黄河上游流域的畜牧型农耕社会与农耕社会的接触地带，盛行于新石器时代后期。卜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发源地是西北地区。而这个地区就像前面说的，很可能就是青铜器这种新技术的发源地。
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栽种小麦的？
其它让人瞩目的新文化要素，就是小麦。由小麦等谷类磨成粉的东西，在现在中国称之为「面」。大家都有在中国餐厅里点菜的经验，餐厅的服务人员通常都会在最后问客人要点什么主食。要点什么主食是随个人喜好的，一般人会点的主食不外乎米饭、饺子或面条。饺子、面条或是馒头，都属于现在中国语里的「面」，它的原料就是小麦。小麦所做成的面，是现代中国人的主食，更是华北等北方人的主食。
华中以南的南方人的主食，当然是米饭。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在华南的作物是水稻，在华北的作物是粟、黍。但小麦后来取代了粟、黍，成为现在华北的主食。这意味着小麦出现在中国大陆与普及，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现在的日本人吃米饭，也吃以小麦为素材做的乌龙面或拉面，可以说同时食用中国北方主食的「面」和中国南方主食的「米饭」。现代日本人能同时享有中国南北两方的文化，是东亚共通文化的受惠者。
小麦出现的时期，可能是龙山文化期。山东省兖州县西吴遗址出土了可能是小麦的花粉，陕西省武功县赵家来遗址也出土了小麦的麦杆。出土的都不是小麦的种实。
确实出土小麦种实的地方，是甘肃省民乐县的东灰山遗址。东灰山遗址不仅出土了小麦，也出土了大麦。但出土的小麦、大麦的年代，属于四坝文化阶段，在中原是二里头文化并行期，比龙山文化更晚的阶段。不过，近年来利用水洗浮选法，也在山东半岛的山东龙山文化荏平县教场铺遗址、日照县两城镇遗址，发现了小麦，由此可以明确地知道新石器时代后期时，山东半岛已经栽种小麦。而中原的河南省洛阳市皂角树遗址，也明确地显示出二里头文化时期时，已经有小麦这种作物了。这个发现证明了上述的事实。
日本熊本大学的甲元真之教授曾经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殷商时代时就已经普及的石鎌与小麦的存在息息相关的假设。这个假设也在此得到有力的支撑。
然而，中国并没有野生种的小麦。小麦是西亚新石器时代在黎凡特地方被栽培出来，然后扩散到欧亚大陆的作物。
假设中国的小麦也是经过欧亚大陆，从西北地区传入的，应该是妥当的吧！这和青铜器的传入现象，简直是一模一样。如果小麦是在畜牧型农耕在长城地带形成的阶段时传入的，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小麦是可以适应寒冷干燥气候的新栽培谷物呢？或许这个时期出现、扩散到华北，被称为鬲的新陶器器种，与小麦的扩散及小麦的调理器具的扩散是一致的。还有，卜骨的扩散，也可能和呼应了小麦或畜牧扩散，与新农耕祭祀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