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初期国家的曙光
二里头时代的开端
二里岗遗址与夏王朝、殷商王朝的关系
据《史记》所载，中国最古老王朝是夏王朝。传说中的「五帝」的最后一位帝王舜，将王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这是夏王朝的开端。根据《史记》的记载，五帝都是因为个人的功德能力足以治国，而取得帝位的。相对的，禹借着世袭的方式进行之后的王权继承，所以在《史记》内与「五帝」的记述方式不同。从司马迁的立场来看，王朝是指有继承王权统治体制的阶段。
如同王朝的字义，王朝是确立了一个王权的阶段，而为了维持王权，就有必要藉由世袭来巩固安定的政权。关于夏王朝是否确实存在之事，因为清朝末年以来疑古派的怀疑，让推动近代历史学的欧美或日本历史学者，也纷纷对此感到怀疑。
无论夏王朝是否确实存在，就如同商王朝的存在已经借着甲骨文得到证实一样，除非也有文字能够证明，否则就不能坚决否定或肯定夏王朝的存在。
战国时代七雄相互竞争，为了主张自己政权的正统性，会在其编年体的史书中，记载禹或夏王朝的事迹。关于此事，东京大学的平势隆郎教授，会在本系列第二本《从城邦国家到中华》一书中，有详细说明！
禹和夏王朝也和五帝一样，在战国时代广被利用，并被特意地宣扬，所以那些叙述不可全信。不过，《尚书》或《诗经》所记载的禹的事迹，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西周中期的青铜器「盨」上，也有相同内容的记载。春秋时代的「秦公簋」、「叔夷钟」、「叔夷镈」上，也有禹与夏王朝的记述。
就像冈村秀典先生也曾说过的，商以前的中原确实存在着夏王朝这个政治团体之事，这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事！
有问题的是这个政治团体在历史上的区分，是否已进入王朝或初期国家的阶段。然而，从文献上似乎无法判断，恐怕只有藉由考古学的方法，才有可能解决这个疑问。
摆脱历史记述，用考古学的方法，将殷商以前的文化依年代排列时，就会像下表所示，中原出现二里头文化、二里岗下层文化、二里岗上层文化、殷墟文化等。
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到商代的文化编年。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显示了综合各陶器器种的样式变化，非常一般性的考古学编年单位。顾名思义，殷墟文化期指的就是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存续时期的文化单位，是商朝的盘庚迁都以后，商朝的最后首都时代的文化。关于这一点，后面会再稍微详细叙述。
二里岗下层与二里岗上层的设定，以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岗遗址的文化层为基准，但这个时期与郑州商城的存续时期相呼应。关于郑州商城，后面会再详述，一般都会拿郑州商城与殷商的最初首都「毫」做比较。
殷因为《史记．殷本纪》而成为王朝名，但是甲骨文或金文里，同样的王朝却记载为「商」。所以中国学界一般以「殷商」、「商」来称呼此一王朝，不过，本书沿用日本传统使用的称呼，以「殷」来称呼此一王朝。（译注：此指日本版）
商朝是汤王建立的朝代，而汤王的都城是郑州商城。关于这一点，一定要在后面详加叙述，因为二里岗下层文化以后，就是商王朝了。二里岗下层以前是二里头文化，自然而然地被认为相当于夏王朝的时期。但是，这一点一直是引起学术争论的焦点。
其实，要对照考古学文化与夏王朝或商王朝的实际年代，是相当困难的作业。因为首先要整理二里头文化的编年问题，与一直以来和二里头文化相关的学说，然后才能把二里头文化放在正确的历史位置上。
二里头文化继承了存在于黄河中游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系统，并与其中的王湾三期文化系统直接相连。河南龙山文化也能从陶器的样式内容——尤其是从器种的构成上，做地域性的区分。如下图所示的地域性区分。
王湾三期的区域文化样式（董琦2000年）。
这个地域性区分，也能显示出王湾三期时，在政治性区分下的社会群体居住范围。因为这个时期已经进入首长制社会的政治性群体统合的阶段，相当于生活样式相同或信息共有的群体，进入政治性统合或重组的阶段。
上图是依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董琦先生的想法制成的，显示出在王湾三期文化的范围内，嵩山南北两侧的陶器样式有所差异。
嵩山南侧的文化有较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要素，也吸收了长江中游流域的石家河文化要素。意思就是：位于较东边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的山东龙山文化要素变强的原因，是因为地理上的文化领域相连接的关系；这是一般都能理解的状况。就这点来说，王油坊类型所显示出来的，是河南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折衷性文化样式，至于要把它归在河南龙山文化中的文化类型，还是山东龙山文化中，很多时候与研究者的现代地域意识有关，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
如第五章所述，去讨论山东龙山文化的样式扩散，或讨论山东龙山文化不仅对山东半岛有影响，还扩散到河南省东南部的淮河上游流域、长江下游流域的上海附近，才是更有意义的事。而且，东龙山文化因为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嵩山南侧的王油坊类型相连，也和长江下游流域有交流与影响的关系。
二里头文化的文化样式（董琦2000年制图） 同样被视为二里头文化样式的范围内，还可区分为五个区域文化单位。嵩山南侧将来还有可能再增设一个文化单位类型。
王湾三期文化基本上也是以在地的陶器样式为母体，逐渐变化而来的，但也接受了鬹、单耳杯、高柄豆（高柄高杯）等起源于山东龙山的器种。就像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吸收玉器文化一样，黄河中游流域总是非常积极地引进来自其它地域的文化要素，显现出能够吸收各种信息的特色，这就是二里头文化以来，能在这个区域见到多样化文化要素的泉源。
广域范围的信息区在这个时期形成于长城地带，并在长城地带和与长城地带的区域内，促成鬲和窑洞式住屋扩散的现象。同样的，在广域范围内的物质或信息移动的时代性趋势，也反映出社会进化阶段的现象。
东京大学的大贯静夫教授注意到从王湾三期文化，转移到二里头文化阶段的嵩山周边遗址分布的变化。相对于王湾三期文化阶段遗址，散落地分布在各个河川流域的情形，二里头文化期以后，遗址密集分布于洛阳周边；而且，与王湾三期文化阶段相比，还会发现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其周围的大型聚落呈现等距排列的情况。
也就是说，聚落间存在着中心聚落，中心聚落的周围是卫星聚落，形成整齐的聚落网。在王湾三期文化阶段，如上述那样的聚落间阶层秩序，相对于山西省南部的陶寺类型的进化，洛阳平原王湾三期的社会进化显然是比较落后的。不过，陶寺类型并没有顺利维持社会进化上的领先地位，到了二里头文化以后，反而是洛阳平原的区域文化，在社会进化上超前了。
也就是说，在二里头文化阶段，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向心性聚落网形成了。二里头文化不仅在洛阳平原，它被区分为原陶寺文化的东下冯类型、三里桥文化的南沙类型、王湾三期文化的嵩山南侧部分的下王岗类型，形成了文化样式上的广域地域圈，这是令人深感兴趣的情形。一边以别种文化为母体，一边又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圈这个广域的文化信息带。这并不表示二里头遗址是政治统合体的顶点，而是说二里头文化是一个共通的文化样式。关于二里头文化期社会统合的具体内容，且在后文叙述。
寻找二里头文化的渊源
在思考二里头文化成立的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到河南省新密市的新砦遗址。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三期衍生出来的，这已经是一种常识了。但是，二里头文化是直接来自王湾三期的吗？关于这一点，意见就有些分歧了。
二里头文化基本上分为四期，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与王湾三期的关系。例如驹泽大学的饭岛武次教授认为：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与王湾三期文化终末期的媒山二期，有相同的陶器样式，所以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应该包含在龙山文化之内。然而，一方面他也认同前面提到的新砦遗址是王湾三期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联结点。
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编年 各器种明显出现连续性的器形变化。出现圆腹罐、盉、爵等新器种的二里头文化二期，是重要的划分期。
最早提出这个论述的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芝荃先生。赵先生认为龙山文化的王湾三期通过新砦，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其后，北京大学等调查团队发掘了新砦遗址，设定新砦二期，并在挖掘新砦遗址时，从层位关系，判断出王湾三期、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是一个有连续性的变化过程。而且，以新砦二期为新砦文化，是包含了二里头文化一期的阶段性文化，其变化的顺序应为王湾三期、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杜金鹏先生的看法。
说到这里，已经是陶器形式的定义与其分期的问题了，但这属于专家的专门领域，在此我只想以王湾三期、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的挖掘调查为背景，探讨其连续性的变化过程。总之，王湾三期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很明显地还存在一个新砦期的时期，而新砦文化期也包含了一部分的二里头文化一期。
在新砦文化期中，也可以看到后来成为二里头文化中心的伊河、洛河区域（洛阳平原）与淮河上游流域的颍河、汝河流域在陶器形式上的地域差别。
其中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在颍河、汝河流域的新砦遗址，发现了拥有三层环壕的城址。
这个城址的城墙从龙山文化终末期到新砦文化期都一直存在，但到了二里头文化早期时被废弃了。这个城墙的北墙长九二四公尺，东墙的南侧被破坏，只有一六〇公尺，西墙也只剩下四七〇公尺，南侧的城墙则被双泊河破坏了。被城墙围绕起来的部分，面积推测可达七十万平方公尺。城墙的外围，是沿着城墙的壕沟，而这个壕沟的外侧，还有东西长达一五〇〇的外壕。另外，位于城址内部的西南部分，地势较高的地方有内壕；这个部分的中心位置上，有一座东西长五〇公尺，南北宽一四．五公尺的大型建筑物。
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期，颍河、汝河流域就存在着这样的大型聚落遗址，这表示这个阶段的这个区域的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就是后来在颍河、汝河流域形成的二里头遗址中心性聚落。在此之前，二里头遗址这个中心聚落的成立就非常引人注意了，但是，更得注意的是：在黄河中游流域，像陶寺遗址。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这样，随着时期的更迭，大型聚落移动到不同地点的情形。
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张立东1996年制图）
进一步说的话，这个期间的社会性或政治性中心地是不固定的，而且是流动性的，这是值得注意的。还有，新砦文化期的中心在颍河、汝河流域，而这两条河流位于淮河上游流域，所以新砦文化有地利之便，能透过淮河上游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与山东龙山文化进行交流。由此可知，在新砦文化期与二里头文化期，得以汲取来自东方的文化要素，是有很大原因的。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
二里头文化以鼎为主体，二里岗文化以鬲为主体
在出现二里头文化的社会性发展的阶段里，二里头文化周围也存在着陶器样式不一样的文化类型。从河北省北部到河南省南部，是继承了龙山文化后岗类型龙山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系统的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与在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的中间地带，存在于辉河、卫河流域的辉卫文化，及与二里头文化的东侧邻接，从淮河流域到山东半岛的岳石文化。
给先商文化这个文化名称命名的，是北京大学的邹衡教授。邹衡教授依地域性，将先商文化细分为漳河型、辉卫型和南关外型。而邹衡教授的弟子——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先生，又把其中的漳河型与辉卫型合并在一起，称之为下七垣文化。之后，张之东先生将辉卫型的称呼改为辉卫文化，把先商文化漳河型改称为漳河文化，将两者做了明确的区分。在此，我把下七垣文化称为先商文化，有了先商文化的基础后，二里岗文化形成了。
相对于二里头文化以鼎为煮沸器具的主体，二里岗文化的煮沸器具主体是鬲。鼎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前期，足部是实心的三足煮沸器具。至于鬲，第七章已经说过，鬲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后期，足部是空心的三足煮沸器具。鼎与鬲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不相同。以鬲为基本煮沸器具的是先商文化，在先商文化的扩散过程中，二里岗文化在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以取代二里头文化的形式，建立起二里岗文化。也就是说，先商文化不断发展，其分布的领域发生变化后形成了二里岗文化。
意思就是：以郑州为中心，邹衡教授所说的南关外型，可以说是二里岗文化的前身。另外，二里岗文化是一边直接承接了先商文化的系统，一边又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的要素与邻接的岳石文化的要素而形成的。因此二里岗文化才是以二里岗下层、二里岗上层、殷墟文化的顺序延续的陶器样式，是相当于殷商王朝的文化。这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接点，近年来根据河南省偃师商城的调查，已经明确化了。偃师商城是二里岗文化的遗址，但是二里岗文化的中心城址，则是郑州商城。
关于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何者是文献上的都城，主要的判断观点有三个。
第一个观点是：偃师商城的建设阶段比郑州商城更早，有学者认为这里就是商王朝首代君王汤的建都之处——西毫。
第二个观点：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是同时期存在的两个都城，郑州商城是西毫，偃师商城是别都太甲桐宫，也有一说为偃师商城是同时期的副都。
第三个观点：认为偃师商城的建都年代稍晚于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出现的时间比郑州商城晚，比安阳殷墟早，是盘庚迁都的所在地——毫殷。
近年在偃师商城里发现了小城与大城，很明显的小城较古老，大城较新。这种情形应该是小城建设之后，利用小城的西墙与南墙和东墙的一部分，扩建而成大城的。
偃师商城与宫殿区 由小城变大城，宫殿区也经过数次的扩张。
问题是小城与大城的创建时代。从陶器形式来看，可以将偃师商城划分为三期七阶段。第一阶段是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后半并行的时期，第七阶段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文化白家庄期。小城的建期被认为是在第二阶段，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文化开始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仅已经开始使用宫殿，城外还有青铜铸造场所的遗址。
而将小城扩建成大城的时间，是第三阶段的时期。那是二里岗下层二期前半的阶段，宫殿被大规模地扩建成新宫殿，宫殿的北侧有堆积石块而成的水池，说明庭园水池的存在。第五阶段的二里岗上层一期前半时，增建了三号宫殿与建设了五号宫殿。第六阶段的二里岗上层一期后半，宫殿被废弃，到了第七阶段的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期），偃师商城走向结束。
此时再度成为问题的，就是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之间的关系。根据杜金鹏先生的解释，偃师商城第二阶段时的小城建筑是重点。
偃师商城第一阶段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二里头文化的母体与二里岗文化的母体，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势力。郑州商城在偃师商城第一阶段时，已经开始有人居住，这个时期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文化初始之期。郑州则如邹衡教授所指出的，在二里头文化期时，因为河北省南部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的影响，吸收了二里头文化与邻接的岳石文化的要素，存在着南关外型文化。南关外型是被称为先商文化的商王朝的前身文化，与被认为是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势力，处于相对立的关系。
偃师商城被建于夏王朝的中心地二里头遗址附近，而且建筑的时期接近二里头文化四期。杜金鹏等学者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事。
《史记．封禅书》中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述，如果说夏的都城斟鄩是二里头遗址，商的都城毫是偃师商城，周的都城是洛阳城（成周），那么这几个地方都在洛河附近。还有，就像《汉书．地理志》中，班固注里有「偃师，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述，《书序》郑玄注有「毫，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由以上可知，商王朝的初代君王汤灭夏后，建都毫于偃师附近。因此偃师商城的小城，才是符合上述记载的都城西毫。
还有，商的基础在二里头文化期的河北省南部的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其政治性领域扩张到郑州附近，形成了邹衡教授所说的南关外型。商王汤从据点郑州，消灭了夏王朝的都城二里头遗址，也就是文献中的斟鄩，建都城于邻近的偃师商城，并命名为毫。同一时期，郑州商城作为商的王都，也被建设起来。也就是说，关于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这里与上述第一到第三的观点不同，有了新的解释。
这正是历史记述与以物质文化数据为对象的考古学解释有了一定程度的一致的阶段，相当于本书「从神话到历史」这个标题的阶段。
夏王朝、殷商王朝的纪年年代
二里头文化已经达到王朝的阶段了吗？
如第二章已经叙述过的，现在中国把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文化财科学等多种领域联合起来，为了确定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三代的实际年代，组成了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专题组，以国家性的研究计划来进行。
中国最古老的正史《史记》中的「表」里，记载着事件年代，其中最早记载的年代是公元前八四一年的共和元年，在这之前的年代没有明确的记述。因此，例如商朝被周朝灭亡的正确时间，就无从断定，所以关于这件事的时间，也就诞生了很多种说法，有董作宾的公元前一一一一年说、陈梦家的公元前一〇二七年说，还有东京大学的平势隆郎先生最近提出的公元前一〇二三年说。
关于商王汤打败夏王桀，建立商王朝的年代，如果《竹书纪年》中「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 ，用岁四百九十六年」的记述确实可信，那么从商灭亡的年代往上溯四九六年，就是商王朝成立的年代。依照前面说的，那就是在公元前一六〇七年到公元前一五一九年之间。
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专题组现在已经进行到能对这样未知的年代，提出一定程度假设的阶段。尤其是放射性碳定年的测定，近年来使用了测定精准度有突破性成长的AMS法（加速器质量分析法），即使是甲骨文字出现以前的二里头文化或二里岗文化的年代，也变得能够断定出来了。藉由从前的放射性碳定年与树木年轮年代学，校正放射性碳定年的国际性基准成立了，确立了以此为基准，随机显示校正年代的方法。根据这样的AMS放射性碳定年，去思考未知时期的实际年代，这是近年出现的学术动向。以下简单说明，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专题组所提出的实际年代。
首先来看周武王败商纣王于牧野，建立周王朝的年代。根据一九七六年出土，名为「利簋」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上，有「克殷」的记载，同时也有木星的记载，而根据《国语》记载的克殷时的木星位置，从天文学的角度来推断，那时应是公元前一〇四六年。至于甲骨文字的出现，就像后面会提到的，应是在殷墟建都的武丁之后的事。甲骨文中有五次月蚀的记载，与天文学进行年代对比后，可以认为最后两次的月蚀时间是公元前一一八九年与公元前一一八一年，都是祖庚治世的时代。从武丁到商朝最后的帝王纣王的时期，大约是公元前一二五〇年到公元前一〇四六年。往前推算商朝建立的年代，依据放射性碳定年法，大约是公元前一六〇〇年。《竹书纪年》中又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可知夏王朝的治世时间合计为四七一年，所以说夏王朝的开始时间，可以认为是公元前二〇七〇年。
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
关于夏王朝的开始年代，由于夏王朝的治世时间的根据并不明确，所以不在此多做叙述。另一方面，关于成为年代定点的克殷时期，东京大学的平势隆郎先生对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专题组提出的说法，有详细的评论，并且提出了克殷的时间应为公元前一〇二三年的说法。本系列第二册将会有详细的讨论，请读者们参考。
我个人无法确定克殷时期的诸多说法中，何者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大概是公元前一〇五〇年左右吧！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再说商朝开始的年代，不管是从放射性碳定年法，或以「克殷」为起点来计算商王朝存续时间的《竹书纪年》来看，商朝开始于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的年代观与放射性碳定年法为基础的考古学性的文化年代，可以从本书上图所显示的内容，获得大致上的了解。
总之，就像前面提到的，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先后关系问题一样，偃师商城内的小城，是二里头文化四期以后创建的，很可能就是商的汤王灭夏的桀王后，在夏的都城斟鄩附近建立的都城「毫」。而从这个阶段起，正好就是考古学里二里岗下层文化开始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历史上商王朝开始的时候。大约是在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
至此，从考古学上的相对性年代关系，或综合文献史学、天文学、放射性碳定年法，了解纪年年代，可知商王朝的前阶段，就是二里头文化。
从西周时代的金文数据，可以知道比殷商王朝更古老的阶段里，有夏王朝这个有别于殷商王朝的政体。从编年学上来看，这个夏王朝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如此说来，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因此夏王朝是确实存在的朝代。
但是，讨论夏王朝是否确实存在的问题，我个人并不认为有什么意义。与其强调二里头文化相当于文献中的夏王朝，或是夏王朝确为初期王朝时期之事，更需要客观讨论的是，二里头文化是否已经到达王朝社会进化的阶段。更应该与在二里头文化以前的新石器社会中已显示出先进的阶层构造的陶寺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山东龙山文化进行比较，以探讨二里头文化与这些文化的社会进化内容是否相同，以及是否已经进入到社会系统发达的阶段了，这些才是更需要讨论的问题。
夏王朝的发展
开始宫廷仪礼的二里头文化
文献史料上所说的夏王朝，指的就是二里头文化，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但是，须再三强调的是：虽然说夏王朝就是二里头文化，但文献史料上记载的夏王朝内容，却未必得到证实。况且，二里头文化是否已经完成王朝政治系统了呢？要从文献史料的内容证实这一点，可以说是不太合理的。
因为被认为是证据的文献史料，是以战国时代以后的历史观为背景，所写出来的历史，与根据殷商王朝的甲骨文或金文资料等的同时代的文字数据来证实的历史，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还有，如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专题组提出来的，殷商王朝始于大约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太平御览》第八十二卷引用了《竹书纪年》中，夏禹到桀有十七代，共四百七十一年的记述，因此认为禹在公元前二〇七〇年创建了夏王朝。因此，夏王朝的开始是相当于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还是相当于新砦文化期等的相关议题今后将开始被讨论。然而，这些议题还是无法超越设定范围吧？所以必须从考古学处理的物质文化数据，去判断这个时期的历史性性格。
因为被称为「夏王朝」，所以读者们的脑中，难免会对这个时期持有文明化王朝的既定印象。但希望读者们不要有这种既定印象，因为夏王朝本身就是个谜。
在考古学上，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前面已经说过二里头文化一期往上溯是新砦文化期，而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就在颍河、汝河流域。二里头文化期以后，说到聚落据点的话，则位于伊河、洛河流域的二里头遗址，是最大的遗址，因此可以认为中心聚落发生转移的可能性。
二里头文化有一～四期的时期区分，但以什么做为划分的界线，或做为历史性评价的分界点又在哪里呢？关于这一点，学者们的看法各异。
从陶器样式来看，我认为二里头文化二期与从新砦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有很大分界线，所以我觉得二里头文化二期，是一个历史性的区分时期。也就是说，从新砦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一期，新砦文化期的社会、文化中心在颍河、汝河流域，但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后，社会、文化的中心移到了伊河、洛河流域。比较一、二期的二里头遗址时，会发现二里头文化一期时，遗址的面积较宽阔，中心聚落的形态也很清楚，但更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址中有宫殿的建筑。
二里头遗址的东西最长达到二千四百公尺，南北最宽可达一千九百公尺，面积相当于三平方公里。而一九九九年时，这个遗址的东端还被发现了宽十公尺的壕沟。当初这个壕沟曾经被认为是防御用的环壕，但是后来确认这个壕沟是取土之后形成的沟状遗址。像这样大规模地挖取泥土用于建筑的行为，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前，在二里头遗址里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三期宫殿建筑，是一号宫殿基址与二号宫殿基址。但是二〇〇一年，又在二号宫殿基址的下方，挖掘到新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个新的大型建筑基址，就是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宫殿基址，也就是三号宫殿基址。在被南北长一百五十公尺，东西宽五十公尺的回廊围绕起来的宫殿基址中，有北院、中院、南院等三个中庭，主殿便位于中院内。并且中院和南院里有五座中型墓，墓内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原始青瓷等丰富的陪葬品。
此外，三号宫殿基址的西侧，还有同时期的五号宫殿基址。并且，沿着这些宫殿的基址的，是被规划得井然有序的完整道路网。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已经存在着、用道路来划分宫殿区的都市计划了。
二里头遗址的遗址分布 沿着区划出来的道路边有宫殿区，宫殿区的北侧是祭祀遗址，南侧有铸造场的遗址。
从宫殿区划分完整这点看来，可以认为二里头文化二期阶段是一个大的分界点。二里头遗址里除了宫殿区外，还有位于北侧，用来举行祭仪的祭坛。祭坛一般会在直径五公尺以内的基坛上排放一层到两层圆形土丘。但Ⅵ区八号祭坛的直径有八．五～九公尺，基坛的中央有一个圆土丘，这个圆土丘被六个圆土丘围绕，再往外，又有十二个圆土丘，形成了两层的围绕。这就是文献上所谓的「坛」。
此外，这里也发现了文献中的「墠」，那是相当于平面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在浅半地穴的内部，有用人类的脚踏平变硬的整齐土层，不过也有烧过的土层地面。「墠」也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祭仪的具体内容到底为何，目前尚不清楚，但祭祀用的空间是固定的。还有，宫殿的南侧有铸造场的遗址，那是青铜铸造工坊区。如此看来，这是一个在政治的中心性空间里，也存在着祭祀空间与专业化工人组织，有着平等区分，形成共同存在都市空间。
以沿着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一号宫殿、二号宫殿的形式，被区画出来的道路网上，发现了城墙的痕迹。围绕着宫殿区的城墙具有防御性的功能，与现在北京的内城紫禁城城墙相同，也就是所谓的宫墙。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右图）：二里头三期时，有城墙将一、二号宫殿与宫殿区围绕起来，形成宫墙。
二里头遗址的祭坛（左图）：Ⅵ区八号祭坛
那是东西约三百公尺，南北约三百六十到三百七十公尺的长方形城墙。从有城墙这点看来，比起二里头文化二期，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都市机能性更高了。从都市的特征来看，相对于后来商王朝的建筑物对准正北而建，二里头遗址的建筑，则是朝着磁北偏西约五到十度为基准而建的。像这样可以称之为都市计划的规格，在二里头文化二期阶段，就已经存在；而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宫墙，可以说都市计划更加发达了。
在一号宫殿南北长一百公尺，东西长一百零八公尺的基坛上，有回廊围绕，中心轴的位置上列有门与殿堂，两者呈一直线，并且中间有中庭。另一个二号宫殿的基坛，南北长七十三公尺，东西长五十八公尺，规模比一号宫殿小，位于一号宫殿东北侧一千五百公尺的位置上，其构造与一号宫殿几乎相同，但是在南回廊上的主门与殿堂，并不在同一条轴在线。
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左）与二号宫殿（右）。
殿堂的北侧与北侧的围墙之间，有一座大型墓。遗憾的是这座大型墓已被盗墓者破坏，无法得知墓中有多少丰富的陪葬品。不过，根据调查所见，这个坟墓应该与二号宫殿是同一时期的东西。从坟墓的角度看向主门，两者的中心轴是一致的。
林巳奈夫先生认为应该视二号宫殿为大墓的附属建筑，是举行仪式用的始祖庙，与祭祀祖先、举行仪礼活动有关。这显示，宫廷仪礼已经开始了。
如果从这个观点看的话，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三号宫殿，很可能也是墓葬的附属建筑，是拥有同样机能的宗庙，举行仪礼活动的场所。
这样的宫廷仪礼，可以说是为政者在始祖庙行使权力，将其权力正当化的仪式吧！很难不把这种仪礼的存在，视为接近王权的状态。
蕴藏丰富铜矿岩盐的中条山脉，是二里头文化的关键
二里头遗址发展到三期后，不仅遗址在发展，二里头文化也进入社会性蓬勃发展的阶段。前面说过，二里头文化一边以伊河、洛河流域为中心，一边又分为山西省南部的东下冯类型、渭河下游流域的南沙类型、往嵩山南侧散开的下王岗类型。这些类型的陶器样式虽然大致类似，但是不能确定它们是否已经形成一个社会群体的政治性区块。
陶器样式的统一，未必等于政治群体的统一单位。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生活样式相同或信息共有的区域吧！即使是今日，就算使用相同语言，却不属同一国家的地方也很多；相反的，也有使用不同的语言或过着不同的生活形态的族群组合，形成一个社会群体国家。读者们对这种情况应该都很了解吧！只因为生活形态类似，就归为同属一个政治性的社会群体，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二里头文化中令人注意的伊洛系陶器，是伊河、洛河流域的特征性陶器。而伊洛系陶器是如何传入周边地域——例如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分布地域的呢？京都大学的秦小丽女士进行了这方面的调查。假设，伊洛系陶器的流传，是因为生活在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伊河、洛河人们的迁移行为。
邻近伊河、洛河流域的中条山脉南麓，很早就有伊洛系陶器的传入，而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后，传入的程度更加明显。商王朝成立后才筑城的垣曲商城遗址中，伊洛系陶器占所有陶器比例的百分之八十四；被称为先商文化辉卫型地域的河南省焦作市府城遗址，也差不多是那样。府城遗址始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后，主体陶器是伊洛系陶器，而不是辉卫类型陶器。还有，这个遗址在二里岗下层期时，曾经被殷商王朝做为城郭之用。
根据前面所说的假设，可以解释为住在伊河、洛河流域的人们，迁移或往来的行动是政治上的联系。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是二里头文化范围内，伊河、洛河流域的直接统治领域，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时的扩展行动越过了黄河。更可以解释为二里头文化时期，伊河、洛河流域的人们迁移的场所，在殷商王朝成立后，对征服者殷商王朝而言，是军事性的据点，形成殷商王朝的城郭。
另外，河南省辉县孟庄遗址作为龙山文化期的城址而为人所知，但是二里头文化二期在龙山文化的城址上筑了城墙，成为少见的二里头文化城址。根据秦小丽女士的研究显示，把这里当做城址使用的二里头文化三期，伊洛系陶器是主要的陶器系统。
伊洛系陶器在邹衡先生与张立东先生提出的先商文化辉卫型（辉卫文化）分布范围内，比重是高的。而且从这里建造了二里头文化期少见的城址这一点看来，这个地方很可能担任着二里头文化的前线基地角色。也就是说，当时政治领域的扩展，有可能与二里头遗址的扩大期相呼应。
大师姑遗址 二里头文化中少数的城址遗址，位于二里头文化区域的边界，是军事要塞。
最近，河南省荥阳市大师姑遗址，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后半期的城址，存在于城墙周围的环壕南北长六百二十公尺，东西长九百五十公尺，是稍微有点变形的长方形城址。这里的城墙筑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并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时增建。这个大师姑遗址的位置在二里头文化的伊河、洛河流域东端，也可以说是二里头文化的东端，是二里头文化的前线基地要塞。
然而伊洛系陶器越过黄河往北扩展的现象引人注意的原因，就在中条山脉。中条山脉蕴藏着丰富的铜矿和岩盐，为了所需的青铜和盐的原料，二里头文化于是展开社会范围的扩展行动。前面的假设，其意思不就是：二里头文化的人们为了得到原料，而展开迁移与往来的行动吗？这是以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的想法为基础，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刘莉女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星灿先生所发展出来的见解。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是消费地，与提供原料给消费地的供给地，是存在着有政治性的地域间关系。我觉得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见解。
但是，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伊洛系陶器的扩展动作却快速地收缩，孟庄遗址的城址也在这个阶段停止使用，伊洛系陶器的比例也减少，先商文化辉卫型的陶器占据了主体的位置。在这个阶段里，先商文化辉卫型与先商文化漳河型的分布，范围变得明显，伊洛系为主体的分布范围，缩减到中条山脉以南的伊河、洛河流域。在此之后的发展，如叙述偃师商城的成立时所说的，先商文化漳河型系统出现，与商王朝的成立息息相关。
青铜器的出现
重视酒器的二里头文化
如同第七章已经做过的说明，纯铜与青铜等的铜铸造技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以后，就扩展到以中国西北部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流域。渐渐的，中国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辽西地区等地方的长城地带，酝酿出有同一性的青铜器特征。相对长城地带的青铜器，二里头文化生产了与长城地带不一样的青铜器。二里头文化一期里，只发现了两枚青铜刀的残片，青铜器真正出现在二里头文化的阶段，应该是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的。二里头文化二期里除了出现了青铜的刀、锥等工具外，还出现了青铜铃。
但青铜器正式兴起的阶段，则是二里头文化三期。在这个阶段里，除了二里头文化二期可见的青铜刀，还有斧、凿等工具，以及青铜铃及牌饰、圆形器、圆泡等丰富的装饰性器物。不只上述的东西，戈、钺或镞等青铜武器也出现了，还出现了与长城地带的青铜器，基本上不同形态的青铜容器。
这些被称为青铜彝器的礼器，例如二里头文化三期的爵。爵是三足的饮酒用酒器。爵或铃与礼器以外的武器、工具、装饰器物不同，在铸型上是由内模与外模构成的「复合笵」，这是长城地带所没有的高度铸造技术。而且爵是酒器，铃是乐器，两者都是用在礼乐上的器具。就像前面说过的，长城地带的青铜器以随身装饰器物与武器为主，在这个阶段时，还没有与祭祀或仪礼有关的青铜制器具。这一点是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独特性与特色。
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除了爵之外，还有斝、盉等酒器，并且有了青铜器的鼎。随着青铜彝器的日渐齐备，二里头文化青铜彝器中的酒器最被重视。但，酒器为什么最被重视呢？
从陪葬品的内容可以了解死者生前的社会阶层和身分地方
要了解酒器被重视的原因，就必须注意墓葬中的陪葬品。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解读阶层构造时，就会注意到陪葬品的内容组合与墓圹的大小；想解读二里头社会时，也可以相同的观点去试着了解。然而，二里头文化至今还没有发现相当于王墓的大型坟墓。是原本就不存在那样的大型墓呢？还是存在着那样的大型墓，只是还没有被发现而已？这个问题会大大的影响社会构造的评价。现在暂且不碰触这一点，就先从别的角度来探讨问题吧！
青铜礼器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前的二里头文化一期与二期的阶段，社会阶层是什么样的呢？因为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墓葬数据比较少，所以就把探讨的主体放在二期上，从墓葬的构造与陪葬品来了解阶层构造，分析其中可以分成几个等级。从陪葬品的内容组合看来，至少区分为以下的五个等级。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陪葬陶器（1～8）与青铜器（9～14）的比较 陪葬品从以酒器（盉、爵）的陶器为主，转换成青铜彝器。（1、9盉，2白陶鬹，3、11爵，4觚，5三止皿，6豆，7盆，8罐，10斝，12鼎，13铜牌饰，14铃。）
没有陪葬品的，或只有极少数陪葬品的，是最下面的等级；其次是有鼎、罐、盆、豆（高杯）等基本日用陶器陪葬的等级。再上面一点的等级则是除了有上述的日用陶器作为陪葬，或没有那些日用陶器当陪葬，都有爵与盉、鬹等酒器陪葬。爵与盉、鬹是注酒的酒器，与像杯子一样的觚是饮酒器。和上述的坟墓比起来，更上一层等级的坟墓不仅墓圹比较大，还使用了木棺，棺内也会撒有朱砂。至于最高等级的上位阶层者的墓，除了拥有上述的种种陪葬品外，还有玉器、铜铃等陪葬品。以上，共有五个等级的阶层差。
从最上位的等级往下，且用A、B、C、D、E级来称呼。从这样的阶层表，可以看出酒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像在第九章已经说过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已出现用酒器来表示社会阶层与社会秩序的现象了。
二里头文化的阶层构造 从陪葬品的内容与墓圹的大小等情况，分为五个等级。
在二里头文化的阶层秩序里，阶层下位者有鼎、罐、盆、豆（高杯）等日用陶器，阶层上位者还可以拥有酒器，这样的区分比山东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更接近较早阶段的大汶口文化的身分标识。这或许是因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是以王湾三期文化为母体的，而王湾三期文化则接受了大汶口文化后期的文化影响。总之，同样是黄河中游流域的龙山文化陶寺遗址并无这样的身分秩序，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为了维持社会阶层秩序，于是导入了源自其它地区的礼制系统与宗教系统。
还有，在河南省洛阳市东马沟遗址与河南省伊川县南寨遗址里，使用的是白陶制的酒器盉、鬹。这种白陶酒器也和白陶一样，是带有附加价值的东西，与大汶口文化的情形一致。像这样属于C级的坟墓，二里头遗址以外的大规模聚落里也有发现。
另一方面，在陶寺遗址也可以看到的，只有阶层最上位者才能拥有的铃，以铜铃的形态被保持下来了，这是因为继承了地域性传统的关系吗？或许铃在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省南部，也就是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领域里，代表社会组织或政体中的精神基盘。从这一点来看，目前只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有A级的墓葬，就可以看出其意义。以二里头遗址为顶点的社会秩序，已经发展出来了。
能够明确地显示二里头文化三期阶层构造序列化的，就是二里头遗址墓地中酒器的青铜制品专门化。青铜爵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话说至此，读者们对二里头文化，或者说是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的意义，应该多少有些了解了。中原青铜器是身分的标识，也是发展礼制与礼乐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