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金石学书籍《西清古鉴》里，有青铜制鬹的记载。因为实物已经不存在，所以无法具体的了解，不过，应该是把陶制的鬹，转换成青铜制的东西。从这一点可以明白，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生产，已经发展到超越位阶标识的更高方向了。而且，代表阶层秩序上位者的青铜礼器，只见于二里头遗址。可以说在二里头文化二期阶段显现出来的，以二里头聚落为中心的阶层构造，更加明显化了。从二里头遗址里有铸造场所这一点看来，显示二里头文化的首长在礼制上也进行了一元化的管理。这样的首长不是接近于王权拥有者吗？
青铜制鬹 清代的《西清古鉴》中的青铜制鬹的图示。
不过，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二里头遗址范围以外的地方，似乎也出现了青铜礼器。例如河南省荥阳市西史村与高村寺、河南省新郑望京楼、安徽省肥西等地方，就发现了爵、斝、铃等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这意味着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时，使用青铜礼器的阶层秩序范围，在空间上扩大了。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伊河、洛河流域以外的区域群体，感觉上也因青铜礼器而被编入阶层秩序中。看起来就像是发展出更广域的统治结构了。
另外，起源自山东龙山文化的玉璋、柄形玉器及兽面纹铜牌上的兽面纹，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玉璋或兽面纹是吸收自其它区域的祭器与祭祀表现。二里头遗址中属于A级的人们，拥有柄形玉器或兽面纹铜牌的陪葬品，而其上面的兽面纹，继承了来自长江下游流域的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系统。兽面纹在商王朝的二里岗文化期时，被定型化为饕餮纹，但是，二里头文化中，柄形玉器或兽面纹铜牌装饰兽面纹的目的，或许是想和良渚文化一样导入神政权力。只是，如图表148所显示的，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是透过山东龙山文化的兽面纹，直接与二里岗文化的饕餮纹相连结。而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不管怎么看，都觉得类似长江中游流域石家河文化的人面纹。
兽面纹的比较 良渚文化（1反山12号墓出土玉琮、2瑶山2号墓出土玉琮），山东龙山文化（3两城镇遗址出土石锛），二里头文化（4二里头遗址K4号墓出土玉柄），二里岗文化（5盘龙城王家嘴1号墓出土铜鼎饕餮纹）。
不管真伪如何，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吸收了许多来自其它地域的精神象征，读过第九章的读者们应当已对此有所了解了吧！
这是利用多样的地域精神基础与信仰，回避之前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矛盾，以达成社会进化的手段。从各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社会，吸收多种的阶层系统维持装置，或许就能超越之前的首长制社会，确立王权的社会。
起源于西北的卜骨，在二里头文化期也常被拿来使用，这应当也是当时引进的多元性祭祀的一环。不过，以保证阶层系统的仪礼为基础建立的位阶制虽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逐渐形成，但广域性的位阶系统，究竟是否被二里头文化全体接受，还存在着疑问。从都市机能与仪礼系统来说的话，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尤其到了三期时，已经很明确的，拥有被称为初期国家的条件了。然而，这是否真的已经到达初期国家的阶段了呢？
殷商王朝的出现
最新发现的大型都城遗址
前面已经说过，二里岗下层文化以后，就是殷商王朝的阶段。殷商王朝的时间约有五百五十年，其间并非一直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中心。之前以郑州二里岗为中心的陶器编年，和以殷墟为中心的陶器编年之间，存在着型式上的隔阂，要说明它们的连续性是个问题。二里岗编年分为二里岗下层、二里岗上层，然后上、下层又各有一、二期之分。其中二里岗上层二期相当于郑州白家庄期。
至于殷墟方面，也以墓中的陪葬陶器为中心，进行了陶器编年的分期。目前，殷墟文化基本上分为四期。殷墟因为出土了甲骨文而闻名，而根据董作宾先生从甲骨文的字体与内容，将甲骨文大致分为五期。从甲骨卜辞上记载的王名，甲骨文的五期分别为：Ⅰ期是武丁，Ⅱ期是祖庚、祖甲，Ⅲ期是禀辛、康丁，Ⅳ期是武乙、文武丁，Ⅴ期是帝乙、帝辛。用陶器编年来说的话，甲骨文Ⅰ、Ⅱ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甲骨文Ⅲ、Ⅳ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三期，甲骨文Ⅴ期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
《古本竹书纪年》里有「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与「殷在邺南三十里」、「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间更不徙都」的记述，还有《史记．项羽本纪》的「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述看来，殷墟就是商朝自第十九代的盘庚迁都的殷。但是，从殷墟出土的陶器，有一大半是第二十二代的武丁以后的器物，可见这中间存在着必然的年代差。这样的矛盾要如何解释才好呢？确实是有些争议。
不过，近年来又发现了两处大规模的遗址。其中一个是离郑州商城西北约二十公里的郑州市石佛乡小双桥遗址。小双桥遗址的总面积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尺之大，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大规模的版筑基坛、青铜器铸造场所、人牲坑、动物供品坑等祭祀遗址。关于小双桥遗址，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是与郑州商城不同性质的都城，或者是郑州商城的副都，是用于举行祭祀仪式的空间。但是，从小双桥出土的陶器属于比二里岗上层一期更晚的阶段，是郑州商城衰退后的产物。
另一个大规模的遗址是河南省安阳市洹北商城。这是位于殷墟一．五公里的新都城。殷墟与郑州商城等地不同，因为没有城墙，所以很自然地被怀疑不是商朝的首都。但紧邻殷墟，位于殷墟北侧的地方，发现了东西长约二千一百五十公尺，南北长约二千二百公尺的城墙，并且城墙的内部还存在着宫殿的都城。
商文化的编年 从这个图表可以明白地看出各种陶器的器种从二里岗文化到殷墟文化期的连续性变化。
在这个都城里发现的陶器，其形式延续了小双桥遗址的陶器形式，也与殷墟第一期的陶器形式相连结。也就是说，之前存在于郑州白家庄下层期与殷墟文化第一期之间的陶器形式年代空白阶段，相当于在这个遗址里所发现的陶器形式。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唐际根先生等人，依这个事实将从二里岗下层到殷墟的商代，分为三期。这三期就是早商期、中商期和晚商期，这三期也分别相当于图表132所示的郑州商城（二里岗下层～二里岗上层一期）、小双桥遗址（白家庄期）与洹北商城、殷墟。
依殷商王朝的世系来看的话，早殷商期相当于天乙（汤王）—太丁—太甲—太庚—太戊的五世代九王期，中殷商期相当于中丁—袓乙—袓辛—袓丁—小乙的五代十二王期，晚殷商期相当于武丁—帝辛的七代九王期。而第十九代王盘庚迁都于殷，殷就是洹北商城。应该把洹北商城到殷墟视为一体，而这个一体也就是殷。
还有，在中殷商期的中丁～小乙的期间，《史记．殷本纪》有如下的记述：「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可见这是一个经常迁都，不安定的王权阶段。这意味着小双桥遗址，很可能就是第十代的中丁迁都的隞。
总之，殷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从郑州商城依序移动到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殷墟，在此试将各个都城时期的历史性变迁做个还原。另外，本书将以殷商前期、殷商中期、殷商晚期，来代替唐际根先生等人所使用的早殷商期、中殷商期、晚殷商期的称呼法。
殷商朝的第一代汤王灭夏，在曾经是夏的中心地伊河、洛河流域建偃师商城为都。以此地为都城的用意，除了表示占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监视、管理夏的子民。此外，同一个时期里，郑州商城是殷商的南进据点。郑州商城是由南北长一千八百七十公尺，东西长一千七百公尺的城墙围绕而成的。现在河南省省都郑州市这个大都市的中心部，还残存着巨大的城墙。现在还能看到三千六百年前的都城，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事情。
郑州商城是南北较长的长形都城，其中心地区位于城内的东北角，这里的宫殿区与偃师商城一样，有宫殿也有园池。宫殿里有园池是东亚都城构造的原点，也是王权的象征。
郑州商城
从都城的大小看来，郑州商城比偃师商城大，所以可以说郑州商城才是殷前期的中心地，是王都。另外，郑州商城在二里岗文化下层期，在现在还残存着的城墙的外侧，还筑有外城。从南城墙往南约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东西长约五公里的外城墙。这个外城墙的建造与偃师商城从小城扩建为大城，可以说是相同的动向，不过其规模更大。从这一点看，也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中心都城是郑州商城。
然而，二里岗下层期，除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外，还有山西省夏县东下冯、山西省垣曲商城、河南省焦作市府城、湖北省黄阪县盘龙城的筑城。这些城的规模如上表所示，如果说郑州商城是第一级的话，偃师商城是第二级，其它商城是第三级。郑州商城光是内城就比偃师商城的大城还要大，而且内城的外面还筑有外城，与其它商城的规模差别一目了然。还有，这些城址都建筑在二里头文化聚落的上面，存在于二里岗下层期与上层期，而在郑州白家庄期前后失去其机能，这大致上对应了郑州商城作为城址机能时期的动态。
二里岗文化的城椁规模。
第三级的府城中心宫殿是拥有中庭的四合院建筑，但其规模比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宫殿区简单朴素。从这样的都城出土的陶器，有别于周边的在地性陶器，是属于二里岗下层、上层期的陶器群，呈现出殷商朝人移居到殖民地所建的前线基地样貌。只从这样的商朝都城扩建，就能看出商王朝政治面上的扩展，也就是统治领土的扩展情形。和二里头文化期相比，可以看出商朝的政治系统有了飞跃性的革新。
另外，东京名誉教授松丸道雄先生从甲骨文与金文的资料分析中，认为王朝的首都「大邑」之下，有氏族邑的「族邑」做为从属，并且「族邑」之下还有多数的小「属邑」，这些「邑」形成了金字塔型的累层构造关系，所以松丸道雄先生将这种情况的国家命名为「邑制国家」。就像第八章说过的，从聚落的规模看到的阶层构造，已经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各地了。松丸道雄先生将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聚落间阶层构造，归纳为「大族邑」与「小族邑」这样的累层性关系。
关于这一点，一般认为商王朝的王城，是为了统合「大族邑」以下的聚落而被建立起来的。其模式为以大邑（王城）（数百公顷）、大族邑（数十公顷）、小族邑（数公顷）、属邑的阶层构造构成邑制国家。但这种从聚落的规模来看阶层分化的情况，其实是相当任性而不明确的。
说大邑（王城）就是二里头文化期的二里头遗址，并无不可。但如此说来，二里头文化期是已经处于邑制国家的阶段了吗？那么，以拥有巨大城墙而自豪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山西省陶寺遗址，也可以说是大邑（王城）了。所以，要设定历史性的时代划分点时，超越原有的区域群体范围，统合聚落构造的阶段是很重要的。二里头文化期之前的聚落间阶层构造是明确的，但是，那是在旧有的文化领域范围内，聚落间的相互阶层构造，并没有显示出政治上的统合。在此意义上，殷商王朝的城址可以说正转换到含有政治性意义的大领域多层构造。不得不说，这正好反映了古代国家的邑制国家的情况。
采用商王朝特有墓制的棺椁构造
那么，这个阶段的精神基础是什么呢？在二里头文化期，透过青铜礼器与白陶的位阶系统礼制，到了殷商可以说已经定型而确立了。那是藉由青铜彝器展现位阶系统的礼制。
因为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至今还没有发现相当于王墓的最高阶层墓葬，所以无法在墓葬构造上，正确地表现出阶层构造的复杂化，不过，可以看出相同规范位阶系统的层面性扩展。这是能藉由青铜彝器的组合，了解同一位阶系统的位阶表示法。如同「问鼎轻重」的典故般，在中国古代，鼎的数量与是否拥有其它青铜彝器，是贵族层身分秩序的表示。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愈伟超先生，以周代用鼎制度这个名词，简单明了地叙述了上述的制度，但以青铜彝器为位阶制度的制度化阶段，就是殷商王朝期。夏王朝期的青铜彝器，即使在二里头文化的样式之中，也只仅限出现在二里头遗址的周边。而在该周边区域，是藉由白陶，以酒器为中心来表示位阶的区域，还不能拥有青铜彝器。而且，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彝器，也几乎只限于爵、斝、盉等酒器。到了后来的二里头文化终末期的二里头文化四期时，青铜彝器也已扩散到淮河上游流域，以二里头文化性的礼制，进行政治支配的情况扩大了，可以说原有的二里头文化领域，几乎全被纳入在内了。
商文化的青铜彝器 以二里岗的青铜彝器（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来显示商文化的青铜彝器。青铜彝器有煮沸器具（1鼎、2甗）、盛食器具（3簋、4盘）、酒器（5斝、6爵、7觚、8盉、9尊）等。商中期以后，盛酒器卣变得普遍化。
然而，到了二里岗文化以后的殷商王朝，即使位处相当偏远的地区，例如湖北省黄陂盘龙城与河北省藁城县台西遗址中，也可以看到使用同样规范阶层标识的青铜彝器，而且采用了二里头文化所没有的棺椁构造墓葬。礼制在广大的区域被执行，并将殷商王朝带到了顶点，表示这个时期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时期，拥有更大领域的组织性集团，而这个领域就是政治性的领域。
还有，当我们去注意显示阶层构造的陪葬器种时会发现，在二里头文化期的器种构造阶层化方式，类似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期的方式。也就是阶层上位者独占爵与斝等酒器的方式。
另一方面，二里岗文化期以后的商王朝青铜彝器中，鼎、罍是显示阶层构造上位者的器种。阶层下位者只能用觚等酒器做为陪葬。这种身分标识的方式已经在第九章叙述过，是接近山东龙山文化期的方式。理解了礼器出现变化的同时，就能知道其理念背景是不同的。
以夏王朝来说，大汶口文化的身分标识是其礼制的背景，但是，成为夏王朝母体的黄河中游流域，在大汶口文化后期时，受到强大的大汶口文化影响，在这样的背景基础下，朝王湾三期及二里头文化期推进，这是在自己的区域里发展、酝酿出来的礼制。至于商王朝的情况，商王朝一边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的精神文化，一边又以山东龙山文化期的东西为新的礼制样本。由此显示出来的，是商王朝开启先商文化下七垣类型，吸收了邻接的山东龙山文化的礼制规范吧！从商代开始出现的饕餮纹，如图表148上所做的比较，与其说它来自二里头文化，我觉得它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兽面纹，更有直接的系统关系。
殷商王朝因为吸收了多元性的精神基础，所以变得能够管理更加广阔的地域文化与人类群体。也就是说，能够统理广阔领域的这个背景，成为了吸收各个区域的固有精神基础，并且拥有在其上位处，藉由新的精神基础，形成社会秩序的必要性。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青铜彝器以外的事物时，二里头文化里所没有的，在二里岗文化以后，殷商王朝领域内的墓制所采用棺椁构造，尤其引人注意。在地面下筑成被称为椁的空间，然后把棺木放置在椁这个空间里，棺椁构造是新石器时代被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用来做为位阶标识的墓制。商王朝在墓制上采用了棺椁构造，并且也以此做为位阶的标识，表明了采用其它地区的礼制秩序的事实。这一点也暗示了在与山东地区的关联上，商王朝比夏王朝更密切。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在殷商后期时，山东省青州市苏埠屯墓地，出现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的地方首长墓。根据以上这点，可以说殷商王朝已经处于获得王权的阶段了。
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 盘龙城是二里岗文化期往南方发展的前线基地，这里发现了棺椁墓。
广域的地域统治方面，青铜器的原料流通这一点被注意到了。在分析青铜器的方法中，有一种利用荧光X射线的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法。这是从铅的同位素比值，来鉴定产地的方法。因为铜矿石里含有铅，铅同位素比值所显示的产地，也就是铜矿石的产生。日本别府大学的平尾良光教授就在进行这种分析研究。
根据这种分析的结果，相较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原料来自华北与黄河下游流域，二里岗文化以后的商王朝的青铜器原料，很明显地来自华北与黄河下游流域以外的地区，是四川省等长江上游流域的南方铜矿石。殷商王朝的青铜器原料来自更遥远的区域，这表示殷商王朝所统治的领域是更广阔。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货贝上。货贝也是二里头遗址里的墓葬陪葬物品，但到了殷商王朝时，这种以货贝为陪葬物品的墓葬更多了。根据熊本大学的木下尚子教授等人的研究，那些货贝极可能采集自中国的东南沿海。
殷商后期的王都是殷墟，但殷墟却出土了许多并非栖息在其周边的禽兽类骨骸。例如殷墟西北岗三十五号墓便出土了象的骨头。其它还有乌苏里熊、虎、豹、犀牛等动物，都是来自别的地方，献给商王的东西。
铜矿石或货贝等是经过什么管道，进行流通的呢？这当然是个问题，而殷商王朝又是以什么为交换财，来和这些原料产区进行交换的呢？总之，藉由与殷商王朝有政治关系的区域首长进贡的王权系统，物资聚集到王都的说法，应该是很恰当的解释。握有这样的资源的王，实现了统一性的青铜器生产，这样才能统一地分配作为礼制之钥的青铜彝器给属下。
甲骨文 从公元前1250年的商朝后期所使用的文字。刻画在龟甲或牛的肩胛骨上的细线文字。
支撑王权的种种供品祭礼
那么，支撑这样的王权社会系统，就只是前面所述的制定身分标识的礼制吗？殷商中期的二里岗上层二期的白家庄期的小双桥遗址里，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牛或人的牺牲坑，可见此一时期的供品祭祀活动频繁。供品祭祀已经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以黄河中游流域为中心的祭祀行为，到了殷商王朝，这种祭祀正式化了，尤其是殷商后期，也就是殷墟期的供品祭祀坑更显凸出。
祭祀祖先是显示王权正统性的宫廷仪礼，供品祭祀是夸示王权力量的仪礼，两者都是殷商王朝的王权之钥。另外，殷商王朝盛行的卜骨，会将祭祀的内容记载在卜骨上的甲骨文，也是与王的祭仪相关的东西。祭仪也是支撑殷商王权的重要社会系统。京都大学的冈村秀典先生以此为依据，称商王朝为祭仪国家。我认为这个名称相当恰当。
被认为是盘庚迁都所在的洹北商城，被东西长约二千一百公尺，南北长约二千二百公尺的城墙围绕，宫殿区就在其中央部位。目前已被发现的是一号宫殿与二号宫殿，一号宫殿是东西长一百七十三公尺，南北长九十公尺的大型建筑物。回廊与主殿连结，环绕着中庭，呈「口」字形，这是所谓的四合院。主殿的前面与门的附近有人牲或动物牺牲的祭祀坑，而中庭是举行祭祀祖先等宫廷仪礼的地方。
洹北商城
殷墟位于洹北商城的南侧。洹河和环壕围绕着王宫与宗庙，其西北是王陵区，王宫与宗庙附近有后岗墓地，其西南有郭家庄墓地，再往南有三家庄墓地，西侧还有西区墓地，均以王宫宗庙为中心。殷墟就是宗庙与墓地的组合，呈现出祭祀城市的样貌。殷墟在武丁期之后正式被使用，而盘庚之后的十二位商王中，除了最后一位商王辛帝外，其余十一位很可能都葬在西北岗的王陵区。诚如王墓被称为亚字形墓般，方形的墓圹有墓道往四个方向延伸。墓圹内是棺椁构造，应有丰富的陪葬品，但王墓大半都已遭受盗墓者的窃取与破坏。
西北岗的大墓全部都不是亚字形墓，但正好相当于十一位王，这里共有十一座墓基，分为东区四座墓基，西区七座墓基。商王以十干为名，以丁和乙为名者，分为丁组与乙组。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认为：盘庚以后的乙组七王相当于西北岗的西区，武丁以后的丁组四王相当于西北岗的东区。这种情形可以认为曾经存在着丁组与乙组两个王世系。张光直教授依此情况，把位于西北岗西区最古老的墓一〇〇一号墓，设定为盘庚的墓。
这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设定，但是，从现在的分期观点来看时，一〇〇一号大墓出现的时间相当于殷墟文化期的二期，是武丁的墓的可能性更高，所以张光直教授的设定，显然不成立。一〇〇一号大墓的墓圹南北长十九公尺，东西长二十一公尺，有十公尺之深。以武丁夫人之墓而闻名的妇好墓没有墓道，是五．六公尺×四公尺的小墓圹。妇好墓因为没有受到盗墓者的侵扰，所以可以看到四百六十件青铜器、五百七十七件玉器，如此丰富的陪葬品。可以想象做为王墓的一〇〇一号大墓，一定有更了不起的惊人陪葬品。
一〇〇一号大墓的木椁周围，发现了十二位殉葬者，而且还在南墓道上发现了五十九具被砍首的人骨遗骸。这些人骨遗骸，应该都可以视为人牲。王墓不仅陪葬品多，一般认为也会有不少殉葬者与人牲。
西北岗王陵区的王墓群分为东西二区，东区的王墓周围分布了一千一百一十七座陪葬墓与祭祀坑，西区则有一百零四座，两区合起来共有一千二百二十一座，其中可以确认的有一百三十一座是陪葬墓，另有人牲坑五百一十座，马牲坑二十座，象牲坑二座等的祭祀坑。
西北岗王陵区与祭祀坑。
人牲坑是同时埋了许多人的祭祀坑，其中有无首的人骨遗骸，也有没有手脚的人骨遗骸。
甲骨卜辞中，有捕获被称为「羌」的人群，用为供品的记述。「羌」是以畜牧为生的族群，居住在与殷商邻接的黄土台地。我认为「羌」指的就是生活在长城地带的北方系青铜器社会的人。人牲就是以异民族为牺牲，藉此促进自己群体内部的团结，同时提高王权的东西。随着王权的发展，仇视异民族与歧视异民族的情况也开始了。仇视异民族与歧视异民族的这种情绪，可以在维持社会组织时，产生机能性的作用。
礼制是为了维持以王权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显示出王权正统性与权力的祖先祭祀或供品祭祀，这都是在新石器时代的各区域内已经存在的现象，为了维持这样的社会组织，藉由吸收、统合宗教或祭祀，建立起能够广域地统合诸群体的王权。而那样的王权，就是整合各地域的邑，并进行序列化，藉由祭仪让邑制国家团结在一起。
另外，在殷商王朝时期蓬勃发展的青铜器，也成为把武力做为统治手段的王权的维持工具。殷墟不时会发现有数量丰富的青铜武器陪葬品的墓。那些青铜武器是钺、戈、长刀、矛、镞等等，在墓葬中的青铜彝器有「亚」这个铭文。「亚」这个字被认为是殷商王朝的武官职称。拥有这么多武器做陪葬的墓，已为人知的有殷墟的花园东五四号墓与郭家庄一六〇号墓等，这些墓被认为是武官阶层的贵族墓。这显示了以王权为背景的整齐军事组织。
殷墟花园庄54号墓的青铜器 铭文中铸有「亚长」的字样 （1甗2钺3、4矛5铙）。
自古以来，就像所谓的国家大事就是军事与祭祀，殷商王朝便是凭借着祭仪与军事来支持王权。这是建立了古代王权的初期国家最合适的阶段。并且，为了记录王权与神的交流，文字因而诞生，从此进入历史时代。
在殷墟所见的群体墓地所表示的，就是各区域的邑制国家的邑单位。例如，殷墟中阶层最低的墓地群，也就是西区墓地，在墓葬的分布上呈现区块状，而且，根据陪葬陶器的器种组合与被葬者的头位方向，可以分为几个集团。这是韩建业先生的调查结果。可以假设这些个集团，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本的氏族。
还有，由复数的氏族单位形成的西区墓地内墓区，氏族之间果然还是有血缘的关系，这个血缘关系就是构成宗族的原因吧！商后期的青铜彝器上，出现了可以被称为族记号的铭文，这是祭祀共有祖先的氏族徽记，可以说是族徽。
殷墟的遗址分布。
在殷墟内形成的宗族单位墓地，其分布的情形如前面所说，以西北岗的王陵区为顶点，其次是如后岗墓地那样的阶层第二级的宗族墓地。宗族单位的墓地位置，反应了以殷商王为顶点的金字塔式阶层构造。
在空间上距离王陵较远的氏族墓区，可说是家系上离王族较远的氏族，也可以说是在宗族中属于阶层较低的氏族。这些氏族与宗族在殷商王朝领域内各有统领的城邑，并且上贡统领城邑内的物资给王或王都。殷商代都城所在的殷墟，是支持王权的氏族与宗族们群聚之地，也是举行祭祀祖先的城所，是一座誓言维持群体一统的祭仪都市。
夏王朝与殷商王朝的扩展
想象夏王朝的文化领域与统治范围
南山大学的西江清高先生将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也就是王湾三期文化以来的文化领域——嵩山南北一带，视为畿内区域，又把有别于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南沙类型、下王岗类型，称为二次性区域。到了殷商王朝时，从河北省南部到河南省北部的先商文化领域——太行山脉东麓，以及取代了二里头文化领域的郑州与洛阳一带，都成为畿内区域。而位于畿内区域外侧的区域，例如山西省中、南部，与山东省西部、长江中游流域北部、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则被称为二次性区域。西江先生本人来说，这个畿内性区域或二次性区域的区分，也都只是一种假设，其区分背景与社会性或政治性并无明确关系。我要在此借用这种区分，用更简便的领域观名词来称呼这两个区域，以畿内来称呼畿内性的区域，畿外称呼二次性区域。畿内与畿外指的是政治性统治的领域，前者是直接统治领域，后者是间接统治领域。
二里头文化的统治模式 中央阴影部分是直接统治的畿内，其外周围是二里头文化的间接统治领域，也就是畿外。畿外往外扩展，与邻接的先商文化、岳石文化领域的区域群体做接触。
三星堆遗址的铜牌饰与大甸子遗址的盉、鬹、爵 1、2.铜牌饰 3.盉 4.鬹 5、6.爵
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二里头文化相当于夏王朝，但是，夏王朝的领域是一个问题。至少青铜礼器或藉由白陶的礼制所显示出来的阶层秩序，只限于畿内的，尤其是通过青铜礼器的阶层秩序，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前，其影响的范围只限于畿内的中心地带——伊河、洛河流域，但到了二里头文化终末期，影响范围扩大到畿内的整个区域。
而畿内与畿外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情况呢？畿外是承袭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河南龙山文化以来的区域群体的系统，是由区域群体的首长所持续统治的地区。那样的区域首长与畿内的王，双方一边维持着一定的联系关系，一边又保持着互不干扰的关系。基于青铜礼器礼制的君臣关系，并没有出现在与畿外地区的交流上。
不过，例如畿外地区的中条山脉藏有铜矿与盐矿等原料，而畿内又不生产玉器的玉材，所以就像玉器的原料来自畿外般，这里应该存在着，原料由畿外集中到畿内的进贡系统。
二里头文化越过畿内，扩大了盉、爵等特殊陶器的范围。例如四川盆地与辽西地方，都有盉、爵的发现。四川盆地在二里头文化并行期的三星堆遗址的二期时，出现了盉这种有嘴的酒器，这是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间接影响。这个阶段里，这个区域还出现了带有二里头文化特征，镶嵌着松绿石的镂空铜牌饰。
商前期（二里岗文化）的统治模式 中央阴影部分是直接统治的畿内，其外围是间接统治的领域，也就是畿外。
至于辽西这边，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墓里，就发现了模仿爵与盉、鬹等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的陶器陪葬品。以爵与盉、鬹等特殊陶器为陪葬品的墓，在大甸子墓地里并不多见，从陪葬品的内容与墓的规模看来，拥有爵与盉、鬹等陶器陪葬品的墓，被认为应该是社会阶层最上位者的墓。这种情况说明了第八章所述，承袭了二里头文化系统的陶器，是异文化之间交流的物品；而拥有与异地交流的物品，正是群体内社会性地位的象征。可见新石器时代的异地交流活动，已经有相当的水平了。承袭了二里头文化系统的璋，也扩散到了四川盆地，甚至广东、越南北部，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交流活动的一面。
殷商王朝前期与后期的统治范围
殷商王朝时，畿内与畿外及其它周边区域的关系，比二里头文化期更扩大了。殷商王朝的畿内，可以说包含了先商文化的范围与原来的二里头文化的畿内。畿内里有王都郑州商城与副都偃师商城。畿外是在其外侧的殷商王朝间接统治领域。弘前大学的岛邦男教授曾经从甲骨文的研究中，推断「侯」或「伯」等，是属于商王朝的区域首长名称，并且进行比较，推算他们的位置。
根据岛邦男教授的研究，被称为「侯」或「伯」的区域首长，其位置在河北省北部、中部，山东省西南部，陕西省西南部，山西省北、中部。这些区域相当于畿外，假设这些独立区域的地方首长从属于殷商王朝，那么这些区域首领就有向殷商王进贡的义务。
而且，这些地方首长还在畿内，兴建城郭，作为殷商王朝政治、经济的据点。这些城郭也就是前面所述的东下冯、垣曲、府城。这些城郭的兴筑为了获得铜、铅矿与盐矿，及输送这些原料，而且很可能位于重要的交通枢纽位置。这里也曾经是二里头文化的人们移居的地点。
另一方面，盘龙城位于畿外的长江中游流域，湖北省大冶市铜绿山遗址就在附近，有生产铜、铅的矿山，所以盘龙城是这些区域原料的集散地，可说是殷商王朝的一个前线基地。盘龙城遗址里有铸造工坊，但是工坊里没有制造青铜彝器的痕迹，所以想象工坊可能是制造铜或铅、锡锭的场所。殷商朝的人移居到这样的城郭，并以这样的城郭作为获得青铜等原料资源，并运往王都的据点，因此说这样的地方是殷商王朝直辖地，似乎也无不可。
商中期、后期的统治模式 中央的阴影部分是王直接统治的区域，其周围是拥有政治上君臣关系的畿外诸侯领域，更外围的是与商王朝有交易网的地域文化。
上述从属于商王朝的区域首长，加上如同殷商王朝前线基地般的城郭所形成的据点式统治领域。这样的统治领域就是畿外。而这些据点式城郭里，有以青铜彝器为陪葬品的贵族墓，那很可能是从王朝的核心派遣来的殷商朝贵族坟墓，而墓内的青铜彝器是来自商王的再分配。
不过，生产铜资源的铜绿山遗址，及位于铅矿山附近的湖南省岳阳市铜鼓山遗址和樟树潭遗址，也出土了二里岗文化的陶器，这可能是受到了殷商王朝的影响或直接与殷商朝人往来的关系。这些遗址位于畿外的外侧，属于周边地域。因为位于周边地域，所以有确保资源的功能。而与殷商王朝敌对的区域首长，也会出现在这样的周边地域吧！出现在甲骨文中的「方国」，指的就是商王朝的敌对势力。
从这个阶段开始，在二里岗文化的影响下，周边地域出现了青铜器，或者说开始生产青铜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浅原达郎教授，以前称这种现象为二里岗冲击。我觉得这是相当恰当的形容。周边地域受到二里岗文化的刺激，完成了自立性的成长。
这样的统治结构，仅出现在前面说过的殷商前期，相当于郑州商城繁荣的二里岗文化期。从郑州白家庄期到洹北商城期的殷商中期时，以盘龙城为始的城郭逐渐衰微而被废弃，此时为殷商王朝内部混乱，频频迁都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与殷商王朝有着直接连系关系的河北省藁城县台西遗址、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现了。尤其是后者，被认为与在这个时期出现在渤海湾南岸，山东省利津县附近附近的特殊陶器烧成窑迹遗址，有相当的关系。
这个特殊陶器，是被称为盔形器的厚壁尖底深钵形陶器，也是制盐时煎熬海水的制盐陶器。大辛庄遗址被认为是渤海湾出产盐等原料的集散地，也是商朝人移居的据点性遗址。另外，大辛庄遗址也因为是殷墟以外最早发现甲骨文字的遗址而闻名于世。
被称为盔形器的制盐陶器 山东省利津县望参古窑址出土。
龙盘城城郭遗址在殷商前期，是商王朝收集南方区域来的物资的据点，但在殷商中期时衰退了。衰退的原因除了商王朝内部政权的问题外，和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王都不得不迁都的情形有关系。而且，之前位于畿外的点状统治区域，也逐渐变成非直接统治的领域。也就是说，以往和畿外或周边地域接触的领域，其自主性变强了。这种情形可以视为殷商王朝在北部的统治范围缩小了。
与周边地域接触的这些区域独立性明显化，是殷商后期的事，那时也就是殷墟成为王都的阶段，或者说是出现甲骨文字记录的阶段。例如以江西省吴城遗址为中心的吴城文化，就是这个阶段的文化。这里在二里岗文化期受到文化刺激，包含陶器在内的文化受到商王朝的强烈影响，之后，逐渐完成独立性的发展，甚至完成了自有的青铜礼器。离吴城遗址约二十公里的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墓，是与殷墟期并行阶段的庞大王墓，墓中有大量带有地方色彩的青铜礼器陪葬品。
与其说这个区域的青铜彝器是商王朝的赠予，还不如说这个区域提供了原料资源，与商王朝的关系是对等的，是青铜器资源与青铜器制品的交换。还有，像这样的青铜彝器，与原本的商王朝礼制是不同观念的威信财，是这个区域的地域首长所需的威信象征。另外，在与商王朝的交流中，这个区域也获得了青铜彝器的制作技术，有能力生产具有地方色彩的青铜彝器。新干县大洋洲墓就是用了这样的青铜彝器作为陪葬品。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难波纯子女士所说的华中型青铜器。虽然还很难清楚其制作的确切地点，但是可以知道是在长江中游流域制作生产的，并且已转换成同区域的威信财。虽然与殷商王朝的青铜器礼制系统不一样，但模仿了殷商王朝的大型青铜彝器，在长江中游流域自行生产了青铜礼器。
三星堆遗址 1986年，在城郭中央南侧的小丘陵三星堆，发现了1号祭祀坑与2号祭祀坑。
从物质文化的变化，看到该区域新的政治性独立动向的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区域接受了来自殷商王朝的青铜彝器赠予。但是，这种赠予关系其实是一种交换，因为殷商王朝在赠予的时候，也获得了原材料。
而殷商王朝的西部，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存在于西安附近的陕西省老牛坡遗址，从二里岗文化阶段到殷商后期，与殷商王朝的交流密切，被认为是从属于殷商王朝的区域首长遗址。这个区域也被认为是殷商王朝的畿外区域。这个区域外缘，是被称为先周文化的地域，也是后来建立周王朝的周人的居住地。还有，从老牛坡到西南陕西省城固县的青铜器文化遗址群，受到二里岗文化影响，能够生产带有地方色彩的青铜器，是拥有独特地域文化的遗址群。
在这样的过程中，长江上游流域的三星堆遗址也出现了特异的青铜器文化。以龙山文化期的宝墩文化为母体而发展出来的地域性文化，经过与二里头文化的交流，再受到二里岗文化的冲击，在殷商后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器文化。
发展出独自的青铜器文化的三星堆遗址之谜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北郊约四十公里的地方，是被东西长约一千六百至二千一百公尺，南北长约二千公尺的城墙围绕的城郭。
这个城郭被建造的年代，是二里头文化期并行的三星堆第二期，但主要居住年代是相当于二里岗文化至殷墟期的阶段，也就是三星堆第三期、第四期的阶段。在此期间，此地独特的青铜器文化蓬勃发展。
公元一九八六年，这个城郭的内部发现了埋藏着大量青铜器或玉器、象牙的两座地穴土坑。这两座地穴土坑被认为形成于遗址的终末期，是某种祭祀遗址。被埋在这里的青铜器之青铜容器，只有尊、罍等大型器种，其原型为殷商王朝的青铜彝器，至于制作的年代，很可能是殷商后期的三星堆第三期、第四期的年代。还有，其中一部分的青铜容器，与长江中游流域在殷商后期独自制作的青铜器类似。
重要的是，这些符合殷商王朝规范的青铜礼器，是三星堆遗址当地自行制作生产的。而且，与其说这些青铜器的制作规范直接来自殷商王朝，其实更可能的是透过长江中游流域的殷商系统青铜器而来的。
利用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法的推断，认为殷商时，长江上游流域的铜矿石与铅矿石有被拿来使用的可能性。而这些铜矿石，则被认为可能透过长江中游流域的区域群体，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地区，带到了殷商后期的殷商王朝。
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三星堆博物馆藏） 以凸出的眼部为特征的巨大青铜面具，是三星堆青铜器文化的代表性青铜器。
太阳形器（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被认为是模仿太阳的青铜器装饰物。
这些资源与作为交换物的威信财、青铜彝器之间的交换关系，对殷商后期的三星堆遗址来说，也可以说是长江中游流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关系。还有，这种情形也可以理解为：越过以殷商王朝为中心的畿外，畿外周边地域的网络出现了多层性的扩展。
此外，三星堆遗址出现眼睛凸出的特殊面具或人头像，还有高达二百六十二公分的人物立像、四公尺高的巨大神树等，形成了极其有个性的青铜器文化。这样奇怪的青铜器，正是三星堆文化被称为奇异的三星堆的原因。三星堆文化形成的过程，首先要把三星堆文化放在前面所说的，以殷商王朝为中心的周边地域网络中来看，才容易了解。
近年来发现的成都市金沙遗址，被认为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该区域的政治性中心。金沙遗址继承了三星堆遗址的系统，里面埋藏了令人吃惊的金制品与大量的象牙。金沙遗址被认为也包含三了三星堆文化之后的十二桥文化，这是在区域文化更加独自发展的同时，也对照出商周的时代交替下，区域文化的潮流吧！
像这样，一方面接受了殷商王朝的青铜彝器礼制系统与其影响，一方面又从殷商王朝的政治体系下独立出来，形成周边地域的政体。这样的政体提供物资给殷商王朝，与殷商王朝维持着物流往来的关系，是独立的区域，而不是朝贡的关系。
这样的区域位于畿内与畿外之外的位置，处于和殷商王朝拥有一定关系性的网络位置上。汉代的王畿与诸侯关系，在这里可以对比为畿内与畿外的关系，而与位于诸侯之外位置的外臣关系，在这里就是与周边地域的关系。这样的网络扩展，成为后来周王朝的扩展与秦、汉王朝领域扩大化的前提。
结论
初期国家的形成
读者们读到这里，对于商王朝应当已有大致的了解。商王朝这个古代王朝，利用祭仪、更利用身分秩序象征的礼制，来形成以王权为中心的宗族、氏族组成安定的阶层构造；同时以进贡系统为基础，建立了古代国家。这是新石器时代以前，以农耕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逐渐进化的结果。
农耕社会的社会组织单位就是农耕的经营单位，那是以血缘家族为中心形成的。农耕社会原本是男女双系共同体的单位，但后来转变成以男系为中心的父系家族体制单位。而所谓的农耕社会基本上指的是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各自以粟黍农作和水稻农作为生计的社会。
农耕社会因各个区域自然环境与地形环境的不同，而有数个区域文化之分。这些区域文化都有其原有的特性，也在进化速度上多多少少有前后时间差，但都如上述，在社会进化上从男女双系共同体，转变成以男系为中心的父系家族体制阶层社会，并随着父系家族以氏族为母体的首长制的出现，又出现了为使社会阶层构造安定的，世袭性的首长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