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神话与考古学【第二章】中国的文物挖掘物语【第三章】农耕活动的出现【第四章】区域文化的发展【第五章】社会的组织化与阶级化【第六章】非农耕地带和农耕的扩散【第七章】畜牧型农耕社会的出现【第八章】区域间的交流与社会的统合【第九章】牺牲与宗教祭祀【第十章】迈向初期国家的曙光
结论
历史关键词解说
参考文献
考古学家写史，历史学家导读
中兴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游逸飞
历史该从何时开始写起？或者说历史可追溯至何时？此问题其实隐藏了所有格——「人类的」历史。关于历史学的性质，过往曾有「科学」抑或「艺术」之争。但当代历史学被视为人文学科，基本已无争议。或因如此，现代史家原则上只研究人类自身的历史，至多关注及于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物的」历史，大抵被划归至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范畴。在一定程度上，两千年前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已是现代史家不能想象的境界。
即便画地自限于人类的历史，现代史家亦未全面掌握人类历史的书写权力。理论上，前一剎那，即是历史，但当代人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却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乃至人类学家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禁脔，现代史家似乎只能钻故纸堆，丧失了鉴往知来、指点江山的话语权，无怪乎社会上「历史无用论」甚嚣尘上，历史系的学生也对未来感到茫然。
至于人类历史的根源，现代史家也用「史前」时代等术语与之划清界线。「商代是中国信史的开端」，竟然仍是中学教科书常见的观念。所谓「信史」，相对于口传故事、相对于神话传说，大抵是指甲骨文等文献纪录的历史。其实文献、口传、神话传说等概念的关系极度复杂，部分文献的内容来自口传，神话传说的内容亦常见于文献，更不要说文献也会虚构、口传故事是人类另一种记述历史的方式、神话传说也保留了早期人类的集体记忆等观点，我们根本无法简单判定文献、口传、神话传说的可信度高低。再看考古学于这百余年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发展，难道根据考古材料书写的「史前史」会比根据文献的「信史」更不可信？如果文献与考古材料是同等效力的史料，那「史前史」、「史前时代」等概念是否有必要调整、甚至扬弃？
不管未来如何，要根据考古材料写远古人类的历史，当代历史学者力有未逮，大抵是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洋洋十二册的开头第一册，敦请考古学者宫本一夫负责撰写，也就不令人意外。然而能掌握好考古材料，是否就能书写上古史了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从神话到历史》共分十章，来自文献的内容只有第一章〈神话与考古学〉的部分内容，其它九章半的内容全部依据考古材料，作者可谓尽了考古学的「本分」。虽然有些历史学者可能希望古史传说在「中国的历史」系列开头占据更多的篇幅，但因这些保存古史传说的文献，成书时间多半晚至战国秦汉之际，即便是新出土文献，大抵也不外如是。加上神话传说里的历史讯息不易抽丝剥茧、西方神话学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等原因，作者的谨慎处理也合乎现代学术规范。
不过根据考古材料书写的中国上古史，反映的是今人对人类社会起源与演化的认知：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原始人到现代人、从农业起源到国家形成等等。尽管这些学说在当代蔚为主流，但百年千年之后，未必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古人对世界诞生、人类起源、国家形成等问题的理解与想象，看似已经过时，却未必全无是处。我们今日回顾百年千年之前，古人对人类社会起源与演化的认知，应带有更多同情的理解。诚如顾颉刚所言，这些古史传说更适合用来探讨战国秦汉以降的思想史。正因如此，这些反映古人思维的古史传说在上古史仍应占有一席之地，就连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也值得一提。
回到《从神话到历史》的考古学视野，与历史学家撰写的通史、断代史相比，本书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以「区域」为主体，绝不预设「中国」、「中国人」为全书的「主词」。
现代史家撰写的中国通史，即便再怎么具有反思力，或多或少也隐含「中国」、「中国人」的预设，自不必多论。秦汉史、明史等统一帝国的历史，「秦朝」、「汉廷」、「明政府」等概念往往以整个帝国的代言人的角色跃然纸上，事实上地方政府、基层社会可否被中央政府「代表」，殊为可疑。而魏晋南北朝史、宋辽金元史等分裂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家即便摆脱了传统史学「正统论」的束缚，看似将各地政权等量齐观，但日后乃至当代未被纳入中国版图的朝鲜、越南等地，或不被纳入笔下、或以周边民族与政权书之。分裂时代尚且如此，唐史、清史等带有「异样血统」的统一帝国史，就更难避免「中国」、「中国人」概念的制约了。
受惠于考古学的视野，兼以此时期「最早的中国」尚未建立，《从神话到历史》超越了政治与民族等后世概念的束缚，以经济生业为纲，先将新石器早期的定居社会分成华北的粟黍农业区、华中的稻作农业区，更北方（远东）与更南方（华南）则是采集与狩猎的非农业区，在此区域体系的基础上展开全书的讨论。随着定居社会的发展、农耕技术的扩张，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区域体系自然在原先的格局上有所变动，《从神话到历史》进而将之析分，概略但细腻地描绘了各区域的社会面貌。
在此基础上，《从神话到历史》得以省思商周「中国」的面貌何以形成。作者不仅引用日本学术大家林巳奈夫「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原形，是良渚文化的兽面纹」之说，还进而主张良渚的玉琮等玉器文化从长江下游传播到黄河流域，可谓中国玉文化的源头。作者更探讨黑陶酒器等随葬器物，指出商周「礼乐」的成分颇多来源于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地区的「仪礼」；就连殷墟的甲骨文，也来自于北方长城地区的卜骨文化。虽然某某事物的起源探索非常困难，很容易被新出土材料所修正。但《从神话到历史》这些说法确实让人深切感受到中国并非铁板一块，而是许多区域共同组成的复合体。区域的有无，不只影响中国疆域的伸缩，甚至影响了中国特质的形塑。
《从神话到历史》以区域为主体的作法，固然值得推崇，但也并非全无流弊。一部小说不一定只能有一位主角，但主角若多达七、八位乃至十余位，自然难逃剧情分散、铺陈过多、缺乏主旋律之讥。「中国」只有一个，区域却可以无限分化。读《从神话到历史》，或多或少会被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牵着鼻子走，不知细节描述的意义何在。尤其《从神话到历史》是「中国的历史」里的一册，缺乏考古学知识的读者，「见区域而不见中国」的感受只会更加强烈。尽管《从神话到历史》陆译版的导读人许宏先生尝试为作者缓颊：
这些叙述对读者而言可能略显枯燥，似乎学术味儿重了些，但却是解读远古中国必不可少的轮廓性勾画。
但对一般读者而言，作者对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叙述，就像历史学家喜欢引用的史料一样，只要有读不懂的地方，就不能不说是鸡肋之作。
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此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国家」、「民族」等既有概念当作历史的主体，又不满足于将各区域的具体历史简单拼凑在一起的作法，那么使用新概念作为历史的主体，藉此整合各区域的历史，应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史、东亚史、全球史均可如此重写。事实上《从神话到历史》就是这么写的，诸章已尝试运用「农业的起源与扩散」、「社会的复杂化与统合」、「宗教信仰」、「早期国家」等概念，去统摄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描绘出丰富且清晰的上古史图景。
行文至此，我们当然可以追问下去：如果用「国家」、「民族」的概念去统摄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是不可取的作法。那运用其它概念去统摄区域，难道就毫无弊端吗？但这个问题已触及「个案」与「概念」的本质矛盾：任何个案都不可能完全被概念化，所有个案都有其特殊性，因此我们不能用概念去堆砌历史。但个案若完全不加以概念化、不抽绎其意义，那历史就只能是断烂朝报，根本无从写起。重视概念与重视个案，各有优劣，我们只能执中道而行。《从神话到历史》既以区域为主体，又重视概念化的写法，我认为在现阶段十分恰当。问题未能完全解决，主要是受制于学界现有的研究水平，作者还没办法彻底将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充分概念化。而宫本先生不勉强概念化的作法，恰可凸显其学风严谨的一面。
读《从神话到历史》，不难注意到其区域史叙述里，东北地区的比例较一般中国考古学著作为多。这是因为宫本先生乃日本人，尝试从东亚的角度解析这段时期的历史，探讨「为何东亚最早出现的古代国家在中国大陆」这一宏大课题。故作者须透过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来衔接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进而将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对照，指出日本出土研磨坚果的石盘、半地穴房屋、玉玦、土偶（女性像）、卜骨、「埴轮」、木棺墓、成人瓮棺墓等遗存，均可在东北、华北、东西伯利亚等地找到类似者，反映日本不只经济生业与东北地区相似，在宗教信仰上更是远东文化圈的一部分。作者认为这一视野，有助于反思西嶋定生设定了中心与边陲的东亚史观。无论是洞见抑或偏见，宫本先生从东亚考古学的角度切入中国上古史，无疑充分发挥了身为日本人的特长。台湾虽然在东北亚区域之外，但作者的问题意识与取径，对我们思考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足资借鉴。
中国考古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向来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境地，不管是现代人的「非洲起源说」与「多元起源说」之争，抑或夏朝究竟是否存在等热门课题，中国学者与汉学家的立场往往泾渭分明，清晰反映出国籍、种族与学术态度的高度关联性，说明学者所处的学术环境往往影响其学术判断甚巨。宫本先生身为日本人，却研究中国考古学，其学术态度无疑值得我们注意。但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对上述争议极大的两个问题，其判断却溢出我们的「常识」之外：
只要人类多元说没有被遗忘，蒙古人种的起源地在中国大陆的可能，就值得我们多加注意。
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因此夏王朝是确实存在的朝代。
如果只看上述言论，恐怕很难猜出这是汉学家的意见。或许有人会坚信学术政治角度的解释力，进而揣测这是作者为了迎合「中国崛起」而改弦易张。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二十一世纪学界全球化的结果，任何一个地方的学者都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身所处的学术环境，从而提出更具意义的学说，包括中国学者。事实上当代中国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恰恰不愿意主张「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宫本先生与许宏先生看似矛盾的学术判断，却存在着共通性——他们都挑战了我们根据国籍与种族来下判断的「常识」。这非常值得我们咀嚼再三：台湾学者又会在这些重大学术问题上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正如「楚人失弓，楚人得之」的故事一样，或许我们该反思的是「台湾」二字的意义。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需要「台湾」，我们需要的只是「学者」。
虽然反思民族主义已经带给我们够多的刺激，但作者对夏王朝的讨论并非仅止于此。他指出即使二里头文化可以称之为「夏」，也不代表二里头考古学文化自动升级为王朝的社会型态。二里头文化的实质内涵、当时的统治形式、与各区域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才是更重要的问题，拘泥于「名」，只会让我们忽略掉「实」。
上文已对《从神话到历史》的考古学视野略加介绍，最后我想稍微介绍一些本书涉及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以供一般读者参考。
考古学对区域的重视，来自具体的考古遗址发掘。与史书不同，一个个考古遗址的时间坐标往往难以精确到年月日，只能约略判断；但空间坐标却可以精确到经纬度小数点后几位，因为遗址就在那里。同理，史书往往只能透过文字去描绘历史场景，但位于该处的考古遗址彷佛时间胶囊，竭力保留了遗址废弃、墓葬掩埋时的那一瞬间，带给人的临场感特别强烈。因此从考古学的角度书写历史，不仅具有区域主体的眼光，还会特别重视历史场景的重建、日常生活细节的复原，因为那就是考古现场所见。但不像史书能以生花妙笔直接描写人物，考古遗址虽然曾为人所居，但生人终究已逝，尸骨未必留存，今人所见的往往只是器物与建筑，而且还是不易腐烂者。因此考古学要想书写历史，只能经由「透物见人」的途径。但要想解读百千万年前的出土遗物，岂有那么容易，否则人人都是考古学家。下文以器物、饮食、聚落为例，说明《从神话到历史》如何「透物见人」，还原远古历史。
史书里的器物，多半是一鳞半爪，依附于某个人物、场景或事件才被提到，很少成为主角。考古遗址则不然，遗址出土最多的是器物，最令人兴奋者往往也是器物。同一遗址里同类器物的风格差异，往往反映了时代差异；不同遗址的器物差异则可能反映使用者的差异，器物的传播与扩散可能反映人群的迁徙与扩张，这些是考古学里器物类型学的基本理念。但作者谨慎地指出鼎、鬲等单一器物的传播与扩散，严格来说只能反映地域之间有所交流往来，不宜简单将单一器物对应于某批人群。如果找出遗址里的若干基本器物，建立起器物群，便可比较有效地建立器物与人群的对应关系。除了基本器物，海贝、绿松石、玉琮等舶来品同样值得重视。由于舶来品取得不易，舶来品的拥有者理应是人群里的有力人士。而拥有舶来品，又会强化有力人士的权力与地位，使之成为领袖。
要想「见人」，其中的重要课题无疑是人如何生存。但史书里的人物，生存下来彷佛自然而然，只有很偶然的时候才会提及这些人也会吃饭、也会喝水，是个活生生的人。事实上，人的必备生存条件之一是食物，食物则不外乎动物与植物。凭借现代科技的发达，动物考古与植物考古遂为显学。考古遗存中若有动物的骨头或牙齿，专家透过其形态分析，可能辨识出是何种动物，甚至可能辨识出野猪与家猪的差异，进而确定人类的经济生业是狩猎抑或畜牧。同样的，植物遗存也可能辨识出栽培稻与野生稻的差别，进而探讨人类是否已进入农业社会。
人群生于斯、长于斯，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亦为「见人」的重要课题。史书里的人物往往只有籍贯、身分，没有对其居所作更具体的描写。考古发掘的遗址则是古人居址的鲜明写照，看似极有助于聚落的理解，实则需要更缜密的研究。陕西临潼姜寨环壕聚落赫赫有名，许多人可能对其五组「大房子」围绕大广场的平面图印象深刻。《从神话到历史》却根据各组建筑之间的迭压关系，将原来一张平面图析分成三张按时代先后排列的平面图，复原出姜寨环壕聚落的变迁历程。这让我们切实体会要搞清楚出土遗存的时代，然后排列出先后顺序，看似简单，实际上到底有多不容易！
一个聚落是一群人，再大的聚落还是一群人。要进一步探讨人群组成的复杂社会，不能不讨论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史书里的聚落，往往有郡县乡里等明确等级，聚落关系非常清晰。考古发掘的聚落遗址则不然，聚落不论大小，之间的关系均有待进一步论证。如长江中游位于汉水流域的石家河遗址、位于沮漳河流域的阴湘城、位于澧水流域的城头山遗址，它们均属于屈家岭文化时期，均有一定规模的城址，是各自流域的中心，但彼此之间有交流往来。由于石家河遗址面积最大，我们是否可推测居住在石家河遗址的人群地位较高，甚至控制了其它流域的人群呢？作者认为石家河遗址并未发现宫殿或大墓等反映王权的遗存，看不出控制力外扩的迹象。三个流域中心遗址的关系可能是既合作又竞争，其城址规模大小可能只反映人口多寡或经济强弱，并不反映政治等级的高低。
以上希望可以具体呈现考古学如何「透物见人」。相较于在文献中发现历史，在考古遗址中寻找历史，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另一扇窗。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历史」第一册由考古学家撰写，似乎反映本世纪考古学与历史学将更紧密地结合。事实上文献在商周秦汉以降的历史，数量固然越来越大、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但商周秦汉以降的考古材料自有其价值，不应被历史学家忽略，考古学应成为所有古代史家共同的学术素养。而宋代以后的考古发掘，也应得到考古学家更多重视。如果宫本先生的《从神话到历史》是考古学反馈给历史学的成功典范，那么历史学应该怎么对考古学「投桃报李」呢？再者，历史学家对商周以前的历史「失语」的窘境是否合理？我们真的甘心让考古学者抢走饭碗吗？一部由娴熟考古学视野与材料的历史学家撰写的上古史，会否各擅胜场、别有一番风貌？二十一世纪，还很长。
前言
为何中国大陆会早早就出现了古代国家？
中国的古文明，被誉为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而这四大古文明，都发源自大河流域。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孕育自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文明萌芽于印度河流域，而中国的古文明则在黄河流域蓬勃发展。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孕育了四大古文明的那些发源地拥有共同的发展条件，那就是河流与河流两岸的肥沃冲积地。而其共通点则是在冲积地形成的平原上，都曾有发达的农耕社会。
司母戊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939年于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制祭祀器。
尽管我们可以发现，各地域的农耕社会形成的内容有所不同，其发展阶段与历史性过程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共同点，其一就是这些区域都出现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古代国家。
不过，为什么中国大陆会早早就出现古代国家呢？为了寻求这个答案，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古代国家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农耕社会，了解其出现的原因与发展、以及变迁的过程，并思考关于农业社会何以形成古代国家的结构问题。
然而中国大陆幅员辽阔，不是只有黄河流域，还拥有其它许许多多的地理环境。近二十年来，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个事实，于是将之前针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所展开的一元化文化、文明的看法，转换成重视以中国的多种地域观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的历史解释。
流经甘肃省永靖县的黄河 永靖县位于甘肃中部西南，临夏回族自治州北部，地处黄河上游，是中华民族黄河古文化早期的发祥地和传播地之一，有着五千年灿烂辉煌的黄河古文化。
主导这个想法的人，便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史前时代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近年来，更出现了不少强调长江文化在史前文化中的先进性，并认为长江文明不仅不亚于黄河文明，甚至更胜于黄河文明的研究者。
也就是说，以各种自然环境为背景，中国各地固有的地域文化，很明显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了解这样的地域文化的实际状态，当然是我们首先要重视的事情，我们还必须知道这些地域文化，在历经古代国家出现、王朝更迭、政治变动之后，都还是今日我们所知的各地域文化的基础架构。
要了解今日的中国地域社会或地域风土时，绝对不能忽视史前时代的地域文化实态！或者说，即使身处在王朝的更迭、或瞬息万变的政治之中，也绝不能忽视那些超越历史事实而存在的地域文化的脉络。否则，这些地域文化的脉络，将消失在历史的记述当中。本书将针对这些难以把握的地域文化的基础部分，进行考察。
为了解史前农耕社会的形成，到史前时代的地域文化，我觉得必须使用考古学式的解释方式来进行研究。希望读者们也能藉此了解一部分的考古学，尤其是以考古学为对象的地域调查研究。无论如何，这都是与一个地域的近、现代史息息相关的事情。
包含挖掘文物在内的考古学调查史，各现代国家之间有着差异，其研究方法与调查行动，当然有其共通之处，但有些差异确实大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些差异的原因可以简单归纳为民族性的不同；民族性是一个国家自古以来就累积而成的历史产物，又或者是近代国家在成立之后所产生的民族意识。
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步伐，窥见现代中国的面貌
本书想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步伐开始说起。
今日中国考古学的发达让人瞠目结舌，信息过多的情况已经和日本不相上下。然而这样的现象正好与这十年来，或者说这五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相呼应。因此，人们也能从考古学一窥现代中国的面貌。
公元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前后，一般外国研究人员几乎无法直接看到在中国挖掘出来的古代遗物，更别说是参与挖掘文物的行动。只能从发表在《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三大学术杂志上的挖掘报告文章中，看到一些研究成果，然后再做评论。但是，进入八〇年代之后，中国大陆政策转换成改革、开放路线，许多地方陆续出版了考古学专门杂志，更多的文物挖掘报告出炉；甚至到了九〇年代的后半，外国研究人员也可以和中国研究者共同进行调查，直接参与挖掘考查的行动。
贝冢茂树、伊藤道治两位老师所著的《从原始到春秋战国》（「中国的历史」1，讲谈社，一九七四年），引用了中日建交以前的资料，但在当时却无法对这些数据进行直接检证。虽说这本书是二次战前培养出来，具有深厚东洋学传统学术素养的两位大学者的著作，但很遗憾的，还是难与近年来陆续发表的挖掘成果论著相提并论。讲谈社学术文库后来将此书以《古代中国》重新再版发行时，伊藤道治老师大幅改写了殷商以前的史前时代部分。但是，把史前社会和随着学术的进展所看到商周文献史料总结在一起，看起来总是有点不太自然。
［左］流经四川省的长江
［右］人头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收藏）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
本系列书是将史前社会到商周社会作为独立的一册，可以更多元且深入地说明。另外，因为本书主要探讨的对象是农耕社会，其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以日本列岛而言，则相当于绳文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社会和日本列岛的绳文社会，大致是在更新世末期相同的时代，皆已经开始使用陶器，也进入定居型的生活，但是后来随着社会变化的速度与各自的发展过程，而有了极大的差异。就像之前所提出来的，「为何东亚最早出现的古代国家是在中国大陆」，该问题是本书探讨的重点之一。此外，本书还想把日本列岛的史前社会，与该课题做对比，进行讨论。
本书在探讨史前社会阶段性社会构造的变化时，试着进行地域间的物质文化，及地域间的社会构造之比较。
中国大陆的地域区分大致可以分为黄河流域的华北地区、长江流域的华中地区，南岭山脉以南的华南地区，及东北与西北等地区。这些区域因各地不同的气候、植被、地形等环境因素，自然衍生出不一样的作业经济、生活形态，造就了地域文化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早就受到关注，因此本书要探讨的，是这些差异文化的母体，也就是社会内容，或构成社会的人们，其精神生活与信仰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非常丰富，例如伴随占卜，或是以动物或人物为崇拜对象所进行的祭祀活动等等。本书要探讨的，就是这些构成社会实态的种种内容。
从整体东亚的角度，看中国大陆的史前社会
同时，本书还要从考古学的立场，掌握史前社会各地域的文化变迁，同时尝试横跨地域，根据历史法则做综合性的解释。
针对这样的综合性的历史变迁，提出多元化史前社会学说的苏秉琦先生，曾经尝试以「古文化」、「古城」、「古国」等名称，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掌握古代国家形成的过程。
著名的哈佛大学考古学者张光直教授，也运用了艾尔曼．塞维斯（Elman Rogers Service）的新进化主义的人类学理论——也就是进化论述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来分析说明中国从史前社会到初期国家阶段的发展过程。
本书将特别关注史前社会的发展阶段，希望能带领读者们重新认识各地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内容可能远超出我们所想象的呢！史前社会的发展过程，与接之而来的商周社会，事实上是非常紧密相连的。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观是在商周社会渐趋成形，因此，「从史前社会稳定地朝向商周社会发展的意义」也难免受到后来的中华思想影响，而被定位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观的成立过程之中。但问题是：用这样单纯的中华史观来看中国史前社会，真的适当吗？
八〇年代以后的考古学界，在史前时代的看法上，除了支持以苏秉琦先生为中心的多元性地域观，也重视有地域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到了历史时代，强调的是商周古代国家以黄河中游流域为中心，实现了统一的历史发展的历史观。目前中国正以举国之力，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存在。
启动国家级的考古工程计划，证明夏王朝的存在，证实商周的年代，这是提高中国国家威信的手段，也是试图建立国民对国家认同的方法。现在的中国在考古学的观点上，史前时代之前采用的是多元化的地域观，到了历史时代改以一元的地域观。问题是：要如何解释这样的转变呢？
史前时代地域社会的发展除了是一个政治性的地域统合过程外，更是先前所述的，中国观的形成过程。我想在本书中阐述个人对这个展开过程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从多元到一元的变化过程，应该还可以做出更广泛的解析。就像前面所说，以单纯的中国观来思考中国史前社会的统合化是否恰当，其疑问就在于此。我觉得应该就中国以及其周边国家在内的整个东亚来看，才能探讨从多元转变到一元的过程。
还有，中国大陆的史前时代演变，绝对不是只在中国大陆内部就完成的封闭体系。在史前时代，中国大陆和其周遭地域，就算没有直接的往来，应该也会有某种意义上的间接接触，这就是日本研究者为何要关心中国大陆的原因。基于这个立场，我不想把中国大陆的考古学窄化，不想把它封闭在只局限于一个地域的研究里。
本书以「从神话到历史」为题，想要阐述的就是政治性地域统一的一元化的中国——也就是商周国家的出现过程。在此同时，当我们放眼看广大的东亚时，希望能把中国放在这个庞大的多元性之中。我想以这个论点，做为扩展这次论述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