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率先出现父系家族体制的黄河中游流域，确立了以祭祀祖先的方式，来稳定社会秩序的宗教祭祀。另外，在农耕祭祀时使用动物供品，以及为了鼓励社会组织的团结而以人为牺牲的祭祀活动，也开始盛行。
另一方面，同样是粟黍农耕社会的黄河下游流域，为了维持已经达到阶层化社会的秩序，发展出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制，并且创造出祭祀祖先时象征各氏族的族徽。
至于以长江中、下游流域为中心而发达的稻作农耕社会，在形成以太阳为信仰的共同体基础下，阶层化社会中逐渐确立了把太阳神奉为权威的首长制，首长借着玉琮或玉璧与太阳神进行沟通，能够在太阳神的庇护下行使政权。有了借助神的力量行使政权的神政，就能够让社会组织或生产组织顺利运行。
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各地已经发达的农耕社会，扩大相互间的交流关系，除了交换物资外，也开始了精神生活交流的阶段。各区域的交流活动除了能够导入异地域的宗教祭祀、这种精神生活上的社会系统外，更大的作用是促成了社会的进化与复杂化，进而完成诸群体的统合。
还有，就像各个区域兴建起大型的建筑物般，这是接近古代国家强大王权的首长权出现的象征，也是物质文化更加发达的表现。也有研究者把这个阶段称为初期国家，不过，我不认为这个阶段是可以被称为初期国家的阶段。国家的定义或社会进化的定义是相对的，人类进化的发展法则绝对不会是固定的！
在东亚世界以外的地方，关于世界各区域初期国家形成过程的讨论，也是非常活络的。不过，我觉得藉由和世界其它地域的相对比较，来确认是否存在着社会进化上的要素，这对定义东亚的初期国家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我本人对人类学的新进化主义议题深感兴趣，在此想从东亚或中国大陆的特殊性中，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新石器时代终末期时，各地域的农耕社会已出现绝对化的首长权，而其社会发展也在此倒塌。因为能超越此前社会单位的首长权并不存在。或者，即使首长权力大到能够建立巨大建筑物的情况，能维持其系统的首长权，并不是维持同氏族的权力，所显现的只是一种不安定的现象。
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是初期国家的阶段吗？不得不说这种现象还是首长制社会阶段。
问题是新石器时代之后的阶段。之前传统性时代区分下的青铜器时代开始期，也就是二里头文化阶段，该如何来看待呢？
根据文献史料，这个阶段也就是夏王朝时期；前面已经说过了，文献史料里所说的夏王朝，指的便是二里头文化的政治势力。
但是，就算文献史料所说的夏王朝就是二里头文化，这个社会在历史性的发展阶段里，是否能够被称为初期王朝，还必须慎重看待。二里头文化期显示的，是旧有地域社会的、政治领域内的地域统合与地域发展。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个阶段也是从其它地域吸收精神基础，来维持农耕社会的社会组织秩序的阶段。
农耕社会的各地域，在各区域形成了维持社会体制的宗教祭祀，如果一直不做改变的话，很快就会失去维持社会体制的机能。为了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统合各区域的社会维持体制，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系统。关于这一点，二里头文化可以说是成功的。这个维持系统，应可以视为是社会进化上的新阶段吧！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引进了礼制，采用了当地大汶口文化的身分标识，也就是酒器；此外，还在其中加入「乐」这种当地的阶层标识，形成多层性的礼制。应该可以说这就是商周社会道德观「礼乐」的开始。
做为身分标识的酒器，使用了当时贵重的青铜原料来制作后，终于完成了革新的阶层秩序。
采用这种阶层标识与礼乐的祭祀行为，就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以祖先祭祀为中心的氏族间，再一次确认为同祖同族关系的仪式。就像在二里头遗址中可以见到的，其祭祀的空间就设在都城内的固定场所，并与宫殿及墓葬一体化，进行祭祀祖先的仪式。在宫殿内举行的祭祖行为，成为宫廷礼仪的仪式后，逐渐走上制度化。
这个阶段里，这样的新社会组织的组织原理成形了，并且吸收了来自其它地域的社会维持体制，被认为是历史性的划时代发展。不过使用这种社会维持体制的社会组织范围，并没有超越以前的区域社会的范围。
一般认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的社会领域，就是夏王朝直接统治的基本领域，但除了二里头文化是被认定的直接统治领域外，其它各个区域的首长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可以想象他们与夏王朝的关系，是有进贡行为的同盟关系。也就是说夏王朝的政治扩展其实是有限的。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夏王朝还没有达到确立强大王权的政治性社会进化。二里头社会进化上的界限，就在于此。二里头文化期是王权的形成期，我想将其定位在初期国家的形成期或萌芽期上。
从殷商王朝的统治开始，中国正式进入初期国家的阶段
相对于上述，从二里岗文化到殷墟期的殷商王朝，首先是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社会维持体制，接着又吸收了更广大范围的宗教祭祀。可以从青铜彝器上看到礼制的确立，为了祖先祭祀而以动物为供品，由王权代替神的占卜行为，与记录占卜结果的文字的出现。以祭仪与礼制为基本，以维持社会秩序与群体组织的祭仪国家诞生了。这样的初期国家阶段，正是超越之前的社会框架，进入政治性的统合与统治领域的阶段，国家的体制因此成型了。这是历史性的一个划时代阶段。
如果再看这个领域化的另一面，就会看到商王朝的直接统治领域——也就是畿内，把夏王朝直接统治的领域包含在内，拥有相当大的统治范围，同时畿内外侧的二次性统治领域——也就是畿外的领域也扩大了。
殷商王朝在二里头文化期的政治、经济据点上——也就是畿内，设置城郭，也在畿外建设城郭，做为资源的集散据点，并且派商朝人入驻，进行点状的统治。
商王朝把资源与物资集中在商王之下的方式，就是进贡与再分配的互酬系统，也就是把资源与物资进贡给商王，然后再由商王将青铜彝器作为位阶标识，进行再分配，如此确立了对商王的一元性进贡。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转换，各种物资才能够集中到商王朝的政治领域内，或者说各种物资才能从各个地方，集中到商都。
例如，青铜与铅是青铜器原料，近年来在铅同位素比值分析下，已可以分析出被集中到王都的青铜与铅，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除了有来自夏王朝时的铜矿石产地——中条山脉或陕西省南部的东龙山附近外，铜绿山等长江中游流域的铜矿山，还有与三星堆的青铜器成分相同的四川省南部的铜矿石，也很有可能被运送到商王朝。
殷商中期以后，殷商王朝的统治权稍微衰退了，畿外的领域缩小、王都搬迁，连殷商前期成立的畿外据点性城郭，也走向废弃之途。取代这种情况的，是山东大辛庄遗址与华北北部的藁城台西等新的间接统治的畿外区域的扩大。此时出现的，是畿外区域的再组合。
这个阶段以后，尤其是到了殷商后期，殷商王对畿外之外的周边区域的首长赠予威信财，或提供青铜礼器的制作技术，这些举动可以说是为了确保资源与物资。换句话说，随着统治权的缩小，殷商王朝与周边区域的首长保持情谊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资源，彼此的关系更接近相对的同等关系。
到了这个阶段，受到殷商青铜器文化影响的华中型青铜器、吴城文化（新干县大洋洲墓）、城固青铜器、三星堆文化等诞生了。
殷商后期，在上述的统治构造的变化中，以同祖同族关系作为王权的基础，进一步更加被强调，在区域上拥有统治基础的氏族或宗族，不得不聚居在王都，在祭祀活动中保持成为以王权为中心的组织性枢纽。其结果就是氏族、宗族在殷墟这个祭仪城市中的族墓墓地，被规定在固定的位置上。墓地空间以王墓为中心，中间隔着祭祀坑与宗庙等祭祀空间，氏族、宗族墓以金字塔的构造在其周边，依照离王墓的远近，可以看出氏族、宗族与王的关系远近。
从被序列化的墓地分布，可以看出氏族、宗族间的社会性地位。藉由在殷都的祭祀与送葬行为，来维持社会的进展与再生产，这是中国古代国家的特质。
从以上的特质看来，殷商王朝在东亚，确实被认为是已经处在初期国家的阶段了。
以中华为名的想法
以上所叙述的中国初期国家的发展史，正是以粟黍农耕社会与稻作农耕社会为基础的，先史社会统合化的发展史。换言之，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农耕社会的发展史。
正因为文字这个能够维持社会组织的重要社会系统出现，显现了历史时代的转换，让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这样的社会进化下，在农耕社会所发生的现象，可以说就是维持农耕这种必须组织化的群体劳动形态，与农地之间的不可分关系。然而，这里必须确认的是：这个社会进化只是农耕社会内的社会进化。
其实，其后的中国社会形成一个初期国家的区域，也就是地理性中心的中原地区，古代国家便在这个区域里几经兴亡，保护中华这个团体的思想逐渐形成了。这就是尊重自己的来历，进而再度确认目前的自己；而这种想法对社会组织的再确认与组织的扩大，有极重大的意义。这种想法虽然与近代国家所见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与性质上略有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有许多共通的地方。
「中华」这种想法开始于商周社会的后期，也就是春秋、战国的时代；而这种想法变成文化，可以说是战国时代吧！
另外，「中华」这种想法开始于战国时代，汉王朝继承这个想法并且加以确立，但并不能直接与近现代的中华概念重迭在一起。近现代的中华概念是以清朝的国家领域为背景，所形成的国民国家基本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要请读者们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史中，不能用中原为中心的单一性发展法则，与战国时代以后正式形成的中华概念——或者说是中国概念，来看之后的中国史。同时，关于本书所述及的时期也一样，不能把前面说的，从农耕社会发展到初期国家的发展法则，单纯地套用在中国大陆或东亚的发展历史上。
在史前时代的历史变迁中，农耕是为了适应生活周边环境领域而出现的现象，绝对不是因为农耕本身是一种先进的表征，这是本书再三强调的概念。
而且，比起只靠狩猎采集就能生活的社会，初期农耕的生产量远远处于劣势，而且产量也不稳定。
不过，从之后在群体组织化中所看到的农耕社会的发展，就能看出农耕社会与狩猎采集社会已到达明确的水平区分。而农耕社会的北边区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在农耕社会中诞生了新型态的畜牧型农耕社会。这种畜牧型农耕社会，是以专业生产的方式来经营畜牧的游牧社会。
中国的史前社会，尤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以不同于现在欧亚大陆能见到的、顺应生态环境的社会生产性为背景，是人类群体出现差异的阶段。
热带地区是采集社会，中纬度地区是农耕社会，中纬度北部到高纬度地带是游牧社会，高纬度地带到极北区域是狩猎采集社会，现在的这种社会平面划分，可以说从史前社会就已经开始了。
此后，以物质文化发展为背景的社会进化，或在其社会进化的延长上，由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人们经常以农耕社会为中心来了解历史、思考历史。前面所说的，中国走到初期国家的历程，也正是在这个农耕社会里发生的动态。
不过，我们不能忘记热带地区或极北地区的狩猎采集社会的历史，也存在其中，并且也必须注意到从农耕社会分化出来的畜牧型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历史。
尤其是从农耕社会北边分化出来的游牧社会的历史，可说就亚洲内陆的历史。中国历史绝非只有农耕社会的历史，亚洲内陆的历史与农耕社会，不仅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是在一起的。从这样的历史性发展看来，以中华文明的形成为支柱的中国史观，变成只是看到某个地域的地域史。对我而言，要讨论中国史或整体东亚史时，这是不完全的历史观。
从中国通史看两个文化轴
之前就有学者呼吁，观看全体东亚史时，日本列岛的历史性变迁也应列入观察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农耕社会的汉王朝所属的中华为核心，对比东亚中心和周边，以这样观点来观看东亚时，会发现两者是紧密连结成一体的。但是，只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东亚中心与周边，从而谈论东亚史，果真好吗？或者，全部以中国史，将中华放在核心，观察与其周边区域间的关系，这样会比较好？
然而，就像汉王朝以后的历史发展非常清楚的那样，中国史是亚洲内陆诸民族的王朝南下，与汉民族反复融合的过程。其中主要的亚洲内陆诸民族，举例来说，就是北魏、金、元、清等。在亚洲内陆经常存在着与农耕地带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反复南下，与农耕地带的群体发生冲突后融合，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这种冲突与融合所产生的力量，正是中国基本的历史大动脉。
即便回溯到史前社会，就像已经叙述过的，农耕社会与畜牧农耕社会（游牧社会）的接触，对其彼此都是社会进化上的重要引爆剂。就像已故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John King Fairbank）在其遗着《中国的历史》中，在关注中国史的发展时，特别重视汉民族与亚洲内陆诸民族的关系。上溯至史前时代，也应该要注意汉民族与亚洲内陆诸民族的关系，也就是农耕社会与畜牧型农耕社会（游牧社会）的相互接触情形。
本书所叙述的史前社会，强调旧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大陆有北方与南方两个区域社会文化轴。而且，这两条文化轴中，北方的文化轴是经常与欧亚草原地带进行交流，但在南方的文化轴里诞生的物质文化，就相对地显得保守与变化缓慢。此外，在两条文化轴周边出现的农耕，北方以粟黍农耕为主体，南方以稻作农耕为主体。不过，随着农耕的发展与扩散，黄河中、下游流域出现了两种农耕作物逐渐趋向融合的过程。
这种融合并不只是单纯生计上的融合，而是以达到维持社会组织精神基本的融合为形式，统合、组织农耕社会的社会群体，结果诞生了夏王朝或商王朝那样的初期国家，这一系列的过程，出现在中国大陆南方的文化轴上。
另一方面，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后，位于农耕社会北边区域的长城地带，逐渐出现以分离的形式，从农耕社会里诞生出畜牧型农耕社会。从长城地带开始的亚洲内陆地区，出现了与殷商王朝不同，以青铜短剑为中心的北方青铜器文化。相对于商周社会，从长城地带开始的亚洲内陆地区，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青铜器文化。这种情况应该可以从旧石器时代以来，所见的两种文化轴来解释吧！
也就是说，商周社会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殷商王朝期间，南方在两种文化轴的交流中，诞生了小麦、青铜器、车马等物质文化。另外，就如同在第十章叙述过的，殷商王朝这个完成初期国家的王朝，就像其出身母体是二里头文化期的先商文化漳河型一样，位于农耕社会与畜牧型农耕社会的两个文化轴的接触地带。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灭了殷商王朝的周王朝。周王朝成立以前的周族虽然以周原为据点，但其文化样式也是两个文化轴接触地带的样式。就如《史记．周本纪》里的传说性叙述般，周族的祖先往来于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大凡中国古代王朝在建立基础的阶段，大都处在两种文化轴的接触地带位置上，因为接触地带正是诞生新社会系统的泉源。
在中国史上，包含史前历史在内，能够看到的这两种文化轴，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历史观点。我们把目光投向，从农耕社会诞生出来的初期王朝或初期文明时，也应该要看到没有文字的亚洲内陆文化轴的历史重要性。这个历史性的流动经过商周社会，接着在南轴上经过秦朝的统一后，诞生了汉王朝，而北轴上则诞生了匈奴游牧国家。这些相互的接触，在中国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相信读者们都非常了解了。
另外，在观察拥有两条文化轴的中国大陆时，我认为观察包含日本列岛在内的整体东亚的史前社会与古代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
东京大学的西嶋定生荣誉教授从地域间的关系看东亚时，他认为一直以来以中国王朝为中心，将周边国家或周边首长视为从属的情况，是一种册封体制。也就是说，以中心与周边的概念，来讨论东亚历史。然而，我认为作为超越这种东亚历史观的东亚史前史观、东亚古代史观观，上述的两极构造式的历史观，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关键词解说
禹
被视为夏王朝始祖，传说中的王。尧、舜治世时，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洪水，禹的父亲鲧被任命治水，却以失败告终。于是禹接替鲧，投入治水的工作，取得了有效的成果，并且因为治水的神话而有名。春秋时代中期的青铜器「秦公簋」的铭文上，有关于禹的记载，可知春秋时代就已经知道禹的存在。同样春秋时代的「叔夷钟」与「叔夷镈」上的铭文，也出现了禹与夏王朝的记载。不过，这个时代还没有把禹视为夏王朝的始祖。把禹和夏王朝连系在一起，及禹的治水神话，是战国时代各诸侯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性而存在的。关于禹的传说，恐怕是到了汉代，才有了完整性。
汤王
商王朝的始祖汤王，消灭夏王朝的最后之王桀。
甲骨文称其为「太乙」，是确实存在的王。商王汤灭夏王朝后，建都于毫，而一般认为河南省的偃师商城，就是西毫。因此，距离偃师商城仅仅六公里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王朝的首都斟鄩。
中丁
商王朝的第十代王。根据《史记》，中丁之后的殷商中期因为王位继承问题发生兄弟之争，引发了九代的混乱。在这段期间内，原本从属于殷商王朝的诸首长也停止了对殷商王的朝拜。随着殷商王朝的权威衰退，丁中将王都从毫迁于隞。殷商前期的王都毫，被认为相当于郑州商城。但是，迁都之举似乎伴随着某种动乱，而郑州商城设有三处窖藏，窖藏里埋有大量的王室祭器，例如巨大的方鼎等青铜彝器。青铜器窖藏有紧急避难的意思，而这些窖藏却没有被后来的殷商朝人挖掘出来。另外，关于隞的位置，根据比较推断后，有学者认为就是被发现于郑州市郊外的小双桥遗址。
盘庚
盘庚是第十九代的殷商王，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盘庚迁都于殷。再根据《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述与考古学上的研究，殷就是现在的安阳小屯已成定说。另外，从考古学上的年代比较推断，殷的位置是近年来，在邻接殷墟的地方发现的洹北商城，这也是一个有力的说法。
武丁
第二十二代的殷商王。殷的甲骨文字，是从武丁的时代开始的。武丁在位时间长达半个世纪，而目前为止发现的甲骨，有半数以上是武丁时代的东西。从其甲骨的内容，可以了解武丁的时代为了压制西方的异族，发生过战争。另外，从甲骨文的内容，也可以知道妇好是武丁的王后。而一九七六年从殷墟内的五号墓里出土的青铜彝器铭文里，出现了妇好之名，由此可判断五号墓是武丁之后、妇好之墓。这是历史性的实名与考古学性遗址内容一致的难得事例。
新石器时代
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约翰．卢伯克（Sir John Lubbock）将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并把新石器时代的起点，放在最后冰河期的末次冰期的终了，也就是更新世转换到全新世的时期。此时，存活于更新世的猛犸、大角鹿等大型动物灭绝，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面对这样的环境变化，人类也以适应新环境为目标，生活方式有了改变。当时，人类提高了对植物性食物的依赖，进入了从移动式生活，改变为定住性生活的社会变化。另外，卢伯克也举磨制石器的出现为例，做为新石器时代开始时物质文化也产生变化的证明。不过，这样的基准并不适用于全世界。以东亚来说，做为人类适应新的环境的证明，陶器的出现似乎更有力。
双分制
指在不同的社会生活中，可以互补的两个群体或范畴。半族群体是双分组织的代表性例子。又，男与女、左与右、东与西等，是二元论的象征，两两对立地把人类围绕在其中，把世界一分为二。
威信财系统
在物质文化中，以特殊的物品为媒介，用以维持社会阶层关系的社会系统。起初被认为是地域间的交换财，是社会群体内的特殊物品，而管理特殊物品者的社会地位，也因此获得保障。之后，这样的特殊物品——也就是威信财，变成社会地位的表征，并由首长集中管理。此外，掌握、管理威信财的首长，不只能把威信财赐给下属、家臣，还能把威信财分配给在其政治保护伞下的其它群体的首长，藉此巩固彼此的政治关系，安定政治阶层构造。威信财在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里，是相当于青铜彝器或玉器的东西。
首长制社会
由世袭的方式决定的首长，通常握有最高的政治权力，同时也拥有住民们以进贡的形式集中生产物等物资。首长可以把这些生产物资再分配给住民。新进化主义人类学者塞维斯（Elman Rogers Service），把社会进化的过程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血缘家族社会、部族社会、首长制社会、初期国家社会。首长制社会是平等的部族社会与初期国家社会的中间发展阶段。
初期国家
指古代国家刚刚出现时的形态。根据塞维斯的定义，初期国家是以君王为顶点，贵族、平民、奴隶等等阶层制度完备，拥有可以维持王权的官僚组织与司祭者，并且也确立了纳税的贡纳制度的区域。另外，这个区域的人口规模在两万人以上，区域内有都城或宫殿等建筑。不过，这样的定义未必是所有地域初期国家的要素，为了确认各区域的发展阶段，解释初期国家阶段在该地域内具体属于哪个历史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放射性碳素年代
空气中的氮受到放射线的影响，会变化为不安定同位素碳十四。而碳十四每隔五七三〇±四〇年会减少为原有量的一半（早期的半衰期被测定为五五六八±三〇年），这是公元一九四七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乌伊拉得．利比（Willard Frank Libby）的发现。利用这个理论，藉由木炭等有机物的放射性碳十四的半衰率，就可以测出碳素的生成年代。因为生物死亡就会停止呼吸，固定这个阶段的碳素，就能测出碳化阶段的年代。考古学透过这种方法测定文化层中的共伴木炭与碳化种子，来断定其文化层的年代。
树木年轮校正
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是假设空气中的放射性碳十四稳定不变，以此来测定年代的，然而这样的测定方法是有问题的。近年来利用树木的年轮来测定年代的树木年轮年代学发达，在使用相同的数据下，树木年轮年代与放射性年代的测定之间，明显存在着误差。树木年轮校正法是藉由那样的误差来校正放射性年代，可以得到更接近实际年代的方法。
AMS
指加速器分析装置。有了这种装置，即使是微量碳素，也可以精确地测定出放射性碳素年代。例如从前无法测定的微小碳化种子，现在也能进行测定了。近年来的年代测定，一般都已采用此法了。
周口店遗址
公元一九一八年，瑞典人安特生（本名约翰．贡纳尔．安德松Johan Gunnar Andersson，安特生为其中文名）发现周口店遗址。北京西南的周口店第十三地点、第一地点、第十五地点，是前期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山顶洞是后期旧石器时代文化层。著名的北京猿人，就是在第一地点的下部更新世层发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步达生（Davidson Black，本名戴维森．布拉克）所调查的化石人骨离奇失踪。战后，根据裴文中等学者的调查，再度发现了猿人化石。另外，关于猿人有使用火的痕迹之事，有学者保持疑问的态度，认为或许那是火灾的痕迹而不是使用火的痕迹。
裴李岗遗址
位于河南新郑市，是公元前六千年左右的墓地遗址，没有发现聚落的遗址。女性墓里的陪葬品有磨棒、磨盘等粟、黍粉食用器具，男性墓里的陪葬品有耕作用的石铲，与收获时用的石鎌等等。可见此时的墓葬习俗是不同的性别会用不同的陪葬品。裴李岗遗址因为证明了新石器时代前期已存在粟、黍农耕社会而闻名，成为裴李岗文化的标识遗址。
仰韶遗址
一九二一年，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发现的遗址，是由彩陶陶器形成的彩陶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也是仰韶文化的标识遗址。安特生认为彩陶起源于西亚，经过中亚的安纳乌文化，然后散布到中国，所以他特别注意与中央接壤的中国西北部的甘肃彩陶。但是，现在一般认为甘肃彩陶是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所以中国的彩陶文化起源自中国，是现在中国考古学界的普遍看法。
姜寨遗址
位于陕西省临潼县，以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到史家类型为中心而续存的部落遗址。一九七二～七九年，这个遗址被全面进行挖掘调查，并发现这个遗址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姜寨一期有环壕聚落及其周围的群体墓。聚落与其周围的墓域完全被调查的例子，在中国并不多见。一九五四～五七年被挖掘调查的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与姜寨遗址属于同一时期，遗址内部的大部分也都被考察了。像姜寨遗址这样，包含墓域在内的聚落整体情况得以解明的例子，显得非常有意义。姜寨二期时聚落的痕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群体合葬墓为中心的墓地。
大汶口遗址
位于山东省泰安县的遗址，是代表黄河下游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大汶口文化的标识遗址。一九五九年，发现、挖掘出大汶口文化中、后期的墓地，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特质因此被了解，墓内陪葬品中的彩陶与白陶、黑陶，都极具艺术价值。一九七四年、一九七八年，调查了位于遗址北侧的大汶口前期与从这个时期往上溯的北辛文化期的墓地。但被认为存在聚落的遗址中心地，现在是大汶河的水流流经之地，已经无法查明聚落遗址的情形。
城子崖遗址
存在于山东省龙山镇。因地名的关系，代表黑陶文化而被称为龙山文化；这点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彩陶文化。一九三〇年，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吴金鼎等人为中心，进行了城子崖遗址的挖掘调查，挖掘出城墙的存在，不过，当时并没有把这个城墙认为是龙山时期的城址。一九七五年，在河南省登封市王城岗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期的城址后，再次进行调查，才确认城子崖是山东龙山文化期的城址。
朱封遗址
位于山东省临朐县的山东龙山文化期的大墓。在一九八六年的挖掘调查中，发现一号墓中，在东西长四．四公尺，南北宽二．五公尺，深度一．八公尺的墓圹里，筑有木椁构造的墓室。这是个两层构造的木椁，木棺被安置在内侧。椁内除了木棺外，还有被称为边箱或脚箱，可以放置大量黑陶与陶器陪葬品的设施。另外，在二〇二号墓中，木棺内的被葬者的头部，出土了玉簪。从木椁、木棺等埋葬构造与墓圹的规模大小，及含有玉器等丰富的陪葬品看来，这个坟墓被认为是山东龙山文化期的首长墓。尤其是其中的木椁、木棺的墓室构造，就是后来商周时代贵族墓或王墓的基本构造，因此被视为商周时代贵族墓或王墓的前身。
河姆渡遗址
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在一九七三～七四的调查中，这个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稻谷与稻梗，显示公元前五千年时，这里就已经有稳定性的稻作农耕了。另外，这里的住屋构造属于干栏式高脚屋，是沼泽地附近的聚落住屋构造，不同于其它地区，特别引人注意。因为这里也是低湿地遗址，所以除了栽培水稻以外，还出土了很多植物的化石与动物的骨骸，这些东西对还原古环境的面貌，有相当大的帮助。此外，因为这里也出土了漆器与玦状耳饰，所以常被拿来与日本的绳文文化做比较。
良渚遗址
位于浙江省余杭市良渚镇，是良渚文化的标识。一九三六年，浙江省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此试行挖掘调查，并判断这里是黑陶文化的遗址。良渚镇与邻近的瓶窑镇、安溪镇，形成了良渚文化的复数遗址群，遗址与遗址之间紧密地连结成一体，合称为良渚遗址群。这个遗址群以莫角山遗址这个巨大的祭坛遗址为中心，分布在这个中心周围的有反山土墩墓、汇观山土墩墓、瑶山土墩墓等土墩墓，在其周边，还分布着制作玉器的工坊等聚落遗址。还有，这个遗址的北侧，有为了防洪而堆积起来的土垒。此外，以反山土墩墓为首的各土墩墓，都有玉琮或玉璧、玉钺等大量的玉器陪葬品。
石家河遗址
这是位于湖北省天门县，属于屈家岭文化期的城址遗址。其城址的规模南北长有一千一百公尺，东西长有一千公尺，是长江中游流域新石器时代城址遗址中最大的。这个城址内有邓家湾遗址、潭家岭遗址与三房湾遗址等多个遗址，石家河遗址是这些个遗址的总称。这是继屈家岭文化后出现，石家河文化名称的由来。石家河文化出现了特殊的成人瓮棺墓，瓮棺墓内有鹰形玉笄等玉器陪葬品，这些玉器上有人物像或动物像，这是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特征。这些有石家河文化特征的玉器，之后越过石家河文化的文化领域，扩散到陕西省北部的石峁遗址、二里头遗址等地方。
陶寺遗址
被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是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到公元前二千年，河南龙山文化期的大规模城址遗址。当初发现这里的墓地群时，挖掘到了有石磬、鼍鼓或漆器做为陪葬的首长墓，阶层化分布明显的墓葬令人瞩目。后来，围绕着墓地区的巨大城墙也被发现了，很清楚地可以看出，聚落与墓地区虽然被区隔开，但却并存于城址内部。从墓地区的分布，可以看出首长的下面还有贵族层的墓，而且，从聚落区内也可以看出，贵族层等社会阶层的上位者的居住区块，与一般居民的居住区块是被分隔开的。除此以外，这里也有工坊区，而城址则是从小城的阶段开始增建成大城，规模也变大了。城址的规模最大时，南北长有一千五百公尺、东西长有一千八百公尺，是新石器时代最大规模的城址。小城阶段时，墓地在城址的外侧位置上，但到了大城的阶段，墓地则在城内南侧，并且还有被称为观象台的天文观测建筑。河南龙山文化中期时，这个地方受到暴力性的破坏，城址因此衰微了。
二里头遗址
位于河南省偃师市西南约九公里的二里头村。二里头遗址是河南龙山文化与殷商文化接续时期的遗址，二里头文化也因二里头遗址而得名。考古学文化里的二里头文化，被认为可能相当于文献中的夏王朝，至于二里头文化里的哪个阶段相当于夏王朝，学界也有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尤其是二里头三期的一号宫殿址与二号宫殿址的发现，及从墓葬中出土的爵或斝等青铜器的存在，提高了二里头文化阶段相当于初期王朝期的可能性。目前，一号宫殿与二号宫殿的下方，又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宫殿，及好像围绕着一号宫殿与二号宫殿的城墙与道路区划，由这些发现来推断，二里头遗址是具有宫城机能，同时都市构造也相当明显。
二里岗遗址
存在于河南省郑州市内的遗址。根据一九五三年的调查，这个遗址的文化内容与殷墟遗址属于同一系统，但是出现的时期比殷墟更早，所以被命名为二里岗文化。根据后来郑州市内人民公园遗址的调查，再一次确认这个遗址的文化内容与殷墟期同系统，也就是同属殷商文化，可以说二里岗文化期是殷墟期之前的重要文化期。从层位上区分时期时，二里岗文化可以分为二里岗下层与二里岗上层两个时期，而这两个时期还可以再细分为二里岗下层前半、后半期，与二里岗上层前半、后半期。不过，因为二里岗上层后半期以郑州白家庄遗址为其标识，所以有学者认为，二里岗上层后半期应该从二里岗文化期中独立出来，称为白家庄期。也有学者把二里岗下层到二里岗上层前半期划分为殷商前期，把白家庄期以后划分为殷商中期。
偃师商城
位于河南省偃师县，是二里岗下层期到二里岗上层前半期的城址。这是属于商代前期的城郭，但因为离二里头遗址仅六公里，所以学界对其属性有各种看法。偃师商城也是从小规模的城址，慢慢扩大为大规模的城址的，城址内也分别有小城与大城。小城兴建于何时还未有定论，不过多数认为小城兴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后半阶段的看法比较有力。有些学者基于此一观点，认为偃师商城就是商王汤所兴建的都城毫。总之，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的文化内容有差异，这被解释为：殷商王朝与夏王朝的兴亡，与其遗址的相异性格有关。
郑州商城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殷商王朝前期的都城。于二里岗下层期到二里岗上层前半期极为繁荣，是殷商王都的可能性很高。关于郑州商城城墙的长度，东、南约一千七百公尺，西城墙约一千八百七十公尺，北城墙有一千六百九十公尺，是大规模的城址，宫殿区在城内的东北部，并且城外还有外城。而在内城的南侧和北侧，发现了青铜器工坊的遗址；此外，骨角器制作工坊与陶器制作工坊等工坊的遗址，则分布在内城的外侧，由此看来，郑州商城的都市机能相当明确了。还有，内城的外侧还发现了三个用以埋藏青铜彝器的设施，从这些埋藏设施里，出土了不少巨大的方鼎等青铜彝器。埋藏设施的存在，被认为与城址的衰微有关。
盘龙城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是与郑州商城大约同一时期的城址。盘龙城的城墙南北二百九十公尺，东西二百六十公尺，是呈现方形的城郭，城郭的内部有大型的宫殿。一般居民的房舍与工坊在城外，城外还散落着数个墓地，墓中有二里岗文化期的陪葬青铜彝器。盘龙城被认为是殷商王朝统治南方区域的据点性都城，也是从南方来的物资的集散地，是供给王都资源的重要都市。殷商王朝可能派遣人员驻在此地，这些来自殷商王朝的人，会使用与殷商文化相同的陶器。
小双桥遗址
这是位于郑州市西北约二十公里的、石佛乡小双桥村的城市遗址。这个遗址南北长约一千八百公尺，东西宽约八百公尺，面积约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尺，其中有直径达到五公尺的大规模牺牲坑，用于牛、象、鹿、狗、猪等或人类，除了牺牲坑外，还有很多祭祀用的建筑遗址。在建筑基坛附近有祭祀用建筑，并在祭祀用建筑内，发现了铸造青铜彝器的机构。此外，还发现了窖穴、土坑或火坑等构造的痕迹。小双桥遗址存在的年代，相当于殷商中期的郑州白家庄期，这里因为存在着大规模的版筑基坛，并且出土了宫殿建筑用的青铜对象，所以被认为可能是殷商中期的都城，有学者认为这里就是中丁迁都的隞，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是郑州商城的副都。另外，这里也发现了上面有红色文字的大口尊，这些红色文字因为早于甲骨文而受到瞩目。
洹北商城
洹北商城位于殷墟的北侧，一九九九年被发现前，没有人知道此城的存在。这里的东西城墙长约二千二百公尺，南北城墙长约二千一百公尺，是一座呈现方形的城址。现在已知城的中央部位有宫殿遗址，并从城内的花园庄遗址里发现了殷墟文化第一期的青铜彝器。从这样的年代观看来，认为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殷的说法，是相当有说服力的。还有，也有学者把这个时期命名为花园庄期。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认为这里是第十二代河亶甲迁都的相。
殷墟
公元一八九九年发现的甲骨文出土地，是河南省安阳市小屯；这个地方被认为是殷商王朝最后的王都，也就是殷，现在被称为殷墟。沿着洹河的宗庙区、王陵区或王陵的前面，散布着牺牲坑。此外，氏族的墓地分布则以宗庙区为中心。还有，这里也存在着青铜工坊等工坊的遗址。这个地方是武丁以后的正式王都，是祭仪性格浓厚的遗址所在。
三星堆遗址
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三星堆遗址因为公元一九八六年发现了两个祭祀坑，而让全世界瞩目。这个遗址开始于龙山文化的宝墩文化期，但正式被使用的年代应是二里头并行期。这个地方在商文化并行期时，兴建了东西长一千六百至二千一百公尺、南北长二千公尺的城墙。两个祭祀坑（一号坑、二号坑）就是在城内的中央南侧被发现的，坑内有大量的青铜器与象牙、玉器。在这个地方发现的青铜器非常特殊，有眼部凸出的面具与人物像，以及巨大的神树等，这显示此时存在着与殷商文化青铜器不同的、另一个青铜器文化，因此引起世人的注目。关于这些青铜器被埋藏的时期，有多种说法，较被接受的说法是：这些青铜器是殷商晚期到西周初期的东西。这个遗址的结束时期与文物埋藏时期，被认为与商王朝的灭亡有着某种关系。不过，关于被埋藏的青铜器与玉器的主要制作年代，一号坑被认为是殷墟文化一期（盘庚～武丁期）的东西，二号坑是殷墟文化二期（武丁～祖甲期）的东西。
参考文献
前言
．张光直／小南一郎、间濑收芳译《中国青铜峙代》，平凡社，一九八九年
．苏秉琦／张明声译《新探 中国文明の起源》，言丛社，二〇〇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