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物挖掘物语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
近代历史学的黎明
中国是王朝国家。新王朝在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后，会依照惯例总结前一个王朝的历史，做成正史。二十四史就是这个惯例下的产物，但中国最早的正史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
自汉代以来，中国便相信以正史为中心的文献记载，因此儒学家们热衷以考据正史为中心的训诂学。清朝末年，在欧美列强的压力下，清王朝也不得不打开国门，让欧美势力进入。在当时完成产业革命，竞相扩大殖民地的欧洲人眼中，中国或印度是停滞不前的地区，被贴着「专制国家」的标签；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来看，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译注：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缩写为AMP）的原因，就是因为亚洲有专制国家的背景。站在亚洲人的立场，上述的观点当然是一种侮蔑性的历史认识。
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公元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众所周知，被称为五四运动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虽是反对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行动，但也可以说是五四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文化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是一场反旧有的家族制度、反儒教思想，并学习西欧近代思想的新文化运动。
中国的历史学当然也乘着这个运动的潮流，走向近代化的学问体系，也就是必须用科学化的方法来学习。于是，怀疑文献记载可信度的疑古派因此诞生了。疑古派的领头人，就是「古史辨」派的创始者顾颉刚，他引进西欧近代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迎接中国近代历史学的黎明。记载在《史记》〈夏本纪〉、〈殷本纪〉里的夏王朝与殷商王朝是否确实存在呢？的确有人存疑吧！
距离现在约一百年前的清朝末期，当时的国子监祭酒（中国古代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负责人）王懿荣和他的食客刘铁云发现了甲骨文，这是近代历史学的一件大事，而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藉由清朝考证学对甲骨文字进行解读，更具意义。
甲骨文字中有「殷」这个字，让人们开始相信殷商王朝确实存在，这是近代历史学的一大成果。而且，根据王国维的解释，甲骨文所显示的殷王名字，与记载在《史记》上的殷王系谱，几乎是一致的。
然而，要证明殷商王朝确实存在的话，还需要发现殷商王朝存在的遗址才行。也就是说：当时被视为珍贵中药材的龙骨——甲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追查甲骨来源的行动于是开始了。
清朝在日清战争中败给日本，又经历了义和团事件和紧接而来的辛亥革命，终于走向灭亡。成立新政权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了促进中国现代化，设立了中央研究院，而第一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为傅斯年先生。
知道甲骨出土之地是河南省安阳小屯后，傅斯年立刻指派刚从哈佛大学得到人类学博士的李济，由他组成安阳调查队。
话说回来，在傅斯年命李济组成安阳调查队之前，受聘于中国政府地质研究所的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已经注意到在学会上发表的「龙齿」，并于一九二六年于北京周口店的石灰岩采掘场发现了化石人骨。埋藏着化石的地层被认为形成于五十万年前，而人骨化石被命名为北京猿人。
当时荷兰古人类学者欧仁．杜布瓦（Eugène Dubois）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发现人骨化石，他表示应该是比尼安德塔人的旧人类更古老的原始人。但是，之前一直有人对亚洲有原始人之事，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所以北京猿人被发现后，杜布瓦的说法获得了肯定，也证实了非洲出现猿人后，亚洲很快地就有比猿人更进化的原始人出现。对于时至今日仍然争论不休的人类进化多系说而言，北京猿人的发现，无疑是非常珍贵的一大证据。
再回来说安特生。安特生于一九二一年，在辽宁省锦西县沙锅屯遗址发现了彩陶。同年，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彩陶。因为那些彩陶类似西亚的新石器彩陶，所以可以证实新石器时代中国已经存在，并且与西亚地区有关连。因此安特生继续在甘肃进行挖掘，并且也发现了相同的彩陶，称之为甘肃彩陶。安特生认为中国的彩陶是从西亚流传过来的。
仰韶文化彩陶罐 河南洛阳博物馆馆藏。
另外，一九二四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译注：原名埃米尔．黎桑Emile Licent）与德日进（译注：原名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发现彩陶；一九二三年桑志华等人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武灵县水洞沟，发现了后期旧石器。
除了桑志华、德日进的发现外，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斯文．安德斯．赫定Sven Anders Hedin）、英国东方学学者马尔克．斯坦因（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法国东方学学者伯希和（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及日本大谷光瑞等人在丝路的探险，发现了敦煌文物，也是在这个年代，大约是一九〇〇～一九二〇年。
被誉为近代考古学开拓者的滨田耕作的业绩
日本人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中国大陆展开考古调查。以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教授、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教授、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等人为中心所组成的东亚考古学会，于一九二七年在现在的辽宁省碧流河河口附近的貔子窝遗址，展开首次的中国大陆考查。
日俄战争后，获胜的日本在满州——即现在的东北地方的权益大幅扩大，考古学者趁此机会在这个地方展开正式的挖掘调查行动。
一九一一年罗振玉因为辛亥革命而流亡到日本，滨田耕作对他带到日本的殷墟出土遗物很感兴趣，早就表达过想到殷墟挖掘古代遗物的意愿。但是，就如同稍后会提到的内容那样，一九二八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率先展开了挖掘殷墟的调查工作，滨田耕作不得不放弃挖掘殷墟的愿望。
后来东亚考古学会的挖掘调查行动，便以当时的满州、辽东半岛为中心，开始在牧羊城遗址、南山里的汉代遗址、营城子的汉墓、羊头洼遗址等地，进行挖掘调查。另外，滨田耕作也对桑志华、德日进在赤峰发现的彩陶深感兴趣，于一九三五年到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进行调查，证明了彩陶文化与青铜器时代文化的存在。今日，红山后遗址的彩陶文化，已被认为是中国东北地方的新石器文化，是红山文化的标识遗址。
滨田耕作完成的这些调查成就，却因日本侵略大陆，而被说成是殖民地考古学，这当然是受到批判的。但是，他确实也是该地区的近代考古学开拓者。而且在完成考古调查后，就出版挖掘调查报告，他的努力与意志，也的确值得他人敬佩。这些调查是近代考古学开拓期的调查，尽管这当中有些调查精准度的问题，但对考古学的研究来说，他所出版的挖掘调查报告书，作为今日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就学术研究这点而言，是很有意义的。
之后，日本学术振兴会于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后的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间，陆续在辽东半岛的四平山积石冢、老铁山积石冢、文家屯贝冢、上马石贝冢等史前时代遗址展开考古调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才停止了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考古调查活动。
殷墟出土数据受难史
第一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以科学性的方法，尝试证明《史记》中〈殷本纪〉所记载的殷商，是确实存在的王朝。一九二八年，傅氏派董作宾到据传是甲骨文出土的所在地——河南省的安阳小屯做前行调查。而这个前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小屯就是殷墟的可能性相当高。
傅斯年决定由中国人自行进行殷墟的正式调查，并任命有中国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为调查队的队长。李济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除了董作宾之外，他招集了许多优秀年轻研究者加入，例如郭宝金、梁思永、吴金鼎、高去寻、石璋如、夏鼐等等，都是是这支调查队的队员。一九二九年，调查队开始到殷墟进行正式调查，除了一九三〇年到山东省济南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进行调查外，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为止，前后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的调查。
在那段时间里，小屯地方发现了宗庙遗址和大量的甲骨文字，侯家庄发现了王陵和祭祀坑。这些辉煌的挖掘调查成果，足以证明安阳是殷墟。因挖掘而出土的大批贵重遗物，也从安阳被移送到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的南京。
一九三七年，十五年战争（译注：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到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宣言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人称为十五年战争）的中日之战陷入激战，给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带来极大的危机感与压力。于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日军扩大战域的情况下，只得一步步撤退，最后撤退到四川，以重庆为战时首都。
国民党政府撤退时，安阳殷墟的遗物与故宫的文物，也从南京博物院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被强迫搬迁到湖南省长沙、云南省昆明、四川省李庄。这段期间里，研究所的人员虽然持续地进行研究，但被打包起来的殷墟遗物却完全没有再被打开来过。
这样的过程成了甲骨文的受难史。在中央研究院数度搬迁的期间里，出土甲骨文的报告书几乎已经整理到可以出版的阶段，却因为战事，出版计划两度受挫，直到约二十年后，第三次规划出版时，调查报告书才终于正式地出版。除了调查报告延迟出版的问题外，做为《小屯》乙篇出版内容的H一二七土坑出土的甲骨，虽然在出土当时，被小心翼翼地拿了出来，但战争导致的迁移行动，却让那些甲骨受到损伤，变成碎片，无法还原成原来的样子，大大降低了数据性的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一九四五年结束了，但不久之后中国大陆发生内战，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与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开始对战，社会变得动荡不安，以陕西省延安为据点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解放中国东北，占据有利的形势，并且逐步南下。而被共产党包围，又遭到孤立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仓促撤退到台湾，蒋介石保住了国民党政权。
故宫的文物与殷墟遗物随着国民党军队搬迁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也迁移到台北的南港地区，这就是今日故宫博物院有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的原因。
在内战中获胜的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参与安阳挖掘调查工作的年轻研究员，此时也不得不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干部，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搬迁到台湾；郭宝金、梁思永、夏鼐等人，则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李济到台湾后，成为台湾大学的教授，在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努力培育人材。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出来的张光直后来到美国，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将中国考古学的成果带到国际上。另一方面，留在大陆的郭宝金、梁思永、夏鼐等人，则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在大陆再度展开调查行动。停滞了十三年的安阳调查工作，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不久的一九五〇年再度展开，并且在武官村大墓、祭祀坑的挖掘行动中，获得成果。一九五九年，安阳成立了调查工作站，研究人员可以常驻在工作站中，持续进行挖掘调查与研究。在大陆开放改革后，今日中国大陆的挖掘调查，在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主导下，获得了显著的成果。
一九二○年代～一九三○年代持续发现的重要遗址
本书所叙述的新石器时代著名遗址，在大陆解放前的中国考古学界草创时期就已经被发现了。其中之一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红山文化名称的由来——红山后遗址。另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吴金鼎等人，分别在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两次前往一九二八年发现的山东省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进行调查。城子崖遗址可以说是龙山文化的标识性遗址。有趣的是：两次城子崖遗址调查所发现的遗物，现在都收藏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一九三六年，浙江省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试着挖掘六个黑陶文化遗址，然后发现了良渚文化，这就是以绚烂华丽的玉器文化闻名于世的良渚文化被发现之始。
前面已经说过了，一九二〇年代，因为安特生的关系，彩陶文化的遗址被发现了。其一是在一九二一年，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而仰韶遗址是今日仰韶文化的标识性遗址。其二是被安特生发现的甘肃彩陶。这样一看，今日众人所知的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如仰韶文化、甘肃彩陶文化、红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都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开始调查，其发现地也成为各文化的标识性遗址。
提出彩陶文化的仰韶文化与黑陶文化的龙山文化，来自不同系统民族的夷夏东西说，也在这个时候被提出，而提出这个学说的人，正是傅斯年。然而，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并没有民族的差异，只有年代上的差异，却必须等到大陆改革开放后，一九五九年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遗址的挖掘调查之后才得到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推动调查与挖掘行动的单位，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最初叫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于大陆开放改革后不久的一九五〇年，第一任所长是郑振铎，之后是伊达，和到英国学习近代考古学的夏鼐，他们以指导者之姿，带领苏秉琦、王仲殊、徐平芳、安志敏等人，有着活跃的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除了殷墟遗址外，又发现了可以证明殷商中期存在的瑠璃阁遗址，并在固围村遗址进行三座战国魏国墓的挖掘调查行动。一九五一年，洛阳设置了调查工作站——也就是调查办公室；之后，西安研究室、安阳工作站陆续成立，有了这些工作站、研究室，就可以进行有组织性的长期调查工作了。这些调查完全呈现出国家级别的调查工程面貌。
另外要说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科——即后来的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便是培育年轻考古研究者的地方。一九五二年正式成立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科的领导者是苏秉琦、俞伟超、宿白、邹衡、严文明等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携手，一起进行了一连串的调查工作。就这样，在学术机构与教育机构合作的双轨并进下，新生中国的考古学蓬勃发展。
仅就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来讨论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一九五四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主导下，展开对西安半坡遗址的挖掘调查，对一个聚落进行全面性的挖掘调查。从这个时候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那段时间，北首岭遗址、安阳后岗遗址、山西省西阴村遗址、甘肃省临夏姬川遗址等等，被视为今日考古史上重要遗址的地方，都展开了挖掘调查。同样的，北京大学也在成为中原陶器编年基准的洛阳王湾遗址，以及发现多个合葬墓的元君庙仰韶墓地等地，进行挖掘调查的工作。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摧残了中国社会，那是一段整个国家社会陷入痲痹状况的空白时期。考古学的研究也受到影响，整个考古学研究被迫中止。主要的学术杂志《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也不得不停刊，挖掘调查工作停摆。不过，一九六八年发现的满城汉墓——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基与夫人窦绾的夫妇墓，与一九六九年发现的北京元大都遗址的挖掘调查，却一直进行着。
从群众运动演变成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停止，自一九七二年开始，主要的学术杂志复刊了。殷墟或二里头遗址的挖掘调查行动，也从这一年再度开启。殷墟方面，成功地在孝民屯遗址保存了商代马车的完整形状；二里头遗址则是集中于挖掘一号宫殿遗址，成功地将一号宫殿的全貌呈现给世人。就这样，中国全国性的考古挖掘调查工作再次展开，重启调查、研究之风。
现代中国与文物挖掘
陆续成立的各地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混乱现象逐渐平息后，考古学的研究再度活跃起来。一九七二年以后，中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日本相继恢复邦交，同时也逐步对外开放，尤其是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开始推动改革、开放路线后，加速中国经济成长向前迈进。
相对于之前的挖掘调查工作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或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情况，从这个时期起，各地方的博物馆或大学，也自主性地投入挖掘调查。特别是在八〇年代，许多地方性的文物考古研究所从博物馆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个别的挖掘调查工作。
像这样地方性调查研究的发展，是从七〇年代后半开始的，就像搭上了改革、开放路线的同一班车似的。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初，除了之前的三大学术杂志外，各地域的考古学专门学术杂志也纷纷出版。一九八〇年创刊的有陕西省的《考古与文物》、河南省的《中原文物》、湖北省的《江汉考古》，一九八一年创刊的是黑龙江省的《黑龙江文物丛刊》（后来改名为《北方文物》）和江西省的《农业考古》，而内蒙古自治区的《内蒙古文物》，也在这一年创刊。
到了八〇年代的后半，又有许多和考古有关的学术杂志创刊，它们是陕西省的《文博》、辽宁省的《辽海文物学刊》、河南省的《华夏考古》、江苏省的《东南文化》、江西省的《南方文物》、四川省的《四川文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新疆文物》、河北省的《文物春秋》和山西省的《文物季刊》（后来改名为《文物世界》）。从这个趋势可以看出，这些专门学术杂志，是以各省为单位发行的。
在各地纷纷出版专门杂志的情况下，和挖掘调查有关的报告文章也陆续被出刊，让原本有限的考古数据快速增加，而丰实的资料有助于提升调查的深度。于是，整个中国考古界的大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变，研究者在调查后尽早提出调查成果或调查资料，与他人共享这些成果与资料。一九九〇年代起，中国各地开始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让考古的挖掘调查行动得到更充实的信息。不仅国内学者能够获知考古研究的新动向或新的研究成果，国外的研究者也能共享同样的信息。信息、讯息的公开化，对学术研究的进步有极大的帮助。
一九九〇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让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飞跃性的成长。但经济发展促使中国各地出现了都市化的现象，商业发达的沿海地区与工业化缓慢的内陆地区，产生了经济上的落差。而各省经济的落差，则表现在各种预算上。在一九七〇年代后半到一九八〇年代成立的各地考古研究所或文物考古研究所，自然也受到各省经济条件不同的影响，有些都市的研究经费非常充裕，但也有些地方仅能获得极为有限的调查经费。因为各地的经济有落差，于是各地的考古研究进展也会有差异。
周王陵的发现与造成轰动的周原文物挖掘调查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国土的快速开发，随之而来的便是越来越多让遗址濒临破坏的紧急调查活动。这就是今日中国的挖掘调查特征。在这种状态下，考古资料大增，越来越多的挖掘报告出炉，造成资料泛滥，这是中国目前考古挖掘调查界存在的现况。这与日本考古学界走过的路非常接近，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现代社会变化太快，这个变化指的是都市方面的变化。近代化的建筑物改变了城市的容貌，也改变了社会习惯。最明显的莫过于快餐店的出现。这几年来，中国的都市也和日本一样，市容变得越来越像美国的城市。
在社会快速信息科技化的情况下，马路上的网咖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加。但是，去遗址参观或进行调查时，田园地带的郊外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宁静，让人不禁怀疑那样的城市和这样的郊区，真的是处于同一个国家吗？这样的社会变化，也影响了大学的组织结构，中国现在也采用了近似日本的大学院大学（研究所大学）制度。
举例来说，北京大学的考古学系就相当于日本人所说的考古学部。北京大学的考古学系内有依时代别区分的专门科目，例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到商周时代、汉代到唐代等等，或以学科区分的专门科目，如古文字、陶瓷器、博物馆学、考古科学等等，并且拥有三、四十名专业教师。日本现在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考古学专门教育机构。但只是考古学系还不够，一九九八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进阶了，成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又称「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这是一个兼具保护文物与研究古代建筑的考古学专门教育机构。
一九九九年与二〇〇〇年，考古文博院内又分别设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这样的机构类似日本文部科学省主导下的COE（Center of Excellence），是为了设立高度研究机关而存在的制度，并拥有特别预算。除了考古学的考古文博院外，吉林大学考古学系也向该制度提出申请，获准成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所，在中国的边境地带进行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同时召开国际研讨会。
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国家级考古研究计划，就是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也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来解析夏商周的年代。所谓的夏商周三代，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王朝——夏王朝、因殷墟的甲骨文而获得证实存在的殷商、以及消灭殷商，建立封建制度的周朝等三个时代。
《史记》中虽然有关于这三个朝代的记载，但在纪年这一点的记载，却只有西周王朝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八四一年，因此在此之前只能知道相对性的年代关系。因此，即使是周武王伐纣，消灭殷商的最后一个帝王的实际年代，也只从文献记载与古代天文现象的关系来推断，所以有很多种说法。不过，大都不脱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如果还要上溯到殷商开始的年代，或殷商盘庚迁都的年代，甚至是传说的王朝——夏王朝成立的年代等等，这些答案更是处于黑暗之中，完全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可以确切证明它们的年代。
而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要汇集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文化科学等专业的力量，找到最接近上述问题的年代。
作为这个研究计划一环，周朝初期的都城周原，早早就进行挖掘调查，并且有了新的调查成果。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周原很可能就是周王陵的所在地。目前虽然还无法证实周原就是周王陵，但在这个研究调查之前，完全没有人知道三千年前的周王陵，因此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发现。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附近的周王陵挖掘调查活动，真的让人非常期待。
为了整合已经达到经济发展目标的中国新民族意识，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定位在古文明的先进国家上。如同把炎帝、伏羲、女娲等三皇从传说人物变成历史人物，视汉代到唐代乃是来自三皇的正统般，先设定了自己的祖先，就可以从祖先的先进性与文明性得到鼓舞。让中国古代文明冠上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再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现代中国就是古代中国的正统，这是中国现在的战略。这样的历史观完全反映在中国的大国意识。
战后的日本与中国考古学界
七○年代末开始，年轻的研究者能前往中国留学
在前面章节已经说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日本侵略中国，日本的研究人员得以直接参与中国东北部的考古调查工作。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日本研究人员在此地进行了正规的考古学调查。当时日本研究人员对朝鲜半岛或中国大陆产生极大的兴趣，那是因为传到日本的许多文化，其源头都是来自于这些地方。像欧洲社会去西亚追寻自己的文明之路，在那里进行了殖民地主义的调查，不可否认的，日本也在当时的政治性统治意识下，进行考古学调查。
战后，日本研究人员放弃了在中国大陆的调查活动，有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不能再在中国大陆进行调查。在这段时间里失去调查领域的日本考古学者，不得不转向在离大陆最近的对马、壹岐，或北海道东部进行挖掘调查行动。在中国大陆与日本恢复邦交前，直接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主要的学术杂志，成为日本唯一能得到中国考古学资料的来源。不过，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九五七年，以东京大学教授原田淑人为团长，包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驹井和爱、水野清一等杰出学者，接受中国科学院招待，在战后第一次访问中国。他们经由香港，走陆路，从广州入境，前往南京、北京、敦煌、西安、洛阳等地，然后再由香港回到日本。那是一趟现在难以想象的、绕远道的调查旅行。但在那一次的旅行中，团员们不仅看到开放改革后不久的中国，还因为看到了丰富的考古资料与中国举国保护遗址的行动而感动不已。
在那个访问团里最年轻的团员是冈崎敬，其次是樋口隆康，当时两人都是才三十初头、未满三十五岁的青年。后来冈崎敬成为京都大学教授，樋口隆康成为九州岛大学教授，带动战后日本的中国考古学。对这样的研究者来说，只能看战前所累积的调查资料，不能直接接触到现场的古迹遗物，就像隔靴搔痒般地觉得非常不痛快。一九七二年，因为日本与中国建交，所以两国变成可以正式往来，虽然开始的时候学者间的交流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慢慢地已经能直接在中国看到数据了。
中日两国学者间的往来变得密切，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之后的事。而日本研究考古学的学者最早到中国留学，则是在一九七九年，从此之后每年都有年轻的研究者前往中国留学，学习中国的考古学。
另外，八〇年代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路线进入地方的时代，以区域为单位的考古学学术杂志因此应运而生，公开的研究资料也迅速地丰富起来。在日本，专门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学生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变多了。中国考古学已经不像七〇年代那样遥远、难以追求了。我就是这个时代下的一员，从八〇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考古学，也曾经到中国留学。在冈崎敬和樋口隆康两位老师的眼中，如今研究中国考古学，真的比他们当年方便太多了，会有彷若隔世之感吧？
中日的学术交流从八〇年代正式活络起来，加速双方学术上的交流，则是从一九九一年二月修订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开始。这个修订法让外国研究者也能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挖掘调查，但附带条件必须是中外学者共同进行研究调查。想当然尔，这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一环，目的就是学习海外先进的考古学、古物保存的科学，帮助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发展。后面我想谈谈参与共同挖掘的一些经验。
国际共同调查与共同挖掘文物
日本与美国在共同挖掘上的差异
与中国进行共同研究的外国研究者中，以美国与日本的学者为主。中国与日本开始共同挖掘调查研究是在一九九五年。后面会详细说明共同挖掘调查研究的内容，这里只先列举共同挖掘的主要遗址名称。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地点有：湖北省阴湘城遗址、江苏省草鞋山遗址、浙江省并安桥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岱海遗址群、四川省宝墩遗址、湖南省城头山遗址等。商周时代的遗址地点有：二里岗文化的都城遗址，也就是河南省府城遗址。汉代之后的遗址地点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交河故城城南区古墓群车师国时代墓遗址、宁夏自治区的北周田弘墓、唐代史道洛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雅遗址、陕西省汉长安城桂宫二号遗址等。
至于与美国的共同挖掘调查方面，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地点有：山东省两城镇遗址、江西省吊桶环遗址、仙人洞遗址。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代有：河南省商丘遗址群、四川省中坝遗址——制盐遗址等。此外，美国还积极参与了山东省两城镇遗址周边、河南省二里头地区、河南省安阳周边、河南省垣曲周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地区等地的遗址分布调查，利用计算机的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空间分析，从遗址的分布研究时代的变迁，了解地方的历史轮廓。
美国和中国的共同调查因两国的学术研究风格差异较大，而且中国在考古学上的经验累积比不上日本，所以中美的共同调查通常不会马上进行挖掘，而是先进行遗址的分布调查，在这方面有成果之后，才会开始挖掘调查。或者可以说：美国与中国的共同调查行动，以前阶段的遗址分布调查为主。事实上，在包罗性的遗址分布调查下，许多以前不被知道的遗址因此被发现了，这也使得之前被忽略的历史有了新的解释。这一点让人们再度了解到中国大陆的考古学须要这么细密的调查。
确认了遗址的分布后，就知道有些研究领域被疏漏了，我认为同属于东亚的日本研究者，也必须重视到这一点。
我参加过三个中日共同挖掘调查，分别是：湖北省阴湘城遗址、江苏省草鞋山遗址、内蒙古岱海遗址群。在阴湘城遗址挖掘出新石器时代的巨大城垣。在草鞋山遗址，我参加了东亚最古老的水田遗址的挖掘。而在岱海遗址群的挖掘调查，透过时间轴，了解到气候变动剧烈的长城地带，其地理环境与遗址的关系。
其实，在参加这些共同挖掘调查前，我自一九九〇年起，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有过三年共同调查的经验。那三年的调查因为刚好是在挖掘调查被允许的时间之前，所以只能进行测量调查、遗物调查和参观遗址等活动。虽然不能进行挖掘活动，却是最早得到国家文物局正式许可的共同调查，所以团员们都带着自豪与责任感，进行所有的调查工作。当时日本的调查团团长是大手前大学的秋山进午教授，中国方面的团长是当时的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郭大顺先生。
第一年进行的测量调查有：和二里头文化平行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遗址中的辽西凌源县城子山遗址，以及同属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的阜祈南梁遗址。第二年的测量调查地点是位于辽东半岛与商代平行期的大连市王山头积石冢，第三年是辽东文石墓墓地群中凤城县东山大石盖墓。
中国考古界好像很少有考古学者，亲自使用测量板和照准仪（平面测量器）做简单的平面测量，或使用全站式光波测距仪（Total Station）进行测量，所以对日方研究人员的单调调查行为感到有些不解，当时经常出现的画面就是，日本方的研究员顶着晚秋到初冬的寒风，一边进行遗址的测量，同时向中方的考古学者解说如何从遗址的测量中得到考古学信息。
双方共同发表的调查报告书里，详细地记载了这个测量报告的意义，想表达的是：即使没有挖掘，只是在当地进行种种测量调查，也可以获得各种考古的信息。然而，经由测量调查，从这些信息中得到的新假设，会让人想知道那些新假设是否正确，想要成立调查区，大大提高了挖掘调查的欲望。
首次参加共同挖掘——阴湘城遗址调查
我一直期待着能到中国参与挖掘调查，而第一次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一九九五年的春天，我前往湖北省荆沙市的阴湘城遗址进行挖掘调查，这是因为前一年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副教授，受到福冈市主办的文化论坛之邀，到阴湘城遗址访问，经过交涉后，定下了这一次的挖掘调查活动。福冈市文化论坛举办的这次挖掘调查活动，由福冈市教育委员会与湖北省江陵县博物馆共同进行，日方的挖掘队长是冈村秀典先生，中方是江陵县博物馆的副馆长——新石器时代专家张绪球先生。
在中国进行共同调查或挖掘调查时，住宿经常成为问题。对我们而言，只要有地方睡觉就可以了，可是中方为了尽待客之道，总是努力要让我们住得舒适，为我们选择设备良好的旅馆。然而设备良好的旅馆总是离我们进行调查活动的遗址有一段距离。维持良好状况的遗址通常都在离饭店较远的郊区。欧美人比较讲究实际，进行遗址考察时，对住宿的要求很简单，搭个可以休息的帐棚就行了。我去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进行共同挖掘时，休息的地方就是遗址附近的帐棚，过着在河里洗澡的生活。但中国人不会这样对待外国人，这或许也是基于治安与饮食上的考虑。
即使是平时对饮食并不讲究的中方研究人员，似乎也觉得必须给外国研究人员较好的饮食，这就是所谓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吧！中国人经常很在意面子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各种交涉时，也不得不重视所谓的面子问题，这是外国调查人的宿命。入境随俗，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于是，我们在阴湘城进行调查时，每天必须从旅馆开一个小时的车到遗址附近，再走四十分钟左右的路程，才能到达遗址的所在地。一九九五年夏天到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去内蒙古岱海周边进行挖掘调查时，虽然住在由工作站改建的住宿设施中，但从住宿的地方到调查现场，仍需要两个小时摇摇晃晃的车程。
进行共同调查的过程中，记录遗址或出土遗物的方法经常会成为问题。日本人对记录的要求比较琐碎，虽然这是日本人的性格问题，但如果不能完成正确的图面，调查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中方采用的是英国考古学的传统探方调查法，在五公尺见方的沟槽内进行挖掘。也就是先设定探方，再进行挖掘调查。四方形沟槽般的探方像格子一样，每一格之间以田埂般的隔梁为界，而隔梁便是把握层位关系的重要关键。日本也常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挖掘调查，但问题是测量的基准坐标。看起来像棋盘格子的探方组合，其实都经过精密的计算与测量。如果探方是在斜坡上的，就会产生斜距。用眼睛看时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但实际计测后，会发现探方其实不足五公尺见方。
在过去的调查中，探方或者说是网格就像是实测用纸一样，被视为实测的基准。但就像上一段所说探方会有误差。在日本，这种时候一般会用经纬仪（角度测量器）或全站式光波测距仪，实测出基准坐标，把正确的基准坐标打桩在地表上。九〇年代后半的中国考古学者还不习惯这个方法，或者是研究调查机构尚未备齐那样的测量仪器。我们在辽宁省参与共同调查、进行测量调查时，就不得不先详细说明测量的意义，以及利用探方为基准进行测量时，会产生误差的实例。
阴湘城遗址是面积广大的新石器时代的城址遗址，进行挖掘调查时要先完成正确的地形测量图，使土垣与其外侧的壕沟能够复原。
经济蓬勃发展与扩大挖掘调查
在中国每个地方进行挖掘调查时，和在日本一样都有种种的辛苦，而赶走那些辛苦的，就是辛苦调查之后的饮食。每个调查都有节省经费的必要，所以不能去餐厅吃饭，于是聘请了当地人家为我们做饭。这让我们能够吃到当地的家常料理。在阴湘城和草鞋山进行挖掘调查时，我们的主食是长米粒的籼米。平日吃惯粳米的我们原本应该会觉得籼米不合口味，意外地却发现刚从蒸笼里蒸出来的籼米饭又香又好吃。
中国各地的料理口味大不同。草鞋山的料理味道比较清爽，而阴湘城的料理味道较重，而且又辣；但这又和内蒙古华北风的豪迈口味不一样。至于在食材方面，阴湘城因位于长江流域，能吃到多种长江流域的河鱼，那些原本只在文献上看到的、从遗址出土的鱼种，因为到当地做调查研究，而有机会直接在餐桌上看到，知道是什么样的鱼了。
当然，我们也在内蒙古接受了全羊大餐的款待，甚至学会了肢解羊只的方法，和各种羊料理的处理方法。另外，每个调查现场附近的居民生活习惯也不相同。和受雇于我们、帮助我们做调查的百姓直接接触后，就会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与日常生活。由于我们也会去参观遗址周边的住家，所以也看到了阴湘城所在的长江中游，其百姓们居住的空间、聚落的型态，与华北的内蒙古有相当大的差异。那些差异当然不是现在才有的，我觉得那是可以溯及到史前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差异。
另一方面，草鞋山虽然是农村，却因为位于都市近郊而变富裕，除了还保留着从前水乡泽国的影子外，农村的模样正在变化当中。我虽然是外国人，却不禁为此感到焦虑，觉得应该赶快把以前传下来的种种民俗记录下来，以免时日久了，传统民俗因农村的变化消失殆尽。中国的遗址调查活动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学者，积极地进行挖掘调查，并且记录下各种考古数据，然而却几乎看不到民俗方面的调查纪录。久居于一个地方的人民所形成的风俗、生活习惯或技能，正在快速消失，没有被记录下来的过去，将会被黑暗淹没。
进入二〇〇〇年后，日本与中国的共同调查活动趋缓。原因之一是日本研究者想到中国进行共同调查时，必须得到日本文化厅文物局的同意，如今要得到这项同意越来越难了，这当然与政治因素有关。另外，借着之前的共同调查，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大为提高，和外国学者进行的共同调查活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具有吸引力。再加上中国经济的跃进，研究调查活动也不再需要外国人的经济支持。
就某种意义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给中国考古学带来很大的刺激。和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时一样，中国的挖掘调查活动也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挖掘调查案件迅速大增，出版挖掘成果的机会也大幅增加了，甚至克服了印刷技术不成熟的困难，利用漂亮的彩色印刷技术，印刷出昂贵的报告书，变得一点也不稀奇。报告书的价格更是贵得令人咋舌，几乎已经到了不是学者一个人，就能全部拥有的地步。
在这样的学术发展下，学术细分化了。在考古数据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以往站在外国考古学的立场来看中国考古学，把许多时代概括在一起的时期划下句点。将旧石器时代、历史时代、贸易陶瓷等的时代，笼统地放在一起研究的模式，终于渐渐消失了。然而，中国国内各地区之间的研究交流，却没有想象中的顺利，能够纵横各个地区，看到全体资料的研究者，只有中国国内的部分研究者。这和各地区的研究者观点不尽相同，各地区互相竞争谁的遗址历史更久、谁的遗物更珍贵的竞争心态有关。
外国考古学者要在这样的情势下，把史前时代的历史做地域性的通史整理，真的谈何容易。可是，本书就是要在这样的情势下，试着整理、叙述中国史前社会。虽然不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我想以我曾经参加过中日共同挖掘调查的经验，与在遗址实地观察遗物的经验为背景，执笔论述我的所见所闻来成就本书。
下一章我想谈论的是：中国大陆的农耕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