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活动的出现
人类诞生与中国旧石器时代
人类起源于非洲说与多元说
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一直以来，都以人类出现于地质年代的第四纪更新世为定说。但是，根据现在古地磁年代的层序区分等观点，以一七七万年前为界线，原始人出现的年代相当于那个时候。
南方古猿出现的时间比猿人更早，可以追溯到第四纪更新世之前的第三纪鲜新世；一九九〇年代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始祖地猿，让人类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五百万年前。用两脚直立行走的猿人发明了石器，目前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发现的最古老石器年代，可以上溯到两百五十万年前。
从以色列的乌贝蒂亚遗址的发现来看，人类最早从非洲开始向欧亚大陆迁徒的时间，大约可以上溯到一五〇万年前。相对于这个发现，目前中国在好几个地方，都发现了相当古老的地质年代的石器，安徽省人字洞遗址的年代是二四〇万～二〇〇万年前，四川省山县龙骨坡遗址是二一五万～一八七万年前，云南省元谋遗址是一六〇万年前或一六〇万～一一〇万年前，河北省小长梁遗址（泥河湾遗址群之一的遗址）是一八七万～一六七万年前或一六〇万年前。除了上述遗址之外，还有被认为是更新世前期遗址的山西省西侯度遗址、湖北省建始县龙骨洞遗址、陕西省蓝田公主岭遗址等等。
问题是：从这些地方出土，被认为是石器的东西，真的可以认定是石器吗？就像人字洞遗址中被认为是石器的东西，到底是人为形成的石器，还是天然形成、像石器一样的天然石？关于石器的年代与石器的真伪等问题，今后还需要有科学根据，深入探讨的必要。如果说除了人字洞遗址以外，其它遗址内的发现，都是人工形成的石器，那么，从非洲往外迁徒的人类，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东亚了。
中国大陆的前期旧石器时代遗址 1.泥河湾遗址群 2.西侯度 3.蓝田公王岭 4.龙牙洞 5.人字洞 6.郧县人 7.巫山龙骨坡 8.建始龙骨洞 9.元谋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从元谋遗址出土的人类牙齿化石。被称为元谋人的古老人类化石与北京猿人的化石类似，但更为古老，于是元谋人被认为是东亚最古老的人类。然而在经过地磁年代测定后，这个认定也被怀疑了，有人认为元谋人的化石最多只是六十万～五十万年前的化石，很难断定元谋人是东亚最古老的人类。不过，经过一九八四年的再次调查，于古地磁年代测定法的测量下，元谋人出土的地层层位为一八七万～一六七万年前。所以说，不管是中国最古老的石器，还是人类化石的年代，今后还是必须要有更多的科学性论证才行。
旧石器捏造问题撼动了日本考古学界，并从反省中体认到：未来要做的事情并不是简单的讨论预测，而是应该尽量做科学性的讨论。问题是：如果上述得到的讯息是可以信赖的数据，那么长久以来「人类来自非洲」的说法，就有再思考的必要。而「人类多元说」可能和人种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必须慎重去面对的问题。学术若要有更进步的发展，确立国际性的共同研究体制恐怕是刻不容缓。
与非洲早期石器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研究，因为发现了以华北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及发现北京猿人的周口店遗址的关系，华北成为旧石器时代的研究中心。但是，这二十年来，由于中国的南方也不断发现旧石器遗址，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整体解释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元性的解释已经无法满足现况。北京大学的王幼平教授对此有一系列的研究。
陕西省南郑龙岗寺遗址、广西省新州遗址，可以说是中国南方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代表。
龙岗寺遗址位于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属于中更新世的遗址。因为位于汉水上游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纳入中国南部。
龙岗寺遗址出土石器 1.原手斧 2、3.砍砸器 4、5.刮削器
这些中国南部遗址出土的石器，其特征为都是使用砾石加工制作而成的简单石器。敲打砾石的一部分，可以做成的砾石单面砍砸器、双面砍砸器，或是敲下部分的砾石，把剩余的剥片加工做成刮削器。还有就是可以做出上述工具的砾石手斧。
哈佛大学的莫维斯教授曾经提出二大文化圈的说法，他认为从非洲到欧洲，甚至到印度的石器文化是手斧石器文化，而上述区域之外的东南亚、东亚等地区，是单面砍砸器或双面砍砸器的砍砸器文化。相较于以砾石器为中心的非洲而言，没有手斧的东亚、东南亚，是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但是，这种以石器类型划分区域的看法，就近年来的新挖掘案例，已经不符合现代的解释了。
非洲从早更新世进入中更新世时，石器的变化也从典型奥杜韦（oldowan）文化进入到发展奥杜韦文化。换句话说，就是砾石器文化在技术上进化了。前面说过，早更新世的以色列乌贝蒂亚遗址，是人类最早从非洲扩散的遗址，测定的年代是一四〇万年前～一一〇万年前。但是，格鲁吉亚的德马尼斯遗址则在一五〇万年前的地层，发现了猿人化石人骨与石器。
这至少可以说明一五〇万年前，猿人就从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了。而欧洲受到石器文化的影响，诞生了有手斧这个特征的早期阿舍利文化（Acheulean）。这就是以非洲典型的奥杜韦文化为基础，在欧洲诞生的砾石器文化。
王幼平教授将近年来在中国南部地区发现的中更新世的石器，与非洲或欧洲中更新世以前的石器，做了一番比较。
比较非、欧各地域的石器后，王幼平教授发现：与中国南部中更新世的石器种类或组合最类似的，就是非洲的典型奥杜韦文化的石器。比起更晚阶段的非洲发展的奥杜韦文化或欧洲的阿舍利文化，中国南部中更新世的石器，更类似早期阶段的典型奥杜韦文化的石器。
将典型奥杜韦文化的石器与中国南部的石器相比较，两者类似之处是：在所有石器中，砍砸器的比例占所有石器的百分之五十；另一个类似是两者都有被称为原手斧的手斧石器，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石器技术。
王幼平教授认为，不管是诞生于非洲的人类，或者是人类发明的技术，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扩散到东亚南部，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或者说，中国南部的旧石器群或古人类，与非洲早期的石器文化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两者之后的变化，为什么会有不同呢？
因八千公尺高山的出现而变得安定、孤立的中国南部
欧洲的石器文化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从砾石器的阿舍利文化，进展到以尖头器等剥片尖头器构成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峙文化，再进化到后期旧石器文化以刀型石器为特征的奥瑞纳文化，以及以两面加工尖头器为特征的梭鲁特文化，和以骨角器为特征的马格德林文化。
相对于欧洲石器文化的变化，中国南部的中更新世与晚更新世的石器文化，却被认为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顺着时间的移动，缓慢变化而已。而造成这种几乎没有变化的原因，便是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第三纪上新世末期时，青藏高原的海拔高度不过是一千至二千公尺，但到了第四纪更新世，喜马拉雅山与青藏高原突然隆起，达到了和现在几乎相同的八千公尺海拔高度。这么高的喜马拉雅山与青藏高原，形成了欧亚大陆间往来的大屏障，让欧亚东部——也就是是东南亚，形同脱离欧亚大陆。
有亚洲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阻断了来自太平洋的潮湿空气，给东亚带来夏天潮湿和冬天寒冷干燥的季风。其中的中国南部，因为地理上是孤立的，又处于潮湿的亚热带、热带等比较稳定性的环境中，所以那里的人类在更新世的期间过着稳定的生活。外界推断中国南部的石器技术没有太大变化的原因便是在此。
在中更新世最温暖的时期，亚热带的潮湿森林带从黄河中、下游流域扩大到华北地带，而砾石器分布的北限，则到达了黄河的中游一带。换句话说，也就是从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以致于到黄河中游，都可以说是砾石器文化的领域。而生长在热带或亚热带森林地区的丰富植物资源，提供了居住在这个地域的人类稳定的食物来源，所以砾石器文化得以在这个区域稳定持续地发展，没有产生巨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从华北北部到西北地区的中国东北地区，则出现了不同于加工砾石的砾石器，也就是把砾石敲削成剥片做成小型剥片石器，这与华北南部到中国南部的石器，有很大的系统差别。根据古地磁测定法，关于河北省小长梁、东谷坨、岑家湾等华北北部中更新世的小型剥片石器遗址的年代，时间可以追溯到一百万年前。
这些遗址中的石器原料来自玉髓、燧石、玛瑙等小型石材。小型剥片石器形成的原因，和原料来自于小型石材也有关系。
不过，华北的石器向来分为大型石器的匼河——丁村系，和小型剥片石器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等两大系统。周口店第一地点就是发现著名的北京猿人的地方。大型石器的匼河——丁村系，可以视为是中国南部的砾石器系统；小型石器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则可以视为华北北部以北到东北部的石器系统。
华北南部与华北北部两大文化系统的交界地带，就是华北地区。中国南部的砾石器文化，来自利用石器工具，取得生长于亚热带气候下丰富的根茎类食物或果实，然后加工成为食物。
华北北部以北属于温带气候，因为小型剥片是适合肢解动物或捕获动物的石器，由此可见，和中国南部比起来，华北北部以北的人类对动物资源的依赖性相当高。
前、旧石器时代中期 华北是小型剥片石器文化与砾石器文化的交集地带。
有意思的是：这些差异也反映在各地域的地理条件上。砾石器文化圈位于平原等开放性的地域上，而小型剥片石器，大多被发现在洞穴或岩石下方等山区的遗址中。正因为地理条件不同，所以食物的来源也大不相同。同样是中国南部，广西省或贵州省等中国西南地方的砾石器，其组合种类就和中国南部有所不同。而且，在中国西南部所发现的遗址地点和华北北部以北一样，大多是位于山区地带的洞窟遗址。西南部的石器以砾石或石核加工后的剥片石器为主，可以想见，这是因为山区地带的食物来源主要是动物的关系。
猛犸象的祖先与非洲象是近亲
在探讨华北的石器时，还发现了一件令人深感兴趣的事情，那就是华北的小型剥片石器群后来有相当快速的变化倾向。也就是说，和中国南部的石器比起来，华北以北的石器制作技法或石器组成，历经了从斜轴尖头器、刀形石器，再到细石器刃的变化。像这样急速的石器变化，和旧石器时代后期的细石器变化一样，与包括欧洲与西亚在内的旧大陆有着共同的发展趋向。
近年来，在河北省郧县曲远河口，发现了两件保存情况良好的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郧县人；与哺乳动物群的化石、石器，在同一地层中被发现。那里的石器是砾石器群，是中国南方相当常见的石器群。另外，在同一地层发现的动物群，与发现蓝田猿人的著名遗址地点——蓝田公主岭，发现的出土化石群极为类似。关于这个遗址已经出土的三层地质年代，测定为八十七万年前～八十三万年前。至于这个年代与人骨化石的年代是否一致，今后有再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不过，应该都是早更新世后半期的时代吧！还有，也有人认为这里的人骨化石，是从猿人过渡到新人类阶段的人类化石。
有学者认为，和现代人一样的新人类，或者说现代人的直系祖先新人类，于二十二万年前诞生于非洲，然后再向世界各地迁移。然而，郧县人的出现，让上述的说法有了争议性，郧县人也因此受到重视。郧县人的象征意义是：各个区域的新人类是由各区域的猿人演化而来。郧县人与现代亚洲人的形质非常接近。
我们蒙古人种又是如何诞生的呢？这个问题还需要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讨论，才能有所定论。但是，只要人类多元说没有被遗忘，蒙古人种的起源地在中国大陆的可能，就值得我们多加注意。
近年来，中国南部发现人骨化石的出土案例增加了，有意思的是，发现这些化石的地方，其共通性就是都在砾石器群的范围里。目前出土的人骨化石有蓝田人、郧县人、和县人、南京人等等，这些人骨化石的形质，和以剥片石器为主体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的，约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的形质特征是不同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发现。
砾石器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前、中期，出现在中国南部到华北北部的广大河流阶地平原上。间冰期的亚热带气候北上到华北北部时，属于大型石器的砾石器文化也有一段时间往北扩散，好像是在呼应北上的气候般。在同一时期里，小型剥片石器则出现在从中国南部到华北北部、东北部的石灰岩山地；近年来在这些地方发现的洞窟遗址，皆可以证实这一点。这样的文化变化，出现于约三万年前最终冰期的旧石器时代后期，也就是更新世末期，而这也是细石器文化出现的阶段。
从石核上剥离出多个一定形状的纵长形剥片的技术，出现于从欧亚大陆北部的阿尔泰山到贝加尔湖的这个区域。这个技术形成的背后，实际上此前就存在着巨大的变革要素。
阿尔泰山现在仍然是将欧亚陆地分隔成东西两个部分的大山脉，东侧是至今仍然郁郁苍苍连绵不绝的泰加森林地带，西侧则是不断伸展到欧洲的平原地带。莫斯特文化是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拥有能够剥离石片成细石器的特殊技术——勒瓦娄哇技法，这是从石核剥取石片制成剥片的技术。勒瓦娄哇技法不仅是把剥片母岩剥离成片的技法，而且还是能对石核表面进行剥离加工的技法。勒瓦娄哇技法被发展出来后，从石核上剥离剥片，并加工制成细石器，已经可以规格化、量化了。也就是说，此时欧洲或西亚的莫斯特文化已经往东分布，越过乌拉山脉，到达阿尔泰山脉了。
勒瓦娄哇技法与细石器技术 1.是在西亚到欧洲一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勒瓦娄哇石核。2、3.是在西伯利亚、远东、日本列岛、华北等区域发现，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后期的细石核和细石器。
旧石器时代后期 在细石器文化与砾石器文化的中间地带，出现了小型剥片石器。
还有一件令人深感兴趣的事实，那就是在最终冰期时，从西伯利亚扩展到远东、北海道的猛犸象祖先，与非洲象非常接近。从最新的研究显示，在西伯利亚的永冻土层里寻找到猛犸象，将其肉片DNA与亚洲象的DNA、非洲象的DNA做比较时，猛犸象的DNA更接近非洲象的DNA。由此可以猜想：从非洲北上到欧洲的非洲象，为了适应寒冷的环境而演化为猛犸象，牠们在欧亚的北方迂回前进，扩散到许多地方。创造出莫斯特文化的人类，或许是为了追逐猛犸象，所以开始往东移动的。而人类的移动，使得西伯利亚也诞生了细石器技术，并让这种技术有了往华北、远东及日本列岛等地扩展的契机。
在东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后期的玛丽塔遗址里，发现了被称为维纳斯像的女性像。东欧捷克的下维斯特尼采（Dolni Vestonice）遗址也发现了同一时期的土制女性像。或许女性像也和细石器文化一起扩散到西伯利亚，成为日本列岛绳文时代土偶的原形。
再说已经扩展到华北的细石器文化，细石器取代了小型剥片石器，成为盛行的器具，在这个影响下，中国南部砾石器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转变，长江中游流域的华中，从砾石器转变为小型剥片石器；但从南岭山脉以南的华南一带，则被认为仍然使用砾石器。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除了最终冰期天气急遽寒冷让生态产生变化外，相较于受到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包围的砾石器文化圈，来自西伯利亚的新文化往南移动，其位置刚好就在华北南部和华中的细石器文化圈与原有的砾石器文化圈的接触点上。而这个区域，正是在更新世终末期转移到全新世——也就是最终冰期的最末时期，开始作物栽培，出现农耕的地区。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
定居的形态确立后才开始农耕
在地质学上，最终冰期结束，天气开始温暖化的时代，可以视为是第四纪更新世进入全新世的时代。时间相当于一万三千年前。那是气候激烈变化的时代，也是地球逐渐形成我们现在居住的地形和气候环境的时代。旧石器时代后期被区分为二的两大石器技术系统圈，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变化。中国南部的砾石器系统在最终冰期的冷温化中，分布领域缩小到南岭山脉以南的华南，华北地区则朝着细石器石器群、华中地区朝着小型剥片石器群发展。
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华北山西省沁水县遗址里，和细石器一起出现的遗物里还有石盘，由此可见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不只会狩猎取食，还会把橡实等坚果类的果实研磨成粉，做为食物。而这样的石盘，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遗址中，除了华北地区，日本列岛的中部，在几处发现刀形石器的遗址里，也都能看到。
这样的石器出现的时间，应该正是人类处于为了对付气候变动，而寻求新食物的阶段。换言之，虽然是在最终冰期的寒冷期里，人类已经开始在还没有被草原化的广阔森林地带，过着以采集的方式获得食物的生活。
但是，中国南部是否也能看到这样的变化呢？举例来说：中国西南部贵州省猫猫洞遗址是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小型剥片石器遗址，但这里却发现了类似绳文时代用来敲碎坚果类壳的敲击石器。发现的研究者认为那是用来击碎石器的加工工具。还有，属于华南的旧石器时代终末期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白莲洞遗址后期层里，发现了类似食用坚果类粉食的器具。研究报告者认为那里的器具相当于当做研磨器的石盘和当做穿孔石器的敲击石。那样的东西确实可能是旧石器时代后期的粉食用器具。由此必须思考的是：随着气候的寒冷化，从旧石器时代后期阶段起，中国南部的人也有可能以坚果做为食物来源，取代根茎类或果实类食物。
然而，从旧石器时代转换到新石器时代所对应的，正是是更新世进入全新世的时期，也就是生存于更新世的大型动物，如猛犸象、纳玛象、大角鹿等灭绝的时期。因为大型动物灭绝了，人类狩猎的对象动物群产生变化，从大型动物转换成小型动物。
磨制石器的出现，曾经是定义新石器时代的第一要素。最早提出这个定义的人，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人约翰．卢伯克（Sir John Lubbock）。这是针对西亚或欧洲的先史学所下的定义，未必是放诸全世界皆准。以磨制的石斧为例：日本列岛所发现的局部磨制石斧，却被区分为旧石器时代的产物。
另外，也有研究者重视农耕的出现，把农耕的出现视为新石器时代的划时代发展。英国的考古学者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便是持这种主张的研究者。有农耕活动，就有提供安定食物资源的可能性；而之前靠着追逐猎物维持生活，过着迁徒生活的人类，在农耕出现后，就有走上定居生活形态的可能性。
农耕是人类进化的一大里程碑，柴尔德还将农耕的出现，命名为「新石器革命」。我们也在听到农耕时，就会觉得人类历史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并且很容易觉得：比起狩猎采集社会，农耕社会是更进化的社会。
定居的生活让女性能在安稳的环境中度过育儿期；在生物学上，女性的妊娠间隔期也会比移动迁徒生活短。女性的妊娠间隔缩短之后，女性一生的生产次数就会增加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快速增加，社会群体的规模也会产生变化。
但是，农耕和定居是一体的吗？好像未必如此。例如早早就有定居的社会模式的日本列岛绳文社会，虽然过着定居的生活，却不被认为是农耕的社会。有了丰富的橡果、栗子等植物资源，即使没有农耕的运作，也有可能过着定居型态的生活。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般，定居与农耕谁先谁后也有一些争论，但今日的学者大多倾向于支持：定居的形态确立后，才诞生了农耕社会的看法。
以中国大陆的情况来说，在最终冰期气候寒冷化的期间，人类为了适应新的生态，已把采集坚果类等植物性的食物，纳入维持生命的资源之中。在接近旧石器时代后期结束阶段的细石器文化阶段，华北地区的人类除了靠狩猎取得食物外，坚果类确实也是他们的食物资源。
再者，随着最终冰期的结束，气候温暖化的结果让原本是人类狩猎对象的大型动物逐渐灭绝，小型动物成为人类狩猎的对象，这意味着人类狩猎的范围也必然地缩小，活动范围也一定会移转到拥有广大坚果类森林的低地地区。或者说，在植物资源成为人类的主要食物来源后，获得食物的方式改变与活动范围的缩小，让人类慢慢走向定居型的社会。
出现烹煮用的陶器
日本列岛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住家废墟，人们还在废墟里发现了陶器。
陶器本身并不是社会定居化的表示，但是，就像陶器的诞生有一假设性的说法，被认为是为了去除坚果类食物的涩味，而被开发出来的烹调器具。从更新世进入全新世的转变期里，东亚地区出现了陶器。也就是说，人类从以动物为主食的阶段，迈入以植物或鱼贝类为主要食物阶段时，整个东亚出现了可以用于烹煮的陶器。
在日本列岛，陶器的出现象征着绳文文化的开始，并曾因为是世界最古老的陶器而受到世人瞩目。但是，就目前为止发现的事例看来，在这个变革期出现陶器的并不是只有日本列岛。从东西伯利亚的沿海各地到华北、华中、华南等区域的遗址里，都发现了可以上溯到一万年以前的陶器。为人所知的有沿海的加夏遗址、华北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华中的江西省仙人洞遗址或吊桶环遗址、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华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木甑皮岩遗址等等。整个东亚从更新世进入全新世的转换期里，各地都可以见到陶器。
从陶器出现的这件事，应该可以认为人类的饮食生活，越来越依赖来自植物资源与海鲜！还有，陶器这么早就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中，是东亚地区的特色。
东亚陶器出现期的遗址 从更新世迈入全新世的期间里，东亚各地出现了陶器的踪迹。
最早诞生农耕社会的西亚，是在农耕出现后的公元前六千年左右，才终于有陶器。在西亚地区最普遍看到的是雪花石膏制的容器，那样的石制容器其实很早就有了，和编织的篮子一样，被当做眝藏用的器具。当做烹煮器具的陶器当初并没有受到重视。在说明人类的历史是多样性时，陶器的出现应该可以做为东亚与其它地区不同的证明吧！中国大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新的植物利用方式——「栽种」。
令人更感兴趣的是：就像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南部与华北的石器制作并不一样，华北和华中的农耕社会开始后，栽种的食物也有所不同。华北的作物以粟、黍为主，华中以水稻为主。这样的不同当然也与栽种谷物之前的生态环境有关。人为栽种的粟、黍出现前，华北应该存在着粟、黍的祖先，也就是野生种的粟、黍；而华中则存在着水稻的祖先——野生水稻。关于人类迈入定居社会与开始栽种食物的问题上，在此要把华北的粟、黍与华中的水稻分开来说明。
农耕出现地与细石器文化、砾石器文化 细石器文化与砾石器文化的接触地带为华北南部到华中北部（斜线部分是农耕出现地，各自为粟、黍农耕地和稻作农耕地）。
粟黍农耕的起源
至今尚未被了解的粟、黍栽培化过程
说到华北的初期农耕作物，大家知道的有粟、黍。但粟、黍是如何走上人为栽培化的？其过程尚未有明确的定论。粟的果实呈小颗粒状，黍的果实比粟大。一般推测狗尾草是粟的野生种，但黍的野生种到底是什么，却至今还处于不明的状态。
还有，从出土的实例看来，以粟为农耕作物的区域，大多在黄河中游流域到黄河下游流域，黍的作物区在湄公河上游流域或辽宁省。从这一点可以反映出黍比粟更能适应比较干燥、寒冷的黄土台地！不过，总归来说，粟与黍都可以说是能够适应华北的强碱土壤及半干燥气候的栽培谷物。
栽培化的粟与黍化石，主要发现于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河北省磁山遗址、河南省裴李岗遗址、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这些遗址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六千年左右，因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发现得不多，所以不明白更早之前有没有粟、黍的耕作。华北最早的陶器出土地点之一，是在公元前八千年左右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第六层，根据孢粉分析，复原了遗址周边非常适合禾本科植物生长的环境，但遗址内部却没有发现到栽培的作物。同一层里发现的磨盘、磨棒等制粉的器具，是属于华北新石器时代前期的一般性石器，也是与粟、黍农耕文化相伴的石器。从农耕石器的存在证明农耕存在的可能性，这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般性推论，然而这样的论述有其危险性。
另外，从同一土层中还发现了猪的骨头。有猪的话，表示有家畜，这也提高了农耕出现的可能性。但那是家畜化后的猪骨头？还是野生的猪骨头？就有必要从骨头的形态去分析、求证了。
同一个汉字「猪」，中国与日本的意思却不相同。在中国，「猪」指的就是家猪，但在日本，「猪」是指野猪。用于干支上也是一样，中国的「猪」就是家猪，日本的「猪」指的还是野猪。谨慎地说，中国人说的「猪」是指家猪，日本人说的「猪」是指野猪。
要知道上述问题中的骨头是家猪的骨头还是野猪的骨头，就必须进行猪骨头或牙齿的形态分析。因为家畜化后的动物体型会明显变小，每个部位的骨头形状也会因此产生变化，其中牙齿变小的情况会特别明显。因为在人类饲养下的动物，摄取的食物受到限制，不仅身体小型化了，更因为食物的变化，让牙齿退化了。
这样具体的事例会在第七章再详加叙述。不过，南庄头六层发现的猪骨是否是家畜，因为缺少实物的数据，所以现阶段很难有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袁靖先生是动物考古学者，他认为南庄头的猪骨因为没有明确的形质性根据，所以应该视为野生阶段的猪。关于农耕的存在问题，目前还应采取谨慎的态度来处理。
发现能够储藏五万吨粟谷的土坑群
磨盘与磨棒的发现，是深具意义的。前面已经说过，在旧石器后期阶段的下川遗址里，发现了石盘的存在。而在南庄头第六层发现的磨盘与磨棒，是像石盘一样用来调理食物的用具，但型态上比石盘更为进步。
磨棒是像棒子一样的石制品，其特征是只有一头会因为研磨而有磨损。握着磨棒的两端，使用背部的力量，在磨盘上来回研磨，借着这样的摩擦，就可以把谷类磨成粉。磨棒摩擦时，一定只用到一个面。
与其说在南庄头六层发现的磨棒是研磨橡实等坚果类果实的制粉器具，还不如说那是可以将谷物研磨成食物粉末的器具。但是，被研磨成粉的谷类，未必是栽培种的谷物，也有可能是野生种的谷物。所以不能因为在遗址中发现磨盘、磨棒，就主张栽培农耕已经存在。总之，在南庄头六层的阶段时，遗址周围有禾本科植物，并且某种谷物类成为当时人类食物的可能性很高。
南庄头遗址出土的磨盘、磨棒 1.磨盘 2.磨棒
前面已经说过，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粟，还发现了可以贮存大量粟谷的窖穴。
窖穴的形状是平面的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并且从八八座的土坑里发现有粟谷的贮藏痕迹。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佟伟华先生的修复调查，认为这些窖穴可以贮藏五万吨以上的粟谷。由于这个遗址横跨两个时期，出土的窖穴是否属于同一时期，这对遗址的复原处理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这层意义来说，有人因此认为贮藏五万吨的粟谷的说法，未免夸大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新石器时代前期，磁山遗址这里曾经贮藏着相当数量的粟谷。
贮藏粟谷不是农耕出现初期会有的现象，显示这个时期人类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农耕社会。由此可知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有粟、黍的耕作栽培，这是很明白的事。然而包含前面说的南庄头六层，华北农耕的出现到底可以追溯到哪一个阶段，目前仍然是一个谜。
前面已经说过，史前社会华北就有粟、黍的耕作，读者们或许会想：那么，那时也一样有小麦等麦类的作物吧？提到现在华北人的主食，大家想到的不外乎是馒头、水饺、面，而小麦便是这些食物的原料。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个阶段里，华北地区并没有小麦出土。由此我们不得不认为：华北地区没有小麦的原生种，小麦是由其它地域传到华北的谷物。
不管是山东省兖州西吴寺遗址，或陕西省武功县赵家来遗址，都没有发现类似小麦种子的痕迹。不过，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可能已经有小麦了。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出土了属于四坝文化的小麦或大麦种子。四坝文化在中原与二里头文化并行，在年代阶段上晚于龙山文化。
最近，在进行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山东省荏平县教场铺遗址、山东省日照县两城镇遗址的挖掘调查时，从浮选挖拙出来的土壤中，发现了炭化的小麦。这个发现证明了华北在龙山文化时代，已经有小麦的事实。不过，在这之前华北并不存在小麦的栽种，栽种的植物只限于粟、黍。
稻作农耕的起源
遭否定的瓦维诺夫学说与小麦的新起源地
「稻子的栽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一直以来都以农学者和生物学者为主，但是，这二十来来，考古学者也加入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且提出新的见解。
讨论到栽培起源时，俄国科学家瓦维诺夫的理论最受瞩目。瓦维诺夫收集了当今世界各地的栽培植物，进行调查后，提出「栽培食物种类最丰富的区域，就是该栽培植物的栽培起源地」的假设。这个假设被称为「变异多样性中心说」。
例如：瓦维诺夫发现埃塞俄比亚高原有多种古代小麦，而种类众多的原因是基于人类长久以来的经验与选择的结果，所以认为埃塞俄比亚高原是小麦的起源地。栽培谷物的时间越长，越能开发出其可利用的方法，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品种，所以拥有多品种谷物的地方，就是该谷物的栽培起源地。这就是瓦维诺夫的想法。
世界有七个栽培起源中心的说法，就是源自瓦维诺夫的这项假设，而东亚便是其中之一。
说到东亚的栽培食物，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水稻吧！水稻分为长粒米的籼稻和短粒米的粳稻，这是读者们也很熟悉的稻谷两大分类。
这种分类常被认为是以稻实的形状做为基准来进行分类。不过，九州岛大学的加藤茂苞教授表示，当初分类的基准也包括了叶子或根等多样属性，稻实的形状只是众多属性中的一种。这个问题后面会再述及，但就像今日我们已经了解稻实的形状未必与遗传形质的分类一致般，只依稻实的形状分为籼稻与粳稻的分类，会让之后的研究产生种种混乱。
然而，就像追随瓦维诺夫的理论般，也有其它人认为拥有多样水稻品种的地区，就是水稻的起源地。京都大学的渡部忠世教授等人发现，从东南亚到云南、西藏一代的古代寺院的砖块里混有稻谷，从中了解到从云南到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的稻子品种非常多样，于是认为这个区域就是水稻的起源地。
瓦维诺夫的理论算得上是有说服力的理论。公元一九六〇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布里德伍德联合地质学、孢粉学、植物学、动物生态学的专家，在西亚进行跨领域的挖掘调查，并从挖掘出来的出土物中，发现了能从形态上判别是栽培谷物的实物数据。专家们小心地用水清洗挖掘出来的土壤，观察浮游物质，再进行科学性的分析后，发现了食物等的自然出土物。
最近，放射性碳定年法被采用，对于以前只能知道相对性年代的考古学研究来说，放射性碳定年法是能测出正确年代的测年法，已经成为考古学的最大武器了。在西亚所进行的跨领域精密挖掘调查，其最大成果就是证实了一万三千年前，以色列的黎凡特地区在气候温暖湿润化的情况下，生长出野生大麦、野生二粒种小麦、野生一粒种小麦。而在一万三千年前到九千六百年前，被称为先陶器新石器时代A期的这个阶段里，黎凡特地区已经出现了栽培谷物，这是可以确定的事。由于这个考古学的实证成果，让瓦维诺夫的理论变成了过去式。
二十年前，东亚也发现同样的现象。水稻的起源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云南、阿萨姆地区，但是，随着在中国进行的挖掘调查，并没有在古早阶段的长江上游流域的云南地区发现水稻存在的证据，反而在长江下游流域或中游流域地区发现年代久远的水稻。位于长江下游流域的浙江省余姚市阿姆渡遗址，因为发现了不少公元前五千年左右的稻谷，所以受到众人瞩目。之后，大约在同属公元前五千年左右遗址的浙江省桐乡市罗家界遗址里，发现了碳化米，可以证明稻子栽培的证据变多了。
藉由植硅石分析而了解稻作的起源
之后，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便借着这样的挖掘调查所得到的稻作栽培年代，进一步去设定稻作的起源地。当他把在各地区所发现的稻作栽培的最早事例标记在地图上时，便很清楚地看到了：最早的稻作栽培在长江下游、中游，然后再像涟漪般地往周围地区扩散。
严文明教授从文献上复原野生稻种的分布，提出这样的假设：野生稻的北限在淮河以南，最早的稻作栽培，便是从野生稻生长地区开始的。因为野生稻的收获量低，而且分布在地区的边缘，住在区域内的人们为了取得食物生存，就必须确保稻作的产量，于是开始了稻作的栽培。这个假设说法是在一九八〇代初期被提出的。
就像是在补足这个假设说法似的，目前不断传出长江中游流域稻作栽培开始的年代，其实比已知的更久远。其中之一就是；在代表湖南省沣县彭头山遗址的彭头山文化陶器的胎土内，发现了碳化稻的消息。因为陶器烧成温度较低，所以制作陶器时，混在陶土中的稻皮以碳化的形式被留下来了。根据十四年代的树轮校正值的分析，那是公元前六九九〇年的稻皮（未校正值BP7795±90）数据，这正好说明公元前七千年之前，就有稻作栽培的农耕了。（BP7795±90表示从现在开始的7795±90年前。BP=before the present）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中国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方的江西省仙人洞遗址，与吊桶环遗址进行的共同挖掘调查。这两处都属于云泥殊路窟遗址，也就是能够在多层位上，调查人工出土物或自然出土物变化的遗址。而这个区域也以出土最古老的陶器为人所知。
这个挖掘调查进行了以层为单位的稻子植硅石分析。所谓的植硅石，就是稻子动机细胞的植物硅酸体。稻子的叶脉含有硅质，读者们之中一定有人的手被叶脉割到的经验吧！因为叶脉里有硅质的关系，所以叶脉会割伤我们的手。硅质的植物硅酸体会因植物的种类而形态不同，可以做为区别种类的依据。利用植硅石的形态差别，确定了稻子的存在。
由于这个调查，栽培稻与野生稻的植硅石形态差异被区别出来了，那么应该也可以藉此了解野生稻进展到栽培稻的过程。从植硅石来区别野生稻和栽培稻的说法，日本还有很多的研究者持保留的态度，但是这个调查仍然有其成果如下。
根据吊桶环遗址的层位区分，首先判断出从G层到B层的存在年代逐渐更新。G层属于全新世初始期（BP一万二千到一万一千）的层位，根据植硅石的分析，是野生稻存在的阶段。但是F层（BP一万一千年到一万年）并没有发现稻子的植硅石。E层（BP一万年到九千年）是陶器出现的阶段，并在植硅石分析下，确认了那也是出现稻作栽培的时候。D层（约BP八千年）也在植硅石的分析下，显示出那是栽培稻多于野生稻的时代，可以想象原始农耕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C层（约BP七千年）的时期也在植硅石的分析下，显示是栽培稻更多的阶段；另外，从人骨的同位素分析，也能确认这个阶段是人类以稻谷为食物来源的时代。
从以上的证据，可以解释C层是初期稻作农耕社会开始的阶段，此一阶段相当于彭头山文化的时期。
就以上的结果来说，关于各层位的实际年代，共同研究调查的中美学者对年代观的解释意见并不相同，本书采用支持新年代观的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的赵志军先生的想法来做说明。不管是实际年代的问题，还是区别野生稻与栽培稻的植硅石问题，今后应该还会有很多争论。但是这里得到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一万年前人类的粮食，已经从野生稻进入栽培稻了。
吊桶遗址发现后，湖南省的玉蟾岩遗址又发现了新的古稻种实例。玉蟾岩遗址也属于洞窟遗址，是可以区分为多层位的遗址，中国大陆最古老的陶器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经碳十四年代测定，这里的圆底深钵形陶器被测定为一万三千年前的物品。再采取同一层位出土的碳化米进行检测，专家们认为已经碳化的米，在形态上具有野生稻过渡到栽培稻的特质。
吊桶环遗址的层位与野生稻、栽培稻的比例 上图是层位断面图，下图为对应层位的野生稻种与栽培稻种的植硅石比例。
同样的，在江西省鄱阳湖进行钻探调查，以土壤为标本的采集结果，从BP一万二千八百三十年前的堆积层中，采集到了稻子的植硅石。不过，那是野生稻的植硅石还是栽培稻的植硅石，目前还没有被区分出来。
如前面所说，虽然还无法确认那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长江中游流域，从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的初始，稻谷就已经和陶器共同存在了。
暂时性的气候恶化时期带来稻作的起源
那么，就来思考一下栽培稻种，是如何从野生稻种衍生而来的吧！与这一点有关，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就是约一万一千年前全新世初的新仙女木期，那是一段短暂的寒冷、干燥期。
如前面所述，更新世结束，全新世来临的一万三千年前左右开始，冰河期的冷温期时，因为地球气温逐渐上升，冰河开始溶化，紧接而来的就是海水水面上升。冰河期时海面高度比现在的海面高度低了一百公尺以上，但后来随着气温上升，海面也上升了，高度达到了约六千五百年前，日本称为「绳文海进」的高峰期。这段期间的气温并不是从冰河期就开始稳定上升的，而是像一万一千年前左右的新仙女木期那样，气温在短暂的期间急速下降的寒冷期。
以色列的黎巴嫩地区被认为是西亚栽培小麦的出现地，这里的气候变动，被认为可能是野生小麦种转为栽培小麦种的原因。人类的社会化当然是植物走向栽培化的原因，但是若无外在环境变化配合，野生种也难转化为栽培种。
总之，在新仙女木期之后，西亚出现了谷物栽培化的现象。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东亚，这是近年来令人注意到事情。前面说过的吊桶环遗址的F层，虽然无法确认有稻子的植硅石，但F层下层的G层确认有野生稻种的植硅石，上层E层则确认有野生稻种与栽培稻种的植硅石。
分析植硅石的赵志军先生注意到没有发现植硅石的F层。F层的层位时期与新仙女木期相当，而这个时期也被设定是野生稻种走向栽培稻种的时期。野生稻在短暂的寒冷化中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在人类的栽培下转成栽培稻品种，这种关系性应该是存在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