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的发展
从地理看区域
划分为八个自然区域的中国风土与气候
约从一万三千年前开始，在更新世进入全新世的古环境大变动中，粟、黍、稻开始成为华北与华中地区的栽培作物。但在那些开始形成初期农耕社会的区域周围，还依然存在着许多依靠狩猎、采集为生的群体。这包括了远东、日本列岛与华南地区。另外，缺少这一时期考古学资料的，甘肃省以西的西北地区、四川省或云南省的中国西南地方，也还持续着狩猎采集的社会型态。尽管，这些地区还是属于狩猎采集社会，但其中仍可能存在小规模的定居群体，或存在着接近于定居，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季节性迁徙的群体。
前面那一章说过了，初期的农耕社会与同一时期的狩猎采集社会，在食物的获得量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初期农耕社会的食物，在获得量方面还比较不稳定。而已经这样划分的地区，还能因地区内的地理因素，再做进一步的划分。
最终冰期结束，迈入全新世的时候，地球的天气急遽暖化、海面上升，环境出现剧烈变化。虽然地区不同，其变化的过程也会不一样，但在地球的中纬度地带，两万年前最寒冷时期的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五～六度，当时的海面也比现在低了一百公尺以上。
地球气温上升的情形，虽然在一万一千年前的新仙女木期受到阻碍，天气再度变冷，不过整体的大环境的稳定温暖化，仍然让海面的高度持续上升。约在六千五百年前，是地球海面上升的高峰期，当时的海面高度，被认为比现在平均高两公尺左右。在日本，这个时期被称为绳文海进期。这个时期以后，海面的高度反复地数度时高时低，但地形上大致上是安定的。
但是，最终冰期结束，从海面开始上升的一万三千年前，到海面上升的高峰期——六千五百年前为止，其间的六千五百年间，如果海面上升了一百公尺，用最单纯的计算方式计算的话，就是每年海面上升将近一．五公分，海岸附近的地形环境变化不可谓不大，对人类来说，那是个巨大的变化。东中国海的陆棚陆地化的地形，完全被海面淹没了。这样的变化不仅淹没了原本是人类活动的陆地，还完全封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
从六千五百年前到现在，地球上的地理环境几乎没有什么变动。接下来要讨论的新石器时代的种种事情，大半都是这个时期以后的事。首先，从现在的地理地形看地域划分，会发现这样的划分也可以放在新石器时代，不会有什么不适合之处。在此，就简单地整理一下现在的地理吧！
现代的中国地理可以划分为八个自然区域，分别是东北区、华北区、华中区、华南区、西南区、内蒙古区、西北区和青藏区。
华北与华中的分界线，是位于黄河与长江中间的淮河与耸立在西安南侧的南岭山脉。而华中与华南的分界线，就是南岭山脉。华北的北端是以万里长城闻名的黄土高原。沿着明代长城的区域，被称为长城地带的地方，则相当于内蒙古区或西北区吧！
现代中国的自然区分（任美锷，1986年）。
黄河在黄土高原上大转弯，改变流向的地带是内蒙古中南部。沿着黄河上溯，黄河的上游流域是甘青地区，也就是从甘肃省到青海省。从西边的河西走廊到新疆的西北区，现在有一大半是沙漠地带。
位于西北区南侧，高高耸起的是有亚洲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从这里往西南，是与华南、华中相连的云贵高原。这里是中国的西南区，是湄公河、红河等从中国西南区流向东南亚的河流的源头，与东南亚的关系密切。
视线再往北移！往东越过大兴安岭，就是广阔的东北平原，是中国的东北区。东北区有中央分水岭，分水岭之南的西拉木伦河、辽河，是注入渤海湾的河流。
分水岭以南又分为辽东与辽西，辽西相当于长城地带的东端。分水岭的北侧有往北流的嫩江、松花江、第二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后从鄂霍次克海入海。这个区域包含沿海地带，就是远东地区。
在说明中国大陆的新石器时代时，主要论及的对象，是以自然区域做为划分的华北、华中、内蒙古中南部、甘青、辽西、辽东。其它地区因缺少新石器时代的数据或状况不明，所以不包含在说明的范围内。
另外，在新石器时代，包括西伯利亚在内的远东地区是持续过着狩猎采集社会的区域；同样的，华南地区也是长久持续狩猎采集社会的区域。这两个区域是有必要与上面的区域做对比。
远东地区与华南地区，将会另外再做讨论。上述的那些地区，才是我们要叙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史时，所讨论的对象。
从陶器文化看区域
中国南部是圆底深钵形的陶器，北部是平底深钵形的陶器
前面已经说过了，从更新世迈入全新世的环境大变动期里，东亚各地出现了陶器的踪迹。前面也说过，中国大陆旧石器时代，在石器技术的传统上，南北并不相同。相对于以砾石器为传统主体的中国南部，中国北部可以看到小型剥片石器或细石器技术，看到剥片石器或细石器时，就会想起北方欧亚大陆石器技术的变迁。这两种石器技术差异的原因与古环境有关，尤其是与生长在当地的植物，更是关系重大。砾石器的传统技术曾经一度短暂地往北扩展到华北地区，但到了旧石器时代，情况出现了逆转，小型剥片石器扩展到了华中，细石器技术也南下到了华北地方。而华南仍然持绩着保守的砾石器文化。
在这两种不同技术性的旧石器相互对峙的区域，谷物栽培出现了。也就是说，谷物的栽培出现在这两种技术体系的周边，或者说出现在生态环境产生变化的周边。
人类在这样的地域里，在新环境中一边试行错误，一边获得新技术，同时也是人类适应新环境之地。
陶器的系统性 从远东到中国东北的平底罐与华中、华南的 圆底釜在华北呈现交错的马赛克状。
陶器文化的技术系统性，也能放在旧石器时代以来的两种技术基础系统中来理解。单纯地说，陶器文化在中国也有两种不同技术基盘，中国南部地区是圆底深钵形的陶器，北部是平底深钵形的陶器。
在东亚各地，基本上初现期的陶器，一般都是煮食用的深钵形陶器。中国称圆底深钵形的陶器为釜，平底深钵形陶器为筒形罐。釜通常以藤篮等编织物为原型，用黏土等挤压成型制成陶器或者用拍打的方式做成圆底的形状，这种做法多以绳席纹为特征。而筒形罐是以平的黏土板做底，再用黏土绳一圈圈地往上绕高，完成罐子的形状。两种陶器因为制作的技术不一样，完成后的形状当然也不相同。从这一点来说，釜诞生在砾石器或小型剥片石器文化圈，筒形罐则是细石器文化圈的产物。或许还可以更单纯化地说：釜是野生稻分布区的产物。
旧石器时代终了期，两大文化圈的陶器制作，也是从保有两个系统关系开始的。
在华中到华南看到的初现期陶器，是表面覆有绳席纹的圆底釜，而从中国东北到远东地区，则是平底的筒形罐。这个传统延伸到朝鲜半岛的东海岸一带。
华北地区位于这两种传统陶器技术圈的交错地带，受到了两种传统技术、文化的影响，所以这个地区的陶器文化地域系统是复杂不易了解的。况且，这个地区也还存在着，尚未发现最早期陶器的地方。不过，尽管现有的资料有不足之处，我还是想把我预测的内容，大胆地加入以下的说明中。
位于南部的陶器制作技术系统圈的长江下游流域，出现了绳席纹的釜，但是紧邻这里的山东，却没有绳席纹釜的踪迹。形态上的类似，可以说是系统性的表示。釜的分布从山东太行山脉的东侧北上。另外，山东的地形往山东半岛的东端延伸，显示釜系统形态的栉目纹陶器，也随之扩展到朝鲜半岛的西海岸。还有，就像属于绳席纹釜分布圈的长江流域上溯到汉水般，绳席纹釜的系统也往外扩展，并在渭河流域发生变化，被加上了三只短足，变成更稳固的器具，也平底化了。另外，北方系统的筒形罐顺着太行山脉西侧往南，扩展到太行山脉西侧与黄河中游流域。因此，从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流域一带的太行山脉西侧的陶器制作，不仅吸收了南部的绳席纹的技术传统，也以北方的平底筒形罐的技术为基础。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山东地区出现了三只支脚的无纹釜。三只支脚的无纹釜直立时更具稳定性，还能在三只脚的中间点火，烹煮食物。当釜与支脚组合在一起后，三只脚的鼎便出现了。
鼎的发源地是淮河上游流域的河南省南部或山东地区，很早就从太行山脉东侧北上，到达山东半岛的东端，却没有继续往东扩散到朝鲜半岛的西海岸。那是因为黄海在这个地方，形成了很大的阻隔。
鼎又继续扩散到黄河中游流域、长江下游流域，及渭河流域、长江中游流域，最后还扩散到华南地区及越南北部。鼎以釜的周边器具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中，在之后的阶段，仍被保守地使用着。
不过，若只以鼎的扩散情形，来判断文化的传播情况，那是操之过急的想法。鼎只是陶器中的一个样式，随着时代的更新而增加的一种器具，让陶器有更多的形态而已。由于陶器的器种多样而且复杂，因此，陶器器种的扩散虽然也可以拿来解释文化传播的情形，但若只是其中的一个器种扩散，还是不足做为文化传播的代表。鼎的扩散只能显示机能性生活型态的一部分，不能显示人类群体的扩散或迁移。希望读者能够了解这一点。
如同以上的说明，关于陶器样式即考古学所认识的文化类型。必须从中国大陆南部与北部的两种陶器制作技术系统，与南北两个区域的中间地带产生的陶器制作技术系统中来理解。这种文化的类型，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于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现在的中国考古学界基本上接受了这样的想法。
试着整理那样的想法，就可以把中国大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的文化类型，归纳为以下的六个区：黄河中游流域与渭河流域区、山东地区、长江中游流域区、长江下游流域区、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区、长城地带区。其中的长城地带区又分成辽西、内蒙古中南部、甘青地区等三个部分。但是辽西和辽西以西的陶器样式系统，原本就与其它地方不同，其系统更接近远东地区。
透过地域间交流，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变得活泼，本书想以「系统」这个用语来表现，新石器时代初、中期的地域文化。先把辽西的兴隆洼—红山文化系统独立开来，黄河中游流域、渭河流域也应区分为两大系统看待。也就是说，分为渭河流域的老官台—仰韶文化系统，和黄河中游流域的裴李岗、磁山—后岗文化系统。至于其它，山东地区是后李—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长江下游流域区是河姆渡和马家滨—崧泽—良渚文化系统，长江中游流域区是彭头山与皂市下层—大溪—屈家岭文化系统，珠江三角洲区是大坌坑文化系统。
至于黄河上游流域或四川盆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或新石器时代中末期，似乎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但不包含在新石器时代前、中期的地域文化系统中。
若用前面提到的两大陶器制作系统，来整理这里提到的文化系统，那么长江中、下游流域到珠江三角洲可归纳为南部系统，而远东到辽西则归纳为北部系统。引领南部系统，率先出现鼎的山东地区，更进一步成为南北的接触地带，并以太行山脉为界分成东西，是裴李岗、磁山—后岗文化系统与老官台—仰韶文化系统对峙的地方。就这样，在华北形成的复杂文化地域间关系，可以说类似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的地域间关系。从中国史可以看出，华北是中国南北地域文化汇集的地方。
新石器时代的时期划分
新石器时代前期形成的三种陶器
从旧石器时代起，中国大陆就存在着南北两种技术系统，在那样的系统影响下，陶器制作的技术系统，也有南北两种系统。位于这两种系统交错地带的华北，从旧石器时代起，就有其地域性的特色。
以南北两种技术为基础的农耕，虽然出现在这个交错地带，但这个地方却依然维持着狩猎采集生活的社会。因为农耕初现之期，农耕方式地域的粮食获得量，与狩猎采集社会的粮食获得量差别不大，但有农耕的地方，粮食反而比较受限。
不过，在社会进化方面，出现农耕的地方之后有惊人的发展。在社会组织化与农耕相互牵引的情况下，社会进化了。把新石器时代与农耕关连在一起进行评价的原因，就在于此。
本书主要讨论的区域，就是这样的地区，要划分新石器时代的各时期时，便以在这些个地方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做为划分的依据。因此这样的划分方式，未必符合远东或华南等狩猎采集社会区域。
本书将先在第五章叙述农耕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并在第六章叙述非农耕地带的远东地区与华南地区，让读者们能够理解东亚史前时代的特性，对比性地了解农耕社会与非农耕社会的差别。
前面已经说过，东亚出现陶器的时候，也几乎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时候。当陶器的纹样、形态发生变化，陶器的器种也随之增加时，陶器的变迁便开始了。左页的图表表示的是陶器出现以后的时期划分。
新石器时代早期，是华北、华中、华南，甚至于远东出现陶器的阶段，也是资料过于片断，无法靠片断的资料详细叙述陶器变化的阶段。还有，除了远东和华南，在华北与华中地区，人类亲自选择谷物，让谷物产生变化，从野生谷物走向栽培谷物，是初期农耕开始的阶段。
以华北的裴李岗、磁石文化为例，在新石器时代前期，陶器已经有三大器种，分别是烹煮用的陶器—罐或釜、贮藏食物用的陶器—壸，盛放食物用的陶器—钵。这是三大器种在各地安定成长的阶段，也是农耕占据食物来源的比重提高的阶段。从出土的数据看来，这也是稳定栽培谷物的时代。
新石器时代中期是以华北的仰韶文化为指示的阶段，其特征为出现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尖底瓶，这是一个各地器种增加、地域性的器种形成特殊化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可以看出农耕安定发展、地域间交流活泼、农耕地扩大等等新动态。
新石器时代后期是龙山文化并行期。在此一时期，各地域开始出现阶层化与陶器制作的专业化，西北地区或华北则是开始出现青铜器。北京大学大学的严文明教授以「铜石并用期」来称呼此一时期。
接下来就是往政治性的统合迈进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初期国家阶段。这也是新石器社会往前迈一大步的阶段。本书讨论的内容也包含了这个初期 国家的阶段。
新石器时代的时代区分与编年 本书将以此图表为本，讨论各地域的文化编年与时代区分。
古环境的变动
海平面达到最大最高的全新世最暖期
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在最后的冰河期结束，全新世开始之际，新石器时代登场了。新石器时代开始之后的特征，就是海面上升，地形环境快速地变化了。到了六千五百年前，也就是公元前四千五百年，海面上升的速度稳定了，但海面也来到最大最高的巅峰期，比现在的海面高约二～三公尺。
基本上，当地球的海面达到最大最高时，因大变动而改变的地形环境，也稳定下来了。其中已经安定化的沿海一带在河流的冲积下，成为人类繁衍生存的好场所。安定化下的沿海地形环境，让沿海地带的遗址有可能存留到现在。所以，就理论上来说，东海一带应该还存在着从旧石器时代到海面来到最大最高时期的遗址。但是，那些遗址现在在吗？或者已经被埋没在海底的深处呢？因为缺乏这方面情报，所以实际上我们处于不明的状态中。
古环境的变动 根据内蒙古中南部土壤钻探资料的孢粉分析等结果复原得出的气候变动图。以上两幅图中，上图为年平均气温的变动，下图为年均降水量的变动。
海面达到最大最高期之后，古地形基本上是安定的，但是，就像海面后来发生变动般，古环境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动。新石器时代时，公元前六千年～公元前三千年，是整个世界都温暖潮湿的全新世气候最暖期，上升的气温让海面达到最大最高。植被的状况在这个时期里自行产生变化，温带林或亚热带林的北限往北移动了。在后面章节会叙述到的，这个时期里，例如后岗文化的系统进入了北京的镇江营遗址，或内蒙古中南部的石虎山遗址、华北的陶器样式有从南往北扩展的现象等等，应该都可以认为与暖温带林的植被扩大有相当的关连。
不过，公元前三千年起，气候又逐渐变得寒冷干燥了。古环境的变动，大大影响已经适应环境的人类活动。从中纬度地带到高纬度地带，都受到了这个气候变动的影响。
华北内陆地方，尤其是长城地带的内蒙古中南部到甘青地区，受到气候寒冷干燥化的影响，牧畜业的比重逐渐增加，居住形态也开始出现变化。关于这样的社会经济或生活型态的变动，会在第七章再做详细的叙述。陶器的变化也以此为契机，开始出现文化样式或陶器样式的改变。这个时期还可以看到显示文化或人类群体关系性的信息区的改变。
在这个时期之后，苏秉琦先生所提的，包括甘青地区、内蒙古中南部、辽西地区在内的长城地带形成了，长城地带内各区域的陶器样式交流、相互影响，及其它文化要素的交流，也都已经开始了。从这一点看来，陶器样式圈的范围少有变化的安定地域，在华北地区并不多见。属于安定地域圈的地方，是在长江中游流域或长江下游流域，还有山东地区。
区域的文化系统
以公元前三千年为界，区域文化产生了巨大变化
新石器文化开始以后，中国大陆存在着几个以地域为单位的固有新石器文化。这些新石器文化都有独自的变化，显示出地域固有文化系统的存在。苏秉琦先生对这些文化系统做了整理，他指出这样的地域文化并非固定不会改变，是会在文化领域里进行变化的。或者说，这样的地域文化是会在地域之间的方向性上进行变化。
从冰河期结束到全新世开始的新石器时代，到温暖潮湿期的全新世气候最暖期与之后的寒冷干燥期，地域间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以公元前三千年为界，地域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变化。
以地域的文化系统来说，在这个变化前后，就有不同文化系统的区域了。在进行说明文化系统时，我想以公元前三千年做为时期划分的基准，公元前三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后是新石器时代后期。
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曾经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青铜器或纯铜（红铜）等金属器具，而称新石器时代后期为铜石并用期。关于金属器的出现，第七章将会进一步叙述其意义。但是，比起有没有青铜器的出现，在古环境的变动下，地域文化系统的变化，对这个时期的意义更重大。
包含生计产业的变化在内，社会经济的变化是文化系统发生变化的导因。因为每个地域的社会经济不尽相同，所以地域文化也会走向各个不同的系统。也就是说：因为东西方向文化系统的连续性，使得华北内部从以前南北方向文化系统扩大的阶段，渐渐转变成南北分离的阶段。
前面所说的新石器时代前、中期的地域文化，即使以这个变动期为界，一定程度的地域文化，仍然继存于华中到华南地区。就像先前已经说明过的那样，华中以南是不太受到气候变动影响的地域，因此生计产业形态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长江下游流域的马家滨—崧泽文化系统出现了良渚文化，长江中游流域的彭头山、皂市下层—大溪文化系统出现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这些文化展现了安定地域社会的发展。另外，在长江上游流域所发现的宝墩文化，也被确认是这个阶段的新石器文化。
四川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目前只能判断到变动期以后的年代。长江上游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出现，应该可从与长江中游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的关连，去做了解吧！出现在华南地域的昙石山文化或石峡文化，显示出该地区也是安定的地域。同样的，山东地域也一样，从后李—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孕育出了山东龙山文化。
而华北的地域文化在展现出地域性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地摆脱地域间的关系。渭河流域出现了老官台—仰韶—客省庄二期文化，同时展现出稳定的地域性陶器变迁。渭河上游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发展的过程中，衍生出石岭下类型；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则依次出现了表现固有地域性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出现于甘青地域的马家窑—齐家文化系统，源自仰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系统，但在陶器样式的制作上，逐渐走向不同的风格。
若从陶器的样式来看，内蒙古中南部是一个显示出复杂地域关系的地域。新石器时代前期，这个地域被包含在斐李岗、磁山—后岗文化系统的范围内，但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个地域又属于老官台—仰韶文化系统，直接接受了华北内部南北方向系统性的影响。到了环境变动期之后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则又渐渐往地域性色彩浓厚的海生不浪文化与老虎山文化发展。
在发展的过程中，原本位于华北南北系统关系北端的内蒙古中南部，在形成主体地域性的同时，也和辽西的小河沿文化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维持着一定的关系，并确立了沟通长城地带的信息带。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接连长城地带的渭河流域客省庄二期文化或晋中地域——或者说是晋南地域、冀北地域，一边和长城地带维持一定的关系性，一边衍生出复杂的地域性。
在此过程中，曾经出现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三个地域性系统关系的黄河中游流域，形成了王湾三期文化。
王湾三期文化是二里头文化之母，而二里头文化被等同于夏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