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田的开始应该是以稻作农耕集体化为指标吧！这个区域至今发现的古老水田，就是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因为我也曾参加这个地方的挖掘调查，所以对我来说，这里是我特别有感觉的遗址。这里的水田分为两大区，依自然地形的倾斜，长约二到三公尺的圆角方形浅土坑并排成列，这些土坑的旁边是灌溉用的水路，水路的途中设有蓄水的井。水路与土坑连结，土坑与土坑之间又借着水口连结。大量植硅体与碳化米就从那些个水坑里出土了。从这样的状况看来，拥有这种灌溉设备的遗址，应该就是初期的水田了。
这次挖掘调查的主办人之一是宫崎大学的藤原宏志荣誉教授，从栽培在遗址附近，和稻子一样同属禾本科的茭白田，想象了遗址当时的水田风景，觉得两者的风景应该很相似。沿着小河排列延伸的茭白田所展现的，就是草鞋山遗址的水田风景吧！
这个时期的坟墓以江苏省常州市圩墩遗址较为人知，从男性的陪葬品是鹿角靴形器，女性的陪葬品是纺锤车看来，这是一个重视性别差异的时代。鹿角靴形器物如其名，是用鹿角做的，像靴子一样的器物，但目前还不知道这个器物的用途是什么。因为是在男性被葬者的脚下发现的，被认为可能是装饰品。
此外，从遗址中出土的人骨数据来判断，可以知道当时在举行成人礼时有拔牙的习俗。这个拔牙的习俗有一定的规则，只限拔上颚的中间与侧前齿。不过，就拔牙的形态来说男女有别，女性拔的是上颚右侧的两颗前齿，男性拔上颚左侧的两颗前齿。还有，埋葬的位置上也有所规定，虽然不是完全不变的规定，但大致上会依性别分东西方向排列。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马家滨文化阶段，社会上以男女的性别差异为基础单位，不同性别的社会性分工情况十分普遍。
这个阶段的稻作农耕还处于以采集活动为主的延长线，所以稻作农耕的主要劳动对象是女性。这时的稻作农耕，恐怕只是包括狩猎采集在内的多角经济活动项目中的一项，还没有明确成为经济主体。这个阶段应该还是以男性劳动为主，偏重于狩猎或渔捞等经济活动的时期吧！
出现结合女性劳动力与男性劳动力的集体化农耕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的崧泽文化期，社会形态从以男女性别差为基础单位的状态，转移到以血缘家族集团为基础单位，是强调血缘家族的阶段。从上海市青浦县崧泽墓地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就能够看出这一点。崧泽第二期墓地由三个墓群组成，这些墓群间的陪葬品组合或数量有等级差，这是与圩墩墓地不一样之处。三个墓群中，一号墓群的陪葬品相对地比较丰富，而且被葬者多是女性，可见男女性别差在这个阶段，仍然是被重视的要素。不过，到了崧泽第三期墓地时期，已不见墓群有性别上的偏差情形，倒是整个墓群的陪葬品组成与数量上的差异，变得明显了。从其它区域的社会组织变迁看来，这个墓群是以血缘关系做连结的群体单位，这样的想法应该是合理的。
崧泽墓地的变迁 从第二期墓到第三期墓的变迁，可以看出墓群单位的阶层差距。
在这个时期之前，用于土木作业或田里作业的农具，大抵是用动物的骨头或角，或木制的铲子形状农具。但从崧泽文化期开始，新的耕耘器具——石犁出现了。犁是播种前翻土的工具，最初拉犁翻土的，应该是人力吧！那么，能够拉犁翻土的劳动力量，一般认为来自男性。原本以女性为主体的稻作农耕，在组合男性的劳动力后，形成了有组织性的集体化农耕。
这个有组织的群体，就是前面说过的，以血缘关系做为连结的单位群体。当群体单位变成劳动单位后，群体单位便产生变化，单位间出现了等级差距，促成了社会的进化。这关系着稻作农耕的经营单位问题。对结合女性劳动力与男性劳动力的集体性农耕而言，支持着这个集体性农耕的经营单位很重要。而以婚姻家族为基础单位的血缘群体——也就是氏族单位，大概就是稻作农耕的经营单位。由于每个经营单位的收获量不同，氏族间因此也产生贫富差异。血缘群体单位间的贫富差异，会反映在坟墓的内容里。
还有，集体性的稻作农耕的进展，会显示在稻子的形态变化上。
根据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的层位资料，明确地表现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稻子阶段性形态变化。也就是说稻谷逐渐变大了，尤其是第四层的崧泽文化期时，稻谷的颗粒大幅度地大型化，其大小已经接近现代的栽培品种。稻谷的大小变化也可以说是与集体稻作农耕的出现一样，是一种人工的现象。
良渚文化期的农耕石器 1.石犁（烟墩山遗址） 2.破土器（孙家山遗址） 3、4.耘田器（孙家山遗址） 5.石鎌（绰墩遗址）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后期的良渚文化，是集体稻作农耕更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从遗址出土的动物骸骨分析，也可以见证农耕的进展。良渚文化时期之前，从遗址出土的动物骸骨，大部分是包括鹿等动物在内的野生动物，但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出土的动物骸骨中，猪等家畜的骸骨比例，大幅地增加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农耕的进展。伴随着农耕的石器，例如收成用的石镰普及了，但是用来切割穗根部的石刀却没有普及，所以有学者认为：石鎌应该就是用来切下稻穗根部的镰刀吧？良渚文化前期的浙江省湖州市钱山漾遗址第四层，出土了被称为「千篰」的道具，那是用于搅和田里的水与泥的工具。金泽大学的中村慎一副教授认为：由于「千篰」与前面提到过的、用来割下稻穗根部的石鎌一起出现，所以可以想象当时已经出现有田埂围起来的平坦水田了。相对于草鞋山遗址的水田接近天水田的形态，集体农耕应该始于真正的灌溉水田出现的时候。
此外，良渚文化期也出现了被称为破土器或耘田器的定型化石器。这些石器虽然是别的区域没有的器具，但是它们是一般性农具的可能性非常高；石犁是翻土的器具，「千篰」是在引了水之后的水田里搅和水与土的器具，石鎌是收获用的器具，还有至今还是不太清楚用途的破土器或耘田器，都是农具。从这些农具的存在，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劳动程序，并且这种已经分化的劳动程序，支撑着水田农耕的全年劳动形态。
集体式水稻农耕出现后，由于食粮的生产量提高了，于是人口也随之快速地成长。这是不难想象的情形。而实际上的情形也确实如此，因为良渚文化阶段的遗址数量，的确比以前增加了不少。还有，因为劳动的基础单位就是血缘群体的可能性很高，所以血缘群体在劳动组织化的推动下，进入了社会组织化的阶段。如前面所说的，当每个稻作农耕的经营单位的生产量有差距时，做为经营单位的血缘群体——也就是氏族间也会出现差距，社会阶层化就是由此产生的。
阶级高者的坟墓，多有大量随葬玉器
从坟墓的构造可以了解社会的阶层化。土墩墓也是在良渚文化阶段形成的。这个土墩墓并不是为特定的个人而建的墓，从墩内有多个墓葬的这个特征看来，土墩墓应是特定的群体墓。就像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的崧泽墓地也能看到的一样，土墩内可以看到单位群体间的差距。也就是说，存在于家系单位中的身分差距，以更明确的形式展现在土墩墓中。在调查浙江省桐乡市普安桥遗址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土墩由一个个像土馒头般的墓葬筑成，最后形成大圆丘般的土墩墓。像崧泽墓地那样的、由一个单位群体在特定的场所筑坟，这个场所最后就会变成这个特定群体的群体坟墓，形成土墩墓。由于土墩墓是由原来的坟墓聚集而成的，所以也称为原有土墩墓。
祭坛土墩墓 右边是反山土墩墓，左边是瑶山土墩墓。
此外，除了上述的原因而形成的土墩墓外，还有原本是祭坛圆丘，后来变成特定群体墓的土墩墓。圆丘内发现了商周时代被称为燎祭时用的燃烧土坛，土坛周围有着方形沟。良渚遗址群中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山遗址、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的土墩墓都是后者，这类土墩墓也被称为祭坛土墩墓。
而上海市的福泉山遗址、江苏省昆山市赵陵山遗址、江苏省常州市寺墩遗址等，很有可能是像普安桥遗址那样，属于原有土墩墓与祭坛土墩墓的混合型土墩墓。不过，祭坛土墩墓内的坟墓陪葬品的内容与数量，远比普安桥型的原有土墩墓的陪葬品更丰富，可见两者之间有阶层差距。又，祭坛土墩墓是良渚文化中期之后出现的土墩墓，是社会进入阶层化以后的上层阶级者的墓。
在上层阶级者的墓内陪葬品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玉器的数量相当多。可以见到的玉器有：上面雕有兽纹的玉琮、可以做为武器的玉钺、避邪用的玉壁等等。玉琮是外侧方柱状，内侧刨成圆柱的筒形玉制品。因为玉琮是中空的，所以被认为是用来与天神和地神进行沟通祭祀的器具。
玉壁是中间有圆孔的圆盘形玉器，做工精致，形状特殊，象征着当时的宇宙观，和玉琮一样是祭祀器具。又，玉琮的外侧刻有发雕般非常精细的神人兽面纹。而且，这样的纹样有时也会分成数段，雕刻在长方柱形的玉琮上。京都大学荣誉教授林巳奈夫先生认为：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就是商周社会的青铜器上饕餮的原形。至于玉钺，就是照着武器的钺的形状，做成的玉器，应该是代表军事权的一种信物。
王权社会尚未成形，尚处于首领制社会的良渚文化
瑶山或反山土墩墓的坟墓分布，是排列配置的，而每一列的陪葬玉器内容并不相同。例如：瑶山土墩墓有南北两列墓群，北列与南列的陪葬品是有区别的。南列的陪葬器物有玉琮、玉钺、三叉形冠饰，北列的陪葬器物是玉璜或纺锤车。遗憾的是由于被葬者的人骨已经腐朽，没有办法进行体质人类学上的鉴定。不过，从南列有特殊的玉琮做为陪葬品而北列没有的这点看来，南北是排他性的墓列关系。这种不同空间的配置，原因可能就在于男女的性别差。因为玉璜或纺锤车等陪葬品，在崧泽文化阶段时，是女性墓的陪葬品，可见直到这个阶段，男女的性别差是墓葬时出现差异的重要因素。
拥有玉琮、玉钺、三叉形冠饰等陪葬品的，是南列的男性墓，可知男性就是执行祭祀权、军事权与首长权力者。不过另一方面，因为有男性与女性被有规则性地埋在同一土墩墓，显示这些群体存在着血缘关系等的一定群体关系。若真是如此，那么良渚文化的阶层构造应该也和其它区域一样，是以男系为中心的血缘关系为单位，进而发展到阶层社会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男系掌管祭祀与军事，并握有首长权的情形了。
在良渚遗址群里，位于遗址群的中心位置处，有一个东西七百六十公尺，南北四百五十公尺，高十公尺的超大人工土台，这里就是莫角山遗址。莫角山遗址人工土台的上面还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土台，这三个土台的中间有大型版筑的建筑基坛和最大直径达六十公分的柱穴建筑遗址。不清楚遗址上的建物具体架构如何，但是，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祭祀空间或是集合族人誓言团结的场所。而以这个祭祀空间为中心的，是围绕在周围的土墩墓。
反山土墩墓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 1.钺 2.壁 3.琮 4.冠状饰 5.半图形冠状饰 6、7.三叉形冠饰 8.璜 9.锥形饰
这样的遗址是否全部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里完成的呢？目前还是一个问题。不过根据金泽大学的中村慎一郎教授的复原工作，虽然现在数据并不齐全，但这里存在着土墩墓的可能性很高，可以认为良渚遗址群是在良渚文化全时期里非常繁荣的遗址群。和后来的商代殷墟一样的，围绕在相当于祭祀空间或宗庙的莫角山遗址与其周围的土墩墓，是上层阶级者家族墓的土墩墓，而离莫角山越远的土墩墓，则是社会阶层较低者的家族土墩墓。或许殷墟也有着相同的阶层构造。
良渚遗址群的遗址分布 ▲表示遗址。以莫角山祭祀遗址为中心，其余遗址分布在周围。
还有，太湖周围各个区域都发现了良渚文化期的土墩墓，表示各区域单位存在着首长阶层。而用以证明首长墓存在的，是土墩墓与陪葬在墓中的玉琮、玉壁或玉钺。前面提到过的反山土墩墓二〇号墓中，总计有五百四十七件的大量玉器，可以想象这个墓是反山土墩墓中，地位最高的首长的坟墓。玉琮等玉器是代表威信的物品，拥有数量的多寡，代表被葬首长的权威强弱。
不过，拿象征威信的玉器拥有数量，进行区域首长间的比较时，还要考虑到在时间的推进过程中，首长层的霸权在区域间移动的可能性。例如良渚文化中期时，太湖南岸的良渚遗址群是最占优势的，但到了良渚文化后期，霸权就移到了有寺墩遗址的常州地区太湖北岸。这是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今井晃树先生的看法，他认为良渚文化期的区域间关系，绝对不是处在稳定的状态。
环绕着太湖的良渚文化遗址 从有土墩墓的遗址分布看来，大湖周围至少存在着五个集团。
关于良渚文化遗址群，目前被发现的良渚文化后期遗址相当少见，但应当原本是存在的。中村慎一先生认为良渚文化遗址群跨越了良渚文化全时期，代表的就是良渚文化的整体。还有，有些玉琮有被分割的痕迹，有学者认为这是区域首长在进行结盟时，切割了象征咸信的玉琮，让结盟的首长各执其一的关系。
问题是：这些玉器是被统一生产、管理，然后统一分配给区域首长的吗？已经被发现的玉器制作场所有良渚遗址群中的塘山遗址、江苏省句容市丁沙地遗址。另外，在常州地区的磨盘墩遗址附近，发现了从玉琮内侧挖下来的废材部分——也就是所谓的玉芯，因此，在这个遗址里有玉器制作所的可能性很高。由此看来，玉器未必是统一生产、管理的东西。
被分割的玉琮 在浙江省余杭市横山遗址二号墓出土的玉琮之中，1是完整的玉琮，2的玉琮最下面的兽面纹没有眼与口，3的玉琮最上面的兽面纹没有眼。后二者是切割后的玉琮。
这一点与后面会提到的二里头文化，或二里岗文化期时的青铜礼器生产情况不同。
在良渚文化期，太湖周围出现了以男系血缘单位为中心的阶层构造，阶层高的区域首长拥有玉琮等玉器，可以把玉器赠予阶层较低的区域首长，并以祭祀和政治系统建构出彼此的同盟关系。
获赠得到玉器的区域首长，大概也会在自己区域内进行玉器的赠予，将玉琮分割给区域内的成员吧！太湖南岸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早期的主导者，但到了良渚文化后期，玉材枯竭，赠予玉器的活动难以持续，霸权变得难以掌握，政治势力也变得不安定起来。太湖北岸的常州地区的寺墩遗址，其势力此时相对地强大起来了。
不过，像这样的区域单位首长虽然形成，区域间的首长势力也出现了强弱之别，但强弱的现象时有轮动，还不能达到形成王权的阶段，所以说良渚文化期的社会，还是首长制的社会。
良渚遗址群至少在良渚文化中期时，是良渚文化的主体，从莫角山遗址等建筑遗迹，可以看出此时已有借着祭祀活动促成社会群体团结的痕迹，可见宗教祭祀国家的原形，已在此时形成了。如果说商周社会青铜彝器上的饕餮纹的原形，就是玉琮上的兽面纹的话，包含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的祭祀活动的祭祀政治权力原形，或许就在良渚文化之中。
尽管良渚文化促成了发达的首长制社会，但是，随着这个文化的突然消褪，文化精致度较低的马桥文化取代了良渚文化。至于良渚文化为何会突然结束，最有力的说法是大规模的水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公元前三千年的中期阶段，气候突然变冷，这个气候变化很可能带来大规模的洪水灾害。已有数个遗址调查案例显示：良渚文化遗址的包含层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冲积层。
然而更重要的是：自然灾害让稻作农耕的收成急速减少，接踵而来的就是社会发生变化时，以玉器为代表的祭祀政治权力无法维持社会秩序，这才是良渚文化衰退的重大因素吧！以祭祀政治或军事权力为基础的良渚文化首长制体系崩坏了，所以良渚文化走向了结束之途。
在逐渐衰退的良渚文化的周边区域，例如上海市的广富林遗址，可以看到从淮河流域扩展来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的痕迹。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时期，使用打印的技法，展现陶器纹样特征的印纹陶已经普及了，所以不少学者把这一现象解释为：马桥文化继承了包括印纹陶文化在内的，从华南等地的南方往北传递的异质文化系统。一般的说法就是：趁着良渚文化衰退之际，南方来的新文化北进了。
马桥文化中的某一部分与良渚文化是有接续性的，例如马桥文化中的石刀等农具，与其说石刀等农具是从南方来的文化产物，我倒认为是继承了北侧的王油坊类型系统的文化产物。马桥文化受到注意的不只印纹陶的发达，还有使用高岭土高温烧制的原始瓷器。第十章将会详细叙述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原始瓷器。我认为江南与中原的关系，与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扩散到长江流域息息相关。
希望读者们能把我以上的推测暂时先留在记忆的角落。另外，我也认为王油坊类型中，制作陶器的格子打印技法，是让印纹陶发达的基本技术。因此，可以想见王油坊类型在往南扩展时，同时也接受并延续了良渚文化的系统，形成了马桥文化。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彭头山、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以特殊人物像或动物像作为特征的石家河文化的玉器
长江中游流域极有可能是稻作农耕开始的核心地区。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彭头山文化就是湖南省的沣水流域文化，在湖北省则称之为皂市下层文化。两地的文化都是由有绳席纹的釜、壶、钵等陶器组成的文化；不过，皂市下层文化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彭山文化的八十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稻谷，中国的农学者认为那些稻谷是栽培稻，但因为稻谷的谷粒相当小，所以中村慎一先生怀疑那是野生稻。不过，不管是栽培稻还是野生稻，都被大量收成，然后贮藏起来，这点应是无须怀疑的事实。
长江中游流域的主要新石器时代遗址。
这个八十垱遗址的聚落周围有壕沟围绕，所以是一个环壕聚落，是中国大陆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环壕聚落之一。因为兴建环壕是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这意味着在此一阶段，群体内的组织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另外，环壕聚落的环壕，或许有保护采集来的稻谷免受野兽侵扰，安全地保存食物的机能；同时也可能具有防护聚落的机能。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汤家岗文化期（大溪文化并行期）城头山遗址，也是环壕聚落。城头山遗址被发现有灌溉沟渠的水田，但这里的水田，与前面说过的长江下游流域的草鞋山遗址的水田构造不同。这里的水田有田堤为界，区隔出阶梯式的水田区域，是天水田结合水路来进行排水调整的水田。由此看来，灌溉沟渠的存在，是为了顺应各地区的地形来栽种水稻所下的功夫。
那么，初期农耕社会的实际形态究竟如何呢？首先就来看看大溪文化阶段的墓地遗址——四川省巫山大溪遗址。大溪墓地有前、后期之分，但都有女性墓的比例高过男性的倾向。在长江下游流域，直到崧泽文化期都是女性墓的比例比较高，但同一时期的黄河中游流域、渭河流域的墓地，却相反地男性墓比较多。这或许显示了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稻作农耕地带，是母系社会的可能性。
城头山遗址的水田 假设这是沿着等高线，用田堤区隔而成的阶梯式水田。
说到母系社会，云南的纳西族，便是有名的母系社会，是以母系家族做为社会基础单位的族群。
另外，大溪墓地中的陪葬品以陶器为主，但不像黄河中游流域那样，在陪葬品的区别上强调性别的差异。在大溪墓地前期，各墓中的陪葬品数目差异并不明显，但到了后期，就出现了陪葬品数量会有多寡的倾向，显见群体内对不同的被葬者有不同的待遇。这一点所表示的就是：尽管这个群体内是比较平等的社会，但社会阶层还是慢慢的出现。不过，被葬者的差别待遇问题并不是出现在性别不同的点上，所以这个差别待遇可能来自群体内的血缘关系，以血缘关系做为为阶层分化的基础。
这种阶层分化的更进一步阶段，可以在从大溪文化末期开始的，屈家岭文化阶段的湖南省安乡县划城岗墓地看到。这个墓地的埋葬点可分为南区与北区，而且，从吴汝祚先生或后来的北京大学赵辉教授的调查证明，可知坟墓是以纵列的方式排列组合的。赵辉先生认为：这个墓群的基础单位是一夫一妻的单婚家庭，而淮河流域所见的扩大家族长屋式住屋，相当于该坟墓配置中的纵列的列单位。聚集了这些墓列的墓区，可看作是扩大家族的上部结构，也就是氏族。
划城岗墓地的配置 北区墓地与南区墓地中间约隔四十公尺。两区相较，南区墓地的陪葬品较丰富。
但是，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单婚家庭就是墓群的基础单位。因为每个配列单位也是血缘单位，所以从陪葬品的多寡这一点上，就可以了解到那些单位的阶层分化较发达。还有，由于分成两区的墓群，其陪葬品的内容有差距，这表示氏族间的差距也在开始出现。还有，在有血缘关系的单位集团中，存在着可以持有钺等玉器的族长层级者，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多层化的阶层进化。此外，同时期的河北省公安县王家岗遗址或河北省锺祥县六合遗址的墓地也一样，都是同一个墓地里有两个墓区。这个阶段里，群体由一分为二的、由两个半族组合而成的双分制社会单位，可能已经存在了。
从双分制群体单位的平等社会开始，稻作农耕的经营单位，也就是以血缘家族为单位的社会，出现了社会差距。在特定血缘关系中产生族长的过程，这也代表了社会的阶层逐渐分化，终于形成了阶层社会。
能够从坟墓明确地认定是上位阶层者的墓，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屈家岭文化前期阶段的事。石家河遗址内的邓家湾三十二号墓，或肖家屋脊七号墓，都是拥有二层台特殊构造的坟墓，而且墓内也有大量的陪葬陶器。其中邓家湾三十二号墓的被埋葬者是一位十岁左右的少年，他墓中的陪葬品除了单刃石斧外，还有四十件以上的陶器，这些陪葬品分别放置在二层台上和棺内。肖家屋脊七号墓的墓主是男性，墓内有一百零六件陪葬品。
长江中游流域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首长墓 1是肖家屋脊7号 墓 2、3是肖家屋脊6号瓮棺墓
这些相当于首长墓的坟墓，并不位于群体墓地，而是单独存在于群体墓地以外的地点，藉此说明首长的特殊地位。而且，从这些墓主都是男系首长这点看来，这里也和长江下游流域一样，进入父系的阶层社会。不过，这里并没有长江下游流域那样的土墩墓。做为区域的特殊动向，石家河文化后期时，以前只用在埋葬孩童时的瓮棺，此时出现了大型瓮棺做为成人棺，出现在成人墓里。这些就像肖家屋脊遗址一样，在敲开石家河遗址聚落的特定地点里，存在着可以埋葬特定个人的场所。从这个阶段起，开始有石家河文化特有的玉器做为陪葬物，读者们应能从这一点，了解到这些成人被葬者是社会内的特定阶层吧！
不过，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形态上不同于长江下游流域良渚文化的玉器。石家河文化玉器，多是特殊的人物像或动物像。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 1、2.人物像 3.虎 4.蝉 5.鹰
用整块玉做的立体雕刻人物像，佩带圆形的大耳环、圆鼻子、眼尾向上、牙齿外露的特色，而且头戴头饰。动物像的特征为多类似蝉或鹰的模样。一个区域以这样的玉器作为该区域的威信物，大型瓮棺就出现在拥有这样威信物的特定阶层成人墓中。
说到成人瓮棺墓，有些读者或许会想到弥生时代日本列岛的九州岛北部，也有成人瓮棺墓！相对于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孩童瓮棺墓，某些个区域出现变异性的成人瓮棺墓，而且出现的地点还与孩童瓮棺墓并无相互关系，这是令人深感趣味的现象。不过，石家河文化的瓮棺墓是将成人的遗骸安置到瓮棺中，再一次埋葬的二次葬坟墓。这样的成人瓮棺墓也见于其它地方，例如湖北省荆州市枣林岗遗址，或湖北省锺祥县六合遗址，并且有特殊的玉器做为陪葬。
以枣林岗遗址来说，离此遗址往东两公里左右的城址遗址，就是阴湘城遗址，此一聚落的特定阶层们，以成人瓮棺的形式，与其它群体分开埋葬。从特殊墓葬构造的瓮棺、玉器等威信物的厚葬之风，并且和一般阶层者分开、占地独立埋葬的墓葬变化，都可以解读出一个区域进入阶层社会的状态。
前面说过了，大溪文化阶段时，拥有水路的水田已经存在了，不过当时石制的农耕工具，还不是很发达。在这个阶段里，加工贝壳的侧缘做成贝制鎌的收获工具已经存在，但做为农耕器具的石器并不发达。不过，就某种意义来说，此时可能也存在着不容易遗存的木制或骨角器的农耕具。不过，对照长江下游流域的崧泽文化或良渚文化出现新的石制农耕具，长江中游流域在屈家岭文化之后的石刀普及程度，并不被认为新的石制农耕具已经被开发出来了。另外，做为收获工具往北分布的石刀，就像是呼应屈家岭文化上溯到汉水流域一样，这是和黄河中游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接触后而被引入的石器。总之，像长江下游流域一样能够显示集体性农耕化的石器生产，现阶段还在长江中游流域找不到。
长江下游流域因男女合作劳动而诞生集体式农耕，此事前面已经说过，不过，长江中游流域还没有出现足以描述社会发展的证据。即使从墓葬分析来看，从大溪文化到屈家岭文化，都被认为是等质性的平等社会。
长江中游发现拥有兼具防洪功能的巨大城墙遗址群
彭头山文化期时，长江中游流域的房屋构造被发现是半地穴式的，但是，自从大溪文化以后，一般的房屋都是立壁的地面建筑。立壁式的房子是指在房子的墙壁基部先挖出沟状的基槽，在基槽上打下柱子，做为墙壁的芯，然后垂直交叉细木或竹子，编织成格子状的骨架，再涂上泥土成墙。筑好的墙与房子地面都必须用火烧烤变硬，提高防湿的效果，成为坚固的房子墙壁。
我在参与阴湘城遗址的挖掘调查时，曾经挖出过屈家岭时期的地面式住屋，经过烧烤后的土墙与地面硬得像烧陶器的窑壁，用挖掘用的锹敲打时，完全不见裂痕。我还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惊讶，并且深刻地觉得：能够把土墙和地面烧得那么坚硬，一定是用了相当大的火力。
屈家岭文化时期，像这样的地面式房子里，已经出现复室的构造。河南省浙川县黄楝树遗址或湖北省郧县青龙泉遗址等，都可以看到用隔墙隔成两室的房子，而且每室各有各的出入口和炉灶，显见这是两代的住所。所谓的一代，例如黄楝树11号房址里，出土了象征男性性别分工的斧，和象征女性性别分工的纺锤车，是由男女合组而成的一个单位。将住在一屋两室的成员视为婚姻家族，是很自然而然的想法。婚姻家族以隔墙为界，由两代人家组合而成。在这婚姻家族里的两代人家的关系为何呢？一般都会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婚姻家族里的第二代也要成立新的婚姻家族，或许这就是扩大家族的办法。
黄楝树遗址就是由复室住屋连结成线状排列，呈现出「コ」字型的聚落。是以血缘为背景，扩大家族成为一个氏族单位的共同体。这种状况也符合前面说的等质性的墓葬构造，藉由这样的氏族单位进行集体性的稻作农耕，来维持生活的社会，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谓稻作农耕的经营单位，就是这个氏族共同体。
黄楝树遗址的聚落 左图是扩大家族形成的「コ」字型的聚落，右图是其中之一的11号住屋址（F11），是两室相连的住屋，被认为是两代人家的住屋。
不过，若说到聚落构造，前面说过了，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彭头山文化已经有环壕聚落，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溪文化的湖北省荆沙市阴湘城遗址，或湖南省城头山遗址，也看得到环壕的痕迹。
阴湘城遗址和城头山遗址，都是大溪文化时期的环壕，但是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有的环壕被掩埋了，在其上筑起土垒，土垒的外侧再绕以濠沟的城址遗址出现了。这样的城址遗址有更强大的防御机能，但在修建时也须要更多的劳动力。
另外，从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头山遗址环壕部分，发现了船桨等木制物品。这意味着，这里的环壕跟黄河中游流域姜寨遗址的环壕聚落有所不同，这里的环壕作用，不单纯只是阻挡野兽入侵，保护聚落的食物。又，长江流域的聚落很多都是历经数个时期，仍然定住在同一个地点，结果就会形成像西亚的丘状遗址般的土墩丘。基本上这是为了保护聚落不受洪水侵袭而诞生的智慧。因为城头山遗址的环壕与河川相连，并且能行船的可能性极高，所以，这里的环壕就像日本的「轮中」（译注：轮中是指位于日本木曾三川下游地区，人们连手保护堤防、管理水的地方）一样，是具有交通信道功能，且能从洪水之害中保护聚落的治水设施。
实际上，正因为大溪文化后期河川频频泛滥，所以在挖掘调查湖北省宜昌县中堡岛遗址或四川省巫山大溪遗址时，发现了水成堆积层。所以，如果将环壕进一步发展成有土垒的城址遗址的原因，想成是为了防水，似乎并无不妥。还有，湖北省荆门市马家院遗址的土垒外侧的濠沟与河川相通，于是形成河水从河川流入濠沟，再进入到城内的构造，和城头山遗址有相同的机能。
不过，以城址遗址来说，例如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土垒——也就是所谓的城墙的边长有一一〇〇×一二〇〇公尺，底部宽约五〇公尺，高六～八公尺，从土量上来看，可以想象这样的建筑规模，绝对需要非常庞大的劳动力。
石家河遗址平面图。
从前面提到的墓葬构造来看，因为还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相当于首长层的坟墓，所以很难认为那样的城址遗址，是在有强大的权力支持下完成的建筑构造。就石家河遗址来说，城墙内的地形并不算平坦，有些地方凸起呈现山丘状，也有凹陷的谷地的地形。凹陷的低谷部分加以利用成为天水田，而像邓家湾或谭家岭那样的山丘部分，最适合当做居住地。至于城墙内部的平坦地三房湾没有建筑物的遗址，却出土了很多陶杯。在平坦地的位置出土了很多陶杯，让人猜测这块平坦的地方可能是各群体的集合场所，同时也是举行祭祀仪礼活动的地点。当然，这是族长存在的阶段，这样庞大的建筑，应是在诸群体的集体协力下完成的。这是邻近的群体们为了抵抗洪水的威胁，在共同的信仰下合力完成的作业。
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陶杯。
石家河遗址的话，是在南北三公里，东西二．四公里的范围内，有超过四十个以上的遗址的遗址群。这些遗址若是血缘群体组成的氏族单位的聚落，那么巨大的城墙，想必就是由这些氏族共同建造完成的吧！如此一来，与其说城墙是群体间对立战争的防御工具，还不如说是为了阻止洪水来袭的共同作为。因为恐惧洪水天灾，于是集合邻近的群体，大家协力建造城墙，这可以说是一种宗教般的行为吧。
构筑于长江中游流域屈家岭时期的城址遗址，现在已经发现了九处。其中如本书一七〇页表及一七一页图所示，在汉水流域的城址遗址中，有边长超过一千公尺的石家河遗址，边长九百公尺左右的陶家湖遗址，边长超过五百公尺左右的门板湾遗址等三处。另外，在沮漳河流域有两处边长五百公尺左右的城址遗址，及从沣水流域到洞庭湖北岸，密集了四处边长三百～四百公尺左右的城址遗址。
长江中游流域的城址遗址规模。
只做规模上的比较时，可以看出这几个城址遗址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位于离石家河越远的城址遗址，规模就越小。城址遗址间存在着规模差距，这样的结构与金字塔状的阶层构造相似。如果说石家河遗址是中心都市的话，那么，在石家河遗址应该存在着实力强大的首长或王吧！不过，那些城址遗址里，却不见有宫殿建筑物，显示出实力强大的首长或王的存在。还有，有趣的是，城址遗址都是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同时被建造的，没有属于之后时期新建的城址遗址。
这表示汉水流域、沮漳河流域、沣水流域三个区域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区域单位，同时也可能展示了各不同区域人口比例与城墙规模的关系。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汉水流域是能够容纳最多人口的土地肥沃之区，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域。
这三个区域的群体，应该存在着互相竞争的关系，却在建筑城墙来抗洪这件事上，有着宛如社会共同体般的宗教性群体意识。这绝对不是汉水流域在屈家领文化中，扮演盟主般的角色领导其它群体，只是在相互区域内的群体规模与竞争意识上，产生的相对性规模差。因此，我不认为城址遗址的规模差所表示的是政治上的盟主关系或同盟关系。
进行墓葬方面的分析时，才知道首长墓是直到屈家岭文化之后的石家河文化前期才出现的，社会阶层差也在这个时期变得明确。如果城址遗址是防御性的聚落，那么在石家河文化阶段时，城址遗址应该更多才是，然而事实却不然。
长江中游流域的城址遗址分布 画圈的三个区域的城址遗址，从北往南，规模逐渐变小。
从这一点上来看，长江下游流域从新石器时代中期末、后期初开始，社会进入阶层分化与群体构造的重迭化；相对的，长江中游流域则还处于平等性的血缘氏族群体的部族社会阶段。尽管为了防洪的宗教式合作而建造了巨大的城墙，但在这个阶段里，社会性的阶层系统还没有那样的进化。
到了石家河文化阶段，首长和阶层社会出现了，为了维持群体的关系，带有特别宗教性意味的玉器或动物形塑像，就变成有存在必要的东西了。还有，石家河文化阶段的玉器，受到山东龙山文化或良渚文化的纹饰创意或象征的影响，该地区开始生产独有的玉器。因此，到了石家河文化阶段，玉器开始成为必需品，这样的社会变化是应该特别关注的地方。
社会进化的异与同
男女分工体制在农耕专业化的过程中落实
旧石器时代之后，两种文化圈的周围开始了粟黍农耕与稻作农耕，社会群体在各自的区域里投入集体性劳动，并逐渐形成专业化的情形。读者们对此已经有所了解了吧！这也是从男女的社会性分工体制，进入农耕专业化的过程。另外，由于农耕的专业化，逐渐出现了剩余的作物，于是有了管理、掌握这些剩余物资的首长，社会阶层的分化随之诞生。
造成这种阶层关系的决非是个人的因素，而是社会群体单位。也就是由血缘关系组织化的群体单位，就是所谓的氏族。农耕的经营单位也在氏族之中。
为了维持民族这个血缘群体，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所以才会出现黄河中游流域那样的再葬墓，重复地祭祀祖先。
以各个区域文化时间轴的文化编年为基础，来比较这样的社会进化过程时，会发现各地的进化时间不尽相同，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时间差，各区域的社会经济单位的组织化形态，也会有所差异。但在强调这些差异时，随着时间的流动，各区域之间的交流却也逐渐活泼起来，于是出现了一些历史性的现象。
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农耕开始时期，农作物的生产性绝对还不到能够有所期待的阶段，或者说：虽说已经开始农耕活动了，但还不能马上达到食物的安定生产化。况且，农耕开始于更新世迈入全新世的时期，人类还处于摸索环境、适应周围环境的阶段。
在此之前可以见到的有效率社会劳动形态，是小群体内的性别分工。这是人类学者默多克（G. P. Murdock）等人提出来的，从今日仍然生活在无文字社会的民族所进行的性别分工为例子，就能够了解，初期从事农耕的人们，大概是女性。因为采集野生谷物原本就是女性的工作，农耕是采集野生谷物的延伸工作，更河况在作物的栽培过程中，也非常需要女性特有的细腻与耐心本质。
还有，必须存留种子到来年的这类食物保存工作，其实就存在着社会风险，群体内一定要有可以统筹、治理的组织。例如在气候恶劣的时候，既要存留种子，又要对抗饥馑，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此时如果没有一个管理的机制，就会轻易地消耗掉食粮，群体恐怕就会走上灭亡之路。
拥有群体性与性别分工的社会群体，在经过全新世后，面对的就是公元前六千年之后的全新世气候最暖期。当时地球的气候比现在更温暖、潮湿，就像能在黄河中游流域看到的那样，谷物栽培能够保证增产、安定生产的阶段，因此女性的社会任务也高于男性。从黄河中游流域裴李岗文化墓地中女性被厚葬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个阶段之后，原本负责土木建设与擅长狩猎的男性，也组织性地投入农耕这项生产活动，成为栽培农作的劳动力之一。这种情况，应是完成于黄河中游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初的仰韶半坡类型期吧！在男性加入农耕劳动的经济生产后，以父系血缘为基本的家族形态便诞生了。
以父系为中心的血缘家族，将祭祀祖先列为宗教性的要务，促成家族团结，藉此扩大家族，进一步壮大群体。而血缘家族间，也就是氏族间的经济差距，或群体内的社会性地位差距，也由此产生了。随着阶层关系的复杂化，社会有了首长；而首长在管理、分配生产物的过程中，又诞生了专业性的手工业。这就是黄河中游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社会。
黄河中游流域与黄河下游流域的社会进化，在此一阶段里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可以理解为：所谓粟黍农耕社会的社会进化，是以同等的速度在进行的。
但另一方面，在长江中、下游流域，以性别分工等性别差异为社会标识的阶段，则一直延续到崧泽文化阶段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前半。长江中游流域在同一阶段时，有可能还是母系社会。然而，稻作农耕社会即使直到这个阶段，都还没有投入有组织性的劳动，在作物的生产效率上，却不亚于粟黍农耕。稻作是长江流域作物栽培的唯一重心。会演变成这样，除了稻子的生产性高，营养价值也更优外，或许也因为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比华北的植物资源来得更丰富吧。
但是，社会群体的组织化一旦发生转换，之后便开始急速发展。崧泽文化后半期开始，新农具陆续出现，而且，良渚文化的复合性农具更把稻作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上，显示社会群体单位在农耕上走向集约化的劳动模式。又因为此一变革，长江流域的父系群体单位也迈入阶层化，良渚文化等文化也出现了首长层。
领导阶层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后期最引人注意的特征
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各区域的文化都进入首长层出现的阶段，为了维护首长权而存在的宗教性或信仰，必须借着玉器的创意来彰显，这却是每个区域不同的，而各区域的宗教或精神生活，也是各不相同。虽然在时间轴上各区域的农耕社会有先后关系，但在各区域间带动社会进化起爆点的，则是地域间的开始交流。和自己以外的其它群体有某些交流，能够提升自己在群体内的社会地位。还有，这样的交流扩大带来信息的共有，不同的群体因此有了同样的社会组织，社会进化的地域性差异也会因此消失，社会进化标准化的原因，就在于此。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末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初，也就是公元前三千年后，随着各区域文化阶层关系的多层化，各区域开始了群体的统合化。此时各地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寒冷，气候的恶化，却也使得社会在组织化下，提高粮食的生产量。这是可以想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