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巨变的时期，也是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繁荣兴盛、灿烂辉煌的黄金时期。虽然这个时期诸侯争霸、大国兼并的战争在不断地上演，此起彼伏，但是它也验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乱世出英雄。”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却开创了一个人才辈出的局面。当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士，这当中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仅从春秋战国的情况来看，在思想家中有人们熟悉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政治家有：管仲、晏婴、子产、商鞅、李悝、申不害等。军事家有：孙武、吴起、孙膑、乐毅、白起等。外交家有：苏秦、张仪、陈轸、公孙衍、蔺相如等。他们中许多人是几种身份并存，既是著名的政治家，又是杰出的军事家和外交家。他们的辉煌业绩早已载入史册，为后人所熟悉，他们的杰出贡献也已融入到中国的历史中，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他们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见解，早已成为经典，被今天的人们学习和研究。
以往人们在描述春秋战国思想文化灿烂辉煌的时候，常常用“百家争鸣”来赞扬。“百家”虽然只是一个虚数，但是它表明当时在思想学术领域是人才济济；“争鸣”表明了人们的言论是开放自由的，人们的思想能够在互相碰撞中闪耀出智慧的火花。思想的解放必然带来制度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而大国兼并战争的加剧，使得各国对人才的需求显得尤为道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孕育产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食客群体。
食客还有门客、舍人、宾客等多种称呼。这个群体的人身份特殊，是因为他们既非王侯贵族，也非工非农、非士非商。他们不事生产，靠寄食权贵而生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当时社会的中心，在政治、外交舞台上呼风唤雨，如鱼得水。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外交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用当时士人景春的话来形容，他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①。当时常常因为这些食客的出使或者斡旋，能够改变当时的政治、外交、军事格局，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形势，改变某个权贵的职位升迁或废黜，他们的作用有时胜过干军万马。
这些人中有一些是人们熟悉的，如商鞅、李斯、苏秦、张仪、孙膑、范雎、蔺相如、冯谖、毛遂，等等。这些食客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或军事家。以往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和关注，都集中于他们在政治上的作为及成就上，很少注意和重视分析研究他们早年的食客人生经历，以及这些经历给他们心理烙上的印迹，对他们后来的人生所产生的影响。另外一些食客，而且是占比重绝大部分的食客，却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人们了解和关注。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甚至有的人也没有创造骄人的成绩，所以逐渐成为被人们遗忘，被历史遗忘，被学术界冷落的一个群体，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一般提到食客，人们熟悉或了解的大多是战国四君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养客与用客的情况，对其他食客提之甚少。甚至一些学者在其著作中作专章论述的食客，基本也局限在战国四君子的几个主要食客冯谖、毛遂、侯嬴、朱亥等人上，而其他不出名或不知名的食客则长期以来被研究者所忽略，以至于食客研究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如果对食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影响大的食客身上，则说明这些研究是不够深入、不够全面的。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后人对食客的了解基本都停留在少数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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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诸子集成•孟子正义•滕文公下》，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44页。
个主要食客上，对众多食客在当时社会政治上的活动和影响知之甚少，对众多食客在思想、学术和文学上创造的成就和影响亦知之甚少。这也自然会影响到人们对春秋战国乃至秦、汉社会历史的了解、认识和评价，会导致人们认识上的偏差。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我们有必要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食客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为人们了解这个时期的社会历史全貌提供帮助。
关于食客的记载最多最详细的是《战国策》和《史记》。食客事迹在《战国策》是分散于各国的策文中。《史记》有关食客的事迹主要见于《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及其他一些个人专传或合传、类传里。另外，在《左传》、《国语》、《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吴越春秋》、《吕氏春秋》、《淮南子》、《汉书》、《后汉书》中都有不少关于食客的记载。司马迁写战国四君子，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正的意图是为了写他们的食客。但是人们在阅读这些文献典籍时，常常关注的是战国四君子的养客、好客，以及他们的慷慨任侠。食客作为配角和陪衬，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以至于人们对食客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毛遂自荐”，冯谖的“狡兔三窟”，或者是侯嬴、朱亥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件中，并无太多的深入。至于其他无名食客，就更难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和兴趣了。
春秋战国及秦汉的食客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真正的是草根出身。虽然地位低下，但是他们并没有自惭形秽，没有自暴自弃。他们有思想有追求，有才华有闯劲。他们敢于对以血缘为基础的世卿世禄的官员选拔制度发起挑战，大胆地向权贵或主人自我推荐。他们寄食权贵，却追求平等和尊严，对于侮辱和损害自己人格和尊严的权贵，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他们追求名利富贵，渴望立功扬名，但是当义与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时候，他们许多人往往会“杀身成仁”，或者“舍生取义”。他们遵守做食客的基本操守和底线，忠于主人，为主人效忠死不旋踵。他们不畏强权，不怕牺牲，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他们能够忍辱负重，隐忍苟活。
秦汉时期的食客对社会的关注和影响，逐渐地由政治、军事方面向思想和学术方面转移。这时期的食客思想敏锐、思维活跃，敢于创新。他们对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兼收并蓄，在融合诸子百家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留下了集体智慧的结晶《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与春秋战国的食客不同，秦汉食客的才华更多地付之于笔端，倾注于学术他们将主人和自己的思想借助文字进行记录和阐发。他们著述的文章和书籍具有哲学的思想，富有文学的色彩。在学习诸子散文的基础上能够自成一体，将先秦的说理散文在秦汉时期推向了一个高峰，并对后世的散文和文学创作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他们在文学描写，说理论证，神话寓言故事的叙述，以及铺排夸张等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上，较之诸子散文都有很的提高。
秦汉食客著作中那种繁复、夸张和铺叙的表现手法直接影响和促进了汉大赋的产生和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两位著名的辞赋作家村乘、司马相如，早年都曾在梁孝王的门下为客。再有，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① 据此推测，淮南王作赋的群臣当中，估计有相当一部分是他的食客。这说明从事赋创作的食客并不仅仅限于枚乘和司马相如等少数几个食客。由于食客的身份和经历使他们具有强烈的为主人服务的意识，这种意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汉赋创作。形成了他们既要为主子唱赞歌，又要对其过度享乐纵欲生活给予劝诫的责任意识，由此形成了汉大赋歌功颂德在前，讽喻劝诫在后的风格特点。食客对秦汉散文和汉赋的影响和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也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一直以来，关于食客的许多问题是需要学术界弄清楚的，如食客的来源，产生的原因，食客的特点，食客的性质，食客与主人的关系，食客与文学的关系，食客的社会影响，食客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意义等诸多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解决的。但是有些是学术界至今没有进行研究，或者是研究得很少的。就拿食客与文学的关系来说，有三方面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第一，食客作为客体跻身于史传文学的人物画廊，作为那个时期文学作品中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有哪些特点和规律？这些食客形象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题材和文学形象，有哪些影响和意义？
第二，食客文学集团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集团。虽然这些集团的成员最早形成集团的初衷和目的是为政治而非文学，但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食客文学集团进行了集体的学术创作，或者说是文学创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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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47页。
有集体创作的成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梁孝王食客文学集团的成员创作了许多杰出的散文和汉赋作品。那么，作为主人对他的食客创作有哪些影响和作用、又有哪些指导和帮助？作为集体创作的作品，最初是如何设计和编排写作计划的？又是如何进行分工和协调的？这些都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
第三，食客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其食客经历和“御用文人”的双重身份对他们的创作心理产生哪些影响？食客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具有哪些特点？
解决和弄清上述问题，成为本书写作的初衷。笔者希望通过本书的写作，对春秋战国及秦汉的食客问题有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系统的研究，为人们更详细、深入地了解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提供帮助；为人们了解食客的生存、发展及兴衰的历史嬗变过程理清线索和思路；尤其是为了解食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影响和贡献提供帮助，以此来弥补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也希望借此求教于各方专家和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