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许多研究“士”的论著或文章中多会论及“食客”，如余英时的论著《土与中国文化》就有一节谈“私门养客与游士的结局”；张强的论文《养士与用士》实际上谈的是养客与用客的问题。而在有关”食客”的论著、文章中也会谈到“士”，如李珊平的《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里就把一些“士”当成了客。有的把食客当成土来谈，所以有必要对两者作一个区分。有关“食客”的定义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界定。这里我们先来明确一下“士”的概念。
“士”在《说文解字》的解释：“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①
从《说文》的解释和段注来看，“士”有善于做事情之意。从一开始，到十结束。但孔子的解释，似乎是从“士” 字的结构；十＋合为士。《白虎通义》结合《传》的解释：“士”指具有知识技能的人。
从各种字典和辞书对“士”的解释来看，“士”的含义有多种，如（1）上古掌刑狱之官。（2）先秦时期，贵族阶层的最低一等，位次于大夫。（3）古代四民之一。（4）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春秋以后，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统称。
从（1）看，这是一种官职的名称。这是最早“士”之义。《周礼•大司徒》有“其附于刑者，归于士”②。相传舜时代曾经任命主管刑罚的皋陶为“士”。从（2）看，西周时期宗法制社会的等级划分依次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从（3）看，西周时期社会为四民，即士、农、工、商。这里的“士”指农工商以外学道艺、习武勇的人。或称“士民”以区别于“庶民”。从（4）看，由于古代学在官府，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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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中舒：《说文解字段注•第一篇上》，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21页。
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大司徒》，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08页。
“士” 以上的贵族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所以“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技能之人”的称呼。《后汉书•仲长统传》就有”以才智用者谓之士”①。
程水金在他的论著里，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辨分析，对“士”的起源、发展及其内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他认为“士”的渊源及其早期的文化特征，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士”的最初指称对象是殷人“多工”或“百宗工”的秀出者，后来逐步泛化，用以指称周邦周族以外的殷遗及殷之旧属。
第二，周初之“士”，是一个知文识礼、具有深厚文化素养和各种专门技术才能的知识群体。
第三，他们先前属于统治阶级的组成成员即所谓“商王士”，因为王朝的更迭与封建国家的形成，他们失去了历史主导地位而沦为新朝的臣民。
第四，他们以其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分别可在王室或公室谋得定的职位，仍然属于贵族之列，并受到周人的优待。
第五，他们在经济上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划定的土田居邑，甚至还可能拥有自己的家内奴仆。②
程水金在这里从“士”的基本素质（内涵）：“知文识礼”，“有深厚文化素养和各种专门技术才能”；“士”的来源：“周族以外的殷遗及殷之旧属”； “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属于贵族，受周人优待”三个方面对周初“士”的基本特征作了总结和概括。接着又对“士”在周代社会的基本情况作了总结：
第一，他们是经过大学教育，受过各种文化知识熏陶与专门技能训练的新型知识群体。
第二，他们介于大夫与庶人之间的低级爵位，“足以代耕”的俸禄，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士大夫阶层与平民之间的双边依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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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范晔撰：《后汉书•仲长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54页。
② 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第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30-31 页。
同时也昭示着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三，虽然他们的爵禄不高，但他们是文武兼能之士。
第四，由于平民与贵族的差异，乡学与国学的不同，从而决定了这些士人们进入仕途的不同方式。……他们作为新型知识群体的性质并没有改变。①
我们在程水金对周初及周时期“士”的基本特征的总结对比中发现它的内涵出现了变化：第一，“士”由特指变为泛指，即由“殷遗及殷之旧属”，变为“受过各种文化知识熏陶与专门技能训练的新型知识群体”其外延在不断地扩大。第二，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所下降，由“贵族之列”降为“介于大夫与庶人之间的低级爵位”；由“有划定的土田居邑，甚至还可能拥有自己的家内奴仆”降低到有“足以代耕”的俸禄。第三，基本素质更加丰富，由“知文识礼、具有深厚文化素养和各种专门技术才能”，发展到“经过大学教育，受过各种文化知识熏陶与专门技能训练的”“文武兼能之士”。
从上面“士”概念的几种解释以及程水金对“士”基本情况的辨析来看，春秋以后的“士”有别于早期的“士”，这是因为这时“士”的阶层在扩大，人员在流动，内涵更丰富；另一个原因是随着私人办学的出现，随着“学在四夷”办学理念的普及，许多庶民有机会接受教育，进而上升为有知识技能的“士”阶层。据《吕氏春秋•尊师》篇记载：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②
我们把这些来自社会底层，通过接受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的人称之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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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第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0 页。
②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尊师》，中华书局 2010年版，第93—94页。
兴的“士”。这些“春秋战国之际所出现的新兴士人，有别于传统之士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尽管还不能完全摆脱旧的宗法体系的羁绊，可是其步伐却是朝着逐渐脱离天然等级身份而自立于宗法体系之外前进。作为文化知识的掌握者，他们依靠知识技能（而非天然的社会等级身份）立足于社会”①，成为“名士显人”。一些新兴的士在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后，为了个人的发展，在社会大环境的需求之下，脱离本宗族而寄身服务于卿大夫权贵门下，这时候“士”的身份就发生了改变，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士”，又是“客”。这样“士”与“客”在外延上出现了部分的交叉与重合，这就是人们容易将“士”与“客”混淆的主要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客都具有士的素质与内涵。一般而言，人的需求和欲望与他的能力是成正比的，一些只求温饱的食客要求不高，这与他们自身素质能力偏低，不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有关。而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士寄身为客，是有所取有所求的，他们希望借助权贵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的士都会转变为客，只有选择寄身权贵门下的士才会变为食客。因为作为士而言，各自的人生理想不同，道德情操不同，所以人生选择也不同。一些士，尤其是一些隐士（道家），他们视名利富贵为粪土，他们崇尚道德、崇尚气节、崇尚人格，厌倦污浊纷刮乱的社会，所以选择了与世无争，隐居山林的生活，如老子、庄子等。而另一些儒士虽然积极入世，但是他们通过游说诸侯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所以也不选择寄食权贵的道路。当然，不排除有部分儒士曾寄食权贵。再有，食客的流动性决定了士的食客生涯的短暂性和自由性，食客并不是士人的长期状态，只是他们人生的一个阶段，当他们一旦有了好的发展，步入了仕途，就会脱离食客队伍，或成为新权贵，或回归到士的队伍中。
我们上面对食客身份的辨析，是从微观的角度，通过个案的分析来明确食客的身份，只能说是具有代表性的极小的一部分，还有许多需要辨明身份的食客或士人，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对“士”与“客”的区分，则是从宏观的角度，通过对“士”概念的发展变化的线索梳理，在明确两个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其外延重合的原因作了分析。造成人们对食客身份混淆不清的原因：第一，是文献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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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新慧：《试论春秋战国之际的士与儒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上最初都没有给“食客”作一个明确的定义，造成后人对食客的概念模糊不清，加上没有界定的标准，致使不少人把士与客（食客）混为一谈这样以讹传讹，由古至今，一直延续了下来。第二，是文献史料上对食客称谓的不统一。食客现象虽然出现时间很早，延续时间很长，但是由于这些人地位卑微，身份特殊，所以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各种繁多的称呼，使后人在阅读时容易对他们产生歧义。有的史料甚至没有明确表明其客的身份，只简单地说事某人，或事某某，这样就容易给读者造成混乱和误解。所以，我们在研究春秋战国及秦汉食客时，首先要弄清他们的身份，才能对他们其他方面的情况作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否则容易犯方向性和常识性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