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除少数例外，（如楚国张氏家族），七国宰相不是给予国君最亲近的子弟姻亲，就是由出身寒微，不属于任何大家族的人担任。春秋时期在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强宗巨室似乎消失于战国政治。
……与战国宰相的情形不同，春秋卿相中没有一人为他国公子（那些出亡而归国无望的公子除外），且全部出身于少数几家大族。①
我们从上面对战国七雄丞相任用情况的表列中可以看出，世卿世禄制的解体，各诸侯国丞相任用呈现多元化的倾向，既有本国公室贵族，又有他国贵族，既有本国平民，也有他国寒士，还有的先后在两国担任丞相，如张仪、樗里疾、魏冉、田文等。这些情况对出身寒门又渴望立功扬名的庶民来说是令人鼓舞和振奋的。连丞相这样位高权重的职位都能任用异国平民，何况其他职位呢？它传达出的信息对向往功名利禄的平民具有鼓舞和启示性的意义。
世卿世禄制虽然在当时受到了冲击，但是这种制度并没有马上退出历史舞台，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各国权贵不仅在血缘上与君王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而且在政治上与君主也有着特殊关系。像孟尝君与齐湣王是堂兄弟，他几次出任齐国丞相。平原君是赵惠文王之弟，赵孝成王之叔，三次出任赵国丞相。信陵君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厘王的弟弟。春申君是辅助考烈王继任王位的有功之臣，为此他出任楚相20 多年。吕不韦为秦庄襄王的继位立下汗马功劳，历任秦庄襄王和秦王政两代君王的丞相十多年，并且在秦王政成年亲政前，是秦国政治上的实权人物。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左右本国的政治，能够影响君王的决策，能够决定一些官员的任免升降。食客们正是看到了权贵身上的独特资源和利用价值，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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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第62页。
有所选择地投入到这些权贵门下。
由于春秋战国动荡不安的形势，使得大国吞并小国，强国欺凌弱国的情况不断发生。就是在各诸侯国中，大夫互相兼并，甚至蚕食王室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像齐国田氏取代姜氏，三家分晋的现实都加重了各诸侯王和卿大夫们的危机感。如何在这残酷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权贵们面临的严峻问题。于是，在家族血缘之外更大范围地寻找更多的良将贤才来帮助自己，便是他们的共同选择。另一方面，人才选拔的多元化，激发了寒门之士步入仕途、立功扬名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深知要实现其理想，必须依靠权贵的举荐，于是纷纷投到权贵的门下，这种两相遇合的现实催生了食客群体。
（三）人们观念意识的转变，逐步接纳了食客群体
在宗法制时代，人们有着很强的国家观念和宗族观念，视家国为一体，因此人员流动，人才交流的现象较少。但是随着旧的社会秩序被破坏，宗法制的解体，许多小国被大国吞并，许多人面对自己原来的国家已不复存在的现实，由开始的悲伤、仇恨到逐渐地习惯、适应，人们的国家意识日益淡化。人们的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各种观念意识、理想信念也随之发生改变。一方面儒家学者们在极力地弘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① 的道德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人们又感叹：“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②因此投机钻营谋取富贵之事，“朝秦暮楚”、“楚材晋用”之人比比皆是。像屈原那样“受命不迁”，“横而不流”，“深固难徙”，坚定不移地固守信念和理想的爱国者在当时已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人看重的是为我所用、有奶便是娘的处世之道。只要能升官发财，能立功扬名，可以不择手段。像吴起为了能做鲁国的将军，率鲁军与齐军作战，不惜杀妻（其妻为齐人）以示自己对齐国绝无私情。商鞅率领秦军伐魏，以欺诈手段杀死了自己当年的好友，魏军将领公子卬。这种种违背伦理，违反道德的现象已让人们见怪不怪。人们在感叹世风日下的同时，对各种各样的阴谋与伎俩，对违背常理的处世之道和人生哲学，或者以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去适应；或者以一种无奈的态度去习惯，去接受；或者以一种崇尚的心理去学习，去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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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诸子集成•孟子正义•滕文公下》，第246页。
②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秦一•苏秦始将连横》，第 12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