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食客大多来自社会的底层，出身贫寒，他们很多人不仅经济困窘，而且由于周王朝世卿世禄的选官制度，使他们丧失了通过正常途径在仕途上发展的可能。像齐国孟尝君的食客冯谖，《战国策•齐策四》记载：“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① 由此看，冯谖最初选择寄食权贵门下，并无太高的要求，只是因为生活贫困，而且是困难到“贫乏不能自存”的程度，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系下去，不得已才去做食客。
苏秦早年就是洛阳城郊的一个农民，他曾跟别人这样介绍自己：“洛阳乘轩时苏秦，家贫亲老，无罢车驽马。”②苏秦在多年获得成功之后，曾经感慨万千地说：“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③从苏秦介绍的情况看，他早年家境贫寒，家里经济状况非常不好。“罢”通“弊”， “罢车”，破旧的车子。苏秦家穷困到连最基本的生产交通工具——破车劣马都没有。家里人口多，及兄弟三人（有说五人），各自配偶，加上每个人的孩子，至少有十几二十口人。田地很少，父母年老需要赡养，家庭负担很重。“顷”为战国时期土地的单位名称。如《秦律•田律》规定：“人顷刍禀，才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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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诸祖耿撰：《战国策集注汇考•齐四•齐人有冯谖者》，第591页。
② 诸祖耿撰：《战国策集注汇考•赵一•苏秦说李兑》，第896 页。
③《史记•苏秦列传》，第2262页。
石，禀二石。”① 再有《商君书•境内篇》载；秦国制定军功奖励的规定，“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②。苏秦家里的田不到二顷，估计二顷田是养活他家十几二十口人的基本保障。以今天看，二顷田即二百亩，似乎田地不少，但是从战国时期生产工具的简单、粗笨，耕作技术的落后，加上粗放式的耕作和经营管理，估计产量很低，无法养活一大家子人。因为生活拮据，为生活所迫，苏秦不得已才出来游说诸侯，希望以此改变生活处境，改变自己的人生。
《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答数百，不服，醒之。”③张仪出身贫寒，所以楚相家丢失了玉璧，楚相府上的门客认为张仪“必此盗相君之璧”，理由竟然是因为他贫穷，所以无品行，为此受到了“掠答数百”的惩罚。他坚决否认，虽然被释放了，但是张仪的心中却从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后来他多次欺骗和捉弄楚国，应该说跟他早年的这段经历有一些关系。
再看范雎，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④ 范雎早年虽然“欲事魏王”，有在政治上图谋发展的打算，但是，无奈家庭困难，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所以不得已只好选择先到魏中大夫须贾门下做食客。当然也有企图通过须贾的举荐步入仕途的想法。
汉武帝时期的主父偃，早年“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⑤。主父偃在被汉武帝起用前，也是生活困窘，捉襟见肘之时又借贷无门，四处游荡却处处碰壁。长安城中的权贵达官纷纷将他拒之门外，连他们府上的宾客也都厌烦他，不给他好脸色。他早年的生活可以用穷困潦倒、举目无亲来形容。
上述材料可以说明，出身贫寒、生活困窘是当时食客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些人中有农民、有城市贫民，也有落魄的贵族和贫寒的知识分子。解决温饱、解决生存是大多数贫寒人士选择做食客的主要原因。一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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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②《诸子集成•商君书•境内》，第34页。
③ 《史记•张仪列传》，第2279页。
④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第2401页。⑤《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3页。
条件好的人不会去做食客。
食客不事生产劳动，选择投靠权贵的原因有多种。有的因从事农业生产获取的收益太少，无法养家糊口，如苏秦。有的人虽然有头脑，有知识，却不遇时机，不遇赏识的明主贤君，而他们又不具备生产劳动的基本技能，不会干活所以没人雇用他们。也有的纯粹就是好逸恶劳，怕吃苦不愿干活，不想干活。于是他们怀抱着不同的想法和目的，不约而同地选择寄食权贵门下做食客，这样既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处境，也能解决他们的衣食温饱。另一方面权贵需要和愿意招揽大量的食客，能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各种发展的机遇，同时也能壮大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声望。这样既有卖方市场，也有买方需求，两相遇合，使得大量的贫民把做食客当成他们的生存之道和未来发展的出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