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管理家务杂事
食客的服务性主要体现在为寄食的主人承担各种各样的工作。像管理家务杂事、管理主人采邑上的佃户等。孟尝君的“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人”②。孟尝君让舍人魏子到他的采邑去收租税，去了多次都没有给他收来一点租税。“收邑入”，《史记索引》解为“收其国之租税也”③。再有孟尝君的食客冯谖也曾帮孟尝君到他的封地薛去收债，结果到薛地之后，冯谖自作主张，“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卷，民称万岁”④。冯谖将那些无力还债的百姓手中的债券全部烧毁，表示无需归还。冯谖此举得到薛地百姓的欢迎。但是回来后“孟尝君不说，曰：‘诺，先生休矣！'”⑤“说”通“悦”是高兴的意思。孟尝君并不能理解冯谖此举的良苦用心，对他先斩后奏的做法非常不满，几年之后他才看到了成效。
二 出谋划策
食客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为主人出谋划策，出使四方。这也是权贵招揽食客的一个主要目的。《史记•周本纪》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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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吕不韦列传》，第2512页。
② 《史记•孟尝君列传》，第2356页。
③ 同上书，第2357页。
④《战国策集注汇考•齐四•齐人有冯谖者》，第592页。
⑤ 同上。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谓周最曰：“公不若誉秦王之孝，因以应为太后养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以为公功。交恶、劝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最谓秦王曰：“为王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樊于周，合天下于齐，则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劝王攻周，秦与天下獒，则令不行矣。”①
五十八年，三晋拒秦，周令其相国之秦，以秦之轻也，还其行。客谓相国曰：“秦之轻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国之情。公不如急见秦王曰‘请为王听东方之变’，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齐重，则固有周聚以收齐，是周常不失重国之交也。”秦信周，发兵攻三晋。②
第一则材料写周赧王四十五年，周之公子周最（通“取”，“聚”）将陪同周君到秦国，周最门下的秦客为他出谋献计曰：“公不如称赞秦昭王的孝心，把‘应’（《战国策》作‘原'） 之地献给秦昭王母亲作为汤沐邑。这样博得秦王和太后的欢心，会为周君入秦搞好两国关系打下基础。两国关系好，就是周最的功劳；两国关系不好，那么劝周君人秦者必有罪，这对于周最更有利。”周最听从了客的计策，于是与秦交好。当秦要攻周时，周最向秦王指出；“王若攻之，乃有攻天子之声，而令天下以攻天子之声畏秦，使诸侯归于齐，秦兵空弊于周，则秦不王矣。是天下欲弊秦，故劝王攻周，令秦受天下弊，而令教命不行于诸侯矣。”③ 周最之客的计谋可谓一石二鸟，不仅使周最、周君得到秦昭王的好感，也为周最劝阻秦王勿攻周打下了极好的基础，使周免遭秦国的兵火之灾。
第二则材料写周赧王五十八年，三晋（《战国策》作“三国”，指赵、魏、楚）正在合纵抗秦之时。周相奉命出使秦国，因怕受秦轻视，半道又返回。其客劝说周相为其出谋曰：“现在秦对你的态度是轻慢还是重视都不清楚。目前秦国最想知道赵、魏、楚三国情况，丞相不如主动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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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周本纪》，第167页。
② 同上书，第168页。
③ 同上。
为秦王探听东方三国的情况变化。这样秦一定重视丞相，重视丞相就是重视周，这样周就能与秦维持好关系；如果一旦齐国占了秦国的上风，就让周最去齐国搞好关系，这样周就可以一直保持有大国依靠。”结果秦王相信了周相的话，发兵攻三晋。周相食客洞悉各国时局，对周、秦及三国情况的分析鞭辟入里，而事情的发展正如其所言。
《史记》记载：“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① 汉武帝最初继位时，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对于朝廷内外的许多事情，政策法令条文的制定，颁布实行等等，许多都是倚靠汉武帝舅舅田蚡的协助。田蚡帮助太后和汉武帝控制当时局面，而在田蚡背后为其出谋划策的主要是他门下的食客。
汉武帝继任皇帝没多久，在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的积极建议和倡导下，开始大力推崇儒学，为此与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产生矛盾冲突，遭到了窦太后的强烈反对，最后以窦婴和田蚡的被免职而宣布计划破产。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在整个倡导儒学的活动中，田蚡的食客对其影响及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小的。
再有，汉武帝即位当年。丞相因病免职。朝廷要议新的丞相、太尉人选。武安侯田蚡的宾客籍福给他分析情况：
“魏其（窦婴，窦太后侄儿，外戚）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于是乃以魏其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②
田蚡在其宾客的谋划下，假意让贤，最后既做了太尉，又有了让贤的美名，真是名利双收。
萧何与刘邦既是老乡，又是患难之交，当年“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③。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在对诸大臣论功行赏时，曾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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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2 页。
② 同上。
③《史记•萧相国世家》，第2013页。
称赞萧何“镇国家，抚百姓，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①。为此封萧何为宰相。但是尽管两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关系，刘邦仍然无法消除对萧何的猜忌和防范的戒备之心。《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②
汉高祖刘邦率兵在前方打仗，但是常派人慰问后方的萧何，这种反常做法源于他对萧何的不放心。第一次是在汉高祖三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为此萧何听从了身边的谋士鲍生的建议，将家族中“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等于说把自己家族能打仗的人都放到刘邦身边做人质，于是“汉王大说”。汉高祖十二年秋是刘邦第二次从前线派人到后方慰问萧何。这一次萧何又听从了身边宾客的意见，以强占民田，自污形象来消除刘邦对自己的猜疑，换取自己和家族的安全。此举非常奏效，刘邦返回京城，“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③。刘邦听说萧何的胡作非为之后，不怒反喜。因为他从中看到了萧何不过是想发财致富，并无篡权取而代之的野心。即使他有篡位之心，以他在百姓中的恶名，不可能有百姓拥戴他，为此刘邦放了一百个心。萧何的宾客可以说把刘邦的心思琢磨透了，为主人献上妙计，让他得以转危为安，转祸为福。
三 排忧解难
为主人排忧解难也是食客的一项主要工作。为主人出谋划策本身就在为其排忧解难，所以两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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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高祖本纪》，第381 页。
②《史记•萧相国世家》，第 2018 页。
③ 同上。
率军西进咸阳过宛城时，
围宛城三匝。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①
这是刘邦率义军西进咸阳路上的一个插曲。陈恢是南阳守的舍人，他在宛城危倾，主人欲自刎殉城之时，为救主人一命，也为挽救宛城的百姓，他翻过城墙去见刘邦。他为刘邦出了一个两全其美之策：停止攻城，接受宛城投降，封其守。这不仅避免更大的伤亡，也为后面所过诸城做个榜样，只要投降，其城可免战火之灾，其守既能免死，又得封官。结果“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陈恢的初衷是为了救主人一命，但由于他的谋略和智慧，不仅解除了宛城的兵危，救了主人性命，救了全宛城百姓的性命，还转祸为福，使其主人被封，自己得赏，为刘邦挺进咸阳扫除了许多障碍，可谓一举多得。
战国时期秦军兵临邯郸城下，形势危急。赵国四处求援，在魏国发生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在赵国也出现了毛遂自荐，跟随主人平原君到楚国搬救兵的事情。但是在楚国、魏国的救兵未到时，赵国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平原君焦虑万分，舍人李同对其曰：
“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余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钟磬自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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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高祖本纪》，第 359-360 页。
士三千人。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泰兵遂罢，邯郸复存。李同战死。①
李同给平原君分析了当时的危急形势，要想顶住秦军的进攻，保住赵国，作为丞相的平原君必须与百姓同甘共苦，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倾其所有来慰劳士兵，这样才能鼓舞士气，士兵们才能奋勇杀敌。平原君听从了李同的意见，将家丁食客组成三千人的敢死队，最后李同与敢死队一起慷慨赴难，击退秦军，他自己也战死沙场。
《史记•穰侯列传》载：秦昭王七年，秦国丞相樗里子去世，秦国欲使赵国重臣，亲秦派楼缓到秦国任丞相。
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请以魏寻为秦相。仇液将行，其客宋公谓液曰：“秦不听公，楼缓必怨公。”公不若谓楼缓曰：“请为公毋急秦。”秦王见赵请相魏寻不急，且不听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楼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于是仇液从之。而秦果免楼缓而魏持相秦。②
赵人楼缓一旦为秦国丞相，会对赵国构成一定的威胁。为了阻止秦国的这一计划，赵国派其大臣仇液出使秦国，请求秦国以昭王舅舅魏寻为丞相。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两边得罪人的苦差事。为此，仇液的食客宋公为主人出一计，首先稳住楼缓，告诉对方“为你我不会紧催秦国任用魏冉为相的”，这样既讨好了楼缓，也为自己留了条后路。然后对秦国把希望任用魏持的话传到，却不急催他们。这样秦用楼缓为相，楼缓会感谢仇液，用魏冉为相，魏冉同样也会感谢仇液。宋公此计把两边得罪人的坏事变成了两边感激仇液的好事。由于有了食客为主人排忧解难，化解危机，常常能使主人转危为安，因祸得福，食客也因此得到主人的重用，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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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平原君列传》，第2369页。
②《史记•穰侯列传》，第2324页。
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
昭王以孟尝君为秦相。人或说秦昭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臧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①
孟尝君能够虎口脱险，全靠这些平日不起眼的鸡鸣狗盗之客。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就不能不佩服孟尝君多么有先见之明。设想一下，假如孟尝君食客中缺少这样的特殊人才，那么孟尝君只能在秦国坐以待毙。在战国四君子中，孟尝君遭遇的危险和坎坷是最多的，但是，因为他食客中既有冯谖这样的有勇有谋之士，又有魏子这样关键时刻不惜以生命捍卫主人名誉的食客，还有那些鸡鸣狗盗之客，救孟尝君于危难之中，使孟尝君能够一次次死里逃生，逢凶化吉，脱离险境。
四 充当私家兵
很多时候食客在主人的军事行动中要充当私家兵的角色。有时候当主人与对手或仇家的矛盾冲突激化时，需要用武力来解决，食客就得拿起武器，捍卫主人的利益或生命。这时候对食客来说，哪怕流血牺牲，也必须为主人冲锋陷阵，死不旋踵。像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因为太子犯法，商鞅曾处罚了太子师傅，与太子结下怨仇。当秦孝公去世，太子继位为秦惠王，商鞅被诬告谋反，为此秦惠王“发吏捕商鞅”②。商鞅逃亡，四处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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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孟尝君列传》，第2354-2355页。
②《史记•商君列传》，第 2236 页。
藏，却无人敢收留他，最后商鞅走投无路，“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绳池”①。
商鞅率领的反抗秦军的武装力量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文中提到的“徒属”，这是商鞅府上的食客、舍人一类的人员；二是“邑兵”。这里的“邑兵”是指商鞅采邑上的兵，与他的徒属一样都是他的私人武装。关于邑兵的产生和邑兵制问题，徐勇有过较详细的论述：春秋战国时期
代表新兴阶级的卿、大夫们势力越来越大，往往架空国君，实际上取得了军队的领导权。另外，在他们各自的封邑中也不断扩充地方武装和私人亲兵。……这种私属武装开始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兵”，是为“一家一姓”的权益而战的，后来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兵源扩大为这些卿、大夫封邑中的人，但仍是以血缘亲族为骨干。在春秋前期，一般各国诸侯的君权比较强大，这些卿、大夫的私卒多为公室效力，而春秋中后期，各国诸侯普遍大权旁落，这些私卒已被用来进行卿族之间的兼并斗争了。春秋时期，有的诸侯出于边疆防卫的需要，还在一些都邑建立了地方武装，后来有些大国兼并的土地越来越多，开始陆续建立起一些县和郡，于是又组建了“县兵”和“邑兵”。②
食客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充当主人私家兵的另一个例子，是战国时期的信陵君的食客。《史记•魏公子列传》载，公元前257年秦军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后，不久又派兵包围赵国的邯郸城，邯郸处境已是危在旦夕。赵国平原君多次派人给信陵君送信求救，信陵君多次向魏王请求派兵救援赵国，均被拒绝，赵国那边平原君又不断地来信指责他袖手旁观，信陵君无奈之下：“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③ 在信陵君解救赵国邯郸之围的行动中，信陵君的宾客最初都在为主人排忧解难而奔走于魏王与信陵君之间，帮助信陵君说服魏王下决心出兵救赵。在说服无果的情况下，信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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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商君列传》，第2237页。
② 徐勇：《中国历代军事概述二•春秋至秦军事制度概述》，《历史教学》1989 年第9期。
③《史记•魏公子列传》，第 2379页。
君要亲自上邯郸与秦军决一死战，这时候宾客们则成为信陵君的私家兵，跟随他一起奔赴邯郸，准备“与赵俱死”。对食客来说，当主人利益或者是生命遭遇危险，需要捍卫主人的时候，他们则拿起武器，成为主人的私家兵。为了主人的利益不惜流血牺牲，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虽然这是非常残酷的，但也是别无选择的。因为受人之恩，当以生命报之，这是那个时期食客群体中约定俗成的必须遵守的法规和准则。如果谁不遵守，或是临阵脱逃，将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和世人的唾弃，他将无法立足于社会。虽然食客们平日里有选择主人的自由，合则留下，不合则走，来去自由。但是在关键时刻却是绝不能逃避的，否则他将受到世人的鄙视和抛弃。这实际上反映了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食客、士人们的一种道德操守和行为准则。
五 充当间谍
食客充当间谍的情况在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都非常普遍。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
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①
再看《史记•李斯列传》的记载：
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②
秦国为了统一天下，采取了金钱贿赂与武力进攻相配合的手段，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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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1903 页。
②《史记•李斯列传》，第 2540 页。
划地实施于六国。由此看，齐国宰相后胜及其宾客都成为秦国间谍的贿赂对象，他们接受了秦国间谍的金钱财物，中了他们的反间计。于是他们都帮助秦国劝说齐王建去“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最后随着五国的灭亡，齐国也一同走向灭亡。司马迁在此特地引用了《战国策》里齐国的一首民谣：“齐为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① 司马迁的用心可以说深含其中，意味深长。据《战国策•齐策六》记载：齐王建因为听从了宾客陈驰的劝说，“遂入秦”，结果秦人将他”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②。所谓“住建共者”：意思是导致齐王建被迁住于共的人，这里指后胜及其客。“疾建用客之不详也”，是指痛恨齐王建用客之不谨慎，导致自己身死国灭。对此，学者王骏图评述曰：“此盖齐人怆怀故国，深怨王建听宾客奸谋，以致国破而迁住于共，因借松柏以起兴作歌，亦犹乔木、黍离之感，三‘耶'字有无限慨叹艾怨之意。③
李斯在秦统一天下的战争中运用间谍，为他屡建奇功。但是令他自己想不到的是，有一天他也会遭到间谍的暗算。赵高威逼利诱李斯一起篡改秦始皇遗诏之后，胡亥顺利继位做了二世皇帝。赵高为了操纵二世皇帝，有意将二世皇帝与李斯等众大臣隔离，“二世常用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④。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⑤。之后赵高又在秦二世面前进谄言陷害李斯，”于是二世乃使高下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皆收捕宗族宾客”⑥。接着秦二世让赵高审办李斯的案子。”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复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⑦ 由于李斯不胜酷刑，被屈打成招。赵高极其狡猾，他让他的宾客充当间谍，假扮御史、谒者及侍中多次去询问李斯，李斯以为他们真是秦二世派来的人，就推翻原来的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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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战国策集注汇考•齐六•齐王建入朝于秦》，第700页。
② 同上。
③《史记笺证•田敬仲完世家》，第3180 页。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71页。
⑤《史记•李斯列传》，第2588页。
⑥ 同上书，第2561页。
⑦ 同上。
之词，照实情回答。结果李斯遭到他们更严厉的鞭答。当二世真的派人来讯问时，李斯再不敢改口说实话，只有招供认罪。
信陵君在魏国的地位举足轻重，与他门下得力的间谍客有很大的关系。《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①
从这则材料来看，赵王身边潜伏着信陵君的食客，为他做间谍，刺探赵王的一举一动，赵王那边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将情况禀报主人，以备主人做出分析判断，做出应对策略。而信陵君能够成功地“窃符救赵”，记头功的当然是如姬，但是估计魏王身边可能还有信陵君的间谍客配合她行动，否则窃符不会这么顺利。其实如姬这时候也成为了信陵君的间谍，只不过如姬不是他的宾客。
充当间谍影响最大、最成功的当数战国时期的苏秦和张仪了。有关苏秦的事迹主要见于《史记》、《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学者们也称为“帛书《战国策》”）。前两书是世传的史书，《战国纵横家书》是1973年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中的一种。该书共27 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史记》和《战国策》大致相同，其余16 篇内容是《史记》和《战国策》所没有的。苏秦史事争议最大的原因就缘于此。
以唐兰、杨宽、马雍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史记》和《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记载有诸多错误。
唐兰指出：“（司马迁）没有见到关于苏秦的第一手的史料，因而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推到前四世纪末；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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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魏公子列传》，第2377页。
为苏秦、张仪；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四十五年（公元前228一前33）。时序既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把真正的苏泰事迹都搅混乱了。两千年来，迷惑了无数读者。”①
杨宽指出：“今本《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而《史记 •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者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②
马雍先生指出：“《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记录较《史记》为多，但亦真伪参半，又往往将苏秦和苏代兄弟二人弄得混淆不清。”③
但是当今一些学者经过对诸多文献资料的研究辨析后认为，《史记》和《战国策》关于苏秦的记载仍然是可信的。
赵生群指出：“《苏秦列传》赞语说：‘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文中不仅指出了“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事实，而且明确交代自己写这篇传记目的是要为苏秦澄清一些事实真相。《张仪列传》赞语则进一步指出：“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从两传赞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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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27-130页。
② 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64页。
③ 马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75页。
看出，司马迁已将纷繁歧异的苏秦资料理出了清晰的线索，且对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了如指掌。这两段话是他依据有关资料细心考辨的结果。司马迁作史的态度非常严谨，他对苏秦活动的史实如果没有相当的把握，恐怕不会轻下断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①
高云海指出：把今传本《战国策》所载与《史记》所言加以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出《史记》所载与今传本《战国策》第一种说法（“燕王哙既立，苏秦死于齐”，第二种说法为苏秦活到燕昭王二十四年）是大体相合的，从这一点可以证明司马迁当年作《史记》肯定是利用了《战国策》材料，并且他当年利用的《战国策》有关苏秦的材料与今传本的一部分内容大体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不承认今传本《战国策》有关苏秦的材料多出于伪造，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史记》关于苏秦的“材料来源多出伪造”。……
关于苏秦的历史在他死后很可能便已成为一本糊涂账，当时的民间肯定有些人传言他死于燕王哙之时，也还有些人传言他一直活到燕昭王之时。……《战国策》的纂辑者们对于何者为事实无法裁断，都把它们作为史料保留了下来，于是便造成了前后矛盾，司马迁面对这种矛盾加以裁断何者更近于事实时，以其写作《史记》的严谨态度来看决不会是任意加以取舍的，他之取苏秦死于燕王哙时之说肯定还有旁证材料作为依据。
我们从帛书《战国策》中看不到苏秦说秦、并相六国、死于燕王哙等记载，也很可能是过录时所据之本因“脱简”等将这些记载失去了，或者过录者当时不相信那些记载而干脆摒而不录。总之帛书本《战国策》充其量不过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战国策》的几种传本之一，不应当把它看作是唯一的“真”，进而视其他均为假。从目前所见材料来看，否定《史记》有关苏秦的史料真实性还嫌太武断，甚或相当荒谬。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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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生群：《〈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② 高云海；《关于〈史记〉所载苏秦史料的真伪》，《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第4期。
现在的许多学者都持第一种意见，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二种意见应当说更合情理。因为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他有条件浏览多种史书和文献档案。“《史记》能以‘实录'见称于世，这博采古今典籍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单以《史记》本书考校，司马迁所见古书即达106 种。……经部之书二十三种，子部之书五十二种，史部之书二十三种，集部之书七种。”① 除此之外还应当有相当多的书籍和史料是司马迁见过但是并没有被他引用于《史记》中，我们不能以此推测他没有引用的书籍和史料就是他未见过的。作为一个有治史经验和有专业水准的史官，司马迁对于各种文献史料和档案真伪的鉴别能力和水平肯定高于今人，特别是司马迁距离战国时间并不太远，所以他甄别战国史料真伪也比今人更有条件。据此分析司马迁写《苏秦列传》时，可能舍弃了今本《战国策》及帛书《战国策》中关于苏秦活到燕昭王时的史事。他舍弃这些史事的具体原因我们无法知晓，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种记载与苏秦死于燕王哙的记载有矛盾，他笃信苏秦死于燕王哙既立之时。此后对苏秦的记载都是苏代之讹，便摒而不录，或录而改作苏代”②。我们相信司马迁舍弃这些材料一定有他的考虑。
尽管在苏秦的活动年代上存在争议，但是对于苏秦作为燕国的间谍到齐国去搞破坏活动，并且获得成功这一点上是毫无异议的。《史记•苏秦列传》记载：
苏秦“说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为。'”于是苏秦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齐宣王以为客卿。
齐宣王卒，湣王即位，说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齐而为燕。③
燕国在后来与齐国的较量中能够以弱胜强，苏秦的间谍作用是功不可没的。虽然《史记》与今本《战国策》及帛书《战国策》在苏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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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史记研究会：《史记教程》，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0—149页。
② 高云海：《关于〈史记〉所载苏秦史料的真伪》，《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第4期。
③《史记•苏秦列传》，第2265页。
迹的记载上有部分不一致，但是苏秦在齐国充当燕国的间谍，并在破齐的战争中最终成功，这一点是可信的，也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可。这些也从其他史籍的相关材料上得到了证实。牛鸿恩在《苏秦事迹之真伪》中指出：
《荀子•臣道》关于苏秦亡齐的论述和《盐铁论•论儒》关于荀子于齐湣王末年愤而离齐的记载，可知荀子看到了齐湣王因用苏秦而招致“身死国亡，为世大戮”的全过程。他的话无疑最具有权威性，是帛书、《战国策》外最有力的旁证。《吕氏春秋•知度》“齐用苏秦，天下知其亡”，和银雀山汉墓本《孙子•用间》“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与《荀子》之说完全一致。这些论述条目虽然无多，但已足以肯定苏秦为燕仕齐，致使齐湣王身死国亡。①
储道立指出：“促成战国后期齐国衰亡、燕国复兴乃至为秦统一天下铺平道路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有二：一是乐毅在正面战场上的胜利，一是苏秦在秘密战线上的成功。不过，如果没有苏秦‘谋齐'的成功，恐怕也不会有乐毅率五国联军攻齐局面的出现。”②
同为纵横家的张仪，与苏秦一样，为秦国利益多次到魏、楚、赵、韩等诸侯国做间谍。据《史记•张仪列传》记载：秦惠王十年，秦国打下了魏国的蒲阳，之后张仪又说服秦王将蒲阳还给魏国，并使公子繇到魏国做人质。
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
……
其后二年，使与齐、楚之相会啮桑。东还而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仪，秦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复阴厚张仪益甚。张仪惭，无以归报。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卒，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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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兆琦：《史记笺证•苏秦列传》，第4032 页。
② 储道立、熊建平：《苏秦间谍案述评》，《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于是张仪 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①
表面看魏国似乎赚了大便宜，其实张仪采用的是先予后取的狡猾手段，成功说服魏王将上郡、少梁两地送给秦国，作为奖励或者说是答谢、秦惠王拜张仪为秦国的宰相。可以说在这场秦国与魏国的军事战斗和外交较量上，秦国与张仪是真正的赢家，而魏国则白白地丢了两个郡。对丢失这两个郡的情况，后世有的学者也曾提出质疑，如梁玉绳指出：“按《纪》《表》及《魏晋家》，是年‘人上郡于秦'，无‘少梁'二字。魏之‘少梁'已于孝公八年取之矣。”②如果梁玉绳的观点成立，那么这一次魏国送给秦国的只有上郡一个郡。即使这样，秦国和张仪也仍然是赢家。张仪在秦国为相几年之后（有五年、有六年说，史书说法不一），被秦国免相，然后他到魏国为宰相。实际上这是张仪与秦王演的双簧戏，目的是让他能顺利地到魏国为相，做秦国的间谍，好为秦国谋取更大的利益。果然张仪成为魏国宰相后，极力劝说魏王事秦。张仪与秦国的目的，都是希望以魏国为突破口，把魏国作为“事秦”的榜样，使其他诸侯国效仿，以达到逐步瓦解、分化六国合纵联盟，然后让秦国各个击破的目的。张仪这时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用心良苦。所以身为魏国宰相的张仪，“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仪”，之后“魏襄王卒，哀王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按照司马迁《张仪列传》的记载，张仪劝说魏王“事秦”，第一次劝的是魏襄王，第二次劝的是魏哀王，但是两次都遭到他们的拒绝。有的学者认为，张仪劝的应该是魏惠王和魏襄王。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案：“襄”当作“惠”，“哀”当作“襄”③。韩兆琦《史记笺证》为梁说作了进一步论证，指出：“梁说是，魏惠王（即梁惠王）名罄，公元前369-前319年在位。魏襄王名嗣，前318—前296年在位。魏惠王之卒与魏襄王之立在秦惠王后元六年（前319）。”④
由此看，张仪劝说的两个魏王应是魏惠王和魏襄王。他作为魏国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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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张仪列传》，第2285页。
② 韩兆琦：《史记笺证•张仪列传》，第4047页。
③（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51页。
④ 韩兆琦：《史记笺证•张仪列传》，4049 页。
相，却一心在为秦国作打算，干着损魏利秦的事情。最后因为魏国在与齐国的战斗中失败，加上秦国又要进攻魏国，魏王在张仪的再次劝说下，“于是乃倍从约而因仪请成于秦”①。魏国背叛与东方诸侯国的合纵盟约后，张仪的间谍任务完成了，他就回到秦国，继续做他的秦国宰相。接着他先后到楚国、韩国、齐国、赵国、燕国游说他们的国君，让他们放弃合纵而事秦。由于有了魏国背叛合纵的带头作用，其余六国在张仪的巧舌如簧和威胁利诱下，也都纷纷背纵事秦。张仪游说的才华在这个时候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魏国所起的作用胜过秦国战场上的千军万马。
六 帮主人著书立说
食客的服务性还表现在帮主人著书立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人办学之风的兴起，士阶层群体人数不断壮大。随着变法革新在各国的相继展开，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思维更加活跃，各家各派思想不断地争辩交流，一时之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活跃自由的学术风气。各家各派纷纷著书立说，如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鞅、韩非子；墨家的墨子，兵家的孙武等等，都通过著书立说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一些权贵在招养食客的同时，也同样希望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来宣传自已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声誉。他们的门下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才，为他们在各国兼并、诸侯争霸的社会潮流中大造舆论声势，在思想文化领域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为此，这些权贵纷纷召集手下门客为他们著书立说，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遍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辩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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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张仪列传》，第2287页。
②《史记•吕不韦列传》，第2510页。
吕不韦虽然也像战国四君子一样招揽众多食客，但是他对食客的要求却不同于其他权贵，他不看重食客的武功或其他技能，他注重的是他们的文才、思想和见解。吕不韦虽然是商人出身，但是他对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却能广博地吸收，他看到当时各家各派的领袖都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将他们的思想广为传播，通过“立言”的方式达到流芳百世、名垂青史的目的。他作为宰相自己没有精力去著书立说（当然能力上也不足），但是他可以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帮助他完成心愿。他门下的食客中不乏思想敏锐、文采出众的文人墨客，通过他们把自己的思想主张记录下来，将他们各自的见闻记录下来。于是吕不韦召集其门客集体著述了《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因为是众多食客的集体著作，所以它“兼儒墨，合名法”，融合了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和学说，吕不韦得意于该书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各种历史、奇闻、轶事，为此人们称之为杂书。这部书几经食客们的筛选、分类、删定、修改，最后定稿。完成后吕不韦让人悬挂于咸阳城门，声明如有能改动一字者，赏给千金。虽然围观欣赏者众多，但没有人能改动一字。并不是说该书完美无缺，主要原因是人们敬畏吕不韦的威势，不敢冒险，不想惹祸罢了。
信陵君的食客也为他著述了《魏公子兵法》。《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后：
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请诸公子。……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魏安厘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震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①
从这段文献材料看，《魏公子兵法》产生的背景：秦军“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公子无忌回到魏国，重新执掌魏国上将军印，并向各诸侯国求援，各国派兵相助。于是，信陵君率五国之兵在黄河以南大败秦军，使秦国将领蒙骜战败而逃。接着五国联军乘胜追击，攻至函谷关，秦军紧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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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魏公子列传》，第2384页。
门、不敢再出关。这次合纵攻秦的胜利，使信陵君名声大震，各诸侯宾客纷纷向他进献兵法，最后信陵君编辑整理成书，给它命名为《魏公子兵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兵家类里有《魏公子》二十一篇，① 据此推测，班固在当年是见过此书的。凌稚隆曾引王世贞观点：“或曰‘公子非善知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殁而未闻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