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构成社会主体的除贵族之外，就是士农工商，所谓的四民。食客这一群体在社会上处于一种边缘人的状态，因此他们迫切地希望融入主流社会，希望改变自己这种不上不下的尴尬处境。更重要的是他们渴望立功扬名，渴望升官发财。于是他们寄食权贵家，试图走捷径而达到取富贵之目的。所以投机性和选择性是他们的基本特征，并且决定了食客在一些是非问题上，有的人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是非观念，常常是“有奶便是娘”。他们寄食于权贵家，很多人的目的并不在于解决温饱，而是要利用权贵的人脉资源，为他们个人寻求发展的机会和途径，所以为了达到升官发财、步入仕途的目的，他们想方设法依附权贵、千方百计投机钻营。《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
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后召而复之（孟尝君官复原职），冯谖迎之。未到，孟尝君太息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谖结辔下拜。孟尝君下车接之，曰：“先生为客谢乎？”冯谖曰：“非为客谢也，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愚不知所谓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趣市（朝）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①
孟尝君的食客在他失去相位后纷纷离他而去，虽然孟尝君的封邑收入仍然能够养活这众多食客，但是食客们深知，随着孟尝君的失势，他在齐王面前已经没有了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帮助他们、举荐他们获得一官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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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孟尝君列传》，第2362页。
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他们选择离去，最后仅剩冯谖一人。当孟尝君官复原职，他们又重新看到了希望，相继回来。对于这些投机性极强的势利食客，连一向“好客，遇客无所敢失”的孟尝君也非常气愤和厌恶，声言对复返之客“必唾其面而大辱之”。但是冯谖作为食客，他深明食客的处世之道，为孟尝君分析了食客选择主人的基本想法和初衷。他给孟尝君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得势为齐相时，犹如早晨的集市，商品众多，所以人们争相购买，对于食客来说就是机会很多；他失势了就如傍晚的市场，空荡无物，于食客而言则是仕途上已毫无机会，所以，人们自然就不再光顾。冯谖的话道出了春秋战国时期食客与权贵相处的一种普遍的投机心态：追名逐利，为我所用，以商品交换的原则来衡量处理与主人的关系。客观地说，食客这种心理虽然卑鄙，虽然丑陋，但是却非常真实地、极其深刻地揭示出了食客心灵深处阴暗的一面，把当时食客渴望名利富贵，渴望立身扬名的本质内涵暴露了出来。司马迁还意味深长地借冯谖之口说道“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这几句话与其说为我们揭示了事物发展的一些必然规律，不如说是司马迁对世态炎凉而总结出的某种人生哲理，其中深含着他的人生感悟。
同样的情况在战国时期的赵国名将廉颇的身上又一次出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廉颇在长平之战中因为与赵王意见不合，被赵王罢免职位，廉颇失势之后，其门下食客都离他而去。五年之后，廉颇被重新起用，率赵军与燕军作战。
赵使廉颇将，击，大破燕军于部，杀栗腹，遂围燕。燕割五城请和，乃听之。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
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①
廉颇的食客把主客关系看成了一种市场上的买卖关系，聚散离合完全随利益而定。你有利可图我选择你，就如我到市场上选择于我有用的商品；你无权无势时，于我而言是无利可图之商品，我只能弃之而去。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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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第2448 页。
食客把主客关系琢磨得如此透彻，还把商品经济学的原理运用到了主客交往之中，其“市道交”之理论与冯谖的“趣市”分析如出一辙。可见这种依附权贵、投机取富贵的心理在当时的食客群体中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他们当中一种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正因为司马迁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史记》中有意识地将食客这种市偿的投机心理暴露出来。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
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
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①
《史记•汲郑列传》载：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卦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②
本来一个人在官场上的仕宦沉浮、起起落落是常有的事，但是通过周围人对他的升迁、贬谪之后绝然不同的态度，使人性中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本性充分暴露出来。食客与主人聚散离合的去留，一切都取决于主人权势的强弱、地位的高低。所以食客对主人的投机与忠诚，这个时候会呈现出二律背反的倾向。对大多数食客而言，忠诚只是相对的，而投机却是绝对的。当主人落魄失势时，众多的食客如同鸟兽散，仍然坚定地选择留守在主人身边的只是极少数的食客。正因为像冯谖、洨孔车这样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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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062 页。
②《史记•汲郑列传》，第3114页。
的食客太少了，所以人们常常对这些忠诚者心生敬意。像冯谖在孟尝君被罢相，众食客都纷纷离去之后，他独自为孟尝君的复位奔走于各诸侯王间。主父偃的食客洨孔车在主父全家被灭族之后，毅然为他“收葬之”。此举连汉武帝都被感动，赞扬他“孔车长者也”。
一个人一生经历的事情很多，留给后人可记录的事情也会很多，写人物传记是不可能全部都写进去的，这就存在一个剪裁取舍的问题，选择什么材料写进史书中，体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他的价值取向。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而遭遇宫刑，在他遭受不幸、身陷囹圄之时，他像一个溺水的求生者，渴望着有人对他伸出救援之手，可是“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①。残酷的现实对他是个极大的触动，他感慨良多，其思想认识和价值观也发生了转变。他对于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了比常人更为深刻的认识。所以每当他叙述笔下的历史人物遭遇坎坷不幸时，他都会特别地关注周围人对他笔下主人公的态度和反应，会将那些投机者的丑恶嘴脸暴露出来，以此鞭挞、谴责那些势利小人，同时也颂扬赞美那些对主人忠心耿耿的食客。
司马迁对食客的投机势利行为厌恶痛恨不已，所以他在各篇传记中多次给予暴露和谴责，使后人对于食客人性中的弱点和丑陋的一面有了更多的认识，后世学者们对此都感慨良多。钱钟书指出：“马迁于炎凉世态，如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者，殆别有怀抱而陈古刺今，借浇块垒欤。”②他对司马迁在《廉颇蔺相如列传》、《孟尝君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汲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等篇中对食客的投机与背叛的情况不厌其烦，屡屡言之评议道：“再三言此，感慨系之。”③ 柯维骐指出：”廉颇客的'市道交'即冯谖所论'趋市'者也。孟尝君唾面而翟公勒门，长平之吏移于冠军，魏其之客移于武安，汲郑废而其门益落，任昉逝而其后莫恤，古今交态尽然，不独廉颇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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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大可：《史记新注•报任安书》，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3页。
②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57页。
③ 同上书，第318页。
④ 韩兆琦：《史记笺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 44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