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曾经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② 孟子的话，代表了春秋战国的士人在面临生死抉择时所作的选择，那就是“舍生取义”。自此“舍生取义”不仅成为儒家所崇尚和宣扬的精神与气节，更成为儒家士人所奉行的生死观。食客作为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有着怎样的生死观呢？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环境的特殊性，其人生经历都颇为曲折，命运多舛，所以食客面对死亡表现得尤为慷慨悲壮。
“士为知己者死”一语出自《战国策•赵策一》，这是智伯的食客豫让说的话。有关豫让的故事，《战国策》和《史记•刺客列传》均有记载，据《战国策》记载：
（豫让）始事范中行氏，不说，去而就智伯，智伯宠之。及三晋分知氏，赵襄子最怨智伯，而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已者容！吾其报智伯矣！” ……于是襄子面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灭范中行氏，而子不为报仇，反委质事智伯。智伯亦已死，子独何为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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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兆琦：《史记笺证•苏秦列传》，第3997页。
②《诸子集成•孟子正义•告子上》，第461页。
③ 诸祖耿撰：《战国策集注汇考•赵一•晋毕阳之孙豫让》，第886页。
豫让做食客是三易其主，他先后在范氏、中行氏门下做食客，范氏、中行氏被智伯灭掉后，他才投到智伯门下为食客的。当智伯被赵襄子灭掉后，豫让立誓要报答智伯，去刺杀赵襄子。豫让刺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的事迹，《史记•刺客列传》与《战国策》的记载几乎相同，但是名字写法和前面部分略有差别，《刺客列传》前面部分是这样记载的；
（豫让）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①
《史记》与《战国策》的不同处：第一，豫让在范氏、中行氏处，《战国策》是“不说”，《史记》则是“无所知名”。第二，《战国策》是“去而就智伯，智伯宠之”。《史记》是“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第三，豫让逃遁山中所立誓言，前两句相同，不同在后面：《战国策》是“吾其报智伯矣！”《史记》是“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由此看，《史记》更突出强调豫让追求的是立身扬名；再有就是豫让对智伯的知己感恩之情。这些为表现“士为知己者死”的主题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为了突出“士为知己者死”这一主题，司马迁在材料的取舍上是有选择的。《吕氏春秋•不侵》有一段豫让与朋友的对话，较详细地说明了豫让在范氏、中行氏门下及在智伯门下做食客时受到的不同待遇和真实感受：
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饥而不我食，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是众人畜我也。夫众人畜我者，我亦众人事之。至于智氏则不然，出则乘我以车，入则足我以养，众人广朝，而必加礼于吾所，是国士畜我也。夫国士畜我者，我亦国士事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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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刺客列传》，第2519页。
② 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不侵》，第271页。
这则材料司马迁为什么没有收进《史记》中呢？值得深思。《吕氏春秋》作为秦王朝的书籍，是完整保留了下来的，而司马迁作为史官是突全有条件看到这部书的。是否可以推测他没有把这则材料收入《史记》是因为它有损豫让的“国士”形象，会削弱“士为知已者死”的主旨呢？我们从这则材料看，豫让在范氏、中行氏处的生活可以用饥寒交迫来概括。他受到的是范氏、中行氏“千人共其养”，“众人畜我”的待遇。而智伯不同，他不仅使豫让温饱得到解决，而且衣食无忧；还出有车，这是孟尝君上客的待遇。据此推测，豫让在范氏、中行氏门下是下客等级的待遇，到了智伯门下即变为上客等级的待遇了；而且智伯在众人之中“必加礼于吾所”。这使豫让备感温暖，认为智伯“是国士畜我”。其实，智伯对豫让只是把他作为上等客来对待，在生活上给他以优厚的待遇，在人格上给他以充分的尊重。但是对豫让而言已经是受宠若惊了，显然豫让追求和满足的不过是生活待遇的优厚而已，并没有成为商鞅、范雎那样为国君所倚重的谋臣国士。那么什么是“国士”呢？《辞源》对“国士”的定义：（1）勇力冠于全国的人。（2）国中才能出众的人。《辞海》的定义是“一国杰出的人物”。以此来衡量，豫让还是不够“国士”水准的，但是他得到了智伯“国士”的待遇，这是令豫让感动不已的原因。司马迁没有把《吕氏春秋》这则材料放入《史记》，估计考虑到放进去会使豫让形象受损，以及会削弱“士为知己者死”的主题思想。
石乞是春秋时期楚国宗亲贵族白公胜的食客，也是他厚养的死士。白公胜是春秋时期楚平王的孙子，太子建的儿子。楚平王杀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之后，伍子胥带着太子建逃到了宋国、郑国。由于太子建参与了晋国谋乱郑国的阴谋，事情败露后，太子建被郑国杀掉。伍子胥又带着公子胜（即白公胜）逃到了吴国。楚惠王继位后，想把白公胜招回，遭到了叶公大夫的反对。但是，楚惠王不听，仍然召回了白公胜。白公胜回到楚国后，谋求报复郑国。
怨郑之杀其父，乃阴养死士求报郑。归楚五年，请伐郑，楚令尹子西许之。兵未发而晋伐郑，郑请救于楚。楚使子西往救，与盟还。白公胜怒曰：“非郑之仇，乃子西也。”……其后四岁，白公胜与石乞袭杀楚令尹子西、司马子綦于朝。……叶公闻白公为乱，率其国人攻白公。白公之徒败，亡走山中，自杀。而虏石乞，而问白公尸处，不言将亨。石乞曰：“事成为卿，不成而亨，固其职也。”终不肯告其尸处。遂亨石乞。①
据《史记•楚世家》载：“八年，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去。”②由此看，楚令尹子西对白公胜出尔反尔的原因，是因为他接受了郑国的贿赂，而未兑现与白公之约，为此白公胜恼羞成怒，立誓要杀掉子西。白公胜最终杀了子西。石乞作为白公胜所养的“死士”，不仅参与了白公胜的谋反行动，当白公胜谋反失败自杀身亡，自己被俘后，他所面临的生死抉择是告之白公胜的尸体藏匿处，则可活，否则将被烹。石乞非常坦然，他很清楚自己当初的选择，追随主人谋反“事成为卿，不成而亨，固其职也”。这是为主人尽忠，这本来是自己作为食客应尽的本分和职责，所以他丝毫不惧“将烹”的死亡威胁。客观地说，白公胜杀子西虽然事出有因，但是他这样做实乃恩将仇报，是应受到谴责和否定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石乞的“士为知已者死”，白公胜的能得人，应该是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的后面附白公胜传的真正用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