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小义，雪大耻”与上文提到的“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的生死观刚好是对立的。“义”在很多食客的眼中重于泰山，为了坚守“义”的道德信条，很多食客付出生命也心甘情愿。但是，有一些食客，在他们眼中，有一些东西比“义”更为重要，那就是自己的理想抱负。与之相比，“义”在他们眼中显得虚幻一些，远没有他们的理想抱负或人生目标来得实在。应该说选择“以义死难”的食客，在他们心中国家利益、他人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选择“弃小义，雪大耻”，“隐忍就功名”的食客，则是个体利益、个人理想抱负高于国家利益和他人利益。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士人与食客在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损害之时，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气节与尊严，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舍生取义。但是也有的食客为了雪耻，会选择弃义。在他们看来，与“大耻”相比，义是“小义”。当“大耻”与“小义”面临两难抉择时，必须“弃小义”，隐忍苟活，才能实现“雪大耻”的目的。对于许多食客来说，要做到“舍生取义”并不难，但是要做到“弃小义”， “生而辱”地隐忍苟活，却非常非常之难。因为他们要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背负“无义”或“不义”的社会舆论谴责。对此有着切身体会的司马迁对这些人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并表现出无限的崇敬，他说“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① 伍子胥、范雎、孙膑就是这些“烈丈夫”的杰出代表。
有关伍子胥的事迹在第五章第四节中已有简单介绍。伍子胥，名员，楚国人。其父亲伍奢为楚太子建太傅。由于楚平王受到奸臣费无忌的挑唆，将给太子建娶的秦女据为己有。费无忌害怕太子建继位为楚王后要向自己秋后算账，所以他要想法除掉太子，于是不断地在楚王面前进言，诽谤太子：
“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矣。” ……“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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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伍子胥列传》，第2183页。
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禽。”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无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妆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以矣！汝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①
伍子胥与哥哥伍尚，在楚王以父亲为人质，要挟他们来交换父亲的性命时，两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伍尚从父命，虽然“知往终不能全父命”，但是考虑到“父召我”而不去，会被世人误解为求生而不顾全父亲性命。假如求生又不能报仇雪耻，将“终为天下笑”。所以他选择以死为父尽孝。而伍子胥则选择了求生为父亲雪耻复仇。
为了复仇，伍子胥先后逃亡到宋国、郑国、吴国，历尽艰难困苦，备尝艰辛，终于在楚昭王十年，他借助吴王的力量，率吴军攻入楚郢都。“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②
“掘墓鞭尸”这一情节在《左传》中未见记载，应当是司马迁合理想象的虚构。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楚平王诛伍奢父子，是在楚平王七年（公元前522），吴军伐楚入郢都，楚昭王出亡，伍子胥掘墓鞭尸是在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前后十六年。可见他为了复仇雪耻，度过了多么漫长的岁月，经历了多少的苦难和艰辛，最终完成了复仇的宿愿。司马迁对于伍子胥的人生抉择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他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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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伍子胥列传》，第2172页。
② 同上书，第2176页。
③《史记•伍子胥列传》，第2172页。
司马迁认为，假如伍子胥像哥哥伍尚一样、听从楚王之命，以己身换父命，虽然能够保持名节，尽孝道之义。但是他的死不过是成就了小义而已，毫无价值意义，与蝼蚁何异？而伍子胥选择活下来为父报仇，是“弃小义，雪大耻”，最终成就了功名，其意义则是“名垂后世”的。司马迁在一大一小，一取一舍的比较中，让后人真切地体会到两者的巨大差别和他们生命价值意义的不同。
同样的，当范雎受到魏齐的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濒临死亡时；当孙膑被庞涓用酷刑挖去其膝盖骨时，他们没有因为保持名节不损而选择死亡，而是顽强地生存下来。他们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①。而他们未尽的“私心”就是要“雪大耻，名垂后世”，这才是他们的最终追求。为了这一终极目标，他们可以忍受所有的屈辱和痛苦，可以忍受社会和世人对他们的误解和谴责，可以承受所有的不幸和打击。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称赞范雎：“能忍诟于魏齐，而信威于强秦。”② 司马迁对伍子胥、范雎、孙膑等人“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③ 的人生选择是肯定的，并在他们的传记写作中，融入了自己深深的人生感悟和思考。
司马迁在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遭遇了李陵之祸，犯了死罪。这时候司马迁的《史记》写作没有完成，若是他接受死刑，那么《史记将无法完成，父亲的理想和遗愿就无法实现。若想不死，继续完成《史记》写作，还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拿钱赎罪，需要50万。司马迁这个太史令在朝廷中属于中低收入的官员，他拿不出这么多的钱。第二条路是接受宫刑。在当时，许多人宁愿一死，也不愿接受宫刑。因为宫刑不仅仅是对男性肉体的严重摧残，更是对男性精神和人格尊严的粗暴践踏。所以很多人为了保持名节不损，宁愿接受死刑。我们可以设想，当司马迁做出这样的生死抉择，接受宫刑的时候，内心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他在写给朋友任安的信中诉说了自己心中的悲哀与巨痛：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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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大可注释：《史记新注•报任安书》，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6页。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314页。
③《史记•管晏列传》，第2132页。
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①
想到自已无颜面对祖先，会被乡人耻笑，他就痛苦得肠子在腹中千回百转，精神恍惚，汗流浃背。但是他所以做出这样的人生抉择，是因为他对生死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②
在司马迁看来，如果自己接受死刑，那么他的死与蝼蚁无异，毫无价值。生命对每个人而言都只有一次，但是需要你对自己的死做出选择的时候，怎么死，什么时候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死法也就使各自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大不相同。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那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死的方法不同。司马迁用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的比喻作对比，很容易让人们感性地体会到两种死法价值的巨大差别。
司马迁的生死观及他对生死的抉择与伍子胥、范雎、孙膑等人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不仅说明司马迁的生死观受到他们的影响，并且司马迁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对伍子胥等人的生死选择有了切身的体会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对他们的生死观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理论的阐释，总结为“弃小义，雪大耻”， “隐忍就功名”。经过司马迁的理论阐释和总结，使食客这种独特的生死观在凝练中得到升华，从而赋予食客生死观以更深刻的人生意义和更丰富的人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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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大可注释：《史记新注•报任安书》，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 2197页。
② 同上书，第2194—21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