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文学集团的形成，是因为其成员之间有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如人生经历、理想抱负、文学观念、审美追求等等，这些共同的东西成为把文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文人们常在一起切磋交流，互相唱和，一起创作，一起鉴赏、评点佳作，针砭时弊。加上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领袖人物的出现，进而很自然地将这些有共同特点的文人聚集在一起，形成文学集团。如秦汉时期的吕不韦文学集团、梁王文学集团、刘安文学集团，还有魏晋时期的建安文学集团、竹林七贤、兰亭唱和、竟陵八友等。
周晓琳对文学集团有如下的定义：
所谓“文学集团”，顾名思义，是由数位文人聚集而成的文学团体。这个团体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其一，它首先是一个文人聚合体，具有自己经常性的聚会活动。……那些即使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有着相近审美趣味的作家，如果缺少相互之间的文学联系和经常性活动，就应当排除在外。其次，文学创作应当成为联结诸位个体的主要纽带或重要因素，集团成员需有共同的文学活动（常常表现为多同题作品和相互赠答之作）、相近的创作倾向以及较为突出的文学成就，正是这一点将文学集团与一般文人的政治集团或思想集团区别开来。其三，集团的存在与活动具有时空限制性，集团成员之间的文学活动通常以特定的地域为共同的空间背景，并且他们应该生活在大致相同的时代（其主要文学活动应该发生在其主要成员均在世之时）。……其四，文学集团在其形成与存续过程中应有领袖人物发挥组织、感召、凝聚的作用，并对整个集团审美趣味、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①
以周晓琳对“文学集团”的定义来衡量食客文学集团，他们基本上部满足了上述几个条件，唯一不同的是这个集团的成员最初集结在一起的目的是为政治而非文学，他们文学创作的初衷也是因为政治的需要。
所谓“食客文学集团”，是指那些出身平民，有着较高文学修养、学识及学术造诣，集思想和文学家品格于一身的食客，在其主人的组织和指导下，进行文学创作，或是集体从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学术书籍的编撰工作。食客文学集团与后世各种文学集团相比，是有一些不同。其差别在于：这些人的身份都是食客或宾客，他们受权贵供养，与权贵之间形成一种供养和依附关系，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一定的从属性，这种从属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身上缺少一些独立、自由、洒脱和豪放的性情。这是他们与一般文学集团的成员之间最大的区别。身份角色的不同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
一 吕不韦文学集团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载：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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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晓琳：《中古文学集团考辨》，《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①
从这段记载看，吕不韦招揽食客并组织他们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与其他诸侯国在政治影响和文化方面进行竞争。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②。这里却是直接点出吕不韦招揽食客有更高的目的，那就是为秦国的统一天下做准备。他令宾客撰写《吕氏春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思想舆论上为统一天下造声势。所以昌不韦组织食客创作《吕氏春秋》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非文学的目的。昌不韦对于秦国未来的发展，秦统一天下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有着自己的总考和设想。他不仅思想活跃，而且具有开放包容的胸襟，加上他秦国丞相的特殊身份，使得一些思想活跃、积极进取，有追求和抱负，又有较高学术造诣的文人知识分子纷纷聚集到他的门下，由此形成了一个食客文学集团。。
吕不韦文学集团可谓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都是食客。这个文学集团所创作的《吕氏春秋》，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部集文、史、哲于一体的著作，既有吕不韦及其食客哲学思想的理论阐述，又有历史的叙事，还有文学的创作。它具有先秦文学文、史、哲不分的共性特点。简言之，《吕氏春秋》是一部浓缩了文、史、哲内容和特点的理论著作。
中国文学的自觉和文、笔之分，是到魏晋时期才开始出现的，所以吕不韦文学集团并不像魏晋时期的文学集团那样，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的特征那么鲜明突出。只能说这个集团的成员在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吕氏春秋》的编撰工作时，就已经是在以集体的形式进行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的活动了。这也反映出早期文学集团的创作活动是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密不可分的事实。
吕氏文学集团在盟主吕不韦的引领、指导下，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编撰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吕氏春秋》。从当时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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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吕不韦列传》，第 2510页。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第 223页。
和秦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吕不韦主编此书是别有深意的。郭沫若曾指出：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草创或当在六七年时。在这时候，内则始皇已近成人，而嫪氏势力日益膨大，外则六国日见衰颓，天下将趋于一统。吕氏在这时候纂成这一部书，综合百家九流，畅论天地人物，决不会仅如司马迁所说，只是出于想同列国的四公子比赛比赛的那种虚荣心理的。①
从吕氏食客文学集团以及他们创作的《吕氏春秋》来看，食客们由对政治、外交的兴趣和影响，开始转移到对思想学术的兴趣。所以吕氏食客文学集团和《吕氏春秋》，对后世食客的发展转变起着导向性的重要作用。
迄今为止，我们无法知道参与《吕氏春秋》写作的食客姓名。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吕氏春秋》乃“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②。这“智略士”并不是人名，应当指吕氏食客中那些智慧谋略之士。那么这些智慧谋略之士具体是什么人？现在无法查证。李斯曾在吕不韦门下做舍人，是否他参与了该书的写作呢？虽然史书上没有一点李斯曾参与该书写作的信息，但是我们从其他的一些情况以及时间上来分析，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
首先，从时间上看，《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秦王亲政是在九年四月。根据这个时间来推断，该书是在嬴政亲政前完成的，写作时间应该在秦王政八年以前的三年至五年的时间里。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③。李斯到秦国的这一年，即投在吕不韦门下做舍人，刚好这一年秦庄襄王过世，嬴政即位，时年 13岁，吕不韦继续任丞相。
其次，要弄清楚李斯写《谏逐客书》的时间。因为这时候李斯已在朝廷中任职。李斯写该文是因秦王逐客而起，所以这里有必要搞清秦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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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张富祥《王政全书：<吕氏春秋〉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 页。
②《汉书•艺文志》，第1741页。
③ 《史记•李斯列传》，第2540页。
客的原因。据《史记•李斯列传》载：
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①
司马迁在这里说逐客事件是因韩人郑国在秦国做间谍，以修建水渠为名，目的是要消耗秦国的人力和财力，以阻止秦统一天下、东进灭韩的步伐而引起的。关于逐客事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是另出有因：
九年……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毐等败走。……尽得毐等。……车裂以殉，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②湖线提底
从这段记载看，秦王逐客是因嫪毐事件引起的。嫪毐事件发生于秦王政九年四月，秦王亲政之时，《吕氏春秋》已经完成。秦王从嫪毐谋反中看到了食客力量的强大，已经构成了对朝廷政权的威胁。加上吕不韦被免相国职务后，”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③，所以秦王才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为此他特意写了《谏逐客书》，上书秦王，秦王看后收回逐客令。从《秦始皇本纪》有关嫪毐事件的记载，以及事件发生的时间看，嫪毐事件与秦王逐客之间构成一种因果关系。
再有，《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记录秦王逐客事件时，没有一点提到郑国修水渠的间谍事件。同样，李斯在给秦王的《谏逐客书》中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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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李斯列传》，第2541页。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27-230页。
③《史记•吕不韦列传》，第2513页。
提到郑国事件。这说明秦王逐客与郑国间谍案无关。另外，《史记•河渠书》载有郑国修渠的间谍事件，但却只字未提秦王逐客。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记载郑国修渠的时间是在秦王政元年，而逐客是在王政士年，时间上也不对，两事间隔近十年。如果说逐客与郑国间谍案有关的话，那么秦王不会等十年之后再逐客，那样意义就不大了。
综合上述史料我们发现：除《李斯列传》之外，其他史料谈到郑国事件的都不论及逐客事件，谈到逐客事件的又都不论及郑国事件，显然两件事并无因果关系。对此有的学者已经发现，杨宽曰：
《资治通鉴》叙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云云“十月文信侯（吕不韦）免相，出就国”之后，盖从《秦始皇本纪》以为秦大逐客即因嫪毐叛乱而作，甚是。《李斯列传》误以为因韩人郑国来秦作郑国渠而起，非是。《六国表》明载作郑国渠在秦始皇元年，非此年事。①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定秦王逐客不是因为郑国修渠的间谍案，而是因为嫪毐谋反。
逐客事件发生在秦王政十年十月，即嬴政亲政的第二年。估计李斯当时进入秦廷任职的时间不长，并且职位较低（否则他不会被逐），加上他是从相国吕不韦处被推荐来的，所以他被列入逐客名单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逐客事件反而成就了李斯，据《史记集解》引《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达始皇，始皇使人逐之骊邑，得还。”② 秦王看了李斯上谏的书后，被其说服，不仅解除逐客令，还派人将李斯追回，“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③。杨宽认为“据此可知李斯为客卿当在秦王政十年前”④。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确定了秦王逐客的原因，以及逐客的时间，就可以此推断出李斯在吕不韦门下为舍人的时间，应当是秦王政元年至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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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兆琦：《史记笺证•秦始皇本纪》，第424页。
② 《史记•李斯列传》，第2546 页。
③ 同上。
④ 韩兆琦：《史记笺证•李斯列传》，第4645页。
这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刚好是昌不韦招集食客酝酿、计划并实施写作《昌氏春秋》的时间。所以李斯参加该书写作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因为他从时间上和才能上都具备了条件。
有学者指出，李斯为法家，他为秦始皇谋政推行的都是法家思想，这与《吕氏春秋》的杂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儒道思想并无一致之处，所以他不可能参与《吕氏春秋》的编写。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从李斯的一生来看，他是一个见风使舵，善于投机取巧，特别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他早年是荀子的弟子，荀子的儒家思想对他应该有不小的影响。他在吕不韦门下为舍人，为其编书，自然会顺从吕不韦的指导思想和宗旨。而他成为秦王嬴政的朝臣之后，自然要投其所好。秦始皇是一个崇尚、热衷于法家文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李斯绝对不会违背秦王意愿提出儒家的思想学说来谏言。李斯只能顺从秦王的意志来出谋划策。特别是韩非到秦国后，他看到秦王特别看重和推崇韩非法家的思想学说。与韩非同学的他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他一方面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为自己扫除政敌；另一方面为了争宠，他加强了向秦王宣传、推行法家的思想学说，来证明自己不比韩非差，以此获取秦王的认可和重视。李斯从荀子门下的儒家弟子，到秦王朝的丞相，经历了由儒家向法家的一个历史蜕变过程。
有的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推测：“参加编书的人可能有一部分原来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①众所周知，战国中叶的学术中心在齐国，稷下学宫曾经是诸子百家聚集的地方。在齐宣王时代，是稷下学宫的兴盛期，到了齐湣王时，稷下学宫走向衰落，有不少老师和弟子流入他国，流入最多的是秦、楚两国。“荀子西行游秦正可作为一证。郭沫若推断荀子游秦或者与吕不韦初入秦约略在同时，‘而在这无儒的秦国，仅仅十年之后，吕不韦却把大量的儒者输入了'。李斯原为荀子的学生，其入秦在庄襄王死去的时候，也可作为齐学输入秦国的一例。由这一蛛丝马迹，推测吕不韦门下多有旧时的稷下学者，并非是空穴来风。”②
据《史记》记载：《吕氏春秋》完成之后，“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③。结果无人能改动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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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富祥：《王政全书：<吕氏春秋〉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③《史记•吕不韦列传》，第2510 页。
“一字千金”的典故由此而来。这说明该书在结构框架的设计上经过了反复推敲，语言表达上也是反复提炼，所以经得起检验和推敲。
《吕氏春秋》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计划、有目的地由食客文学集团集体创作完成的一部理论著作和文学著作。它的问世，是食客文些集团集体创作的结晶，也是食客文学集团集体活动的历史见证，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 梁王文学集团
《汉书•邹阳传》记载：西汉时期，“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①。延续战国的养客之风，王侯贵族招纳食客风气日盛，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像高祖刘邦的儿子吴王刘濞、楚王刘交、齐王刘肥、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太子刘启、梁王刘武；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鲁恭王刘余，还有淮南王刘安等，都纷纷开馆延客。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指出：
两汉承先秦余绪，游士之风尚盛。此即诸侯王及富贵者门下的宾客。宾客之品类不齐，多随主人之所好而类集。但有一共同特点，他们都是社会上比较富有活力的一群。诸侯王中若有好学自修之人，则其所集者多在学术上有某种成就之士；于是宾客之所集，常成为某种学术的活动中心，亦为名誉流布之集中点。②
因为权贵的“好学自修”，所以“其所集者多在学术上有某种成就之土”，这种现象在战国末期秦国的吕不韦身上已经出现。由于西汉社会统一，政治趋于稳定，使诸侯王不可能像战国时期那样致力于开疆拓土的政治、外交事业，他们将精力转向经济、文化、享乐方面发展。西汉诸侯王学术修养和文学水平普遍较高，尤其喜爱文学或学术的诸侯王则礼贤下士地延揽才华横溢的食客，他们有意识地招纳那些富有学术思想或文学才华的宾客。”由于藩国诸侯和汉初文人们的共同努力，大约在汉景帝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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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邹阳传》，第2338页。
②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人集团。”① 其中以梁孝王刘武和淮南王刘安的食客文学集团最具影响力。另外还有河间文学集团，主人为河间献王刘德。吴国文学集团，主人为吴王刘濞。河间文学集团以研究、讲授儒家经典为主，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了解到该集团的文学活动情况。吴国文学集团的几个主要成员枚乘、邹阳、严忌早期的文学创作活动是在这里开始的，但是后来因为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劝谏无果，他们才离开吴王，投到梁王门下，成为梁王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由于”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②。
据《汉书•文三王传》载：
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③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梁王刘武因为喜好文学，他招揽的宾客多以文学著称。唐代顾况曾言：
梁孝王时，四方游士邹生、枚叟、相如之，朝夕晏处，更唱迭和。天寒水冻，酒作诗滴，是有文雅之台。④
顾况所言情况：“说明了梁孝王艺术旨趣，为众多文人幕僚所倾心，诚如高适说‘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在此文雅之台，邹阳、枚乘、枚皋、司马相如、羊胜、公孙诡、路乔如、丁宽、韩安国等人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文学天才。”⑤ 梁孝王为其文学集团成员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使文学集团成员感到自由、舒适和惬意，他为这些文学家提供了适合于展现自己文学才华的广阔天地，使他们在这个特殊、宽松的环境里人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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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向斌：《试论汉初文人集团的地域成因》，《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② 袁行需：《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157页。③《汉书•文三王传》，第2208 页。
④ 董诰、阮元、徐松等：《全唐文》卷529《宋州刺史厅壁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71页。
⑤ 跃进：《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才，收获了丰硕的果实。
梁王文学集团的食客虽然没有像吕不韦和淮南王刘安的食客那样，留下了集体创作的佳作，但是，与这两个文学集团不同的是，他的文学集团中许多食客更具文学家的才性和个性，他们都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像邹阳、枚乘、枚皋、司马相如等，这是其他文学集团无法相比的。他们都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散文和汉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汉大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则体现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他们的作品在汉赋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他们都是梁王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可以说梁王文学集团代表了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下面对梁王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稍作介绍：
邹阳，齐人，曾在吴王刘濞门下为客，“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①。后来因为吴王想反叛朝廷，邹阳作《上吴王书》劝说吴王，但是未见成效。于是邹阳与枚乘、严忌等离开吴国去梁，来到梁王门下为客。”邹阳为人有智略，忧概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② 邹阳的才华遭到羊胜、公孙诡的嫉妒，他们向梁王进谗言，梁王怒而将其打入监狱，欲置之死地。邹阳在狱中写了《狱中上梁王书》，以自我表白，劝谏梁王只有真正任用贤才，天下士人才能真正为其所用。梁王看后大受感动，马上将其释放。这篇文章“博引史实，铺张排比，在哀婉悲叹之中包含着激愤感慨，颇有战国游士纵横善辩之风，影响极为久远”③。“及梁事败，胜、诡死，孝王恐诛，乃思阳言，深辞谢之，赍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于上者。”④邹阳自此受到梁王重用，成为他的上客。
枚乘，字叔，淮阴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吴王因为太子在京城被杀，怒而想谋反，枚乘因此先后作了《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两文劝谏吴王。因吴王不纳其言，枚乘故而投梁王，其文才极受梁王赞赏。《汉书•艺文志》著有其赋九篇，以《七发》最负盛名，刘勰《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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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贾邹枚路传》，第2338页。
② 同上书，第 2343 页。
③ 跃进：《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④《汉书•贾邹枚路传》，第 2353页。
雕龙•杂文》评价“枚乘离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①枚乘的《梁王菟园赋》也曾经广为传诵。班固在他的《汉书》中对枚乘评价很高：“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②
枚皋，字少儒，是枚乘庶子。枚皋深受父亲影响，自幼喜爱文学，善作辞赋，十七岁时他上书梁共王，其文学才华深得梁共王赏识。时人评价他：“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③ 枚皋赋的特点是：“敏疾”，但“时有累句”。枚乘枚皋父子同游梁王，后人赞赏有加，“枚乘二叶，俱得游梁；应贞两，并称文学”④。
司马相如，字长卿，原名司马长卿，因仰慕战国名相蔺相如，改名为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他 20 岁时，以赀（钱财）为郎，做了武骑常侍。但是因为汉景帝不喜欢辞赋，所以他在景帝处有知音难觅的苦恼。当梁王刘武来朝时，他有机会结识了邹阳、枚乘、庄忌等辞赋家，感觉非常投缘，于是他借病退职，投奔梁王，与那些志趣相投的文学家共事。《汉书•司马相如传》云：司马相如“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⑤。他正是在梁王府上为客时，写下了著名的《子虚赋》。《子虚赋》结构宏伟，铺张扬厉，辞彩丰富，音调富于变化，代表了司马相如和汉赋的最高成就。
据《西京杂记》卷四“忘忧馆七赋”条记载：
梁孝王与诸文士枚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邹阳、公孙乘、韩安国等游于忘忧之馆，使各人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⑥
对这段史事的记载，诸家文学史对这组汉赋作品多有怀疑，也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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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杂文》，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3页。
②《汉书•贾邹枚路传》，第 2365 页。
③ 程毅中点校：《西京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页。
④（唐）李延寿撰：《北史•文苑•颜之推》，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96页。
⑤《汉书•司马相如传上》，第 2529页。
⑥ 程毅中点校：《西京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28页。
认为：“《西京杂记》所述的梁孝王宾客作赋事，虽然不一定确有其事，但是其文化背景还是很有可能的。”① 这一看法是比较合乎实际的。虽然对这组赋的真实性可以打问号，但是梁孝王文学集团的文学活动应当是客观存在，真实可信的。
梁孝王文学集团的特点：一是名人多，佳作多，许多成员在当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文学家，如枚乘、司马相如、邹阳等；二是其文人有是非观念，有独立的政治见解，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忠于主人，更忠于朝廷。像邹阳、枚乘最初都在吴王刘濞门下为食客，但是当他们发觉吴王有谋反企图时，不是一味愚忠地去帮助主子策划，而是出于对朝廷的忠诚，也是出于对主子的负责，他们对主子是委婉、诚恳地劝阻，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当劝说无效时，他们都毅然选择离开，另择明主。
韩安国两次为主子梁王排忧解难，更体现出他鲜明的是非观念和强烈的责任意识。梁王因为“出入游戏，僭于天子。天子闻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案责主所为”②。韩安国作为梁使，去拜见梁王的姐姐长公主，陈述“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③，在吴楚七国叛乱时，梁王毅然为朝廷解忧，令军队击却吴楚，使“吴楚以故不敢西向，而卒破亡”④。一再强调，朝廷击破吴楚，“梁王之力也”。在此基础上，说明梁王僭越行为，不过是夸耀于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⑤，并无过多的非分之想，更无藐视朝廷之念。语词诚恳，娓娓道来，说服了长公主，通过长公主的帮助，解开了太后和景帝的心结，“其后梁王益亲欢”⑥。但是，一个难题刚解，新的难题又出现。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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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跃进：《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②《史记•韩长孺列传》，第2857、2860页。
③ 同上书，第 2858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①
由于袁盎曾反对让梁王做景帝的接班人，当梁王得知景帝已立刘彻为大子时，绝望愤怒之下，派人刺死袁盎及其他议臣十余人。事后梁王将挑唆、怂恿他的食客公孙诡和羊胜两人藏匿府内。朝廷先后派去十批人到梁地搜捕，一个多月仍然抓不到人。韩安国听说后，入见梁王，以太上皇与高皇帝及景帝与太子刘荣的事为例，说明“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②，说服梁王，指出他这样“犯上禁，桡明法”③，性质是非常严重的。终于“孝王泣数行下，谢安国曰：‘吾今出诡、胜。'诡、胜自杀。汉使还报，梁事皆得释，安国之力也”④。韩安国能够明辨是非，不是一味地愚忠，对主子梁王所犯的错误不包庇、不怂恿，而是诚恳耐心地劝说，终于使梁王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交出刺杀事件的主使，向朝廷谢罪，使事件得以圆满解决。在朝廷与主子处于矛盾对立的情况下，韩安国能够做到对主子负责，对朝廷尽忠，将矛盾化解，体现出他明辨是非，善于化解矛盾的能力和水平，非常难得。
三 刘安文学集团
刘安是这个食客文学集团的主子和领袖。刘安是刘邦的孙子，其父刘长是刘邦的少子。刘长因犯罪被文帝流放蜀郡，途中绝食而死。当时刘安才五六岁。特殊的身世和家庭对刘安有一定的影响。《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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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梁孝王世家》，第2084—2085页。
②《史记•韩长孺列传》，第286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①
从这段史料来看，刘安有着学者、文人的气质，他不像其他诸侯王那样热衷于政治，或醉心于享受奢华生活。他虽然拥有一块封地，但是他并没有把精力和兴趣放在封地的经营上。他喜爱读书、鼓琴，热衷于学术研究，著作颇丰，有《内书》二十一篇（即《淮南子》），《外书》甚众，《中篇》八卷，20 余万字。据《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作有赋82 篇，②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刘安的文学才华非同一般，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喜好招延天下宾客。由于他礼贤下士，学识渊博，所以能够“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③。他是汉武帝的堂叔，“时武帝方好艺文”④，所以非常赏识他的才华，称赞他的学识和文笔。但凡刘安上朝，武帝会见之后都高兴地宴请他，与他谈论古今政治的得失，谈论诗歌辞赋，以及天文地理方术技艺等，兴致之高，常谈论到天黑才作罢。刘安将新作《内篇》献给武帝，“上爱秘之”⑤。武帝因为刘安的文才出众，连发给淮南国的诏书，都怕行文有不妥让叔父看到笑话，所以要先给著名的汉大赋才子司马相如看过修改之后，才敢发出。一次，武帝下诏让刘安写一篇《离骚传》，早晨下诏，他不长时间就完成，可见他的才思敏捷。而刘安写的《离骚传》是颇含深意的。徐复观认为：
刘安的《离骚传》，是借屈原之冤，以明自己之志。其叙述中所流露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烦冤悲愤之情，不仅是表白屈原，亦实际是表明他自己。这正是把他处境的困惑，及心理的危机感，向一位新即位的青年皇帝的投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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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2145 页。
②《汉书•艺文志》，第1747页。
③《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2145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刘安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他将身世之悲，心中之哀，处境之艰都倾泻于文中。
刘安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礼贤下士的爱才之举，吸引了数千宾客聚集在他的府中，这其中有多少是才华出众的文学食客呢？据《汉书•伍被传》载：“淮南王刘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①估计在他数千的食客中，以学术见长的文学英俊之士有数百人。但是作为刘安食客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具体承担《淮南子》写作的应当只是这数百人中的部分人。根据高诱《淮南注叙》中说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②。刘安通过与他们长期的议论学术，评点时政，思想经常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他们既谈论时局政治，也谈论文学。他们在切磋交流中不断提升各自的学识修养和学术品位，以及他们文学创作的水平。在时机和条件成熟之后，在刘安的主持召集下，这个食客文学集团集体创作了这部“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的集思想学术与文学为一体的著作《淮南子》。据《汉书•艺文志》里记载：“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③ 估计这“群臣”当中应该大部分是刘安的门客，或许全部都是他的门客所作都有可能。还有这些作赋的群臣中，有可能有一部分同时也是《淮南子》的编撰者。
为什么汉代在景帝、武帝时期文学开始走向繁荣呢？这是因为出现了梁王文学集团及刘安文学集团。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学繁荣，往往与这个时代、社会是否出现庞大的文学集团有关；一个文学集团的出现，往往需要一个能够为集团提供文学活动所需的物质与精神条件的人物出现；一个文学集团的存在、发展及其影响力的大小，往往与一个是否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和这个集团盟主的政治权力、经济实力、文学爱好、为人笃厚的程度有关；一个文学集团的理论主张、艺术作风、创作实践，又往往取决于这个集团领袖与核心人物的思想倾向、美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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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蒯伍江息夫传》，第2167页。
②《诸子集成•淮南子•叙》，第1页。
③ 《汉书•艺文志》，第1747页。
想，这个集团的功绩与过失，也往往需要集团盟主来承担。尤其是盟主的文学理论修养和创作实践的水平愈高，其对集团共性特征的影响力和决定性就愈大，同时，他对集团的功过、是非所负担的责任性也就更大。①
从吕氏文学集团到刘安文学集团这中间不过百年，就出现了三个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都产生深远影响的食客文学集团，这是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研究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和政治制度转变的时期，食客文学集团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阶段学术思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走向又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对后世的文学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总结的。中国文学到了魏晋唐宋以后，产生了不少的文学集团和文学流派。这些文学集团与秦汉时期的食客文学集团相比，又有哪些不同？过去学术界对这几个食客文学集团的研究和关注主要在作品和他们个体上，对于作为整体的文学集团的关注和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因此留下了一些领域和空间需要我们去填补和挖掘。可以说这些文学集团是中国古代文学集团的发端和萌芽。食客文学集团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后世的中国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据有的学者统计，仅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大小小的文学集团就有十多个，如后人熟悉的以曹操为核心的建安文学集团，竹林七贤，以贾谧为核心的二十四友文学集团，及齐梁时期以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的西邸文学集团，以梁武帝萧衍、太子萧统父子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和以萧纲、萧绎为核心的文学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