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节主要介绍食客个体作家创作及作品的情况。他们的作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作者为食客时创作的作品；二是作者步入仕途，身份转变后创作的作品。我们认为这两种作品都可视为食客作品。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身份创作的作品，会体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但是作家早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对他后期的创作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情况已经在文学史上无数次地得到证实，像屈原、司马迁及曹植、李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这些文学家都有这种情况。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应把李斯、司马相如等人早期为食客和以后做朝廷大臣时的作品割裂开来。相反，如果把这些人为食客前后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会从中发现这些人思想感情和心路历程的变化，以及其艺术风格如何在发展中走向成熟。
一 李斯
李斯是最早的食客作家。他现存文学作品主要是散文，有《谏逐客书》，七篇刻石文，还有《督责书》、《上书言赵高》、《狱中上书》等。《谏逐客书》是李斯的代表作。逐客原因在本章第一节已经有说明，可参看。当时因为宗室大臣向秦王提出了逐客的谏言，于是秦王政下了逐客令，李斯时任秦王客卿，也在被逐之列。眼看他经营多年的仕途生涯将毁于一旦，为此他上书秦王，写下此文。为了说服秦王，他颇费心思。他采用由人到物，再由物到人的铺陈类比的推理论证方法，从历史上的客为秦国的发展壮大做出的卓越贡献，到今天秦王不拒外来珍宝的现实，说明“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②言辞恳切，以理劝人，以情动人。最后打动秦王，使他收回了逐客令。刘勰对此文评价很高：“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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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李斯列传•谏逐客书》，第2545 页。
② 同上。
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① 这篇文章有战国纵横家的风格，对汉大赋有一定的影响。
李斯的七篇刻石文，是他在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七年的时间里，随从秦始皇登泰山、会稽山等山所作的刻石文。其中六篇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另一篇《峄山刻石文》见于清代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卷一。关于此文，《史记•秦始皇本纪》曾有提到：“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②
李兆洛曰：“此文《史记》独不载，然其词固非后人所能伪也。”③其言极是。这些刻石文内容基本上都是对秦始皇业绩、功德的颂扬。结构除琅琊刻石外，基本三句为一章，每句为四言，韵脚也是三句为基本单位，显然受《诗经》四言诗的影响。语言严谨、庄重、典雅。”李斯刻石文采用的基本都是平铺直叙的笔法，很少运用比喻，在极其有限的运用比喻的地方，都继承了先秦文学所奠定的原型，从中可以看出他与前代文学的渊源关系。”④
《督责书》、《狱中骂秦二世》、《狱中上书》几篇散文是李斯后期的作品，都作于秦二世之时。《督责书》作于秦二世元年，是一篇阿谀奉承的违心之作。在文中他对于秦二世贪图享乐，把声色犬马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的做法，不予劝阻，反而极尽鼓励。他提出的督责之术，就是天子把大权控制在手，对臣下进行督责，“则臣不敢不竭能以事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殉其君矣”⑤。文章暴露了李斯卑鄙无耻和极其自私的阴暗心理，为了保住他的相位，对秦二世的种种昏庸奢侈的生活方式采取放纵鼓励的做法，丧失了一个忠臣起码的良心和应尽的职责，反映出食客特有的取媚、巴结、讨好、阿谀奉承的性格特征，给我们刻画了一个委曲求全、卑鄙无耻的御用文人和媚臣的形象。
与此相反的是他在《狱中骂秦二世》一文中，不再是奉迎取媚的态度，而是对秦二世昏庸糊涂、一味享乐的行为提出批评，在指出了二世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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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霖：《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42 页。
③（清）李兆洛选辑：《骈体文钞》，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1页。
④ 付志红：《李斯作品的文学观照》，《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⑤ 《史记•李斯列传》，第 2554 页。
犯下的一系列错误之后，结尾语重心长地道出其严重后果：“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① 此文虽然显露出真情实感，可惜晚矣。
《自罪书》也是李斯在狱中写的。《狱中骂秦二世》文是写给二世皇的，这篇文章是写给赵高的。在这篇文章里，李斯采用正话反说的手法，列举了自己对秦国的七大罪状，其实是数说自己为秦国立下的七大功劳。表面说自己是秦国的罪人，其实想表明自己为秦国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名副其实的功臣。语言显得明晰简洁，条理清楚，怨中含怒，自责中有自负。由于身份角色的转换和处境的不同，李斯没有了顾虑和戒备之心，文章反而写得真情流露，写出了他内心的真切感受。
二 邹阳
邹阳现存作品有《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另外，《西京杂记》录有他的《酒赋》、《几赋》，真伪目前尚未确定。《上吴王书》，是邹阳对吴王刘濞试图谋反进行的规劝。以他门客的身份，加上吴王谋反尚未明了，只能采取委婉曲折的方式进行劝说，所以文中常用隐语，意在言外。表现出他既有维护诸侯王利益的用心，又清醒地认识到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不可逆转，维护国家统一，是他应尽的分内之责。
《汉书•贾邹枚路传》载：
阳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客游以谄见禽，恐死而负案，乃从狱中上书。②
邹阳在狱中写的《狱中上梁王书》是自我表白，为自己辩诬之文。当时他处境险恶。由于梁王听信谗言将自己投入监狱，作为食客，他既要表明自己无罪，又不能得罪主人，去批评梁王的昏聩无能、偏信谗言的错误。为此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③，在表达技巧上下功夫。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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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李斯列传》，第2560—2561页。
②《汉书•贾邹枚路传》，第2343 页。
③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事类》，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9页。
提出“忠无不报，信不见疑”，从“忠”、“信”切入，引用了历史上无数忠、信的事例来表达自己对梁王忠、信的赤诚之心。又从知人与不知人展开论述，说明要知人就不能偏听谗言，以古代君臣相知遇合的事例作证，劝谏梁王要信用贤才，唯此天下贤者才能为己所用。文章比物连类，词多偶俪，语言铺张扬厉，文采飞扬，情感真挚动人。梁王看后“使人出之，卒为上客”①。梁王不仅认可了他的申辩，更加认可他的才能，所以延为上客。
《狱中上梁王书》在用事用典上是超乎寻常的多，它引证史事近 50 多处，涉及人名近 100个，所以用事“是这篇文章典范的表达方式之一，它对后世隶事用典手法的成型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意义并非仅仅只显现于表达形态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为文学散文观念化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思想方向”②。从李斯的《谏逐客书》到邹阳的《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其共同特点是用事用典繁多，作者希望通过隐语委婉曲折地表达其思想，显然这与他们食客的特殊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垒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③ 吴汝纶也说：“此体乃邹生所创，其源出于风骚，隶事至多而以俊气举之，后人无继之者，由是分为骈体矣。”④由此可见，骈体文与食客和食客文学还有着渊源关系。
三 枚乘
枚乘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和辞赋家。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他有赋九篇，今存《七发》、《柳赋》、《菟园赋》，但是后两篇的真伪尚存争议。《七发》不仅是枚乘赋的代表作，在汉赋的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七发》的内容是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视，通过客与主问答的形式铺写展开的。吴客指出楚太子的病是由于他过分奢侈享乐生活造成的，非药石针刺炙疗可治，需以要言妙道方可医治。接着吴客分别以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及听“方术之士有资略者”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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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 2478页。
② 刘国斌：《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的用事与文学散文的产生》，《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③（清）永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六法海》，第1719页。
④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541页。
言妙道”来启发太子，前六件事太子听了没有反应，当讲到最后一件时，太子“据几而起”，出了一身透汗，霍然病除。作品意在劝诫贵族放弃奢华享乐生活、以精神修养取代物质欲望，从物质享受超越到精神享受。
《七发》的写作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在《六臣注〈文选〉》李善注：“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① 后世许多人都沿用此说。二是有的学者认为：“宋代以来的学者多以为《七发》为在吴王处所作。这样的理解，也同《七发》中所谓的‘吴客'之称相符合，如果是在吴楚之乱以后所作，当时曾经从吴王濞游者唯恐洗刷不尽同叛逆者的关系，尽管枚乘以进谏吴王二书受到朝廷的嘉奖，恐亦不至于以作为吴王门客往问楚太子疾的事为题材而著为文章。所以《七发》作于枚乘在吴王濞处的时候，可以肯定。”② 中国科学院的刘跃进认为《七发》“很可能作于江南，其时正从吴王游”③。从《七发》内容和当时社会情况综合分析，我们以为第二种说法更合适些。因为从枚乘早年曾在吴王门下为客的情况来看，赋中的吴客不一定是作者虚构的人物，很可能是作者本人。在他做吴王食客时，曾代表吴王探视生病的楚太子。出于使命所需和食客的特殊身份，他探病之时也借机委婉劝谏楚太子，使命完成，《七发》也孕育而生。
《七发》标志着汉大赋的正式形成，它的体制结构成为赋体文学的专门形式，被称为“七”体。那么《七发》这种成熟的文学形式是怎么形成的？对其形成产生影响的因素又有哪些？这些都成为学者们 2000年来一直在研究和追问的问题。对于《七发》文学形式的来源，学者们各有不同的说法？有源于东方朔《七谏》说，有源于孟子说，有源于鬼谷子说，有苏秦、张仪说，有楚辞来源说，还有《战国策》散文说，等等。④应该说后四种说法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实每一个人的知识来源和文化影响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所以枚乘的情况也不例外，由此看来，《七发》文学形式的来源也应该是多元的。
在《七发》里，枚乘对山川景物的描写可谓铺陈之致，“实际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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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北朝•梁）萧统编：《六臣注〈文选>》，（唐）李善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34页。
② 赵逵夫：《〈七发〉与枚乘新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③ 跃进：《梁孝王文学集团的文学想象》，《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④ 赵逵夫：《〈七发>体的滥觞与汉赋的渊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对赋描写山川景物所应达到的语言形式要求，认为赋描写山川草木时，要极力铺陈、重视譬喻与华美丰富文辞的运用”①。音乐是一种抽象艺术，它丰富的内涵很难用文字来描写，虽然《七发》只有 200字描述音乐，但是它体现出很高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后世许多表现、描写音乐的作品都受它的影响。所以刘勰评价曰：“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②《七发》对梁王文学集团的另一位成员司马相如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在主题、结构和修辞方面都可以看出受《七发》的影响。③
枚乘的散文《谏吴王书》写于吴王刘濞将反未反时，他以隐语微讽的方式劝诫吴王谋逆之举不可为若为之的恶果。指陈利害，旁敲侧击，虽然言辞恳切，但是态度鲜明。他的劝诫没有得到吴王的采纳。当吴王刘濞造反暴发之后，他又《上书重谏吴王》。这一次他直截了当地向吴王指出，吴国与汉朝廷力量悬殊，“举吴兵以訾于汉，譬犹蝇呐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④。反叛朝廷，无疑是以卵击石。吴王唯一的选择是赶紧悬崖勒马，停止叛乱。言语中体现了他对时局冷静的分析判断，为维护国家统一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汉朝廷的耿耿忠心。枚乘文章“以文辩著名”可谓名副其实。
四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的代表作家，《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作赋 29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录4篇，即《子虚赋》、《上林赋》（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载均合二为一，即《天子游猎赋》，到《文选》又被一分为二）、《大人赋》、《哀秦二世赋》。《昭明文选》有《长门赋》，《初学记》、《古文苑》中有《美人赋》，两赋都有序文，皆言司马相如作。但是两赋的真伪尚存争议。张大可认为：“这两篇赋应该是作赋高手的自抒幽怨或游戏之作，假托司马相如之名以耸人听闻。”⑤ 其余的赋都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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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龙文玲：《汉武帝与西汉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②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杂文》，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7页。③ 何沛雄：《〈子虚>、〈上林>与〈七发>的关系》，《文史哲》1988年第1期。④《汉书•贾邹枚路传》，第 2636 页。
⑤ 张大可：《论司马相如》，《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 期。
《子虚赋》、《上林赋》内容是以楚子虚与齐乌有及亡是公三人的对话，描写诸侯王及天子田猎之盛。《子虚》是司马相如在梁孝王门下为客时写的、故以梁园做其创作的参照物。《上林赋》是被汉武帝招后所写，故以上林苑作为创作的参照物。两赋通过盛赞诸侯王与天子苑囿的广大，物产的丰饶，田猎场面的壮观，来体现诸侯国的实力与强大，而天子之强与盛又在诸侯之上。两赋显示出相互攀比炫耀、争强好胜的心理。这种心理极其符合食客的心理特征。司马相如的食客身份和经历使他在表现这种心理时如鱼得水，恰到好处。《上林赋》还借描写天子上林苑之巨丽和游猎之盛乐，来说明“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通过天子对田猎与仁政关系的认识，说明天子在治国问题上要高于齐楚等诸侯。赋的最后讽谏不是指向天子，而是针对诸侯不知诸侯之礼。两赋的主旨是为了歌颂、炫耀诸侯王和天子的声威、气势和宏大伟业。
从主题表现来看，《子虚赋》、《上林赋》突破了过去中国文学传统的怨怒讽谏的主题表现。而这种主题表现与作者司马相如的食客身份有着密切关系。因为食客的从属性和服务性，使他在汉赋创作时把这种服务意识体现于作品中，变成为一种“润色鸿业”，取悦君王的歌功颂德的主题表现了。由于他先为梁王之客，所以写于此时的《子虚赋》是对诸侯王的颂扬、夸耀。当他成为天子宾客之后，《上林赋》自然变成了对天子的赞美与夸耀了。
有学者指出：“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可以说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以颂扬天子上林苑的‘巨丽'方式，一方面表现无可僭越的皇权势力，另一方面也规谏诸侯应遵诸侯之礼。”① 由于汉武帝对
“润色鸿业”的作品特别欣赏，同时对讽喻作品持包容态度，……汉武帝在喜爱颂德作品的同时，也能包容那些有讽喻意义、甚至激切进谏的作品。……但作为一位好大喜功的封建帝王，他更喜欢润色鸿业的作品。这在其对赋的欣赏活动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上林赋》重在贬诸侯而扬天子，……对这篇“宣上德”之作，汉武帝读后“大悦”，……面对赋的颂美与讽喻，汉武帝更关注的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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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德华：《繁类成艳，曲终奏雅：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解读》，《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4期。
者，这也是古代帝王的普遍心理。①
吾师韩兆琦教授对司马相如赋的艺术特色作了较为恰当的概括：
其一，它的结构宏伟，富丽堂皇。讲究场面的开阔，讲究层次的分明；由外及里，由下及上，由近及远；有空间的转移，有时间的流动；有多种生活、多种场面、多种气氛构成的一种极其广阔复杂而又极其统一和谐的艺术画面。
其二，讲究绘声绘色，有声有色。而且声音、色彩的种类极多，变化极大，穷形尽相，动魄惊心。而就其总的气氛来说，又是极其富丽、极其热烈而又庄严的，这点和东汉以后的辞赋大不相同。
其三，它极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国方块字在字形构造上的突出特点，，在文章的字形排列上给阅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刺激。一排列几十个山字头，几十个水字头，几十个鱼字头，几十个草字头，鸟字边，马字旁，如此等等，首先给人一种迎面扑来的气势感。这种做法在《七发》中已经开始了，到司马相如，更把它推到顶峰。②
对于司马相如在汉大赋创作上的杰出成就，班固在《汉书•叙传》中盛赞司马相如：“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③
司马相如在散文创作上虽然作品不多，但是他的两篇政论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具有赋体风格，在汉代散文史上也是较有影响、可圈可点的佳作。两文都是司马相如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之时，针对当时巴蜀民众的一些问题而写的。《喻巴蜀檄》作于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使略通夜郎、棘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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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龙文玲：《汉武帝与西汉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4页。
② 韩兆琦、李道英：《简明中国文学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0 页。
③《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255 页。④《汉书•司马相如传下》，第2577页。
从文献记载的情况看，当时百姓有千余人被征兵往西南夷，万余人被征徭役修道路。由于工程持续时间长，加上水土不服，工作艰苦，引起巴蜀民众的强烈不满。为此，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巴蜀，调查事件原委，安抚民众，司马相如写下了《喻巴蜀檄》，通告巴蜀父老民众，国家修筑道路，是为了便于推广教化远方民众，作为臣民，巴蜀民众应当为国家尽义务，“急国家之难，而乐尽臣之道”①，于个人而言，也可为自己谋一个“剖符之封”②，有着大好的前程。对于不服兵役而逃亡，甚至自残自杀者，是不顾国家大局，不识大体，这些人将“”死而无名”，“耻及父母，为天下笑”③。唐蒙下属用战时军兴法强征劳役，又不避农时，伤害了巴蜀民众，这是有违皇帝的初衷，应当立即纠正。檄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体谅民众的诉求，又维护国家的基本利益和大政方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另一方面马上停止了军兴法的强征，督促唐蒙修路用工要不违农时，平息了将要动乱的事态，使修路工程继续有序进行，体现了司马相如的应变能力和处置复杂问题的水平。
《难蜀父老》作于元光六年。元光五年（公元前 130年），汉武帝再次大规模征发巴蜀民众修治南夷道路，引发巴蜀民众不满。公孙弘奉命巡视，出使归来，“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④。由于当时汉匈战争已经持续了几年，若汉朝廷四面出击，国力难以支撑，所以公孙弘主张暂停开发西南夷，但是他的意见与汉武帝相左。司马相如也改变初衷，想劝说武帝调整政策，但是汉武帝不仅拒不接受公孙弘意见，还让司马相如驳斥公孙弘，在此情形下，司马相如写下了《难蜀父老》。文章体现出食客文学托辞讽谏、左右逢源的特点。他假托巴蜀长老为民请命，以使者语气驳“通西南夷不为用”的论调，指出通西南夷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表面驳斥公孙弘“无用论”，骨子里却赞同他的建议，停止修建通往西南夷道路，以全力对付匈奴。结果他是两头不讨好，不仅汉武帝看出了他的用心，连公孙弘也不买账。不久他即被人告发四年前出使西夷时有受贿行为，为此他被罢官。有学者认为他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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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45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0页。
贿之罪完全是莫须有，不过是汉武帝给司马相如的教训罢了，因为一年后他又官复原职。《难蜀父老》“清晰展示了司马相如不是政治家却政治情怀笃定，是文学家，却不是御用文人、文学弄臣的人格本质。他作为一个普通朝臣、文士，有着非同一般朝臣、文士的政治诉求、政治眼光、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政治情怀；概而言之，维护‘大一统'，存兴而戒亡，是其政治诉求的核心；……表现出高屋建瓴的政治眼光”①。司马相如的绝笔之文是他的《封禅文》。《汉书•司马相如传下》载：“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后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②这篇《封禅文》直接促进了汉武帝封禅典礼的进行，是古代唯一一篇阐述封禅意义的文献，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