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专制的问题前面已有涉及，那么，什么是“专制”？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辞源》解释为：“独断独行。”④《辞海》解释为：“独断。”⑤《现代汉语词典》解释：“①（最高统治者）独自掌握政权；②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操纵一切。”⑥《淮南子•汜论训》曰：“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⑦高诱注：“专，独；制，断。”专制：即独断也。⑧ 徐复观对“专制”的诠释就更加具体详尽。
所谓专制，指的是就朝廷的政权运用上，最后的决定权，乃操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上；皇帝的权力，没有任何立法的根据及具体的制度可加以限制的。人臣可以个别或集体的方式向皇帝提出意见；但接受不接受，依然是决定皇帝的意志，无任何力量可对皇帝的意志加以强制。②
徐复观不仅解释了“专制”的含义，还指出了古代由专制带来的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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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49 页。
② 同上书，第2953页。
③ 同上书，第2960 页。
④ 《辞源•专制》，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73页。
⑤ 同上书，第29页。
⑥ 《现代汉语辞典•专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09 页。
⑦ 刘康德：《淮南子直解•汜论训》，第 669 页。
⑧《辞源•专制》，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73 页。
⑨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端：君主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立法及制度的制约和限制，君主的权力和意志可以超越一切，他的决策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他能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影响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任何力量都不能强制、改变他。造成了国家是一人的国家，政治是一人的政治。
中国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产生和君主专制权力的强化，有一个人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他就是韩非。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就提出了“夫马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①。韩非认为作为君主就要有权有势，这样才能治理天下。国家大权，必须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上。韩非在君主专制上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依据，并且对其理论作了深入的阐述。他君主专制的理论，给秦始皇以很深的影响，秦始皇将其理论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对他的理论进行检验和完善。
在韩非君主专制政治理论的影响下，“秦政的性格，已客观化而为专制政治制度，于是秦政个人的性格，也即是专制政治制度自身的性格。在此制度之下，纵使皇帝不似秦政一样的刚愎自用，但由此制度必然产生的外戚、宦官、权臣，也必刚愎自用”②。专制政治，是一切都由君主的意志来决定，不能允许其他人有自由的意志和自由的言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自由论辩的学术空气，对君主专制制度既是一种挑衅，也是一种抗争。所以秦始皇采取了“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镳，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③ 等各种扼杀文化、压制人民思想言论的强制措施。
早在西汉初期的贾谊，在他的《过秦论》里就尖锐地指出秦始皇的专制政治，目的就是要愚弱百姓。而“焚百家之言”则是专制政治的需要。徐复观指出：
法家自商鞅起，一直是反诗书，反儒生的。专制政治是法家的产物；所以焚书坑儒，不应当看作历史上的突出事件，而毋宁应当视作在专制政治下的必然事件。……李斯主张的实现，乃自商鞅以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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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人主》，第 361页。
② 同上书，第 84页。
③ 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过秦论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家理想的实现。法令乃皇帝自由意志的客观化，同时又是完成皇帝意志的唯一手段。去掉了诗书百家之学，则人民只知有法令，亦即只知有皇帝的意志；这是专制政治在精神上必然的措施。①
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焚书事件是由“师古”与“师今”的朝廷论争而引发，由李斯提出。李斯与韩非不仅是同学，而且同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君主专制政治的热衷倡导者和维护者。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之下，秦始皇的焚书与坑儒，只是一个时机问题了。
刘邦在建立汉王朝不久，就以“谋反”的罪名铲除了一些异姓王，并且与功臣立下了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②刘邦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君主专制，家天下做法变得合法化、制度化，以此来维护和捍卫刘家的天下和刘氏政权。
汉承秦制，受秦王朝的影响，汉代皇帝也是一人专制，可谓“尊无与上，富无与敌”。汉代皇帝为了保证一人专制，在诸侯的官制上有了进一步的防范。《史记•五宗世家》载：
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毕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拟于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王室，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③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
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整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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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② 《史记•吕太后本纪》，第400页。
③《史记•五宗世家》，第2104页。
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诸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①
从上面汉朝廷对官吏职务和权力的调整上可以看出，汉朝廷几次在官制上削减诸侯王及其王国内各级官吏职务、权力和俸禄。至汉元帝时期，发展到“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②的程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官制上约束防范诸侯王。
在这种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下培养和成长起来的朝廷大臣，由被迫接受这一事实到自觉遵守，再发展到主动维护。许多大臣把维护君主专制视为对朝廷的忠诚。晁错为维护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两次向朝廷提出削弱藩王的建议。第一次是在汉文帝时，晁错“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③。第二次是在汉景帝时，他“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④。晁错为维护君主专制，不惜得罪诸侯王，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汉代君主专制的另一个表现是汉武帝在思想领域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一直推崇道家的黄老之学，但是对其余的百家思想并没有“罢黜”之举，更没有“独尊”道家之说。汉武帝即位之初，在太尉田蚡（武帝舅舅）、丞相窦婴及以儒生身份被任为郎中令的王臧、御史大夫赵绾的鼓动下，汉武帝实行了政治改革，推行儒学，贬斥道家。“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⑤ 赵绾甚至向武帝建议有事不必向窦太后奏请。他们的目的是要树立君主的权威，维护君主专制。但是这种做法，无疑是在向窦太后的权威发起挑衅，自然触怒了窦太后。为此，身为外戚的窦婴和田蚡被免职，赵绾、王臧获罪下狱而死。这个事件是朝廷大臣自觉维护君主专制的又一次行动。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儒家势力再度崛起，汉武帝将黄老及百家之学排除于官学之外，又提拔了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相，优礼延揽了儒生数百人，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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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第741页。
② 《汉书•元帝纪》，第283页。
③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第2746 页。
④ 同上书，第2747页。
⑤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第 2843 页。
自从武帝实行独尊儒术之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
汉王朝推行独尊儒术的结果，一方面是君主的独断专行，更加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另一方面是约束禁锢了思想文化及学术领域的繁荣和发展。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诸侯王及大臣鲜有发言议政的机会，即使有，也是符合儒学思想主旨的相关谏言。渐渐地诸侯大臣的权限范围和对朝廷的影响力也在日益萎缩。可以说汉代的整个社会与朝廷，都缺乏战国时期那种较为宽松、自由、民主、活跃的学术空气。社会上或是朝廷间都缺乏互相论辩，思想交流撞击的火花。在这样的情况下，诸侯及朝臣向朝廷举荐食客的机会相对战国时期要减少很多。汉代虽然有察举制，但是察举制有许多细化的规定，对朝臣举荐人才有诸多限定。
汉武帝刚即位时才16岁，就敢于对他的舅舅，时任丞相的田蚡举荐的人士予以拒绝。“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①《史记会注考证》颜师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吏就新官。”② 汉武帝以自己也要任命新官为由拒绝了田蚡向他举荐官员过多的请求。像主父偃未贵时，卫青多次向汉武帝举荐，但是均无结果。卫青身为外戚，汉武帝的小舅子，又因军功得到武帝的恩宠，他的举荐尚被驳回，何况其他朝臣呢？可见朝臣向皇帝举荐官员不被采纳是常有的事。
再有朝臣向朝廷谏言不予接纳也是平常之事。即使像公孙弘这样受武帝器重的官员也不例外。公孙弘第一次被朝廷“征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③。第二次是公孙弘被武帝派往西南夷，当时“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④。公孙弘奉武帝命视察西南夷归来，建议武帝停止西南夷的开发，认为“无所用”，但是“上不听”，意见没有得到武帝的接受。像号称“智囊”的晁错在汉文帝时期曾经上书文帝，建议削蕃，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结果“书数十上，孝文不听”⑤。晁错的建议直到景帝继位，才受到重视。朝臣的谏言遭到如此的冷遇，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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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4页。
②[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魏其武安侯列传》，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年版，第4438页。
③《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49页。
④ 同上书，第2950 页。
⑤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第2746 页。
为家事、私事提出要求，也常会碰钉子。田蚡“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① 汉武帝对于舅舅田蚡要求把兵工厂的地盘划为自己宅基地的要求不仅严厉拒绝，话语中还表示了极大的震怒。汉武帝当时年仅16岁，刚即位为皇帝，就显示出如此的果敢坚定，独断专行，成熟历练之后他又是怎样的专制，我们可想而知。由此看，汉时处于上层地位的诸侯王、外戚和朝臣的种种谏言和要求，在专制的皇帝面前常常会碰壁。处于边缘和最下层的食客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对朝政和时局就更难有发表自己意见或谏言的机会了。即使发表了，被朝廷接纳的可能性也很小。这些都传达出一个信号，食客在汉代对政治、外交的影响力在减小。显然，在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下，食客难有作为。
战国时期食客通过主子影响君王的情况不在少数，到汉代由于皇帝的专制，食客对朝廷政治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小，能够得到皇帝赏识的几率也很小。由食客跃升为朝廷大臣，比较著名的有晁错、袁盎、主父偃和司马相如等人。袁盎”尝为吕禄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哙任盎为中郎”②。晁错原是太子（汉景帝）的舍人，“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③。当时许多朝臣门下都养着为数不少的食客，像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丞相公孙弘等。由此看食客在汉代虽然人数并不少，但是因为受当时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以及朝廷在官制上的防范，食客被朝廷任用，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极少。
汉朝廷除了在官制上进一步防制外，在人事上也有防制。
汉初诸侯王的丞相可入朝廷为丞相，如曹参由齐的丞相而入继萧何为相国。但以后做了诸侯王的官，等于犯了某种罪恶。……武帝晚期之王，已侪于列侯。而哀帝时之王，已侪于富室，做到使他们有名无实。在官制上所应有的官，尚以罪人视之，当然更不许他们交通宾客。……这些出乎情理之外的措施，无非要把诸侯王彻底孤立起来，不使其有任何社会关系，而成为“监狱中的豪富”……这种防制，出于心理的因素，远大于事实的要求。由这种心理因素，造成当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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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第 2844页。
② 同上书，第2737页。
③ 同上书，第 2746页。
诸侯王最大的精神虐待。①
一般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郡守、县令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就常常会成为流民（亡命）们归属的最好选择。而流民来得越多，就越能显示郡守、县令的民心所向和突出的政绩，也表明了他们为朝廷排忧解难的忠诚与责任。但是在君主一人专制的时代，流民的投奔、归属，反而成为诸侯王图谋不轨的证据。因为朝廷害怕他们的人口增加，抗衡中央朝廷的实力随之增强，如果地方军队强大，就会对中央朝廷构成直接的威胁。
现在有的学者提出，吴楚七国本来并无反叛之心，只是因为君主专制的一再被强化，汉景帝削吴、楚两郡的命令下达之后，诸侯王恐朝廷“削地无已”，才被迫起兵反叛。
徐复观分析认为：“假定不以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为推行政治的先行条件，而只以在统一下允许合理的地方分权，则汉初百年间扰攘不安的政治问题，可不致发生。”②应该说徐复观的见解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诸侯王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他们没有必要与朝廷兵戎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