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客在汉代成为朝廷重点打击的对象。如果要了解食客如何从战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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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董仲舒传》，第2513页。
② 同上。
③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第2417页。
期受人追捧的英雄，到汉代变成遭受朝廷打击对象的深层原因，首先必须理顺食客与诸侯王及朝廷的关系，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一 食客、诸侯王与朝廷关系分析
（一）战国时期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
战国时期，权贵、食客与诸侯王的关系是一种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关系。食客、权贵面对大国兼并的残酷现实，他们将个人的生死，家族的兴衰与国家的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时候他们与诸侯王、与国家成为同一条绳上的蚂蚱，构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密切关系。所以为了国家存亡，也为了自身利益，权贵们都是全力以赴地为君王奔走效力，其食客自然是以主人利益至上。这时候食客、主人（权贵）及诸侯王三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食客为主人效力，为国家奔走，为君王尽忠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虽然彼此之间都会有小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但是大敌当前，彼此都遵守着以国家利益为上的基本原则。
（二）西汉时期是貌合神离，明争暗斗的关系
西汉王朝建立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诸侯王与朝廷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同一阵线，共同利益的联合体，向对立的方向转化。诸侯王与天子因为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其亲密程度超过一般的朝廷大臣，按理说这种由血缘关系结成的联盟应该是牢不可破的。但是由于西汉刘邦时期朝廷曾发生过易太子的风波，接着又发生了灭诸吕、废少帝等一系列的朝廷政变事件。最后诸大臣废少帝，“奉天子玺上代王，共尊立为天子”①，代王刘恒以高祖中子身份被立为皇帝。朝廷几次在皇帝接班人问题上出现波折，这种非正常情况，难免使一些势力强大的诸侯王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觊觎天子之位，如梁孝王等。另一种情况是由于朝廷对诸侯王“削地无已”，诸侯王在自身利益不断受到朝廷蚕食的情况下，他们对朝廷由不满逐渐发展到抗争，有的最后走向反叛的道路。
刘邦在建立汉王朝之初，就一直对所封的异姓诸侯王心存猜忌和防范之心，为此他逐一消灭了异姓王。不仅如此，而是还将这种对诸侯王防范猜疑的毛病传给了他的子孙。从文帝、景帝到武帝都是在官制和人事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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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吕太后本纪》，第411页。
断地防制着诸侯王。另一方面各诸侯王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经济实力大增，进而形成了干弱枝强的反常现象。诸侯王的这种强大对中央朝廷构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威胁，对君主心理造成很大的压力。
专制主的心理状态，是决不能容许社会上存在有使他感到压力的任何力量；哪怕这种压力，绝对多数只是专制主的心理上的存在，而不是事实上的存在，也必加以残酷地摧毁。对于与他们血肉相连，并由他们自身的需要所建立起来的“诸侯王”及“诸王”，也毫不例外。①
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君主专制一再被其强化，对诸侯王有了“削地无已”的行动。这一系列的举动，使朝廷与诸侯王的关系不再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转而变成明争暗斗、貌合神离的关系，甚至有的诸侯王与朝廷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程度。诸侯王与朝廷关系的改变，使其食客与朝廷的关系也随之改变。
（三）食客成为诸侯王对抗朝廷的中坚力量
当诸侯王与朝廷关系发生改变时，最敏感和首先受到影响的是食客，食客与朝廷的关系和态度随其主人与朝廷关系的转变而转变。由原来休戚与共的联盟共同体，变为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从道义上来说，食客作为汉王朝的臣民，有责任和义务忠于朝廷，效力国家。但是从情理上来说，食客被主人豢养，拿人钱财，自然就要替人消灾。所以当主人与朝廷发生矛盾冲突时，当主人利益受到朝廷侵犯时，许多食客会选择背弃朝廷而效忠于主人。有的食客会积极主动地为主人出谋划策，有的则是操戈上阵，以武力效忠主人。像刘邦时期赵王张敖的食客贯高、赵午、孟舒、田叔等人，因为刘邦对赵王无礼而要暗杀他。还有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的食客在其主人谋反时都为主人出谋划策。总之，这时候食客成为诸侯王对抗朝廷的中坚力量和最有力的支持者。这样一来食客和游侠一样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他们成为朝廷重点打击和防范的对象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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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二 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汉代延续先秦的社会风习，诸侯王养客风靡一时。汉初士人承战国余习，遨游于诸侯王间，下者博衣食，上者显才能。因此诸侯王门下食客众多，他们不仅人多势众，而且人才济济，像“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①。汉武帝初即位时只是一个年仅16岁的天子，所以朝廷内外很多事情的处理都依靠着舅舅田蚡及其宾客的帮助。从田蚡宾客的情况可以折射出汉代诸侯王门下宾客的实力和状况。这样一群才华出众的人士聚集在诸侯王门下，自然成为诸侯王与中央朝廷相抗衡的中坚力量。这必然引起“朝廷所深恶。随着对诸侯王的疑忌压迫倾覆，势必影响摧残到这一批游士的自身。尤以淮南宾客之盛，更成为朝廷欲得而甘心的大目标”②。
食客势力和影响力的发展壮大，给朝廷带来了极度的不安和恐惧，因为他们触犯了专制者的大忌。如果说在景帝时期，朝廷防犯的重点在诸侯王的领土和职权上，那么到武帝时期，诸侯的领土与职权都已不是问题，于是朝廷猜防的重点就转到了诸侯王的宾客上，特别是转向那些有学术思想的宾客。因为这些人有思想，有谋略，当诸侯王与朝廷发生矛盾分歧时，他们常会站在主人的立场，为主人出些奇谋异策来对付朝廷，其结果不仅不能化解诸侯王与朝廷的矛盾纷争，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冲突，所以食客对中央朝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汉朝廷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同时，加强了对诸侯王诸多利益和权利的削弱，这不仅使诸侯王在经济利益上遭受许多损失，也使他们丧失了一些原有的权力。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作为食客，为了维护主人的利益，站在主人的立场，为他们出谋划策，就成为食客分内之事。诸侯王因为血缘的关系而有窥伺神器的可能，加上诸侯王为炫耀其名望而张扬的生活方式，及与其生活方式有关联的食客，都成为专制者的大忌。所以打击食客，铲除食客，能够达到打击诸侯王，制约诸侯王的目的，也是维护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史记•平准书》记载：“淮南、衡山、江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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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第 2842 页。
②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112页。
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竞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①
我们从“寻端治之，竞其党与”几个字，可以推知当时朝廷官吏，为了顺从专制者的阴刻之私，竟然将此案牵涉至数万人，而在“坐死者数万人”中，绝大部分是淮南、衡山诸侯王的食客。诸多食客的被杀，“其根源则来自淮南宾客的学术活动。几万人的大屠杀，不仅摧毁了此一学术中心，并且也阻吓消灭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在生活上一切带有一点选择自由的可能性”②。
诸侯王招养众多的食客，对朝廷构成威胁的苗头，在高祖刘邦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并且引起了朝臣和刘邦的警觉。据《史记•韩信卢绾传》载：
陈豨常告归过赵，赵相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宾客布衣交，皆出客下。豨还之代，周昌乃求入见。见上，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多连引豨。③
陈豨豢养食客众多，并对其客礼贤下士，恭敬谦逊的态度引起了赵丞相周昌的怀疑，在他看来陈豨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 出于对朝廷的忠心，他上言高祖“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刘邦于是对陈豨采取了行动，查办了陈豨。从后来陈豨的一系列举动来看，周昌的担心不无道理。类似的情形到了景帝、武帝时期的诸侯王就更加严重。
《汉书•游侠传》载：“吴王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④，诸侯王、大臣、外戚竞相攀比，养客之风日盛。一些诸侯王在食客的帮助下，敢于与中央朝廷叫板，而且这种情况已不是个别，在景帝、武帝时代屡屡发生。像梁孝王就曾派其刺客到京城刺杀反对立他为接班人的袁盎及十位议臣。淮南王刘安在其食客伍被等人的挑唆下，曾暗中积极谋划，准备反叛朝廷。田蚡曾在汉武帝面前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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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平准书》，第1424页。
②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109 页。
③《史记•韩信卢绾传》，第2640 页。
④《汉书•游侠传》，第3698页。
窦婴：“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① 田蚡指出窦婴、灌夫日夜招聚宾客，相与议论国事，似有借天下大乱，图谋不轨的企图。田蚡最清楚武帝担心什么，所以他故意将窦婴、灌夫养客与谋反联系起来。他的话刺激了汉武帝最敏感的神经，于是给窦婴、灌夫下达了处死令。田蚡借武帝之手，将政敌窦婴、灌夫除掉。表面看武帝在田蚡与窦婴的争斗中有意偏袒自己的舅舅田蚡，实际上窦婴、灌夫被杀的原因不在于他们与田蚡的矛盾纠纷，根本原因是他们豢养了众多的食客，犯了汉武帝的大忌，所以深谙武帝心思的田蚡，故意将他与窦婴、灌夫的矛盾转移到养客问题上，以此逼迫武帝开杀戒。窦婴、灌夫被杀一事，在朝廷中引起很大的震动。汉武帝此举似乎有杀鸡给猴看的用意，对其他养客的诸侯王及大臣起着敲山震虎的作用。大将军卫青曾与苏建议论过此事，他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②卫青深谙汉武帝痛恨大臣养客的心理，他知道养客虽然能够提高自己的声望，但也因此“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为自己招惹是非和麻烦，所以他认为“人臣奉法遵职”是本分，“何与招士”？
汉武帝时期的诸侯王、外戚和朝臣可分为两类，一类如卫青，低调处事，不养或不以食客来提高声誉，招惹是非，最后得以善终。二类如淮南王刘安、魏其侯窦婴者，养客甚众，又高调处事，最终引起朝廷的猜忌，使自己成为朝廷严厉打击的对象，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在西汉皇帝中，汉武帝是打击食客、游侠势力最为强硬的一个。食客自汉武帝之后，因为遭受几次打击，开始走向衰落。这种衰落，不只是人数的减少，而是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地位的衰落。
西汉末期，食客这一社会的特别阶层，已经遍及于全社会，到王莽之乱，地方豪杰大多借助食客以起事。到东汉养食客已经成为东汉初期的社会风气，那些在生活上富裕奢靡的诸王，已经与现实政治全不相干，则在人情上追随时代风气而养些食客，以破除生活上的寂寞，也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载：东汉“时禁网尚疏，诸王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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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51页。
②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 2946 页。
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①。在此情形下，汉光武帝刘秀为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的专权和势力的膨胀，他不断地强化君主专制的权力，并且重申了西汉时期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结宾客，结党营私。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受株连者极广。东汉社会后期，随着宦官外戚交替擅权的恶性循环，双方矛盾纷争的不断激化，双方无数宾客皆卷入其中，成为他们矛盾斗争的牺牲品。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食客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军中的马前卒。
魏晋时期由于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九品中正制，推荐官员的权力落到了大中正的手中，而各地的大中正许多都是出身世族豪门，所以他们向朝廷举荐人才重门第，重出身，由此造成了官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状，也堵塞了寒门之士步入仕途的路径，食客想通过举荐进入官场的终南捷径已是此路不通了，渐渐地食客淡出政坛，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至隋唐宋元明清之后，食客逐渐地改换身份为军师、师爷、幕僚、幕友、僚友、西宾等，而一般军师、师爷在官吏的府上人数也就数人而已，人数规模都很小，但是其待遇和与官吏的关系比过去普通食客要亲密很多，到此食客基本退出了社会的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