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神话、寓言对叙事文学的影响
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里，收录了大量的神话和寓言故事，这些神话故事为后人了解远古时代的世界和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口，让后人了解窥视到那远古神秘的世界。神话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生动以及变化多端，开拓了后人的视野，启发了后人的想象力和表现力，给后世的叙事文学（不仅是小说和戏剧，包括影视剧），在故事情节的编排上，在人物形象的描写和塑造上以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以志怪神魔小说为题材的叙事文学。如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列异传》，明清的《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神话人物的超凡神力以及神秘莫测、出神入化的魔力，都给后人以极大的震撼和惊奇，这对于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农业民族，是一种强大的冲击，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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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与韩荆州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40页。
② 同上书，第 462页。
启和培养后世文人的想象力，极大地扩展了后世文人文学想象的空间。
神话故事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像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盘古开天地、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神话故事，经常出现在后世的诗歌和散文、小说、戏剧等各类文学作品中，如李贺《李凭箜篌引》里就有“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①。顾炎武《精卫》诗写道“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②表达了诗人永不停息，绝不放弃的斗争精神。梅尧臣《饮酒呈邻几原甫》有“夸父逐日死，共工触天倾”③。辛弃疾《归朝欢•题赵晋臣敷积翠岩》：“我笑共工缘底触，触断峨峨天一柱。补天又笑女娲忙，却将此石投闲处。”④ 后人很多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了解了远古的时代和远古人类社会的生活状况的。而神话人物在面对各种自然灾害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智慧和顽强执著的斗争精神，给人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他们不仅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也成为后人学习效仿的榜样。
食客文学中的寓言故事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寓言故事的传统，寓道理于故事中，通过 比喻性故事的叙述，将其讽刺或劝诫的思想寓于其中，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食客散文在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是故事取材从以自然界的动植物为主，逐渐地发展到以取材历史故事和现实社会为主。借助生动的形象和比喻的手法，使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或深刻的道理在高度凝练的故事情节中揭示出来。这种借助寓言故事来阐明道理的方法，在食客散文中被发扬光大，并将其推向了高峰。到唐代柳宗元将原来附着于文章主题的寓言故事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一种散文形式。而寓言故事生动有趣、凝练简洁、寓意深刻的特点，对后来的叙事文学在表现形式上提供了借鉴，其故事又成为叙事文学创作的生动素材。
二 表现手法对骈文的直接影响
食客散文和辞赋在铺排、对偶、藻饰、夸张等表现手法上对骈文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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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李贺：《李贺诗歌集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页。
② （清顾炎武撰：《顾林亭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9页。
③（宋）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55 页。
④ 唐圭章：《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96 页。
成和发展有很多影响。无论是食客的集体著作《吕氏春秋》、《淮南子》，还是个体的李斯《谏逐客书》，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或是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对骈文的发展形成都有许多影响。
这里我们先要明确骈文的概念。骈文是以对偶句为主，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它不仅以对偶为主，而且对音韵有一定要求，讲究辞藻华丽和用典。虽然骈文兴盛于魏晋之后，但是它的萌芽和酝酿早在先秦和汉代就已经开始。先秦文学对骈文形成最直接影响的当数《楚辞》：“无论是从对偶、词采上，还是从声韵、用典上，《楚辞》都可以说是后世骈文的先声。”① 到秦朝的李斯，其《谏逐客书》被谭献称为“骈体初祖”，是有一定道理的。《四库全书总目：四六法海》条下说：“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骈体文渐萌也。”②李斯、邹阳都是食客作家，他们的散文对骈文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斯在文章中开始自觉追求和表现对偶、音韵、用典和藻饰，体现出他对文章美的有意探索和表现。
汉代文学受楚文化和楚文学影响最深，不管是散文还是汉赋，都直接受到《楚辞》的影响，这一点已被诸多学者所证实。汉赋代表着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其中最能代表汉赋特点和成就的《七发》、《子虚赋》、《上林赋》都出自汉代食客枚乘和司马相如之手。经过诸多学者的研究考察，基本形成了共识：汉赋对骈体文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金钜香在《骈文概论》，姜书阁在《骈文史论》，台湾张仁青在《骈文学》中都有谈到这一问题。近人容肇祖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指出：汉赋“这种铺叙排比的体制，侵入散文里，成为一种骈文，发生的影响更大，差不多可以说，足足影响了二千多年的文人”③。由于汉赋“特别注重辞藻的华丽和典故的频繁使用，因此辞赋文学不仅在对偶的这一关键性的因素上成就了骈文，而且在藻绘、用典等方面也对骈文有一定的影响”④。汉赋与骈文在铺叙、排比、藻饰、用典等表现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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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于景洋：《骈文的形成与鼎盛》，《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②（清）永路：《四库全书总目•四六法海》，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 1719 页。
③ 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 92页。
④ 郭建勋：《楚辞与骈文》，《湖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都是相同的，只是在句形、字数、音韵上两者还存在一定差别。再有主题表现内涵上骈文较之汉赋要丰富得多。所以从《楚辞》到汉赋，再到骈文，是诗的成分减少了，散文的成分增加了；抒情的成分减少了，咏物叙事的成分增加了。而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汉赋是起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中间桥梁的关键作用。
过去学术界认为汉赋的形成一是受到楚辞的影响，二是受到战国纵横家散文的影响。实际上纵横家有一部分人本身就是食客，前面已有介绍。如此看来，纵横家散文与食客散文之间本身就存在有交叉、重叠的关系。那么同为食客创作的汉赋受到纵横家散文，或者说食客散文的影响就在情理之中了。据此推测，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关系应该是纵横家散文影响食客散文，食客散文又影响汉赋。甚至有可能是食客作家直接将散文的创作方法运用到汉赋的创造中，使汉赋具有了纵横家散文的风格特点。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纵横家散文到食客散文，再到汉赋，食客的文学创作日趋成熟。我们看到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再到邹阳、枚乘和司马相如的散文；从创作技巧的运用看，他们在铺排、夸张、比喻的手法运用上，呈现出递进上升的趋势。而枚乘、司马相如本身就是汉赋的代表作家，所以他们在学习、继承楚辞及战国散文时，不仅将这些表现形式运用于他们的散文创作，还自然地或者说习惯地将它用于汉赋的创作，使汉大赋在他们手中完成，并且形成了汉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①的风格特点。汉赋代表着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食客出身的司马相如和枚乘又是汉赋成就最高的文人。可以说食客文学，对汉文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