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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强调冉有能够突破齐军战线的关键原因就是用了长矛。但是如何用的长矛，《左传》没有进一步说明。如果说用长矛的是战车兵，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长矛本来就是车右的主要武器，不值得单独提出来强调。我推测，这里是说鲁国步兵用长矛，组成长矛阵，这如森林一般的长矛，有力地克制了齐国战车，刺翻他们的驾马，杀伤他们车上的武士，最终获取了作战的胜利。在很长的时间里，步兵的主要武器都是短戈，冉有让他们大量使用长矛，这种战术革新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所以《左传》里面专门记了一笔。

铜矛，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春秋晚期。

我们还注意到，《左传》还专门记录了孔子对冉有用矛战术的评价，就是两个字：“义也。”这就颇有点奇怪，冉有用矛，和道义有什么关系呢？古人记载历史言简意赅，后来的注疏家也没有能够把“用矛”和“义也”之间的逻辑讲清楚。我在此做一点个人的猜测。长矛本来是车右的武器，现在冉有把它们集中给步兵使用，刺翻齐军兵车的驾马，从而击败齐军。这种打法可能不符合当时的军礼，不符合传统的车战程式。尤其是泥腿杆子步兵居然正面打败了高高在上的贵族车兵，简直让贵族老爷们气破肚皮。这种新战术甚至对贵族政治体制都造成了威胁和挑战，其后面隐藏的政治寓意让贵族们不寒而栗。所以冉有的这次胜利，可能会招来敌我双方贵族精英的非议：你不讲武德，不按照传统打法来打，你耍赖皮！打不过我们，居然用矛来刺我们的马，太不讲道义了！面对这种汹汹的非难和指责，德高望重的孔子才需要站出来为自己的学生辩护：他这种新打法是合乎道义的！能够打败敌人，保家卫国，就是最大的道义。

如果我们上面的推测不错的话，那么，这一仗也意味着步兵在正面战场上可以击败车兵了。经过漫长的努力，到了春秋末期，步兵的武器装备、组织方式和战斗力都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在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已经可以和传统主力战车兵相比肩了。

吴国步兵：威震中原

我们前面主要介绍了北方中原地带的郑、晋、鲁三个国家步兵逐渐复兴的情况，还有宋国、齐国军队临时车兵改步兵镇压叛乱的战例。而在南方的楚、吴、越等国，由于地形复杂，所以运用步兵更多。在吴国与楚国的长期征战中，双方都越来越多地运用步兵，尤其是在公元前506年到公元前505年的吴军入郢之战中，吴军的步兵千里奔袭，打得楚军措手不及，丢盔弃甲，展现出了极其强悍的战斗力。这些故事，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做了具体叙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就在吴军退回本国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04年，吴、楚两国再次进行了激战，楚军再次战败。吴国太子终累击败了楚国的“舟师”，俘获了一大批将领；楚国名将公子结所率的“陵师”又在繁扬（今河南新蔡北）被吴军击败。《左传•定公六年》提到了两个词，“舟师”和“陵师”。“舟师”好理解，就是水军。“陵师”的“陵”，是山陵、丘陵的意思，那么“陵师”应该是指山地部队。而战车兵不适用于山陵地带，所以“陵师”应该是由步兵组成的。这说明楚国已经有了专门的山地步兵。

公元前494年，吴国在夫椒之战中击败越国。越王句践（又作“勾践”）向吴国求和，吴王夫差同意了，放了越国一马。《国语•越语上》里，记载了伍子胥劝谏夫差的话：“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对于晋国那样的中原国家，我们即使打败了他们，也不能居住在他们的地方，不能乘坐他们的车辆。而越国呢，我们如果打败了他们，就可以居住在他们的地方，可以乘坐他们的舟船。所以，一定要灭掉越国，不可失去这个机会，否则一定悔之无及。

这段话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能乘其车”一句。公元前584年，晋国的屈巫臣出使吴国，教会了他们车战的方法，但是经过长期的战争实践，吴国摸索出了最适合自己的作战模式，最终还是选择了步兵作为自己的主力兵种。看来到夫椒之战的时候，吴国人已经对于战车的乘坐和使用感到很生疏了。

公元前484年，吴国、鲁国的联军讨伐齐国，双方军队展开了一场大战。吴国这一边，吴王亲自率领中军，胥门巢率领上军，王子姑曹率领下军，展如率领右军。鲁国国君鲁哀公和三卿（三桓）也都全部出动。齐国那一边，国书坐镇中军，高无丕率领上军，宗楼率领下军。齐国将帅中虽然也有乐观的人，但是大多对此战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很多人都准备好了后事。他们的预感是对的。

五月二十七日，双方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决战。展如率领的吴国右军击败了高无丕率领的齐国上军，但是国书却率领齐国中军击败了胥门巢所率的吴国上军。双方互有胜负，战斗处于胶着状态。在关键时刻，夫差率领吴国中军出击，齐军抵挡不住，大败。

这一仗，吴鲁联军歼灭了齐国军队，杀死齐军将领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等人，阵斩齐军甲士三千人，缴获了革车八百乘。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齐军仍然是以战车兵为主力的。而吴王夫差缴获了这八百乘兵车之后，他是如何处理的呢？他居然全都送给了盟友鲁国。这一方面表现了夫差为了拉拢鲁国而出手大方慷慨；另一方面，或许也说明吴国并不在乎这些战车，他们的军队以步兵为主，拿着这些战车没多少用。这也与上文“不能乘其车”的话相符合。

艾陵之战，是春秋时期规模最大的歼灭战，吴军以步兵为主力，歼灭了以车兵为主力的齐军，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此时的步兵已经可以在大会战中正面击败车兵，而且不是简单地击退、击溃，而是歼灭。可惜《左传》对艾陵之战的过程记述得非常简略，我们无从得知更多细节。到底吴军的步兵是如何打败并歼灭齐军的，用了什么武器和战术，已经很难弄清楚了。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领吴军主力北上，在黄池（今河南封丘南）与晋定公、鲁哀公以及周王朝卿士单平公会盟。夫差此行是为了争夺中原霸主之位，所以在歃血的时候，他想首先歃血。谁先歃血，谁就是盟主。而晋国长期以来就是中原诸侯盟主，自然不会轻易相让。夫差为了威胁晋国，命令吴军排列成三个万人方阵。《国语•吴语》记载说：“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也就是说，每一行一百人，一共一百行，形成一个万人方阵。三个万人方阵，分别穿不同颜色的衣甲，打不同颜色的旗帜。白色方阵，“望之如荼”；红色方阵，“望之如火”；黑色方阵，“望之如墨”。成语“如火如荼”就是从这里来的，最先是形容军容盛大，后来引申为气势蓬勃旺盛。吴王夫差率领三个方阵，于鸡鸣时开进到距离晋军营地前一里之外，擂鼓呐喊，声震天地。晋军大骇，不敢出战，连忙整治营垒，做好防御。

吴王夫差矛，出土于湖北江陵马山，春秋晚期。

至于最后谁先歃血，不同的史籍里面有完全相反的记载，有说是晋国的，也有说是吴国的。因为这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以我们这里不做过多纠缠，存而不论即可。从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吴国军队的主力确实是步兵。

吴越步兵的巅峰对决

春秋末期吴、越两国的争斗，曲折跌宕，充满了传奇色彩，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本书关注的是军事史，所以撇开那些或真或假的阴谋、隐忍、爱情故事不谈，只依据可靠的史料来介绍两国之间的军事斗争情况。

越国兴起于今浙江北部一带，首都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当它在春秋后期强大起来之后，也想向北方发展，但是却被更加强大的吴国挡住了去路。出于对抗吴国的需要，楚、越两国联合起来，形成对吴国的夹击态势。

公元前547年，吴王馀祭攻打越国，抓获了许多俘虏。这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吴越战争的记载。馀祭让俘虏当看门人，守护舟船。后来馀祭去看船的时候，竟然被越国俘虏用刀杀死了。

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开始对越国用兵。公元前505年，趁着吴军主力远征楚国腹地，越王允常率军侵入吴国，逼近吴国都城，吴王阖闾不得不紧急派兵回国救援。

在柏举之战中被吴国彻底击败、丢失郢都之后，楚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一时间无力再与吴国抗衡。吴国就开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越国，由此拉开了两国大规模灭国战争的序幕。两国都处于东南江河湖泽、水网稻田、丘陵地带，降水量大，土地容易泥泞，兵车使用不便，使用步兵和舟船才是战争的常态。所以在与吴越战争有关的史料中，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战车的踪影。即便双方使用了少量战车，恐怕也只是供君王、将帅乘用，而不是作战的主要力量，重要性不高。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其子句践继位。吴王阖闾决定趁越国国丧之机进攻越国，年轻的句践率军抵御，双方在槜(zuì)李（今浙江嘉兴南）摆开阵势。句践看到吴军阵列严整，心中颇为忌惮，于是派出武艺高强的敢死之士两次发动冲击，擒获了吴军前列的士兵返回。但是吴军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纹丝不动。于是句践又派出三行罪人，走到两军阵前，将剑架到脖子上，高呼：“两国君主交战，我们触犯了军令，在君王的阵前显示出自己的无能，不敢逃避刑罚，就请让我们死于阵前吧。”说完，全都自刎身亡。吴军将士亲眼见到这惨烈的一幕，看到越国人如此悍不畏死，全都目瞪口呆，深受震撼。越国人疯起来，连自己都敢杀，那对我们这些吴国人，又会有什么怜悯呢？

越王句践趁机指挥大军冲锋，吴军尚未从震惊中回过味来，有些精神恍惚，战斗意志大为下降，被越军冲开了阵线，大败溃逃。利用罪人来出奇制胜，这一招，在吴楚鸡父之战中，吴军自己用过，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没想到这次被越国人学会了，反过来对付自己。对罪人的具体使用方法，两次战役并不相同，但是牺牲罪人则是一致的，虽然有效，却都很残忍。

越国大夫灵姑浮追上了阖闾，用戈攻击他，把他的大脚趾砍断，并夺走了他的一只鞋子。阖闾伤势严重，很快就死去了。他曾经击败强大的楚国，对于东南方新兴的越国和其新王句践有轻视心理，骄傲大意，准备不足就贸然兴兵，结果反被敌人击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阖闾死前对太子夫差说：“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夫差继位后，矢志报仇。他每天派人站在庭中，只要是自己走过，就高声问自己：“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的父亲了吗？”每次夫差都回答：“唯，不敢忘！”（《左传•定公十四年》）他在伍子胥的辅佐下奋发图强，训练军队，发展经济，充实国力。

而句践在取得槜李之战的大胜后，也产生了骄傲心理，觉得夫差年轻，不足为惧，所以放松了警惕，到处田猎游玩，不好好管理国家。后来他听说夫差正在埋头苦干，日夜训练军队，打算报仇，才担心起来，决定先下手为强，在吴国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先对其进行打击。大臣范蠡劝谏他不要轻动刀兵，但是句践不听。

越王句践剑，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春秋晚期。

公元前494年，越国入侵吴国，双方在夫椒（今江苏苏州吴中西南太湖边）决战。吴国的国力本来就远超越国，槜李之战的失败并未伤及根本，在夫差君臣的努力下，很快就恢复了。吴军上下同欲，一心报仇，刻苦训练，所以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越军在这硬碰硬的战斗中，被打得大败，主力大部被歼灭，最后只剩下了五千士兵，退保首都会稽。

越国濒临灭亡，句践只好以屈辱的条件向吴国求和。伍子胥认为应该趁机消灭越国，永除后患，反对放过越国。但是夫差不听，同意了越国的求和。伍子胥叹息道：“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左传•哀公元年》）越国用十年生育繁衍，聚集资财，又用十年教育训练民众，就会完全恢复实力，卷土重来。二十年之后，吴国的宫殿可能就要废弃为池沼了。

夫差在击败越国之后，见其非常顺服，就不再把它当作对手，开始把战略目标转向北方，打算“北威齐晋”、争霸中原。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凿邗沟运河，沟通长江、淮河。邗沟于公元前486年竣工后，极大地加强了吴国向北方的运输、后勤能力。公元前484年，吴军在艾陵之战中大破齐军，取得了步兵战胜车兵的辉煌胜利。这一胜利进一步刺激了夫差的野心，他打算挑战晋国的中原霸主地位。而有战略眼光、不断劝谏的伍子胥则被他怀疑不忠，赐剑自杀。死前，伍子胥预言，吴国三年后将要衰弱了。

公元前482年，夫差率领吴军主力北上，在黄池与晋定公、鲁哀公以及周王朝卿士单平公会盟，以谋取中原霸主地位。为了威慑晋国，夫差带走了吴军数万精锐，国内空虚，仅留下太子友和一些老弱留守。句践君臣卧薪尝胆，苦苦等待了十二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这段话里，“习流”应该是指善于水战的士兵，“教士”指训练有素的士兵，“君子”应该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最为越王所信任的军人，“诸御”是指被充实进军队的各类官员，也有学者认为是指句践的亲兵禁卫军。总之，越国动员了庞大的军队，可以说是倾巢而出了。以上记载并没有提到战车。在计算兵力时，中原的传统是说兵车多少乘，而吴、越则一般是说多少人，是按照人数来计算的，这也说明这两国基本上是用步兵打仗的。

六月十一日，越军分为两路进攻吴国。越国大夫畴无馀、讴阳率军从南方行进，先到达吴国都城（今江苏苏州）的郊区。吴国太子友率领王子地、王孙弥庸和寿于姚等人到城外的泓水上察看情况。王孙弥庸看见越国人把缴获的他父亲的旗帜重新署上“姑蔑”二字使用，就请求出战报仇。太子友说：“我们现在力量不足以进攻，如果出战而不能战胜，将会亡国。请等一等。”但是弥庸不听命令，带着自己的部属五千人出战，王子地也帮助他。二十日，弥庸和王子地击败越军，俘获了畴无馀和讴阳。

越王句践率领另一路主力大军赶到，王子地赶紧就地防守。二十一日，吴越两军展开决战，吴军大败，太子友、王孙弥庸和寿于姚全都被杀死，只有王子地防守得当，没有失败。二十二日，越军攻入吴都，焚烧抢掠一空。

吴国人将惨败的消息报告给在黄池的夫差。夫差没想到居然被自己一直看不起的句践掏了老窝，大惊失色。他害怕这个消息走漏出去，影响军心，更影响他争夺盟主的行动，于是亲手把知道这个消息的人杀掉，一共在帐幕中斩杀了七个人。

在会盟结束后，吴军匆匆赶回国。此时士兵都风尘仆仆，疲惫不堪，看到国家残破，父兄妻子死亡遍地，他们无不震惊、恐惧而又悲伤，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所以夫差不敢马上与越军决战。而越军也害怕吴军主力，觉得没有把握取胜，决定见好就收，于是双方谈和。越军退回本国境内。

夫差骄傲狂妄，追求霸主的虚名，劳师远征，导致国家被越国偷袭击破，损失惨重，使得吴国多年努力取得的战略主动权完全丧失。吴国的经济被破坏得很严重，夫差想要慢慢恢复经济，徐图再起，但是越国没有给他这个时间。

公元前478年，越国趁吴国发生干旱，发兵进攻吴国。夫差率军在笠泽（水名，在今江苏苏州南，由太湖东流入海）迎击越军，双方夹水列阵。到了晚上，句践派出左右翼的步兵，分别衔枚疾走，迂回到上下游各五里处，涉江到一半，站在水中鸣鼓大噪，做出要渡河出击的样子。夫差中计，连忙分兵去两边抵御，导致中军兵力被削弱。句践带领三军主力偷偷渡河，不声不响地靠近，突然从正面向吴国中军发动进攻。吴军猝不及防，顿时大乱，被越军击败。越国的左、右两军也乘机渡过河去，击破当面之敌。吴军败退，越军猛追，又连打三个胜仗。吴王夫差精锐尽丧，只留下少量残兵困守都城。

笠泽之战地图

笠泽之战是吴越战争中打得最为精彩、漂亮的一战。句践充分利用了示形动敌、声东击西的战术，成功欺骗、调动敌人，最后从中央突破，出其不意，将吴国的中军击败，进而造成吴军的全线崩溃。这一战又是步兵涉过江河突击成功的典型范例。这种作战是很凶险的，很容易被对方半渡而击，招致失败。所以越军的左右翼都并没有渡河，而只是站在水中鼓噪，等中军偷袭得手，吴军左右翼动摇之后才过河。这些细节的安排、节奏的把握都非常精准，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技巧。根据《左传•哀公十七年》的记载，越军左右两翼称为“左右句卒”；而在《国语•吴语》中记载，越王句践的中军是“私卒君子六千人”，都是步兵。

笠泽之战后，吴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公元前473年，越国最终消灭了吴国，夫差被迫自杀。死前，他遮蔽自己的脸，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吴国，这个一度强大到让晋、楚两大霸主都恐惧的新兴强权，最终只是昙花一现，就消失于历史中，只留下缥缈的传说和深刻的教训。

句践灭吴后，越国又一跃而成为东南的大国，也积极北进中原，想要称霸。“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吴、越步兵的强悍战力，和他们的独特作战方式，都给中原诸国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促使他们学习其组织方式和战术，加快了中原步兵的复兴速度。

步兵复兴的原因

步兵在春秋时期逐渐复兴，也就带来了战车兵的逐渐衰落。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化，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战国战车综合复原图，请注意，车左的武器变成了弩。春秋时车左基本上用弓，弩是战国时代才兴起的新式武器。

第一，战争地域的扩大和地形的复杂化。车战在中原各国兴盛，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北部有着大片的平原，气候也比较干燥，雨水不多，地面较为坚硬，适合战车驰骋。但是随着作战范围的扩大，战车就需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地形。北方的戎狄，多处于山地，善于步战。中原诸国的战车兵在山地远不如步兵机动灵活，对付他们的时候常常感到不适应，所以纷纷发展出自己的步兵来和他们对抗。而南方的楚、吴、越等国更是丘陵遍地、水网纵横，雨量大，地面潮湿松软，战车机动性受到更大限制，还是步兵更加好用。人的耐力、持久力，尤其是对复杂地形、植被的适应能力，其实是比马更强的。所以当吴、越等国强大起来之后，他们的势力侵入中原，参与中原争霸，其以步兵为主的作战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原诸国。

第二，作战方式的变化。战车兵是贵族兵种，车战是贵族战争。只有贵族才能有资格充当车兵。在贵族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整套军礼规范，使得春秋前中期的战争充满了道德感、仪式感。战争不仅仅是国家竞争的一种手段，也是展示贵族风度的舞台。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术的进步，步兵逐渐具备了与战车抗衡的能力。与此同时，山地战、城市要塞攻防战的比例逐渐上升，战车部队在这类作战中显得大而无当，派不上用场，步兵却都可以担当大任。各国在实践中都慢慢发现了步兵的好处。而追求战胜的现实主义军事思想也慢慢取代了崇尚道德、礼仪的传统观念，诡计和诈伪被正面肯定，战争的表演性被取消。

第三，军队成分的变化。从西周到春秋前中期，实行的是制度基本上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国人，指的是贵族和上层平民，只有他们才能有当兵的资格，平时要接受军事教育，并按期进行军事训练。而地位低下的“野人”，也就是普通庶民，下层平民，是没有资格当兵的。随着井田制逐渐瓦解，这一传统也逐渐消亡。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需要的兵员越来越多，大量的“野人”被允许加入军队。他们没有条件接受射御等专业训练，无法充当战车兵，只能充当步兵。平民的地位逐渐上升，步兵也就逐渐取代车兵，成为军队主力。

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战国铜鉴上的水陆攻战纹上层图案

在春秋初年，各诸侯国在作战中能够出动的兵力，一般不过几百乘兵车。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的军事实力都越来越强，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晋国参战的兵力是七百乘兵车。到了一百年后，公元前529年的平丘之会，晋国出动了甲车四千乘。这代表了春秋后期霸主之国的兵力巅峰。到了战国时代，各主要强国都已经是号称“万乘之国”了。凭着历史的惯性，在整个战国时代，车兵仍然是军队的重要兵种，但是地位已经逐渐下降，被步兵反超了。尤其是铁器的广泛使用，弩的大规模兴起，都使得步兵拥有了足以击败车兵的利器。与步兵一样新兴的，还有骑兵。所以，战国时代，是车兵、步兵、骑兵并用的时代。

《六韬》是一部著名兵书。对于其成书年代，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当代学者大多认为它成书于战国后期。这本书里面，有许多地方提到了车兵，但往往是与骑兵、步兵并列的，表现的大概是战国时代多兵种混合战争的情况。所以，在书中论述的车兵战术，也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设定的，与春秋时代以车战为主要战争模式时的战术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在《六韬•犬韬•均兵》中，有这样一段话：

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故车骑不敌战，则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三军之众成陈（阵）而相当，则易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车。一骑当步卒八人，八人当一骑。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险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四十人，四十人当一车。一骑当步卒四人，四人当一骑。一车当六骑，六骑当一车。夫车骑者，军之武兵也。十乘败千人，百乘败万人。十骑败百人，百骑走千人，此其大数也。

在这段话中指出，战车是“军之羽翼”，而并不是军队的主体和核心。当时军队的主要力量已经是步兵了。车兵被称作“羽翼”，古代的注家认为，这是一个比喻，军队凭借车兵而可以奋飞。在我看来，可能还指它常常被配置在军队的左右两翼。它的作战功能是攻陷敌人的坚阵，拦击强大的敌人，遮断溃逃敌军的退路。

《六韬》的作者给予车兵很高的评价，认为在平坦之地作战的话，一辆兵车相当于80个步兵或10个骑兵的战斗力；而在险阻之地作战的话，一辆兵车相当于40个步兵或6个骑兵的战斗力。“夫车骑者，军之武兵也。”认为车兵、骑兵相对于步兵来说，都是更具战斗力的兵种。但是这段话不能回答一个问题：既然车兵这么强，为什么战国时代却要以步兵为军队的主力？而且战国时的骑兵还只是轻骑兵，马镫还远未发明，马鞍也很原始，使得骑兵战斗力有限，并不具备像车兵那样正面冲锋陷阵的能力。所以“十骑败百人，百骑走千人”的说法，似乎不太像战国时候的情况，而更像是秦汉时代重骑兵发展起来以后的情况了。从这一点看来，或许《六韬》成书的时间要更晚。宋人罗泌《路史•发挥•论太公》说：“要之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代崔述《丰镐考信录》说：“必秦汉间人所伪撰。”这些意见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又或者，《六韬》最先作于战国后期，在流传的过程中，又不断有人进行了增补、修改，所以未必能够完全展现战国时代真实的战场风貌。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许多战国史料永远地失去了，所以我们对战国时代的了解，甚至还不如春秋。战国的战争非常频繁，规模也远远大于春秋时代，但是有详细记载的却很少，这给军事史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遗憾。战国车兵的具体表现，史料很有限，不如《左传》中那么详细。所以我们这本书，主要介绍春秋车战，战国车战就难以深入介绍了。

在残酷而漫长的兼并战争中，车兵昂贵、笨重、呆板的缺点越来越明显，在军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到汉朝以后，战车和车战的方式就渐渐被淘汰了。曾经叱咤风云的战车，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的军队，也有战车，但是已经不是先秦时代这种单辕、两轮、驷马的战车了，名称虽然相同，实际形制、结构、作战功能、使用方法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些新型战车，也在战场上发挥出了很大作用，但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后记

我从小就喜欢军事。还不认识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给我讲三国战争故事。认字以后，就一直保持着阅读军事书刊的习惯，直到今天。正如绝大部分军迷一样，我成年后并没有成为一名职业军人，而最终成为一名恬不知耻、纸上谈兵的嘴炮党。偏偏我又姓赵，祖上出过很多厉害的军事家，赵衰、赵盾、赵鞅、赵无恤、赵雍、赵奢……就数这些吧，再往下数，我怕你们说我骄傲。

我学习军事的大部分时间精力，是用于现代战争方面的，尤其是二战和最新军情。但是我却至今不敢写作与现代战争有关的书籍，文章也写得很少，因为我觉得自己水平还差得远。尤其是最新的军事发展情况，在军事斗争越来越依赖高科技装备的今天，没有充分的科学技术知识，是很难真正理解的。作为文科狗的我，深知自己的先天缺陷，所以只能勉强追随动态信息，了解新军事革命的大概趋势和武器装备的大概原理，也就满足了。但是，读了几十年军事书，总还是希望能够把一些心得和体会写出来，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后来学了古代文学，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算是培养了一点点，在军迷中，这大概也算是某种专业优势。而且古代军事技术还不算特别复杂，尚在文科狗可以理解和把握的范围内，所以慢慢地，我决定以中国古代军事史为自己突破的方向，也写出了若干篇相关论文，发表在《文史知识》杂志上。

著名出版人杨晓燕女士与我是校友，蒙她高看，十多年前就约我写这方面的书稿，但我实在是不成器，居然一拖再拖，也未能交稿。一是因为懒，二是因为水平不够。订计划的时候，雄心万里，豪气干云。具体到阅读文献、考证细节，真正落笔的时候，才发现其中的困难，大大超出自己的想象。无数从前觉得没有疑问的地方纷纷出现了疑问，小到一个字词的训诂解释，大到武器、战术、军队组织的发展进程，都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往返斟酌，来回对比。这样一来，需要消耗的工作量十倍于计划。刘勰《文心雕龙•神思》里说：“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谈的是文学创作，其实说出了各种体裁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想来容易做来难。

虽然进度极其缓慢，但是晓燕大编始终没有放弃对我的“追杀”，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来微信问：“咱们的稿子怎么样了？”令我如芒刺在背，避之不及。连逢年过节给她发祝贺微信都斟酌再三，生怕因此“惹火烧身”。如果没有她对我持之以恒的信任和督促，以我这么慵懒的性格和低劣的资质，恐怕早就放弃了写作。编辑真是个伟大的职业，许多书都是在编辑夺命微信的“威逼恐吓”之下才得以面世的。

前两年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约我做讲座，编导兰培胜先生问我可以讲什么题目。我觉得古代文学专业自己熟悉的题目，要么太艰深，不适于在电视上讲，要么就已经有别的学者讲过，珠玉在前，我也无法超越。想来想去，还是讲古代军事吧。《百家讲坛》这方面的节目还不太多，应该还有开拓的空间，正好也可以和我正在写作的书稿互相促进。我把这个思路与兰先生商量，他也欣然同意。最终，系列讲座“春秋车战”于2021年11 月底开始正式在《百家讲坛》栏目播出，共12 集。因为电视节目有时间限制，所以不能把所有的内容和想法都讲出来。晓燕女士建议我把讲稿做些扩充，做成该系列书的第一本来出版。最终字数扩充了一倍，就是大家手里的这本书。

先秦时代的车战，离今天已经很久远了，一般的读者朋友，可能并不很清楚其细节。而大量的影视作品，往往也会给人似是而非的印象。那么，车战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发展的呢？一辆战车，是如何发挥其战斗力的？车上的武士各自有什么分工？在具体的各个战役中，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战术？春秋的贵族武士们，又有着哪些表现呢？这就是本书所要呈现给各位读者朋友的。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先秦战车总论”，概述了战车的起源和形制，以及车上人员的分工，进而再介绍战车的基本战术。有些地方结合考古发现来介绍，学术性稍强，只爱读故事的朋友或许会觉得枯燥，那么直接跳过即可。下编是“春秋车战简史”，第一到十章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春秋车战的重大战役。最后两章分别介绍攻城战和步兵崛起的情况。

我给本书的定位，是普及性的书籍，要让大部分读者都能够读懂，并且感到有趣味。所以它不是严谨的学术著作，不能面面俱到地介绍春秋军事的每一个方面，在许多细节上也不做艰深、枯燥、繁琐的考据，只是把春秋战争史的主要脉络勾勒了出来，重要战役基本没有遗漏。虽然主题是车战，但是对于攻城战和步兵的崛起，也都用专章做了介绍，这样可以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春秋战争的总体面貌，在大背景下把握战车兵兴衰的原因和过程。同时，普及性的书籍未必就不能讲究学术性。虽然我展现出来的是比较浅白平易的文字，但是背后却是下了许多考据、辨析的功夫的。有许多具体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分歧很大，我都是在仔细对比、思考之后，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理的说法呈现给读者，只是略去了辨析考证的过程而已。

当前许多讲古代军事史的书籍、文章，有太多臆想之处，有些夸张的，甚至已经类似小说了。比如，有人写先秦的战争，双方布阵是如何的，分成几大块，是实心阵还是空心阵，第一排有多少步兵，手里拿着什么武器，第二排放了多少弓箭手，第三排有多少辆战车，两翼有多少骑兵，数字非常精确，阵形如在目前，简直就像是打游戏或看电影，写得非常清晰，活灵活现，触手可及。然而，这些基本上都是作者自行脑补出来的，根本就没有这么详细的史料做支撑。中国古代史书，对于战争细节往往描述得不多，一笔带过，这给军事研究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能够做的，是基于宝贵的现有史料，再结合考古新发现，尽量去还原古代的战争实况。在这个过程中，严谨的学术思维和合理的联想都是需要的。但是想象力必须立足于现有材料，植根于深厚的知识素养和对那个时代的总体把握，必须控制在逻辑框架之内，否则就会变成脱缰野马，朝着虚构创作的方向绝尘而去。天马行空固然炫人眼目，写出来的东西或许精彩纷呈，天花乱坠，但是离历史事实却很远。这样的作品很难说是严肃的普及著作，非但不能帮助读者了解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反而会起到误导的作用。

所以，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不玩噱头，言必有据，用学术的态度来写普及文章。对于疑难问题，一般都要在前人的学说中择善而从。有些我自己有创新观点之处，也都要在可靠材料的基础上做出合理推测，不做过分神奇的畅想。既然是推测，当然未必都符合史实，不过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某些思索或许有可取之处，可以在追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参考。而由于材料缺乏造成的大片的历史迷雾，我自己无法看清，也就不强作解人了。史料没有提供细节的，我不做过多脑补，就让故事维持在简单、浑朴的状态，其实反而比强行增加许多没有根据的细节要更加准确可靠。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写出来的书，或许不会是最精彩好看的，但应该也不会是太离谱的。

因为写作这本书，我得以结识仰慕已久的刘永华先生，他的大作《中国古代车舆马具》和《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曾经给我带来了无穷的阅读快感，激起了我极大的求知欲。他根据第一手考古资料，经过仔细研究、考证，最终手绘出的那些精美图片，不知泽被了多少研究者和爱好者。本书的写作，也对他的著作多有参考。刘先生慷慨地同意我们在本书中引用他著作中的图片，并亲自为本书封面绘制了春秋战车形象。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能有如此的荣幸。在此过程中，我也得以向他请教各种问题，获益良多。刘先生对我的提携和帮助，让我衷心铭感。

最后，感谢杨晓燕女士和兰培胜先生，是你们的宽容、耐心和鼓励才使这本书有机会面世。感谢编辑刘早女士的辛勤努力，使本书增色不少。感谢我的妻子静怡和岳父母，是你们的理解和支持，承担了繁重的家务，才使我有时间进行写作。感谢我的父母，你们永远是我最强大的精神后盾。也感谢我的女儿盼兮，是你的到来给了我无穷的快乐，也大大拖慢了本书的写作进度。

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敬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2022.6.3 端午节

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家中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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