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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御者和马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是互相照顾、互相成全的。要当好一个御者，他的技术不仅仅在于如何操纵马，还在于要能够了解马、照料马、爱护马。也正因为如此，御，在先秦时代是一种非常复杂、非常难以掌握的技术。又因为它很重要，当时的贵族们都要花很多工夫来学习。

一辆车，四匹马。中间的两匹，叫作服马。两边的两匹，叫作骖马。而操纵马的缰绳，叫作辔。按照我们一般人想的，每匹马有两根辔，那么四匹马就是八根，御者操纵时就会拿着八根辔，左手拿着左边两匹马的四根辔，右手拿着右边两匹马的四根。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好操纵的。不管是要马向左转还是向右转，都要两手一起向同一个方向拉扯，而且效率不高，也不好进行微调。

实际上，古人想出了很聪明的办法。我们来看一下江苏淮阴高庄出土的青铜器的刻纹：

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刻纹中的车

这幅画的风格十分写意，画里的马只有两匹。请仔细看御者手里的四根辔，其中靠里面的两根，是交叉的。奥妙就在这里。两匹马的左辔都在御者的左手里攥着，而两匹马的右辔都在御者的右手里攥着。这样御者把左手向左边一拽，两匹马就都往左边跑了。把右手向右边一拽，两匹马就都向右边跑了。这样操纵起来，就方便多了。

那么，四匹马的情况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幅画。这是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战国狩猎纹铜鉴上的战车形象：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中间的两根辔，仍然是交叉的。而骖马内侧的那根辔，是和服马的外侧衔环系在一起的，这样到御者手中，就少了一根辔，左右各三根，就只有六根了。这样，就减少了缰绳的数量，简化了操作，但是效率并没有降低。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先秦时候的御者，是靠六根辔来操纵马车的。《诗经》里经常提到“六辔”，如《诗经•秦风•驷驖》：“驷驖孔阜，六辔在手。”《诗经•秦风•小戎》：“四牡孔阜，六辔在手。”就是说驾车的四匹马又肥又大，御者手执六辔，得心应手。《诗经•小雅•车舝》说：“四牡騑騑，六辔如琴。”这就写得更加有诗意了，说用六辔驾车，就像弹琴一样，既整齐有序，又充满了优美的节奏感。

在今天的影视剧中，我们常常看到驾车的人用皮鞭猛抽车辆的驾马。而实际上，先秦两汉时代的马车上，用来催马的工具并不是鞭，而是策。与柔性的皮鞭不同，策是刚性的，是一根小竿子，前端装有一个金属的短刺，可以用于敲击，也可以用于刺。因其长度并不是很长，所以主要只是作用于马的屁股。

著名学者孙机还原的六辔及其系结法

秦陵2号铜车上的策

读者可能会问，用策驱赶驾车的马匹，那鞭子用来干什么呢？答案是，可以作为策的补充，但更主要是用来打人。一方面，可以驱散车旁边的行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战争中作为一种辅助的武器，来打击逼近的敌人。在日常生活中，鞭子是一种常见的惩罚用具。在先秦典籍中，有许多用鞭子打人的记载。只是后来骑兵兴起，骑在马上，用鞭子打马比策更加方便，所以鞭子也就用得越来越多了。后来，在人们的生活用语中，就渐渐地鞭、策不分了。直到我们今天，还有“鞭策”这个词，常常用来指师长对于后辈的鼓励和督促。

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有不少驱车用策的图案。《平索戏车》，河南新野，汉画像砖，拓本。

《车马出行》，河南郑州，汉画像砖，拓本。

《车马出行》，河南郑州，汉画像砖，拓本。

《车马出行》，河南新密，汉画像砖，拓本。

西周车综合复原图，这幅图可见御者用策的情景。

不要得罪司机

在正常情况下，御者要站在车厢的中央，便于驾车。只有在统帅的车上，因为统帅要站在中央击鼓，御者就只好挪到车的左边。这属于个别的例外情况。御者要服从上级统一指挥，注意保持本车在军阵、行列中的位置，还要随机应变，避开突然出现的险阻，保证行车安全。这些险阻，包括凹凸不平的地貌，比如小土堆、小坑，泥沼等等。在树林中行进，尤其要当心，战车很容易被树枝挂住，失去行动能力。

在战场上，御者还要随时调整战车的方向和姿态，为车左、车右创造有利战机。当敌我双方相向冲击，相距还比较远，但又已经进入弓箭射程的时候，御者就要根据对面敌车的情况，适当调整战车的方向，使车左获得较良好的视界和射角，从容射箭。但是方向又不能变化太大，以免干扰到左右邻车的行动。而到了双方靠近的时候，御者就又需要重新调整，避免与敌车正面相撞，并保证与其从右侧错毂。到了错毂的时候，双方的车右要用矛、戟等兵器拼杀，所以御者要保证两车距离适当，既不能太近，导致相撞，又不能太远，以致车右无法杀伤到敌人。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辆战车上的三个人，必须紧密配合，融为一体，才能充分发挥战车的威力。而三个人要形成这种默契，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相处、磨合、训练的。这和今天的坦克车组非常相似。在三个人中，车左的地位最高，其次是御者，车右的地位最低。但是三个人应该互相尊重，这样在战场上才能同生共死。如果处理不好同车战友之间的关系，那么上了战场就可能会出问题，甚至可能是大问题。

公元前607年，郑国出兵攻打宋国。宋国以大臣华元为主帅，率军迎击，双方在大棘（今河南睢县南）交战。在战前，华元为了鼓舞士气，杀羊犒劳将士，但是却忘了给他的御者羊斟分一份，羊斟便怀恨在心。到了战场上，羊斟说：“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左传•宣公二年》）前天分发羊肉，由你做主；但今天打仗驾车，可就得由我做主了。说完，他就故意把战车赶到郑军阵中，使得主帅华元直接成了郑国人的俘虏。宋军一开打就失去了主帅，群龙无首，当然惨遭失败。

《左传》借君子之口批判羊斟：“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认为他不是人，就为了一碗羊肉汤，就为了自己那么一点点私人的怨恨，却使国家在战争中失败，许多人战死，人民遭殃。

宋国人用一百辆兵车，四百匹好马，来赎回主帅华元。当这些东西交付了一半的时候，大概郑国人的看管松懈了，华元就找了个空子逃回来了。他见到羊斟，很委婉地说：“我这次被俘，是因为你的马不听指挥啊。”羊斟倒也直率，回答说：“不是因为马，而是因为人。”很爽快地承认了，是自己故意这么干的。说完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宋国无法再立足，就逃亡到鲁国去了。

在这件事情中，羊斟固然是个坏人，但华元自己也有疏忽。对于你最亲近的御者，怎么可以冷落他呢？当时御者也常常被称作“仆”，在《左传》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御者虽然是仆从，为主人服务的，但是他们的作用太重要，主人也应该敬他们三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故事。

公元前549年，楚国军队进攻郑国，晋国人率领诸侯军队去救郑国。当时有一种风气，在战前派一辆兵车去对方的营垒挑战，展示己方的武力，表达己方的作战决心，叫作“致师”。而派去致师的三个人，一定是武艺最杰出的勇士。晋平公就挑选了晋国的张骼和辅跞两位大夫，但是御者，他打算找一位郑国人。因为这毕竟是在郑国打仗，郑国本地的御者更熟悉地形。

晋平公向郑国提出这个要求之后，郑国人进行了占卜，结果是派公孙宛射犬去，吉利。郑国大臣游吉是个很有经验的外交家，他告诫宛射犬说：“晋国是大国，现在来帮助我们，所以你对晋国人应该要谦卑有礼，不要和他们平起平坐。”宛射犬年轻气盛，有些不以为然，说：“国家之间不分大小强弱，人民多寡，都应该一律平等。应该按照各自在国内的职位来决定尊卑高下。我是郑国大夫，如果他们是晋国的卿，那当然位置在我之上。但是他们并不是卿，也只是大夫，那我就没必要屈居于他们之下了。”游吉说：“不是这样，小土山上生不出松柏这样的大树，我们小国也不能和大国平行。”

宛射犬到了晋国军营。按道理来说，他和张骼、辅跞二人就算是战友了，很快三个人就要同车出发，去执行最危险的致师的任务。但是张骼、辅跞这两个晋国人却很傲慢，不愿意平等对待宛射犬。他们自己坐在帐篷里休息，却让宛射犬坐在外面。他们自己吃完了饭，才招呼宛射犬吃饭。在去执行任务的路上，这两个人也让宛射犬一个人驾着兵车走，而他们自己却乘坐自己的车子走，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和宛射犬多打交道。

直到到了离楚军营垒比较近的时候，张骼、辅跞才来到了宛射犬的车上。上了车也不和宛射犬多言语，居然往那儿一坐，就弹起琴来了。他们是完全把宛射犬当成一个赶车大爷看待了。宛射犬心里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你们这也欺人太甚了。是你们请我来的，我来了你们又这么不尊重我，太过分了！既然你们两个如此高傲，那我就要看看你们到底有没有真本事。

正这么想着，他们的车已经靠近楚军营垒了。宛射犬也没有和两个同伴打招呼，突然催动马匹，向前疾驰而去。张骼、辅跞这两人还在那儿弹琴呢，美不滋儿的，一瞧，啥情况，这就开始干活儿啦？两个人赶紧从口袋里拿出头盔戴上。刚刚戴好，他们的战车已经冲进了楚军的营垒。张骼、辅跞都从战车上跳下来，大显身手。他们抓起敌兵，投向其他敌兵，并且抓了俘虏，夹在腋下带回来。但是宛射犬并没打算等他们回来，掉转马头，独自就驰出了营垒。那两个人一看，不好，“哥们儿，等等我们—”赶紧一通狂奔，追上来，用“超乘”的绝技，从后面跳上了奔驰的战车。然后他们又抽出弓箭，射击楚军追兵。

马绳带上的装饰物，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

等到脱离了险境之后，张骼、辅跞就又把琴拿出来了，一边弹，一边对宛射犬说：“公孙啊！既然我们同乘一车，那就是兄弟啊。为什么你一进一出，都不和我们打招呼呢？”

宛射犬也没想到，这两个人还真是武艺高强，本来想把他们甩给敌人，借敌人之手杀死他们，没想到愣没甩掉，还让他们跳回车上来了。他感到非常尴尬，只得搪塞说：“开始我只是一心想要冲进去，忘记了和你们打招呼。后来我是因为心里害怕了，所以来不及等你们，就自己先出来了。”

张骼、辅跞两个人都笑了，他们也知道自己无礼在先，做事情有些过分，伤害了宛射犬的自尊心。现在既然顺利完成任务，三个人都毫发无损，那也就不必深究了。他们哈哈一笑，说：“公孙，你的性子可真急啊！”这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

所以我们看，司机是不能随便得罪的。要是得罪了，司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那些地位高的人，选御者和车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司机和保镖，都得挑自己最亲近、最信赖的人。但是呢，这世界上就有人神经比较大条，对贴身服务的人不太挑拣。我们下面就要说到这样一位。

齐懿公在做公子的时候，曾经与一位大夫争夺田地，没有得胜。到他即位，当了国君以后，想要报复那位大夫，但是人家已经死了。齐懿公余恨未消，就命令掘开这个人的坟墓，挖出尸体，砍去了他的脚，执行了刖足的刑罚。

从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齐懿公是个无道之君。但是他的荒唐还不止于此，他居然让那位死去的大夫的儿子，叫作邴歜的，来给他驾车。

这还不算完。另一位齐国大夫，叫作阎职，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结果被齐懿公知道，直接抢走了。齐懿公做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之后呢，并没有把阎职当外人，反而让他当自己的骖乘，也就是车右。

各位读者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背上冒寒气啊？对啊，这齐懿公的心是真大啊！这种人，在我们今天的电视剧里面，肯定活不过两集。果然，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发展。

在夏天的五月，齐懿公到申池游玩。他的司机和保镖，邴歜和阎职，在空闲的时候，就一起在池子里泡澡。两个人可能是因为什么小事情，吵起来了，邴歜就拿马鞭去打阎职。阎职就生气了。邴歜就嘲笑说：“别人夺走了你的老婆，你都不生气，我就用马鞭轻轻打你一下，又伤不着你什么，你有啥好生气的？”

阎职给他这么一说，也反唇相讥：“哎呀，我是真没啥好生气的啊，和那种被人家砍了父亲的脚却啥也不敢说的人相比啊，那我真是差得远了。”

这两个人这么一说，互相可就戳了心窝子了。说起来都是泪啊！哥俩一合计，咱俩吵什么啊，本来是难兄难弟啊，应该同病相怜才对。干脆，有怨报怨，有仇报仇，一起把那个家伙做了吧！于是两个人合谋，把齐懿公杀了，把尸体扔在竹林里。回去后，二人各自告祭了宗庙，然后就逃走了。

这个齐懿公，我们可以说他是多行不义必自毙。除了荒淫无道，他的愚蠢也是出类拔萃的。

忠诚御者勇救主人

说了几个御者发脾气的故事之后，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忠诚的御者勇救主人的故事。

春秋末年，鲁国的权力已经被三个大家族，孟氏、叔孙氏、季氏，也就是“三桓”所掌握，国君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了。而三桓中实力最强的季氏，权力又被其家臣阳虎所控制。这就是孔子所谓的“陪臣执国命”，大臣的家臣执掌了国家的大权。阳虎还不满足，阴谋作乱，想要除掉三桓，自己更进一步地完全掌控朝政。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杀死他的主人，季氏的家长季孙斯，也就是季桓子。

在公元前502年的一天，阳虎率领着他的军队，挟持着季桓子，到鲁国都城东门外的蒲圃去，名义上是要在那里举行宴会，招待季桓子，实际上就是想趁机杀死他。季桓子坐在车上，看到自己周围被手持兵器的人紧紧包夹着，也感到了一股杀气，心里暗叫不好。当时给他驾车的人叫作林楚。季桓子就对林楚暗示说：“你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季氏的忠良之臣，你也要继承这个优秀的传统啊。”

林楚听懂了，说：“臣听到您的命令，已经太晚了。现在阳虎执掌鲁国的政权，全国人都服从他，违背他的命令，就只能是找死。我死了，对主人并没有好处。”

季桓子说：“有什么晚的？你能够带着我到孟氏那儿去吗？”

林楚说：“臣不敢吝惜一死，只是害怕不能使主人免于灾祸。”他这意思是说，现在我们被阳虎的人团团包围着，担心冲不出去，那事情就糟了。

季桓子一咬牙，说：“去吧！”他下了决心，要死里求生，搏一把运气。

当时孟氏有三百名强壮的仆人，正在附近建房子。林楚瞅准了一个机会，奋力策马，突然冲出队列，一路狂飙，直奔孟氏的房子。阳虎的弟弟阳越用箭射季桓子和林楚，没有射中。林楚把车赶进孟氏的房子以后，孟氏的奴仆们就赶紧把大门关上。有人从门缝里往外射箭，把阳越射死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战国车马猎纹钫上的驾车狩猎图

真是千钧一发啊！季桓子这才逃了一命。接下来三桓通力合作，打败了阳虎，阳虎只好流亡国外。在这次事件中，忠诚而又勇敢的御者林楚，立下了大功。他卓越的驾车技术，也在冲出重围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左传》中，还记录了一件稀罕事。晋悼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流亡在卫国，有一次打猎，让他的女儿驾车。这个小女孩是个巾帼英雄，居然把四匹马驾驭得服服帖帖，马车进退来回，奔驰旋转，无不得心应手。田猎中的马车动作与战争中的类似，需要迅速地调整方向，以便于车左射箭，还需要猛烈地追击猎物。这父女二人配合默契，在猎场上大放异彩。当时战争、田猎这种事情，都是男人的专利，女人都不沾边的。这回居然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众多臭男人面前炫了一把车技，把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到了。

有一个卫国贵族，太叔懿子，深深为这位女御者的飒爽英姿所折服，不由得心生爱慕。他留下公子慭，请他喝酒，酒酣耳热之际，提出聘他的女儿为妻。公子慭也爽快地答应了，由此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四　车右：赳赳武夫

车之五兵

车右，就是站在兵车右边的人，又称为“戎右”“参乘”，不但要负责近距离格斗，保护车左和御者，擒拿敌人，也就是抓俘虏，还要兼管维护、修理车辆。当车辆陷在坑里，或遇到其他障碍的时候，他要下去推车、排除故障。相对于地位尊贵的、干技术活的车左，车右要干的更多是些脏活、累活、体力活、危险活。所以，一般来说，车右都由身体强壮、孔武有力的勇士来承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车上也可以站第四个人，称为“驷乘”，其职责是做车右的副手。

在双方兵车距离比较远的时候，主要是依靠车左弓箭手互相射击。而当双方靠近的时候，就该车右来表演了。双方战车相向冲锋，不能面对面地撞上，那样人仰马翻，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是交错而过。《楚辞•九歌•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毂，就是指车轮中心安插车轴的部分。“错毂”，就是说双方战车交错而过。如果从左边错毂的话，双方的车左手里拿的是弓箭，难以互相拼杀。所以双方都很默契地从右边错毂，这样车右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戎右使用武器的范围

车战示意图

所谓“短兵接”，并不是用刀剑等短兵器互相砍杀，而是指用矛、戟等长柄兵器互杀，相对于长射程的弓箭来说，它们就属于短兵了。当时战车有“五兵”的说法。这五兵是哪五种兵器，有不同的说法。《周礼•夏官•司兵》：“军事，建车之五兵。”郑玄引郑众注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

矛是人类历史上使用最为普遍，历史最为悠久的长柄兵器，用于刺杀敌人和动物，我们称之为刺兵。矛也是最长的兵器，在先秦时代的考古发现中，2 米多、3 米多的矛很常见，4 米多的也有。4 米多的应该就是夷矛，稍微短一点的就是酋矛。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长度。

而戈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兵器，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兵器。它的锋刃是向旁边伸出去的，用于啄击和勾杀，所以又被称为啄兵或勾兵。

大家可以看看戈头的示意图。向旁伸出，用来杀伤的前面主体部分，叫作“援”，后部叫作“内”。援的顶部是尖锐的，叫作“锋”，可以用于啄击敌人，就像啄木鸟啄木头一样。而援的两边又都开了刃，面对敌人的上刃可以用来推杀，而面对自己的下刃，则可以勾住敌人的脖颈、关节等薄弱部位，进行切割和勾杀。

青铜矛两件，出土于河南安阳孝民屯，商代晚期。

宽叶刃长骹(qi o)矛，出土于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春秋晚期。

戈的各部位说明图

曲内歧冠式戈，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北妇好墓，商代晚期。

三角援戈，出土于河南安阳孝民屯，商代晚期。

直内戈，出土于河南安阳孝民屯，商代晚期。

鸟形曲内戈，出土于河南安阳孝民屯，商代晚期。

太保冓戈，出土于河南洛阳北窑村，西周早期。

圭援式长胡戈，出土于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春秋晚期。

曾侯乙寝戈，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

戈的捆扎方法。戈上的孔洞叫作“穿”，用来穿绳子，以把戈头扎紧在柄上。另外一种戈头则直接铸一个孔，叫作“銎(qióng)”，用来安装柄。

公元前616年，长狄的一支—鄋瞒，侵犯齐国，然后又入侵鲁国。鲁文公派叔孙得臣率军追击他们。叔孙得臣的车上站了4个人，富父终甥是“驷乘”，也就是车右的副手。鲁军在咸地打败了鄋瞒人，俘获了他们的首领侨如。富父终甥用戈向前摏击侨如的喉咙，把他杀死了。这个例子说明戈确实有向前推杀的功能。

《诗经•秦风•无衣》说：“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王于兴师，修我矛戟。”那么，戟又是什么呢？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戟就是《三国演义》中吕布使用的那种兵器，所谓“方天画戟”。在明清时代出版的小说绣像中，这种戟被画成了以矛为主体，在矛的一侧，还加上了一个月牙状的弯刀。

后来这种武器形象影响了戏曲、连环画以及今天的影视作品，可谓是深入人心。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种戟，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戟刀”，是在宋代才出现的，三国的时候并没有这种戟。

先秦时候的戟，是戈和矛的合体。也就是在一根柄上联装一个戈头和矛头，这样就同时具备了这两者的功能，既可以向前刺，也可以向周边上下进行啄击和勾杀。

早期也曾经出现过把戈和矛这两个部分合铸在一起的“十”字形的戟头，但是这种戟制造工艺难度比较高，结构强度又不够，所以没有成为主流，在东周以后就不再使用了。

因为戟综合了戈和矛的杀伤功能，所以非常受欢迎，在战场上就渐渐取代了戈的地位。尤其是到了战国以后，戟成为主流，戈就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中，除了正常的戈矛联装戟外，还有的戟在戟体下再加装1～2件戟体，以增强杀伤力，墓中的简文称之为“二果”戟、“三果”戟，也就是二戈戟、三戈戟。看上去，显得十分威武霸气。这是战国早期的武器状况。

在春秋战国的矛、戟柄上，还经常扎有一圈到数圈的羽毛，羽毛的尖是向上的。这就是《诗经•郑风•清人》所说的“二矛重英”“二矛重乔”。这些羽毛挺漂亮，但是它们的功能主要不是为了美观，而是防止血沿着长柄流下来，流到手上，影响作战。另外，它们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遮挡对方视线，阻挡对方的戈戟顺着长柄来割手。

銎内戈两件，商代晚期。上件出土于河南安阳孝民屯，下件出土于河南安阳高楼庄后冈圆形祭祀坑。

带柲戈，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

在青铜战斗部的后面，就是战士手执的柄，又叫柲(bì)。有木柲，也有积竹木柲。所谓积竹木柲，就是以木杆为芯，然后在外面裹一两圈窄细的长竹片，用丝线紧密地缠束起来，最后在表面通体涂漆。这样处理过的柲，既有刚性，又有韧性，不容易损伤、折断，同时也耐潮，整体上也显得威武美观。

柲底端一般都有一个套子，叫作鐏，可以用铜、金、木、骨等材料来制作，能够保留到今天的，绝大多数是铜鐏。鐏的作用主要是保护柲的底端，使其不会磨损、开坼、散架。有的鐏末端较尖，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鐏这一端来杀伤对方。鐏还有配重的作用，让武器使用起来更加舒服，特别是用金属来做鐏的时候，效果更加明显。

明末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真本》，这幅画是吕布与貂蝉在凤仪亭约会，被董卓撞破的著名场面。吕布身边插着的戟就是戟刀形象。

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那就是戈、戟的柄（柲）的长度。因为柲都是以木、竹材料制成，经过两千多年，绝大部分都已经腐朽，考古学家只能通过一点残迹来加以辨认，另外通过戈头和鐏的正对距离来推测柲的长度。

但是年代久远，棺木朽坏、墓室垮塌等变化会造成墓内文物的位移。客观条件的限制，给对柲的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

《周礼•考工记•庐人》记载了五兵的长度：“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这里的寻、常都是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两寻为一常。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戈柲长六尺六寸；殳长一寻零四尺，也就是一丈二尺；车戟长两寻，也就是一丈六尺；酋矛长两寻零四尺，也就是二丈；夷矛长三寻，也就是二丈四尺。

专门研究先秦时代青铜戈、戟的专家井中伟教授，在列举了东周兵器的考古资料后指出：“据陈梦家先生考证，战国一尺约折合今天的23厘米。照此换算，戈柲长当为151.8厘米，戟柲长368厘米。上述的多数考古发现与此记载尺寸基本相当，出入不大。”他又说：“尺寸与配属方面，东周戈戟之柲有长、短之别。短柲者全长110～160厘米，以150厘米左右最为集中；长柲者全长303～340厘米，最长达370厘米。两种柲径大体一致，2～3厘米。短柲者一般与戈头相配套，长柲者多与戟头相配套，然而可能有例外。”<注："井中伟《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84页。">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经典系列连环画《三国演义》之《辕门射戟》，凌涛先生绘。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戈、戟之间的差别，不仅仅在于其青铜战斗部，还在于其柲的长度。戈比较短，而戟则比较长。戈最先是步兵武器，商代的戈柄大概70～100厘米长，这个长度只能单手使用。而东周的戈柲增长了一些，如上所述，也不过是1米多长，应该还是单手使用的。有学者认为在车战兴起后，应该也会出现用于错毂作战的长柄的车戈，但是这种猜测并不符合《周礼•考工记•庐人》的记载，目前的考古资料也尚不足以提供非常充分的证据。而戟在商代晚期也已经出现。在藁城台西M17号墓中，就发现了一件戈矛联装戟，柲长85厘米。夏商时期的戈、戟都不太长，全长在80～100厘米之间，应该都是步战兵器，适于单手使用。在进入车战时代后，两者似乎开始分化。戈还是以单手操作为主，所以一直不是特别长。而戟因为有前刺功能，与矛类似，所以也就像矛一样装长柄了。

戈柲的捆扎方法

江苏六合程桥出土春秋青铜戟

宋代兵书《武经总要》里的戟刀形象

侯戟，西周十字形戟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带刺三戈戟，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

戟、矛上绑缚羽毛的样子。左边是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柄部缚羽毛的戟和矛，右边取自河南汲县（今卫辉）山彪镇出土战国铜鉴上的水陆攻战纹图案。

秦代戈矛联装戟复原图

如果戈一直都比较短，最多不过160厘米，那么这个长度用于兵车错毂作战，显然是不够的。那车上为什么还要装备戈呢？笔者认为，它是用于更近距离的作战的。步战肉搏，是戈的老本行。当敌军的步兵靠近离兵车一两米的范围之内，或是双方兵车撞在一起了，或是车毁后下车步战，或是要跳上敌车捕俘等等这些情况，因为距离太近，长杆兵器已经不好使了，这时戈就有用了。在公元前493年的晋郑铁之战中，郑国人突入晋国中军，击中了晋军统帅赵鞅的肩膀，差点将他杀死。幸亏他的车右—卫国太子蒯聩“救之以戈”（《左传•哀公二年》），也就是挥戈近战，将逼近的郑军击退，才救了赵鞅一命。

另外，戈戟之柲与矛柲在形制上也有区别。因为矛是刺兵，所以柲的截面是圆形的。而戈戟属于勾兵，需要做勾、啄的动作，用力指向性很强，所以其柲的截面被设计为类似于一个蛋形，前部较为尖扁，后部较为宽圆。这样既便于勾啄的时候用力，更利于战士通过握持的手感就知道哪一边是戈锋所向，应该对着敌人，而不用在作战中分心去看戈戟的战斗部本身。在与敌方的兵器、身体的激烈碰撞中，手中的柲如果是圆形截面的，就很容易滑动、转向；而如果是蛋形截面的，就不容易转向，即使转向了，战士心中也是有数的，也可以很快调整回正确位置。

积竹柲

铜鐏，出土于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春秋晚期。

《周礼•考工记•庐人》说：“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兵器的长度，最长也不能超过人体的三倍，超过了，就没法用了，而且会反过来害人。这是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先秦时代男子的平均身高大概是160厘米左右，那么兵器的长度就不能超过480厘米。从考古发掘出的实物来看，确实也是如此，有的矛长达4米多，但是更多的矛、戟是3米多的。

还有一种长杆兵器，叫作殳。《诗经•卫风•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说的就是这种兵器。在本书开头的那场战斗中，勇敢的车右张匄用的就是殳。早期的青铜殳首一般没有刃，常常是平头的，整件武器相当于一种加强版的棍棒，主要是用于砸击对方和推挡对方的战车。后来有了新的变化，有些殳首是带刺的青铜球，或者在刺球之外还向前伸出有刃的三棱尖锋。

南方出土的东周带柲戈戟

东周戈柲冒与戈戟之鐏，其截面绝大多数都是蛋形，可知柲的截面也是蛋形。

上面我们介绍了青铜时代的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在车战中，它们就是车右的主要武器。读者可能要问了：那刀剑呢？刀在先秦时期很少见，没有发展起来，要到汉代才开始大发展。而剑在很长的时间内也不成熟。西周早期开始出现青铜剑，最先的剑都很短，只有20 多厘米，要说它是匕首也差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青铜剑一点点地加长，但一直不是特别长，最多也就是五六十厘米。这大概是因为青铜比较脆，做太长了，剑身遭到强烈撞击就容易折断。

蟠虺纹殳首，安徽淮南蔡家岗出土，战国晚期。

带刺球有杆铜殳，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

曾侯 殳，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剑在早期主要只适用于向前刺杀，而不是向下劈砍，也经不起与别的兵器过多地格挡撞击。所以，在春秋时期剑只是护体的短兵，在错毂作战中根本够不着敌人，大概要在车毁之后徒步作战，或是跳上敌车捕俘之类的特殊情况才能用得上了。到了战国时代，钢铁冶炼技术大大发展，铁剑大量出现，七八十厘米的就很常见了，现在出土的最长的铁剑达到了140厘米。但是这个长度对于兵车错毂作战，仍然是不够的。

环首短剑，通长24.6厘米，出土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商代前期。

铃首曲柄短剑，通长22.2厘米，出土于内蒙古准格尔旗蓿亥树湾，商代后期。

羊首曲柄短剑，通长30.2厘米，出土于河北青龙抄道沟，商代后期。

动物纹短剑，长28.5厘米，出土于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銎柄长剑，长55.5厘米，出土于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卧虎柄曲刃剑，长34.3厘米，柄长11厘米，出土于内蒙古宁城南山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虎头短剑，通长22厘米，出土于山西昔阳大寨，春秋晚期。

公侯干城

说完了武器，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车右。

《诗经•周南•兔罝》说：“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把威武健壮的武士，比喻成能够保卫公侯、护卫国家的盾牌和城墙。尤其是公侯、国君、主帅这样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车右，一定要挑选武力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才能更好地保护他们。

公元前633年，晋文公重耳出兵，打算与楚国争霸，选用魏犨为他的车右。第二年，晋国军队攻克了曹国。曹国有一个大夫叫作僖负羁，在当年重耳流亡的时候曾经善待重耳，给他送了一餐饭，还在饭里放置了一块玉璧。所以现在晋文公要报答他，就下令，不许进入僖负羁的住宅，并赦免了和他同族的人。但是晋文公手下有两个大夫就感到很不满了。一个就是魏犨，另一位是颠颉。我们大家都知道，重耳在得到国君之位以前，曾经流亡国外长达19年。魏犨和颠颉这两个人都是当年跟随重耳流亡的人，一路风餐露宿、颠沛流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在重耳回国后却没有被提拔。魏犨在战前才刚刚担任国君的车右，而颠颉连官名都不清楚，地位应该就更低了。他们两个人就说：“我们这些有功劳的人都没有考虑奖赏，还谈什么报答？难道僖负羁那么一点恩义，比得上我们二十多年辛苦追随的苦劳吗？”于是这两个人一把火就把僖负羁家的房子烧了。

晋文公闻讯大怒，就想杀了这两个人。但是魏犨是个壮士，现在正担任着晋文公的车右，晋文公爱惜他的材力，有些不忍心杀他。因为在进攻曹国的时候，魏犨的胸部受了伤，所以晋文公就派人去慰劳他，也是借机探视他的伤势，看看他伤得怎么样。如果伤得很严重，不堪大用的话，就打算杀了他。

晋文公这个人，虽然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霸主，建立了不世的奇功伟业，但是他为人却比较刻薄寡恩。你看他对于魏犨、颠颉，还有介之推这些跟随流亡的老部下，都没有善待，确实有些让人寒心。现在又来看魏犨还有没有用，没用就杀掉。在他的眼里，臣子就是个工具，没用了就可以杀。他可并没有念旧情。

魏犨对他的这位主公的性格也是非常了解的，毕竟跟随了这么多年。他知道现在是生死关头，所以就把胸部的伤口裹紧，对使者说：“谢谢君上的关心，托他的福，我已经好了。”并当着使者的面“距跃三百，曲踊三百”（《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距跃是向前跳，曲踊是向上跳。当然，也有学者做出了相反的解释。至于三百，学者们的争论就更多了，一般认为，各跳三百下，一共六百下，对于一个重伤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有许多别的解释，我们这里就不细说了。大家明白一点就好了，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魏犨忍着胸口的伤痛，勉力在使者面前跳跃了很多次，表示自己身体没问题，尚可一用。看来魏犨确实身体健壮、武艺高强，在重伤之下，仍然可以做如此大量的剧烈运动，难怪可以做国君的车右。

使者回去一报告，晋文公听说魏犨伤势已经恢复了，就放过了他。但是另外一位颠颉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晋文公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并在军中示众。魏犨虽然得以躲过一死，但是晋文公终究对他不再那么信任了，于是就免去了他车右的职位，而让舟之侨取代了他。这个舟之侨也没有干多久，在城濮之战后，他擅自脱离岗位，先行回到晋国，违反了军令，被晋文公治罪杀死，并通报全国。

公元前493年，晋国和郑国军队在铁丘展开大战。在激烈的战斗中，郑国人突入晋国中军，击中了晋军统帅赵鞅的肩膀，赵鞅倒在车里，呕血不止。关键时刻，他的车右救了他。说起这位车右，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卫国的太子，名叫蒯聩。因为想要谋杀他的继母南子未遂，不得不逃亡，最后投奔到了晋国上卿赵鞅的门下。在铁之战中，蒯聩担任赵鞅的车右，当时晋军出动得并不多，而对面的郑国军队则阵容十分强大。当蒯聩看见郑军如此人多势众，吓得站立不稳，竟从战车上摔了下来。当时给赵鞅担任御者的是邮无恤，他把绥带递给蒯聩，让他重新上车，嘲笑说：“你就像个女人。”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蒯聩在历史上留下的就是一个胆小鬼的名声。但是当战斗开始后，或许是知耻而后勇，蒯聩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勇敢异常。当赵鞅被郑国人击中肩膀，倒在车中的时候，蒯聩奋勇挥戈，将逼近的郑军击退，救了赵鞅一命。然后他又身先士卒，率领附近的晋军继续进攻，把郑国军队打得大败，还缴获了郑军护送的粮食一千车。

当战斗胜利结束后，蒯聩夸耀自己说：“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左传•哀公二年》）我在车上救了主公，又在车下击退了敌军，在车右中间，我的功劳是最大的。

蒯聩并没有夸大其词，他在这场战斗中确实贡献很大，如果没有他，主帅赵鞅就将性命不保，战斗也必将失败。可见一个好的车右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

公侯腹心

除了武艺出众，车右还要有一个重要素质，那就是要忠诚。前面我们引用了《诗经•周南•兔罝》里的两句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在这首诗里，还有另外两句：“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腹心，就是心腹。你能够做到车右，也就是贴身的侍卫，你就一定是主公的心腹，是他最信任的人，他才能够放心地把命交给你。

晋灵公夷皋是一个非常不着调的年轻人，干了很多昏庸残暴的事情。当时的执政大臣赵盾非常着急，多次进谏，希望国君改过自新。晋灵公觉得这个赵盾非常讨厌，就想干掉他。他曾经派刺客去刺杀赵盾，但是刺客看见赵盾忠于国事，认为不能杀害他，所以自己就在树上撞死了。

晋灵公看见连自己派去的刺客都向着赵盾，宁可自杀也不愿意杀他，感到赵盾这么得人心，那么更是非除掉不可了。于是他就埋伏了甲士，请赵盾来喝酒。赵盾有一位车右，叫作提弥明。他在堂下站着，发觉周边的情况异常，于是就快步登上堂，说：“臣子陪侍国君宴饮，超过三杯，就是违背了礼节的。”于是扶着赵盾下堂。

晋灵公养了一只非常凶猛的恶犬，这种狗叫作獒，他看见提弥明要救赵盾走，就唆使这只大獒去咬赵盾。提弥明不愧是个车右，身手很好，与獒搏斗，把它弄死了。但是这时伏兵四起，围了上来。赵盾和提弥明一边战斗，一边退出。寡不敌众，最后提弥明为了保护赵盾，自己壮烈地战死了。而赵盾呢，在另外一个人的帮助下，终于成功逃脱。提弥明以他的忠诚勇敢，成为车右的典范，名垂青史。

我们再说一件卫国的事情。卫国有两位大夫，一位叫作齐豹，一位叫作公孟絷。齐豹把一位武士，叫作宗鲁的，推荐给了公孟絷，把他大大夸奖了一番。公孟絷也觉得宗鲁不错，就让他做了自己的骖乘，也就是车右。

但是公孟絷对齐豹却很轻慢，剥夺了他的司寇官职和封地，经常欺负他。齐豹怀恨在心，就想要作乱，杀死公孟絷。他事先就对宗鲁说：“公孟絷这个人很坏，你天天跟着他，这一点是肯定很了解的。我准备要杀死他，所以你最近不要和他同乘一车。”

宗鲁回答说：“我是因为您的推荐才得以侍奉公孟絷，是您替我吹嘘，把我的武艺和人品都夸上了天，他才亲近我。他不是好人，这我也知道。但是因为跟着他可以得到很多利益，所以我不能早早离开他，这是我的过错。现在一听说他有祸难，我就逃跑，这不就使您当时对我的夸奖变成了假话，而让您失去信用了吗？所以，我不能走。您就做您的事情吧，我准备为此而死，以完成对您的侍奉。我作为车右，应该为公孟絷殉身而死。这样做大概还是可以的吧。”

不久，齐豹在城门埋下伏兵，在公孟絷的车经过的时候，伏兵用戈猛击公孟絷。宗鲁就趴到公孟絷的身上，用自己的背去遮挡，结果被砍断了胳膊。最终宗鲁和公孟絷两个人都被杀死了。

鲁国有一个叫琴张的人，想去吊唁宗鲁。孔子对他说：“齐豹之所以成为盗贼，公孟絷之所以被杀，都是因为这个宗鲁。你为什么要去吊唁他呢？”在孔子看来，宗鲁既不劝阻齐豹作乱，又不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他的主人公孟絷。吃着主人的俸禄，却帮外人隐瞒阴谋，坐视主人被杀。最后虽然没有逃跑，而是留下来与主人同死，却并不算是真正的忠心，而是首鼠两端，怀有二心，没有尽到一个车右、侍卫的责任。

孔子接着总结道：“君子不吃坏人的俸禄，不牵扯进动乱之中，不因为贪图利益而侍奉奸邪的人，最后造成内心的痛苦和纠结，也不以奸邪待人，不掩盖不义的事情，不做非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