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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右宗鲁只是一名下级武士，除了武力较强，并无其他出色之处。他没有孔子那么高明的智慧和高洁的人品，被高薪所吸引，被利益所束缚，所以不能及时抽身，结果夹在新旧两位主人的斗争之间，左右为难，陷入了一种道德困境，可以说是走投无路，最后只能一死了之。即使死了，也得不到好的评价。他好像是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典型人物，给人留下无尽的感慨，是是非非，只能任后人评说了。

骄傲的车右

在公元前627年的秦晋崤（山名，今河南三门峡以南一带）之战中，晋襄公任命莱驹为他的车右。在交战的第二天，晋军抓了秦军一个俘虏，晋襄公命令把他捆绑起来，让莱驹用戈杀掉他。没想到俘虏突然大叫起来，莱驹被吓了一跳，居然把手里的戈掉在了地上。车右本来都由武艺高强的勇士承担，而做国君的车右，更是一种极高的荣誉，非得是公认的勇士不可。可是这个莱驹居然被一个俘虏吓尿了，实在是太丢人了。按照当时的法律，他这是不称职，就算是犯了罪。

边上有一位晋国大夫，叫作狼瞫，眼明手快，捡起戈，一下子就斩杀了俘虏，然后把莱驹抓起来，追上了晋襄公的战车。看来这个狼瞫真是力大无穷，莱驹被他夹着，就像个小鸡似的。晋襄公一看，嚯！好一个壮士啊！那正好，莱驹不称职，你来顶替他做车右吧。于是狼瞫就做了晋襄公的车右。

西周武士复原图

战国武士复原图

几个月后，狄人攻打晋国，双方在箕地会战。战前，晋国中军元帅先轸罢黜了狼瞫，而让续简伯做国君的车右。狼瞫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非常愤怒。他的朋友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死呢？”狼瞫说：“我还没有找到死的地方。”意思就是说，还没有死的机会。朋友说：“干脆，我们一起发难，把先轸杀了得了。”当然，杀了先轸，他们自己也必定是死罪，朋友建议他用这种死法，与先轸同归于尽。

狼瞫说：“《周志》说：‘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如果因为勇敢而杀害上级的长官，那么死了以后就不能进入明堂，作为功臣配享祭祀。以不义的方式死去，这并不算是勇敢。只有为国家所用而死，才叫勇敢。我凭借自己的勇力来求取国君车右的职位，没有勇敢而被废黜，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如果说，上级不了解我，我就去谋害他，那不正说明他了解我没有真正的勇敢，而只是一个小人吗？那么他对我的废黜，不也正是很恰当的吗？所以，我不要被先轸说中，我不要用这种卑劣的方式去死。我一定要堂堂正正地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勇士。请你等着吧。”

狼瞫想向先轸证明自己的勇敢，但是他却没有机会了。因为就在这场箕之战中，中军元帅先轸阵亡了。因为在崤之战之后，晋襄公听信文嬴的话，放走了俘获的三名秦国统帅，先轸非常生气，很不客气地当面批评了晋襄公，并且还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他自己也很后悔，说：“我一介匹夫，在国君面前放肆地发泄自己的情绪，而没有受到讨伐，我还敢不自己讨伐自己吗？”于是摘下自己的头盔冲入狄人的军阵，战死了。狄人送回他的头颅，脸色就像活着的时候一样。

虽然先轸死了，但是狼瞫终究还是向世人证明了他的勇敢。两年后，秦国和晋国之间又发生了彭衙之战。双方列阵之后，狼瞫带着他的部下冲入秦军阵中，战死在那里。晋军大部队跟在他后面冲上去，把秦军打得大败。《左传》借用君子之口赞美狼瞫，说：“怒不作乱，而以从师，可谓君子矣。”（《左传•文公二年》）愤怒却不作乱，而把这种怒气化为战争中的勇气，奋勇当先去击败敌人，真可谓是君子啊！

狼瞫是一位视荣誉如生命的勇士，他的职业骄傲和深明大义，都足以垂范后世。他和先轸都是君子，都是勇士，他们的死法也是一样的。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惺惺相惜，但是先轸却没有很好地认识狼瞫这个人才，剥夺了他作为国君车右的职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做国君的车右，是一种无上的荣誉，对于勇力之士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车右是车上地位最低的那一位，并不是人人都爱当的。也就是说，车右可以当，但要看是给谁当。要是碰到了自己不愿意侍奉的主将，车右这个职位就不是那么令人愉快了。

公元前516年，齐国军队入侵鲁国，双方在炊鼻（在今山东宁阳）展开战斗。鲁国有两位大夫颜鸣和林雍，这两个人平常关系不太好，有私怨，但是这次战争中，林雍被安排做了颜鸣的车右。林雍感到很耻辱，心想，颜鸣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让我给他当车右啊？结果仗打到一半，他闹意见，直接跳下车了。失去了兵车的庇护，他就成了一个普通的步兵，很快就被齐国大夫苑何忌俘虏。苑何忌割掉了他的耳朵，以进行羞辱，但是饶了他的性命。颜鸣远远看见，驾着车跑了。此时他心里可能是这样想的：“哼，叫你看不上我，叫你跳下车，这下倒霉了吧？活该！”

苑何忌本来想就这样放过林雍，但是他的御者却不想放过，他对苑何忌说：“你看下面。”然后回头看着林雍的脚。苑何忌被他这么一提醒，就又把林雍的一只脚砍断了。林雍忍着疼痛，用剩下的一只脚一跳一跳地逃开，最后搭乘上了鲁军的另外一辆车，才平安逃脱，捡回了一条性命。

而颜鸣驾车跑开之后，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他觉得虽然自己与林雍互相看不对眼，而且是林雍主动跳下车去的，但是在战场上，大家都是战友，自己不应该见死不救。于是他又驾车三次冲入齐军阵列之中，寻找林雍。颜鸣大声叫喊：“林雍！你在哪里？快上车吧？我在这儿！”当然，他并没有找到林雍，因为林雍已经乘别的车回去了。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一辆车上三个人的精诚团结、齐心合力是多么重要。而上级将领在分配任务、安排各车人员的时候，也应该做周密的考虑，一定不要让平常关系不好的人同车；谁做车左，谁做车右，也绝不是可以漫不经心就随便决定的小事。

五　指挥与战术

师之耳目，在吾旗鼓

公元前493年，在晋、郑两国的铁之战中，郑国人击中了晋军统帅赵鞅的肩膀，还把他车上用来指挥的蜂旗抢走了。赵鞅倒在车中，趴在装弓的袋子上，吐了很多血，但是他坚持击鼓，鼓声一直没有停。在这鼓声的激励之下，晋军奋勇作战，最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当天晚上，公孙尨率领五百名步兵突袭郑军的兵营，把赵鞅的蜂旗夺了回来，使得这次胜利更加完美。

当战斗胜利结束后，赵鞅夸耀自己说：我身受重伤，还一直坚持击鼓，鼓音始终都没有衰竭，今天我的功劳最大！

在这段故事里，有两件东西特别重要，一个是鼓，一个是旗。当时通讯条件非常落后，在千军万马、杀声震天的战场上，统帅怎样才能把自己的意图传达出去，让军队统一行动呢？主要就是靠旌旗和金鼓。旗是作用于视觉的，而鼓和金是作用于听觉的。正所谓“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左传•成公二年》）军队的耳目，就在于主帅车上的旌旗和鼓声，前进后退都听从其指挥。《孙子兵法•军争篇》也说：“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金鼓旌旗可以统一全军的耳目，让远处的军队也可以得到指挥信息，从而做出相应的行动。

关于金鼓旌旗这几样东西，我们都不陌生。古代关于战争的诗歌里面，也常常描写它们。就拿大家最熟悉的唐诗来举例。杨炯的《从军行》说：“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高适的《燕歌行》说：“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李白的《塞下曲》说：“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杜甫的《后出塞》说：“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佳句。

其实，早在先秦时代，军队就已经形成了依赖旗鼓来指挥的习惯了。在主帅和各级将领的车上，都插有旗子，以标明其身份和指挥位置。考古学家发掘东周古战车的时候，在一些车厢后部发现了专门用来插旗子的青铜筒子。根据研究，旗子是呈倾斜状插在车厢的后部。旗大招风，也占地方，向后方斜插，既可以减少大旗形成的阻力，也不妨碍乘员进行战斗。（可参考上编第三章“御者”里面的配图形象。）

旗有很多种，名目繁多。大体上来说，多数的旗是以丝帛为旗幅（縿，sh n）的。旗幅有不同的颜色，上面画有不同的图案。根据古文献记载，画日月图形的叫作“常”，为天子之旗；画交龙之形的叫作“旂(qí)”，为诸侯之旗；不画图案，单一颜色的，叫作“旃(zh  n)”，是卿的旗帜；而由两种颜色的丝帛拼接连缀而成的，叫作“物”，是大夫、士的旗帜。画飞鸟的叫作“旟(yú)”，画龟蛇的叫作“旐(zhào)”，画熊虎的是狭义的“旗”，这几种是各级官吏的旗帜。

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8号车复原图，可以看到插旗筒。春秋晚期。

在旗幅后或旗杆上系缀的飘带叫作“斿(liú)”或“旒(liú)”。而续接在旗幅上又细又长的一段帛条，叫作“旆(pèi)”，在战争中，一般出现在先驱车上。在旗杆的顶部，还经常系有旄牛尾或鸟的羽毛。如果旗幅不用帛，而只用羽毛编缀，就是“旌”。

旗帜多种多样，能够表明贵族的不同等级身份，在战场上也有不同的用途。

击鼓进兵，鸣金收兵，这是每个人都了解的常识。《诗经•邶风•击鼓》说：“击鼓其镗，踊跃用兵。”鼓是大家都熟悉的一种打击乐器。鼓身是圆筒形或扁圆形，两边蒙上皮革，用槌敲击出声。金则是指钲、铎一类的东西。金鼓是主帅最重要的指挥工具。荀子说：“将死鼓，御死辔。”（《荀子•议兵》）这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军人行为规范的非常精炼的总结。主将就应该死在鼓的位置，而御者如果死的话，则不应该离开他的马缰绳。这是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位，只要战斗还没有结束，就要坚守岗位，宁可战死，也不能擅自逃离。

但是，在空间那么狭小的战车上，鼓到底应该放在哪里呢？它应该是在车厢的中间靠前的位置，用一根杆子固定在车体上，杆子竖着穿过鼓身，主帅向前方敲击鼓皮。鼓的位置比人要高，这样就不至于挤占三个人所待的空间，也不会干扰他们的视线。在主帅车上，人们的站位也和一般战车有不同。一般战车上，地位最高的弓箭手站在车的左边，而主帅要击鼓，鼓在车的中间，所以主帅也居中。这样，原本站在中央驾车的御者就只好挪到车的左边了，这对他驾车的工作造成了不便，但是也只好如此了。

君钲，高25厘米，安徽宿县许村（今宿州埇桥许家）芦古城子遗址出土，春秋。

兽面纹铜鼓，通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5厘米，出土于湖北崇阳，商代晚期。

神人纹双鸟铜鼓，通高79.4厘米，日本泉屋博古馆藏，商代晚期。

汉代画像石上的车上建鼓形象。上图：车骑出行，出土于河南唐河，西汉。下图：雷公车画像，出土于河南南阳，东汉。

单车战术

公元前660年，郑文公因为厌恶大臣高克，不想见到他，就派他率军到黄河南岸，防备狄人的入侵。最终狄人并没有入侵，但郑文公却迟迟不召回军队。军人们思念家乡，无心防守，纷纷溃散，自行归家。高克无法控制军队，知道自己犯了罪，不敢返回国都，于是逃亡去了陈国。当时郑国人写了一首诗，来讽刺这件事。这首诗叫作《清人》，至今还保存在《诗经•郑风》之中。

在这首诗中，详细描写了高克的军队无所事事，在黄河边驾着战车练习、游逛的情景。这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细节，让我们得以了解当时军队的装备和训练情况。其中有两句写道：“左旋右抽，中军作好。”意思是说战车向左旋转，高克的右手抽出箭来，练习射箭，在军中各种耍帅，做出各种漂亮的姿势。

车战左旋示意图

这里说到的“左旋”，尤其能够引发我们的兴趣。一辆战车，最主要的战术动作就是四个：前进、后退、左旋、右旋。而《清人》中强调的是左旋，大概意味着，这个动作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

两军摆开阵势，对面冲锋，在离得比较远的时候，先是双方的车左弓箭手互相远程射击，在靠近了以后，双方均要从右侧交错而过，称为“错毂”，此时双方的车右就用矛、戟等长杆兵器拼杀。要做到右侧错毂，双方战车都要向左旋转。在左旋的时候，车左也仍然可以射击左前方的别的敌车，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全车的战斗力。而右旋的话，虽然可以更好地扩大车左的射界，但车右就靠内了，其战斗力难以发挥，最终容易造成尴尬的左侧错毂。当然如果敌军就在右前方，那么右旋靠近它，也是正常的动作，最终也可以达成右侧错毂。

这么一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左旋、右旋之中，左旋更有利于发挥战车的战斗力，因而是战车最常用的主打动作。

另外，当时还有“周旋”一词，值得我们注意。它在《左传》中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礼仪上的升降、进退、揖让之类的应酬，一个是在战争中战车的旋转动作。但是它和左旋、右旋不同，它的本意是旋转一周，一大圈。双方战车在开阔的原野上互相追逐，一圈圈地跑，这就叫周旋。要互相周旋的话，应该都是左旋，也就是逆时针旋转，这样双方的车左可以在内圈，用弓箭互相射击，而车右在外圈，击退逼近的敌人。可以这么说，周旋是左旋的扩大版，不停地左旋，就是周旋。

当然，周旋也可以泛指旋转，也可以代表交战。

一个例子，晋公子重耳流亡到楚国，受到了楚成王的热情接待。楚成王一定要重耳说说，以后打算怎么报答自己。重耳推脱不过，就说，我要是凭借您的威灵，得以重返晋国，当上国君的话，如果以后晋楚两国打仗，我会退避三舍。如果您还不放过我，那么我就只好“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这里就是用“周旋”这个车战动作来代表交战了。

车战还有一个重要的战术动作，叫作“辂”。这个字，左边是一个“车”，右边是一个“各”。作名词用的时候，读作lù，指帝王乘坐的大车；而作动词用，则读作yà，指的是一种车战的动作，就是从正面迎向敌车，挡住其去路。两车相接，迫使对方停车，然后就可以将对方俘虏。

在公元前645年的秦晋韩原之战中，晋国将领韩简的战车就用这种战法对付秦穆公，“辂秦伯，将止之”（《左传•僖公十五年》）。他们从正面逼停了秦穆公的战车，众人包围过去，马上就要俘获他了。但是晋国的另一个大夫庆郑，因为国君晋惠公不听他的谏言，又不愿意用他做车右，所以心怀不满，希望自己的国家战败，此时眼见晋军要俘获秦穆公，居然胳膊肘朝外拐，就对韩简这些人说，我们国君的车陷在泥泞里面了，出不来，你们赶紧去救他吧！这么一说，韩简等人就赶紧跑去救晋惠公，把秦穆公放跑了。秦穆公这才逃过一劫。战争的结果，竟然是秦军反过来俘虏了晋惠公，大获全胜。

另外一个例子更加有戏剧性。公元前607年，郑国与宋国在大棘展开战斗。宋国有一个叫作狂狡的人，也使用了“辂”这个战术，正面迎击郑国人，结果这个郑国人到了井里。至于为什么到了井里，有可能是被狂狡“辂”得战车倾覆，人仰马翻，人掉进了井里；也有可能是战车被截住后下车逃命，跳进井里想躲起来。笔者认为，人直接从车上掉进井里的概率太小了，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更有趣的在后面。狂狡看见郑国人到了井里面，就想把他弄上来。可能是想救他，也可能是想俘虏他。但是，怎么弄上来呢？井里的绳子又不见了，怎么办呢？狂狡想了想，哎，我不是有一支戟吗？就用它吧。戟的前端是戈矛联装的兵器，郑国人不好用手抓，容易受伤。于是狂狡就很贴心地把戟柄的后端伸下井里去，自己冒着受伤的危险，握着戟的前端，小心翼翼地往上拉，嗨哟嗨哟，吭哧吭哧，把郑国人拉了上来。没想到，郑国人一上来手里握着戟柄的后端，正好处于可以利用武器的位置，马上就反过来对付狂狡。《左传•宣公二年》说：“获狂狡”，这里的“获”，可以是俘获，也可以是斩获。狂狡是被俘了还是被杀了，我们不太清楚，总之他是失败了。正因为狂狡这个不可思议的荒唐行为，导致了他由胜转败，他可以说是春秋战争史上的一朵奇葩，所以《左传》里面专门给他记了一笔。而且“狂狡”应该不是这个人的真名，或许是史官根据他的行迹给他取的一个外号。

公元前575年，晋楚两国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南）展开大战。郑国作为楚国的仆从国，也参与了作战，结果国君郑成公遭到晋军追击。追击他的晋国将领叫郤(xì)至，他的车右茀(bì)翰胡说：“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左传•成公十六年》）

这里的“谍”，不是指的间谍，而是指“轻兵”，也就是轻装的快速战车。茀翰胡提出的战术，用今天的话来通俗地说，就是以主力战车部队在后追击，同时派轻装快速战车迂回到敌人前面，堵住其逃跑的去路。车右茀翰胡再从后面跳上郑成公的战车，去俘虏他。这里面就有一个不同分队之间的战术配合的问题了。

茀翰胡的建议非常好，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郤至却说：“伤害国君是要受到刑罚的。”于是下令停止追击，放郑成公跑掉了。可见这种战术很容易造成撞车，也就很容易造成车上成员的伤亡。在当时的军礼规范中，还是要尊重对方的国君，尽量不要让其伤亡。所以郤至没有采取这种战术。

从上面几个例子看来，“辂”是一种高难度的战术动作，需要高超的驾车技术和极大的勇气。两车相迎，如果刹不住车，就会相撞，双方可能同时人仰马翻，受到损失。这是一种拼命的打法，做得好，就可以险中求胜；做得不好，就是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所以，它并不是一种常规的战法，而常常是在要截获敌方国君或将帅等重要人物的指挥车的时候才会冒险使用。

行列与阵形

公元前683年夏天，宋国入侵鲁国，鲁庄公率军抵御，双方在鄑地展开战斗。宋军还没有来得及摆好阵势，鲁军就冲了过去，大败宋军。公元前638年冬天，宋、楚两国军队在泓水会战。宋国司马建议宋襄公，在楚国人还没有整顿好队列的时候就进攻他们。但是宋襄公否决了他的建议，错失良机。等到楚国人完全列好了阵，宋襄公才命令向楚军发动攻击。结果宋军大败。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一支军队，要靠结成严密的队形、战阵，才能形成战斗力。各个作战单元通过战阵紧密地结合起来，互相配合，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获取胜利。如果阵形混乱稀松，就有可能被敌人所乘。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单车战术，自然也就会带来下一个问题：这么多战车，如何组织、排列起来，战斗时会摆出什么阵形呢？由于可信的史料非常有限，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弄清楚春秋时代车战阵形的全貌了。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根据保留下来的少量珍贵史料，在前人的注解、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进行一番分析和总结，再加上一些合理的推测，以期对当时的战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战国的兵书和其他文献中，提到了许多阵法，如《孙膑兵法》里有一篇《十阵》，介绍了十种阵法。《六韬•犬韬•均兵》里也提到了战车的排列和阵法。但这些应该都是战国时代的阵法，已经是步兵崛起，成为军队主力以后的阵形了，恐怕不能随便用来描述春秋车战的情况，辨析起来困难重重。而且这些兵书、文献中对阵法的描述，又常常难以索解，带来了大量的疑团。本书为了慎重起见，还是用比较保守的方法，主要只从《左传》中择取材料来描述春秋车战的阵形，不多用战国文献。这样，能够向读者展现的阵形就很少了，不是那么精彩炫目，但是也避免了许多张冠李戴和穿凿附会的风险。

后代的一些兵书，尤其是小说、评书，往往把战阵描绘得千奇百怪，甚至神神秘秘，还加入了阴阳五行、八卦之类的元素，影响了大众对战争的认知。实际上，战争没有那么花里胡哨，取胜的道理也是简单而朴实的，要靠实力、纪律、士气和有效的战术，而不是靠阵形的美观、神秘和表演式的移动变化。

春秋时最常见的是方阵，《左传》中称之为“拒”，也就是矩形的“矩”。左翼叫作“左拒”，右翼叫作“右拒”。把战车排成整齐的行列，横排为行，纵排为列，各车之间要隔开一段距离，以便于车辆运动。车辆不能乱跑，如果因为乱跑而破坏了行列，就是“干行”“乱行”。这会造成军阵的混乱，给作战带来很不利的影响，所以军法对其处罚非常严厉，是要斩首的。

晋国的执政大臣赵盾向晋灵公推荐年轻的韩厥，让他担任晋军的司马，负责军法和军务。没多久就爆发了秦晋河曲之战。赵盾派人乘坐着自己的车子，扰乱了晋军的行列。韩厥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当即就把那个人抓起来杀掉了。众人都说：“韩厥肯定不得好死。他的主人早上提拔他，结果晚上他就把主人车上的仆人杀掉了。谁能够受得了这个！”没想到，赵盾却召见韩厥，对他说：“我听说，侍奉君主的人因道义而亲近，而不结党营私。军队的事情，就是不能触犯纪律，触犯了之后而不掩盖隐瞒，这就符合大义。我向国君推荐你，怕的是你不能胜任。如果我举荐你，你却不能胜任，还有比这更大的结党营私吗？侍奉君主却结党营私，那我凭什么执政呢？我是故意用这件事来观察你，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好好努力吧！只要你坚持这样做下去，以后领导晋国的人，不是你又会是谁呢？”赵盾又告诉诸位大夫说：“大家可以祝贺我了！我举荐韩厥举荐对了。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是可以免于罪了。”后来，韩厥果然成长为晋国的执政大臣。

公元前570年，在鸡泽（今河北邯郸东稍北）之会上，晋悼公的弟弟扬干的车子扰乱了晋军的行列，司马魏绛杀死了他的御者。晋悼公闻讯大怒，觉得不给弟弟面子，就是对自己的冒犯，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于是对中军尉佐羊舌赤说：“我们会合诸侯，是要带来光荣的。结果扬干却公然受到羞辱，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侮辱吗？你马上给我去杀掉魏绛，不要耽误了！”但是羊舌赤却回答说：“魏绛一心为公，绝无二志。他侍奉君主不躲避危难，有了罪也不逃避刑罚。他自己会来向您解释的，何必劳驾您下命令去捕杀呢？”

话音刚落，魏绛就来了，把一封信交给国君的传事官，就要伏剑自杀，被大夫士鲂、张老劝止。他在给晋悼公的上书中，阐明了军纪的重要性，以及自己作为司马，必须严肃执法。同时自责，不能教导好众人，以至于要动用刑罚，致使君主发怒，罪过很大，请求回去以后死在司寇那里。

晋悼公是个英明的君主，读了信以后马上就醒悟过来，光着脚跑出来，对魏绛道歉说：“寡人的话，是出于对兄弟的亲爱。而您杀死扬干的御者，是维护军法。寡人有弟弟，却不能把他教育好，使他干犯了军令，是寡人的过错啊！请您别再加重寡人的过错，拜托了！”回国以后，就在太庙宴请魏绛，提拔他做了新军佐。

通过以上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战车的行列是绝对不允许扰乱的，乱行的人必须被处以死刑。当然，大人物的车乱行，大人物本身可以不被处罚，他的御者要当替罪羊。而严厉执法的人，也都受到了称赞。

在作战中，会有不同的战术，与之相对应，就要采取不同的阵形。下面这个故事，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公元前521年，宋国权臣华氏、向氏发动叛乱，武装对抗国君宋元公。十一月初四，宋元公手下的干将公子城从晋国请到了救兵，一起回到了宋国。曹、晋、齐、卫四国都派兵来援助宋元公。初七，联军与华氏在赭丘作战。

华氏的将领郑翩想要布一个鹳形阵，但是他的御者希望布一个鹅形阵。这两个阵具体是什么样子，古代注家很少做出具体解释，大概他们也不清楚，我们今天当然更加无法确切知道了。宋代陆佃在《埤雅•释鸟》中有一个猜测：鹅飞行的时候，是自然有行列的。而鹳则喜欢旋飞，一圈圈地飞上去，能够一直飞到很高的地方。许多鹳鸟聚集在一起，都这么盘旋着飞，形状就像一个井一样，古代江、淮之间把这种景象叫作“鹳井”。所以鹅形阵或许是纵列队形，而鹳形阵可能是一种圆形阵。

我在陆佃说法的基础上，再做一点进一步的猜想。鹅形阵的纵列队形利于进攻，直接插入敌阵。而鹳形阵则可能是不直接切入敌阵，而是将己方战车首尾相接，左旋运动，形成一个按逆时针方向旋转的圆形，在敌阵之前就转回来，与敌人周旋。这个圆圈中的一段弧线，是与敌军接触的。双方车左互相用弓箭射击，战车靠近时则车右用矛、戟搏杀。如果双方参战的战车较多，可能会分成若干个鹅形阵或鹳形阵进行战斗，也可以把两种阵形组合使用。这两种阵形中，鹅形阵更勇猛、激进，像一把利剑刺入敌阵，可能冲散对方阵形，从而获取胜利；但是风险也比较大，己方纵列有可能被对方截断，分段歼灭。而鹳形阵相对保守、稳妥，很难一下子就击败敌人，但是也不容易失败，是一种拼消耗的战术。

到底华氏军队最终用了哪种阵形呢？《左传》没有明说，不过郑翩是主将，有决定权，应该是他的计划最终得到实施，也就是采用了鹳形阵。接下来，《左传》所描写的作战细节，也像是鹳形阵的打法。这一精彩段落，就是本书一开头所写到的，公子城与华氏干将华豹的对决。

相遇，城还。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双方都以鹳形阵进行车轮战。到公子城、华豹两车相遇的时候，公子城的车向回转了。或许是按照阵形的顺序，公子城已经完成了这一轮交战，开始回转；也有可能是他害怕华豹，主动提前转向回去。但是华豹却不愿意放过公子城，喊他的名字，激怒他，让他回来与自己作战。于是这两辆车就脱出阵列，单独对决。

华豹明明技艺更加娴熟，一连两次搭箭都比公子城快，但是为了遵守各射一箭的规则，居然把箭撤下来，让对手射自己，结果被公子城一箭射死。他的车右张匄、御者干犨也都被他害得阵亡了。而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华氏军队整个就战败了。最终，在楚国的调停下，华氏、向氏的主要成员和他们的主要党羽都出奔到楚国，宋国的这次内乱也就落下帷幕。

鹳形阵、鹅形阵，代表了车战的两种典型战术。而其他的阵形，我们将在书中随故事而介绍。

殿后的艺术

胜败乃兵家常事。战败撤退，撤得好不好，直接决定军队的生死存亡。如果撤退组织得不好，就会造成兵败如山倒，被敌军追上来大量杀伤，甚至全部歼灭；如果组织得好，就可以保全有生力量，日后再卷土重来。而即便是在出击作战中胜利了，也会有撤军返回的环节，也同样要防范敌人的追击与偷袭。所以撤退是军事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很能够体现一支部队的素质的。在撤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殿后的部队，他们将承受敌人追兵的猛烈打击，他们的表现将直接影响全军的安全。所以殿后的将领一般都要选择猛将，部队都要选择英勇顽强的部队。

公元前503年，鲁军攻打齐国的阳州（在今山东东平），遭到齐国人的反突击，作战不利，被迫后撤。鲁国将领冉猛假装伤了脚，走在前面。他的哥哥冉会知道他其实没有受伤，对他的这种胆怯行为很看不上，就大声喊：“冉猛，你到后面去殿后！”冉猛一听，没办法装了，只好很不情愿地到队伍的最后面去殿后。

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又率军攻打齐国的廪丘（今山东鄄城东北）。鲁国人用冲车撞开了城墙，冲进了城，但是齐国守军反杀回来，把鲁军赶到城外，并继续追击，鲁军大败。

当时鲁国季氏的家臣阳虎，实际上控制了鲁国很大的权力，他想阻止鲁军的溃退，看到冉猛在附近，就假装没有看见他，大声说：“要是冉猛在这里就好了，我们就一定可以打败敌人。”冉猛一听，果然大受鼓舞，驾着自己的兵车就冲上前去。齐国人看见有鲁军冲过来，也就停止了追击。冉猛继续追击齐军。追了一阵，觉得好像不对劲，好像没听到其余兵车的声音，回头一看，嘿，原来大家都没有跟上来。冉猛一想，我傻啊，就我这一辆车往前冲，别人都躲在后面，那我冲过去，不是被齐国人杀死，就是被俘虏。他后悔了，但他是以勇将的形象冲出来的，现在没有交战就回去，那就很没有面子，可能会被别人嘲笑。冉猛略微想了一下，有主意了，假装没有站稳，从车上摔了下来。他的御者和车右一看，赶紧把他救上车，顺便就返回到了鲁国大军里面。

看到这个情景，阳虎知道鲁军上下都已经毫无斗志，也只能很无奈地摇摇头，评价说：“都只是客气，装装样子，不是真的勇敢。”所以，冉猛其实一点也不猛，他真有点对不起自己这个名字。他的演技比他的勇气更高。

公元前498年夏天，卫国的公孟彄(k u)率军讨伐曹国，攻克了郊邑（在今山东菏泽）。在回军的路上，卫国大夫滑罗负责殿后。当时还没有走出曹国的国境，也就是说，还没有脱离危险的环境，滑罗却没有退到行列的末尾，而是走在队伍的中间。他的御者对他说：“我们负责殿后，却走在军队中间，会不会被别人认为不勇敢呢？”滑罗说：“我料曹国人不敢追上来，所以不必殿后。与其空得一个勇猛的名声，不如被冠以无勇胆怯之名。”

《左传》专门记载了这件事，说明作者对滑罗是很赞赏的，认为他宁可让别人看低自己，也不愿意浪得虚名，是个诚实正直的君子。我对此有不同意见。军队作战，必须十分谨慎，不可麻痹大意。所谓“有备无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殿后，是很重要的职责。滑罗既然承担了这个职责，却大大咧咧地认为曹国人必定不敢来追击，而没有真正在队列末尾执行警戒任务，这是不忠于职守，给军队带来安全隐患。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军法处置，一点也没有什么值得夸奖的。

《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公元前484年，齐国进攻鲁国，双方在稷曲（在鲁都曲阜郊外）会战。鲁国的左师在冉有的率领下打败了当面的齐军，但是右师却失败奔逃。孟之侧（又叫孟之反）殿后，阻挡齐国追兵，最后一个进入鲁都曲阜城，抽出箭来扎他的驾马屁股，说：“这马今天太不给力了，不肯快走。”他不夸耀自己殿后的勇敢，故意说是马走得慢，这种谦虚的风范得到了孔子的赞赏。《论语•雍也》里面也记载了这件事：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军队溃退，他殿后掩护。将要入门的时候，策他的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而是马匹不肯快走。’”

在败退的鲁军中，还有一位叫作林不狃的人。他的部下问他：“我们快点逃跑吧？”他说：“谁还不会逃跑了？我可不屑于这么做。”部下又问：“那我们停下来，抵抗齐军吗？”林不狃说：“留下来抵抗也没什么好处，显不出我们有多英勇。”于是慢慢撤退，实际上承担了殿后的任务，最终战死了。这位林不狃也是一个勇敢而不求声名的人，所以《左传》也专门记录了他的事迹。

下编

春秋车战简史

一　车战黄金时代的到来

檀车煌煌

在上编，我们对战车的构造、装备和基本战术进行了介绍。下编我们就按照大体的时间顺序，来说一说车战的发展史。

车战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最早的马车是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虽然在历史文献中，还有更早的车战记载，但是从严谨的学术角度看来，这样的记载只能是可备一说，在有年代更早的成熟马车被发掘出来之前，还不能当作定论。

我们来看看两个例子：

《尚书•甘誓》据说是在夏代刚刚建立的时候，夏启讨伐有扈氏时，在甘这个地方决战，启在战前誓师所发表的训词。这篇文章不太可能是夏代初年写的，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文字，应该是后人根据传闻而写成的，有人猜测是商代人写的，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人写的。我们来看看其中对军队的命令：“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如果车左不善于射箭，车右不善于近战，御者不能使马左右进退适当，都是不遵奉我的命令。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说的已经是典型的三人制兵车了。而且文中没有提到其他兵种，看来真正的作者所处的时代，是兵车作为军队主力作战的时代。

《淮南子•本经训》：“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这是说商汤讨伐夏桀，将其流放于夏台。在战争中，商汤发动了三百乘革车。

以上的两条记载，都并不可信，尤其是第一条。它们应该是后代的作者把自己对当时战争的印象投射到了前朝，形成了一种想象中的历史场景。

商朝后期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马车，绝大多数都是驾两匹马的，后来也逐渐出现了驾四马的。商代时，车已经被用于战争。这并不是说武士一定要在车上作战，他们最初或许只是利用车子来代步，在进行长途机动的时候，乘车可以加快速度，节约体力。等到了战场，他们就跳下车进行步战。随着战术、技术的发展，克服了一些困难，慢慢地也可以直接在车上作战了。这应该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但是因为资料太少，我们无法弄清楚当时的具体情况。

商朝末年，发生了著名的“武王伐纣”的战争。周武王率领诸国盟军进攻商朝，商纣王率领商朝军队在牧野迎战。据《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周军的兵力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周军先派师尚父，也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姜尚，姜子牙，率领一百名勇士去致师，然后用主力步兵排成整齐的方阵，进攻殷商军队。商军前列步兵经受不住打击，突然倒戈，反过来为周军开路。周武王趁机投入战车部队进行冲击，商纣王的军队队形被冲散，陷入全面崩溃，纷纷投降。商纣王从战场上逃跑，最后自焚而死。

兽面纹青铜胄两种。左边这一件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右为把青铜件固定在皮胄上的复合胄，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西周初期，图中皮胄部分是复原的。

青铜胄，出土于北京昌平白浮，西周。

青铜胄，出土于内蒙古宁城南山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青铜胄，出土于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诗经•大雅•大明》也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记录：“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这里就重点描写了周军的战车部队，用檀木制作的战车光彩夺目，坚实牢靠，四匹驾马强壮有力，整个战车看上去非常威武漂亮。师尚父好像雄鹰一样飞翔，率领周军扑向商朝军队，一举击败了敌军，灭亡了商朝，开创了周朝的伟大基业。

到了西周时期，一车驾四马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战车，需要很高的速度和很强的冲击力，一般都是驾四马。在《诗经》中，常常有对四马战车的描述。对于四匹驾马，最常见的描述是“四牡”，牡，就是牡马，公马。因为公马的体力比母马要强，所以驾战车的马一般都选用公马。如《小雅•采薇》说：“戎车既驾，四牡业业。”意为：驾起战车准备出发，四匹公马高大雄壮。其下一章又说：“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意为：驾着四匹大公马，它们是多么强壮！这战车，贵族将领乘坐在上面，依凭着它，徒步的士兵也靠它来隐蔽。四匹公马动作整齐熟练，车上装备着两端用象牙装饰的弓，以及用鲨鱼皮制作的箭袋。

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当时的车兵与步兵是混编的。《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据清代学者王引之、金鹗等研究，所谓“士”，就是甲士，三名在车上，七名在车下。他们是具有车战技能的贵族，地位较高。“徒”则是指的徒兵，也就是徒步步兵。他们由平民组成，地位较低。这大概是西周时代的编制。到了春秋以后，军队规模扩大，步兵的比例逐渐升高。《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云：“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说的应该就是春秋以后的编制了。

随着战车技术的日益成熟，军队越来越多地使用战车，车兵在军队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了春秋时期，就进入了车战的黄金时代，车兵成为军队主力，车战成为战争的主要模式。

郑庄小霸

在《春秋》这部著名的历史经典著作的开篇，也就是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就记录了一次战争，“郑伯克段于鄢”。这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郑国的内乱。《左传》记载得更加具体，说郑庄公派大夫子封率领二百乘兵车讨伐他的弟弟共叔段，将其击败。我们注意到，此时记录军队规模，是以兵车多少乘来作为单位，而不是像后世我们熟悉的以人数来记录。

在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郑国出了大力气，所以郑国国君又兼任周王朝的卿士，具有左右王室朝政的力量。而春秋初期郑国自己的国力也比较强，国君郑庄公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所以郑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颇令诸侯畏惧，史称“郑庄小霸”。

因为郑国插手了卫国君位继承的事情，引发了和卫国的战争。公元前719年夏天，卫国纠集了宋、陈、蔡等国家的军队，一起讨伐郑国，一直打到郑国国都，包围了其东门，五天后才撤军回去。到了秋天，诸侯又一次伐郑，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割取了郑国的谷子，抢夺了农业收成，然后各自回国。

郑国人当然不会白白咽下这口气。公元前718年，郑国入侵到卫国的郊外，以进行报复。卫国人又反报复，请来南燕国的军队伐郑。郑国派三军正面抗击，另外派曼伯和子元二位公子率领制地（今河南荥阳西北）的军队偷偷绕到敌军后面去。燕国人面对郑国的三军，就已经感到畏惧胆寒了，全神贯注地应对正面的敌军，完全没有注意到其他方向，结果后面挨了狠狠一击，大败。

公元前714年，北戎侵犯郑国。郑国埋下三重伏兵，假装败退。戎人果然上当，追将上来，钻进了伏击圈，结果被郑国伏兵切成数段，歼灭了很大一部分，剩下的四散奔逃。

公元前712年，郑庄公与齐僖公、鲁隐公一起，联合讨伐许国，攻克了许国的国都。

一时间，郑国风头无两。但是，郑国这么强悍，无形中弱化了周王室的权威，引起了周王的不满，双方的矛盾逐渐积累。公元前707年，周桓王褫夺了郑庄公作为周王朝卿士的职位，引起郑庄公极大的不满，从此不再入朝。周桓王就率领蔡、卫、陈等诸侯前去讨伐郑国。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他讨伐诸侯，在政治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郑庄公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极富胆略，他在背负着沉重的道义负担的情况下，仍毅然决定率兵抵御周王的征讨，双方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展开决战。这是诸侯抵抗王命的第一战，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