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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周王率领的联军分为三军。周桓王自己率领中军。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蔡国、卫国的军队也附属于右军。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国军队也附属于左军。

在获得了周军部署的基本情报后，郑庄公召开会议，商讨作战方案。子元（公子突，也就是后来的郑厉公）认为，周王军队本身是比较强的，但是陈、蔡、卫这几个仆从的诸侯国军队的战斗意志、战斗力是比较弱的。尤其是陈国，他们自己国内还有内乱，军心不稳，根本无心作战。如果先进攻陈国人，他们一定会立即奔逃。蔡国、卫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遇到打击，也会溃散逃跑。而他们一逃跑，周王的军队一看情况不妙，也一定会军心动摇，发生混乱。我军先打败几个弱敌，再集中兵力包围、合击王军，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郑庄公认为子元分析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就采用了他的作战方案。

周王联军分为左、中、右三军，这是当时最常见的三阵。按照子元的建议，郑国军队也作了相对的安排，分为中军、左拒、右拒。所谓“拒”，就是矩形的“矩”，就是方阵。左拒、右拒，就是左右两军，都结成方阵。表面上看，郑国似乎也是遵循传统，继续摆开三阵，但实际上他们却进行了革新，摆出了一个名扬后世的“鱼丽之阵”。

鱼丽之阵

这个“鱼丽之阵”到底是怎样一种阵形呢？《左传•桓公五年》中对此只有八个字的描述：“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偏，是车兵的编制单位。一偏有多少辆兵车，随不同时间、不同国别而有变化。最常见的是以二十五乘兵车为一偏。伍，是徒兵（也就是步卒、步兵）的编制单位。一伍就是五个人。在这里，“偏”和“伍”并不是实指，而只是代指。“偏”就是指战车部队，“伍”就是指步兵。

在春秋时代，车兵一直是军队的主力，但是车兵并不能离开步兵的辅助。一乘战车，三名车兵，而车下的徒兵，由西周到春秋，逐渐由二十多名增加到七十二名。在春秋之初的繻葛之战时的配额是什么情况，现在已经很难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了。“先偏后伍”的意思，就是战车在前排成一线，而步兵则站在战车的两侧靠后的位置。一排战车，每辆车之间会有空隙，而这些空隙现在就由侧后的步兵来弥补。这就是“伍承弥缝”。

《左传》里面专门描写了“先偏后伍，伍承弥缝”，看来这个阵形一定是和从前的常见阵形不一样，才值得专门写一笔。那么，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知道，战车部队互相冲锋的时候，是要错毂而过的。那么，让我们推测一下，在当时的正常情况下，都不会把步兵安排在两车之间的缝隙中，以便让对方的战车通过这个缝隙冲过去。而且步兵面对兵车也处于绝对的劣势，正面抵挡，恐怕会遭到战车的践踏和碾轧，造成很大的损失。

正因为如此，现在郑国人把步兵安排在两车侧后的缝隙之中，就是反常的创新之举。这意味着这些步兵要正面硬扛对方战车的冲击了。如果步兵的素质不高，很容易一遭到冲击就溃散。但是郑国的步兵是久经考验的，多次在战争中发挥了作用，所以郑庄公这次赋予了他们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和战车兵一起紧密配合，抵御对方战车兵主力的冲击。

为什么这个阵形会叫作“鱼丽之阵”呢？“鱼丽”是《诗经》里的一篇的题目。《诗经•小雅•鱼丽》说：“鱼丽于罶。”就是说鱼被捕捉进了竹篓子里。古时在水流中间堆一些石头，叫作“梁”，人们可以踩在这些石头上，一蹦一跳地过河。同时，也可以在石块中间放置一种用竹子制作的捕鱼器，叫作“笱”，又叫作“罶”。大概的形状，就是一种比较细长的竹篓子。当鱼随着水流游下来时，正好就被这种竹篓子捕获了。

既然郑国的战阵取名叫作“鱼丽之阵”，那一定是因为这种阵形引起了子元等人对“鱼丽于罶”这句诗的联想。“先偏后伍，伍承弥缝”的结构，就很像“鱼丽于罶”的形状。前排摆了一排战车，就好像是河中的一组石梁。而后排的步兵的位置正好与战车错开，每两辆战车之间靠后的地方就会有一队步兵，就像是放在石梁后面的“罶”一样。这应该就是鱼丽之阵的真意所在。

“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是线性的、比较单薄的阵形，大概仅仅指郑国中军的布阵方法。这是一种攻防兼备的阵形，尤其利于防守，缺点就是兵力比较薄弱。而左右两拒是方阵，应该就不是这种布置了。在春秋初期，兵车是绝对的军队主力，是进攻的主要打击力量。郑国左右拒，布阵厚实，就应该是以兵车为主的进攻拳头，里面应该也配备了步卒，但配备了多少，具体如何布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从总体上来看，郑军就像是一个横放的哑铃，两翼厚，中间薄。那么，它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呢？战役开始时，周室联军中央及两翼向前并排平推，气势汹汹。郑军处于守势。尤其是郑庄公亲自坐镇的中军，这条车步结合的防线承受的压力最大，因为它面对的是周王亲自率领的战斗力最强的中军主力部队。它以步兵填补战车的缝隙，似乎意味着战车不多，行列纵深不大，兵力较为稀薄。为了守住防线，必须要靠步兵在后面的坚强支撑。当敌军战车冲锋时，郑国中军战车在原地不动，并不冲锋，所以与步兵没有拉开距离，而步兵在战车后的缝隙中严阵以待。

如果周军战车往前冲，错毂之后就会遭到郑国步兵的击刺阻挡，如果他们冲不垮郑国步兵的话，他们就会像“鱼丽于罶”一样，掉进郑国人的圈套，很难前进也很难回转，行动不便，还容易被郑国兵车从两边夹击，那就非常被动了。

郑军的战术，就是让中军取守势，利用这种新创的阵形，顶住周王的进攻即可，争取时间，顶得越长越好。而左右两拒，是郑军的进攻力量。郑国冒险在中军节省出来的战车打击力量，应该都集中到了两拒了。

郑庄公挥舞中军大旗，这是预先约好的指挥信号。两拒看到后，就突然击鼓，分别向当面之敌发动猛烈的进攻。陈、蔡、卫的杂牌部队猝不及防，没有抵抗多久就开始溃逃。之后，郑军左右拒就可以继续打击对方左军、右军里面的周军部队。周左、右军此时已经被奔逃的仆从国军队弄乱了阵形，自然也败下阵去。这时郑军两拒开始向内旋转，对周桓王的中军形成了合围。而可怜的周中军，一直在奋勇前突，本以为胜利在望，没想到左右翼都被干掉了，背后挨了沉重一击。他们现在是腹背受敌，想要撤退，也很难跑掉，因为郑国中军采取的是“先偏后伍”的阵形，兵车排在前面，便于快速追击，不会受到步兵行动迟缓的拖累。这时的周中军，就像是被装进了捕鱼器里的鱼一样，已经难逃惨败的命运了。

在混战中，郑国将领祝聃还一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在周王的军队大败溃退以后，祝聃请求追击。郑庄公说：“君子不希望欺人太甚，更何况是欺凌天子呢？我们起兵对抗天子，只是为了挽救自己，使国家社稷免于危亡，这就够了。”所以，他命令停止追击。当天晚上，他还派人去慰问了周桓王和他身边的人。繻葛之战也就到此结束。

从整场战役的运动来看，我们惊奇地发现，郑军的总体作战计划也像是一个大大的“鱼丽于罶”的形状。不过这里的鱼，指的是周王中军的主力部队。罶需要放置在河梁的两块大石头之间，那么这两块大石头，就是郑军的左拒和右拒。而郑庄公亲自坐镇的中军，就是在这两块石头之间的罶了。不过，它最初还完全没有展现出这种捕捉对手的形状来。只是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它才慢慢展现出狰狞的面目。谁能想到，一个看上去外表平淡无奇的阵形，里面却蕴含着那么大的杀机，蕴含着如此丰富的后手和变化！

繻葛与坎尼

郑国军队在繻葛之战的战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发生于西方的一个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就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坎尼之战。公元前216年，古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率领5万军队对抗罗马8万多军队。从总兵力上来说，罗马人有着巨大的优势。汉尼拔的步兵只有4万，明显处于劣势，但是骑兵却有1万，相对于罗马的6000，具有绝对的优势。汉尼拔让骑兵居于左右两翼，让步兵居于中央。他引诱罗马军进攻己方中央的单薄步兵防线，暗地里以步兵主力向敌军两侧迂回。而迦太基两翼的骑兵轻松击败了当面的罗马骑兵后，掉转头来进攻罗马步兵主力军团的背后，彻底完成了合围。8万多名罗马人全军覆没。

两千年来，坎尼之战引起了西方军事家的无穷兴趣，他们不断地对其进行研究和模仿。而人们不知道的是，早在坎尼之战之前五百年，中国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卓越战术思想，并同样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当然，繻葛之战的规模，远不及五百年后的坎尼之战那么大。

鱼丽之阵、坎尼阵形成功的关键，在于军队各部分的协调组织。各个细微的环节都要配合完美，不能出任何纰漏。这在古代通讯手段低下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强大的占据优势的两翼，是击溃敌军两翼，并内旋达成合围的根本保证。而兵力较薄弱的中军的坚韧抵抗，更是关键中之关键。如果中军顶不住压力而崩溃，那就非但不能包围对手，自己还要承受被歼灭的后果了。要达到这种坚韧性，除了科学合理的兵力配置，稳定军心，加强士兵战胜强敌的勇气，也是非常重要的。郑庄公亲自镇守中军，使得中军在周王主力的打击下岿然不动，坚如磐石，一直坚持到了反攻的时刻，迎来了最终的胜利。无独有偶，汉尼拔与他的弟弟马戈也驻扎在受到压力最大、伤亡最多，而且也不太可靠的高卢人和伊比利亚人步兵组成的正面防线之中，稳住了他们，才使得后续的合围得以顺利实现。

郑军的“鱼丽之阵”，可以从微观到宏观两个层面来理解。它一改之前呆板的战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新的战法，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鱼丽之阵”，堪称中国春秋时代车战战术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但是，它的成功很难复制。尤其要说明的是，它只是车战的阵形。到秦汉以后，车战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历朝历代却仍然不断有人摆出所谓“鱼丽之阵”的阵形，或对之做出想象和模拟，大多都已经是刻舟求剑、面目全非了。

繻葛之战，在我们今天看来，规模并不算很大，双方的兵车加在一起，很可能也只有五六百乘。但是它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诸侯军队抵抗王命，痛击王军，周天子的权威从此荡然无存了。祝聃射中周桓王的肩膀，这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画面，意味着诸侯的崛起、周王的衰落。从此以后，周王就再也没有那个实力，也没有那个心气，能够组织起一支联军去征伐诸侯了。而维护天下秩序的任务，就开始由强大的诸侯来承担，这就是霸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慢慢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中国进入了霸主的时代。

河南新郑郑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3号车马坑

二　最早的霸主：齐桓公与宋襄公

曹刿论战

公元前685年的一天，一小队人马急匆匆地奔走在从莒国到齐国的道路上。在其中一辆马车上，有一位年轻的贵族，他的脸上露出热切而又焦急的神情。这位年轻人，就是齐国的公子小白，他旁边的一辆车上，坐着他的师傅鲍叔牙。

他们最近得到消息，齐国发生了内乱，公孙无知发动叛乱，杀死了齐襄公，自立为君。没多久，齐国人又杀死了公孙无知，齐国处于没有国君的混乱状态。刚刚死于非命的齐襄公有两个弟弟，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分别居住在莒国和鲁国。他们都有继承君位的权利。齐国的贵族高氏、国氏都支持小白，秘密派人去通知小白，要他尽快回国。而鲁国人则支持公子纠，派兵护送他回国，希望他能够做齐国的国君。双方展开了回国的竞赛，谁先到国都，谁就赢。

小白和鲍叔牙一行人正急着赶路，突然，远远腾起一阵烟尘，传来车轮隆隆的声音，斜刺里冲过来一队人马。领头的一人，正是公子纠的师傅，名叫管仲。他带了一支小部队，专门来此截杀公子小白。只见管仲威风凛凛地站在车左的位置，张弓搭箭，一箭就向小白射来，正中小白衣带上的一个小钩子。好险！小白本人没有受伤，但是他非常机灵，趁势大叫一声，倒在车中。

管仲远远地看不太清楚，以为小白死了，就收兵回去了。他派了一辆最快的车，疾驰回鲁国，报告了小白的死讯。鲁国人听到这个消息，松了一口气，就不慌不忙地送公子纠回齐国，一路上走走停停，走了六天才到齐国。没想到，小白早已经先一步赶到，被立为齐国国君了，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

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可以说是鲁国的外甥，如果立他做齐国国君，他一定会亲善鲁国，给鲁国带来极大的政治利益。但是，由于在赛跑中慢了一步，鲁国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鲁国人不甘心。鲁庄公是武力护送，带着军队来齐国的，想要强行把公子纠推上君位。齐桓公小白发兵抵抗。双方在乾时（今山东临淄西）这个地方展开作战。结果，鲁军大败。齐军一路追赶，差一点就俘虏了鲁庄公。鲁庄公临时换了一辆车，而他的御者和车右打着他的旗帜，故意从另外一条路走，把齐军吸引开。鲁庄公这才逃脱，但是他的御者和车右就都被俘虏了。

鲍叔牙率领军队反攻到鲁国边境，鲁国刚刚打了败仗，又看到小白已经在齐国坐稳了君位，木已成舟，只得按照齐国人的要求，杀死了公子纠，并且送还了管仲。鲍叔牙向齐桓公小白推荐管仲，说他有当国相的才能。齐桓公前不久差点被管仲射死，但是他不计前嫌，毅然任命管仲为执政大臣。管仲也深为齐桓公的博大胸襟而感动，从此尽心竭力地辅佐他，为他出谋划策，治理国家。而齐桓公对管仲也始终信赖有加，造就了一段君臣遇合的佳话。他们共同努力，最终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齐桓公年轻气盛，刚刚登上君位，就想通过武力征伐的手段，确立齐国的霸权。管仲认为，齐国的军事建设还不够，暂时还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所以劝齐桓公不要着急，等一等。但是齐桓公听不进去，他对鲁国余恨未消，决定先拿鲁国开刀，所以到了第二年，公元前684年春天，就派出军队讨伐鲁国。

鲁庄公看到自己杀死了公子纠，齐国却仍然不放过鲁国，也是退无可退，于是下决心进行抵抗。这时，有一个叫作曹刿的士人请求入见。他的乡人们对他说：“这种军国大事，是那些吃肉的贵族老爷们谋划的，你一个普通人，参与到其中干什么？”曹刿说：“那些吃肉的老爷见识鄙陋，不能深谋远虑。”于是入见。

鲁庄公居然也同意接见了这位地位很低的曹刿。二人谈得十分投机。曹刿认为，鲁庄公能够为百姓尽力，那么百姓也一定会支持他，这样，上下一心，就可以一战。他还请求跟着鲁庄公一起上战场。

鲁庄公让曹刿与他同乘一车。也就是说，曹刿站到了车右的位置，但是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却远远高于车右，而是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再加上鲁庄公对他十分信任，言听计从，使得他成了这次战役中，鲁国军队事实上的指挥官。

双方在鲁国的长勺（今山东曲阜北，一说在今山东济南莱芜东北）展开作战。

按照当时一般的作战流程，在双方列阵之后，往往是同时击鼓，相向冲杀，一决胜负，单调、呆板，缺乏想象力。在这种硬碰硬的作战方式下，当然是实力更强、军队更多的一方占便宜。但是鲁国的实力明显弱于齐国，而且刚刚在去年吃了败仗，心理上也不占优，如果对面硬拼，恐怕又是大概率要失败的。

所以曹刿想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作战方案。当鲁庄公要按照正常程序击鼓进兵的时候，曹刿阻止了他，说：“现在还不行。”他要鲁庄公稳住阵脚，坚守原地不动，扛住齐军战车的冲击。

齐军击鼓进攻，一连冲击了鲁国阵地三次，都没有成功。曹刿说：“现在可以击鼓了。”鲁庄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马上就开始奋力击鼓。鲁军在他的鼓声的命令和激励下，奋力冲杀，一个冲锋就把齐军打败了。

鲁庄公看到齐军败退，大喜过望，当即就想要继续追击。但是这时曹刿又一次阻止了他，说：“现在还不可以。”曹刿下了车，仔细地研究了齐军的车辙印，然后又登上车轼进行瞭望。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轼一般比车厢底部高40～65厘米。虽然并不太高，但仍然是一辆战车上的最高点，在平原上作战，要观察远处敌军的情况，常常要站到车轼上面去。北宋的大文豪苏轼，字子瞻，瞻就是往前看的意思。站在车轼上，才好往前看远方。古人的名和字往往在意思上是有关系的。

曹刿登上了车轼，远远地眺望齐军的情况。下来以后，对鲁庄公说：“可以追击了。”于是鲁庄公下令，追击齐军。

长勺之战，鲁军以弱胜强，战胜了看上去强大不可一世的齐军，洗刷了去年乾时之战失败的耻辱。战胜之后，鲁庄公非常高兴，但是他对己方为什么会胜利，还并不是很明白，对曹刿的指挥逻辑，也并不理解。所以他就很虚心地向曹刿请教，为什么您开始不让我击鼓呢？

曹刿回答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

作战，主要靠的就是勇气。打第一通鼓的时候，战士们振奋勇气，体力也最旺盛，这时军队的战斗力是最强的。到了打第二通鼓的时候，战士们的勇气就开始减弱。到了第三通鼓，大家的勇气就已经衰竭，所剩无几了。齐国人一连击鼓三通，冲击我军三次，都没有成功，他们的勇气已经衰竭，而我军的斗志和勇气则不断地聚集、充盈，所以我们一次击鼓，将士们奋勇冲杀，就击败了敌人。

鲁庄公感到茅塞顿开，就又问，那为什么您开始不让我追击，而是要观察一番才追击呢？

曹刿说：“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左传•庄公十年》）

齐国是大国，实力很强，不容易被我们这种弱国击败的。而在我们的攻击下，他们居然败退了，这固然值得欣喜，但是也更加应该警惕。大国的谋略，也是很难预测的，我担心他们是假装败退，而设有伏兵，引诱我军上当。所以我下车，仔细查看他们的车辙。如果他们的车辙是整齐的，行列之间并没有互相窜乱，说明他们还是按照正常行列，有计划、有组织、有次序地主动撤退，而不是被我们击败以后溃逃。那就很有可能后面还有埋伏和诡计在等待着我们。但是我看到他们的车辙完全是混乱的，说明他们是真正的败退，各车都是夺路奔逃，互相之间毫无次序。我又登上车轼远望，看见他们的旗帜已经倒下，这说明旗帜已经不再有挥舞、指挥的作用，这也意味着齐军是真正的溃退，不再有统一组织的行动。所以我才敢放心大胆地追击他们。

曹刿论战，是春秋历史上著名的故事。《左传》中的这段记载，也让我们得以了解当时车战的一些情况。但是《左传》的记载实在是太简略了，我们无从得知，齐国人到底是怎么冲击鲁国军阵的，鲁国人又是怎么守住阵地的。文献的不足，留下了许多令人难以索解的谜团，实在是令人遗憾。

六月，齐国又拉上宋国一起进攻鲁国。鲁国的公子偃向鲁庄公献计说：“宋国军队军容不整，说明他们纪律混乱，我们可以击败他们。如果击败宋军，齐国人也一定会撤退回国。请下命令，让我们攻击宋军。”但是鲁庄公不同意。公子偃于是带着自己的部属，擅自从雩门出击，在驾马的身上蒙上虎皮，攻击宋军。宋军的马匹看见虎皮，产生了恐慌，使宋军队形发生了混乱。鲁庄公怕公子偃有失，也率领大军在后面跟上，在乘丘大败宋军。齐国军队看到鲁国军队战力很强，不那么好惹，便主动撤走了。

召陵之盟

长勺之战，也是齐桓公执政早期所遇到的一次军事挫败。这次失败也让他冷静下来，让他开始变得成熟。他听从管仲的建议，一方面，积极进行改革，修明内政，发展经济，并建立起了一支三万人的常备军。他还加强军队的装备和训练，提高了战斗力。这就为齐国称霸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了强大的武力，齐桓公却并不穷兵黩武，一味征伐。在使用武力方面，他变得很慎重。他主要只是兼并小国，而对中等以上的国家尽量少发动战争。他更多地是以武力为后盾，通过会盟等方式来确立自己霸主的地位。

在政治上，齐桓公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维护周天子的权威，救助、安定周王室，并团结中原诸侯，反击北方戎狄的侵扰和南方楚国的北进，从而获得了政治上、道义上的优势。

山戎侵犯燕国，齐桓公亲自率军去救燕国，打败了山戎。狄人侵犯邢国和卫国，基本上灭亡了这两个中原国家，齐桓公率领诸侯军队去保护他们的遗民，帮助邢国人迁居，重建国家，又为卫国人重建了国都。《左传•闵公二年》这样记载两个国家迅速恢复元气，人民安定喜乐的场景，说：“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就是说，邢国人迁居到新的地方后，好像回到了老家一样。卫国人安居乐业，也忘记了自己的亡国之痛。

助燕、存邢、救卫，齐桓公通过这些行动，获得了巨大的威望，中原诸侯都倾心归附。此时南方的楚国崛起，开始向北方发展，多次进攻中原的郑国。公元前656年，齐桓公邀集了鲁、宋、陈、卫、郑、许、曹等七个国家，组成了联军，先是迅速击溃了依附楚国的蔡国，接着就继续讨伐楚国。楚国派使臣屈完去联军大营中进行谈判。

齐桓公将联军全部摆开，形成威武的战阵，他自己和屈完同乘一辆兵车去阅兵，向对方炫耀武力。齐桓公得意洋洋地问屈完：“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左传•僖公四年》）这几句话非常霸气，经常被后人引用。但是屈完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外交官，他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您如果用德行来安抚诸侯，谁敢不服从您呢？但是您如果想凭借蛮力，那么我们楚国就以方城山作城墙，以汉水作护城河。即使您的军队如此众多，恐怕也派不上用场。”屈完的话，也是以楚国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楚国已经占据了汉水中下游的广大地域，人口众多，有山有水，要依托有利地形来防御北方诸侯联军的进攻，还是有把握的。

最终，齐桓公也并不敢蛮干，强行攻击楚国本土。中原八国诸侯和楚国在召陵举行会盟。虽然没有能够完全压服楚国，但是遏制住了它北进的势头，迫使它暂时收缩回去，维护了中原诸国的安全。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连周襄王都派遣使者参加，赏赐齐桓公胙肉。齐桓公与诸侯订立盟约，规定了中原各国内政外交的基本行为规范，号召大家团结友好，和平共处，不要互相攻伐。齐桓公的霸业至此达到鼎盛。

从齐桓公称霸的事迹来看，我们会发现，他真正发动的较大规模战争并不多，更多的是依靠武力的威慑和外交的谋略。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这种慎用武力的行事风格，既减小了双方的损失，又达成了战略目标，非常符合后来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也符合儒家崇尚礼义的精神，和仁爱、反战的理想，所以得到了儒家的称颂。

齐桓公和管仲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策略得当，善于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和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战争理念相关的。在春秋前期，诸侯之间的战争，规模和烈度都是有限的，一般也都只是以让对方屈服为目的，并不追求彻底消灭对方。当然，大国吞灭小国，也是常常有的。但是一般被吞并者都太弱小，很难组织起成规模的军队，进行像样的抵抗。像战国后期那样，各诸侯国举全国之力生死相拼，灭国屠城的惨烈战争，在齐桓公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这种有限战争的方式，也有它的缺陷。比如对楚国的讨伐，就只是炫耀武力进行威慑，而没有真正进行决战，彻底打击甚至消灭楚国的军队。这样虽然避免了己方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对方楚国的实力也得以完整保存，在齐桓公死后，它很快就卷土重来了。

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齐桓公是春秋第一个真正的霸主，立下了赫赫的功业。但是，在他死后，诸公子争立，齐国陷入内乱，齐国的霸业也就迅速消亡了。齐桓公生前，曾经把太子昭托付给宋国的国君宋襄公。在他死后，宋襄公率领诸侯联军两次进入齐国，平定了齐国的内乱，把太子昭扶上了君位，这就是齐孝公。

宋襄公在这件事情中，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他想趁机继承齐桓公的霸业，成为新的霸主。要说这位宋襄公，名叫兹父，最初是颇有贤名的。他的父亲宋桓公病重的时候，作为太子的兹父再三向父亲请求，说他的庶兄目夷年长而又仁厚，请把目夷立为继承人。宋桓公就把目夷叫过来，要立他为继承人。没想到目夷坚决不同意，他推辞说：“太子能够以国家相让，还有比这更仁德的吗？臣比太子差远了，而且废嫡立庶也不符合礼制。”然后就跑着退了出去。

宋桓公死后，太子兹父继承了君位，就是宋襄公。他在公子目夷的辅佐下，把宋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宋襄公并不满足于此，他总想着继承齐桓公的霸主之位，所以不断地召集诸侯会盟。在他的心里，甚至还有着更大的蓝图。宋国，就是殷商的后代。也许宋襄公还想重新恢复当年殷商的光荣呢。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殷商的强盛早已是老黄历了，现在的宋国只是一个中等国家，并没有齐国那么强的国力，实在难以支撑宋襄公的雄心壮志。所以他就利用自己积攒的一点名声，以“仁义”为旗帜来号召诸侯。但实际上，宋襄公的才能和德行也都不足以做霸主。有一次举行盟会的时候，小国鄫国的国君迟到了，宋襄公竟然命令邾国人把他杀了，祭祀社神。曹国对宋国不服气，他又轻率地兴兵去讨伐它。如此种种行为，都让诸侯寒心，渐渐离心离德。

宋襄公这个人，虚荣心很强，好高骛远，名不副实。他打肿脸充胖子，这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是持续不了多久的。

公元前639年秋，宋襄公召集诸侯在宋国的盂邑举行盟会，想要确立自己霸主的地位，尤其是想要获得南方的强国楚国的承认。当年楚国在齐桓公的压力下，被迫进行战略后退，现在齐桓公死了，宋襄公并无真材实料，楚国人就又有了窥视中原的野心。结果在盟会上，楚国人直接就把宋襄公抓起来了，并乘势攻打宋国。幸亏宋国的公子目夷等人顽强抵抗，才保住了宋国的安全。在鲁国的调停下，宋襄公才被释放回了宋国。

宋襄公这回闹了个灰头土脸，颜面尽失，本来想做天下的盟主，没想到反倒成了天下的笑柄。他当然不甘心咽下这口恶气，那么，宋国与楚国的终极较量，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公元前638年冬天，宋襄公率军与楚国军队在泓水会战。宋国人在泓水北岸列好了阵势，而楚国的军队则从泓水南岸渡水而来。在楚军还没有完全渡过河的时候，宋国的司马看到了难得的战机。司马，就是管军事的最高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这位司马，有学者认为就是公子目夷，也有学者认为是公孙固。我们在这里存而不论。司马对宋襄公建议说，敌人军队数量众多，而我军人少，与他们正面硬拼，我们肯定会吃亏。不如趁着现在他们没有完全渡过河，正在混乱之中，我们主动进攻，可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宋襄公不同意。过了一阵，楚国军队全部渡过泓水，来到了北岸，但是队伍还是乱七八糟的，还没有整顿好队列。于是司马就再一次请求出击。但是宋襄公仍然否决了他的建议。

等到楚国人完全列好了阵，宋襄公才命令向楚军发动攻击。结果双方一打，宋军哪里是强大的楚军的对手，大败。宋襄公自己的大腿上中了一箭，他身边的亲兵全军覆没。国君身边的这些亲兵，都是由卿大夫的子弟们组成，现在这支部队基本上死光了，对于宋国的贵族也是一次非常惨重的打击。

由于宋襄公坐失良机，导致本来可以打赢的战争，变成了惨败，无数青壮年男子战死，宋国人家家戴孝，国人都怪罪宋襄公，一片怨恨的声音。宋襄公自己身受重伤，躺在病榻上，却并不悔改，反倒说了一大套理论：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子打仗，对于已经受伤的敌人，就不再加以第二次伤害。对于头发斑白的那些老人，就不捉拿了，放他们逃走。古人行军作战，不依靠险要的地形来取得胜利。寡人我虽然是已经灭亡了很久的殷商的后代，却也还懂得道理，不会去进攻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对于宋襄公的这番高论，公子目夷颇不以为然，他评论说：“国君不懂得作战的道理。强大的敌人处于险隘的地段，却来不及摆好阵列，这正是上天在帮助我们啊！凭着险阻而进攻敌人，不也是可以的吗？即使是这样，我还害怕打不赢呢。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你不杀死他们，不俘虏他们，就会反过来被他们所害。即使是非常老的老年人，该杀死就杀死，该俘虏就俘虏，管他是不是头发斑白？我们训练士兵，让他们明白国耻之心，能够同仇敌忾，再教他们作战的技术，就是为了在战场上杀死敌人。敌人受了伤，还没有死，就还有战斗力，怎么就不可以再一次杀伤他呢？如果舍不得再次伤害他，那么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杀伤他。如果怜悯他头发斑白，那还打什么仗，还不如一开始就向他投降得了。三军作战，就应该抓住一切有利的条件，去消灭敌人，获取胜利。如果地理上的险隘有利于我们阻击敌军，那当然要加以利用。敌人还没有摆成严整的阵列，我们趁此机会，大声击鼓，鼓舞士气，去击败敌人，当然是应该的。”

没过多久，宋襄公就伤重而死，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他伟大的霸主梦想。他在泓之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也一直为后人所热议。对他的战争观，毛泽东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称其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论持久战》）。

春秋前期，古老的“军礼”还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讲究的是堂堂之阵、光明正大的对面决战，双方约好日期，各占一面，鸣鼓而战，战争具有一定的程式性，甚至礼仪性，不愿意使用诈伪手段。但是，在维持礼义传统和追求实际胜利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随着诸侯间斗争越来越激烈，战争越来越残酷，战败的后果越来越可怕，这种讲究礼义的作战方式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了。宋国的司马和公子目夷，就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从他们的评论中，可以看到新的务实、求胜的战争观念正在成为主流。宋襄公不知变通、呆守古法，能够获得一些不通世务的书呆子的称赞，但却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灾难。

时代变了，行为方式、思想方式都得变，要与时俱进，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刻舟求剑。西汉的著作《淮南子•氾论训》里面有这样的论述：“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代的战争，讨伐别的国家，不杀未成年人，也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这在古代是仁义的行为，在今天却被所有人嘲笑。古代认为荣耀的事情，今天却变成了耻辱。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而观念的改变，是最困难的，往往需要许多血的教训才能推动。而理论的总结和归纳，也是要在大量的实践之后才能进行，有着滞后性。宋襄公所代表的旧贵族，虽然被残酷的现实打得头破血流，但是要让他们承认自己的过时与落后，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在后面的战争中，还会看到许多遵守礼法的例子。战争观念的革新和变化，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

宋襄公的霸业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终结了。楚国的势力弥漫于中原。那么楚国这样一个南方大国，是什么来路？中原国家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霸主来遏制它呢？

三　楚国的兴起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楚国人自称是祝融的后代。传说祝融是高辛氏（一说颛顼）的火正。根据《国语•郑语》的记载，祝融的后代有八姓，楚是其中的芈姓。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楚人”或者“荆人”，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生长着许多被称作“楚”或者“荆”的灌木。

楚人最先居住在黄河下游，后来逐渐南迁。为了躲避殷商的打击，他们大约在商代晚期迁徙到了位于今天河南西南的丹水流域。此时的楚人还非常弱小，不得不向殷商表示臣服。到了商末，楚人的首领鬻熊看到商纣王无道，而周文王贤德，敏锐地捕捉到了历史剧变的征兆，于是毅然改换门庭，背叛商纣王，改投到周文王一边，用儿子侍奉父亲的礼仪侍奉周文王。鬻熊的这一次选边站队，选对了。

到了周成王执政，就“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熊绎就成为楚国的始封之君。但是楚国的爵位很低，在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体系中，只是子男之爵，而且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

楚人并没有一直守着丹水那一片地区，而是不断向南迁徙。到了周昭王时，南征荆楚，没想到大败，全军覆没。周昭王本人过汉水时，莫名其妙淹死在水中。有人说是本地人在船上做了手脚，船是用胶粘起来的，看上去没问题，但是走到汉水中央就解体了，周昭王不会游泳，就这样丢了性命。

到了周夷王时，熊渠当上楚国国君，开始进行对外扩张，讨伐庸、杨粤（扬越），一直到鄂。他甚至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于是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可见此时的楚人已经不满于子男的低下地位，所以干脆自称蛮夷，僭号称王。但是到了周厉王上台，非常暴虐。熊渠见他是个狠角儿，怕他讨伐，于是悄悄地又把王号去掉了。这说明当时楚国的实力还很有限，还撑不起他们的雄心壮志。但是这个称王的想法一旦有了，心里就会一直惦记着。

西周末年，楚君是熊仪，又叫若敖。“敖”是楚语，意思是军事首领。大概熊仪在成为君主之前，就已经是军事首领了。他建立了一支家族武装，这为原始落后的楚国突破部落联盟的状态，真正建立像样的国家机器，做了武力上的准备，是楚国前进的重要一步。

楚国早期这些先君，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奋斗，用《左传•宣公十二年》的话来说，就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乘着用竹木编成的简陋车子，穿着破旧的衣服，开辟山林，拓垦荒野，在漫长的岁月中，坚忍前行，终于一点点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进入东周后，公元前740年，楚国君主蚡冒死，他的弟弟熊通杀死了他的儿子而自立。这位熊通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楚国在他的手里才算真正跨入了国家的门槛。东周时代，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之间的互相征伐越来越多，天下的原有秩序逐渐崩塌。在这样的纷乱之中，奉行的就是丛林法则，唯有强者能够生存。熊通就是这样一位强者。

错金铭文“拥颈鸡鸣”戈，出土自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

当时楚国要发展壮大，必须先征服汉水中下游地区。他先灭亡了汉水西边的权国，又想向汉水以东扩张。汉水以东、以北，有许多姬姓国家，其中最大的是随国。随国最先叫作“曾”，也有的文献中写作“缯”，后来它迁徙到随地，也就是今天湖北随州一带，就也可以称为“随”了。著名的战国早期墓葬“曾侯乙墓”，就是随国国君的墓。“曾”与“随”，实为一国。

楚国在吞并了一些小国之后，实力逐渐壮大，开始尝试进攻随国。但是随国文化先进，国力很强，楚国开始的时候并占不到便宜。公元前706年，熊通再次率军攻随。他先派人去请求谈判，随国面对楚国的强大军事压力，也感到很紧张，于是派他们的少师来主持和谈。

大夫斗伯比对熊通说：“我们在汉水以东一直不能得志，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扩大军队，用武力推进，汉东诸国当然都会害怕，就会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我们，所以就很难离间他们了。汉东各国中，随国是最大的，如果随国自高自大，就一定会轻视周围那些小国。那些小国与随国离心，这对楚国是有利的。随国的少师很骄傲，请把我军表现得很羸弱，助长他的骄傲。”

另外一个大夫熊率且比说：“随国有贤臣季梁在，你的这个计策恐怕会被他识破，不会成功。”

斗伯比说：“没关系。即便这次他们不上当，以后也会产生作用。因为少师最得他们国君的信任。”

于是楚军故意毁掉军容，把老弱疲惫的军士展现出来，再迎接随国的少师。少师把这些情况看在眼里，果然上当，回去以后，就向随侯建议追击楚国军队。随侯打算听从他的建议。但是随国的贤臣季梁阻止说：“现在上天正在帮助楚国，楚国军力正强，摆出一副羸弱疲惫的样子，是为了引诱我们上当。君上您又急什么？现在我国的人民都在饿肚子，君上您还力图满足自己的欲望，臣以为这样不可以。您还是先修明政务，亲近周围的那些姬姓兄弟之国，大概才能免于灾难。”随侯听了季梁的话，感到恐惧，于是放弃追击楚军，专心修明政治，楚国看到无机可乘，也就不敢讨伐。

因为随国与周王同姓，关系亲密，楚国就要求随国帮他们去找周天子游说，要求提高自己的地位。熊通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家》）首先，自称蛮夷，隐隐然表示可以不遵守周王的号令，可以另立山头。接着又说明当今诸侯都互相攻伐，天下大乱，周王无力管制。再下来，就是武力威胁：我有一些破烂的战甲（这是谦辞，实际上指强大的军队），想要参与中原诸国的事务，请王室提高我的爵位名号。

随国不敢得罪楚国，于是把楚国人的原话转达给了周王室。周王室虽然虚弱，但此时还不至于被遥远的一个蛮夷小邦所胁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公元前704年，消息传回来，熊通非常愤怒，干脆自立为楚武王。我们看到古代那些帝王、诸侯、贵族，经常被称为“文王”“武王”“文帝”“武帝”“桓公”“襄公”“肃侯”“景伯”“宣子”等等，这些都是谥号，是本人死后，后人给起的，用于评价他一生的功业。但是偶尔也有例外的，比如熊通自称为“楚武王”，就是他活着的时候给自己上的尊号，在他死后继续沿用为谥号。

熊通称王，开了诸侯僭号称王的先例。这件事表现了楚国人的彪悍与自信，表现了他们不甘久居人下，想要威震四方的远大抱负。虽然楚国现在还只是初露峥嵘，刚刚开始争夺江汉平原的主导权，但是他们的眼光已经在北望中原了。这个国家，注定要不同凡响。

称雄汉东

就在熊通称王的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704年，斗伯比对楚武王建议说：“现在随国的那个笨蛋少师正受到国君宠信，这对我们来说，正是有隙可乘。不要丧失这个机会。”于是楚国以随国不来参加盟会为由，再次伐随，军队驻扎在汉水、淮水之间。

季梁向随侯献计，请求向楚国表示屈服。如果楚国人不允许，一定要打，那么就可以激怒我军，振作大家的士气；同时向楚军示弱又会让他们大意懈怠。但是少师不同意，他对随侯说：“我们必须速战。否则，将会失去击败楚军的机会。”随侯此时正宠信少师，对他言听计从，于是率军抵御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