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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著名的“问鼎中原”的故事。王孙满虽然驳斥了楚庄王的无礼问询，维护了周王朝的尊严，但是却无法改变楚国越来越强大，重新染指中原的事实。

公元前605年，楚国内部再一次发生了叛乱。这回作乱的是楚国的令尹斗椒，字子越，一字伯棼，所以古代史书又常常称其为斗越椒、子越椒。

楚国有一位先君熊仪，又称若敖，是楚武王的祖父。他的后代中，没有继承王位的旁系家族被称作若敖氏，斗椒就属于这个家族。他很厌恶司马蒍贾，就率领若敖氏族人攻击蒍贾，将其杀死。一不做二不休，他干脆就打算进一步攻击楚庄王，夺取王位。楚庄王派人与斗椒谈判，用三代国王的子孙作为人质，以求和平，但是斗椒不同意。那双方就只有在战场上打出个结果来了。

七月初九，楚庄王的军队与若敖氏的军队在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对决。斗椒与庄王的战车直接碰面了。斗椒一箭向庄王射去，掠过车辕，越过鼓架，最终射在了铜钲上。斗椒又射第二箭，掠过车辕，贯穿了车盖的竖杆。这两箭离庄王都很近，因为庄王作为主帅，就站在车子中央，之所以没有射中他，完全是运气好。他的部下看到这种情况，都害怕了，开始后退。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楚庄王表现出了智勇双全的优秀品质。他知道如果现在后退，军心动摇，战斗就会失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派人巡行军中，大声宣传说：“我们的先君文王攻克息国的时候，缴获了三支神箭。斗椒偷去了两支，已经全部用完了。他现在已经没什么秘密武器了。”这个故事当然是杜撰的，完全不可信，但是在当时确实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军士们的惊恐迅速平息了下来。楚庄王见部下重新恢复了信心，就猛力擂鼓，指挥军队进攻，大败叛军，杀死了斗椒，灭了若敖氏。

斗椒的儿子斗贲皇逃到晋国，晋国人把苗地封给他，所以他又叫苗贲皇。三十年后，这个人将在晋楚鄢陵之战中发挥重大作用。

通过镇压斗椒的叛乱，楚庄王进一步理顺了国内的关系，确立了自己的权威。楚国加紧了与晋国对中原霸权的争夺。郑、宋、陈、蔡等国夹在两个大国之间，被反复蹂躏，可说是苦不堪言。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讨伐郑国，到达栎地。郑国大夫公子去疾（字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左传•宣公十一年》）晋国、楚国不致力于修德，只知道用武力相争，我们就只好谁打过来就归顺谁。他们都不讲信用，我们怎么能够讲信用呢？

公子去疾的这段话，精辟地归纳了郑国人的外交原则，这是它在两强相争的夹缝中的无奈选择。晋、楚这两个大流氓，我谁都打不过，谁都得罪不起，也没地评理去，只能是谁来了，我就跟谁。墙头草，随风倒。你们也别怪我不长情，没信用，你们自己也不讲信用。你们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弃盟约，将我们随意抛弃，让我们白白受苦，白白牺牲。我们为了生存，只好便宜行事了。

所以，这次楚国人一来，郑国人就归顺了楚国。这一年，陈国发生了内乱，楚国趁机又攻占了陈国。楚军一离开，郑国松了一口气，又请求侍奉晋国。可见在郑国人心里，终究还是更愿意亲近同为姬姓的晋国，而不太接受楚国这个蛮夷暴发户。而楚庄王等到把陈国的善后事宜安排好之后，到了公元前597年春天，就又回师来教训这个首鼠两端的郑国，将其国都包围，攻击了十七天。

郑国人占卜，问与楚求和，结果是不吉利；又问哭于祖庙，把兵车陈列于里巷之间，准备在城破后与楚军巷战，结果是吉利。于是郑国都城里的人都到祖庙去大哭，守城的士兵也都哭了，即将亡国的悲愤笼罩在全城上空。楚庄王看见郑国人群情激奋，准备拼死决战，感到不能把他们逼太急了，于是命令退兵，以表达善意，给郑国人一个台阶下。或许压力一纾解，郑国人内部就不会再这么团结，对于从楚、从晋的争论，又会使他们分裂。但是郑国人却趁机把毁坏的城墙都修复了，做好了长期坚守的准备。

看见这次郑国没有投降的意思，楚庄王就重新进兵，围攻郑都。郑国人殊死抵抗了三个月，最终还是失败了。楚军攻克郑都，从皇门进入，到达了城中的大道上。郑襄公脱去上衣，牵着一只羊，迎接楚庄王。这是表示投降服罪，愿意受刑的动作。楚庄王考虑到郑国国君还很得民心，知道现在还无法吞并郑国，于是命令全军后退三十里，答应郑国的求和。

在郑国苦苦支撑的这几个月，晋国人却反应迟钝。他们大概是在犹豫要不要出兵救郑。不救吧，作为霸主的威信就会被动摇，小兄弟们就会离心离德。去救吧，就会跟楚军正面碰撞，而晋国并没有战胜楚国的自信。万一战败，霸权就会终结，这个风险太大了。

而实际上，晋、楚两国一直都在避免直接决战，都是在争夺郑、陈、宋、蔡等中原诸侯国，一般都很默契地不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你来了，我不动；你走了，我再来。但是随着双方争霸越来越走向高潮，最终的直接对决是不可避免的。总会有一件事情引发双方的决战。霸主是不能靠躲避和拖延得来的，最终还是要靠拳头打出来。

宝贵的时间就在晋国人的犹豫迟疑中一点点地逝去了。晋国国内思想之不统一，决策之不坚决，都表现无遗。到了六月，晋景公终于派荀林父率领军队去救郑国。但是晋军才刚刚走到黄河边，就听到消息，郑国已经被楚军攻破，被迫投降了。

如果晋国人能够早一点下决心，迅速出兵援救郑国，也许楚军就会撤退，晋国就会巩固自己在中原诸国中的威信。如果楚军不撤退，而是与晋军决战，那就坚决打一仗，反正该来的总要来。但是晋国人却磨蹭了几个月，坐视郑国覆亡，这无疑会让盟友寒心，觉得这个大哥既胆小，又没有担当，保护不了自己，不值得跟随，不值得托付。这对于晋国的信誉和威望其实是很大的打击。

先縠违命

这次晋军出兵的作战序列如下：

荀林父为中军将，先縠(hú)为中军佐。士会为上军将，郤克为上军佐。赵朔为下军将，栾书为下军佐。赵括（不是战国时代长平之战的那位）、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掌管军政。

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晋国的军制。晋国这个时候有三军，也就是中军、上军、下军。每一军都设将、佐各一人。将，就是主将；佐，就是副将。那么三军一共就有六个将佐。按照地位高低，从上到下是这样排列的：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也就是说，中军将地位最高，除了管理中军，他还是全军的主帅，所以又叫“元帅”。所有将、佐都是卿，在和平时期，他们就是执掌国政的核心班底。当时的职官制度，还没有很明显的文、武的区别。在将、佐之下，各军还有大夫若干人。除了在军中的职位，他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直属的部队。

中军元帅荀林父听到郑国投降楚国的消息，就想率军回国，他说：“现在救郑已经来不及了，只是白白地让军民劳苦，又有什么用呢？不如等楚国人返回以后，我们再去讨伐郑国，那也不晚。”

荀林父的想法很明显，就是不愿意直接与楚国交锋。上军将士会也同意他的意见，说：“我听说但凡用兵，都需要有机可乘，才能采取行动。如果一个国家的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章、礼仪都不违背常道，那是不可与之匹敌的，不能贸然进攻它。楚军讨伐郑国，恼怒它的怀有二心，又哀怜它的谦卑。郑国反叛，就讨伐它；降服，就赦免它。这样，楚国的德行、刑罚就都成了。讨伐反叛者，这是施刑罚；怀柔降服者，这是有德行。这两样，楚国都已经树立起来了。去年楚国攻入陈国，今年又攻入郑国，打了两次大规模的灭国之战，人民却不觉得疲劳，国君也不被人怨恨诽谤，这说明他们的政令符合常法。他们在荆尸之月的农闲季节出兵，商、农、工、贾，各行各业都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军队中步兵与车兵和睦相处，各种事务没有互相抵触。蒍敖（即孙叔敖）做他们的令尹，执掌国政，能够为楚国选择适合的好法典。每次军队出征，右军随着主将的车辕前进，保护主将；左军负责寻找粮草刍薪；前锋以旄旌开路，侦察有没有敌军的踪迹；中军权衡一切，谋划大计；后军殿后，以精兵充任。”

后面的这几句关于楚军行军队列的记载，对于军事史的研究很有价值。《左传•宣公十二年》的原文是：“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前面还提到了“荆尸而举”，古代的注家以为“荆尸”是楚国一种军阵的名字。所以后代研究者往往把这一段关于五部分行军的记载看成是所谓“荆尸之阵”的具体阵形。实际上，现在我们根据睡虎地秦简可以知道，“荆尸”是楚国历法的月名，相当于夏历的正月。“荆尸而举”指的是在“荆尸”之月的农闲期间举兵，这才不误农时。这么一解释，上下文之间才显得通畅。所以并不存在什么“荆尸之阵”。而上述记载也只是楚军行军的队形，并不是战场上的布阵方法。

士会又继续列举了楚国政通人和的种种例子，认为不可与之为敌。他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左传•宣公十二年》）见到条件许可就前进，知道艰难就撤退，这是治军的好方法。兼并弱小的，进攻昏暗的，这是动武的好规则。请您姑且整顿军队，经营武备吧！诸侯之中还有弱小、昏暗的国家，为什么非要和楚国这种强敌对抗呢？

士会是个很有学问，很有智慧的人，他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通，细致地分析了楚军的情况，指出不可与楚军作战。他的看法，与主帅荀林父是一致的。但是中军佐先縠却不同意。他说：“晋国之所以称霸诸侯，就是因为军队勇武，群臣尽力。如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郑国投降了楚国，而无所作为，就会失去对诸侯的控制，这不可以说是尽力了。有敌人却不敢打，这不可以说是勇武。晋国的霸业传了几十年了，到我们手里而失去，那还不如去死。而且我们整顿好军队出国，听说敌人很强大，就吓得退兵，这可不是大丈夫所为。受命为军队的统帅，最终却不能表现得像个大丈夫，这种事，只有你们这些人能够做得出来，我可不屑于做。”于是带着本部的军队就向南渡过了黄河。

先縠是中军佐，也就是说，他在晋军中的地位仅次于中军元帅荀林父。他是晋文公时代的中军元帅先轸的后代，名门之后。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是战是和，都不失为一种选择。晋军实力也很强大，并不一定输于楚军。大概晋国人在出兵之前就这个问题已经吵了几个月了，现在的争吵不过是继续老话题而已。不过既然已经出兵，就得按照军队的规矩办，大家可以商量，可以提意见，但是拍板权在主帅手里，一旦主帅下了命令，所有人都应该遵照执行。现在先縠公然和荀林父叫板，不听他的命令，并带着自己直属的部队过了黄河，这就造成了晋军的分裂。

下军大夫荀首说：“先縠这支部队危险了！《周易》《师》之《临》的爻辞说：‘师出以律，否臧，凶。’军队出征，靠的就是纪律。如果不讲纪律，就是凶。不听从主帅，太凶险了。如果遇到敌人，必败。即使他本人免于战死而逃归，以后也一定有大难。”

司马韩厥对荀林父说：“先縠率领一支偏师过河，如果被楚国人攻击，陷于失败，那你的罪过就大了。你是元帅，结果下属根本不听你的命令，这是谁的罪过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荀林父要负领导责任。

荀林父也正感到压力山大，就问，那可咋办哪？

韩厥给他出了个主意：“不如您率领全军跟进。如果作战不能胜利，那么罪责可以由大家共同分担。与其由您一个人来承担罪责，不如六名将佐共同承担，这样不是更好吗？”

荀林父一听，觉得韩厥说得有道理，就率领全军渡过了黄河。

战和之间

楚国军队最先也并没有想要和晋军决战。这次楚庄王亲征，沈尹率领中军，左尹公子婴齐（字子重）率领左军，公子侧（字子反）率领右军。楚军北上，到达郔地（今河南郑州北），本来只是计划饮马黄河，意思一下，就撤军回国。听说晋军渡过了黄河，楚庄王就想要后撤回家，不想打。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来，晋楚两国势均力敌，都很强大，麻秆打狼—两头怕，双方都没有正面硬碰硬的想法，都想回避对方。

楚庄王不想打，但是他有一个很宠幸的近臣，叫作伍参，他很想打这一仗。楚国此时的令尹叫蒍敖，字孙叔，按照当时称呼的习惯，一般称作孙叔敖，是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贤相。他就非常生气，骂伍参说：“我们去年攻入了陈国，今年又攻入了郑国，经历的战事已经不少了。战争是那么好玩的吗？这回碰到中原盟主晋国，那可不是好对付的，如果作战不利，你伍参的肉够我们大家吃吗？”

在三十五年前，晋国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这一仗至今令楚国人心有余悸，知道晋国不好惹。孙叔敖说要吃伍参的肉，就是吓唬他，你一个王身边的弄臣，你懂个啥？去去去，不要瞎挑事儿。如果煽动王上开战，万一战败的话，你可是百死莫赎的。到时候把你往大鼎里面一扔，煮熟了，大家分着吃，也不够解恨的。

没想到这个伍参却一点也没有被令尹的恐吓吓退。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如果我们作战胜利了，那么孙叔您就显得没有谋略了。如果我们作战失败了，那我的肉将在晋军手里，您能够吃得到吗？”

伍参口才很好，嘴巴皮非常利索，又非常幽默，这一番话说得孙叔敖哑口无言。能够在君王身边受宠，能言善道那是基本功。孙叔敖虽然说不过伍参，但是却掉转车头，打算回南方去了。

伍参知道令尹德高望重，深受大王的尊重，他下决心要走，大王很可能就会跟着走了。于是他赶紧对楚庄王说：“晋国的主帅荀林父，几个月前才刚刚被任命，威信还不高，不能推行军令。他的副手先縠刚愎自用，缺乏仁德，不肯听从命令。三军的将帅都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事，却又无法做到。下面的人想要听从命令，又不知道该听谁的。晋军的政令不统一，一片混乱，这次作战，他们必定会失败。而且，您是国君，而晋国只是一群大臣，如果您躲避他们，那是不是太丢人了？对国家社稷如何交代呢？”

伍参的话，说了两个重点，第一，晋国人内部不团结，军令不统一，非常混乱，所以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强大，我军必然可以打败他们。第二，从面子上来激楚庄王，怎么可以以君逃臣呢？这两点都对楚庄王产生了作用，于是他下决心与晋军一战，告诉令尹，咱们不回去了，让他将战车重新掉过头来，北上到达管地（今河南郑州北），等待晋军。

在大家的印象中，国君身边的这些得宠的小人物，一般都是些马屁精，所谓“佞幸小人”，只会溜须拍马，逢迎上意，玩弄权术，陷害忠良。真要提到治国、打仗，那是样样不行。但这位伍参，是个例外，你看他对楚庄王说的这一番话，分析得头头是道，从事后的发展看来，他对于当时局势的把握，比楚国其他人都要更加准确，见解也更加高明，连楚庄王这样的明君、孙叔敖这样的贤相，都不如他。他的胆子也大，实际上他这样力排众议，坚持鼓动楚庄王打这一仗，是赌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的。也正因为他力主作战，才使得邲之战真正得以打响，并且取得胜利。所以他的功劳很大，在胜利后获得了奖赏，他的后代在楚国也就发达了。他有一位曾孙，在历史上颇为有名，这个人就是伍子胥。

晋军来到敖、鄗二山之间驻扎。郑国派卿皇戌出使，对晋国人说：“我们郑国人跟从楚国，只是为了保存社稷，并不是真正对晋国有二心。楚军多次打胜仗，已经很骄傲，他们已经‘老’了，也就是士气衰竭，人员疲惫了，而且又没有设下周密的防备。请你们攻击他们，我们郑国作为接应，一定可以击败楚军。”

先縠说：“击败楚国，降服郑国，就在此一战了。我们一定要答应郑国人。”

但是下军佐栾书却指出，楚国的君主一直励精图治，不能说是骄傲了。我们的先大夫子犯说过：“师直为壮，曲为老。”现在我们自己不修德行，结怨于楚，我曲楚直，所以不能说楚军“老”了。现在郑国和楚国其实很亲近，郑国人来劝我们与楚国作战，并不是为我们着想。他们只是希望我们两强决出一个胜负来，谁赢了他们就跟谁走，不用再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所以，不要相信郑国人的鬼话！

透雕倗矛，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春秋晚期。据考证，倗就是楚庄王的儿子王子午，字子庚。

赵括、赵同说：“我们率军前来，就是为了寻求与敌人决战的。战胜敌人，得到属国，还等什么？干就是了。一定要听先縠的话。”

荀首说：“按照赵括、赵同的话，那是自取祸乱。”

下军将赵朔说：“栾书说得太好了！按照他的话去做，一定能够使晋国长治久安。”

晋军将帅分成两派意见，争论不休，而主帅荀林父缺乏主见，拿不定主意。这时楚国派少宰来到晋军，说：“寡君此行只是重走先君成王、穆王的路，教训、平定郑国，岂敢得罪晋国呢？请各位不要在这里久留。”这是表达楚国的善意，表示不想和晋军作战。

晋军这一边，最有文采学问的是士会，他代表中军将荀林父回答说：“当年平王命令我们的先君文侯说：‘与郑国一起辅佐周王室，不要废弃王命。’现在郑国不遵从王命，寡君派我们来质问郑国，岂敢劳动楚国官员来迎送？我们谨拜谢君王的命令。”这也是表达晋国不愿意与楚军作战。

但是先縠却对士会的回答不满意，认为对楚国人太奉承了，于是派赵括去更改辞令，对楚国人说：“我们的外交官讲错了话。寡君派我们来，是为了把大国的足迹从郑国迁出去，命令我们说：‘不要躲避敌人。’臣下们没有办法逃避命令。”这样回答，就相当于挑战了。先縠再一次表现出他的桀骜不驯，无组织无纪律，无视主帅权威，擅自越权更改外交辞令。更严重的是，他的这种行为，等于把晋军内部的思想混乱、意见分歧、权力斗争，主帅的威信不够，副将的骄横跋扈等等乱象直接暴露给了对手，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乐伯致师

楚庄王听了使者的回报，了解了晋军内部混乱的情况，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终于定下了作战的决心。但是他却又派使者去向晋国求和，其实这只是一个幌子，做个姿态，表明自己是热爱和平的，不想打，给自己打扮出一个正面的形象。而且通过求和，也可以麻痹晋国人，让他们放松戒备。

晋国人同意了，双方已经约定了具体盟誓的日期。楚庄王却又派了几名勇士去晋军那边致师，也就是挑战。一方面求和，一方面又挑战，楚庄王就是想用这些互相矛盾的行动，来加重晋国人的怀疑，造成他们将帅之间的进一步分裂。

这辆致师的车上有三个人，车左乐伯，御者许伯，车右摄叔。这三个人就商量着，在致师行动中，应该怎么表现自己的勇武。

御者许伯说：“我听说致师的御者，要快速驾车，让车上的旌旗倾斜，擦过敌军的营垒，然后再回来。”

车左乐伯说：“我听说致师的车左，要用质地最坚硬的菆矢来射箭，还要代替御者执辔。御者则下车，把马两两排列整齐，整理好马颈上的皮带，从容不迫地做完这一切后，再回还。”

车右摄叔说：“我听说致师的车右，要冲进敌军的营垒，杀死敌军，割下其左耳，然后还要生俘一个敌人出来。”

这三个人就按照自己说的去做，都成功做到了。晋国人的兵车出来追击，分成左右两翼，就像牛的两个角一样，来追逐他们。乐伯是个神箭手，他向左后方射击对方的驾马，向右后方射击对方的人，使得晋军追兵的左右两个角都不能前进。但是乐伯的箭是有限的，射到后来，只剩下一支箭了。而晋军的追兵虽然不敢太靠近，却也没有放弃，一直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所以乐伯他们的危险并没有解除。

这时突然有一只麋鹿出现在他们的前方，于是乐伯一箭向麋鹿射去，正中它的脊背。古代打猎，射中猎物的背为最佳水平。因为人站在车上，比动物要高，从背上射进去，从腋下穿出，是最容易杀伤到猎物最要害的内脏的，可以一击必杀。乐伯就让车右摄叔拿着这只麋鹿，去献给晋军追兵的将领鲍癸。摄叔对鲍癸说：“现在并不是进献禽兽的季节，所以奉献禽兽的人也还没有到。我冒昧地把这只鹿作为食物，进献给您的随从。”当时的人说话都很客气，对于有身份的人，一般都不说把礼物献给对方，而说献给对方的随从、左右，这样显得对方的地位更高。

鲍癸接受了这只麋鹿，他说：“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就是说，他们的车左很会射箭，而车右很善于辞令，都是君子啊。于是下令停止追击。乐伯这三个人才得以逃脱，免于被俘。

晋国这边有一个大夫，叫作魏锜(qí)，他想求得公族大夫的职位，没有成功，所以一直怀恨在心，就希望自己国家的军队战败。他向主帅荀林父请求，去楚军那边致师。但是荀林父没有同意。于是魏锜就改口，说，那就请让我作为使者前往楚军大营吧。荀林父就同意了。

果然，魏锜到了楚军大营，竟然还是向楚军请战，然后回来。这就是典型的自作主张，矫令而行，要让两国打起来，真是胆大妄为。楚军将领潘党率军追击魏锜，一直追到了荧泽。这是一片沼泽地，在今天河南荥阳东。魏锜一看，前面有六只麋鹿，于是射了一只麋鹿，回头献给潘党，说：“您有军事在身，负责田猎的官员恐怕来不及给您奉献新鲜的肉食吧？我冒昧地把这只鹿奉献给您的随从。”这个套路和前面乐伯是一样的，于是潘党也依葫芦画瓢，率领部下离开，不再追赶了。

晋国另外有一位大夫，叫作赵旃，他想升职为卿，也没有成功，同样怀恨在心。看到鲍癸放走了楚国的致师者，他也感到很生气，于是请求去楚营挑战，荀林父不同意。他又请求派自己去召楚国人来盟誓，荀林父同意了。他和魏锜一样，都是受命而往。这个荀林父也是糊涂啊，对下属这些人的心理和企图完全没有把握，就任由他们去做可能会破坏大局的事情。

上军佐郤克说：“两个怀有私怨的人去楚国大营了，他们很可能会把事情弄糟糕。如果我们不做准备，就一定会失败。”

中军佐先縠不以为然，说：“郑国人劝我们与楚军作战，我们不敢听从。楚国人向我们求和，我们又不能表示友好。带兵没有固定的策略，多做准备又有什么用呢？”这个先縠，真是胡说八道。楚国人来求和，士会本来表示了友好，正是他自己派赵括去更改了辞令，破坏了友好。主帅荀林父本来有固定的策略，就是避免与楚军决战，也正是先縠带头破坏了这个策略。他现在倒装作没事人，批评起来了。

上军将士会说：“我觉得还是预做准备的好。如果魏锜、赵旃这两个人故意激怒楚军，楚军向我们发动突袭，那我军的失败就在眼前了。不如还是好好准备一下。如果楚国人没有恶意，我们解除警备，与他们盟誓，对于两国的友好又有什么损害呢？如果楚国人怀着恶意前来进攻，那我们做好准备，就可以保持不败。即使是两国诸侯日常见面，军中的卫士也并不撤去，这就是随时保持警惕啊。”

先縠非常狂妄骄傲，并不认同士会的话。于是士会想，全军我做不了主，上军我还是可以做主的。就派巩朔、韩穿在敖山前面布下了七处伏兵，所以后来楚国人突击的时候，晋国的上军没有失败。中军大夫赵婴齐也多留了个心眼，命令部下先准备好了舟船，所以在晋军吃败仗的时候，他的部属先乘船撤过河去了。

车驰卒奔

魏锜是白天到楚军营垒请战的，被潘党赶走了。而赵旃则来得晚一些，他到楚军营垒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赵旃就在楚营外面席地而坐，而派自己的部下冲入楚国军营，一通挑衅骚扰。楚庄王被激怒了，好你个晋国人，白天来一拨，晚上又来一拨，太猖狂了，还以为我真治不了你们了？于是亲自率兵追击赵旃。

楚王的亲兵卫队以广为单位，分为左右两广。一广是三十乘兵车，这个兵力单位也可以叫一卒，一卒分为两偏，每偏十五乘。左右两广轮流值班。每天早上鸡鸣起，由右广值班护卫楚王，一直到中午。然后左广接班，一直到黄昏日落。战车不能夜战，所以晚上扎营的时候，另有左右亲随依次值班，来负责楚王的保卫工作。

在两广的编制中，各为楚王准备了一乘车子，也分别配备了御者和车右。此时右广配备的御者是许偃，车右是养由基。左广配备的御者是彭名，车右是屈荡。等到次日，也就是七月十三日，天刚蒙蒙亮，能够勉强看清道路了，楚庄王就迫不及待地上了左广，追击赵旃。这不符合日常的值班顺序。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是左广当时套好了马，人员也都到位，做好了各种出击准备吧。

赵旃挑战完了之后，也没有走远，大概就在附近待了一晚上。因为战车在晚上无法行动，看不清路，容易翻车。到了天亮，楚庄王就带着左广追上来了。赵旃赶紧驾车逃命。他的马不够快，眼看着楚庄王的部队追了上来，只好丢弃了车子，钻到树林子里面去了。楚庄王的车右屈荡也跳下车，追到树林里，和赵旃搏斗，把赵旃下半身的甲裳都扯了下来。赵旃非常狼狈地逃跑了。

晋国人这边，也害怕魏锜、赵旃两个人把楚国人惹火了，就派了軘车，一种防守用的兵车，来接应他们。他们的想法就是，一接到这两个人，马上就建立防线。楚军将领潘党看见晋国兵车扬起的灰尘，赶紧派人回去报信：“晋国军队来了。”

这一下子，楚国人就紧张了。他们的王冲在最前面，追击赵旃，要是一下子碰到了晋国主力部队，那可不太危险了吗？于是赶紧整军列阵。令尹孙叔敖说：“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左传•宣公十二年》）前进！宁可我军主动进逼敌军，也不要让敌人主动进逼我军。他还引用古老的《军志》里的话：“先人有夺人之心。”先发制人，可以夺取敌人的军心，打击他们的士气。所以一定要主动进攻敌人。

孙叔敖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在楚军上下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迅速下了战役决心，统一了全军的思想，定下了主动进攻的策略。楚军士气大振，《左传》里描写他们：“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左传•宣公十二年》）就是快速向前突进，战车疾驰，步兵奔跑，向晋军猛扑过去。这个气势不得了啊。而晋军还等着和楚军议和呢，只有上军做好了迎击准备，中军、下军还很松散，没想到楚国人来得这么快、这么猛，所以根本来不及好好组织抵抗，一下子就被击溃了。

荀林父看到兵败如山倒，顿时慌了手脚，居然击鼓下令：“先渡过黄河的有赏。”这是个什么命令啊！中军元帅，不好好组织防御，居然鼓励逃跑，那全军士气当然也就全面崩溃了。于是晋国的中军、下军都争相渡河逃命。但是人多船少，哪里够用呢？已经爬上船去的，算是幸运的，还有许多人一直冲到水里，用手扒着船沿，想要爬上船去。但是船上的人不可能让他们都上去啊。都上去，船装不下，太重了，船会沉，大家一起淹死。河岸边，成千上万人的哭喊声、怒骂声响成一片，说话也听不清，这生死关头，也没法讲通什么道理了，也没什么纪律了。船上的人情急之下，干脆操起手里的兵器，对着那些扒着船沿的手一通乱砍。

这个过程非常混乱、复杂，但是《左传》里面就只有短短的两句话：“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只说，被砍断、掉进船里面的手指头，多得可以用双手捧起来了。仅凭这一个细节，就把晋军大败之下争相逃命乃至自相残杀的惨状写得淋漓尽致。我们古人用语之准确、精炼、传神，真是让人赞叹。这两句话，历来就是为文学史家称颂的名句。

晋国中军、下军还没有来得及过河的部队向右转移，靠近他们右翼的上军，上军守在原地没有动。这是因为上军将士会、上军佐郤克做好了迎击楚军的准备。他们预先设下了七道埋伏，有效地迟滞了楚军的进攻。楚军的右拒在工尹齐的率领下，已经把晋国的下军打得稀里哗啦，正在乘胜追击。当时楚国有一个属国，叫唐国，也派兵参战了。现在战局正在关键时刻，楚庄王就派人去找唐国的国君唐惠侯，请他率领唐国军队增援楚军，并派潘党率领游阙四十乘，加入唐惠侯的队伍，形成楚军的左拒，一起进攻晋国的上军。这个“游阙”，就是一支游动的兵车队伍，在战场上巡游，哪里需要，就投入到哪里。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预备队”的概念了。

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楚军，晋国的上军该何去何从呢？现在中军、下军都已经溃败，只有上军还岿然不动。上军佐郤克的儿子，名叫郤锜，这次也随军参战，他就问：“我们要不要就在这里等待楚军，和他们痛痛快快地打一仗？”

上军将士会说：“不行啊。楚国人现在正是士气最旺盛的时候，如果他们把兵力集中于我们上军，我们必然会全军覆没。我们不如收兵撤退。这样一方面可以和中军、下军一起分担战败的罪名，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全士兵们的生命。不也可以吗？”于是命令上军撤退。士会亲自殿后。上军基本上没有遭受多大损失，安全地撤回了。

楚庄王见到了自己的右广，现在还是上午，于是他想按照正常做法，回到右广去。这时他在左广的车右屈荡阻止他，说：“大王今天从乘坐左广开始作战，也应当乘坐左广结束。”楚庄王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留在了左广。屈荡这是利用偶然而又难得的机会，来提高左广的地位。从此楚国就更改了制度，把值班顺序颠倒了一下，楚王每天先是乘坐左广，中午以后改为右广。

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在战斗中，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细节，被《左传》记录了下来。

晋国人在逃跑的过程中，有兵车陷到坑里出不来了。楚国人追了上来，也不打，也不杀，就在边上围观看热闹。晋国人满头大汗，想尽各种办法，怎么弄，车子也出不来。

楚国人看不下去了，就给支招，说，你车子上这个“扃(jiōng)”有点碍事，把它卸了吧。这个“扃”，就是车上用来固定武器和旗杆的横木。楚国人说，现在你们逃跑，这个东西也用不上，干脆卸掉它，减轻一些重量。

晋国人依言而行，果然情况好一点了，车子稍微可以活动一下了。晋国人拼命打马，马也很努力地拖拉，但是总是差一点。结果马带着车绕着坑打旋儿，还是出不来。

楚国人旁观者清，说，你们车上插着的这面大旗子有问题，太兜风，给车子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阻力，非常碍事。你们干脆把旗子拔出来，卷起来，往前放倒，搭在前面的车衡上，这样就没什么阻力了。

晋国人又照做了，这回果然起作用了，车子终于出了泥坑。晋国人驾着车继续逃跑，回头向楚国人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左传•宣公十二年》）这里的“大国”，指的就是楚国。晋国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像你们楚国人，经常逃跑，有经验。

你看，明明是他们自己在狼狈不堪地逃跑，人家好意帮他们出主意，他们出坑了之后，非但不感谢，还要讽刺人家，说些风凉话。这是一个非常幽默的场景，楚国人的行动很有意思，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大概也是当时战场道德的一种体现。春秋时代的战争，是一种贵族战争，能够担任车兵的都是贵族，起码也是“士”，他们有一种荣誉感。要打，就堂堂正正地打。人家的车陷进坑里了，楚国人就不愿意乘人之危，而且，就这么白白放晋国人跑掉了。

我们再来说那位去楚军营地挑事儿的赵旃。他把两匹好马给了他的哥哥和叔父，让他们得以顺利逃脱。而他自己则用别的马驾车。遇到了楚国人，跑不掉，无法甩掉对手，只得放弃车子，躲到了林子里。

晋国有一个逢(páng)大夫，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同乘一辆战车逃跑。他告诫两个儿子：“不许回头看。”这两个儿子好奇心强，爸爸不让干什么，他们就非得干什么。结果回头一看，看见赵旃了，就说：“赵傁在后。”“傁”就是对长辈的尊称。

逢大夫之所以不让儿子往后看，就是怕看到熟人。现在逃命要紧，你看到熟人了，救还是不救？一辆车上空间有限，只能坐三个人。再加一个人，或许也能够挤得下，但是车子的速度就慢了，弄不好，大家都跑不掉。结果这俩孩子不听话，非得往回看。逢大夫一听他们说“赵傁在后”，气得七窍生烟，哎哟！我的傻儿子哎，俩不争气的家伙！就把两个儿子赶下车，指着一棵树，说：“你们两个人就待在这棵树下，我到时候就来这里给你们收尸。”然后他把登车的绥带递给赵旃，让他上车。两个人坐着车跑掉了。第二天，逢大夫回来找儿子的尸体，果然，这两兄弟都被楚军杀死了，尸体重叠着，躺在那棵树下面。他们这回还真听爸爸的话了。要是早听话，就不会死了。

这个赵旃对他的族人还是很好的，把好马让给兄长和叔叔。但是他的这一番孝悌之心，最终却要让别人儿子的性命来买单。当逢大夫让他上车的时候，他居然也能够觍着脸上去，真好意思。往大里说，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就是他和魏锜为了泄自己的私愤而点燃的。晋军战败，死了那么多人，他们这两个人却安然逃脱，让那么多人用性命来给他们的私愤买单。这样的人，灵魂真是够丑恶的。

下军大夫荀首的儿子荀罃(yīng)被楚军俘获了。荀首带着家族亲兵返回战场，想把儿子找回来。下军也有很多战士都跟随他回来。这回，魏锜给荀首驾车。荀首每次射箭都要挑选一下箭，看见好箭，就舍不得用，把它放进魏锜的箭袋子里。魏锜很生气，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不好好找你的儿子，而心疼这几支箭。我们晋国董泽里有的是好的蒲柳，用它们制作的好箭，用得完吗？”

荀首说：“我估计我儿子已经被俘虏了。我现在是要想办法用楚国人的儿子，来换回我的儿子。所以我不能随便射，好箭一定要留着，在对付重要目标的时候才用。”他的箭法真不错，射死了楚国大臣连尹襄老，把他的尸体载了回来，又射伤了楚国的公子穀臣，把他俘获了。

荀首为了救儿子而进行的这次反突击，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楚军的部署，遏制了他们进攻的势头。九年以后，他终于用连尹襄老的尸体，还有公子穀臣，换回了自己的儿子荀罃。

这场战役从楚庄王追击赵旃开始，打了一整个白天，到黄昏的时候，作战就基本上结束了。楚军进驻于一个叫作邲的地方，所以这场战役在历史上被称为邲之战。邲这个地方属于郑国，在现在河南郑州西北、荥阳东北一带。楚军到了邲地以后，晋军残余部队仍然在抢渡黄河，一片混乱，整夜都有呼喊声。楚军手下留情，并没有趁机再大杀一番，而是放他们逃回黄河北岸去了。

对于楚国这么把敌军放走，历来有许多人为他们感到惋惜。如果楚军一鼓作气，猛烈追击，把已经崩溃的晋军歼灭在黄河岸边的话，晋国势必元气大伤，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无法复原。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楚国人这么做，是遵循当时的军礼规范，追击敌人不要太远，对于已经丧失战斗力的敌军，不要逼迫残杀。从楚军在战斗中还帮助晋军兵车脱困逃跑来看，后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看来即使在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失败之后四十年，战胜宋襄公的楚国人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类似的教条。

楚军将领潘党向楚庄王建议，建一座显示军功的营垒，并把晋军尸体都堆在一起，再封上土，成为一座高丘，形成“京观”，以作为这次胜利的纪念。但是楚庄王拒绝了，认为战争是暴力手段，武功不值得夸耀。这些战死的晋国人，都是尽忠于国君的人，不应该去侮辱他们的尸体。

邲之战，是晋楚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的一次实力碰撞。晋军内部不团结，将帅各有想法，没有纪律。主帅荀林父威信不足，优柔寡断，指挥能力更是糟糕，完全是个不合格的统帅。这样看，晋军实际上是一盘散沙。而楚国上下团结，君臣一心，战略谋划得当，后勤准备充分。他们通过不断地侦察、试探，来摸清对手的底细，又用虚假的求和来扰乱晋军的判断。一旦开战，楚军就集中全力进行作战。楚庄王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激励了楚军的士气，最终他们以迅速勇猛的突击打垮了晋军。两军的实力其实差不多，都有获胜的可能，也可能是打个平手，但是最后造成这种一边倒的局面，里面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用后世的两句话来做总结的话，一句是《孙子兵法》里说的：“上下同欲者胜。”（《孙子兵法•谋攻》）一句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邲之战使得楚国一洗城濮之战的耻辱，确立了在中原的霸权，势力达到鼎盛，中原各中小国家纷纷降服。楚庄王由此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但是因为没有抓住机会全歼晋军，使晋国得以保存了相当的实力，很快就又重新崛起，这是比较遗憾之处。

但是晋国毕竟是惨败了，实力和威望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战后，荀林父主动承担责任，请求以死抵罪。晋景公在士渥浊的建议下，赦免了荀林父，让他继续为国效力。对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先縠，受到国内舆论的一致谴责。他心怀恐惧，于是在第二年秋天招来赤狄进犯晋国，想借助狄人的力量作乱。先縠的疯狂行为终于超过了晋国人忍耐的限度。冬天，晋国人杀了先縠，灭了他全族。可怜先轸一世英雄，却出了个这么不肖子孙，导致家族灭绝。而在邲之战中同样犯了错误的赵括、赵同，后来也都被灭了门，赵氏差一点也绝嗣了。

七　晋齐鞍之战

郤克受辱

晋国在邲之战中被楚国击败，楚国的势力达到鼎盛，成为中原霸主，而晋国则被迫进行战略收缩。晋国人痛定思痛，整顿内部关系，杀掉了强横不法的先縠，加强君臣团结，上下一心，力图重振霸业。他们努力发展经济，建设军队，在外交上也采取了许多手段，拉拢中原诸侯，改变不利的战略形势。

在总体的战略形势上，此时是楚攻晋守。公元前595年，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景公想去救，但是大夫伯宗认为：“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左传•宣公十五年》）古人有言道：马鞭虽然很长，却打不到马的腹部。现在上天正在帮助楚国，我们不能与之争锋。晋国虽然强大，能够违背天命吗？

伯宗说得很委婉，他说的是天命，实际上是指出晋国在大败之后，现在还没有实力与楚国正面对抗，只能暂时忍耐，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晋景公听从了他的意见，没有发兵救宋，却派人去鼓励宋国抗战到底，说晋国已经举倾国之兵来援，马上就要到了。这实在是一种很不仗义的行为，欺骗对自己最忠心的小弟，让其毫无意义地流尽鲜血而死。宋国果然被坑惨了，信以为真，坚持抵抗，最后城中粮尽，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老百姓“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左传•宣公十五年》）。油尽灯枯的宋国最后只得向楚国屈服。

当然，晋国也不是毫无作为。它集中精力巩固后方，把北方的狄人，主要是赤狄打败，扩大土地，消除肘腋之患。对于中原诸国，晋国也不忘继续施加影响力，并不是完全一味退缩。郑国跟楚国跟得比较紧，晋国就多次讨伐它、敲打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