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七一年左右，蒙古帝国如日中天之时，年轻的马可．波罗随着才刚从蒙古都城北京1 回来的父亲、叔父，从威尼斯再次启程前往北京。成吉思汗所开启的征服时代已经结束，丝路的形貌虽与他当初的构想大相迳庭，不过仍是旅行队、商人、外国货物络绎于途的繁荣干道。马可．波罗从地中海走陆路，顺利抵达忽必烈的蒙古汗廷，全程几乎都于蒙古帝国境内，而且接受蒙古士兵的保护。
然而，当他于一二九一年左右离开北京返乡时，蒙古帝国的中部地区已经瓦解；由于无法横越大陆，他改从中国搭船绕过南海，前往波斯的荷姆兹港（Hormuz）。帝国在他返乡途中分裂为三大块，中心彻底破碎。
帝国分裂成三个小帝国，不再是一连串汗国围绕着位于蒙古的中心汗国。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汗统治蒙古东亚大部分地区，宣布创立新的中国王朝，名为元。他的弟弟旭烈兀（Hulegu）已在中东创立伊儿汗国，这个汗国不久后就会伊斯兰化。三帝国当中，还大略保存成吉思汗所创宗法者，是朮赤家族所继承的俄罗斯领地，即后来所谓的金帐汗国（钦察汗国）。
波斯的伊儿汗国、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中国的元朝，构成一个大三角形的三个点，尽管他们试图将亚洲大陆的中部纳入掌控，不过都未能如愿。这一高山林立、沙漠比邻的中央区，范围大致从阿富汗延伸到西伯利亚，成为所有心怀不满的宗族、遭罢黜的孛儿只斤氏成员、梦想成为新成吉思汗的野心者，以及纯粹想逃避动荡世界者的聚集之处。有些成吉思汗的孙女开始对抗唆鲁禾帖尼宗族的侵逼，并在同样失势的窝阔台、察合台宗族里找到新盟友。他们在亚洲干草原中心，今日哈萨克、吉尔吉斯、蒙古与中国的西部地区境内，联合掀起一股反抗旋风。由于忽必烈以整个帝国的新大汗自居，这些派系主要把怒火导向忽必烈汗治下的中国新王朝。在情势许可的情况下，他们挑起帝国内部的互斗，而且只要有利可图，便迅即投靠敌对阵营。
一二五○至一二七○年间，兀鲁忽乃（Orghina）成为反抗龙头。她是扯扯亦坚的斡亦剌族女儿之一，逃过了窝阔台在位时的那场集体强暴。一二五一至一二六○年她在中亚担任摄政，不过未能建立强大的独立势力。接下来的十年，她在争夺蒙古大汗之位的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摇摆不定。兀鲁忽乃哈屯，人称「美丽、聪慧、精明的可汗妻子」，2 凭藉灵活的策略撑过一连串权力斗争，她视需要改变效忠对象和宗教，有时大获全胜，有时失去一切，从头来过。
中亚提供周边诸蒙古大国的敌人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击败身为斡赤斤、统治黄金家族蒙古祖地的幺子阿里不哥之后，忽必烈抢走寡妇皇后们的宫廷，将她们的毡帐与其它个人物品发配给他的男性盟友。3 如此一来，阿里不哥的诸位妻子和她们的宫廷，无疑是被当作从落败敌人那儿抢来的战利品，而不是落败的皇族成员。这类作为使亚洲内陆这块自由区，反叛者和难民纷至沓来。
若非考虑到一项重要因素，内陆这些带有敌意的部落，对三个蒙古帝国的统治者而言充其量只是叮疮小患。然而，所有商品都得通过这些部落的土地。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丝路贸易已从单纯的奢侈品往来，转变为位于世界经济核心的重要国际贸易。中国丝织品、铜镜、药物的输入，使穆斯林较愿意忍受蒙古伊儿汗作为他们的最高统治者。金帐汗国利用中国丝织品和波斯地毯，使俄罗斯贵族不生二心，相对的，俄罗斯贵族则管好农民，使其不叛乱。中国的蒙古皇帝需要大马士革的玻璃和钢、印度的珠宝、西伯利亚毛皮、穆斯林与欧洲的技术，以维持其政权稳定。金织锦备受帝国各地蒙古人喜爱，大量金织锦在帝国内部流动，石绵和用来制作珍奇染料的风干昆虫之类的货品亦然。
丝路还传送帝国运作所需的讯息：外交书信、情报、完税收据、人口普查概要、征兵报告。这些讯息全需要纸张为载具，以维持官僚体系运行不辍。对帝国来说，这些讯息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丝路所传递的大宗商品。经丝路而来的除了商人、赶骆驼者之外，还有络绎不绝的教士、伊斯兰毛拉（mullah，译注：可指伊斯兰的教士、学者或领袖）、医生、天文学家、工程师、酿酒业者、印刷业者、金属工匠、书吏、纺织者、占卜者、通译、弹药专家、建筑师、矿工、制砖瓦工。如此多货物、如此庞大的知识和文化影响，在城市与城市间、文明与文明间如此快速的流动，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盛况。
这时候，蒙古本土以外的蒙古人，已成为散布在欧亚大陆各地的统治阶层，而非一个战士组成的部落。他们的日常生活依稀保留蒙古精神，但根本的实质内涵已改变。过去用毛毡、毛皮搭盖的简陋蒙古包，如今变成华丽宫廷，由绣饰繁复的亚麻布和丝织品、图案精致的长绒毛毯、轻盈飘垂的窗帘和门帘所组成，皇族成员日常生活中的盛大庆典和活动，因它们的衬托而更显气派堂皇。志费尼曾如此描述蒙古人在中亚猎虎时所用的华丽宫帐：「那是一顶上好亚麻布大帐，亚麻布上绣有精致图案和金银盘。」4
随着蒙古男人娶了偏爱住在豪华府邸的当地女人，很快地，过去蒙古女人所拥有的毡帐，由家居生活场所的中心变成了打猎、喝酒这类男人活动的设备。孛儿只斤氏男人仍拥有世上最剽悍的军队，不过有时候他们似乎对设计、装饰新奇帐篷较感兴趣，而不太在意取得不可或缺的军事装备。根据波斯人的记载，某次为了建造一顶特殊毡帐，蒙古人「纠集手艺高超的工匠，征询他们的意见，最后决定应以一块双面布制作帐篷」，让帐壁内外有一模一样的图案，帐顶则配制一金质小圆顶。5 「他们在那里宴饮作乐，乐不可支。」有人说那帐篷漂亮到令太阳嫉妒，令月亮愠怒。
马可．波罗之所以无法经中亚返乡，是因为有成吉思汗两个最不寻常的后代挡路。那是一对父女档组成的战斗团队。马可．波罗称那女儿为艾嘉鲁克（Aijaruc），源自突厥语的艾尤鲁克（Aiyurug，「月光」）。根据其它史料的记载，她有一个更为后人所知的名字，即战士忽秃伦（Khutulun）。这个名字源自蒙古语Hotol Tsagaan，意为「全白」。忽秃伦生于一二六○年左右，是窝阔台的曾孙女，她父亲海都汗（Qaidu Khan）是中亚的地区性领袖。
海都汗与忽秃伦生活在亚洲内陆，与众多反对忽必烈汗中央政府的蒙古人和部落结盟。当忽必烈汗于一二七一年宣告创立中国新王朝，内陆地区对他不满的黄金家族成员，也跟着愈来愈以正统蒙古人自居。天山周围的土地和相邻的干草原地区，渐渐有了蒙兀儿斯坦（Moghulistan）之名，意为「蒙古人之地」，尽管那不是蒙古人位在蒙古高原的最初发祥地。
有人形容海都汗身高一般，但姿态挺拔。根据波斯编年史的记载，他脸上只有九绺胡须。他对于个人习惯自律甚严，一如他行坐的姿态一丝不苟。在蒙古皇族里几乎没没无闻的海都汗滴酒不沾，甚至连蒙古人最爱喝的酸马奶也不碰，而且饮食清淡不加盐。在男女关系上，他似乎同样实行高标准。当海都汗的另一个女儿发觉丈夫与她的侍女有染，海都汗便将这个女婿处死。
有人善意形容忽秃伦外貌美丽、追求者众，其实她身形壮硕、孔武有力。蒙古人的本事，骑马、射箭乃至摔角，她样样精通。她还成为着名的摔角冠军，没有男人扳得倒她。蒙古人总是拿摔角和其它竞技活动来赌博，因此她经常藉由摔角获胜而赢得马匹。靠着这种方式，久而久之，她有了超过一万匹的马。
忽秃伦的父亲颁给她令牌（gergee），作为其权力与独立地位的标志。被马可．波罗称之为paiza（「牌子」）的令牌大而沉重，乃一只凹雕圆盘或长方形板，靠链子系在脖子上。令牌通常为金质或银质，由可汗遵照长生天之意颁授，牌面上有文字说明持有者的权力。早期的皇后通常用印章（tamgha）标明自己的身分地位，因此忽秃伦是第一个见诸记载拥有自己令牌的女人。通常令牌只发给男人。
尽管忽秃伦有十四个兄弟，她的表现却鹤立鸡群。海都汗的其它孩子竭尽全力地帮助父亲，但海都汗最倚赖女儿忽秃伦的意见和支持。她最得父亲的宠爱，协助父亲掌理朝政和国务。编年史家拉希德丁表示「她像个男孩四处跑」，无疑对她的作风不以为然，但他也说她「常出征，作战剽悍」。6 海都汗与忽秃伦之间的关系看似不寻常，但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对父女的合作关系恰好反映着成吉思汗及其女儿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忽秃伦与敌作战的方式并未依照传统。她随着父亲并肩骑马赴战场，然而一旦时机到来，套句马可．波罗的话，她即「自父军中出突敌阵，手擒一敌人献其父，其易如鹰之捕鸟。每战所为辄如是也」。7
海都汗辖下兵力约四万。他们在元朝边界四处与忽必烈的军队作战，控制了元朝在丝路沿线和西部山区的许多内陆土地。除了与家族其它成员爆发许多局部性小冲突，海都汗的军队最远曾抵达东北的蒙古传统都城哈剌和林，而且至少有一次用兵于更东边的肯特山。
成吉思汗制定的法律规定，大汗称号的继承必须得到黄金家族所有分支的认可。因此，海都汗、忽秃伦和其它心怀不满的孛儿只斤氏成员的反对，时时提醒着忽必烈汗，自己并未得到蒙古人一致的拥戴。双方在征战时，往往热中展现带有宣传意味的虚张声势更胜于实实在在的军事作为。投身忽必烈阵营的忽必烈堂兄弟图帖木儿（Toq-Temur）以箭术精湛着称，出征时总是骑着灰马。有人曾引述他说过的一段话，「大家都选枣红马和其它颜色的马，让血在马上不易被看见，确保不致助长敌人士气。」「我选择一匹灰马，因为就好像红色能替女人增色一样，骑士和座骑伤口上的血也像是男人的装饰、配件，它滴落在骑士的衣服上和马脚上，让人从远处就可以看到。」8
双方都爱说大话，但彼此的边界却没什幺变动；没有哪支军队拿下决定性的胜利。低回但持续未消的敌意，伴随着间歇爆发的武装冲突。尽管旅行队找出路线避开冲突，不过久而久之，能顺利避开冲突抵达目的地的旅行队愈来愈少。
马可．波罗也投入了这场政治宣传。但马可．波罗是个年轻商人，不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不曾见识过成吉思汗统领下的蒙古人，因此他对在北京蒙元朝廷周遭听到的许多军事丰功伟绩信以为真，一再转述。海都汗在蒙古境内已大体废弃的都城哈剌和林与忽必烈军作战时，马可．波罗竟将那误认为蒙古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许多人在那里战死，」他写道：「许多小孩因此沦为孤儿，许多女人因此成为寡妇，还有许多女人因此在哀伤与泪水中度过余生。」9 海都汗最后撤兵，而这场仗对大局毫无影响。
与海都汗和内陆诸部落的战事令忽必烈汗感到相当棘手，因为他以汉人步兵为主的军队无法开拔到那幺远的地方，而且没受过对付沙漠、山区的骑马部落的训练。更糟的是，他无法将这征讨任务交给他的蒙古战士和其它部落战士，因为他们与攻打对象有亲缘关系。此外，他们与攻打对象之间的共通处，远大过他们与北京蒙元朝廷之间的共通处，双方不但距离遥远且关系日益疏离。
在不能靠汉人又不愿意靠蒙古人的情况下，忽必烈汗实行了一个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在多年之后带来影响深远且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忽必烈透过他位在金帐汗国的亲戚，从西方招来军人。五十年前，蒙古人曾将一队萨克森人（Saxon）矿工运到亚洲北部挖矿，如今忽必烈引进与蒙古人、汉人都没有亲缘、文化关系的军人，以为他们会完全倚赖他，只效忠于他。
这些从西方招募来的军人血统五花八门，但主要来自两个族群：高加索山脉的欧裔奥塞梯人（Ossetian）和旁边南俄罗斯平原的突厥裔钦察部落。奥塞梯人守卫北京紫禁城，钦察人则负责与海都汗作战，成为西蒙古与西伯利亚部分地区的边防军。钦察人从驻扎据点一再出击，突袭海都汗的部队，不过却从未消除来自独立部落的威胁。
千百年来，女战士的故事定期出现于亚、欧干草原历史上，尽管还不到稀松平常的地步，但也称不上新奇。过去，她们的骁勇善战通常被归因于特别恶劣的生活环境，或在某些例子里，被认为是出于过人的天赋。然而，干草原社会的女人之所以擅长作战，全是拜马与弓箭的独特搭配所赐，大部分文明社会的女人不能与之并驾齐驱。在倚赖步兵和剑、矛、棒之类重兵器的军队里，男人较女人享有先天的体能优势。
受过训练且有作战经验的女战士，配有一匹马与弓箭就能够和男人抗衡。女人在肉搏战中相对吃亏，但若是靠火力的战役就能有较好的表现。尽管射箭需要力气，但事实证明肌力训练和战技训练比蛮力更重要。弓箭手再怎幺强壮都无法单靠力气就射准。相较之下，刀剑使得好纵然需要训练和练习，不过一个拔山扛鼎之人舞起刀剑，不需经验也能致人于死。
箭术极倚赖训练，因此女人要能用箭杀敌，必须从年幼时就开始培养射箭的本事。牧民部落的小孩都懂得用弓箭，主要是为了打猎和保护牲畜不受掠食动物的攻击。男孩与女孩都得有这样的本事。在有足够男、女孩的家户里，较大的牲畜，例如骆驼、牛，会交给男孩带到较远处吃草，女孩则待在较靠近家的地方，照料绵羊、山羊。狼攻击绵羊或山羊的机率大于攻击骆驼或牛，因此女孩必须有保护牲畜的能力。
穆斯林与基督教史料都一再写到蒙古人的女战士。最早一次提及约在一二三四至一二三八年间，是一份由某道明会修士和某大主教所写，报告蒙古人对基督教世界威胁的信函。这些信犹如发自前线的战事速报，以巨细靡遗且夹杂想象的手法，转述躲避蒙古人屠杀而逃进俄罗斯城市的难民的种种见闻。难民表示军队由一位蒙古公主统率，那位公主不只会打仗，就连举止也像个男人。10
难民口中这位蒙古公主，率兵攻打附近一位亲王，并劫掠了他的省份。11 在报复行动中，他抓住她，强暴、杀害，还砍掉她的四肢和头颅，以泄心头之恨。在史帕拉托的托玛斯（Thomas of Spalato）的手稿中，也出现杀死可汗妹妹的类似记述。12 他在那份手稿中描述了一二四二年蒙古人入侵达尔马提亚（Dalmatia）、围攻史普利特（Split）的事件，还说蒙古军中有许多女战士，13 她们比男人还勇敢、狂野，但这则记述似乎纯粹出自道听涂说，没有其它可靠的细节。
穆斯林、基督教编年史家都提过带兵打仗的蒙古公主，可是他们的报导在时间或地点上并不吻合，因此难以评断真实性。相对的，穆斯林、基督教编年史家都写到忽秃伦，且她的故事也流传于口述的民间故事里。
即使蒙古人把女人骑马射箭看得稀松平常，但他们都对忽秃伦的摔角本事感到惊讶。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这位特立独行的公主宁可维持单身，除非结婚对象能在摔角上赢过她。前来一试的男人不少，但没一个能胜出。由于想与她比试摔角者每个都得拿出十匹马做赌注，她的马群大增。父母担心她嫁不出去，因此当一二八○年左右，有个条件特别好且单身的王子前来比试时，她的父母试图说服她让他赢。他「是美男子，甚健强，在其父国中无人能敌也」。14 他自认胜券在握，于是带了一千匹马当赌注。
摔角比赛在忽秃伦父母的宫帐前举行，众人聚集围观。忽秃伦很爱她的父母，为了讨父母欢心，似乎有意让那位王子得胜。可是当比赛一开始，对战的激情迅即激起求胜之心，放水的念头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二人既至角场，相抱互扑，各欲仆角力者于地，然久持而胜负不决。最后女仆王子于地。王子既仆，引为大耻大辱，起后即率其众窜走。」15 她不只击败他，还羞辱了他。王子离开后，她的马群又增加了一千匹。
种种流言蜚语围绕着忽秃伦。没有丈夫的她生活多采多姿，如此与众不同，导致她的作为不断引来注意、她的动机不断引来揣测。许多说法主张，她曾考虑嫁给统治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堂兄弟伊儿汗合赞（Ghazan），而且两人曾互通书信，互派使节。16 可是她不想离开干草原，过规规矩矩穆斯林女人的生活。因为她不愿嫁人，有些诋毁者于是宣称她与父亲有不伦关系，所以父亲在世时才不愿接受其它男人。17 就在旁人拿淫言秽语指控她与父亲的关系之际，她终于嫁给了绰罗斯氏（Choros）的阿卜塔忽勒（Abtakul）。他被形容为「充满活力、高大、帅气的男人」，而且编年史里清楚表示：「她自己挑中他当丈夫。」18
这桩婚事反倒使关于忽秃伦及其生活方式的流言有增无减。某则扭曲不实的说法表示，她是在阿卜塔忽勒前来行刺父亲海都汗未遂之后嫁给他的。阿卜塔忽勒被捕后，他的母亲主动表示愿代子受罚，可是阿卜塔忽勒不答应。据说海都汗很敬佩这位舍身救子的母亲，也敬佩这位想保住母亲的儿子，因此把他纳入麾下授以军官职。后来，阿卜塔忽勒因与忽必烈汗军队作战受伤，而返回汗营休养。忽秃伦就是在那时首次遇见他，并爱上了他。
婚后的忽秃伦仍随父王出征。一三○一年，海都汗从蒙古西南边出击，更深入蒙古地区，逼向都城哈剌和林。根据阿富汗、印度的编年史家华恩达米的说法，忽必烈的汉人军队人数是海都军队的一百倍，两军在札布汗河（Zavkhan River）附近的加拉加塔（Qaraqata）交锋，持续鏖战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海都汗受伤，差点被俘。
成吉思汗曾在距此地不远处与乃蛮部作战时，使了一招成功的欺敌术，如今海都汗决定如法炮制。第四天夜里，「他下令所有战士四处点火。」率领汉人部队的蒙古将领「看到如此多火光，以为海都汗的援军已到」。海都汗并未留下来战斗，而是在火继续燃烧的同时，让他的部队「拔营撤走」。忽必烈军怀疑敌军有诈，但却搞不清楚对方使的是什幺诈。忽必烈军「猜想海都汗是想诱使他们逼近」，然后发动伏击。因此，尽管只差一步就能击败海都汗，他们仍决定后撤。后撤时，他们点燃身后干草原的青草以防海都汗军队追击，假若敌军真的追来，也可使他们的牲畜无草可食。
在这场意料之外的大获全胜后，海都汗伤口恶化。据华恩达米所述，「打赢这一仗后，海都汗得了消化不良病。」「有若干无知」的随从「自称医生，给他服了二十五颗药丸，结果使病状转为拉肚子」。19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海都汗于一三○一年二月去世，遗体埋在以列河与吹河之间，一处名叫升豁儿里黑（Shongkorlog）的地方。忽秃伦终其余生都照顾着父亲的墓。
根据某些记述，海都汗相当欣赏忽秃伦，死前曾想指定她为接班人，但其它家族成员都不赞同。不过，她似乎倾向继续带兵打仗，而不愿当可汗。她表明自己想「带兵、管事」。因此，「她希望由兄弟兀鲁思（Orus）继承父汗的位置，」而让她继续掌管军队。
对她参与政治极不以为然的那位波斯编年史家，语带肯定地写道其它争夺汗位者，以羞辱语气极力反对她涉入政治。其中一人用愤怒与嘲讽的口吻吼道：「妳该去操心妳的剪刀和针！」另外还有一人质问道：「王位和首领职务干妳什幺事？」
关于她的回应未有记载，不过行动说明了她如何看待他们的反对。忽秃伦继续她的抗争，「鼓动叛乱和斗争。」（套用她的批评者的说法）。20 不过她支持兄弟兀鲁思的立场没变。自从父亲死后，史料对于她做了哪些事记载简略；一三○六年，她也跟着撒手西归。有些说法主张她是战死的，还有些则说她是遭暗杀身亡。这些揣测只是强调了这位不凡女人的神秘。
「全白公主」忽秃伦重返历史的迷雾。有关她的生平，如果只有马可．波罗的记述存世，我们大可把她想作传说中的人物，一个旅人故事与无边想象的产物。然而，除了马可．波罗、波斯编年史家的着作，十四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的文字也述及忽秃伦的部分生平。十五世纪的某部明朝小说里，同样取材了忽秃伦一生的部分元素。21 两位欧洲旅行家和那些波斯编年史家，以不同的细节、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角度记述她的生平，彼此之间却毫无抵触。
一三○六年，忽秃伦去世后，孛儿只斤氏的男人终于胜出。皇后们已先后落败，她们的土地遭征收，重新分配给她们兄弟的儿子，如今最后一位负嵎顽抗的造反公主也已走入历史。黄金家族的男人费尽心思除去女人对丝路的掌控权，却未能把丝路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抢夺绿洲和贸易中心，敌对军阀像狗儿为抢羊内脏而狂吠般争吵，贸易与交通开始崩解。丝路是蒙古帝国的核心，没有丝路，就没有帝国。
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女人在蒙古帝国公共领域的角色持续低落，上层阶级的蒙古男人则各自在中国庭园、波斯花园、俄罗斯宫殿，沉浸于放荡享乐的生活中。没有英雄挺身而出，没人出来重振委靡的蒙古民族活力。没有新盟友加入他们的阵营。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日渐松动，然而却没有军队开拔出征，扩大他们对中国的统治。整个十四世纪期间，蒙古人的领导权（特别是孛儿只斤氏）江河日下。一代比一代更孤立、腐败、无能、昏庸。
无知、贪婪的毒雾笼罩着黄金家族，可汗们纷纷追逐感官享受以及不用动脑的娱乐，直到某些腐败的官员将他们杀害、由另一位可汗取而代之为止。在口述历史、民间传说还有蒙古编年史中，帝国倾覆和随之而来的手足相残，其罪魁祸首都是放荡无度。
忽秃伦是最后一个狂放不羁的蒙古女人。在俄罗斯、波斯与中国，这类女人渐渐消失，成为有教养、恪守当地文化风俗的女人。她们从未温驯得像那些国家的其它女人一样，而是扮演一般强盛王朝里女人会被分配到的角色。她们在幕后操弄朝政、结交盟友、扶植嗣子、与婆婆和丈夫的其它妻子互斗、追求宫廷贵妇的生活。这些活动看似对当下的政治活动事关重大，其实它们对帝国兴衰的影响最为浅薄。
少数蒙古女人仍扮演吃重角色的地方之一，就是蒙古人称之为「驸马国之彩虹地」的高丽。蒙古人入侵高丽始于窝阔台在位期间，不过一直到了忽必烈当政时，蒙古人才完全控制高丽。蒙古人安排了多桩与高丽王室的联姻，而且高丽王子有时也会前来大都学习蒙古人的语言、习俗。七十年内，前后有五位高丽王娶孛儿只斤氏女儿为妻。一如其它驸马国，高丽保有自己的传统律法、行政架构、税务体系。而不同于成吉思汗时代的驸马，高丽驸马并未被派到远方打仗；因此，高丽的蒙古人皇后没有如同阿剌海别乞那样的统治权。高丽是最后一个被纳为驸马国的外族，不过它保有这个地位直到元朝于一三六八年覆灭为止。
据高丽《李朝实录》一四四二年的记载，某位蒙古可汗在回顾彼此的盟邦关系时写道：「我们的伟大祖先成吉思汗统理八方时……普天之下无人不顺服。其中高丽与我们最为友好，好像亲兄弟那般亲密。」22
高丽国王精通蒙古语，有多位蒙古亲戚，在蒙古宫廷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取了一个蒙古名字，因此在蒙古主子眼中，他们大体上与蒙古人无异。可是他们也说高丽语，有许多高丽亲戚，有高丽名字，因此在他们子民眼中，他们仍是高丽人。这个左右逢源的本事让高丽国大大受惠，然而这种精神分裂的生活，最终使高丽国王和他们的家人付出极大的代价。
蒙古禁卫队伸手可及、加上强大的蒙古军就位在距高丽不远处，高丽的蒙古皇后因而有恃无恐，权力大得能够左右丈夫的决策。不过身为外籍皇后，置身在时而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她的权力无疑有所局限，罕能超越其视力范围之外太远。
十三世纪末期和十四世纪初期的蒙古与高丽关系，焦点都在这些皇后的身上，这段时期充斥着生动有趣的宫闱故事：因座位与仪礼而生的口角、激烈的国内争斗、谋杀与神秘死亡、爱高丽女人更甚蒙古配偶的不忠国王、对媳妇下咒的婆婆、公然将英俊卫士、大臣、随从先后纳为情夫而未受惩罚的蒙古皇后。机密信函和编成密码的讯息，迅速往返于高丽与蒙元两国的都城之间。国王特使来来去去，探查反叛意图的指控或恳求宽恕；偶尔蒙古部队也会来势汹汹地逼近，以平息另一场突发的冲突。尽管有戏剧般的情节、浪漫故事、阴谋诡计，蒙古人和高丽人仍维持着别扭但互惠的结盟关系；不过，双方的结盟关系，在一三六五年反元的恭愍王在位期间，蒙古籍仁德皇后死于难产时已停摆。不久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和中国的元朝都画下句点，各自被更有活力的王朝取代。
随着成吉思汗的后裔违逆了他所留下的几乎每一项重要规定、法律、习俗，存在于阳天与阴地间的和谐持续失衡。元朝在十四世纪期间国势日衰，朝廷发现其官员已抛弃了他们过去奉行的许多生活方式和观念，包括根植于蒙古文化的阴阳和谐观。这同时也是成吉思汗所传授灵性观的中心主旨。
蒙古朝廷想借助多种宗教的公开仪式，以恢复国家亟需的平衡。不过，由于女人被排除于成吉思汗所创立的政府结构之外，蒙古人无法使不可或缺的阴阳元素合而为一。元朝的末代皇帝，即元顺帝，深信有一种新的方式可矫正失衡。藉由采阴补阳，使阴阳在他的身上回复正确的混合，如果皇帝在阴阳调和上达到完美平衡，政府就会跟着和谐，天下就能拨乱反正。
吸收阴性成分的方法是透过交媾，过程还讲究多种具仪式性质的技巧。元顺帝透过忠心臣子的协助，广采年轻女子。这些女子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她们经过特殊训练，以协助他完成这个旨在拯救帝国的急迫灵修任务。一三五四年，元顺帝还选出十六名女子，负责表演名叫「天魔舞」的群舞，藉以提升这些采女的质量。
元顺帝挑了十名男性亲戚，协助执行这些迫在眉睫的国事。一如成吉思汗以十进位为军队编制基础，元顺帝以十个十户组成一个百户，每个经过特别挑选的男子都得奉命在夜里，将一连串制式动作按部就班地做上十次。为协助他们完成任务，元顺帝下令建造特殊房间，方便这些仪式的执行。每个房间都有适切的指导图，让房中人更确切了解自己的任务，也为他们的交合助兴。
不管是出于主动或得到元顺帝的许可，王宫中的某些后妃听信僧人之言，认为自己也需要受戒修习秘密的大喜乐法，藉此将阳性元素注入她们的体内。日后，明朝的调查断言：「宫中的后妃和其它女人与宫外大臣私通，或让僧人留在宫中为她们进行受戒。」她们的行为使紫禁城成为「淫行猖獗之地」。23
这些努力都徒然无功；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于一三六八年（猴年）覆灭。
可是蒙古皇族认为忽必烈王朝的覆灭与自己无干。这些幸存的孛儿只斤氏成员反倒把元朝的灭亡全都归罪于汉人的一项诡计。根据《蒙古源流》（Erdeni-yin Tobci）里记载的神秘故事，蒙古人从中国被驱逐一事，全是从一支哈萨克人车队出现于紫禁城墙外时开始。车队头子递了张纸条给城门守卫，表明他带了贡品要献给可汗，可是卫兵怎幺也不肯放行，除非车队头子「拿出珠宝讨他欢心」。24
这些商人一通过宏伟城门，进入紫禁城，随即在蒙古卫兵的监视下卸下他们数量庞大的贡品。前三组车载着珠宝和其它珍贵礼物，接下来的几辆车则载着盔甲和武器，不过他们把盔甲和武器摆得像是要献贡的东西一般。这些外地人从最后几辆车搬出三个表面涂着蜡的东西，看来又大又神秘。他们向守卫解释这些东西是巨烛，为证明所言不假，于是一一点燃烛芯。随着蜡逐渐消融，底下的巨大金属物也露了出来。当蜡彻底烧光时，守卫才赫然发觉那些烛芯其实是引信，每根巨烛其实都暗藏一个火炮。约略就在商人卸货完毕之际，火星也引燃火药，炮弹随即发射，声音震耳欲聋。
炮声是动手的信号，藏在车上的一团叛军听到炮声立即跳出来，一把拿起排列整齐的盔甲穿到身上，抓起武器。炮声和叛军的喧闹惊醒元顺帝，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把玉玺藏在龙袍的宽袖里逃出宫中。
他来不及集拢他的天魔舞女，蒙古帝国的阴阳和谐就这幺遭世人遗弃。
注释：
1 忽必烈汗在今日北京城中央北海公园所在的地方，建造他的新都城。蒙古人和大部分外国人叫它汗八里（Khan Baliq），但被禁止讲蒙古语的汉人称之为大都。↺
2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Naomi Walford译（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31。↺
3 Rashid al-Din,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John Andrew Boyle译（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311。↺
4 Ata-Malik Juvaini, Genghis Kha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J. Boyle译（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 616。↺
5 Rashid al-Din, Rashiduddin Fazullah’s Jami’u’t-Tawarikh: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W. M. Thackson译（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1998）, p. 310。↺
6 Rashid al-Din, Rashiduddin Fazullah’s Jami’u’t-Tawarikh, p. 309。↺
7 Marco 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Complete Yule-Cordier Edition，第一卷 ，Henry Yule译（New York: Dover, 1993）, p. 465。↺
8 Rashid al-Din,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p. 162。↺
9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pp. 461-462。↺
10 Hansgerd Göckenjan与James R. Sweeney, Der Mongolensturm: Berichte von Augenzeugen und Zeitgenossen 1235-1250（Graz, Austria: Verlag Styria, 1985）, p. 101。↺
11 Gian Andri Bezzola, Die Mongolen in Abendländischer Sicht: 1220-1270（Bern, Switzerland: Francke Verlag, 1974）, p. 45。↺
12 Der Mongolensturm, p. 250。↺
13 同上，p. 246。↺
14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p. 464。↺
15 同上，p. 464。↺
16 Michal Brian, Qaidu Khan and the Rise of the Independent Mongol State in Central Asia（Richmond, UK: Curzon, 1997）, p. 61。↺
17 Rashid al-Din, Rashiduddin Fazullah’s Jami’u’t-Tawarikh, p. 309。↺
18 同上，p. 309。↺
19 同上。↺
20 同上，p. 310。↺
21 Walther Heissig, “Tracing Some Oral Mongol Motifs in a Chinese Prosimetric Ming Novel of 1478,” Asian Folklore Studies 53（1996）: 238。这部小说名叫《花关索传》。↺
22 Hidehiro Okada（冈田英弘）, “Dayan Khan as Yüan Emperor: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15th Century Mongolia,”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1（1994）:51。↺
23 George Qingzhi Zhao, Marriage as Political Strategy and Cultural Expression（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pp. 89-90。↺
24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und ihres Fürstenhauses, verfasst von Ssanang Ssetsen Chungtaidschi der Ordus, Isaac Jacob Schmidt译（Saint Petersburg, Russia, 1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