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明宫三案”和朝廷党争密切相关，而朝廷党争直接影响辽东战事。换言之，我们要想深入认识辽东的战局，就必须从了解明末朝廷的党争开始。
一、朝廷党争
在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今东林小学内）有一副著名的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据说，这副楹联的作者是明末东林党人著名领袖顾宪成。顾宪成这个名字，与明朝的党争紧紧联系在一起。
学术界一般认为，明末的党争开始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一年，努尔哈赤在辽东经过十年征战，基本上统一了建州女真；在北京，明朝政府举行的“京察”，则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党争”的开始。
什么叫“京察”？明朝考核官员分为“大计”和“京察”：“大计”是考核外官（地方官）的制度，规定三年一次；“京察”是考察京官的制度，规定六年一次（清朝改为三年），按照一定标准，考核优劣，分别奖惩——该升的升，该迁的迁，该降的降，该免的免。这对官员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朝廷里面不同的派别，不同的政治力量，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斗争。这可以看作是明末党争的序幕。
这时，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第二年，顾宪成因不满朝廷现状，直言进谏，从而触怒万历帝，被削职回乡。顾宪成与大学士王锡爵曾有一段对话——王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答：“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王锡爵认为，是天下人故意和朝廷过不去；顾宪成则认为，是朝廷上的决策者在同天下人作对。很显然，他的意思是：社稷问题，咎在朝廷。
无锡东林书院旧址
顾宪成回到家乡无锡后，并没有忘怀时政，而是通过讲学活动，继续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无锡恰好有一所旧书院，也就是现在无锡市东林小学的校址。在顾宪成的倡议下，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修复，成为后来的东林书院。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人，时称“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一到两次大会，每月举行一次小会。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有志之士，关心现实政治，关注政治腐败、民生苦痛诸社会问题。他们的态度和主张主要有：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横征暴敛，抨击科举舞弊，呼吁加强辽东防御等。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吏，也同东林的讲学者遥相应和。这样，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当时的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转化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反对者称为“东林党”。东林党经过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前后大约50年的时间，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东林盛时“，遥致朝政，倾动一时”。顾宪成讲学东林“，天下趣之”。《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今日之争，始于门户。门户始于东林，东林倡于顾宪成。”
▲顾宪成像
高攀龙像
当东林党逐渐聚合时，另一些官吏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党”，如浙江人的“浙党”，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等。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他们结党营私，依附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员；浙、齐、楚、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而东林党人则一再参劾对方的弊端，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朋党之争，通常叫作“党争”。后来又出现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
东林党人中多正直之士。邹元标在张居正当政时，批评他父亲死后不回家守孝，被廷杖，遭远戍。张居正死后，他才得以调回京师。但他后来上疏，称颂张居正“功不可没”，力主为张居正平反。这说明他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另如高攀龙、杨涟、孙承宗等都属于东林，史称他们“真理学、真骨力、真气节、真情操、真吏治”。东林党人的这种品格，史学界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凡是辽东疆场杰出的经略或督师，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或属东林，或倾向东林；而高第、王化贞、毛文龙之流则属于阉党。所以，不了解明末党争，就不了解辽东的人事关系。
上面我讲过，“明宫三案”引发了复杂的政治斗争，东林党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一种意见认为：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以立储为主脑，三案为余波”，也就是说，各派相争的焦点是“立储”问题，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三案”则是这种争斗的延续。明末的党争，闹得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相互争斗，乌烟瘴气。先是东林党与浙党、齐党、楚党等争斗，后来又是魏忠贤的阉党倾轧东林，把持朝政，专擅横行。党争导致执政集团内部厮杀，削弱自身力量。激烈残酷的党争，严重影响到辽东的战局，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都是深受其害者。《明史·光宗本纪》论曰：
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
明末的激烈党争，加速了朝廷变局。
二、政治变局
前面说过，辽东战局不是孤立的，它的总根子在朝廷，所以必须了解朝廷的变局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辽东的军政局势。明朝与后金的政局，此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先说明朝。影响辽东战局的，主要是四件事：
第一，皇位更迭。万历帝死，泰昌帝立。泰昌帝八月初一日登极，九月初一日驾崩。泰昌帝死，天启帝立。朝廷接连大办丧事，皇宫内外，乱乱哄哄。正常朝政，大受影响。
第二，“三案”纷起（前面讲过，从略）。
第三，党争激烈。新旧皇权连续更替，朋党利益重新组合。不同朋党，相互角逐，都想安排自己的人担任内阁要职，挤进六部七卿，控制六科言路，出任辽东经略。朋党之争，封疆议起。有的朝廷大臣，上奏疏讦告、攻击正直人士，倾陷熊廷弼。熊廷弼先后五疏自辩，得不到君主的信任（以后要专讲熊廷弼）。
第四，罢熊任袁。熊廷弼任辽东经略一年，整顿部伍，严肃军纪，补充枪炮，请求粮饷。辽东局势，大为改观。但是，朝廷决定：以袁应泰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薛国用为辽东巡抚。袁应泰受职后，杀白马祭神，发誓愿与辽事相始终，同时改变熊廷弼的部署。《明史·袁应泰传》记载：“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这样一个志大才疏的人接任辽东最高军政长官，无疑给了后金进一步扩大辽东战果的天赐良机。
再说后金。影响辽东战局的，主要是四件事：
第一，攻取开、铁。后金不仅在沈阳、辽阳的东面攻破抚顺、清河，而且在其北面夺占开原、铁岭。《东夷考略》评曰：“铁岭、开原，为辽重蔽，既并陷贼，则河东已在贼握中。”从而对沈阳、辽阳形成钳形夹攻之势。
第二，吞并叶赫。努尔哈赤不仅统一了建州女真，而且统一了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中的哈达、辉发、乌拉，特别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吞并叶赫。这意味着女真实现统一，打破明朝与叶赫的联盟。女真实现统一，势力空前强大，军队近十万人。
《沈阳卫境图》（《全辽志》插图）
第三，抚绥蒙古。后金打通开原、铁岭、叶赫这个通道，可以直接对西边蒙古各部进行绥服。积极推行对蒙古的联姻、笼络政策，逐步实现满蒙联盟，从而对沈阳、辽阳形成东、北、西三面包围的态势。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努尔哈赤同蒙古联姻，娶蒙古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之女为福晋。
第四，灾荒严重。后金遇到辽东大旱，赤地千里，米粮奇贵，一石粮米，值银四两，数以千计的女真人东乞西丐，四方讨饭。后金为摆脱经济困境，抢掠粮食，度过灾荒，需向辽河流域兴兵。
努尔哈赤因熊廷弼任经略，原拟进军辽、沈的计划推迟了一年多，现在则紧紧地抓住明朝皇位更替、党争激烈、经略易人、明宫三案、军心涣散及辽东大饥的有利时机，决定发动沈辽大战，首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辽河流域中心地带的军事重镇——沈阳。
三、沈阳陷落
沈阳，位于辽河平原的中心地带，因在沈水之阳（河的北岸）而得名，当时称沈阳中卫城，是明朝辽东的重镇。沈阳城防御非常坚固，因为它是辽阳最重要的军事屏障，打辽阳必先打沈阳。沈阳城城高池深，城外有“品”字形坑，内插尖桩，上覆薥（shǔ）秸，以土虚掩。内侧还有一道战壕，竖着栅木，部署火器。近城还有战壕两道，宽五丈、深二丈，皆有尖桩，内筑拦马墙一道，墙上留有炮眼，排列战车、枪炮，绕城部署，井然有序。城上也是这样，官兵防守，非常严密。明朝的总兵力七八万人。军事形势对明朝有利：一是坚城防守，二是以逸待劳，三是以静制动，四是备有火器。而对努尔哈赤是不利的：以劳制逸，以动制静，以骑攻城，以箭对炮。然而，努尔哈赤就是在这样的态势下举兵进攻沈阳的。
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初十日，后金八旗大军带着板木、云梯、盾牌、战车，顺浑河而下，水陆并进，指向沈阳。
十三日辰时，后金军布云梯、战车，进攻沈阳城。八旗兵采用的战术是：避免城战，而用野战，诱敌出城，铁骑争锋，也就是将守城军队诱出，以骑兵野战而歼之。
清晨，努尔哈赤在沈阳城下，派骑兵挑战。
沈阳守将贺世贤，总兵官，行伍出身，作战凶猛，勇而寡谋，日夜饮酒。贺世贤中敌之计，决定亲率家丁千余人，出城迎击。他宣称，要杀尽敌兵，才会返回。有人良言谏止，但他贪功心切，贸然出击。后金军利用贺世贤的弱点，佯败退却，且退且诱。贺世贤乘锐轻进，愈进愈勇，突遭敌骑，四面合围。贺世贤虽经力战，但寡不敌众，招架不住，边战边退。退到永昌门，身已中四箭。此事，《明熹宗实录》记载：
世贤故嗜酒，次日（十三日），取酒引满，率家丁千余出城击奴，曰：“尽敌而反！”奴以羸卒诈败诱我，世贤乘锐轻进。奴精骑四合，世贤且战且却，至沈阳西门，身已中四矢。
有人劝贺世贤退向辽阳，但遭拒绝。贺世贤是条汉子，他说：
吾为大将，不能存城，何面目以见袁经略！
贺世贤锐意拼杀，但后金骑兵将他团团包围。又杀伤数十人，却身中十四矢，力竭伤重，落马而死。总兵贺世贤虽然忠勇可嘉，但是，历史是残酷无情的：力战者败，谋战者胜。副总兵尤世功见总兵贺世贤被围，出西门营救。但面对八旗劲旅，士卒哄散，尤世功马仆身死。
时努尔哈赤督兵用云梯、楯车攻城。八旗兵从城东北角挖土填濠，城上连发火炮，因发炮过多，炮身炽热，以至于装药即喷。八旗兵乘机蜂拥过濠，急攻东门。危急关头，沈阳城内，“降夷复叛，吊桥绳断”（《明熹宗实录》卷八），里应外合，八旗兵拥门而入，进占沈阳城。明兵民被杀死者，据说有7万人。
时总兵陈策率四川步兵渡河来援，在离城七里的地方，分两处安营。陈策军手持竹竿、长枪、大刀、利剑，穿戴绵盔、绵甲，与八旗军酣战。八旗军的后军拥兵相助，冲入明军营中，骑兵冲突，横杀乱砍，明军大败。八旗兵追杀至浑河，明败军尽溺死，总兵陈策等被杀。
在浑河南五里外，明有步兵1万，布置战车、枪炮，掘壕、安营，用薥秸为障，以泥涂之。又有总兵李秉诚、朱万良、姜弼，领3万骑兵来援。努尔哈赤亲自领兵迎战，皇太极率兵疾进。明三总兵——李秉诚、朱万良、姜弼不能敌，遂惊走，兵溃散。八旗军追杀40里，沿途死者3 000余人，即收兵回营，将所获人畜分于八旗。沈阳攻守激战，后金取得全胜。
后金夺取沈阳的历史经验是什么呢？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最重要的，就是时机。
在这里，我说一下“时机”。时机是非常重要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讲过，努尔哈赤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四合”，就是天合、地合、人合、己合。这里的“天合”，主要是“天时”，就是时机。时机来了，要把握住，牢牢抓紧，不可丧失。努尔哈赤是怎样善于抓住时机的呢？我们从他进攻沈阳的时机选择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先是，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及李永芳等，商讨军事进取方略——有人提出：当先取辽阳，倾其根本；也有人提出：当先取沈阳，溃其藩篱；还有人提出：当先取叶赫，除去内患。努尔哈赤想先取沈阳和辽阳。但是，明朝降金的将领李永芳谏议说，不应当先进攻沈阳和辽阳，因为明朝派熊廷弼到辽东任经略。努尔哈赤说：“辽东败坏至此，熊蛮子一人虽好，如何急忙整顿兵马？”李永芳说：“凡事只在一人，如熊（廷弼）一人好，事事都好。”努尔哈赤说：“说得是，我意亦欲先取北关（叶赫），免我内顾，将来得用全力去败辽阳、沈阳。”努尔哈赤决策暂停兴师向西进攻沈阳和辽阳，而是先打开原、铁岭，再打叶赫，迟迟未敢向沈阳进攻。这次，努尔哈赤利用的重要时机就是明朝皇位更迭、明宫三案、党争激烈、经略易人。他抓住时机，夺取沈阳。
我们从努尔哈赤“四城一战”——抚顺城、清河城、开原城、铁岭城和萨尔浒之战的胜利，可以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是：成大事者，善抓时机。事情千条万条，时机最为重要。
明刻本《通州志略·序》讲了“机”与“会”，我把它做了改动，加上我的意思，送给大家，以供参考。那就是：做大事，本乎机；成大事，存乎会。古今中外，盖由于此。
这里，我解释一下。“机”字，《说文解字》“机”字释曰：“机，主发谓之机。从木，几声。”段玉裁注曰：“下文云：机持经者，机持纬者，则机谓织具也。机之用，主于发。故凡主发者，皆谓之机。”“會”（“会”的繁体）字，《说文解字》“会”字释曰：“会，合也。从亼，丛曾省。”段玉裁注曰：“会，为其上下相合也。……三合而增之。”可以做出新的解释，就是：“机”为时机，“会”为相合，也就是说，时机到了、会合有了，或者说时机具备了、条件成熟了，一定抓住，不可错过。
努尔哈赤攻陷沈阳后，马不停蹄，连续作战，八旗大军，指向辽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