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先后三次赴辽，又三次遭贬，最后被传首九边。熊廷弼在辽东这段人生，与袁崇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三次赴辽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明湖广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比袁崇焕大15岁。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乡试第一。第二年考中进士，年30岁。后任御史。他身高七尺，满腹经纶，做事雷厉风行，刚正不阿，以严明著称；有兵略，擅武艺，能左右射；但是也有刚烈自负、好谩骂人、不为人下的弱点。
熊廷弼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三次赴辽，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到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的十四年间，也就是熊廷弼从40岁到54岁，曾经先后三次赴辽，对当时辽东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熊廷弼同辽东结下不解之缘，其成在辽东，败也在辽东。
第一次赴辽：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为巡按辽东御史。都察院官员在内为御史，在外为巡按。官品不高（正七品），权却很大，代天子巡守，负责考察大臣、审录囚犯、查算钱粮、振刷风纪等。熊廷弼到了辽东，杜馈遗（杜绝馈赠送礼），核军实，察官吏，一时官场风气大为好转。《明史·熊廷弼传》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年大旱，熊廷弼巡行金州，祝祷城隍神，约定七日内下雨，如不下雨，就毁其庙。后熊廷弼离开金州到了广宁，超出约定三天，还不见下雨，他大书一块白牌，封剑，派人前往金州斩城隍神。结果派去的人还没到，风雷大作，暴雨如注。这个记载未必属实，但活灵活现地反映出熊廷弼敢于斗争的性格和果断处事的作风，也说明辽东百姓对熊廷弼敬畏若神。后来，熊廷弼因督学时杖死生员而遭弹劾，离职回乡，等候调查。
第二次赴辽：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1619年），明军萨尔浒大败之后，熊廷弼代杨镐为辽东经略，这年他整整50周岁。熊廷弼第二次赴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他在京师陛辞时，开原已失。他刚出山海关，铁岭又陷。辽东经略熊廷弼抵辽阳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残破凋敝的景象——
官将：明自丧败以来，辽军总兵以下官将死者五六百员，降者百余员，辽将、援将已是一扫净尽，残兵四散，皆无人统率；幸存者也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畏敌如虎。
熊廷弼像
兵士：辽军中残兵，身上没有甲胄，手中没有武器，平时在军营里混口饭吃，战时装死扮活，不肯出战；招募来的兵，多为无赖之徒，不习弓马；援兵，更为滥竽充数，弱体朽甲，不堪入目。
辽民：辽东人民在一年之间，或全城死，或全营死，或全寨死，或全家死。军散之日，辽、沈余民，放声大哭。人有百死，而无一生；日有千愁，而无一乐。家家抱怨，在在思逃。逃难的辽民，草根树皮吃尽，竟然父子相食。
军器：明自抚顺、清河失陷以来，百年所藏贮盔甲、弓箭、刀矛、枪炮等军器，一空如洗。军士所持，弓断弦，箭无镞，刀刃钝，枪柄朽。
粮饷：户部连续三个月不发给粮饷。熊廷弼说：“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瘐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不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什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瘐不死！”（《明通鉴》卷七十六）
战马：辽东原有战马数万匹，兵败之后，一朝而空。所余马匹，瘦弱不堪。除因短料缺草外，很多是军士故意给马断绝草料，设法致死，以使自己免于出战。甚至有无故用刀将马刺死者。
熊廷弼面对这一严重局面，采取措施，力挽狂澜。他上疏阐明辽东形势，力主坚守沈阳和辽阳。他采取整顿措施：第一，亲自巡视各地，斩杀贪官懦将；第二，筹措粮饷，招集流亡；第三，修整器械，缮治城池；第四，激励士气，任用辽官（就是提拔辽人做辽官）；第五，联合朝鲜，加强东翼；第六，借助蒙古，策应西翼；第七，利用海上，适时侧击；第八，疏陈方略，布兵固守。这些守辽方针和策略，不仅在当时收到很好效果，而且给三年后袁崇焕守辽提供了经验（以后还会讲到）。
熊廷弼《按辽疏稿》
熊廷弼在当时做这些事非常困难，这里举一个例子。
熊廷弼初抵辽阳，派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韩害怕不敢去；无奈之下，又派佥事阎鸣泰去，阎鸣泰走到城外不远处的虎皮驿吓得恸哭而回。于是，熊廷弼亲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又乘雪夜到抚顺，勘视屯扎形势。总兵贺世贤以距离敌人太近，恐有不测为由，极力劝阻。熊廷弼说：“像这样冰天雪地，敌人一定想不到明朝的经略会冒险去抚顺！”于是鸣着鼓角进了抚顺关，处理完事宜后又安全返回。后金得到明朝熊经略巡边的消息后，天命汗命令用树木石块堵住山口，以防明军袭击。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熊廷弼的胆略和正气。
熊廷弼镇辽一年，整顿了濒于溃散状态的军队，稳定了陷于混乱状态的前线，守备大固，功绩卓著。史评其事功曰：“一时大臣，才气魄力，足以搘拄（zhīzhǔ）之者，唯熊司马一人耳。”（《明辽东经略熊公传》）正由于此，后金在一年之中没敢发动新的进攻。
正当熊廷弼整顿辽东已见成效的时候，朝廷却把辽东防务交给了袁应泰，熊廷弼又一次在激烈的党争中离职回乡，等候调查。结果袁应泰守辽，一败涂地，把沈阳、辽阳都丢了。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又想起了熊廷弼，所以命他第三次赴辽。
第三次赴辽：熊廷弼第三次赴辽，从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到二年二月，仅仅半年时间，上文我已经讲过，熊廷弼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制定“三方布置策”。而广宁巡抚王化贞却不服从，两人异见，互不相让。王化贞因为在朝廷有靠山，兵部尚书张鹤鸣主持的九卿科道会议支持王化贞，对熊廷弼则“斟酌推用”。天启帝尚未做最后决定，因后金军已经发动进攻而作罢。所以“三方布置策”实际上并未落实到位。
第二件事，指挥西平之战。熊廷弼部署以西平堡、镇武堡、闾阳驿、镇宁堡等四堡屏障广宁，阻击后金军进犯。在西平堡被困时又调动军队增援，并亲自率领5 000援军前往增援。虽打得英勇，却丧尽精锐。此役败北，明失西平。
第三件事，弃守广宁而退。熊廷弼率领5 000援军增援广宁，碰到王化贞从广宁逃出。这时，广宁还未落到后金之手，被叛将孙得功把持。但是，熊廷弼未带援军进城抗敌，也未在辽西其他城堡组织抵抗，而是掩护数十万溃散军民，撤进山海关内。最后，广宁叛军开门迎降，明朝失去辽西镇城。
熊廷弼第一次赴辽，声名有嘉；第二次赴辽，整顿有方；第三次赴辽，有功有过——建言辽东布局，广宁指挥失误。最后结局，传首九边。
二、传首九边
广宁兵败，京师大震。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自然要承担广宁兵败的责任。熊廷弼与王化贞，作为天启帝最为信赖的辽东经略和巡抚，负责辽西之战守。庙堂付之于重托，朝野寄之于厚望。熊廷弼的才望，为人们所推重。朝廷认为他经略辽西，定会抵挡后金军进犯，使局势转危为安，甚至收复辽阳、沈阳，重新占有辽东。事实却完全相反，他们弃守广宁，带领军民溃退，将辽西土地、人民、城堡、粮食和财物，拱手让给后金。
按照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国法难容”。然而，处理熊、王二人，又引发庙堂上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利益集团，纷纷登堂表演，党争更加激烈。熊廷弼先后被——
一是停职调查。
二是革职回家。
三是下狱听勘（就是把熊廷弼关在监狱里继续调查）。
四是审议论斩（“论斩”还不是杀，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就是“死缓”，不是立即执行）。
五是传首九边（杀了头之后还要将其头颅传示九边）。
熊廷弼案的处理过程，从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到五年（1625年）八月，时间长达三年半，可以说是步步升级。
熊廷弼被“传首九边”是有党争背景的。这期间，正是阉党与东林党发生激烈党争之时。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佥都御史左光斗草奏魏忠贤三十二斩罪，公开对抗权阉魏忠贤，并替熊廷弼申辩。魏忠贤吓得绕着天启皇帝御床哭诉申辩，结果年幼的天启皇帝袒护魏忠贤；五年（1625年）七月，魏忠贤等反咬一口，诬杨、左“纳熊廷弼贿”。事实上，熊廷弼“不取一文钱，不通一馈问”，阉党纯属诬陷。然而，杨、左被逮捕下诏狱。在捕左光斗时，《明史·左光斗传》记载：“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tí qí）亦为雪涕。”他们惨遭酷刑而“夜毙”，不明不白地死去。杨、左虽冤死，“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罪惟录·左光斗传》）却成为后人的座右铭。在此前后，东林党首辅叶向高、大学士孙承宗和韩爌、左都御史赵南星等相继去职，东林党全面溃败，出现“一切大权，尽归忠贤”的宦官专权政局。熊廷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传首九边”的，后来袁崇焕也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局面下赴辽东任职的（以后要讲到）。
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年）八月，辽东经略熊廷弼以“失陷广宁”“纳贿贪赃”的罪名，被处以死刑，籍没家产，暴尸不葬，传首九边——即将其首级传到辽东、蓟州、宣府、太原、大同、延绥（榆林）、固原、宁夏、甘肃九个边镇，以儆效尤。熊廷弼死后被抄家，抄家时逼迫他的长子兆珪交出三十万两“赃银”，兆珪被迫自杀死，“兆珪母称冤”。女兆瑚呕血死。当地（江夏）知县王尔玉为向阉党讨好，竟命“去其两婢衣，挞之四十”，当地官员和百姓无不对王尔玉咬牙切齿。
王化贞虽得到阉党支持，也终未逃得一死。七年以后，崇祯五年（1632年），朝廷追论广宁失守之事，在众多廷臣的坚持下，崇祯帝命将王化贞斩于西市。
明代《九边图》之大同
熊廷弼之死，时人认为：“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对于熊、王之死，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评论说：“广宁事，廷弼以控扼山海而罪其西奔，然王化贞一败实为首罪，廷弼但不能收散卒固守宁前耳。惟杀化贞而戍廷弼，始称平允，至于传首九边，过矣！”
刑章颠倒，明祚倾危。熊廷弼之死，不仅使明朝失去一位优秀的统帅，而且使后金少了一个刚毅的对手。然而，熊廷弼对失守广宁是否有责任呢？
三、廷弼之失
尽管熊廷弼做了党争的牺牲品，传首九边，蒙受大冤，但是，今天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得不考量熊廷弼作为广宁之役明朝辽军的主帅，在兵略和指挥方面的失误。论者不能以怜悯熊廷弼个人悲剧的结局，而忽视对其失误做理性的评判。
第一，于“三方布置”，熊廷弼有三个疏忽。熊廷弼守辽战略方针的“三方布置策”，自明末、清代、民国以来，学者所论，多数赞成，认为是积极防御思想，可以实现，应当肯定。虽然熊廷弼较其前的袁应泰、其后的王在晋，对辽东军事上有一个总体的战略布局，但是，细加分析，熊经略“三方布置策”之失，至少可以列举三点：
其一，三方布局，不切实际。所谓的“三方布置”，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不具有可操作性，没有达到实际的防御作用。
其二，海上舟师，望梅止渴。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尚无天津、登州、莱州水师入辽败敌、收复失地的先例。虽津门为运道咽喉，疏请天津设立巡抚，却只能加强粮料补给；若水师渡海在辽南作战，必定遭后金骑兵围歼。
其三，借兵朝鲜，一厢情愿。朝鲜军在萨尔浒之役，兵没帅俘，剧痛犹新。熊廷弼企望朝鲜“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明史·王化贞传》），不过是纸上谈兵，虚泛之见，不切实际。
由上可知，熊经略三赴辽东，其前功可奖，忠心可嘉，雄心可钦，冤死可悯；但其“三方布置策”，未料彼己，浮泛不实，断难操作。如按其策行，即使没有王化贞掣肘，辽阳也肯定不能收复，广宁也难保不失。
第二，在广宁之战中，熊廷弼有三个失误。
其一，未能集中兵力，凭城固守。面对后金6万到8万八旗军队的进攻，熊廷弼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就应该是四个字：凭城固守。但事实上他没有这样做，先是沿河设了防线，结果后金骑兵踏冰而进。第二道防线是一个“品”字形布局，西平只有3 000军队，根本抵挡不住后金军队的进攻。镇武和闾阳的3万多援军，恰好中了努尔哈赤的围城打援之计，与后金骑兵在平原野战争锋，结果全军覆没。熊廷弼在广宁之战中没有把这十几万军队收缩，集中来保卫广宁，而是把军队分散了。后金长于围城打援，明军已有多次血的教训——抚顺张承胤，开原马林，沈阳贺世贤，辽阳杨宗业等。而熊经略未能汲取这些血的教训，再次指挥明军与后金骑兵平原争锋，以短击长，导致失败。
其二，未能赴汤蹈火，坚守广宁。熊廷弼驻右屯，距广宁40里，有兵5 000人。在广宁处境危险时，没有及早赴援，而是观望不前。以熊廷弼之声望、地位和权势，危难时机，坐镇广宁，可以稳定军心，不致军民溃乱。王化贞在弃守广宁之前，城内守军尚有16 000余人，“守御之具甚设，即贼至城下，未必可攻而入也”（《三朝辽事实录》卷七）。若熊廷弼不计党争恩怨，以所带5 000人共守全城，再调各堡兵马，可达3万以上，是可以抵挡一阵的。熊廷弼计不及此，是畏敌，还是要抓王化贞的笑柄？他的真实想法，是个历史之谜。当然，他率百万难民入关，缓和了拥溃，护卫了生灵！
明代绛纱袍
其三，未能收拾散卒，御守宁前。当时虽然失去广宁，还有锦州、大凌河、小凌河、宁远、前屯、中后等多处要塞，只要稍加整顿，凭城固守，互相援应，是可以抵挡后金军攻势的。后来袁崇焕孤军坚守宁远，打退努尔哈赤进攻是一史例。熊廷弼还没见后金一兵一卒，居然闻风而退，不敢停留关外，轻率地做出决定，放弃河西大片土地，军民一体撤出关外。王化贞的错误是弃守广宁，熊廷弼的错误则是丢弃辽西。由此，将山海关暴露于后金面前，将京师置于极为危险的境地。
总之，熊廷弼为人刚正清廉，有胆有谋，为挽救辽东危局做出了贡献，是整个明末辽东主帅中少有的人才。但是，熊廷弼长于谋划布局，短于带兵实战；长于争言大计，短于肝胆气节。他在与敌人交锋时指挥失当，又身陷党争，做了明朝腐败政治的牺牲品。
有人说，广宁之失在于经抚不和。诚然，经抚不和是明朝丧失广宁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尉缭子》曰：“兵者，凶器也；将者，死官也！”将帅统兵与敌争战，胜则庙堂受赏，升官晋爵；败则降官受罚，甚至丧身。将者既为死官，则应预先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方可不死。如熊经略临危出关，身守广宁，胜或功罪相抵，败或捐躯殉国——七尺之躯，死得壮烈，庙堂受谥，名垂千古！何至传首九边，罪连妻孥，殃及母子。
所以，熊廷弼一次赴辽，二次赴辽，胆略可嘉；三次赴辽，节气有亏。远的不说，就在这次广宁之战中，涌现出的节烈之士就很多。
第一，西平守将、副总兵罗一贯以3 000人守城，寡不敌众，城破，决心殉国，望阙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刎而死。
第二，兵备道参政高邦佐不退到山海关，而独赴松山，长叹道：“不能存广宁，何颜入关！”以身报国，自缢而死。
第三，辽东巡按方震孺在任上为了辽东的防务日夜奔波，“居不庐、食不火者七月”（《明史·方震孺传》）。广宁之战时他任职期满了，要调任他职，途经宁远，见祖大寿退守到觉华岛，便渡海上岛对祖大寿说，你岛上有退兵，有粮饷，应该上岸抵抗，并且说：“将军归，相保以富贵；不归，震孺请以颈血溅将军！”（《明史·方震孺传》）大寿泣，震孺亦泣，遂相携以归！
这是三条英雄好汉。还有刘渠、祁秉忠、刘征、黑云鹤。相比之下，熊廷弼缺乏赴汤蹈火、生死不顾和铁肩担道义、与城共存亡的气节！知荣止耻，廷弼为戒！《明史·范志完传》评曰：“惜乎！廷弼以盖世之材，褊性取忌，功名显于辽，亦隳于辽。假使廷弼效死边城，义不反顾，岂不毅然节烈丈夫哉！”
后来的袁崇焕，在气节这一点上要胜过熊廷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