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讲了袁崇焕高中进士之时，正是明军在萨尔浒大败之期。
命运似乎已悄悄地将袁崇焕与辽东战事拉在了一起。但是，这次袁崇焕与辽事只是擦肩而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新科进士会和辽事有什么联系，包括他自己也不会想到。
袁崇焕考中进士后，没有立即被朝廷分派做官。等待了一段时间，第二年有了知县的缺，他受朝廷委任，为福建邵武知县。下面先简要介绍一下袁崇焕为官邵武时的情形。
一、邵武知县
邵武，即今福建省邵武市，位于福建西北部，武夷山南麓，濒临闽江支流富屯溪，位置重要，为“八闽屏障”。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37岁的袁崇焕被朝廷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做官，在任上规规矩矩，敬敬慎慎。其《初至邵武》诗表现了他初次为官时的心态：
为政原非易，亲民慎厥初。
山川今若此，风俗更何如。
讼少容调鹤，身闲即读书。
催科与抚字，二者我安居。
邵武和平镇街巷
直到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袁崇焕一直在邵武县令任上。虽然为官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却清廉有声，尽心为民。
具体言之，袁崇焕在邵武知县任上，做了五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为民救火。乾隆《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素趫（qiáo）捷有力，尝出救火，著靴上墙屋，如履平地”。这说明身为县令的袁崇焕，不摆官架子，不搞特殊化，视同布衣，亲民爱民。在皇朝时代，作为一县的父母官，能亲自上房，为百姓救火，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同时，这段资料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身手矫捷的县令袁崇焕。
第二，平反冤狱。袁崇焕到任之后，有县民到县衙申诉冤屈。袁崇焕接到诉状后，仔细查证，秉公办事，折狱公断，为民申冤。为此，乾隆《邵武府志》记载：“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袁崇焕这种“明决有胆略”的特质，后来在辽东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关心辽事。袁崇焕中进士那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四路大军两双败北，接着丢失开原、铁岭；任邵武县令时，明军又丢掉辽东重镇沈阳和辽东首府辽阳，后金都城迁到辽阳。其时，明廷朝野震惊，京师九门紧闭。明朝辽军败退消息，不断传到福建邵武。袁崇焕虽身在“八闽”，却心系辽东。他在公务之暇，了解边事。夏允彝《幸存录》记载：“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袁崇焕了解辽东边事，为后来军旅生涯做了初步准备。
第四，聚会奎英。袁崇焕企盼做一番大事业，就要联络、组织志同道合者，为共同理想而奋斗。他在走上仕途的第一站——邵武知县任上，便为而后要迈越的征途铺垫基石。如袁崇焕在邵武招纳的军人罗立，后在固守宁远之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二十三日，天命汗努尔哈赤率军首攻宁远城，袁崇焕命罗立等向城北后金军大营燃放西洋大炮，一炮发中，“歼虏数百”。这个勇士炮手罗立，就是袁崇焕从闽北邵武招募的，彼此结为心腹，辗转跟到宁远，参与宁远之战，立下极大战功。
▲邵武聚奎塔
袁崇焕题写的“聚奎塔”匾额（拓片）
第五，题词高塔。袁崇焕在邵武为民救火、平反冤狱、关心辽事、聚会奎英的文物标志，是他题写“聚奎塔”。在邵武城西南42公里处的和平里（今邵武市和平镇）西南1.5公里处有座天符山，聚奎塔就建在天符山上，为六角五层高塔，建于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年）。塔为砖木石混合结构，底层塔门镶嵌黑砚石门额，上面书写“聚奎塔”三个大字。其上款题为：“天启元年秋月 吉旦”；下款题为：“赐进士第知邵武县事袁崇焕立”。塔额中题“聚奎塔”三个字，阴文，颜体，行楷，舒朗，苍劲，刚挺，圆浑，流畅（见影印拓片）。这方题刻，字迹清晰，完好无损，是至今袁崇焕留下唯一可信的极为珍贵的墨迹与文物。
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三年期满，按惯例朝觐到北京，并趁机到塞外，巡查边防。
二、单骑阅塞
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明军广宁兵败，北京大震。关外局势，更趋恶化，社会危机，更为深重。京师朝野官员，可谓谈敌色变。天启帝惊慌失措，抓住首辅叶向高“衣袂而泣”。京师的官宦们，借差出京，望眼欲穿，“苟出春明一步，即为放生之场”。在这里，“春明”是指京城。也就是说，只要迈出京城一步，即是逃生活命之地。会试的举子们：“上公车者，但得马首回南，胜似春风得意；点闱中者，一闻燕台选骥，不觉泣对牛衣。”（《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在这里，“上公车者”即是赴京科试者，“点闱中者”是指金榜题名者，“牛衣”原指“编草使暖，以被牛体”的给牛御寒之物，这里喻指举子的旧衣。也就是说，赴京应试举子，但愿掉转马头南回乡里，比金榜题名更春风得意；侥幸考中进士，一听被选在京师做官，还不如回家披草衣过穷日子。自后金攻陷抚顺以来，明朝在辽东的总兵官，阵亡者共15人，加上因辽事而死的李如柏，共16人。明朝定制全国总兵官只有20人，已经很难往辽东战场派出优秀的将领。
此时，袁崇焕遵照朝廷的规定，从福建邵武来到京师朝觐。这里，我把“朝觐”解释一下。在明朝，朝觐就是京外的地方官员，每三年由布政使率其府、州、县正官到北京，接受朝廷考核。来京的官员一般是各衙门正官，路费自理。朝觐官员于上年十二月初十日前到北京郊外择地而居，二十五日进入京城。要造“事文册”和“纪功图册”，就是述职报告和政绩文书，先报布政司、按察院，再报吏部、都察院。先由布政使和按察使在城外找一座寺观，集中官员，初步考核，并且进行答辩；来年正月分地区考核。袁崇焕所在的福建排在正月初三日，以府为单位，逐个点名召唤，正式进行考核。按照八法——（1）称职，（2）平常，（3）老疾，（4）罢软，（5）贪酷，（6）才力不及，（7）素行不谨，（8）浮躁浅露；分五类，区别对待—（1）称职者晋升，（2）平常者复任，（3）老疾罢软无功者闲住，（4）浮躁和才力不及者调离，（5）贪酷者为民。这里我讲一个故事：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对朝觐的官员分三等对待：上等称职无过者赐给坐宴，中等称职有过者赐给立宴，下等有过不称职者站立门旁、不赐宴、宴会散后方许离开。
明中期《皇都积胜图》
袁崇焕这次考核的成绩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御史侯恂提请皇帝破格任用袁崇焕。侯恂是东林党人。《明熹宗实录》记载，侯恂上奏：“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天启帝采纳侯恂等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正六品）。明朝官制，兵部下设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个司。“武选司”管卫所官员的升迁、赏罚等事；“车驾司”管卤簿、仪仗等事；“武库司”管兵械、器仗等事；“职方司”管舆图存报、招募兵员、屯田调饷、修浚城池、整饬军纪、赏功罚过等。职方司有郎中（正五品）一人、员外郎（从五品）一人、主事（正六品）二人。通过这次朝觐，袁崇焕不仅由外官调为京官，而且由正七品升为正六品。
但袁崇焕无心升官发财，只念社稷安危。他在北京的居所里，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要到塞外，了解边情。袁崇焕新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即“单骑阅塞”，也就是一个人骑马到山海关内外查阅形势。兵部中少了一位袁主事，大家都感到奇怪，他的家丁也不知其所往。不久，袁崇焕还朝，详细介绍山海关的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这里说明一下，关于袁崇焕单骑出阅山海关内外的时间，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说是在他朝觐时等待职务变动期间，另一说是他在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之后。我认为是在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之后。
当时京师文武各官，皆心情畏缩，不敢出关担任辽职。熊廷弼罢官后，朝廷要重新任命一个辽东经略，但谁也不愿意去。当时的兵部尚书张鹤鸣，觉得在自己任上把广宁、义州和关外大片土地都丢了，自请兼任辽东经略，但又迟迟不就职，不久又提出来不做了；于是改派解经邦做辽东巡抚，他借故推托不去。天启帝一怒之下将其免职；接下来派王在晋去，王在晋本不想去，但怕天子降罪，只得硬着头皮出任辽东经略。与此相反，袁崇焕不畏困难，主动请战。袁崇焕请一人守关的豪言壮语，对收拾珍宝准备南逃的大臣，是一剂安神良药。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说：“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这件事表现出袁崇焕对国家强烈的责任感。他敢于冒险，敢挑重担，的确胆略过人。同时，这件事也表现出他做事情不按常规出牌，有几分狂气。同僚们赞叹他的勇敢与胆略。
朝廷破格提拔袁崇焕为山东按察司佥事（正五品）、山海监军。发给他帑金20万，用以招募兵士。
袁崇焕任新职后，上《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他在奏疏中一扫文臣武将中普遍存在的悲观恐惧情绪，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远图恢复。他疏言：“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
这里特别要讲到的是，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赴任辽东前，往见革职听勘在京的熊廷弼。廷弼问：“操何策以往？”崇焕曰：“主守而后战。”熊廷弼听后很是高兴。袁、熊二人为图恢复辽东方略，诚恳交谈，商酌竟日。
不久，袁崇焕出关就职。他在《边中送别》诗中抒发出京赴辽的雄心与抱负：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后来，袁崇焕在辽东听到熊廷弼的死讯，作诗《哭熊经略》悼念：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这时，袁崇焕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将遭到和熊廷弼同样的悲剧命运！
三、无局之局
袁崇焕登上辽东军政舞台，面临的却是一个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无局可守”的局面。是不是无局可守？我们看一下辽东当时的军事形势地图。这时，明朝辽东的两座镇城——辽阳、广宁，完全丧失；五座路城——东路路城辽阳、北路路城开原、西路路城义州、中路路城广宁、南路路城前屯，丢失四座，只剩下一座前屯；九座独立卫城——辽东铁岭、沈阳，辽南金州、复州、海州、盖州，辽西右屯、锦州、宁远，全部丢失；至于所城和堡城，则不足论矣。这就展现出一幅袁崇焕登上辽东军政舞台前的大历史地图与大时代背景。具体说来，情状如下：其一，就辽西而言，广宁是辽西的重镇。沈阳、辽阳失陷，明朝还有一个辽西可守。广宁在，辽西完整，恢复辽东，似乎有望；广宁不在，辽西破碎，复辽希望渺茫，且强敌威胁关门。
其二，就朝廷而言，比战情更为严重的是，朝廷阉党势力日炽，天启帝逐渐成为魏忠贤的傀儡，朝纲颠倒，政治腐败，党争如虎，门户相斗。这种政治的腐败，直接影响到辽东的决策、任帅、后勤和战略。
其三，就经济而言，连年战争使明朝在经济上不堪重负。此次全国增援广宁，“调兵十数万，转饷二百万，发帑数百万，器械、火药、盔甲、鞍马、头畜、刍料数十万，尽付于奴酋！而四方驱车驰马，海运陆输，臣等目不交睫，手不停批者，皆以助狂夷之毒焰”。明朝从全国调募十万计的兵员，或成为鬼魂，或沦为溃兵；明朝投入数以百万计的财富，或化为一堆灰烬，或转入后金之手！
其四，就军事而言，明军广宁之败，明清争局之地，由辽东转移到辽西。此后，在二十二年之间，于山海关、宁远城、锦州城狭窄地带，明朝与后金——清朝双方集结二十余万军队，进行了中国古代辽东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最集中、最精彩的争战。争局双方，运用智慧，纵横捭阖，施展谋略，极尽聪明才智之能事。
明朝遭到广宁之败，关外局势更趋恶化，社会危机更为深重，辽东形势为之一变。明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分析道：
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王在晋的意思是，明朝一失抚顺、清河，二失开原、铁岭，三陷沈阳、辽阳，四陷广宁、义州，无异于丢弃全辽，到了无局可守的境地，只能退缩到山海关。王在晋的分析，一方面道出了明朝失守广宁后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也代表了明朝官兵中普遍存在的悲观情绪。然而，辽西真的无局可守吗？袁崇焕并不这样认为，后来事实证明也并非如此。袁崇焕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毅然请缨，奔赴辽东战场。
总之，袁崇焕不同意王在晋所说的“无局可布”，而认为“有局可布”——在辽西军事棋盘上，还可以“作眼”，可以布局。这个“作眼”就是营筑宁远城。
明抄本《圣政杂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