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取得宁远大捷；三月，升任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袁崇焕的官品，由正七品知县、正六品主事、正五品佥事、正四品兵备道至正三品巡抚。天启六年至七年，袁崇焕做了近两年辽东巡抚，全面主持辽东战守，开始展现他的胆略智谋和军事才华。在这段时间，他需要处理三方面的关系：第一，与后金的关系。袁崇焕采取了一边和谈，一边备战的两手策略，在讲和的过程中，抓紧营建关锦防线。第二，与朝廷的关系。朝廷这时候有个大的变化，就是派太监来做监军。袁崇焕也是采取两手，既疏议反对太监监军，又在监军来了之后尽力与之合作。第三，与同僚的关系。此间与同僚既产生新的矛盾，又设法沟通调和。
总之，在袁崇焕巡抚辽东这段时间里，后金和明朝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袁崇焕正是根据这些新的形势来调整对外和对内的策略。
一、后金变局
宁远之战结束以后，明朝和后金双方都在争取喘息的机会，以准备新一轮的争战。这样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共一年零四个月，也就是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到天启七年（1627年）四月。在这段时间里，后金发生了三件军政大事：第一件是努尔哈赤去世，第二件是皇太极继位，第三件是用兵朝鲜。
第一件事，努尔哈赤病死。努尔哈赤于宁远兵败，遭受起兵以来最重大的挫折。他心情沮丧，悒悒不自得，郁郁思往事。《满洲实录》记载他的引咎之言：
吾筹虑之事甚多，意者朕或倦勤而不留心于治道欤？国势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欤？功勋正直之人有所颠倒欤？再思吾子嗣中果有效吾尽心为国者否？大臣等果俱勤谨于政事否？
他在昼夜殚思，反省治策失措，国势的安危，民情的甘苦，忠奸的倒衡，臣吏的怠绌，子嗣的继任等问题。但百思不得其解，陷于苦闷之中。久经疆场、攻无不克的天命汗，竟会输给一名初历战阵、婴城孤守的书生袁崇焕！努尔哈赤思索、惭赧、痛苦、焦躁，食不甘味，寝不安眠，肝郁不舒，积愤成疾。努尔哈赤创伤未愈，痈疽突发。他于七月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沐养，八月初一日，派二贝勒阿敏杀牛烧纸，祈祷神佑，但毫无效果，病势危重，不久乘船顺太子河回沈阳。
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天命汗努尔哈赤在由清河返回途中，至离沈阳东40里的叆鸡堡死去。天命汗的死因是什么？三个“实录”都没有交代。《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只是简略记载：“庚戌（十一日），未刻，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年六十有八。”其他材料提到努尔哈赤死因的还可举出三种：
（1）明东江疏报：“（耿仲明）八月初二日，急归报臣：老奴背生恶疮，带兵三千，见在威宁堡狗儿岭汤泉洗疮……”
（2）明辽东督师王之臣、辽东巡抚袁崇焕疏报：“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日（按应作十一日）。”（《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六）
（3）朝鲜《李朝仁祖大王实录》记载：努尔哈赤于“七月间得肉毒病，沐浴于辽东温井（泉），而病势渐重，回向沈阳之际，中路而毙，立其第四子（按：应为四贝勒）”。
这三个记载，都说天命汗是因病而死的。那么他的死是否与宁远之败有关？或者说，宁远之战中那个被明军炮火击中的“大头目”是不是努尔哈赤？现在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炮打伤者就是努尔哈赤，另一种意见认为努尔哈赤没有被炮打伤。主张没有被炮打伤的理由就是一条：没有文献直接记载。清朝人没有记载，也不能记载。明朝人也没有明确记载说把努尔哈赤打伤了，因为在城上打炮，底下到底哪个被打伤，不可能辨认出来。但是明朝人记载说，一炮打下之后，后金有一个大头目受伤，拿个大红毯子包着，众贝勒痛哭而退。而这个大头目是谁？可能是努尔哈赤，也可能是众大贝勒中的一位。但是我查了一下，宁远之战中后金的大贝勒们没有一个受伤的，而如果是一般的额真、勇士受伤，不会有这么大的动静，所以有可能那个受伤者就是努尔哈赤。
有一个旁证：朝鲜人李星龄在他的《春坡堂日月录》中说，他在鼓楼上看到，一炮打下去，努尔哈赤受伤了。这个材料可供参考，他的眼睛未必就能看得那么准。
还有一个旁证材料：在觉华岛之战中，统兵的将军不是努尔哈赤，也不是四大贝勒中的一位，甚至不是旗主贝勒，连个固山额真都不是。领兵者武讷格，官职很低。从这种情况来看，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可能受炮伤，被众贝勒簇拥而退。当时的消炎药效果不是很好，到了七八月份天气炎热的时候伤口容易化脓、败血，他又到汤泉洗温泉澡，这样病情就加重，结果不及返回沈阳，就在叆鸡堡与世长辞。
第二件事，皇太极继位。努尔哈赤尸骨未寒，后金内部就发生汗位继嗣之争。时四大贝勒为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小贝勒为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阿敏和济尔哈朗为舒尔哈齐子，属于旁支，不能争位。莽古尔泰性鲁钝，或言曾弑其母继妃富察氏，也不能争位。承嗣汗位角逐者主要是皇太极、代善和大福晋乌拉那拉氏阿巴亥所生的多尔衮。
大福晋乌拉那拉氏阿巴亥是努尔哈赤晚年的宠妃，为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的生母。诸王告诉她努尔哈赤留下遗言要她殉葬，阿巴亥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阿巴亥遂穿礼服，饰珠宝，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尔哄（多尔衮）、多躲（多铎），当恩养之。”（《清大祖武皇帝实录》卷四）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十二日，自尽（或言被勒死），年仅37岁。遂与努尔哈赤同葬。
天聪汗皇太极朝服像
上述文字载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则删去此段记载，仅言大妃身殉，没有写原因。《北游录·纪闻下》载：大妃“被宗室大臣勒令自尽”。就这样，大福晋乌拉那拉氏阿巴亥成为后金汗位争夺的政治牺牲品。同时殉葬的还有两位庶妃阿济根和德因泽。
阿巴亥死后，多尔衮与多铎年少，失去依恃，无力争夺汗位。汗位的争继主要在皇太极与代善二人之间角逐。代善虽为大贝勒，但性情“宽柔”，先已失宠，并被削夺一旗，无力与皇太极抗争。四贝勒皇太极兼领二旗，得众心，官兵精，智勇俱全，战功独多，又得到其兄正红旗旗主贝勒代善的推让，以及侄子等拥戴，于是继嗣父汗登上大位。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一日，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及诸贝勒大臣等，聚于笃恭殿（大政殿）前，为皇太极举行登极大典，以明年为天聪元年。
但是，最初汗权的执行形式是四大贝勒共同听政，他们并坐议政，实行贵族共治，暂未形成君主专制，所以有的书叫作“四尊佛”。在这个时候，皇太极需要用战功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位，他把目光瞄准了朝鲜。
第三件事，与朝鲜结“兄弟之盟”。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二大贝勒阿敏等人率军出师朝鲜。二月，阿敏率军过鸭绿江，下义州、占平壤。朝鲜国王李倧逃出王京，避居江华岛，后与后金二大贝勒阿敏订立“兄弟之盟”。天聪汗皇太极此举，一石四鸟：巩固汗权，降伏朝鲜，获取粮布，孤立东江（毛文龙）——解除攻明后顾之忧。正如袁崇焕所分析：“我欲合西虏而厚其与，彼即攻西虏而伐我之交；我藉鲜为牵，彼即攻鲜而空我之据。”（《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四）也就是说，后金西在蒙古、东在朝鲜两面，破坏明的左右两翼，形成对明朝夹击的局面。
朝鲜平壤古城门
二、双方议和
后金和明朝都需要以议和“自固”，因为：后金方面皇位更迭，明朝方面需要修城。皇太极之目的，在于巩固汗位，集中兵力，进攻朝鲜。袁崇焕之目的，在于修缮关外八城，整顿军事，加强防御。因此，双方开始议和试探。
袁崇焕巡抚辽东，着力于重建关宁锦防线，以防守辽西，进图辽东。为了争取时间，袁崇焕抓住后金汗位更替的机会，主动与后金“议和”。
袁崇焕得到努尔哈赤死讯后，立即奏报朝廷，并经旨准，于十月间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等三十四人，到沈阳为努尔哈赤吊丧，并祝贺新汗皇太极即位。这个惊人的举动，令人们感到意外。这是明朝官员第一次正式到后金都城进行政治活动。从此，拉开了明朝与后金议和的帷幕。
议和同战争一样，都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为达到政治目的，既可用刀剑，也可用笔舌，或兼而用之。虽然战争已把明朝这个重病躯体拼命地往下拖，但它仍自诩为“天朝”，而视后金为“东夷”，不愿同后金议和。然而，袁崇焕能体察形势，不泥成见，疏陈把议和作为明廷对后金的一种策略。他说：“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一）款即议和。袁崇焕把守、战、款，作为三种策略，在同后金斗争中，守攻相济，款战并用。但是，袁崇焕议和，冒着政治风险，“南朝之君，深鉴宋室之覆辙”。文武官员不敢轻言议和。后袁崇焕落狱殒身，此为一大原因。
天聪汗皇太极也心中有数。他明白袁崇焕的意图，便将计就计，顺水推舟。皇太极对从宁远来的明方使臣，盛情款待，表现大度。这时正好大贝勒代善出征蒙古扎鲁特部凯旋，皇太极想借此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军威，就带着这三十四人的使团出城15里迎接凯旋的大军。还赏给李喇嘛1峰骆驼、5匹马、28只羊。傅有爵、李喇嘛等一行在沈阳驻留将近一个月，临走时，皇太极派方吉纳、温塔石带领七个人，随同明使去宁远，并向袁崇焕献参、貂、玄狐皮、雕鞍等礼物。皇太极致袁崇焕书，明确表示：两国和好之事，父汗往宁远时，曾致书明廷，要求转奉，但至今未复。你们真要和好，做出回应，我将答复。
后金遣使到宁远，袁崇焕立即奏报朝廷：“奴遣方吉纳、温塔石二夷，奉书至臣，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又奏言：“自宁远败后，旋报（努尔哈赤）死亡，只据回乡之口，未敢遽信。……奴死的耗，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尚复何求？不谓其慑服皇上天威，遣使谢吊。我既先往以为间，其来也正可因而间之。此则臣从同事诸臣之后定不遗余力者。谨以一往一还情形上闻。”得旨：“据奏，喇嘛僧往还，奴中情形甚悉。……夷情坐得，朕甚嘉焉。夷使同来，正烦筹策，抗则速遣之，驯则徐间之。无厌之求，慎无轻许；有备之迹，须使明知。严婉互用，操纵兼施。勿挑其怒，勿堕其狡。夷在，无急款以失中国之体；夷去，无弛防以启窥伺之端。战守在我，叛服听之。”（《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九）袁崇焕据此旨意，就将方吉纳等遣还，也不接受皇太极来书。其理由是，来书封面书写“大金”与“大明”字样并列，有失“天朝”尊严，无法向朝廷转奉。袁崇焕没有拆封，就让方吉纳等将原书带回，既不复信，也未派使者随同其往沈阳。袁崇焕的收获是得到努尔哈赤死亡及皇太极继位的实情。明朝与后金第一次和议使臣往返活动，至此结束。
袁崇焕将遣使、议和之事，及时奏报朝廷。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先后于天启六年（1626年）的九月二十九日、十月十三日、十二月十三日和二十二日、十二月二十七日，还有天启七年（1627年）的正月十二日和二十六日、二月初二日，八次疏报朝廷。旨称：可以同后金议和，并允其便宜行事。《明史·袁崇焕传》称“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此言失实。后来，袁崇焕自己也辩白道：“若臣向以侦谕用间，何尝许一‘款’字？前后章，俱在御前。有谓以款误，臣不受也！”（《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四）
但是，明廷对同后金议和的政策，朝臣分歧，摇摆不定。辽东督师王之臣在奏疏中认为：“天朝之大，有泰山四维之势，可恃以无恐耳。……何必曲为之和，以酿无穷之衅乎！”因谕：“边疆以防御为正，款事不可轻议。这本说亦是。”（《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九）
皇太极命达海、库尔缠与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共同会议，草拟复书。一个月后，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方吉纳、温塔石等九人再去宁远，致书明辽东巡抚袁崇焕。书中再申“七大恨”，并提出和好的具体条件，从而开始天聪朝的议和。皇太极要求明朝必须拿出大批金银财物给后金，否则后金将继续以兵戈从事，对明朝发动军事进攻。
三月，袁崇焕派杜明忠为使，随同方吉纳等去沈阳，带去给皇太极的回书。袁崇焕在回书中，驳斥了皇太极的“七大恨”，断然拒绝皇太极的贪婪要求，并要皇太极将辽东土地、人民归还明朝。这些要求，皇太极显然不能接受。
四月初八日，皇太极遣明使杜明忠返回，携带其致袁崇焕答书一封。在致袁崇焕书中，皇太极逐条驳斥了袁崇焕上封信中的论点，坚持“两国是非晓然，以修和好”，即将先弄清是非，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皇太极在回书中也做了一些让步：其一，愿意在书写格式上，把自己名字低明朝皇帝一字书写，但不得与明臣并列。其二，将礼物数目减半，规定明朝出“初和之礼”黄金5万两、银50万两、缎50万匹、绫布500万匹。后金以东珠10颗、黑狐皮2张、元狐皮10张、貂鼠皮2 000张、人参1 000斤作为回报。和好之后，明朝每年送后金黄金1万两、银10万两、缎10万匹、绫布30万匹。后金给明朝东珠10颗、人参1 000斤、貂皮500张。皇太极致袁崇焕书缮写完毕，刚要遣使前往时，得报：明军正在抢修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皇太极命再附书袁崇焕，指责他诈称和好，修葺城垣，乘机备战，不守信义。他提出，如果真心议和，应先划定疆界。皇太极决定不再遣使往宁远，而让杜明忠将信带回去。后袁崇焕不满后金入侵朝鲜，停遣使，罢和议。他对皇太极所提要求，不予理睬。因此，双方议和，便告中止。
袁崇焕不予回书，自有苦衷。先是，他主持议和，是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加紧修缮城垣。他曾将议和之事奏报朝廷，天启帝旨允。但很多朝臣反对议和，认为这是重蹈宋金议和覆辙。袁崇焕坚持议和，反复说明其策略。当皇太极进兵朝鲜时，群臣纷纷弹劾袁崇焕，说后金敢于入侵朝鲜，是“和议所致”。袁崇焕不服，遂上书辩解：“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明史·袁崇焕传）这说明了袁崇焕议和的真实意图。
经过此番申辩，天启帝表示谅解。但随后，天启帝又改变主意，不准议和，屡下谕旨：“狡奴变诈叵测，款不足信。”不难看出，明朝方面，进行议和，毫无诚意。袁崇焕对后金所提议和条件，或是敷衍，或是拖延。皇太极议和赍书都被袁崇焕扣压，不上奏朝廷。
袁崇焕进行议和活动主要得到两点好处：其一，了解到后金皇权更迭的实际情况；其二，争取时间重建关锦防线。他后来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成为其屈死的原因之一。
三、关锦防线
明军建立的关宁锦防线，是一个复杂的辽西军事防御系统。先是，明朝在辽东陆路设镇、路、卫、所、堡防御体系。明朝辽东都司共设有两个镇，辽河以东为辽阳镇，辽河以西为广宁镇。明失陷辽阳镇和广宁镇之后，其陆路防御体系被后金军打破。王在晋认为已经无局可守。孙承宗提出，在辽西走廊建立一道从山海关到宁远的防御系统，纵深200里；后来，袁崇焕建议孙承宗将防线再从宁远往北经松山、锦州至大凌河，扩大纵深又200里。这就是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
宁远之战以前，明辽东经略高第主动放弃关外诸城，只剩下宁远因袁崇焕坚持而保留下来，使关宁锦防线遭到破坏。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袁崇焕指挥明军开始重建关宁锦防线。关宁锦防线是以山海关为后盾总枢、宁远为中坚关城、锦州为先锋要塞，诸城堡台成为联防据点的串珠式防线。在关宁锦防线这盘围棋上，袁崇焕做了两个眼：一个眼是宁远，另一个眼是锦州。这两个眼加上400里的纵深防御，就把明朝辽西防御之局——无局变成了有局，死局变成了活局。
为抢时间，关宁锦防线南北两段，同时用工，分别进行。
关宁锦防线南段四城——榆关、前屯、中后、中右，袁崇焕在疏陈战守布置大略中，奏报修缮山海四城，分作两期整修。第一期，为同年四月至七月中，刚缮修之城，被暴雨冲毁：“淫雨为灾，山海关内外，城垣倒塌，兵马压伤。宁远、前屯、中后等城修筑者，既成复坏。”（《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三）于是又进行第二期修缮，自雨季过后至同年年末，山海四城，缮筑完工。
关宁锦防线北段四城——宁远、中左、锦州、大凌河，自同年九月进行酝酿。自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至五月，宁远、锦州两城，修缮基本完工。其他大凌河城、小凌河城等及诸堡城多未修完。袁崇焕在修城的同时，又遣将、派军、治械、练兵、备粮、屯民，进行备战。经过紧张而有序的部署，重建的关宁锦防线北段——以宁远为后劲、锦州为中坚、大凌河城为前茅的防线基本完成。
关宁锦防线以宁远为中坚，榆关为后盾，锦州为前茅，其间中前、前屯、中后、中右、中左、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又以所城、台堡作为联络，负山阻海，势踞险要；配以步营、骑营、车营、锋营、劲营、水营诸兵种，置以红夷大炮、诸火炮等守具，备以粮饷、马料、兵械、火药；并屯田聚民，亦屯亦筑，且守且战，相机进取。各城堡形同肩臂，势如联珠，从而形成沿关外辽西走廊上，纵深400里的一道军事防御体系，遏制后金军南进，保卫辽西，驻防宁远，御守关门，以固京师。
关宁锦防线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指挥；第二，筑城；第三，整军；第四，治械；第五，屯田。在这里，我重点讲指挥。
明获宁远大捷后，辽西指挥，发生变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三月初四日，天启帝特命内臣（太监）做监军镇守：设镇守山海关太监一员——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左右镇守太监二员，乾清宫管事提督、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分守中军太监三员，乾清宫打卯牌子、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莅朝，仍俱在山海关驻扎。魏忠贤用意在于：内监出镇，收揽兵柄。闻旨，内外百官，纷上驳疏。兵部尚书王永光疏称：“当事者且议裁经略、裁总兵，专任袁崇焕，以一事权。而随以六内臣拥聚斗大一关，事权不愈棼乎？”又上疏：“此六臣者，与崇焕等为同乎，为异乎？将为同，则无用往也；使为异，则害有不可言者！”（《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九）意思是说，在战时事权唯恐不能统一，正准备专任袁崇焕，可是却给他派去六名监军，这不是要影响他的决策和指挥吗？袁崇焕也具疏言：“兵，阴谋而诡道也，从来无数人谈兵之理。臣故疏裁总兵，心苦矣。战守之总兵且恐其多，况内臣而六员乎！”其结果是：君命难违，圣旨必遵。袁崇焕抗疏不允，便尽力协调同内监的关系，曾同内臣刘应坤、纪用及总兵赵率教，并马巡历锦州、右屯地带，所见各城，灰烬之余，颓垣剩栋，白骨遍野，残冢依稀，“内臣见所未见，感倍于臣。遂邀镇臣与祝于北镇山神，誓图所以恢复者”（《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六）。袁巡抚同监军太监周旋，得到了他们的一些理解。镇守内监奏报袁崇焕重建的宁锦防线，城势更高，堡垒更固，设备更严，军力更强，“著著皆实，毫无粉饰”。
袁崇焕在极力协调与内监关系的同时，还调整同督师、将领的关系。明获宁远大捷后，督师王之臣、巡抚袁崇焕、大将满桂之间，产生“廉蔺之隙”，也就是像战国时廉颇与蔺相如那种同僚之间的矛盾。先是守卫宁远的大将满桂和赵率教闹矛盾。满桂指责赵率教在宁远紧急时不来救援。赵率教称，没有上方军令怎能轻动？二将闹得不可开交。袁崇焕想把满桂的工作调动一下，王之臣不同意。这样，袁崇焕和王之臣之间又产生摩擦。他们或相互参劾，或上疏求去。朝廷拟将满桂调离宁远，回任京师。王之臣疏求把满桂留下，调到山海关。但袁崇焕不同意，奏请“乞休”。王之臣也疏请“引避”。庙堂谕言：“始因文、武不和，而河东沦于腥膻；继因经、抚不和，而河西鞠为蓁莽——覆亡之辙，炯然可鉴。”（《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一）朝廷要他们勿重蹈不和的覆辙，而要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经过廷议，袁崇焕、王之臣留任，但袁管关外防务、王管关内防务，分辖信地，同功同罪。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静下来先反省自己，从大局出发，上奏请再用满桂，同意将满桂留任，并愿与之和好。天启六年（1626年）七月，令满桂为征虏将军，驻山海关，兼管四路。
明军辽西诸城官将做出调整，遣将分守。当后金兵渡辽河的警报传来时，明朝迅速调整各将防地，重新部署兵力：蓟辽总督阎鸣泰移镇山海关，满桂移镇前屯，总兵赵率教与副将左辅、朱梅，监军太监纪用等“婴城固守”锦州，袁崇焕奉命驻宁远，“居中调度，战守兼筹”。这些将领久历沙场，作战勇敢，富有经验，如满桂、赵率教、左辅、祖大寿等都经历宁远血战，立下军功。天启帝称赞道：“左辅、祖大寿、朱梅俱久在塞垣，将略素著，兵民倚赖。”（《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四）
诸将所守之城，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袁崇焕将老母亲和妻子从南国接到宁远，赵率教也把自己妻儿迁来居住。他们誓言：“土地破，则家与之俱亡！”
与之同时，皇太极也在加紧备战。时后金发生饥荒，谷一斗银八两，甚至有人食人者。天聪汗皇太极准备进攻明朝，向辽西夺粮，转移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危机，巩固自己权位。
明朝与后金之间的宁锦大战，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