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讲闯王进京？因为在明亡清兴的历史进程中，除明、清之外，还有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那就是明末农民起义军，它的杰出代表之一就是闯王李自成。大明、大清、大顺三股力量角逐争斗，纵横捭阖，最后，大顺推翻大明，大清灭亡大顺。
一、星火燎原
李自成，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生在陕西米脂县双泉里的一个农户家里，家境贫寒。幼年曾经被舍入寺庙，后来又到地主家放羊。成年之后，到驿站做驿卒。崇祯初年裁减驿递经费，李自成被迫离开驿站。当时，灾荒严重，李自成带领本村一群走投无路的农民，走上民变的道路。康熙《米脂县志》说：“明末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
实际上，李自成的经历，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缩影。
明朝后期政治腐败，土地高度集中，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税饷加派，连年灾荒，瘟疫流行，军队涣散，勤王军哗变，裁撤驿递驿卒。
第一，辽事。后金坐大，成了气候。朝鲜和蒙古先后与大清结盟。而皇明肌体，病入膏肓，明朝在东北已经由优势转为劣势。连年战争，支出浩大，明朝财政危机，几至破产。而“三饷”——辽饷、练饷、剿饷，一再加派，加深了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举个例子，明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280万，后加派辽饷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余万两，共1 960多万两。“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明史·食货志》）
第二，天灾。当时，“明国三年饥馑，禾稼不登，人皆相食，或食草根、树皮，饿死者十之九，兼以流贼纵横，土寇劫掠，百姓皆弃田土而去。榛芜遍野，其城堡乡村，居民甚少”（《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五）。陕西饥馑，饥民流窜。崇祯十四、十五、十六年连续三年，京师地区发生瘟疫。崇祯十五年（1642年），文献记载：“北京甚疫，死亡昼夜相继，阖城惊悼”（《崇祯实录》卷十四），“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崇祯实录》卷十六）。死亡人数过多，“竟无收殓者”（康熙《通州志·祲祥》）。
第三，军乱。边军缺饷，士兵哗变，转而为盗。山西的五千劲卒，在巡抚耿如杞督率入援京师之际，疲于奔命，又缺粮饷，军纪混乱，肆行抢掠。及事发后，耿如杞被逮，其五千劲卒溃散而叛乱，影响很大。延绥、甘肃等镇官兵，相继溃散。明军战斗力的下降，使农民军得以乘虚而起。
李自成像
马懋才《备陈灾变疏》详细描述了崇祯元年（1628年）延安地区天灾人祸的情况：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更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第四，民变。人民没有饭吃，再加官员逼迫，最后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官逼民反”。史载：
国初，每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里。今之里甲寥落，户口萧条，已不复如其初矣。况当九死一生之际，即不蠲不减，民亦有呼之而不应者。官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止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见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此处逃亡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马懋才《备陈灾变疏》）
▲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工政府屯田清吏司契”铜印
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后铸行的“永昌通宝”铜钱
他们为什么要铤而走险？有史书记载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马懋才《备陈灾变疏》）意思就是说，饥饿而死，为饿死鬼；抢盗而死，为饱死鬼！于是，饿民强者，群起为盗！
如此民不聊生，官府又不赈济，官员逼交钱粮，安有不反之理！
天启七年（1627年），农民起义在陕西澄城县拉开序幕。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民军大致上经历了初起、发展、低潮、再起、高潮等几个发展阶段，先后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先后涌现出李自成、张献忠等著名的义军首领。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十一日，李自成军占领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率大顺军，从西安出发，进军北京。
此时，崇祯帝采取什么对策呢？
二、崇祯五招
崇祯帝当时面临两个军事政治集团的巨大压力：一个是后金——清政权，皇太极的八旗军五入中原，还进行了松锦大战；另一个是农民军。崇祯帝要在内线与外线两面作战。他的外线作战，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特别是松锦大战，明军原先同李自成作战的统帅洪承畴，13万军队全军覆没，洪承畴自己也投降清朝；他的内线作战主要是阻挡李自成大顺军对北京的军事威胁。
得知大顺军进军北京的消息，崇祯帝先后采取了五招：
第一，派官“代朕亲征”。崇祯帝派大学士李建泰代表自己亲征。李建泰并不是驭将之才，但他的老家是山西曲沃，有万贯家财。崇祯帝是想利用他的家产来解决兵饷。正月二十六日，崇祯为李建泰举行遣将礼，命他为督师辅臣。
李建泰取道保定南下。“李至一县，县人漫视不为礼。李从者饥，求食。县人曰：汝官为大明乎？为大顺乎？诡对曰：大顺。乃为设食甚丰，饱餐而去。”（刘尚友《定思小记》）李建泰到邯郸时，得知大顺军左营刘芳亮部即将前来，吓得向北撤退，兵遂溃，所过之处恣意劫杀。“至定兴，城门闭不纳。留三日，攻破之，笞其长吏”（《明史·李建泰传》），将县城抢劫后继续北逃。最后，只剩下数百名亲军跟随李建泰进了保定，不久就在保定投降大顺将领刘芳亮。这次“代朕亲征”至此结束。
第二，抽调官兵勤王。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召对大臣，提出抽调五千精兵随宁远总兵吴三桂前往山西助剿。但是，崇祯帝不愿意承担放弃关外的责任，大臣们当然也不愿意承担，于是开始扯皮。直到三月初六日明廷才正式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统兵入卫京师。同时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吴三桂接到诏令后，动作缓慢，直到北京已经被大顺军攻占，还没到达。刘泽清谎称自己坠马负伤，不能行动。倒是唐通率领八千士卒到达北京，朱由检赐宴、赏银。但是他为了控制这支队伍，派太监杜之秩监军，惹恼了唐通。唐通说：“我不敌一奴才也！”接着就借口要到居庸关设险以待，离开了京城。调部勤王之举宣告流产。
第三，南迁首都之议。崇祯帝的本意是自己逃到南京，但又要顾全面子，要大臣襄赞。但是朝臣也是各有各的想法。当年好多提正确建议的大臣，一个一个都被杀了，所以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说真话，就等崇祯帝自己说，然后再附和。“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无人决策。”（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甚至有人提出皇上守社稷，让太子到南京去监国。南迁之议就这样拖了下来。后来，崇祯帝得知大顺军是分三路，分别从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包围京师，也就知道自己是无法逃到南京了。
第四，诏令百官助饷。崇祯帝既不舍得拿出内帑补充军饷，又要解决军饷困难，便下诏命勋戚、百官、太监捐银助饷。崇祯帝派太监密谕周皇后的父亲周奎，让他纳银12万两，带个头。周奎表示只能纳1万两，朱由检让他至少拿出2万两。周奎就向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悄悄送去5 000两，周奎扣下2 000两，只纳了3 000两。朱由检干脆搞起摊派，先按照衙门摊派，又按照官员的籍贯摊派，还让大臣推举各省“堪输者”，勒逼捐银。太监也被逼着纳银。这样一共弄到20万两银子。后来，大顺军仅从周奎家搜出现银就达53万两。这反映了当时明朝皇亲国戚、官僚贵族对崇祯帝、对明朝政权的“忠诚”态度。
第五，派遣太监监军。由于各地官将多有投靠大顺政权的，崇祯帝对各地文武官员不信任，便派出亲信太监到各镇监督。兵部认为这样事权无法统一，请求收回成命，但遭到崇祯帝拒绝。最后，派太监王承恩提督北京城的守卫，结果无济于事。后来，这批亲信太监大部分随同所监督的文官武将一起投降了大顺。居庸关监督太监杜之秩投降就是一例。北京城门也是被太监曹化淳等打开迎降的（下面讲）。
崇祯皇帝自缢处
在危急关头，崇祯的五招，招招落空，民变烽火，愈燃愈烈，终于烧到北京，崇祯帝逃脱不了亡国之君的命运。
三、闯王进京
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大变动的一年。这一年，明朝、清朝、大顺三方，三个代表人物——李自成39岁，朱由检34岁，多尔衮33岁，都是正当盛年，在政治场上三个人激烈搏斗。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京城西北的居庸关。防守居庸关的总兵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
三月十六日，昌平陷，明皇陵享殿被焚，当晚大顺军先头部队到达京城北侧的土城。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开始攻城。分别进攻平则门（今阜成门）、彰义门（广宁门，今广安门）、西直门。京营官兵不战溃散。
三月十八日，北京外城陷落。守城太监曹化淳等按事先拟定的“开门迎贼”公约，首先打开广宁门。外攻内应，北京城陷。
三月十九日，崇祯帝看到外城已经陷落，就召集大臣商量怎么保卫内城，但是没有一个文武大臣到他身边来。于是，他到后宫先逼皇后自杀，然后用宝剑砍伤自己的亲生女儿。最后，孤家寡人到了煤山自缢而死，年34岁。明朝灭亡。史书记载，崇祯帝死之前“自去冠冕，以发披面”，即他上吊之前把帽子、皇冠等统统去掉，用头发把脸蒙起来。为什么呢？他没有脸面去见列祖列宗，也没有脸面对京城的民众。旁边陪伴他的只有太监王承恩，可以说此时的崇祯皇帝真正是四面楚歌，孤家寡人。
李自成进京后，住紫禁城，故明妃嫔、宫女自尽者、被掠者有之。为了补充经费，令其部下拷勒在京官员，规定每人交银子：内阁10万两，京卿、锦衣卫官7万两或5万两，给事中、御史、吏部、翰林等1—5万两，勋戚没有定数。大学士魏藻德缴纳1万两，嫌少，“酷刑五日夜，脑裂而死”（《明史·魏藻徳传》）。又逮其子追征，诉说，家里已经罄尽。父亲在，犹可以请求诸门生朋友。今已死，怎么去借贷？于是，“贼挥刃斩之”（《明史·魏藻德传》）。这同当年明军攻占大都（今北京）情景相反：“封府库，籍图书宝物，令指挥张胜以兵千人守宫殿门，使宦者护视诸宫人、妃（嫔）、（公）主，禁士卒毋所侵暴。吏民安居，市不易肆。”（《明史·徐达传》）
大顺军杀的不是大学士魏藻德一个人，他是明朝官员的代表，拷掠、抢夺搞得人心惶惶，这和多尔衮宣布“官仍其职、民复其业”恰恰相反。李自成最后失败，这也是原因之一。
闯王李自成在北京共41天。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奔向山海关，进行山海关大战（后面讲）。二十六日，李自成败回到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即皇帝位典礼。典礼草草结束。放火焚毁部分宫殿和部分城楼，撤离北京。多尔衮到皇宫后，在武英殿办公。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一日，顺治皇帝在北京举行登极大典，没有在皇极殿（太和殿），而是在皇极门（太和门）设御座。一种解释是皇极殿（太和殿）不存在了。这使人们想起当年项羽攻下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史记·项羽本纪》）。
李自成进京后，部下军纪很差，特别是大将刘宗敏掠取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成为后来吴三桂降清的一个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