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历史的长河在这里急速拐弯，上演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大明、大清、大顺三方的角斗白热化，各方的目光不约而同聚焦于一个人物，那就是吴三桂。吴三桂何许人也？我先从他的身世讲起。
一、将门虎子
吴三桂，字长伯，原籍江南高邮（今江苏高邮），出身将门，寄籍辽东。万历四十年（1612年）生，比袁崇焕小28岁，比崇祯皇帝小2岁，比李自成小6岁，与多尔衮同岁。吴三桂出身于辽东将门望族。他的父亲吴襄，自幼习武，善于骑射，在辽军中任参将、副将。明崇祯初，吴襄在辽东任总兵。吴襄耳闻目睹了明朝在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如何丢失广宁，辽东经略熊廷弼如何被传首九边，辽东巡抚王化贞如何被下狱论死这些刻骨铭心的事件。吴三桂10岁这年，是吴襄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娶了祖大寿的妹妹为妻——吴祖氏。这位吴祖氏的哥哥祖大寿官至明平辽将军、先锋总兵，而祖家是世居辽东的望族。吴襄成为祖大寿的妹夫，吴三桂成了祖大寿的外甥。祖、吴两家联姻，使吴襄、吴三桂父子找到了坚强的靠山，也使祖氏家族的势力更加壮大。
吴三桂像
吴三桂在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等的教诲和影响下，从小既学文，颇通音律，又习武，娴熟骑射，不到20岁就考中武举。从此跟随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崇祯四年即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之战中，团练总兵吴襄、山海总兵宋伟，率马步兵4万余，由锦州城出，往援大凌河城，欲解祖大寿之围。结果吴襄临阵先逃，被削职。第二年六月，为平息山东登州参将孔有德等兵变，吴襄随副置居中，这有利于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协和，特别是对北部、西北、东北版图的确定和巩固起了重大的作用。
紫禁城皇极门（今太和门）
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定鼎北京，其间整整60年。这60年的特点是：天崩地解、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由于长时间的社会动荡，中原地区，荒野千里，村无狗吠，家无鸡鸣。中国各族人民渴求和平与安定。
清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以明朝都城作为清朝都城，以明朝宫殿作为清朝宫殿。作为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的国策应当是：和平与安定。
清军入关前，北京的明朝皇宫，特别是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遭到破坏。清顺治帝入主紫禁城后，对故明三大殿进行修缮。顺治二年（1645年），将修建后的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依次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突出一个“和”字。北京明清皇宫三大殿的名称，先后有三：永乐皇帝建三大殿之初，命名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特别是奉天殿，突出“天”，就是突出神权。嘉靖重建三大殿后，改名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又突出“极”，就是突出皇权。而顺治重修三大殿后，再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突出“和”，就是突出国家与民族的和谐。这是殿，还有门。
明朝皇城的城门，正门为承天门，后门为地载门。顺治八年（1651年），承天门重修竣工，改其名为“天安门”，突出一个“安”字。第二年，皇城北门重修竣工，改其名为“地安门”，也突出一个“安”字。再加上皇城的东安门、西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这样，皇城的城门都突出“安”字。
清朝北京皇城城门的名称突出“安”，皇宫三大殿突出“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朝的执政者力求国家安定，民族和谐。
“安”，《说文解字》：“安，静也，从女在宀下。”《康熙字典》：“安……《益稷》：‘安，汝止。'”注：“谓止于至善也。又宁也，定也。”
“和”，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都是“禾”为偏旁。但它本来是“口”为偏旁。《说文解字》：“和，相应也，从口，禾声。”本意是众口、众音和谐。《尚书·尧典》所说“协和万邦”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清初迁都北京，执政者力求社会安定、民族和谐。
但北京是后金——清的第四个都城。那么，它的前三个都城在哪里？他们又是怎样迁都的呢？
二、清都三迁
清朝最初的都城是赫图阿拉。赫图阿拉在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
早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由佛阿拉迁到赫图阿拉。佛阿拉又作费阿拉，是满语fell的译音。“fe”满语的意思是“旧”或“老”，“l”满语的意思是“冈”，合起来就是“旧冈”或“老冈”的意思。汉译作“旧城”或“老城”。因为努尔哈赤由佛阿拉搬到赫图阿拉，所以佛阿拉就成为旧城或老城。佛阿拉建在山上，“女真多山城”，这主要是为了军事防御。
佛阿拉城现在当然已经毁了，汉文文献没有记载，朝鲜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留下唯一的记载：
佛阿拉城分为三重城。第一重为栅城，以木栅围筑城垣，略呈圆形。它比金太祖阿骨打栽柳禁围的“皇帝寨”有所进步。栅城内为努尔哈赤行使权力和住居的地方。栅城内分为东西两区。西区主要有六组建筑，包括鼓楼、客厅、行廊等。鼓楼建在20余尺的高台上，为一层楼式建筑，楼顶覆盖丹青瓦。客厅五间，厅顶盖草。东区主要有九组建筑，除一间便房盖草外，其余八组都是瓦房。努尔哈赤的居室比较居中，为三间楼房，房顶覆丹青瓦，外面围筑高墙。其南有楼一座，建在10余尺的高台上；其北也有楼一座，三间，盖瓦。在东区与西区之间，有墙隔开，中开一门。栅内的楼宇、房舍，墙抹石灰，柱椽彩绘。第二重为内城，周围2里余，城墙以木石杂筑，有雉堞、望楼。内城中居民百余户，由努尔哈赤“亲近族类居之”。舒尔哈齐房屋的大门上贴着对联：“迹处青山，身居绿林。”在东区与西区之间，有墙隔开，中开一门。在城东设有堂子。第三重为外城，周约10里，城墙先以石筑，次布椽木，又经石筑，又布椽木，高约10尺，内外涂黏泥。没有雉堞、射台、濠沟。城门为木板，没有锁，门闭以后，以木横张。外城门上设敌楼，上面盖草。外城中居民300多户，由努尔哈赤诸将及其族属居住。城中泉井仅四五处，水不够用，城里人冬季要伐河冰，运到城内，朝夕不绝。早晚击鼓三通，没有巡更。书中还记载，努尔哈赤长得“不肥不瘦，躯干壮健，鼻直而大，面铁而长”。他头戴貂皮帽，脖子护着貂皮围巾，身穿貂皮缘饰的五彩龙纹衣，腰系金丝带，佩刀子、砺石，脚穿鹿皮靴。
外国一些学者认为佛阿拉是清朝的第一座都城。但是，那个时候努尔哈赤还没有建立政权，至少没有建立年号，所以，只能说佛阿拉是建州卫的一座卫城。
清朝第一座都城是赫图阿拉。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建州政治中心迁到赫图阿拉。赫图阿拉是满语hetul的译音，“hetu”满语是“横”的意思，“l”满语是“冈”的意思。“赫图阿拉”即“横冈”的意思。明朝称其为“蛮子城”，朝鲜称其为“奴酋城”，即努尔哈赤城。赫图阿拉城建在苏克素浒河与加哈河之间开阔小平原中的冈阜上，是中国古代最后一座建在山上的都城。赫图阿拉位置优越，气候宜农，河水丰沛，势踞形胜——“群山拱护，河水荥流”，真是一块风水宝地。正如古籍所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乘马》）意思是说，过低怕遭水患，过高用水不便。赫图阿拉经过三次大建，已经具备都城规模，成为后金——清朝的第一座都城。天命元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聪睿贝勒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黄衣称朕，建立金国。年号天命，国号大金（后金）。从此，赫图阿拉就成为后金——清朝的第一座都城，后尊称为兴京，意思是清朝兴起的京城。赫图阿拉作为后金——清朝都城6年，后迁都到辽阳。
赫图阿拉内城北门
清朝第二座都城是辽阳。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占领沈阳、辽阳。三月二十一日，天命汗努尔哈赤在攻克辽阳的当天，即决定迁都辽阳。辽阳，又称东京。辽太宗天显三年（928年），升为南京。会同元年（938年），改南京为东京，府曰辽阳。金仍为东京。元改东京为辽阳路。明设辽东都指挥使司，所辖：“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后在辽阳设辽东经略衙门。后金迁都辽阳，遂筑辽阳新城。努尔哈赤命筑城于辽阳城东五里太子河边，建宫室，迁居之。努尔哈赤建东京新城，目的有四：一是凭河为障，防明军东扑；二是驻足不稳，另建新城；三是满洲聚居，防汉人反抗；四是旗民分住，防满人汉化。辽阳原有南、北两城，南城驻辽东都司军政机构，北城住平民百姓。后金官兵及其眷属迁入辽阳后，先是移辽阳官民于北城，南城诸王臣民居之。要不要建新城，天命汗同诸贝勒有争论。天命汗据理说服众贝勒大臣。贝勒大臣皆曰：“善。”遂定议迁都辽阳（《满洲实录》卷七）。这是在山区与平原接合部建立的都城。
清朝第三座都城是盛京。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初一日，天命汗努尔哈赤决定从辽阳迁都沈阳。迁都定鼎，社稷大事，历史上每次定都与迁都，总要伴随着激烈的论争。昔刘邦都洛阳或关中，犹疑不能定夺，君臣各有所重。张良曰：“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世家》）最后，刘邦采纳了张良的意见。但在庙堂议争都城的问题上，清太祖与汉高祖不同：汉为臣谏君，清（后金）则为君谕臣。努尔哈赤第二次迁都沈阳，同上次迁都辽阳一样，又发生一场君臣之争。
《清太祖实录》记载：“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但是，努尔哈赤的意见遭到诸王贝勒的阻谏。诸王大臣谏曰：“迩者筑城东京，宫室既建，而民之庐舍，尚未完善。今复迁移，岁荒食匮，又兴大役，恐烦苦我国！”也就是说，修建东京（辽阳）官民的宫室庐舍还没有完工，已经耗费了大量民力，再次迁都，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努尔哈赤不许。他为了说服诸王贝勒，阐述迁都沈阳的理由：
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九）
天命汗迁都沈阳的《汗谕》，长达99字，概述其都城选址沈阳的道理。但努尔哈赤没有能说服他的诸王大臣。天命汗最后断言：“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
努尔哈赤不徇众见，决然迁都，乃于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初三日，出东京城，驻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从此，沈阳发展成为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交通的中心。今沈阳故宫，主要是当年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宫殿（后加修建和扩建），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清朝第四座都城是北京。清迁都北京后，中华文化发生了新的融合。
三、文化融合
顺治帝迁都北京，在有清一代，各民族文化既有冲突，也有融合。中华文化在民族文化交汇过程中丰富、发展和繁荣。
第一，宫殿满洲特色。清初对故明宫殿，既加以利用，又进行改造。如坤宁宫仿照沈阳清宁宫，宫前设索罗竿子，就是满洲祭神、祭天的竿子。现在，这个竿子没有了，沈阳清宁宫前面还有，这是满洲文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和象征。索罗竿子上有个锡斗，搁上米、骨头等，来祭祀乌鸦。满洲崇拜乌鸦，说乌鸦是神鸟，还传说乌鸦当年救了努尔哈赤，实际上乌鸦是满洲祭祀的一个图腾。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还将正门东移，建起围炕，宫内砌起萨满教祭祀煮肉的大锅、大案，为祭祀杀牲用。皇宫内设箭亭、文渊阁前碑亭为盔顶。这都是满洲牧猎文化在宫廷建筑上的表现。雨华阁则体现满、藏、蒙、汉文化的特色。
盛京皇宫大政殿与十王亭
明朝人建的皇宫，体现汉族农耕文化的需要。少数民族到北京建立政权，也要把文化带到北京。譬如说，元大都在北京，宫殿是“品”字形的，东面大内位置大体相当于现在故宫，西面隆福宫和兴盛宫在现在的北海公园前后，元大都的中心是太液池，即现在的中南海、北海。所以，我说元大都北京的建筑是太液为主，宫殿为客。到明朝就变了，主是紫禁城，西苑、中南海、北海是皇帝玩儿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就是因为蒙古是草原文化，以水为主。汉族是农耕文化，以宫殿为主。大家知道满洲有一个人叫苏麻喇姑，她照顾过康熙皇帝。苏麻喇姑是蒙古人，她有一个习惯，每年腊月三十的洗脚水不倒掉，澄清之后倒出一小碗喝了，说可以消灾。从文化学、民俗学来看，这个习俗体现的就是蒙古对水的重视，因为牛羊要依靠草，草要依靠水，水是草原文化的生命。元大都还“移沙漠莎草于丹墀”，栏杆也护以青草。这表明蒙古大汗要在紫禁城黄瓦、红墙、青砖、白石之中，抹上草原文化的绿彩。忽必烈兴苑囿太宁宫（今北海公园），其万寿山（万岁山）不仅有绿树、绿水、绿草，而且殿顶覆绿瓦，山石换绿石，从而形成山绿、水绿、树绿、草绿、殿绿、石绿，成为一片绿色世界。这是蒙古草原绿色文化在大都宫苑的鲜丽展现。
第二，旗民分城居住。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到北京后，安排住在内城，汉人等住在外城。内城：两黄旗居北，两白旗居东，两红旗居西，两蓝旗居南。在八旗驻防地如成都、杭州、广州、福州、荆州、绥远、西安、青州等，也都有满城。其实，早在辽阳，就满汉分城居住：“移辽阳官民于北城，其南城则帝与诸王臣军民居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建辽阳新城后，旧城居汉民，新城则居旗人。这是清朝满汉分城居住之始。更早则契丹人得辽阳，居住内城，汉人则居住外城，“外城谓之汉城”（《辽史·地理志二》）。这是少数民族居于统治民族时，其族人住居在以汉人为主体居民城市中的一种文化隔离政策。但两种文化间的交融是任何城墙都阻隔不了的。
《北京城驻防图》（清《八旗通志》插图）
第三，兴建皇家园林。满族的先人女真人的文化为牧猎文化。顺治帝迁都北京后，满洲贵族为了避暑与狩猎，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大建皇家园林。如北京的“三山五园”——万寿山的颐和园（清漪园）、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和畅春园、圆明园，以及热河的避暑山庄暨外八庙、木兰围场等。清朝北京皇家园林，兼取南北、中外园林之长，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新的高峰。其中颐和园、避暑山庄暨外八庙等现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有人说，康、雍、乾等皇帝用人民的血汗修了皇家园林，是历史的罪恶。这也有道理；但是有一条，清朝的皇家园林是科学技术人员和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我们应该珍视的不是康雍乾他们个人的事情，是珍视我们国家亿万劳动人民辛勤血汗和聪明智慧的结晶。天坛原来不是蓝瓦，乾隆时候改成蓝瓦，蓝是天的象征，更漂亮了，更具有对上天敬畏的含义。
第四，中华文化融合。应当承认，清军进入北京之后，汉族文化和满族文化有冲突。有材料记载，有人把孔庙打个洞，来回出入；天安门门前放上炮，晾上衣服，八旗妇女在那里看着玩儿。科举考试的时候秩序也不好，有人把砚台、笔给抢跑了。但总的历史趋势是满汉各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比如，满族的子弟书、岔曲、太平鼓等，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清崇儒重教，满洲人、蒙古人等参加科举考试，满洲麻勒吉、蒙古崇绮成为殿试的状元。皇宫殿额、门额满汉文合璧书写。《清实录》用满、汉、蒙三种文字缮写。雍和宫的满、汉、蒙、藏四体文碑，用满、汉、蒙、藏、维五种文字编修的《五体清文鉴》，用满、汉文编修的《清本纪》《满洲实录》《玉牒》《八旗通志》《皇舆全览图》《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用蒙、满、汉三种文体合缮的《蒙古王公表传》，敕编的《回部王公表传》，都是农耕文化与牧猎文化在北京交会的明显例证。虽然他们各自经历痛苦磨难、付出巨大代价，但塞外牧猎文化在北京给中原农耕文化输入了新血液，中原农耕文化又在北京给塞外牧猎文化补充了新营养。
乾隆帝的时候，他做了一些错事，比如，修《四库全书》毁了一些书。但《四库全书》的历史功绩也是很大的。当时把《四库全书》抄成七份，好多书在民间早就找不到了，我们今天从《四库全书》可以查出来。清朝修书那个认真劲儿真是不得了。我查过一本清朝的档案，叫《无圈点档》，是老满文档案，乾隆帝说要把它裱糊起来，重新再抄一部，免得散俟了，非常严格。每天早上，从满本堂把它调出来，都有借书条；每天抄几页有定额，领几页纸也有定额，抄错了要把抄废的纸交回来，换一张新纸；每天抄错几张也有定额，多了要罚俸；晚上要把书退回库，第二天再借出来抄。每晚都有检查，抄完一卷后送给乾隆帝亲阅，直到把这本书修成，最后审阅人签名。每一件事情都有严格的档案记载，非常完整。
清朝入关之后，定都北京，完成了满汉文化的融合、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这样，北京才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不仅影响到清朝，也不仅影响到民国，而且影响到当今，也将影响到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