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定都北京，无论是在中华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本讲分作三个小题目：一、定都之争；二、清都三迁；三、文化融合。
一、定都之争
清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军占领北京。于是，定都问题成了一件大事。多尔衮建议迁都北京，但他的胞兄英亲王阿济格表示反对：
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李朝仁祖大王实录》）
上述建议如被采纳，那么，燕京宫殿必遭残毁，北京皇家园林无从谈起。然而，多尔衮主张迁都北京。他给顺治皇帝奏言：
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bì），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锡四方和恒之福。（《清世祖实录》卷五）
在这个奏折里，多尔衮说了九个意思：
第一，“燕京势踞形胜”，也就是说，燕京右拥太行，左居沧海，南襟中原，北连朔漠，势踞形胜。
第二，历朝在这里建都，如辽、金、元等。
第三，“有明建都之所”，即明朝在这里建都，有宫殿。
第四，“今既蒙天畀”，即上天把燕京——北京赐给了大清，应该接纳。
第五，在燕京定都，可以定天下。
第六，“则宅中图治”。这个“中”很重要，国都要居中，特别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更要居中，在南北来说，从黑龙江到珠江，北京居中。这样一来，“宇内朝宗”。
顺治皇帝像
第七，“无不通达”，即四通八达。
第八，“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天下人都希望把都城设在北京，阿济格等少数人的意见，要服从天下人的意见。
第九，“可以锡四方和恒之福”。“锡”在古代和“赐”可以通用。这句话是说，这样一来，四面八方和平、安定的幸福局面就可以得到保障。
多尔衮的意见得到大部分八旗诸王、贝勒的赞成，正式奏报顺治皇帝。年方7岁的顺治帝，自然采纳多尔衮迁都的奏请。同年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因皇极殿（今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便在皇极门（今太和门）举行大典，颁诏天下，定鼎燕京。
清朝迁都燕京是一项重大决策。中国从秦始皇到宣统，2 000年间，政治中心前1 000年主要在西安，后1 000年主要在北京。都城变迁呈“十”字形，前1 000年，都城变化东西移动，后1 000年则南北移动。但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新政权都要抛弃旧王朝都城与宫殿：周武王灭纣未都朝歌而仍回镐京，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都咸阳，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奠都洛阳，隋朝都大兴，唐朝都长安，北宋东京迁汴梁（今开封），蒙古成吉思汗焚毁金中都使“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元朝先在上都、后迁大都，明初定都金陵（今南京）、永乐时才迁都北京。纵观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朝之前，所有大一统王朝兴国之君，宸居前朝宫殿，史册盖无一例。然而，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却一反历代大一统王朝对前朝宫殿焚、毁、拆、弃的做法，对故明燕京紫禁城宫殿下令加以保护、修缮和利用。经过清朝兴建、修葺的文物，保存至今的故宫、天坛、颐和园、避暑山庄暨外八庙、沈阳故宫、清朝五陵（永陵、福陵、昭陵、清东陵、清西陵）等如今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此，清朝迁都北京既对文物保护起着重大的作用，也对满汉文化融合起着积极的作用。
清朝迁都北京，北京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北京大体位生的大学士、首辅刘宇亮拒之城外。刘宇亮恼羞成怒，上疏弹劾陈宏绪。“州民诣阙讼冤，愿以身代者千计。”（《明史·刘宇亮传》）
李清路过山东恩县，亲见官吏“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李清《三垣笔记》卷上）！到崇祯帝即位之年（1627年），“秦中大饥，赤地千里”（《鹿樵纪闻》卷下）。饥民被迫鸠众墨面，闯入澄城，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有官必有民，有民必有官。官与民，既有利益矛盾，又有利益相同。但是，官民矛盾主要在官。
《孟子》说：“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反之，假如上不能养父母、中不能养自己、下不能养妻子，这样的社会必然动荡不安。
官民分最突出的表现是，百姓被逼，铤而走险。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出现“官逼民反”现象。崇祯皇帝在大灾之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官民矛盾，而是加以激化。
民族矛盾加深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又加深民族矛盾。它们的背后，则是君臣的矛盾。
三、君臣分
甲申之变，明朝灭亡，农民起义与满洲兴起是外在的两个因素，执政集团内部的君臣分，则是其内在的因素。
明朝宦官专权，朋党相争，到王朝末期愈演愈烈，即便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朝廷上依然不停地争吵，致使徒然浪费了许多大好机会。
虽然崇祯帝一上台就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但仅作为个案处理，而没有涉及宦官制度。他后来又信任太监，派太监监军，使万历、天启宦官问题重演。党争问题，宦官问题，在明王朝的历史上几乎总是或隐或显、或急或缓地存在着，由于执政集团内部的君与臣离心离德，从很大程度上消耗了明皇朝的整体实力，慢慢地腐蚀了支撑朱明江山的基础。因此，与其说是崇祯帝刚愎暴戾导致了甲申之变、朱明覆亡，毋宁说这场鼎革之变是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以来各种弊端累积的总结果。
明亡清兴的60年间，在明朝的政坛上，主要有三位君主——万历帝长期怠政，二十几年不上朝；天启帝日夜贪玩，委政于魏阉忠贤；崇祯帝虽然勤政，却刚愎暴戾滥杀。这就使得如张文衡所言：“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崇祯帝的好杀、滥杀是出了名的。明朝也有能臣，辽东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但他们都没有好下场。
明亡清兴的60年间，在清的政坛上，主要有三位君主——天命汗开创基业，兢兢业业地做事；崇德帝长于谋略，文治武功取得成效；睿亲王（实际居君主地位）抓住历史机遇，入关定鼎北京。
仅就个人因素而言，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都不是天命汗、崇德帝、睿亲王的对手。
在万历朝。明君臣阻隔，彼此不协。万历帝近三十年不郊不庙，二十几年不上朝，大臣跪在宫门外，几个时辰得不到接见。清嘉庆帝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天启之愚。”（《清仁宗实录》卷一二七）后金呢？清郑亲王济尔哈朗说：“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群雄，肇兴大业。”（《清史稿·济尔哈朗传》）
在天启朝。明大学士、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孙承宗想借给天启帝过生日的机会谏言，却不能相见。努尔哈赤呢？我举一个例子。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作战时“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兵惊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著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余创，不退，卒拔其城”（《清史列传·额亦都》）。额亦都次子达启，养育宫中，长为额驸，怙宠而骄。一日，额亦都“集诸子宴别墅，酒行，忽起，命执达启，众皆愕。额亦都抽刃而言曰：‘天下安有父杀子者？顾此子傲慢，及今不治，他日必负国败门户，不从者血此刃！’众乃惧，引达启入室，以被覆杀之。额亦都诣太祖谢，太祖惊惋久之，乃嗟叹，谓额亦都为国深虑，不可及也”（《清史稿·额亦都传》）。
《东半球图》（清《坤舆全图》插图）
在崇祯朝。17年间共有50名大学士，被称为“崇祯五十相”。在50位大学士中，被罢、免、戍、死（非正常死）者27位，占其总数的54%。没有一位大学士陪伴他始终。共80位九卿（六部尚书加都御史等），13位兵部尚书中王洽、陈新甲、袁崇焕、傅宗龙或被下狱，或被杀。陈新甲，长寿人，万历举人，官做到兵部尚书。兵部尚书陈新甲受崇祯帝命，遣使与清秘密议和。崇祯帝手诏往返者数十。一日，所遣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看完后放在书案上。他的家童误以为是塘报，就拿出去抄传。于是官员哗然。崇祯帝很生气，将新甲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不许，遂弃新甲于市（《明史·陈新甲传》）。8位户部尚书中有4位下狱，或削职，或殉职。被他杀死的总督、巡抚，有人统计为19人。而崇祯后期的将领，总兵巢丕昌剃发投降，兵部尚书张凤翼日服大黄，总督梁廷栋尾随清军而不击。
清朝皇太极呢？范文程掌管军政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吃饭和休息，又被召入。一次，皇太极请范文程吃饭，有珍味佳肴，文程想念父亲所未尝，逡巡不下筷。皇太极察其意，即命撤馔以赐他的父亲（《清史稿·范文程传》）。
崇祯帝在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之后，只剩下孤家寡人。何以见得？有三条史料，可以说明问题。
其一，《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崇祯帝后来对文武大臣全不信任，而派亲信宫奴、太监去监军，去守北京的城门，守居庸关等重要关口，最后派太监王承恩提督北京城的守卫。
其二，《明史·后妃传》记载：“帝令后自裁。后入室阖户，宫人出奏，犹云‘皇后领旨’。后遂先帝崩。帝又命袁贵妃自缢，系绝，久之苏。帝拔剑斫其肩，又斫所御妃嫔数人，袁妃卒不殊。”
其三，《明史·公主传》记载：“长平公主，年十六，帝选周显尚主，将婚，以寇警暂停。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又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越五日，长平公主复苏。”
崇祯皇帝最后杀妻妾、杀女儿，只剩下孤家寡人，面对崛起的大清和强势的大顺，走上穷途末路。
明末的社会危机，主要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直接造成的。民族分是外层因素，官民分是内层因素，君臣分则是核心因素。如果没有君臣分，而是君臣一体，同心筹谋，那么，民族分的矛盾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官民分的矛盾也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在民族分、官民分的严重局势面前，再君臣分，那就面临江山易主、社稷倾覆的严重局面。明朝就是在民族分、官民分和君臣分这三种分的局势下覆亡的。
我要说明一点：我讲《明亡清兴六十年》，是以明亡与清兴放在一个历史平台上，自然于明着重讲衰亡，于清着重讲兴起；后来，清亡同明亡走着一条相似的路径；而且，明亡也好，清兴也好，都不是皇帝个人，也都不是满族或汉族的民族事情，而是中华民族的事情，要有正确的历史观，而不要有狭隘的民族观。
总之，明亡清兴的历史启示：中华民族历史的漫长演变过程，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融合中发展，官民在矛盾中协和，君臣在矛盾中统合，不断发展壮大的一部历史。当中华民族合时，我们就强大；当中华民族分时，我们就衰弱；当中华民族合时，我们就统一；当中华民族分时，我们就分裂。总之，明末的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初的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双方矛盾与斗争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明亡清兴。
综上，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启示是：中华民族合则盛，分则衰；合则强，分则弱；合则荣，分则辱；合则治，分则乱。明亡清兴的历史，充分证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