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自洪武元年（1368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历16帝，276年。明朝为什么灭亡？
清朝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中间60年。清朝为什么兴起？
明亡清兴的历史，有些什么基本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后人思考和借鉴？
清初一些学者探讨了明朝灭亡的原因。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朝君主集权固然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时也是君主高度集权啊！
有学者从明朝制度缺失分析其灭亡的原因。他们认为“由于缺乏宰相制，君主的无能和派系的争执这两大古老的难题，在明代越发难解了”（司徒琳《南明史·引言》）。就是说，“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明史·职官志一》），大学士的品级很低，正五品，侍左右，备顾问。然而，崇祯时大学士官品提升，同样不能挽救明朝灭亡的命运。所以，这也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还有学者从吏治腐败去探究其原因。而吏治腐败，各代都有。看来，明朝灭亡原因，仍需进行研究。
明朝覆亡，原因复杂。从历史序列来说，有长、中、短三个层面——长者，要从朱元璋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制度、政策仿佛双刃剑，它一面巩固了明朝社会秩序，另一面埋下了后世没落的祸根；中者，要从万历说起，万历帝的怠政、泰昌帝的短命、天启帝的阉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短者，要从崇祯说起，崇祯帝想做“中兴”之主，却成为“亡国”之君。
作为历史明鉴来说，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制度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分析，每个问题都可以写专题论文，合起来可以写一部百万字的大书。要把复杂问题简明化，找出其中最基本的教训是什么。
我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一个切入点分析明朝覆亡的原因，将其简括为一个“分”字。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而清朝兴起的原因，我简括为一个“合”字，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
一、民族分
明朝灭亡的一个直接也是基本的原因，就是“民族分”。大家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推翻蒙古孛儿只斤氏（博尔济吉特氏）贵族的统治，建立明朝。明朝以“驱除胡虏”起家，却最终又被“鞑虏”取代。所以，首先值得检讨的是，明朝的民族关系出了问题，特别是北方的民族关系出了问题。
明朝北方的民族问题，前期主要是蒙古，后期主要是满洲。
先说满洲。明朝对女真—满洲的政策是“分”，就是使女真诸部——“各相雄长，不相归一”（《明经世文编·杨宗伯奏疏》）。具体说来，就是：“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一）明朝对女真各部，支持一部，打击另一部，拉此打彼，疏彼亲此，不相统属，分而治之。
满洲先人女真原来是明朝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努尔哈赤先人是明朝建州卫的朝廷命官，努尔哈赤也是朝廷的命官，曾经受到明朝的信任。他曾先后8次骑着马到北京，每次往返跋涉4 000里，向万历皇帝朝贡。他说自己是为大明“忠顺看边”，即为明朝看守边疆。那么努尔哈赤怎么会变成明朝的敌人呢？又怎么会成为明朝帝国大厦的纵火者呢？直接原因是明朝对女真政策出了问题。万历皇帝、李成梁总兵在古勒寨之战中，误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结果呢？努尔哈赤以此为借口，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随后发布“七大恨”誓师，攻打抚顺，挑战明朝，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后果。
明朝民族政策的一个特点是“分”字，结果真的就把北方有的民族给分出去了。满洲的先人女真人分出去了，谚语云：“女真满万，天下无敌！”后来，女真—满洲不仅满万，而且组成八旗满洲，这就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明朝要是只分满洲，不分蒙古，和蒙古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努尔哈赤，那么满洲的难题也可能有解决的方法；但明朝又把蒙古分了，蒙古又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次说蒙古。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但他没有消灭蒙古贵族的军事力量。为防止北元蒙古贵族复辟，明朝采取的措施：一是修长城，二是设九边，三是北征——洪武年间，五次北征；永乐年间，六次北征。永乐皇帝甚至死在北征蒙古的榆木川地方。到明朝中期，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入塞，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土木堡之役中俘虏明英宗皇帝。嘉靖年间，蒙古俺答部兵薄京师，为此北京修建外城。“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明史·鞑靼传》）后来，明廷对蒙古实行“抚赏”政策。明以“西靖而东自宁，虎（林丹汗）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察哈尔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明史·鞑靼传》）。但是，林丹汗“恃抚金为命，两年不得，资用已竭，食尽马乏，暴骨成莽”（《明史·鞑靼传》）。漠南蒙古闹灾，袁崇焕主张以粮食换马匹，明朝却不准“市米”，“市米资盗”甚至成为袁崇焕被处死的一大罪状。可见，明廷对蒙古始终是敌视的，“抚赏”交结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正如《明史·鞑靼传》所说：“明未亡，而插（林丹汗）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
清则与明相反，皇太极对受灾蒙古进行救济，又采取联姻、编旗、重教、封赏等一系列措施，最后同蒙古结盟，共同对付明朝。
在对待蒙古与满洲的关系上，明朝先是以“东夷制北虏”，后又以“北虏制东夷”。结果则是“东夷”与“北虏”联合，出现满蒙联盟的局面。
我们再回顾一下满洲的历史。我讲过，清朝兴起与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合”。首先是建州女真合，接着是海西女真合，再是东海女真合、黑龙江女真合，合成满洲。而且，满洲同蒙古联盟，同汉军联盟，同东北达斡尔、锡伯、赫哲、鄂温克等少数民族合，组成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这样，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只拳头合起来打明朝；显然，明朝就对付不了了。
二、官民分
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明末农民起义。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
崇祯皇帝既受到中原农民军队的打击，又受到东北满洲八旗军队的打击。可以说，明朝是在清军和农民军的双重打击下灭亡的。中原的民变，重要原因在于官民的矛盾，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加深与激化了官民的矛盾。举几个例子。
花钱买官。吏部尚书周应秋，公然按官职大小，秤官索价，卖官鬻爵。他“每日勒足万金，都门有‘周日万’之号”（文秉《先拨志始》卷下）。官员花钱买官，做了官之后，就搜刮百姓。吏、兵二部，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八）这话出自崇祯皇帝之口，可见问题的普遍和严重。
两极分化。官员贪，百姓呢？老百姓的土地被占了，有的地方“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一）。简直就是“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弟子家”（汪价《中州杂俎》卷一），于是出现这样一幅图画：“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明清史料》甲编第十本）这样，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
灾荒严重。赤地千里，危机加剧。“逃溃转移，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十）社会危机，至为严重。饥民吃泥土、吃雁粪，甚至易子而食，析骨而爨。鬻人肉于市，腌人肉于家，人刚死而被割，儿刚死而被食。据纪晓岚记载：
盖前明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刲羊豕。周氏之祖，自东昌商贩归，至肆午餐，屠者曰：“肉尽，请少待。”俄见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来。”急出止之，闻长号一声，则一女已生断右臂，宛转地上；一女战栗无人色。见周并哀呼：一求速死，一求救。周恻然心动，并出资赎之。一无生理，急刺其心死；一携归，因无子纳为妾，竟生一男，右臂有红丝，自腋下绕肩胛，宛然断臂女也。（《阅微草堂笔记》卷二）
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官逼钱粮。财政紧缺，加紧搜刮。这里有一个生动的故事。
明大学士、首辅刘宇亮自请往前线督察，抵抗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他率军队过安平，得报清军将到，吓得面无人色，急往晋州躲避。知州陈宏绪闭门不纳，士民也歃血宣誓不让刘宇亮军进城。刘宇亮大怒，传令开城门，否则军法从事。陈宏绪也传话给大学士刘宇亮说：“督师之来，以御敌也！今敌且至，奈何避之？刍粮不继，责有司；欲入城，不敢闻命！”（《明史·刘宇亮传》）知州陈宏绪将避敌逃将祖大弼等出征山东。这次援山东之战，持续了将近一年，孔有德从登州乘船渡海，投奔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成为清初“三顺王”（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之一。而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则恢复了总兵官职务。
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1943年立，2004年复立）
随着吴襄官复原职，吴三桂也在当年任游击，时年20岁。崇祯八年即天聪九年（1635年），吴三桂被擢为前锋右营参将，时年24岁；崇祯十一年即崇德三年（1638年）九月，任前锋右营副将，相当于副总兵，时年27岁。
崇祯十二年即崇德四年（1639年）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方一藻、总督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报请朝廷批准，吴三桂被擢为宁远团练总兵，时年28岁。
吴三桂从游击、参将到副将，再到总兵，升迁之快，超乎常规。为什么呢？这当然和他懂文习武、能说会道有关，也和他父亲吴襄及舅舅祖大寿是总兵有关，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吴三桂拜御马监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蓟辽总督洪承畴于年初调到辽东，他发现辽军缺乏训练，影响战斗力，用吴三桂为署练兵总兵官，负责练兵。后来，吴三桂率兵参加过几次战斗：
杏山战斗 崇祯十三年即崇德五年（1640年）五月，明清双方在杏山附近遭遇。总兵吴三桂、刘肇基奉命赴援，“三桂受围，肇基救出之”（《崇祯实录》卷十三）。然而，总兵吴三桂却奏报：“与贼血战，大获全胜。”
孔有德墓碑
松山战斗 崇祯十四年（1641年）四月，吴三桂在洪承畴指挥的松山外围乳峰山的战斗中，表现突出。洪承畴上奏说：“吴三桂英略独擅，两年来，以廉勇振饬辽兵，战气倍尝，此番斩获功多。”（《明清史料》乙编）请求给予加升一级。
松锦大战 崇祯十四年八月，督师洪承畴统八总兵、13万大军，增援锦州，吴三桂为其一。结果明军反被清军截断饷道，陷入困境。洪承畴二十一日召集会议决定，于二十二日初更，分两路突围。但是当夜还没到预定时间，大同总兵王朴先率人马突围而逃，吴三桂随即率部乘夜逃跑，先逃到杏山，又从杏山逃回宁远。一路上，官兵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所部人马损失殆尽，吴三桂“仅以身免”，官印也被夺（《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几乎是只身逃回宁远。明军阵乱，八镇总兵，只有曹变蛟、王廷臣两位突围不成，退到松山城，与洪承畴共同守城。后来，松山破，承畴降，曹、王两位总兵被杀。
松山败后，临阵脱逃的六位总兵，只有王朴以“首逃”之罪被捕下狱（《明史·王朴传》），其余五人仅被降级。吴三桂坐罪，仅降三级，仍守宁远。
从以上履历可以看出，吴三桂既表现出智慧勇敢的品格，又暴露出怕死投机的秉性。这种性格的两面性后来影响并决定了吴三桂的命运。
崇祯十五年即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祖大寿在锦州降清。这时，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前屯、中前、中后四城。四月，原兵部左侍郎范志完赶往宁远，任总督辽东宁锦军务兼巡抚。招兵买马，储备粮草，以宁远为最重。
时间很快到了崇祯十六年即崇德八年（1643年），在这明亡清兴关键的一年，吴三桂遇到了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正月，已经投降清朝的祖大寿在沈阳突然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原来，早在祖大寿刚刚降清时，皇太极便决心招降吴三桂，先后多次写信给吴三桂，并让吴三桂的亲属和朋友也给吴三桂写信，劝降。这时，吴三桂所依靠的祖家，祖大寿等三位舅舅、十多位表兄弟，还有姨夫裴国珍、姨表兄胡弘先等，都已经投降清朝，而且受到礼遇。现在，祖大寿突然接到吴三桂的回信，立即转交给皇太极。皇太极回信道：“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四）可以看出，吴三桂正在动摇之中，虽然没有降清，但是给自己留出了降清的后路。
第二件事。春天，吴三桂奉命入关，驰援京师，抵御第六次迂道入塞的清军。因行军迟缓，到了北京后，清军已撤退，但崇祯皇帝还是很器重他，也感激他来北京勤王。五月十五日，崇祯帝在皇宫武英殿宴请前来勤王的吴三桂等，还赐吴三桂尚方宝剑。吴三桂“慷慨受命，以忠贞自许也”（《国榷》卷九十九）。这是吴三桂唯一一次进入紫禁城内，觐见崇祯帝。就是这次进京，吴三桂意外地得到一次艳遇。
第三件事。觐见崇祯帝后不久，吴三桂应邀到国丈田弘遇家做客。田弘遇有一位养女，是崇祯帝的田贵妃，很受宠爱。田弘遇因此被封为右都督，所以他是皇亲，也是富翁。这时，田贵妃已经病逝，田弘遇感到无助。他见吴三桂年轻有为，受到皇上重用，便想巴结吴三桂，于是邀请他来家做客。就在这一次，吴三桂在田宅见到了陈圆圆（后面讲）。
第四件事。九月，清军绕过宁远，先打中后所；十月，再打前屯卫，又打中前所。前后不过七八天，三座城池全部失陷，明朝损失总兵、游击以下官兵1.5万人，以及大量粮秣武器。这样，吴三桂的宁远，成为山海关外一座孤城。这时的宁远，已经失去了战略意义，只是明朝在关外的一种象征而已。
此时已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年底，第二年明朝即告灭亡，吴三桂正陷于大明、大清、大顺的夹缝之中，徘徊不定。
三、三面徘徊
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大明、大清、大顺三者的关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吴三桂在复杂的政局面前，徘徊不定。
第一，入关勤王。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年初，李自成自西安东进，三路大军，直指京师。崇祯帝感到大明江山危在旦夕，于是诏征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条陈战守事宜。先是，吏科给事中吴麟征奏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三月初四日，明廷封吴三桂为平西伯，随后命他火速领兵入卫北京。吴三桂“被命，迁延不即发，简阅步骑，携挈人民，徙五十万众，日行数十里”（《四王全传·平西王吴三桂传》）。自宁远至山海关200里路程，正常行军日行100里，两日便可到达。可是吴三桂六日启程，十六日才到达山海关，整整走了11天。
《农民军攻占北京图》（17世纪法国绘画）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在居庸关收明降将唐通。李自成以唐通与吴三桂为旧部同僚，于是命令他带着4万两白银、财物前去招抚吴三桂。唐通“遗书三桂，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但是，“三桂不答”（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一）。
十九日，崇祯帝盼望的辽军刚刚离开山海关，北京就被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下，崇祯帝自缢。在京居住的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爱妾陈圆圆等全家30多口，都落入闯王之手。
二十日，吴三桂率军至丰润一带，犹豫观望，停止不进，待机而动。吴三桂得知京师陷落、帝后殉难的消息时，何去何从，犹豫不定。
第二，归降大顺。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后，京畿各镇将领大多投降。但李自成认为吴三桂是一员骁将，应当招之投降。他的部将顾君恩指出，南方立藩王皆不足有为，唯山海关外不可不虑。于是，李自成加紧招抚吴三桂，以利用吴三桂遏制清军入关。李自成为了招降吴三桂，采取多种办法：一是令诸降将分别发书招三桂；二是命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信劝子投降；三是派遣巡抚李甲、兵备道陈乙等，持檄招降吴三桂，条件是“尔来不失封侯之位”，并犒赏吴军官兵白银4万两。吴三桂的态度是：“大喜，欣然受命。”（《甲申传信录》卷八）
吴三桂立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吴三桂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进将若之何？”
众将态度，“皆默然，三问不敢应”。因为不知吴三桂的意图，不敢表态，只有默然。
吴三桂接着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
众将答道：“今日死生，唯将军命！”众将领知道他的意图，表示愿意听命。
于是，“三桂乃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归降大顺（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一）。吴三桂将山海关交给已经投降大顺的原明密云总兵唐通所部驻守，亲率所部，向北京进发，要入京朝见李自成。沿途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吴三桂纪略》）
四月初五日，吴三桂行进到永平西沙河驿，见到从北京逃出来的家人，得知其父吴襄为闯王部下刑掠，三桂愤怒，但考虑到自己与清军结下深仇，归北很难，而“李害父陷于不知，不必仇”（《吴三桂纪略》），待到北京后再辨明。接着，吴三桂又听说自己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抢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伟业《圆圆曲》）。由是，吴三桂改变投降李自成的初衷，而寻找新的主子。
第三，剃发降清。
吴三桂为什么又投降清朝呢？这同“冲冠一怒为红颜”有关吗？
四、冲冠一怒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出自《圆圆曲》，其诗句为：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鼎湖”典故，出自《史记·封禅书》，原意是黄帝升天的地方，后世指为帝王死亡。上诗说的是吴三桂为了爱妾陈圆圆，而剃发降清。
吴三桂剃发降清，人们说原因有二：
其一，吴三桂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霸占。因此，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背叛李自成农民军，投降多尔衮。
其二，李自成军在北京开始大肆“编拿百官，拘系追赃，酷刑拷打，呼号遍地”（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三）。吴三桂的父亲也未能免。
先说陈圆圆。
陈圆圆，名沅（或元），字畹芳，江苏武进县金牛里（今奔牛镇）人，其父亲是货郎，喜好唱小曲，日夜讴歌。陈圆圆受父亲影响，从小就会唱歌。父死家贫，落寞苏州，隶籍梨园。陈圆圆“蕙心纨质，澹秀天然”，独冠一时，艳名远播。有一句话形容她：“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虞初新志》卷十一《圆圆传》）国丈田弘遇在苏州用重金将陈圆圆买下，带到北京，养在府里，成为歌伎。原来，田贵妃死后，崇祯帝很悲伤。此时，田弘遇想女儿死后肯定会影响皇帝对他的信任，他想继续讨好皇上，于是花重金买了陈圆圆，打算献给崇祯帝。之所以没有成功，一说是崇祯帝看了陈圆圆后不太喜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田弘遇先探了探崇祯帝的口风，因皇上不太喜欢就没有送。
吴三桂到田府见到陈圆圆，一见钟情。田弘遇便将陈圆圆送给吴三桂，“吴欲之，而故却也”，互相推来让去，最后田弘遇“强而可”。因吴三桂在辽东已经娶妻，生有儿子应熊，还惧内；同时崇祯帝也催促吴三桂出关。因此，吴三桂没有来得及迎娶，留下千两银子为聘礼，急忙返回宁远，便把陈圆圆暂时留在田家。第二年正月，吴襄奉命进京任职，便把陈圆圆接到府中。三月，闯王进京，大将刘宗敏住进田府。刘宗敏“系襄索沅，拷掠酷甚”。“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吴伟业《圆圆曲》），陈圆圆终于落到刘宗敏手中。
陈圆圆像
听说爱妾被霸占，吴三桂大怒道：“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刘宗敏），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吴三桂纪略》）并拔剑断案，拂袖而起，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刘健《庭闻录》卷一）
四月初八日，吴三桂率军返回，进攻山海关。守将唐通所部大败，溃逃。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而复叛，立即派明降将白广恩等率军增援唐通，也被吴三桂全歼。
吴三桂重占山海关后，立即杀掉李自成的使臣李甲，并用李甲的头颅祭旗，还割去陈乙的双耳，然后纵之。吴三桂远近传檄，发表文告，号召士民，讨伐李自成农民军。吴三桂招兵买马，兵力扩充到五六万人。
十一日，李自成派遣使臣携带吴襄手书和大量金银前往山海关，劝降吴三桂。十三日，李自成统领6万大军，号称10万或20万，宋献策、刘宗敏、李过等将领从之，并带着吴襄、明朝太子朱慈烺等，出齐化门（今朝阳门），直指山海关。李自成打算对吴三桂先劝降，如果不成就以武力消灭之，以控制山海关，阻断清军南下的通道。
李自成大军压境，吴三桂将何去何从？清朝的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又有怎样的行动？
先是，四月初四日，清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向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进谏：
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也。（《清世祖实录》卷四）
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于四月初九日统领10余万大军，拟破边墙而入，与李自成争占北京。
四月十五日，多尔衮率师抵翁后（今辽宁阜新境内），遇见吴三桂派遣的使臣杨珅、郭云龙二人，带来吴三桂的求援信。吴三桂在信中写道：
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胁、西胁，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清世祖实录》卷四）
真是喜从天降，多尔衮立即召见范文程等人商讨对策。范文程说：
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乎？复言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钦定八旗通志·范文程传》）
多尔衮对吴三桂的信有三条不同意：
其一，吴三桂“泣血求助”，而不是归降；
其二，吴三桂要清军“直入中胁、西胁”，就是从长城其他隘口进入，而未许清军从山海关进京；
其三，将“裂地以酬”，即是割一块土地相酬谢。
多尔衮是一位有帝王韬略的摄政王，怎肯这样答应吴三桂呢！他采取了几项行动：一是复信给吴三桂，同意出兵；二是提出条件，要吴三桂投降，许诺如率众来归，将封土晋王；三是派降清汉将一人往山海关，送去给吴三桂的回信；四是立即改变原来的路线，直趋山海关，迫使吴三桂投降，以控制山海关。
十六日，多尔衮复书道：“今伯（明平西伯吴三桂）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得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清世祖实录》卷四）
吴三桂则两面忙活：送走了前往大清请兵的使臣，又对李自成行缓兵之计。当李自成使臣来劝降时，吴三桂表示“愿一见东宫而即降”，以麻痹李自成，争取时间，等待援兵。很快，吴三桂接到了多尔衮的回信，积极进行战前准备。十九日，他在演武堂“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光绪《临榆县志》卷九）。二十日，他在校场与诸将歃血同盟，祭旗兴兵，进行布防。
就在这一天，多尔衮率军进至连山，会见吴三桂派出的使臣郭云龙和孙文焕。吴三桂在信中明确表示请多尔衮“直入山海”，与自己首尾夹攻大顺军。并就归降一事含糊地表示“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清世祖实录》卷四）！
李自成行军速度很慢，从北京到山海关700里，如果急行军三四天就可到达，但是大顺军整整走了8天。二十一日晨，大顺军在石河西岸与吴三桂军对阵。
同日晨，多尔衮率领清军也从连山到了山海关外。连山至山海关200里。多尔衮命大军日夜疾驰，“黄埃涨天，夜色如漆，人莫开眼，咫尺不辨。……经过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至关外十五里许，日已昏黑，屯兵不进，一昼夜之间行二百里矣”（朝鲜《沈馆录》卷七）。
大顺和大清双方此时争夺的焦点就是吴三桂，吴三桂最终的选择是弃顺降清。
有人问：“吴三桂降清是真降，还是假降？”清史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吴三桂是真降，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长达30年的时间，一直死心塌地效忠清朝。另一种意见是，吴三桂是假降，证据是“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后来反清说明他是韬晦、是假降。
又有人问：“吴三桂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清史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肯定吴三桂的历史贡献，主要是为明末清初中国重新统一做出了贡献。另一种意见是，吴三桂官于明而叛明，叛明而降李自成，再叛李而降清，最后到老年又反清叛乱，是一个丧失大节的人。
不管怎样评价吴三桂，他引清兵入关，直接的一个后果是：爆发山海关大战。
附录 董倩对话阎崇年（访谈）
【说明】2006年6月22日上午，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百家讲坛》录制现场，拍摄了系列讲座《袁崇焕》访谈专题片《对话阎崇年》，由著名主持人董倩主持，访谈对象为阎崇年，还有在场的广大观众。现将这次访谈的录音，根据记录，稍加整理，作为本书附录。
董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从2004年3月开始，大家就会发现在《百家讲坛》这个栏目中走上了一位研究清史的学者，他用非常生动的语言给大家讲述着有清一朝296年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一位位皇上，一共十二位皇上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让我们领略到了我们平常领略不到的清朝的繁盛，以及我们熟悉的清朝的腐朽，这位学者就是北京满学会会长、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阎崇年先生，今天我们就把阎崇年先生请到现场，阎先生请。
阎崇年：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董倩：为什么要谢我？
阎崇年：因为您是我们今天对谈的主持人，您今天是我的领导。
董倩：平时大家对阎先生的认识更多是阎先生自己坐在这儿，以非常生动的语言，用非常平静的状态，来讲述这段历史。今天加了一个因素，加了我，我相信跟阎先生的对话，可以让大家更多地了解阎先生这个人。
董倩：我想首先有一个问题，大家非常关注，就是为什么您会走上电视？把您研究的东西给大家讲着听。
阎崇年：这是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因为中央电视台10频道《百家讲坛》设立一个专题，叫《清十二帝疑案》，就是十二个皇帝请十二个人讲，栏目编导打电话给我，说阎老师，请您讲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我说奇怪啊，您中央电视台怎么知道我啊？她说您写过一本书叫《努尔哈赤传》。我说不错，是写过了，就这本书（展示原书）。
董倩：哪年出版的？
阎崇年：198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她说所以我们知道您研究努尔哈赤，就请您讲努尔哈赤。我说我不行啊，哪讲得好啊？
董倩：是真的觉得自己不行，还是推托一下？
阎崇年：真的觉得没底。
董倩：为什么？
阎崇年：因为当着电视观众，我没有滔滔不绝讲一个小时过，个别采访三五分钟，七八分钟的有，站着滔滔不绝讲一个小时从来没有过。
董倩：您觉得这个任务您能完成吗？
阎崇年：我觉得是心里没底。后来，我说好吧，试试看吧，行就行，不行的话你们就给毙掉算了。结果我就去了。
董倩：是在这个地方吗？
阎崇年：没有在这个地方，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多功能厅，观众很多，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还有老师，因为贴了海报，谁来都可以。
董倩：有多少人？
阎崇年：大约有七百多人。
董倩：那么多人啊？
阎崇年：那个多功能厅根本坐不下了，走道里头、窗户旁边全是人。不仅仅是学历史的，学文学、哲学、法学，还有搞计算机的，搞经济学的，国际关系的，什么专业都有。
董倩：那很奇怪，一次讲座在没有开始之前，大家都不摸底的情况下，一下子来这么多人，这是不很常见的情况吧。
阎崇年：他们也没有做宣传，就是贴了一张海报，在中国人民大学贴了海报，可能很多人知道我的名字吧，因为我写过几本书，然后就来了。
董倩：您一上台就能滔滔不绝地说吗？两腿有没有发抖？
阎崇年：没有，我往台上一站，所有事情就都忘了，脑子里都是我要讲的努尔哈赤。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我问那位编导，我讲了多长时间呢？她看表以后，说您整整讲了60分钟了。我说打住，你们需要45分钟，我已经超出15分钟了。
董倩：您不是不紧张吗？
阎崇年：不是啊，我当时是顾不上其他的了，结果两个嘴角就有白沫子，而且也没有喝水，后来说你怎么也不擦一擦嘴角啊？后来播放的时候，我从美国接到一个长途电话。
董倩：谁给您打的电话？
阎崇年：是我儿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
董倩：他怎么看到的？
阎崇年：他看到了，他说您怎么也不擦一擦嘴角啊？我说当时也顾不上了。后来我就说编导，你们怎么也没看见？停一下，完了擦擦嘴再接着讲。她说我们听得出神，也忘了。
董倩：您说到这儿，我们不妨看一下，您第一次登上讲坛的时候是什么样？再看一下，您心里先别打鼓，我们一起看一下。
【大屏幕回放一】
董倩：这是两年前的节目，为什么鼓掌？
观众：精彩！
董倩：阎老师看完自己第一次露面、亮相，怎么评价？
阎崇年：我觉得60分吧，算及格。
董倩：对自己评价不低，能评上及格呢。
阎崇年：后来他们就问我说：阎老师，我们一块儿吃顿饭吧？我说不行，你们特别忙，怎么能吃饭呢？他们说都安排好了。我说不行，饭不可以轻易吃。
董倩：为什么？
阎崇年：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短。
董倩：为什么呢？
阎崇年：在吃饭的时候，对方提出要求，你就不好意思拒绝。
董倩：他们又提出什么要求呢？
阎崇年：他们提出要求，说清朝十二位皇帝请您一个人讲。我说不行。她说为什么不行？我说讲好了，不好；讲不好，就更不好了——你本来就不行，你在那儿逞能，果然讲砸了吧！她说没事，您就讲吧。又让一步说：您加一讲好不好？就加皇太极！我说讲皇太极行，我写过皇太极朝的历史，60多万字，把它压缩成一万字讲，我心里有数，我就答应了。我把皇太极讲了。讲完了她们又说，阎老师您再加一集顺治吧！我说讲顺治不行，不要说全国，就咱们北京研究清顺治的专家很多人，都有专著。她们不依不饶说：阎老师，您讲吧！我想顺治帝有故事，出家做和尚的故事，太后下嫁的故事，还有董鄂妃的故事，都很有意思。我说，研究顺治帝的先生都是我的朋友，讲不好他们也会谅解我，就答应了。
董倩：那您的顾虑都没有了吗？
阎崇年：这个时候，有一点信心了。我觉得顺治帝也好讲，肯定大家有兴趣，就把顺治讲了。讲完顺治帝后，电视台的先生告诉我，收视率就冲上去了。接着又要我讲康熙。我说康熙不能讲，康熙六十一年，才讲45分钟，那怎么讲？你要精彩故事讲多了，重大历史事件讲不了，我们清史界通不过啊，你怎么净讲后宫的花花事儿？后来我就跟他们商量，讲几个故事，也讲重大的历史事件，把康熙这个人物的功绩和特点能突出出来。不错，《百家讲坛》的一些编导挺开明，就同意了。我这硬着头皮讲了康熙。康熙讲完以后，收视率又上去了，这就叫“上了贼船下不来了”。往下，你得讲康熙的儿子雍正啊，得讲康熙的孙子乾隆啊，他子子孙孙就延续下去了，一直讲到宣统。
讲完宣统还不行，还得讲，我说还讲什么？他们说十二位皇帝是横着说的，您再纵着说，就叫作总说，就是清朝历史几个重大问题，比如八旗制度问题，皇位继承问题，等等，我就纵着说。说完了还不行，说您得回答问题。我说观众提的问题义不容辞回答一次吧。结果是问题连着问题，没完没了。就一次接一次，一讲连一讲，一年多了，人就很瘦了。同事们说您瘦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得大病了？我说不行，停一停，讲了38讲，就暂告一段落。
董倩：这个累主要是来自哪方面的累，是精神上的累还是体力上的累？
阎崇年：体力上和精神上都累，因为每讲一讲我都精心地来看材料，精心地思考，精心地设计，每字每句都得精心地琢磨，因为究竟这个电视媒体面对广大人群，和我们底下三五个人聊天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记录在案，网上也有，光盘也有，文字也有，那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是非常辛苦的。
董倩：我看您节目的时候，我们全家人老少几代一起看，当时就看您讲课的时候从来都是往前看，从来不低头，后来我们家里人说你瞧人家张口就来，这是什么本事，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我说这可不是张口就来，张口就来有胡说的性质在里面，这一看人家经过精心准备，您是每次要准备多长时间？
阎崇年：有一句话：给别人一碗水，要准备一桶水。所以我要讲45分钟，必须准备，大约讲5000多字，我要准备的资料写成约两万字的文稿，就是四倍于所讲的。这样在讲的时候有所选择，把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讲给大家听。
董倩：但问题是您是研究努尔哈赤的，稍微推延一点可以研究到皇太极，这都是您的囊中之物，但是接下来的十个皇帝，您可并不是专门研究他们的，对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来说一周可能是够的，但对于其他的，并不是在您研究范围之内的那些皇上来说，一周的研究时间是不是够？
阎崇年：清史是一个整体，学前头必须了解到后头。像一条江河一样，不仅要了解河源，还要了解下游。我四十多年以来，始终关注清朝全部历史的发展，如我已出版了《清朝皇帝列传》，但我研究重点是在清的前期。
董倩：作为一个在讲坛上面对公众讲课、讲演的人，他心里可能有一个观众的预设，我这些东西讲给谁听的，您心中预设的观众群、听众群是哪些人？
阎崇年：观众群、听众群第一次我不太清楚，我一看观众，主要以学生为主，以大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一部分年轻老师为主，后来我就不断地观察，还有接到很多的电话和来信，成分不同了，大概年龄最小的是上小学一年级，6岁，年龄最大的，给我写信的是90岁。观众的分布是很广的，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而且职业也不同，有出租车司机、工人、外企的白领，还有大学教授、两院的院士。
董倩：面对这么大的观众群体，有一句话叫作“众口难调”，您怎么讲？有的时候满足了这一群体可能忽视另一个群体。
阎崇年：但是我想，这么多人有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呢？我后来归纳为“四求”：第一是求知，从6岁的小孩一直到90岁的老人，他看你的电视要求得到一些知识，我就尽量满足观众的知识需求。第二是求真，因为在我讲之前，这20年时间，电视剧，特别是清代、清宫电视剧可以说铺天盖地，家喻户晓，人人都看，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正说？哪些是戏说？希望分辨一下。男女老幼，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求真却是共同的。我就求真。我讲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董倩：拨乱反正。
阎崇年：不敢这么说，我力求正说。您比如康熙微服私访，很多人都问，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这个事，六七岁的孩子有这个问题，八九十岁的老人也有这个问题，我自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历史上没有这个事。
第三是求励，励志那个励，特别是中青年，25—40岁左右这个年龄段，他们都朝气蓬勃地发展，找一点历史的智慧，能够对自己的事业成长有所帮助，我就尽量利用历史上的经验，特别是一些教训，通过电视讲坛，给大家励志和启发。最后听我讲的很多是公务员和官兵，这些人主要是求鉴，《资治通鉴》的鉴，吸取一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安邦治国，对我们国家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能有所助益。
董倩：那这“四求”是在一开始就预定好了，还是不断地总结出来的？
阎崇年：不断地总结出来的。我讲时有一个特点，我眼睛老看着大家，哪个地方大家有兴趣了，他也有点微笑；哪些地方不太感兴趣了，他可能就闭会儿眼睛——我就随时调整，根据大家的表情随时调整我的内容。
